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非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 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以美联储（FED）、日本银行（BOJ）、英格兰银行（BOE）和欧洲央行（ECB）等尤为典型。从实践效果来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Bernanke，Reinhart和Sack，2004；Chung等，2011；Bernake，2012）。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效果的显现，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于上述几个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如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澳洲联储、韩国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印度储备银行、台湾中央银行等。由于世界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2012年9月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推出了新的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表明全球将进入新的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环境。截止目前，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自危机以来四大央行的此类政策效果如何，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综述，为丰富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二、四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研究

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综述前，本文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定义如下：在常规货币政策失效的前提下，财政政策达不到调控效果时，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进而来调整经济流动性或金融结构的调控政策。

可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划分为直接量化宽松（购买长期政府债券）、直接信贷宽松（购买商业票据、企业债券和资产抵押债券等）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银行以抵押品向央行借入资金，然后用该资金购买债券或借款给特定对象）。前两类是直接将债券所有权转给央行；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在借款到期后央行将债券或抵押品返还给银行，银行以约定的利率将资金本息还给央行。因此，对于央行来说，前者风险较大，因为央行直接持有债券直至到期或者转售，而后者借款到期后银行必须将资金还给央行。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展开的。而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研究较少，一是以新凯恩斯主义为阵营的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纳入到DSGE模型中展开的（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Curdia and Woodford，2010；Gertler和Karadi，2011），其主要观点是：在金融危机中，即使名义利率没有达到零边界，采取信贷措施也可获得净收益，而在名义利率零边界时这种收益更大；二是从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视角来展开（Williamson，S.，2012（a），（b）），其认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另外，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最早源自日本央行，对其实证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主要运用以下方法针对三类不同的非常规政策进行有效性评价：一是事件研究；二是泰勒模型；三是以VAR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模型（Honda et al.，2007；Oda and Ueda，2007；Chen et al.，2012）。Morgan（2010）分别分析了承诺效应、量化宽松和承诺效应的作用和效果，结果表明承诺效应只对短期利率有效，而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效应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信贷宽松（其他资产购买）则似乎对缓解市场压力较为有效。

Cecioni等（2012）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所实施的具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总结，整体结果表明非常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并且对经济的效应较大；Curdia and Woodford（2011）认为央行直接借贷给私有企业的信贷宽松（CE）才会影响需求和产出。而QE（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则无效，原因在于某时期政府购买债券作为应付款项支付的保险利率相当于对央行对银行储备支付的利率，因此储备和政府债券变成完全替代品，QE只是用政府债券交换了储备（货币），相当于什么也没做。Christensen and Rudebusch （2012）得出美联储的QE通过信号传导渠道起作用，而英国的QE则主要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起作用。Chenetal.（2012）运用DSGE模型分析得出美联储的QE2使GDP增加0.4%，并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D’Amicoetal.（2012）得出美国QE1影响要大于QE2；Hamilton and Wu（2012）认为美联储的QE1显著地降低了中长期利率；Kapetanioset al.（2012）运用反事研究结果表明英格兰银行购买金边债券对实际GDP的最大影响为1.5%，而对年通胀率的最大影响是1.25个百分点；Bridges and Thomas（2012）对英国QE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Lenzaet al.（2010）运用Bayesian VAR分析了欧洲央行的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政策的影响，其降低了息差，并且对利率和贷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对提振经济增长和通胀有滞后效应；Giannone et al.（2012）对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措施研究表明：对银行借贷产生的效果高于预期，并且得出其提高了工业生产总值2%，降低失业率0.6个百分点。

Lam（2011）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明其对降低债券收益率和提高股票价格有显著影响，但对通胀预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UEDA（2012）对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其并没有使日元贬值和阻止通货紧缩，但对资产市场产生了预期的影响。1999—2010年期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25%，QE并没有提振其经济，原因在于日本在实施QE期间受到了诸多的负面冲击：如日本经济泡沫、美国的IT泡沫和2008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大地震和欧债危机，此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得当。

三、结论及展望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维护了本国的金融稳定，但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通胀的影响未达成一致的观点。

由于理论和实践障碍，因此对不同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评价比较复杂。不同工具的主要目标差异较大：信贷工具（直接信贷宽松和间接信贷宽松）目标通常是恢复某一个特定失灵的市场，而大规模资产购买工具（直接量化宽松）目标则是降低利率，提高资产价格并进而促进实体经济。衡量不同工具的有效性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同时采取了不同的工具。鉴于危机的性质，许多国家央行和财政部门同时宣布和采取了各种工具。比如，很难估计出资产购买对利率的影响，因为利率可能会同时受到其他国家央行利率、宏观经济发展（包括政府赤字和债务的激增、最近经济体的发展和对增长的前景预期）、通货膨胀预期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影响。因此，检验资产购买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同期性问题很复杂，经济活动指标的会滞后并且通常会调整也增加了其复杂性。

二是政策时滞问题。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变量时滞（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都要滞后）会使评价变得复杂，以危机期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增加信心，此类政策工具可能会通过预期传导渠道产生立即的影响，此外也受常规的传导渠道影响。

三是溢出问题。尽管此类政策工具涉及主要是缓解特定的威胁，但是通过国际市场会产生更为广泛的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大规模购买MBS不仅能改善抵押市场的状况，而且也能通过风险变化来影响其他债券的价格，这会引起私有部门资产组合再分配，从而增加对其他资产的需求。同样，一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也有溢出效应（CHENG等，2011）。

四是宏观金融和宏观经济环境。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宏观金融和经济环境影响。比如，在危机时期特别有效的政策（由于其降低了不确定性和增加了信心）不一定在正常时期有效，类似地通过降低借代成本来刺激需求和生产的非常规政策可能在信贷非常紧缩时期是无效的。这种非线性特征也增加了评价此类政策的难度。

由于上述因素使得评价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变得更为复杂，本文的数据分析和众多学者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此外，Williamson（2012（a））以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视角（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即直接信贷宽松，美国的QE3是典型的代表）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迄今为止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效果还未形成共识，因此其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尽管如此，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央行来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调控方式，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添加到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持续稳定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 Cecioni，M.，Ferreo，G and Secchi，A.：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Theory and in Pratice[R].Bank of Italy Occassional Paper No.102，2012.

[2] Chen，H.，Crurdia，V.and Ferrero，A.：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3] Christensen，J.H.E. and Rudebusch，G.D.：The response of government yields to central bank purchases of long-term bond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4] Curdia，V.and Woodford，M.：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

[5] D’Amico，S.，English，W.，Lopez-Salido，J.D. and Nelson， E.：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rationale and effects[J].Economic Journal ，2012，122（564）.

[6] Gertler，M and P Karadi：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vol58（1）.

[7] Kapetanios，G.，Mumtaz，H.，Stevens，I. and Theodoridis，K.：Assessing the economy-wid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J].E 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第2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

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

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第3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证中国的流动性充足,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包括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和买进中央债券来使社会流动性增加。同时,为了保证传统货币政策发挥效果,央行还利用了一系列的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原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具备退出的宏观条件,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的过程中如何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含义、特征

非传统货币政策又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是中央银行为了克服传统的货币政策缺陷或使传统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效用而运用的货币政策。非传统货币政策一般是在国民经济萧条或危机时使用,在经济环境恶化条件下,中央银行通过将利率降低来降低储蓄,增加社会投资,希望以此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央行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时,传统的货币政策运用也到达极限,但已经不能单纯的通过减息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来重振信贷市场,必须寻找其他货币工具实现央行目标。

Bernanke & Reinhart (2004)在研究多个国家的传统货币政策之后,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央行仍然可以利用其他货币工具来放松银根,增加流动性。通常认为,现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有三种:

(一) 信号工具

中央银行通过明确宣布将长期保持低位政策利率或现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引导市场预期。由于在国民经济不振,信贷市场疲软时,投资者对于市场未来预期普遍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央行通过向外部低利率承诺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引导市场的走向。

(二) 改变资产负债表,增加资产数量

央行可以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买入部分资产,跳过因信贷紧缩而造成的传统货币政策的阻碍,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种货币政策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中长期的国债和金融、非金融债券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

(三) 固定利率长期再融资操作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回购业务来表明保持低利率的承诺。央行通过扩大逆回购的规模或者延长逆回购的时期,向市场表明长期保持低利率的决心。这种货币政策也面临着风险,即市场情况转好,需要提高利率时,中央银行将会遭受损失。

三、中国金融危机时期非常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以“量化宽松”为特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美联储继续维持0―0.25%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日本也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则把主要再融资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2.0%。在利率政策失效后,主要发达国家又宣布采取以扩张资产负债表为特征的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中,美联储决定向市场增加高达64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欧洲中央银行业向市场注入了600亿的基础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虽然没有将政策利率调低到零附近,但也运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促进传统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出现。中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号渠道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以此引导市场预期。在《2008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报告》中,人民银行宣布要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并适度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多种工具,引导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同时,中国将在下一阶段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通过扩大回购业务向市场传递维持低利率信号。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为例,2008年全国银行间市场质押或债券回购成交额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30%。

四、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背景

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式,我国正确地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各种积极的政策拉动下,我国经济从各方面表现出复苏迹象。

(一)世界经济触底反弹,国际经济环境改善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美国2009年四季度实现同比0.1%的正增长,结束了连续4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势头也得到遏制,可能已经反弹。其中,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提高利率0.25%至4%,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二)CPI指数上扬,通货膨胀预期加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中国适时地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谷底,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向好,通货膨胀的预期逐渐加强。从2009年7月到今年3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适时地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对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股市、楼市泡沫严重,经济发展结构急需改善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由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股市、楼市高额利润的吸引,国内和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股市和楼市的不正常运行严重威胁到国民经济整体的稳定。

五、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注意的问题

(一)非传统货币政策要循序渐进,逐步退出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会造成市场中流动性的减少,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可能会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要遵循逐步退出的原则,给予市场缓冲的时间,避免市场恐慌。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还不太平稳,货币政策就要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下退出。

(二)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增进之间退出沟通

一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会给其他经济体造成溢出效应,因此经济体之间应该加强退出的沟通,避免各国资金借用一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进行国际间套利行为。我国在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时应该主动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沟通,防止国外资金利用我国利率提高来进行短期投机行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 非传统货币政策要有重点的,有结构的退出

第4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全球金融危机将很多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投资者在分析央行货币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得更全面。仅仅根据利率政策很难得出央行试图紧缩还是刺激经济。

尽管美联储尚未实施加息，但在2014年，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政策大行其道之后，货币政策已经很难用图表中的利率曲线来简单评价。当今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建立在三块基石之上，其复杂程度被很多投资者低估了。央行对其中任何一块基石实施紧缩都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抑制效果。

第一块基石就是量化宽松。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目前都在收缩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联储在2014年10月的议息会议上只是决定停止购债而非加息，但这足以产生紧缩效果。因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已经开始萎缩。而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增长规模和美国经济增速之间基本上保持着线性关系。

英国央行在紧缩措施方面更加坚决。在2013年一季度末，英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占GDP比例达到了顶峰，此后一直处于回落中。

货币政策的第二块基石是金融管制。金融管制曾经是任何一家央行工具箱里都会储备的有力武器，在上世纪80年代曾被弃用，但毫无疑问如今它又被重新拾起。金融管制可以从两方面产生作用。

首先，管制可以迫使银行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这也是自从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如果银行持有越多的流动性作为闲置资金以应对管制，那么央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所起到的刺激效果就会越微弱。如此行事的不仅有美联储和英国央行，欧洲央行似乎也在复制这样一个紧缩的监管环境。

其次，央行可以通过限制信用创造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此时我们依然要提到英国央行，该行在这方面同样走在前列。在2014年夏天实施的限制英国房贷政策，已经开始在房贷发放和房屋交易市场同时产生紧缩效果。

货币政策的第三块基石是加息等传统的货币紧缩政策。至少在英美等国，数月后实施加息已经成为市场主流预期，但这恰恰是紧缩中的对冲。我们要注意的是，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利率处于负区间。随着通胀逐步抬升，实际利率将继续下跌。由于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才是影响经济刺激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最终加息之前，传统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在产生着宽松的效果。这也是货币政策三块基石之中唯一持宽松立场者。

站在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立场考虑，他们往往是为了抑制通胀，而通过工具组合来产生不同程度的紧缩效果。各项政策一般会对经济活动的不同部分产生影响。例如，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影响浮动利率的债务时，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都会受到冲击。而金融管制政策则主要影响增量债务，存量债务受到的冲击有限。比如，英国央行在执行房贷管制政策时，主要限制了新增房贷产生，而已经借款买房者的现金流则没有受到影响。

第5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溢出效应研究 “流动性陷阱”与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浅析次贷危机中美国的货币政策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演进与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思考 次贷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分析 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的影响探讨 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的思考 从紧货币政策要灵活应对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溢出效应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及退出机制分析 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战略思考 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和成本分析 后危机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 美国EQ3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③朱小平，专著，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5-7。

④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⑤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统计。

⑥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第6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量化宽松 失业率 资本外漏 结构转变

一．引言

2011年6月底，实施期间长达8个月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式完结，美联储此举意图通过降低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以增加企业信心，并促进就业市场的复苏。究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降低失业率，防控通货紧缩是否具有效果，有多大程度的效果，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Bernanke、Reinhart和Sack研究了大萧条期间利率政策的无效和货币供应的紧缩，认为对付危机应加大货币供应量；李娅，温连青（2011）认为该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现状及通缩趋势，但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增加通胀压力；韩会师（2011）也认为美国的宽松政策并未有效刺激本国信贷增长及投资扩张，却助长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前美联储主席Alan Greenspan（2011）表示，美联储量化宽松的经济措施除了使美元走弱、刺激美国出口外对美国整个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1）量化宽松的含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最初被日本和英国的中央银行所使用，其应用的背景是在常规的利率水平已经下调到零附近，利率政策用尽，为抵御经济进一步下滑而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政策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中的“量化”指将会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而“宽松”则指减低银行的资金压力。

所谓量化宽松，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被简化地形容为直接增印钞票。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使商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账户内的资金增加，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动性。

（2）量化宽松预期政策的效果。其效果是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同业隔夜利率，银行从而坐拥大量赚取极低利息的资产，央行期望银行会因此较愿意提供贷款以赚取回报，以期缓解市场的资金压力。与央行在公开市场中对短期政府债券所进行的日常交易相比较，量化宽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债券不仅金额庞大，而且持续期也较长。

（3）美联储量化宽松的两次实践。2008年11月底，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开始实施，并于2010年3月结束。美联储总共购买了12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约17250亿美元。从此次效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金融秩序，恢复投资者信心，对于经济的复苏起到了良好的刺激效果。

然而2010年8月以后，美国经济复苏再度乏力，核心CPI跌幅加剧，，9月份美国的CPI较上个月仅上升了0.1%，除了波动的食品与能源价格外，物价已连续第二个月几乎“纹丝不动”，与一年前相比，总体物价水平仅上涨1.1%，核心物价仅上涨0.8%，为1961年以来最缓慢的年份。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于11初开始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次年6月底完成6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至于此次的政策效果，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美联储理事布拉德表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之后6-12个月才显现。QE2是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计QE2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也将会有6-12个月的时滞效应。

三．量化宽松政策的经济效果评价

尽管美联储第一轮的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但QE1是完全基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对于稳定金融秩序和刺激经济复苏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到现在为止，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多，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再度疲软。在后危机这种背景下继续实施QE政策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了，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美国信贷资本的大量外流；由于美联储0-0.25%的近乎零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资本天然获利动机的驱使下，美国金融机构并未将资金用于启动国内信贷市场，而是涌向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美联储投放的巨额资金产生了一定的“漏出效应”，并未全部作用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受经济不景气和投资信心不足的影响，国内金融机构普遍收缩国内信贷，增加海外债权。

（2）国内企业倾向于海外投资；量化宽松政策的本意是重振投资者信心，恢复国内企业的生产，以此来降低高失业率。但数据表明，实体企业在危机后更倾向于投资海外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国家，以此来规避国内消费不足的困境。图1表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国内投资总额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尤其是居住类投资，这就使得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企业的海外投资季度增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图 1美国国内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季度数据（单位：十亿美元）

第7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耶伦在国会作证时首先强调联邦公司市场委员会（简称FOMC）货币政策制定方略将保持高度连续性。目前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一是传统的联邦基金利率；二是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政策；三是前瞻指引。预计这三种政策工具在未来一两年的运用都将大体延续伯南克时期的操作思路。

首先，耶伦的“鸽派”风格将延续，就业市场将可能是她作出决策时最关心的问题。耶伦一直倾向于借助宽松货币政策解决低通胀、高失业问题，未来这一风格将在她的决策中得到更多体现。在国会证词中谈及美国经济时，她特别指出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之路远未结束。从她的发言可看出，综合评价美国就业市场走势才是重点。推进就业的持续增长将是她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着力点，这也决定了她的政策风格可能较伯南克更偏宽松。

其次，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既定方针不变。2013年12月FOMC会议启动QE退出之旅，分别将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每月购买规模从最初的45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降至4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此后，尽管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新增就业数据均远低于市场预期，FOMC在1月的会议上仍坚持再次调降资产购买规模，使每月资产购买数量降至65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仍对未来美国经济走势保持乐观，耶伦也表示应当审慎地解读前两个月的就业报告，很可能是极寒天气暂时性拖累了经济活动。她同时还指出，只有美国经济前景发生显著变化才会促使美联储考虑暂停缩减计划。同时，她还指出美联储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市场走势，近期的波动并未给美国经济前景带来实质性风险。这暗示国际市场的动荡将不会成为美联储暂缓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理由。

最后，超低联邦基金利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并将强化前瞻指引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如前所述，耶伦更看重就业，立场更为宽松。在非常规货币政策向常规货币政策转换过程中，延续接近于零的联邦基金利率将是耶伦所看重的。在国会证词中她也再次强调，基于当前预期，FOMC认为即使失业率降至6.5%以下，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当前的目标利率水平都是适宜的，特别是考虑到通胀仍将持续低于2%的目标水平。这一说法首次出现于2013年12月的FOMC会议声明，旨在进一步强化前瞻指引的作用，引导市场对超低利率的稳定预期。因此，尽管1月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6.5%，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距加息时日不远。美联储将会考虑更多经济指标，特别是能反映就业市场复苏的一系列指标，甚至有可能将失业率的阈值下调。预计0-0.25%的联邦基金利率范围将可能延续至2015年下半年。

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信息

沟通将进一步强化

耶伦高度重视沟通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她认为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其效果高度依赖公众能否准确获知未来数月甚至数年的政策信息。因此，美联储对今天经济形势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打造未来预期的能力，尤其是要帮助公众了解美联储今后会如何实施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可能给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

耶伦将美联储由“从不解释”到“追求透明度”的改变称为“信息沟通革命”，她是这场革命的鼎力支持者，曾在提名听证会上旗帜鲜明地承诺，她将强烈支持美联储成为一个高度开放与透明的机构。

可以预见，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特别是FOMC，在政策制定上将愈发强调与公众的沟通，通过引导市场预期来发挥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未来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引导预期的重点将在于尽可能平稳地使市场适应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到常规货币政策，从超宽松货币环境到正常货币环境的转换。

金融监管将更趋严格，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

影子银行体系将是监管重点

构建更完善的银行监管框架体系。耶伦认为金融监管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金融稳定，努力减少金融危机的威胁，而完善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则是最为有效的监管工具。2013年7月，美联储表决批准了巴塞尔协议Ⅲ，标志着美国银行业进入了更为严格监管的时代。这只是个开始，耶伦公开表示将积极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在打造全球银行监管基础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细化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等指标，并将继续改进《多德―弗兰克法案》所要求的审慎标准。同时，她认为巴塞尔委员会应尽快建立全球银行可比的基于风险的资本规则，因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全球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耶伦的上述表态说明她希望推行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但她认为这应是由巴塞尔委员会牵头推动的全球银行业的共同行为，她并不希望看到只是美联储强化监管而导致美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8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此后7年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货币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与实验。在环境压力下，各国央行采取了各种大胆的、前所未见的措施。当然，有些大胆的措施目前仍继续被推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经验是否改变了我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未来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使用手中的货币政策工具？

是否该使用货币政策保持金融稳定

这可能是本次金融危机引发的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把过去7年来两个最大的主题结合在了一起：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从这次危机中，我们学到了这样的教训：价格和产出的稳定并不能保证金融的稳定。在大缓和的过程中，很多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期控制得很好，通胀水平稳定，产出缺口很小。尽管如此，杠杆的堆积、信贷的增长、脆弱的融资结构、普遍存在的风险敞口及宽松的借贷标准仍然导致金融稳定方面存在显著风险。因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当时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我们是否有可能避免这场惨重的金融危机呢？

毫无疑问，有效的微观及宏观审慎监管措施，以及监管力度的加强应该是对金融风险的最佳回应。实际上，当我们放眼未来，这些政策承诺会对金融稳定性风险做出更有效的控制。

目前，初步的证据显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这方面的效果较好，至少在某些目标领域内如此。在2008―2013年，韩国成功地将银行的短期外债缩减至27%的水平。通过提高银行对某些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从50%提高到100%），澳大利亚成功限制了无担保的简易房贷的增速。在巴西，政府通过提高对高贷款价值比的汽车贷款的资本金要求，降低了此类贷款的增速。然而，在某些国家，如瑞士和英国，要评判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否有效地控制了房地产方面的风险，目前似乎还为时尚早。要想全面客观地评价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程度，仍需从世界各地进一步搜集多方面的信息。

利率日益逼近零下限，货币政策如何应对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零利率下限在很长时间内几乎被遗忘。而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现在的金融环境中，零利率现象随时可能出现，并且会带来巨大的麻烦。虽然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资产购入方面成功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政策改变，但非传统政策工具存在固有的缺陷，无法完全代替传统的利率工具。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资产购入政策不能快速准确地适应变化的经济条件。同时资产购入还会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波及其他国家。在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资产购入政策还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即使济开始复苏，利率开始上升，零利率限制条件仍有很大的可能会回归我们的视野。因为目前已经观测到实际长期利率长期保持下降的趋势，这个信号说明自然实际利率也可能出现类似的趋势。低实际利率和低通胀目标会导致名义利率的下跌，因此当外界冲击产生时，达到零利率下限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

货币政策如何才能避免未来再次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解决方案之一是提高通胀目标，但这样做的成本也很高。一方面会伤害央行的信誉，一旦通胀目标被认为可以随意修改，以后锚定通胀预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央行很难在低通胀的环境下达到高通胀目标，也很难使市场相信高通胀目标不是用来减弱国家债务负担的工具；另一方面会带来社会福利方面的成本，因为在高通胀的环境下社会计划和定价决策都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高通胀率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波动率。

解决零利率下限问题的另一种方案（或至少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解决方案）是：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欧元区以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一旦达到零利率下限，有1/3的概率会在1年或1年之内发生系统性的银行业危机。如果我们放宽对时间段（1年或1年以内）的限制，发生危机的概率还会进一步上升。更强健的金融系统可以起到以下3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减小金融冲击的规模；二是缩小冲击放大的范围；三是让货币政策可以更自由地对外界冲击做出回应。因此，只要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就可以减小触及零利率下限的概率，同时还能缩短严重的总需求冲击发生后零利率持续的时间。

货币政策的交流机制应如何发展

本次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信号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信号的交流的重要性。由于央行无法通过短期利率向公众传达未来的政策意向，央行不得不通过语言及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完成这一任务。要从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学到教训，至少有两个方面非常值得探索。一是对于政策预期的交流（众数政策反应），二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交流（高阶距政策反应）。

交流的目的是提高政策反应的可预测性。这包括清晰地传达政策意向，以及对这些政策意向提供理论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这些却会因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在美国，失业率和工资通胀率的关系一直呈不稳定的状态，导致美联储通过传达失业率阈值来对利率正常化的时间点提供指导变得很困难。针对这类情况，本・伯南克和约翰・泰勒对“以目标为基础的框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的优劣进行了讨论。在以目标为基础的框架下，央行与公众沟通的主要目的是解释政治策略，从而把对关键变量的预期引导至央行需要的目标水平。而在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下，央行与公众交流的目的是解释目前的政策为什么会背离规则。

央行在与公众的交流中甚至还需要扮演更为复杂的平衡角色。交流不仅需要让公众预期了解未来的政策动向，还需要对经济前景传达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对政策反应本身也传达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里存在这样的危险，如果央行与公众的交流把重点放在澄清政策意向上，就会传递出一种虚假信息。导致公众认为经济和政治状况是可预测的，而这样的假象则会造成对风险的低估。信息总是越多越好，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即使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也一样多多益善。

然而，在实际中是否可以通过交流传达出某种精确程度的不确定性，却不产生央行不想要的不确定性呢？显然，央行不应该通过含糊的语言或者随机化的政策反应来掩饰政策意图，从而人为地制造不确定性。但是，央行是否能够教育市场充分了解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呢？ 比如，央行是否应该不只传达众数结果，而是通过压力测试结果或公布货币政策的应急计划来向市场传达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么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是否能够很好地理解央行条件性描述的真正意义。在这方面，本次危机的经验似乎说明，公众经常不能很好地领会央行的意思，2013年夏天的“缩减恐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9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管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2

一、后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后，美、日和欧盟等多个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而刺激国内经济复苏。多个国家连续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缓解了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冲击后金融市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造成流动性过剩，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统计数据显示，美、日和欧盟等经济体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过剩资本大多数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以及南非、越南、土耳其等，其中流入中国的资本比重最大。此外，2013年初最新一轮的日美等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了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波兰等国做出降息的连锁反应，限制了外来国际资本流入，也间接强化了国际资本流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速度和规模。面对大量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泡沫，经济虚假性过热。

2013年6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预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资本从之前对新兴市场的蜂拥进入转为大量撤出，又对中国等国造成新一轮的冲击。虽然9月份美联储意外暂缓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暂时缓解了资本撤出的不利局面，但并未改变资本撤出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的冲击，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流造成股市大跌，汇率贬值，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现阶段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面对国际资本流动进入和退出牵制金融市场波动的情况，反映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对国际资本的预警和监管存在不足。当国际资本短期快速涌入和大规模迅速撤离，必然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带来震荡，并引发新兴市场的新一轮经济波动。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大规模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入和撤出，完善资本的跨境管理，健全资本市场，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危机后期，国际资本超常规流动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其监管的应对之策。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的影响

（一）冲击信贷供给和货币政策

国际资本流动冲击了中国的国内信贷供给，改变了利率水平，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市场稳定。当大量的资本短期内不断流入时，充足的资金使得中国的流通渠道出现供给过剩，打破了原有常规信贷渠道的货币供给，加速利率水平降低、人民币升值，促使国内的货币政策应以宽松为主。而较低的利率水平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催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破坏了原有金融市场秩序和稳定性，经济出现虚假性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或是在中国获利后资本迅速回流时，资本抽离使得国内非常规的信贷渠道供给减少和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货币政策往往选择收紧。进而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破坏。

（二）影响债券和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

危机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海外投资更多用于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危机发生后，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等国陆续抽回了投放在国外资本市场的资金，同时国际资本也加速流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国外资本涌入不同于中国的海外资本投资结构，更多选择短期获利更大的债券和股票类资产作为投向目标来获取利润。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成熟，监管体系和市场运作机制不健全，存在很多便利国外资本进出的非常规渠道，颇受国际流动资本的青睐；而危机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是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在中国的戏本市场不会停留过长时间，当资本获利后会快速撤离，造成中国的股票和债券等资本市场严重受创，也容易破坏原有的金融市场秩序。因此，无论国际资本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等市场的大规模涌入还是抽离，都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冲击。

（三）造成国内经济虚假过热

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中国，目的是为了更大的获利空间、追逐更高的利润。因此，涌入的资本很少会投向到中国等国的实体经济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涌入带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高通胀的繁荣假象。同时，涌入流通渠道的资本过剩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创新能力低、资本市场化程度低等。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看出国际资本过多的进入资本市场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不利于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因为资本流动过剩而造成的虚假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就会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埋下隐患。而当国际资本获利撤离后，由于“时滞”的作用，会发现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并没有消失，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市场发展。

三、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建议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比较复杂，近年来在中国境内流动的资本规模较大，而且流动的过程和渠道比较隐蔽，为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不但要从源头进行控制，还应对流动过程进行监督，更要资本投向及后续流动情况进行规范。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不能够采取封堵的形式，而应疏通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应逐渐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进而防止资本市场扭曲、价格泡沫及经济虚假过热的情况发生，预防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国际资本不会一直留存在中国境内，如何规范和控制资本流出渠道、流出速度和流出规模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的特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

（一）维持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和升值的预期是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最根本原因。因而，应进一步提高汇率浮动区间，能够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矫正人民币汇率价格，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从而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其次，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投资额度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投资的扩大，能够分解中国的部分外汇储备，降低汇率风险，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再次，应当推出更加优惠的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管理好证券资本流动和存款资金的流动。最后，要逐步放宽本国居民和企业的持汇和购汇限制，增加人民币汇兑业务的宽度和广度，逐步有经常项目强制结汇制度向意愿结汇制度过渡。

（二）灵活适度的管理方式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重点是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流动渠道、资本投向以及流动资本预警机制等几方面，而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方式应是灵活、适度的。首先应该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的预警机制，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准确的预期。其次，应间接调控资本流动规模的，改变中国原有的宽进严出的资本流动管理，根据实际来限定资本流动规模。再次，对国际短期资本的实际投资目的进行审查，对资本投入进行后期监督。由于国际短期资本与长期资本相比属于风险偏爱者，但也更有利于刺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更能推进高科技行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而国际资本应是鼓励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但对于流入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体的资本，应多加疏通和引导，避免资本流动的挤出效应。

（三）化短期资本为长期资本

引导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活跃市场交易，引进理性投资理念。首先，通过资本市场分散风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短板行业的各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其中，吸纳中长期国际资本是重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发展公司债券市场，鼓励发展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再次，中国的股市基本处在低位徘徊，适当扩大外资参与，可以活跃市场交易。房地产市场仍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应加强引导，化短期资本为长期资本，鼓励短期资本参与和产业挂钩的直接投资。最后，应对长期和短期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应的监测指标，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及时发现异常的资本流动并进行严密的控制，使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更多的正效应。

（四）逐步放开资本管制

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对资本项目始终没有完全放开，短期内能起到预防“游资”恶意冲击的作用，但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的自发调节和长期平衡。而且国际资本在流动的过程中，中国的资本管制事实上逐渐趋于无效。继续坚持资本管制和强制结汇，不能有效遏制国际资本的任意流动，还会增加各国的外汇储备压力，干扰央行对冲机制的运行，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而放松资本管制，引导国际资本通过正规渠道流动的成本，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健康流动，也减少了通过非常规渠道流动滋生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同时，放松资本管制，有利于国内的资本市场与国家金融市场接轨，能更好的发挥资本市场自发调节功能，更利于金融市场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娉.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变动原因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3（5）：14-19.

[2]张鑫.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措施[J].商场现代化，2013（10）：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