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第2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证券市场 影响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第3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第4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ssama-Nssah,B.Simulating the Poverty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Policie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5，WPS3788.

［2］ Klasen,S.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How to Achieve Pro-Poor Growth.in B.Tungodden，N.Stern and I.Kolstad（eds）.Toward Pro-Poor Policies：Aid，Institutions，and Globalization［R］.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urope Conference 2003，Washington D.C.2003.

［3］ Dollar,D.,Kraay,A.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3）：195-225.

［4］ Lundberg,M.,Squire,L.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326-344.

［5］ Dollar,A.,Kraay,A.Trade，Growth，and Poverty［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2004，114（493）:F22-F49.

［6］ Winters,L.A.Trade，Trade Policy and Poverty：What are the Links［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2002.No.2382.

［7］ Ernesto,M.P.Pro-poor Growth：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2003.

［8］ Fan,S.,Ashok,G.,Sukhadeo,T.Investment,Subsidies,and Pro-poor Growth in Rural India［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2).

［9］ 徐俊武.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3）.

［10］ 罗小芳，卢现祥.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及其制度安排［J］.财贸经济，2008，（8）.

［11］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12］ Lal，D.,Myint,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Equity and Growth［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13］ Demery.L.，Squire.L.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An Emerging Picture［M］.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Oxford University,1996.

［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第5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稳增长；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引言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不仅延续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趋势，而且在多重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这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各类刺激政策开始重返。但从去年5月份出台“稳增长”措施以来，宏观经济并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反而呈现进一步回落的趋势。这种下滑趋势的持续要求我们应当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一、宏观经济分析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增长，是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的，而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相对比较薄弱。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查询相关资料，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为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 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宏观政策分析

我们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其一，财政支出要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其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微小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其三，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精准着力，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稳健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信贷投放能力，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有效；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切实做到有保有压，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投放，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对近几年连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货币紧缩，去年是近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政府调控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有效途径，去年的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表明市场上资金短缺，中央政府有意在放出资金。2012年年初广义货币M2增速的目标确定为14%，但从1—4月份的数据来看，新增贷款只有31420亿元，新增外汇占款约为2400亿元。鉴于构成M2的主要是信贷和外汇占款，这表明在新增外汇占款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只有扩大信贷规模才不至于让M2增速远低于预定目标。于是央行2012年5月12日宣布，从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采取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结论

经济减速增长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恐慌情绪，但是政府出台“稳增长”政策以及根据当前情况进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将重点由出口，投资转移到消费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1]统计局网站

[2]刘元春.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中国金融，2012年第18期.

第6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7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GDP增速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和就业充分都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些目标有的相辅相成，有的相互排斥。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就业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关系。对凯恩斯学派来说，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其理论基础是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认为，二者替代关系仅存在于短期。合理预期学派则认为，即便在短期，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替代关系。

在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的替代关系备受关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确实存在相互作用，但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则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升值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存在替代性，另一些情况下则不存在。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民币升值同物价变动（通货紧缩）关系的讨论始于2003年。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建言中国政府：升值对经济会产生通货收缩作用，因而不应升值。中国人民银行的王信撰文指出：“尽管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可能增加国内价格下滑的压力，但并不必然导致物价下跌。价格主要是由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决定的，现阶段，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增加国内的通缩压力。”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法伦则指出，当出现通货膨胀时，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升值。

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终于成为一个尖锐问题，公众对升值的认可度也相应提高。但是，不愿升值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于是，用较多通货膨胀换取较少汇率升值，或对通货膨胀采取比较容忍态度（如把通货膨胀率目标设在6％）的政策主张应运而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最基本信号。如果物价普遍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就丧失了信号功能，市场也就丧失了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通货膨胀严重的环境下，没人知道具体产品涨价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该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价格的普遍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使价格信号失效，经济秩序陷于混乱。

凯恩斯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事情。CPI上升的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劳动者。而通货膨胀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最近一个多月以来，通货膨胀已有取代资产泡沫、成为公众关注的首要问题的趋势。公众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弥散，这必须引起严重关注。

中国不应追求零通货膨胀，因为零通货膨胀率下相对价格调整难于进行。但是，中国必须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过去几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公众也形成了较稳定的低通货膨胀预期。这是来之不易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我们绝不能轻易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

理论上说，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就会因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在实践中，国际收支顺差国可通过对冲政策吸干过剩的流动性，或通过资本管制将投机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从而在一定时期内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但是，对冲不可持续，资本管制的漏洞无处不在。一般来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双顺差加汇率稳定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出现。所以，令人吃惊的不是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而是中国直到现在才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11.4％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出现了。

人民币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

第8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中国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差距

一个国家有着特定的经济体制。一国的经济体制受其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其特定的经济风格。不同的经济体制与经济风格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其经济绩效。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与其助理王宁教授认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也可以从其著名书作的英文题目中看出：《中国如何成为资本主义》（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但无法从其中文版的书名中明确看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而且，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认定中国经过30年改革，已经建成“一个令人炫目的市场经济”。

此外，一些儒家主义者认为，时代已经是市场经济，因为那时已经推行私有制和契约自由。

严格而言，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经过了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因素仍在。不过，中国总体上距离计划经济较远，距离市场经济较近。

从经济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可谓同义词。根据英国当代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需要体现如下特征：一是存在广泛的个人自主、私人产权和商品交换；二是很多私人经营和生产与家庭分离；三是存在一个货币和金融体系，其中财产可以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四是存在发达的市场（有组织的交换），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五是存在广泛的工薪阶层；六是私人公司法人广泛存在。

很明显，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中国个人的自主性仍然不够，个人面对行政力量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法治体系还在建设过程中；国有产权和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和关键性行业占据行政垄断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私人产权和私有企业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宪法地位；金融体系也是国家主导，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是国有机构主导。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也意指了中国还不是一个地道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仍然是个转型经济国家。

干预主义经济治理风格的问题

中国当下的经济治理风格表现为干预主义（dirigisme）的经济治理风格、“类凯恩斯主义”操作与作为转型经济的经济体制两者的结合。根据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席勒教授的定义，干预主义是各种特定市场过程干预的总称，国家通过这种干预部分或全部地消灭掉分散的价格、生产、消费和投资选择自由，以达到特定的典型目标和并以此为干预的根据。

这种干预最常见的形式有直接的价格控制、外汇管制等等。价格管制包括：价格监视，对利润空间、最高和最低价格的规定和固定价格，普遍的禁止价格波动，不同形式的投资指导、数量上的生产和贸易限制（配额以及相应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价格管制在中国很普遍，包括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基准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公用事业服务定价、最低工资等等。外汇管制也大量存在。中国对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兑换仍然有着较大的管制，还没有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目前每人每年兑换外汇的上限为5万美元，就属于过度管制。

中国干预主义的经济治理“做派”还体现在政府在基础性和关键行业总体上实行行政垄断，比如铁路、石油、航空、电信、自来水、电力、烟草等。金融部门也不乐观。国有金融机构的总体市场集中度高，民营机构的准入门槛很高，准入通道很窄，受制于国家审批制度的束缚。

上述干预主义的做法严重扭曲经济过程，限制和破坏私人产权、市场开放、契约自由，必然影响经济绩效。

类凯恩斯主义做派影响私人产权

经济治理问题也体现在凯恩斯主义或者“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操作。自从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而兴起一场“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成为一种“主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需求管理”。

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教材被称为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最典型的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提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政策工具来调节和影响各种“经济总量”、如“总物价水平”、“总需求”、“总供给”、“总投资”、“总就业量”、“国民收入”、“资本总量”等等，以求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贸平衡四大目标。这四大目标被德国人称为所谓“魔幻四角”。它们往往相互“打架”，难以同时实现，突显其“魔幻”特点。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经济总量概念其实是一些虚构的概念，比如“资本总量”的概念就是如此。资本其实有着很大的异质性。既然如此，就不能把资本简单加总为“资本总量”。更有甚者，很多未用于实际生产的生产设施等，其实不构成资本。只有用于实际生产的才构成资本。与“资本总量”概念类似，上述所有总量概念都是虚构概念，缺乏真实世界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用一套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东西来讨论、分析和影响经济政策。

此外，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用自然科学中工程师管理工程的思路来管理国民经济，倾向于搞“整体社会工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大师哈耶克称“整体社会工程”的做法为“整体建构”，是一种“理性的僭妄”。他还指出，即便很多政府政策的目标是好的，但是政府政策往往带来非意图的后果。恰似F.荷尔德林所曾指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凯恩斯革命以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信条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西方各国政府和众多经济学家所膜拜和信奉。在70年代初，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胀问题，即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供给学派革命。供给学派强调减税，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市场扭曲与市场障碍，为经济主体提供一套正向激励机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过去几年的克强经济学主要体现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特点。80年生的著名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革命，都是属于供给学派革命。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既由行政部门决策，又由行政部门实施。这容易滋生和保护部门利益，导致这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以部门利益替代公共利益。与此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台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这里尤其包括上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但是中国的这些短期政策操作不能与凯恩斯主义等同。现代市场经济体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也需要基于法治和限政。两者均属于这些政策操作的隐含前提，内置于这些国家的总体基本制度框架当中。中国则是行政和部门主导，充其量只是“准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操作。

即便如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还往往受到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只重视让经济这辆马车跑得快，但并不重视马车上掉下多少人，马车前撞死多少人。也就是说，由于不断进行短期操作，经济主体对经济失去稳定的预期，从而扰乱了其投资和消费决策，改变很多经济主体的经济成功机会。由此看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往往导致大肆侵犯个人的产权。中国的行政和部门主导所推行的“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则问题更甚，由于立法部门代表性差而且权力悬置，它更是与之“没得商量”。很多民营企业死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就是明证。

此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类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难以利用哈耶克所言的分散在无数个体当中的、涉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难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工”。只有市场的充分发展，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局部知识，实现知识分工，而凯恩斯主义者或者类凯恩斯主义者，往往把这些局部知识作为“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非市场机会来对待，然后通过宏观调控的“粉碎机”对之加以克服和弃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权利的广泛破坏就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绩效的解释

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会产生进一步干预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干预程度和干预范围不断上升，形成一种“干预螺旋”。这种干预螺旋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也最终影响经济效率。

比如，作为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遗产和类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结果，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规模巨大，但其绩效很差。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实际利润为负。2001年-2009年，尽管国有工业企业的账面利润很高，但是这些企业所支付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费用较少或者根本不支付任何费用，其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也较低，税收水平也较低，还获得大量政府补贴。国企的业绩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

既然国有经济不是经济绩效的真正来源，就需要在国有部门之外来寻找。其实，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奇迹”的实现，归因于中国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接近和遵循了一种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意义上的竞争秩序，这一步路也导致了中国民营经济部门的兴起。欧肯意义上的竞争秩序由七大核心原则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恒定性。其中经济政策的恒定性，指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原则，而不是宏观调控。欧肯强调，由国家来建立和维持这样一种竞争秩序，而且国家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运作。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是：这些国家以较为普适主义的进路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政府在法治框架内行事；中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性地推行这些原则。其要点在于：遵循这些原则既为资源朝着回报率更高的方向配置，也为推动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既有利于实现静态配置效率，又有利于实现动态效率。越是更为普适性地遵循这些原则，越是可以提高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接受欧肯的竞争秩序思想作为其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基本体制的最主要经济哲学基础。欧肯认为，除了强调由国家推行建立和维持上述竞争秩序这种“秩序政策”之外，也强调国家推行一种“过程政策”。过程政策包括反垄断、劳动保护措施、收入政策等。但是，在这些政策领域，秩序政策的地位要高于过程政策。过程政策是为秩序政策服务的，要奉行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过程政策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目的在于纠正竞争扭曲，重新为竞争打通道路。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在欧肯的政策框架里成为多余。很多人以为全世界人均GDP的提升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结果，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很多时候，政府宏观调控越多，经济周期越不平稳。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运作授能环境，并且维护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根据欧肯的观点，在政策设计上，除了要注意秩序政策相对于过程政策的优先性之外，还要考虑“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要求不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应受制于相似的竞争自由，而且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和法律政策之间也应相互兼容。

这些构想就是最初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和一些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济政策，没有上述弗莱堡学派的影响是不能想象的。

上述竞争秩序观强调推行秩序政策为主，过程政策为辅，而且后者的推行要与市场兼容。其用意就在于形成一种面向绩效竞争的秩序，按照欧肯的观点，这也是一种“有运作能力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秩序”。这样一种秩序下，每一个公民都获得有尊严，每个民企也一样尊严。而且这样一种竞争秩序既能有效保护私人产权，也最能创造财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因而符合最大的国民利益。

第9篇：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提出了六项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2月10日晚，为加强流动性管理，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上调大约能回收流动性约3500亿一4000亿元，但市场流动性依然过剩，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存在。

12月11日上午，1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一是工业生产平稳增长。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10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10698亿元，同比增长24.9％，比1―10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11亿元，同比增长18.7％，比10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四是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涨。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

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发展环境日渐复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受次贷危机重创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虽增长较快，但经济泡沫化加剧，同时通胀压力普遍存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影响全球经济，美国银行抵押贷款债券回购压力依然存在。

日本和美国等重新转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进而可能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在弱势美元政策带动下，各国纷纷干预外汇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有继续强化趋势，货币战乃至贸易战风险加大。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一些国家采用加息政策，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二是近两年通货膨胀预期凸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普遍认为，当前通货膨胀预期及通货膨胀压力主要由流动性冲击、货币信贷存量激增、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房地产价格呈现泡沫化、输入型通胀压力以及偶发性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具有相互推动作用。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投资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使其扩大投资实现保值，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成本渠道影响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消费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又加强了投资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会降低当前储蓄增加消费，消费需求的冲击引起物价上行。物价的上行反过来又会加深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

三是明年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一方面，财政收入形势不容乐观。今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两个原因：进口大幅增长和汽车销售快速增长。这两者带来了进口环节税收、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大幅增长，明年可能难以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局面。同时，多方面因素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包括：受通货膨胀、汇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利润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房市、车市将呈现降温态势；国家将实施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国家将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减税计划。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依然较大。基础建设方面需要较大的投资规模，包括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继续完成在建项目等。而且明年一些国家经济工作重点将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主要有：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推进教育和医药卫生体制、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等。

四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困难重重。从国内看，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当前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繁重。贸易顺差、社会发展滞后等这些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依然存在。

宏观经济政策预测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预计在操作层面会有一定的调整。考虑到明年政府的税收优惠减少以及刺激性开支减少，预计财政扩张的力度将减弱。财政支持政策将主要集中于消费、节能环保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明年可能出现明显分化，其中农业、水利、保障性住房、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可能较快，而钢铁、水泥及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速可能趋缓。对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未来政府或将出台更多稳定价格的措施，例如提高对农民的补贴等。

就货币政策而言，考虑到政府对当前日益加剧的通胀压力的担忧，明年将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管理将是控制通胀的关键。对于备受关注的加息问题，随着年终的临近，年内再次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年继续加息的可能性很大。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会继续上调以收缩流动性，同时信贷投放增速将放缓。由于需要稳健货币政策来保证明年经济的平稳增长的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保持满足经济目标所需要的速度。

明年宏观经济走向

2011年GDP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预计全年增速将超9％。投资、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费则稳中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