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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新常态;金融改革;价格型工具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金融改革也进入新的时期。关于构建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在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陆续推出了众多新颖的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利率走廊构建以及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中国金融和宏观调控都步入了新的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与宏观经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包括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等都是货币政策转型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它和中国经济全局的变化息息相关。讨论货币政策框架变化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Woodford(2003)指出在完全信息和高度有效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无法控制货币总量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隔夜利率政策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在完全信息和金融市场高度有效的条件下,由于不同市场工具、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差异而产生的套利机会会立刻被消除,对隔夜利率的未来预期路径的决定实际上决定了长期利率。西方“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框架,即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框架,就是以短期利率为唯一手段,以总体物价稳定为唯一最终目标。我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尚处于转型期,距离Woodford所讲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完全信息等条件还很远,因此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模式,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操作模式以及转型策略。本文将分析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若干重要特征,然后探讨这些特征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最后总结货币政策框架变化的主要方向、面临挑战和演变预期等。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金融改革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内涵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核心特征。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从宏观上看,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结构调整阵痛加剧,我国经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产业活力分歧较大。传统制造业持续低迷,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PMI指数持续偏冷;房地产业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周期;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2015年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17.3%。二是通缩压力持续不减。从价格上看,近年我国呈现出CPI指数和PPI指数背离的情况,基本上CPI涨幅在1%-2%的区间,PPI则始终为通缩状态。从产业上看,PPI长期为负的产业主要是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也凸显了以上所说的产业活力分歧。三是杠杆率持续攀升。2015年底中国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60.8%。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最高,2015年底达到156.1%,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杠杆率持续攀升,增幅达到90%以上(任泽平等,2016)。四是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22.8万亿元,与名义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上升至2014年年末的193.3%。尽管货币供应总量很大,但我国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流动性趋紧(甚至“钱荒”)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尽管近年人民银行屡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但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执行基准利率上浮的比例却不降反升。综合看,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力均在减弱。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创新日新月异。一是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正式启动,距今已有20年。2015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利率市场化下的特征之一是货币资金价格要真实反映供求,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资金价格也是变化的,市场资金价格波动加大。二是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发生新变化。首先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经过多年努力,2015年5月1日我国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缴纳保费,如果银行破产,储户将获得最高50万元赔偿。其次是存贷比监管调整。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存比不得高于75%的上限,从而为商业银行信贷“松绑”。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时期。四是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脱媒愈演愈烈。近年来多种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互联网金融、产业资本、民间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呈现多样化、边界模糊化趋势。另外,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2002年为91.9%,2013年为51.4%。十年左右时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下降了40个百分点。在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众多形式的直接融资快速增加,对银行贷款形成很强的替代效应。考虑到未来债券与股票融资将继续保持快增长势头,预计人民币贷款占比将跌到50%以下。
三、对货币政策框架产生的影响和要求
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大部分,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又分为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总体上,货币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运用政策工具、借助传导机制以实现最终调控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长期以来,中国建立了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主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来调控信贷总量,进而调控M2,同时辅之以法定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数量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控制,来帮助实现M2调控。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及金融改革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旧货币政策框架产生影响:首先是要求货币政策从普遍灌水走向精准刺激。实体经济中产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活力分化,银行的信贷需求也出现分化趋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差异较大,这些都要求货币政策走向精准刺激。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只能加剧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定向、局部、精准、有效成为货币政策需要追求的新目标。精准刺激的难度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一是要兼顾去产能和扶持过剩产能行业的优秀企业,难在甄别;二是要有效帮助新兴活力产业,难在传统金融和轻资产不易对接,需要新的金融模式;三是要避免造成失业、青黄不接等问题,难在步骤合宜。其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将继续混合使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将较长期处于两者并重、更多重视价格型内涵的嬗变区间。有如下原因导致价格型工具将更加受到重视:一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使数量型工具日见其弊。首先是使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经济目标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其次是使货币需求变得不稳定和难预测,盯住货币供应量容易导致利率大幅波动;最后是使货币创造渠道更加多元,数量型工具的传导渠道更难把握,刺激途径愈发模糊。二是“新常态”下数量型工具难施其功。经济杠杆率高企和泡沫化制约了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下行又制约了货币供应回落,盯住供应量将难有作为。再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金融稳定。在经济、金融“新常态”下,信用风险日益突出,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未知风险,资本流动性增强,汇率风险加大,价格波动增大,货币政策框架必须更加兼顾金融稳定问题,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货币政策框架转变方向
2012年以来,伴随着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开始逐渐转变并呈现如下主要特征:一是更加重视定向调节。转变中的货币政策框架更多使用定向调控政策注入流动性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从过去“挖坑防水”向“开渠引水”转变,利用流动性供给工具创新使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精细化,并考虑分配、金融准入等新问题。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手段频繁使用,抵押补充贷款(PSL)、信贷质押再贷款等诸多新工具推出,引导信贷走向,推动定向精准调节。二是持续加强“价格型”角色。中介目标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名义锚,改为以市场利率、信贷总量、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为观测目标的新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利率体系持续改革,尤其突出中期利率的作用,并对利率走廊建设持续加强,用以调控短期利率。2015年11月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标志着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进一步明确,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走廊中枢则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央行的利率走廊机制初步形成。三是金融稳定受到重视。广义宏观审慎框架得到不断扩充。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开始执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标志着央行监管职能的加强和中国探索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开端。MPA是对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进行"升级",特点是更为全面、系统,更加灵活、有弹性;核心是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关键变化是从以往的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重点考察利率定价行为。
五、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面临的挑战和演变预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试错的过程。从实际困难上看,尤其从价格型工具的应用上看,依然存在很多挑战。首先是价格型工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尚不成熟。从利率工具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我国尚未摆脱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调控模式。其次,从汇率的市场化看,目前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考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跨境流动更加剧烈,人民币汇率在不能及时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动性将受到一定冲击。其次是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尚未畅通。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市场指导意义的收益率曲线,我国央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尚不能很有效地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从原因上看,首先是我国利率具有多重性特点,一个有效的基准利率体系尚未形成。我国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严重分割,货币市场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十分微弱,尚不具备成为基准利率的条件,而央行短期政策利率无法有效传递到所有市场和经济部门,也无法成为金融市场的利率“锚”。其次是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指导性作用不强,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自身存在期限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有限、市场参与者不足、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纪敏、牛慕鸿,2014),国债收益率曲线尚无法作为金融市场定价的基准。第二,社会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的敏感度依然不够。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制约了利率信号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作用。这些挑战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的构建并不能局限在货币政策本身,必须抓紧推进各方面配合性的改革,包括发展金融市场,打破市场分割,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政府财政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从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方向上看,目前以短期利率走廊辅之于中期政策利率构建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一是在我国短期利率锚暂时无法形成时,利率走廊可以构造一个“边界”来稳定利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稳定利率体系。另外,利率走廊也有利于培育有效的政策利率,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幅度则是有效政策利率形成的前提。但是,利率走廊本身无法解决利率从短端向长端的传导问题。故此,引导中期政策性利率成为必要选择。二是中期利率具有若干优势。由于借贷行为主要以中期以上为主,相比于短期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可以更有效的影响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从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出发,中期利率在时间的一致性上较强。中期利率调节相比于短期利率更能发挥市场自身的主动性,而且由于我国市场分割严重,调整一个市场的短期利率对全局的影响弱于中期利率。三是以利率走廊机制加中期政策利率的做法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对银行信贷利率影响很弱,相反信贷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在现阶段尚不能从货币市场入手进行利率调控。从更远期看,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作三点预期:一是金融持续深化将是趋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的主轴,中国将逐步打通分割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也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率走廊将收窄为有效的短期利率“锚”,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则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会向西方“常态”货币政策框架收敛。二是债券回购利率将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基准利率在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基准利率应该由市场形成、具有对相关利率的广泛影响、波动稳定、可测可控。从近年数据上看,货币市场中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微观组成部分,其中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又是最大组成部分。2015年,银行间市场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累计成交6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0.5%;债券回购成交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现券成交8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4.9%。另外,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的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包括大中小型银行、证券基金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从交易资金体量和参与主体上看,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回购利率应该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三是汇率制度将更具弹性。2012年之前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大量增加给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带来很大障碍,央行不得不使用数量型工具对冲基础货币投放。从2012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速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之后外汇流出逐渐加快,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约5000亿美元。截至2015年12月末,央行人民币外汇占款由11月末的25.56万亿元下降至24.85万亿元,当月减少7082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同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超过1000亿美元。外汇占款的大幅下降不仅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也给央行的流动性释放带来压力。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已经比较高,预计未来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升,为了货币政策效力的有效发挥,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将更富有弹性。
作者:徐诚直 单位: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贷市场 实体经济 美国货币政策 溢出效应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流动性水平的影响日益显现。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传导与不同汇率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密切联系。在“后危机时代”,主要外部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钞国,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对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实证研究了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溢出性影响,但在不同的汇率条件下,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余下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文献回顾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1963;Fleming,1962),一国货币供给变化可以影响他国的主要经济变量。在固定汇率制下,A国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贸易伙伴国B国外汇储备增加和货币发行增加,流动性膨胀;而在浮动汇率下,A国货币供给增加会造成A国利率下降和货币贬值,加剧A国资本外流到B国,造成B国流动性膨胀且货币升值,净出口减少,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根据Obstfeld & Rogoff(1995)、Corsetti & Pesenti(2001)等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模型,A国的流动性增加还会造成世界利率下降,这对于资产价格上升具有推动作用。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价格上升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信贷的扩张。
具体到货币政策指标间的溢出效应问题,Frankel和Rochett(1988)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可以降低世界利率水平,但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带来的支出转换效应则没有得到一致的预测结果。Grilli和Roubini(1995)发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指标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显著的响应。Canova(2005)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也会引起拉美国家货币政策指标的显著响应。Kim(2001)认为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美国货币政策对哪一个国家有指向性的冲击,而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有明显的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检验
本文在这一部分使用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出和信贷供给的溢出效应。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这是因为我国在1998年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改变了货币政策对信贷投放的规模控制。
中国的信贷供给主要受到实体经济产出与利率的影响。本文使用银行体系人民币贷款总额代表信贷供给水平。为保证数据可比,本文使用CPI对信贷供给进行了价格调整,并对贷款总额取对数,得到信贷变量loan。经济产出水平使用可比价GDP的对数序列y表示。利率水平使用经时间加权和价格调整的贷款利率i。美国货币政策操作采用联邦基金利率(FF)指标予以衡量。以上的中国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美国数据来自美联储和OECD数据库。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使用ADF方法、PP方法和KPSS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各种检验的结果均显示,产出序列(y)和信贷序列(loa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而KPSS检验的结果,我国实际利率序列(i)和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FF)为I(0)序列。一般认为,ADF检验和PP检验对小样本数据的检验效力不如KPSS检验。因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为I(0)序列。
(三)协整检验
中国产出变量(y)和信贷变量(loan)均为1阶平稳过程,可以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见表2。协整方程有截距无趋势项、自回归无趋势项。在选择滞后期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用有限期VAR模型代替VARMA(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根据AIC、SC、HQ准则,以及LR、FPE指标,确定VAR的最优滞后期为4,则Jonhonsen检验和VECM模型的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y和loan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于是,就可以估计相应的VECM模型。其中向量,C为截距项,为差分向量,为根据误差修正方程得到的修正项。
(1)
对方程(1)进行估计,误差修正方程的结果如(2)式,VECM模型结果如(3)式所示,Coin为误差修正项:
(2)
(3)
本文发现FF增加对中国信贷增长
(loan)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实体经济增长y则有显著的负影响。这个结论符合Redux模型等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模型所得出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政策对他国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对他国(比如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
然而,考虑到2005年7月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我们有必要对2005年第2季度以前的样本进行研究。实际的估计结果如(4)式所示。
(4)
该结果符合本文的预期。在汇率稳定的条件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有所降低,只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这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在固定汇率下,一国货币政策对贸易伙伴国的流动性和经济产出均有正向影响的结论。
在(3)式的系统中,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不是内生变量,不能直接在Eviews中求解其脉冲响应函数。因此,本文在Matlab的Simulink环境下模拟联邦基金利率对中国信贷规模和经济产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可知,中国贷款规模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单位冲击有一个负向的响应,在很长时间内才逐渐消失。而中国经济产出规模对联邦基金利率有一个短暂的正向响应,然而很快消失。根据(4)式,使用1998Q1-2005Q2的样本期进行模拟的结果见图3和图4。
由图3、图4结果可知,2005年以前,中国信贷规模和经济产出规模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单位冲击均有长时间持续的负向响应。这说明在2005年汇率改革以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出和信贷供给均有正向影响。2005年以后的样本会对实证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的原因是2005年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加频繁,而且趋势变化更加明显。
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整个样本期内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但在2005年第2季度的汇率改革以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则具有正向影响。这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对于不同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判断。另外,美国货币政策在整个样本期内均对中国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仍然存在,美国仍可能通过再次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因此,全球流动性进一步膨胀的风险犹存,仍需要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动向进行持续监控,以积极应对。
另外,不同汇率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流动性水平和实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双向波动现象。这反映目前国际游资的流动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既可能通过流动性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同时也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需密切关注其对中国经济的最终影响。
参考文献:
1.Canova,F.. The Transmission of US Shocks to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Vol.20
2.Corsetti, G. and Pesenti, P., 2001, 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6
3.Frankel,J. and Rockett, K., 1988,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 Makers Do Not Agree on the True Mode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4.Fleming,J.,1962,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R]. IMF Staff Papers,9
5.Grilli,V., Roubini, N..Liquidity and Exchange Rates: Puzzling Evidence from the G7 Countries. Mimeo,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6.Mundell,R.,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新经济"理解为"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这种理解是一种较宽的理解。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如铁路、电力、汽车等等,都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因此,都可以称作"新经济"。那么,当前的"新经济",即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我们如何更好地去认识它、把握它、借鉴它?美国的"新经济"也正在发展中、变化中,特别是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都还在观察之中。就美国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是一个创新的"蜂聚 "时期
在创新的"蜂聚"时期,一大批新兴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指出,创新是经济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创新的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他特别指明,"创新"不同于"发明和试验",因为"发明和试验"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熊彼特所说的" 创新",是指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他指出,这种" 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或新商业方法;③开辟一个新市场;5控制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⑤实现一种新组织,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当前正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信息技术革命,主要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为主线。二战结束时,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开始问世。在此后的30多年里,计算机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大型到微型、从慢速到高速、从专用到通用、从低性能到高性能、从高价格到低价格的不断更新与不断升级的演进过程。
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创新"蜂聚"时期,比起历史上铁路、电力、汽车等的创新情况,规模与影响更加空前。特别突出的是,一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迅速诞生与崛起。这首先与信息技术产业本身的特点有关。一者,信息技术产业的产业链很长,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分解出许多更细的、独立的新行业,如芯片业、软件业、互联网业、电子商务等等。二者,这些新分出的独立行业,一般不需要巨大的建筑厂房和机器设备,新企业很容易创建,特别是由互联网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虚拟企业形式。三者,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应用性极广,且易于操作,购置成本低,使其迅速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迅速渗透到或融合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传统工业与商业部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推动了大批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2、就市场运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使竞争空前加剧
首先,企业间的竞争空前加剧。
其次,人才的竞争空前加剧。
再次,国际市场的竞争空前加剧。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国际金融与电子商务,以其以秒计算的速度,加剧着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美国无疑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自己国家"新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3、就资金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融资方式的创新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蜂聚"时期,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业期,新兴的风险资本的投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成长期,即其开始上市,新兴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其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一般有四部分人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是企业家,即创业者或技术创新者;二是专业的管理者;三是风险资本家;四是投资银行家。这四部分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策划发展战略,作出决策,并以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创业与发展计划。
4、就政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减少了,而政府的职能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尤苏夫提纲挈领地谈了11条:(1)由里根时期开始的减税。这对于推动民间投资具有重要作用。(2)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3)政府在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4)金融体系的创新。如各种投资公司、基金等的活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5)对外来移民的开放性政策。这有助于人才的流入。(6)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7)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向商业与民用的转移。(8)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9)对外贸易的开放性。(10)R&D的大量投入与效率的提高。(11)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多,大多投资于国内。这与日本、韩国不同,日、韩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上11条,就有8条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解除管制政策、移民政策、军转民政策、外贸政策、科技政策等等。"新经济"是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其二,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和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打开国外市场,以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克林顿说,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了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它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置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第三条,许多传统产业和工人提高了生产率;第四条,政府的上述三大政策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5、就宏观经济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 在促进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供求的良性互动。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计了如何推动我国“新经济”的建立,以及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十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幺?新的经济理论叉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究竟“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信息产业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 工业 、农业、商业、全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桂·0产业,在采用信息植术进行改造后,将健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
’l新经济”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学界、rr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热衷于议论的焦点话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间题,不仅仅为经济学家们所关心。同时也被各国政府和 企业 所重视:人们在从 网络 、 电子 商务的兴旺发展中看到“新经济,“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从美国lyasda}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强大的威力。有关“泡沫”的议论沸沸扬扬,更使得人们对“新经济”产生种种的疑问与担优。
应该承认、这些疑问与担优在现实情况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经济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认识“新经济”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崭新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令人几乎目不暇接。l,新经济,l因 计算 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而出。两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正因如此仃业界对.l新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一rf将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持续健康地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又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全球rr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间题。
1’.新经济一理论的建立
“新经济”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一年以后,《商业周刊》再次发表文章,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着“新经济’。此后,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新经济,‘的说法传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我们在此之前听说过的多种经济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此也有人认为,上述这些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b,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表现为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三低一高)的特点,这也是它与传统经济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应当指出,上述新经济的特征主要来自对20世纪9d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 总结 。1}j 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8个月的增长,年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ek --4%a。而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已经由4%降至不到?.0k、失业率则从7%一8 }’}降至40k
这样的情形,在传统经济中的确是i反难见到的。而人们在称羡‘卜新经济’奇迹之余。也不禁要问:到目前为止.为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实现了“新经济“,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社会制度、经济政策极为相似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何不但没有呈现同徉的经济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多年来,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美国 金融 市场、政府和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此外.美国国民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对rf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西欧和日本不但在经济运行环境,风险资金市场、tt研发投入等环节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美国的后面。为此。它们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来。
2000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邀请格林斯播、比尔·盖茨等人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卜新经济会议“,此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经济”理论的正式承认和支持。有趣的是,会议举行的前后。正值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nabdaq综合指数全面下跌.1t公司损失惨重。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却让人们更加关注’卜新经济”-
2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墓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之间有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a.信息技术领域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术是“新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新经济”的突出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核心产业.在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后,将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信息极其广泛而快捷的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通过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实时动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极大地避免经营风险。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d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他产业投资的十几倍。相应的。自1993年以来。由信息所带动的美国工业增长的比例高达4}1%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它们对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国有23万家,而到1997年就达到了36万家。他们为美国经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经济运行中间环节的依赖程度较低,不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中间环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传统经济难以克服的间题。中间环节越多,供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完善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3’‘新经济”对信息产业的改造
信息产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进而成为‘.新经济”的表率,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该行业创新能力强,技术更新快、竟争激烈等特点,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 自然 现象。也正是在高度开放、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产业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至少在传统经济看来)不够规范的现象:当“新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走向成熟与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5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组建了徽软公司. 2i年后,这家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软件巨头企业,因涉嫌垄断,阻碍市场竟争,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围绕微软一案、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经济学界和ft业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引建。我们注意到,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徽软是否从事了行业垄断一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软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以及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好是坏。
我们认为,这场争论本身也是对“新 经济 “环境下, 企业 经营行为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拆分微软,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利大还是弊大。传统经济学认为、打击垄断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在“新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认识是否还是正确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世纪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一直是全球最为严厉的.其市场开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经济”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不仅仅与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有关.市场开放与高度竞争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创新与竞争、是信息产业的特色与传统。而在“新经济’定义中,全球化竞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国内的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为还不是很多见,唯一突出的实例就是电信部门对 网络 线路资源的独占。在政府有意识地扶持新的企业参与竞争之后,垄断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内信息产业在今后的 发展 中,仍然有新的垄断行为出现的可能。国内至今还没有反垄断的 法律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也跟我们相似,原因或许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反垄断或许不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产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垄断行为的产业,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来,internet高速发展,对网络资源的争夺己经成为信息产业和“新经济“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较为突出的域名抢注问题为例,首先是美国通过把持着全球顶级域名( . uom. . net, . oig}的注册权和管理权,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资源。其次则有一些民间的公司或个人,专门抢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义的域名,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我国的网络建设起步较晚,对域名价值的宣传与认识也不够,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别人抢注,最后只好出大价钱购买,经济上必然要遭受损失:而直至目前,国际上对域名抢注始终没有相应的惩治性法律,对域名倒卖只能听之任之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也需要借助、“新经济”规则予以校正。
4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展动力
美国财长萨莫斯日前曾经说,在新经济体系中,拥有暂时的“垄断”能力是唯一的激励机制,若没有这种能力,将不能补偿产品最初开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对这种暂时“垄断’能力的不断追求,便是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美国特别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复制权和商标权)的原因。
不难理解,萨莫斯所说的“暂时垄断i,指的是由技术领先造成的短时间市场独占,其发生的根源则来自于创新。
创新对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照此推论,没有创新也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而创新能力的薄弱或减弱都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当下,各国经济模式已然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在市场化的面具下,货币由政府主导的实质。如果说人民币由政府主导,还会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那我们看看发达国家。
前日本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早川英男7月20日大肆抨击日央行当前货币政策,认为日本财行撒了弥天大谎。央行每一年都吃下差不多90%以上的新发债券,资产负债表剧烈膨胀到超过80%的GDP体量,日本央行已经变成一部自我实现价值的、世间罕见的永动机。他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放弃在两年内达到2%的通胀目标这个时间框架,并承认将不得不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而人民币则在稳定的声明中不断下行,在下行的过程中突然大涨,做空者心惊胆战。我们可以说人民币开始了国际化与市场化的历程,正如说日元是完全由市场控制的一样。
第二,政府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增强,极端势力在上升。一旦国家、族群间争夺资源与话语权的争斗以暴力呈现,那么,战争也就不远了。虽然笔者并不认为在经济勉强企稳的状态下,主要国家政府会丧失理性。但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一些极端现象频发是事实。
在中国,为了维持投资增长、保持GDP基本稳定,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报道指出,国开行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来说都是如此,这与政府对该行的定位及其财务特点密不可分。
高盛最新的分析报告指出,就财政政策而言,国开行是为准财政活动提供融资的重要工具,具体形式包括直接发放贷款和向项目注入资本金以撬动更多商业银行贷款。2015年,通过国开行发放和撬动的贷款约占GDP的6%、占投资的13%左右,约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的50%。营改增也增强了权力分配资源的作用。营改增使征税成本大幅下降,但地方财力有所下行,需要寻找到新的税源。
7月15日,财政部公布明财政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34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86亿元,同比增长1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148亿元,同比下降8.6%。财政部解释,这主要是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办法调整影响,明份中央从地方净上划收入552亿元(中央财政因收入划分办法调整增加的收入将用于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拉高本月中央收入增幅8.6个百分点,拉低本月地方收入增幅6.2个百分点。营改增再次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与话语权。
第三,目前市场蓝筹公司是以往重化工业时形成的,信用靠政府背书与市场预期,如果两者俱备,市场是买帐的。政府在大型企业转型中不可或缺。
在山西省政府为煤炭企业站台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成功出售20亿人民币270天超短融券,发行利率大幅走低。其逻辑是,政府降产能,根据山西省煤炭厅数据,2016年1―5月,山西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131万吨,下降11.1%;煤炭企业库存比年初减少1234万吨、下降2423%。供求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加上省政府背书,煤炭债有起色。与此前股市有色金属、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逻辑出奇一致。大蓝筹就是靠去产能改革与政府背书。
在去年下半年一系列经济政策刺激下,实体经济盈利能力明显增长。2012年A股上市公司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1%的情况下,净利润却出现负增长,创出2009年中报以来的最差水平。但在今年上半年,虽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幅只有9.60%,但净利润增幅却达到12.20%,好于2012年同期-1.54%的增速。
“今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在市场的预期之中,一方面去年下半年很多经济政策落地,其效果在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逐步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本身也都在开源节流,减少各种支出,腾出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位券商宏观分析师表示。因此,在总体上,分析师对今年上市公司中报的业绩表现比较满意。
上半年盈利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交通银行、中国石化、招商银行、中国神华、民生银行。有1035家公司的业绩同比去年有所下滑。此外,市场关心的去库存也得到体现,多数中上游企业库存大幅下降。但房地产行业库存却飙升,万科成为最大的“囤货”商。
最赚钱的依然是银行
A股最赚钱的10家公司中,有7家来自银行,工行还坐在全球最赚钱上市公司的那把交椅上,上市银行的利润依然占据了全部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其中,数量占比仅为2.15%的53家金融企业实现净利润6767.84亿元,占比高达59.4%,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规模占到了总利润的54.3%。
尽管银行业的赚钱效应依然让人艳羡,但显见的是,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已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各大上市银行也在调整收入结构,其中显著的一个表现是,相较于上年同期,有14家上市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减少了净利息收入占比。
16家银行中报还显示,不良贷款增长势头不减。五大行中,交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了0.07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上升0.02个百分点。其中,中信银行的不良贷率在所有上市银行中上升最快,反映未来不良贷款规模的先行指标逾期贷款在上半年升势迅速。从区域来看,长三角地区仍是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在公布半年报的16家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外,其余15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均较上年同期有所放缓。此外,相较于五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净利润增幅放缓更为明显。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速放缓最为明显的为平安银行,平安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39%,2012年上半年,平安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42.91%,由此计算,平安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31.52个百分点。
紧随其后的是采掘行业,共实现净利润1013亿元,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中金公司表示,短期对行业维持谨慎,利用调整布局节能环保、战略性资源等主题性品种。在趋势性机会难寻的背景下,建议继续关注具有政策支持及长期发展前景的节能环保、战略性资源。
亏损行业超3成
据wind数据显示,2467家上市公司中,348家业绩亏损,占比14.11%,亏损总额335.57亿元。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减少最多的行业大多为传统周期性行业,如采掘、机械设备、农林牧渔、餐饮旅游、有色金属和综合等。值得一提的餐饮旅游行业,在2012年,餐饮旅游业的净利润增速还高达17.34%,但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利润增速仅0.03%,半年报的同比增速更是降至负44.81%。
在所有亏损的上市公司中,来自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的公司最多,分别有53家和48家。按照亏损上市公司数量占该行业上市公司数量的比例来看,综合、黑色金属、餐饮旅游行业30%以上的上市公司亏损。另外,有色金属、农林牧渔、化工行业20%以上的上市公司亏损。
亏损额在1000万至5000万的公司最多,占比超4成,近两成公司亏损额在1亿元以上,其中有5家公司亏损额在10亿元以上。
兖州煤业位列亏损榜首位,今年上半年亏损23.97亿元,相比去年上半年盈利49.06亿元的数字可谓天壤之别。
今年一季度,兖州煤业尚盈利4.81亿元,对于二季度的亏损,兖州煤业解释称,汇率变动使公司在二季度产生约32.6亿元账面汇兑损失,同时,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使兖州煤业所属部分煤矿公允价值减少,第二季度计提约20.3亿元减值准备,另外,二季度自产煤炭销售价格下跌也影响了上半年净利润。
煤炭行业由于行情低迷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亏损排行榜第二名的*ST贤成同样是煤炭相关企业,上半年亏损14.33亿元。
“新经济”业绩增速明显、
代表新经济的四大新兴行业——电子、信息服务、信息设备和医药生物,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41.59%、22.27%、12.03%和14.56%,均超过了一季度和去年年报的同比增速。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
一、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曲线是围绕斜线FE上线波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如图1所示的A点和E点)。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收缩。收缩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收缩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如图1中C点)。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在扩张阶段,即CE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的阶段。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而收缩阶段,即AC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的季节。这时,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供、产、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发展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二、经济周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解释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当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菲利浦斯曲线是否能正确放映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弗里德曼,受“时间一致性”观点的影响,他认为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时间一致性”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变成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和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图2所示,原本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BCDE,其中BC段为衰退期,CD段为萧条期,DE段为复苏期,EF段为繁荣期。如果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保持一致,那么在经济周期本身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周期每个阶段将会加速发展,使得经济周期由ABCDE变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经济周期变短,而且新经济周期的波动较原有的波动更大,不利于稳健的宏观环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原有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1B1C1D1E1。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到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我们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为一整个经济周期的四分之一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在A1B1段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B1C1段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会对经济周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抵作用使得经济周期的整幅变小,使得经济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影响,但是会减少某些时期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核心—经济理论区域政策
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关心,但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直被忽略。20世纪9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简称为NEG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审视,试图把空间问题再次纳入经济理论中,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令人感到疑问的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到经济政策的研究,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NEG理论来分析欧盟的区域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往往缺少理论指导。本文根据现有的NEG理论文献,分析其核心模型的主要特点,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以及对我国制定区域政策的启示。
NEG核心原理概述
NEG理论的核心是核心—模型。在核心—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其含义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产业的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将会导致产业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贸易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其中,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反之,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在核心—模型中,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由图1来概括,又称为战斧图解,描述了在一个包含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长期均衡的结构特征和稳定性。在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不变,并且产品在两个地区的运输不存在运输成本。我们通常把农业部门看作这样的部门。另一个部门属于垄断竞争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并且产品在区域之间运输需要花费运输成本。我们通常认为制造业部门具有这样的特点,而NEG模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描述在这一部门中的厂商选址问题。
在图1中我们用贸易自由化的程度Φ作为水平轴,来表示贸易成本的高低。纵轴表示厂商在其中一个地区所占的份额。贸易自由化程度与贸易成本高低之间呈反向变化:当Φ=0时意味着贸易成本无穷大。此时,在经济中不存在贸易往来,厂商也都在本地区进行生产,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当Φ=1时意味着贸易成本为零,实现了完全自由贸易。图中的粗实线代表长期均衡的结果,均衡时厂商的区域分布可以由纵轴看出:当贸易自由度较低(例如Φ<ΦS)时,长期均衡的结果是两个厂商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贸易自由度较高(例如Φ>ΦB)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长期稳定均衡;当贸易自由度处于中等大小(例如ΦS<Φ<ΦB)时,集聚和分散都可能是长期厂商区域分布的均衡结果。藤田等人(Fujitaetal.,1999)把ΦS称为“支撑点”(sustainpoint),把ΦB称为“突破点”(breakpoint)。其含义是当Φ>ΦS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可支撑的;当Φ>ΦB时,原有的厂商在两个地区的对称分布将被打破。
NEG核心理论的政策含义及启示
区域政策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在制定区域政策的过程中往往缺少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开放,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就是为了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核心-模型的政策含义,可以分析我国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改进建议:
区域经济政策存在锁定效应。一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自我实施机制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此时如果对两个地区实施同样的优惠政策将不会改变这种差距。只有更为强劲的政策介入,使政策的强度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我国目前的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产业保护等方面。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力度不会太大,因此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调的。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效果是不同的。在我国,随着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贸易壁垒的减少等政策干预,区域间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多数产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情况下,由于集聚租金的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会进一步吸引其他地区厂商向这一地区流动,加剧两极分化的格局。而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反而有助于缓和区域经济差距。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有重要影响。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落后地区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既削弱了东南沿海地区对劳动要素市场的竞争压力,又扩大了东南沿海地区消费市场,从而使产业进一步在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但是从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减缓了区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区域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预期对厂商的选址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厂商的未来预期来改变厂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外宣传以及树立良好的地区形象等方式吸引厂商的流入,并最终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建立起这种初始的优势,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将导致该地区成为经济的核心。
总之,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期不同,核心—模型预期不等同于区域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逐渐趋收敛的过程。快速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发生在某些区域,产业集聚导致区域间不平等扩大,形成工业“核心”与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当离心力小于集聚力时,这种“核心—”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当离心力超过集聚力时,工业化会波浪状地由核心向周围的地带扩散,使某一些落后地区加入到“发达俱乐部”(RichClub),而其它地区仍旧处于落后状态。
参考文献:
打开衣柜,有不少GAP、NAUTICA等美国牌子的衣服,不过,这些衣服是在香港马宝道、赤柱大街买的,不是在美国纽约第五大街买的。
望望桌上,计算机上有微软、INTEL的标志。这些美国货是否真在美国生产就不知道了。写稿是用PARKER墨水笔,美国牌子,是某公司推广礼品,估计多是中国制造,因为中国是小礼品出口大国。
柜子里还有30年前用近万元买的美国NAD音响,已坏了。
要写下去,怕还有一大串以前用过的美国产品,已不存在,或虽挂美国之牌,但不是美国制造。奥巴马呼吁要买的,是百分百美国制造货,还是美国牌子但由他国制造之货?怕除了白宫外,真正百分之百的美国货,已经不多。
这30年来,全球汽车的第一位生产商,是由美国通用转为日本丰田,今年则是德国大众。大众之所以今年产量能多过丰田40万辆,是因为中国市场生产加大了份额。中国汽车业界今年总产量上千万辆,到明年,中国应是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内销逾800万辆,还有逾200万辆会作外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红旗牌轿车每一块车身组件都要用人手打造,是典型的手工艺品,欧美汽车工业以其先进生产设备,自然赢了中国货。但当中国买入较先进或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时,又当工人生产效率赶得上欧美工人,但工资又较欧美工人低时,不单美国货无市场,欧洲货亦一样会无市场。
除了中国,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人口还要多,人工也远比美国的便宜,由此带来的“减薪”潮恐怕还将持续下去。只有等全球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人口增加才会结束,这估计还有三五十年光景。
在这三五十年中,环球诸国都会碰到就业不足情况,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要求:请买我国之货。怎么办?今次中关发表的联合声明,便指明了如何去发展金融海啸后的新经济,以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未来五年对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投入至少1.5亿美元,两国各出资一半。中心在两国各设一总部。优先研究课题将包括建筑能效、清洁煤(包括碳捕集与封存)及清洁汽车。
“双方欢迎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使两国在未来数年有几百万辆电动汽车投入使用。
“双方同意促进大规模碳捕集与封存示范项目方面的合作,并就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开发、利用、推广和转让立即开展工作。
“双方欢迎中关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的启动。通过该伙伴关系,两国将就大规模利用风能、太阳能、先进生物燃料和现代电网制定路线,在设计和执行实现这一远景所需的政策和技术手段方面进行合作”。
摘录了这么多,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金融海啸后的新经济火车头是新能源产业。笔者没有想到的是,中美已经展开了如此多的合作。就算大家对政治无兴趣,也要细看以上几段,买股不看这几段,想输?
当然人们也关注政府如何从刺激经济政策中退出。联合声明写得很清楚,“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为此,美方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个人和政府减少支出、消费,中国个人和政府要增加支出、消费。这会否带来通胀压力?可以有,因此,中美会“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