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 经济发展
纵观我国现有的经济现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变化的形式也变得复杂繁琐。所以,极容易出现经济膨胀或者经济紧缩的现象,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所以,本文就重点谈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虽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变的。其主要目标则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使我国就业率增加,保持国际间收支平衡。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则是:抑制通货膨胀,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但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要根据利弊得失进行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数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政策。供给管理是通过调节总供给进行调控经济,从而实现政策目标。需求管理则是按照调节总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调节经济的工具。国际经济政策则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之间进行调节经济的工具。
(三)宏观政策内容
宏观政策内容具体包括:国家为了达到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有效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缓慢的现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它还包括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地区发展策略,以及相关产业的政策、物价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资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确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较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屋价格持续走高。第二、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第三、能源价格急剧增高。第四、通货膨胀。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这样一来有助于良好的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于物价持续走高的情况,我国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有效的减少土地供应量。同时也应该对房产地行业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产企业上市的数量。对于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物价调控政策。从而及时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国家则可以通过控制物价来减少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中央应及时落实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从本质来说则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宏观政策即是不同于紧缩性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微调节并且适度进行扩张以及紧缩的政策。所以,将传统的调节模式进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观政策进行过渡。这样一来,能够从客观上有效的抑制诸多企业投资过快的需求,进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性宏观经济政策实质的意义。其实质意义在于既要预防通货膨胀的萌芽又在于预防通货紧缩现象再次发生。通过中性宏观政策不但能够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剩下的生产能力,有能够抑制过度建设所形成的产能过剩。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实现双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在钢铁、水泥以及机械等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并且同时也要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行业进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开发、农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经济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刺激经济内需的工作。这样一来,通过适度的调控,不但能够克服现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让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所谓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将结构与总量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同时将需求以及供给进行结合,将长期与短期发展进行结合,这样就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调节经济问题的手段,能够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使用,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而宏观调控也是公共财政所具有的职责。具体包括为弥补市场失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虽然,我国向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尚未实现,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守东,刘琳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证券市场 影响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一种,是指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定义的税收政策是指为促进企业R&D投入,提高企业的R&D投入强度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税收措施的总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而言,对R&D的定义通常采用OECD的弗里斯卡蒂手册( Frascati Manuel 1994) 的标准定义。R&D支出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s), 包括微观企业里研究部门人员的工资薪水、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变动成本支出等;另一类是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s) , 包括企业的R&D设备购置、建筑更新建设的支出。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国际上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机制:
(1)减免税政策。政府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韩国、荷兰、挪威、法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实施的是所得税减免方案。在实际计算可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的R&D支出时, 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总量的方法计算,也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增量的方法计算。在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扣除额时, 计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数年的移动平均值计算得到, 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为基值。将当期的R&D支出与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定基期。或者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销售额作为基值( 美国), 如果当期的R&D支出/ 销售额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税收扣除。由于税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R&D支出,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过于偏离常年平均值,可以选用数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值。在依据R&D支出总量计算扣除额时,政府不仅补贴了企业新增加的R&D支出,也会补贴已经发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钱中有一部分不会对企业增加R&D支持有激励作用,但依据总量的方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更利于操作。开展大规模的R&D活动的大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总量的方法, 他们认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遵循企业和产品周期的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如果企业业绩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预算上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
(2)应税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比实际R&R支出更多的金额。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实施的是应税收入抵扣方案。在实施应税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样存在是依据R&D支出总量还是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抵扣额的选择。
(3)加速折旧政策。由于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将在以后各期获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则,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在以后各期记提折旧。到1999共有10个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将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全额记提折旧, 或者在以后数年内加速记提折旧。折旧费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之一,税法允许加速折旧,使固定资产最初使用的几年折旧费增大,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最初几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缓解了企业因购置固定资产造成的现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旧只能改变资金回收的速度,不会减轻企业的总税负,税负前轻后重,有税收递延之利,相当于政府给予一笔无息贷款。由于加速折旧可使企业提前收回投资,从而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可以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资金去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或选择更好的投资方案,这样就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为提高加速折旧的政策效应,应该注意加速折旧的时间安排。对于存在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应避免将加速折旧安排在享受减免税优惠期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能利用加速折旧的好处,从而使这种激励措施的效应大大降低。国外学者曾用一个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动态生产结构模型,对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税收政策影响生产和投资效应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加速折旧方法在促进投资与技术进步方面比更一般的降低企业税率的激励形式更具有成本有效性。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本刊选登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博士联袂主笔的主报告《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
“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 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将是近20 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 年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750 亿元;(2)2014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03 :1。
1、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 个百分点。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 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
3、2014 年,“八项政策”、“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 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4、2014 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 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按照IMF 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过2012 年的3.2%,贸易增速将从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预测,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从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是世界GDP 增速将从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贸易增速将从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 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 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6、2014 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将有所上扬, 预计2014 年CPI 将达到3.2%,GDP 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 相对稳定。
短期宏观经济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 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但是,对于2014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难以在短期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会因为打破旧体系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各种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改革对于2014 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它给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了“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号,全面清除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届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了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下表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对于宏观变量的冲击进行了汇总和归类(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将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于宏观稳定的高度关注,从而对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新的约束。
1)新增就业目标应维持在1300 万
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 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 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报告研究的结论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 的基础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证1200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 万(2012 年已经达到1179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 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 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 万~1300万,那么GDP 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2)收入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2014 年,要赢得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 年增长了24.8%。2014 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
2013 年1~10 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 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4)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减指数, 因此,CPI 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 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 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 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确定在13.5~14.5%。
献策20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
但从结构与改革视角来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主义。
第二、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调整的一部分,中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因素,但同时也决定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基于封闭体系臆想的产物,还必须根据世界技术创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换模式的变换状况来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误,“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五、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不同,必须高度重视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政府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 万,GDP 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 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第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1、建议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调整的环境中,常规的货币政策规则性调控存在的问题比相机决策模式更坏。
2、鉴于银行表外业务余额的持续回升、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快速提升、社会融资总额增速高居不下,中国金融层面的局部风险和整体扭曲问题依然在累积,中国监管的力度要持续加强,没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为规范,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控会失效,贸然进行全面改革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规范化”、“阳光化”依然强监管定位的方向。
3、流动性管理依然是货币当局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目前流动性紧张的局面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依然存在总量紧张、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动性总量紧张的问题仍有重现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趋于平稳,但9 月以来却居高不下。这种流动性紧张局面在年底与年初有可能加剧。其理由是:银行年底冲高的压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资金结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动性的结构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局部时间引发整体市场的恐慌。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各期限累计流动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内累计流动性缺口为1.9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放大1.57 万亿元。17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有8家流动性缺口率不达标;二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个百分点60 家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低于100%,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口达到8575 亿元。
上述结构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高度重视金融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改革次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应当强调以下原则:一是利率市场化应当优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应当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三是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应当优于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试点;四是金融监管的强化以及宏观稳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五是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当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存贷业务的变异以及企业财务成本的变化。
5、进一步实施前期出台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大改革目标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顶峰支持。同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强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在各国强有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复苏态势。但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和汇率战等标志性事件的爆发,又使得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的复杂性有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认识。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引导世界经济实现全面稳定的复苏,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
金融危机是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已经降低的情况下,过度刺激国内需求而造成的。从需求端看,美国在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前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说明其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支撑经济像过去那样高增长了。从供给面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拉动。进入新世纪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普及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可以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现在都不足以支撑发达国家实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增长了。
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实行了强力刺激经济政策,使世界经济较快走上了复苏之路,避免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发达经济体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明显加剧,欧洲债务危机有可能从希腊、爱尔兰向其他国家蔓延,债务风险大大压缩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的扩展将在2011年面临很大的局限,鉴于其经济复苏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弱化之后,将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的情况。2010年与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经济将实现正增长,美国仅仅是大体持平,而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接近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家都难以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并且存在明显差距。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GDP较2007年大幅度增长,俄罗斯仅仅恢复到2007年水平,差异也非常明显。预计2011年发达经济体增长仍将明显慢于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通胀压力,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两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将从增加全球货币供应量和推高大宗产品价格两个方面,加大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这些情况说明,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得货币信用受到伤害,如果继续实施,可能会使全球货币体系更加紊乱,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反而可能会减弱。
由此看来,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稳定复苏,仅仅依靠各国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此基础上,调整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全球经济复苏应该在各自刺激内需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强化刺激政策的效果。
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的态势告诉我们,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量应该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挖掘。原因在于,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现阶段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并处于人口老龄化过程,欧洲和日本都已经受到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都在加快,其内部需求的增加具有坚实的基础。
从供给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增长空间较小,长期内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是正常现象;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发达国家已经减弱,短期内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领域还不能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影响 企业应对
一、宏观政策调整的背景
宏观政策调整,实际上是要依据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两个方面因素做出适当的调整,这也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整体来说,增长是在持续回落之中,如果从增长的角度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达到高点以后,现在是持续的在回落。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尽管经济一直在回落,但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2011年第四季度是9.1%的增长.从中国过去增长情况来看,9%以上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适宜、适度的增长。
所以.如果只看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话.宏观政策实际上只能进行一些微调,并不是一个总体的方向性变化。如果从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走势来看,应当说态势有一些新的特征在里面。如果我们展望2012年的增长,应该说经济增长当中面临下行的风险,而且明显在加大。
首先国内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滞后反应和影响.特别是投资增长面临的不利因素是比较多的。第二个方面是外需放缓可能性在大增。尽管说2012年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二次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现在大家也普遍公认2012年市场经济增长率将会出现明显放缓。这段时间,对中国外需影响已经有所显露,可能在2012年中期的时候会显露更加明显一些。另外国内还有一些风险因素,这两种因素如果叠加起来,到2012年可能会对增长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我国经济增长也许会低过9%,甚至8%。如果那样的话,对我们整体企业环境将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在通胀方面.2012年通胀形势相对比2011年要乐观.这种整体的通胀压力,特别是一种输入型通胀压力是要趋于缓解的。首先是国际性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明显降低.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另外一方面也由于地区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从国内来看,应该说我们当前通胀还是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胀。现在在国内各项政策措施支持下,整个农产品生产供需基本上平衡了,流通成本也在国家政策调整.油价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得到控制.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明显趋缓了。
二、宏观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内容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当前态势和未来趋势来看.宏观政策都没有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所以政策调整的方向只能说进一步走向宽松。现在通胀率还是比较高,在通胀率回到政府政策目标之前,宏观政策放松只能在一个从紧的大框架下进行。这个政策放松应该只是一个局部性的,小力度调整。这个政策放松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主要针对我们实体经济当中,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困难.还要针对我们投资可能出现的下滑因素.以及我们外需增长比较疲软,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放松方式。
政策调整主要内容,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调整。我们的财政政策应该还是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从执行来看.财政政策还是非常紧的。所以,首先放松恐怕要从财政政策开始,是要真正使我们财政政策成为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方向就是实行一种结构性减税.应该说减税政策在中国过去不是特别多.我们更多利用一个政府支出政策。但是,从这一轮政策调整、政策放松来看,我们对财政政策运用幅度将会明显加大。首先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加快对创新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我们已经宣布对小型企业营业税,增值税都已经提高了起征点,并且上海也开始做生产型服务业增值税,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增值税的扩围,实际上这种政策都带有减税的性质。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适当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改善地方政府.铁道部这些部门融资条件。从2011年上半年来看,政府投资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特别是政府所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在2011年上半年增速几乎为零,中央项目投资增速也是为零。从现在的条件来看.政府投资适当增长在当前发展下也是必要的.也可以来弥补一部分。
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出口部门的一些政策。对外贸政策调整,包括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我们国家已经多次降低出口退税率。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外贸政策可能就要以稳为主,不会说在外贸政策方面出台更多限制外贸发展,像过去的一些政策。
三、企业如何应对
对整体形势判断.可能对企业长期的战略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在中期的增长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从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能会觉得最近的风险会多一些,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这样的政策调整.短期的经济增长前景也还是不至于出现像硬着陆那样一种姿态。
有关研究认为,如果预期未来2~3年世界经济可能再次触底,由政府出面采取措施限制产能过剩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而应当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目前过剩的产能自然消化。过剩虽然不好,但如果没有过剩就没有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也不会有活力和效率。因此,2010年经济政策调控应注意限制各地政府主导的国有部门投资,对民间投资则应更多给予鼓励。
应当认识到,非公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巨大组成部分,以至于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着想,必须充分考虑到是否有利于促进其发展。而凡是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措施,都一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最终也一定经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及其客观规律的检验,要么废弃,要么修改(增加政策修补成本)。这就是说,无论制定什么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否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已成为重要参数之一,并作为一种政策思维贯彻于执政实践之中。
要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研究并客观评判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间接政策机制。所谓当期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通常是跨年度的,例如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下半年以来,国家七次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政策效应的显现必然跨年度。又如从2008年9月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2009年1月起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合计每年减免金额约360亿元。各地区也对本地区出台的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减轻了企业负担。充分重视相关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确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使政策及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更具有尽可能完备无遗的系统性。
2010年,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复苏道路曲折,而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也依然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为此,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将是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特征。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转好以及国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梳理,相应出台新的政策及措施,包括对已有政策及措施进行优化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亦应在预期之内。因此,“均衡”与“微调”,很可能将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中的两个关键词。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等重大决策部署,对非公经济而言,都意味着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