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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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摘 要 我国衡量货币化的指标M2/GDP过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本文在分析了我国货币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居民储蓄是影响M2/GDP数值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居民储蓄过高是导致我国货币化指标过高的主要原因，在文章的最后本文针对储蓄过高这一因素导致M2/GDP过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货币供给 货币化 居民储蓄 国内生产总值

一、我国货币化的现状分析

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的现象，国内学者给出了许多解释。谢平认为我国M2/GDP过高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定价的商品和劳务的比重上升，货币交易取代了实物计划分配；秦朵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规律，认为货币供给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适度等比关系，货币供给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超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而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刘志明2001年则从货币需求方面入手，提出M2/GDP过高是由于我国储蓄率，不良资产比率高和资本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吴建军2004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一角度分析了我国M2/GDP过高的现象，M2/GDP过大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我国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M2/GDP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表象。张杰2006认为，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见，我国M2/GDP的不断攀升不能单纯的解释为金融深化的结果，相反这一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领域的某些缺陷。张春生、吴超林2008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及实证检验表明，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及高的不良资产是导致M2/GDP升高的最主要因素。

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是用来衡量一国货币化的常用指标。肖指出金融规模不断扩大是一个金融深化的层次，该层次可以用指标M2/GNP或者FIR来衡量。麦金农使用这一指标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发达程度方面的差距。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M2/GDP 会不断上升，但并未给出一个上升的极限。由此可见M2/GDP的值与一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的现象，国内学者给出了许多解释。张杰认为，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见，我国M2/GDP的不断攀升不能单纯的解释为金融深化的结果，相反这一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领域的某些缺陷。张春生、吴超林2008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及实证检验表明，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及高的不良资产是导致M2/GDP升高的最主要因素。

图1 2003―2008年美英中日四国GDP实际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世界经济年鉴》

M2被定义为广义货币是国际上用来衡量一国货币供给的常用指标。从图1不难看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比，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更加高于其他三国。因此，在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攀升的这一事实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快是主要原因。图2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结论。图2反映的是2000到2009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到2009年的大多数年份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基本上在GDP增长率的2倍以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高货币化的主要原因在货币供给方面。

图2 2000―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网站

二、 我国高货币化现象的原因浅析―储蓄存款的角度

导致我国货币供给偏高，进而影响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货币化、货币流速度下降、储蓄率高居不下、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程度比较低等，本文从储蓄存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原因。

图3 M2/GDP与储蓄存款/GDP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三、改善高货币化现象的政策建议―基于储蓄存款角度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居民储蓄的增长是导致高货币化的重要因素。要改变我国高货币化的现状，适度降低居民储蓄总额和增长速度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根据凯恩斯理论，收入是消费和储蓄的基础，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的增加量取决于边际储蓄倾向。而边际储蓄倾向又受收入差距、收入稳定性、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渠道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从而达到适度降低M2/GDP的目的。

（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第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以缩小行业差距和城乡差距；第二，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劳动者凭劳动力所有权获得更高的报酬；第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缩小地区差距。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将竞争机制引入各个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从而储蓄数额不断增加。因此要降低储蓄额和储蓄增长率，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应注意：增加改革的透明度，消除居民对社会保障的疑虑；把握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的时机与力度，充分考虑广大居民的承受能力；政府应逐年加大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力度，完善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最低保障制度；改变居民收入预期，刺激消费品市场需求，通过住房分配货币化以增强居民住房消费还贷能力。

尽快出台全社会统一保险法律和政策。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拓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第二，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金增值；第三，加强法律规范和社会监督，规范社保资金的运用，防止挪用滥用现象。

（三）拓展投资渠道完善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这使得储蓄额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大量存款不能进入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使得一单位存款承载的GDP增长更少，进而高货币化严重。减少居民存款，降低高货币化必须大力发展金融系统，鼓励居民使用其他投资形式进行金融投资。要建立现代的企业和商业银行制度 ，进一步完善商行盈利和风险防范能力，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进非国有化企业的信贷业务，从根本上改变信用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信用制度，实行存款帐户实名制，建立个人客户信用信息系统和个人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系统；完善担保制度，首先应完善担保法，其次应培育规范住房二级市场，使抵押的房地产变现方便；对贷款期限长、利率风险大的住房贷款，尽快并行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四）综合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

我国政府不但要能够通过国债的发行筹集到资金，而且能有效地使用该国债资金，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还要提高国债投资的经济效益来确保政府的偿债能力。应继续提高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种福利分配，帮助更多的下岗失业职工重新就业。在农村要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切实减少农民负担，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要实现适度降低高货币化，应该实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多样化，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合理调节货币供应量，使其即满足经济的增长需要，又不至引起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 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海南金融.2007(10).

[2] 叶葳.我国高货币化现象的理论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01).

[3] 雷诗敏.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理论解释.金融财会.2009(11).

[4] 上官乐奇.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变化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07).

[5] .中国M2/GDP比率问题研究述评.管理世界.2007(1).

第2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发展。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企业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第3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关键词]财政状况；财政赤字；规模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1.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2.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

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第4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 正 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 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 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第5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第6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关键词】联系汇率制 外汇储备 套息机制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建立于1983年,其制度安排是由政府设立一个外汇基金,发行本币现钞资格的银行必须按固定汇率7.8:1在外汇基金存入100%的美元储备,换取无息的负债证明书,作为发行港币的依据。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实施至今,对维持港元币值的稳定和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联系汇率制度在给香港经济带来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大量国际投机资金涌入香港,使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香港是否应该坚持联系汇率制以及如何改革香港的汇率制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各种实证数据,分析了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缺陷,并对香港汇率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思考。

一、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缺陷

1、外汇储备不能保证港币的稳定和兑付要求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规定的1美元兑换7.省略.gov.hk《金融数据月报》整理所得。)

由图1可见,香港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占广义港币供应量M3的40%至50%。如果市场对港元失去信心,将港元全部兑换成美元,则现有的美元储备将无法支撑联系汇率,即港元兑换美元将发生挤兑危机,联系汇率即告崩溃。因此,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汇储备作为担保,良好的经济前景所带来的市场信心才是维持联系汇率制的根本保障。

2、利率套利机制失灵

利率套利机制要求港币利率变动必须与美元利率变动步调一致,任何利差都会通过外汇市场上的资本流动而消除,从而使港币利率趋同于美元利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港币利率与美元利率逐步出现背离趋势。巴曙松(2005)指出,自2004年6月30日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后,港币与美元利率差异逐渐明显。香港与美国利率变动先是同向不同步,差距逐步扩大。然后,在2004年11月10日二者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是香港自1983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以来首次与美元利率出现背离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港币利率和美元利率出现上述偏离呢?本文认为,导致二者出现背离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金,但由于中国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国外资本不能顺利进入中国内地,而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同时香港又是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因此由人民币升值压力所引致的国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银行体系,使香港银行体系的资金短期内大幅上升,导致银行隔夜拆息和港币储蓄存款利率持续低走。

3、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财政政策受限

正如上面所述,既然香港联系汇率制承受了巨大压力,为什么不调整利率以缓解固定汇率的压力呢?根据三元悖论,香港一方面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又要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香港的货币政策只能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但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既不能运用利率手段来遏制通货膨胀,也不能用利率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如果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出现偏差,香港经济基本面和汇率之间就会出现矛盾,香港政府又因为联系汇率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那么港币成为国际炒家的目标将是不可避免的。

联系汇率制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使财政政策的作用受限。根据Mundell-Fleming模型,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相对无效,财政政策相对有效。如果将赤字货币化,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的下降,是联系汇率无法维持。这正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所阐述情况,即持续的财政扩张和赤字货币化使固定汇率制最终无法维持。此外,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任何刺激内部总需求的政策措施都将有很大比例转化为进口的增加,并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所以很少见到香港政府主动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社会总需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因此,香港财政政策的运用受到很大限制。

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

目前,学者们对联系汇率是存是废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要求改变联系汇率制的呼声日渐高涨。改革方案大致有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港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港币与人民币挂钩、港币同时以人民币和美元作为盯住货币的复本位制,以及香港科技大学7位教授提出的建立美元流动资金机制的方案和香港浸会大学的曾澍基提出的现代货币局方案等改良机制。

然而,目前改革联系汇率制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清算支付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目前仍然稳固,在短期内还不大可能发生动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对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联系汇率制终究不是一种长久的汇率制度,在将来势必要进行改革,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改革的方向就是在港币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币的因素。其原因正如前所述,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也越来越影响到香港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地区,其贸易数额和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2001―2009年中国内地和美国占香港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变化如图2所示。

(注:2001―2006年的出口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并未直接公布,本文根据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和转口贸易总额相加得出。)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站censtatd.gov.nk历年数据整理所得。)

可见,中国内地占香港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将近50%,是香港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地区,且这一比例逐年递增。而美国占香港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只有10%左右,且递减趋势明显。中国内地经济周期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已逐渐超过美国并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在港币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币因素是香港汇率制度改革的趋势。

未来在港币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币因素主要包括两种可能性。第一是借鉴新加坡实施的篮子汇率制度,将人民币引入篮子货币当中,港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第二是港币盯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只盯住美元,但是其基本面受中国内地的影响越来越大,港币与人民币的联系已日趋紧密,所以将人民币引入篮子货币当中,港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可以解决经济周期受中国影响、汇率跟着美国走的矛盾。但是,如果引入人民币作为篮子货币,在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汇率形成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其汇率?可见,在中国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引入人民币作为篮子货币,确定汇率波动区间以管理汇率水平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前联系汇率制度还不能改变,当中国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并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时,港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才是切实可行的。第二种改革措施是实行港币盯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盯住人民币无疑可以反映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的紧密性和同步性。同时,港币盯住人民币并没有忽略美元的因素,因为中国目前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政策本身就包含了美元的因素,所以港币盯住人民币也就相当于间接地部分盯住了美元。但港币盯住人民币要求人民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当前实行港币盯住人民币是不现实的。另外,市场对于维持人民币作为盯住货币的信心还不足以和美元相比。2002年中银国际的报告中建议以人民币取代美元与港币挂钩,导致香港汇市异常波动,随后港府、IMF相继表示支持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市场。这说明市场对于人民币取代美元尚存疑虑,鉴于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内地的金融体系不健全,实行以人民币为名义锚的联系汇率制尚待时日。

三、结论

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美国经济处于危机后低迷的时期,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缺陷和弊端愈加明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地经济与香港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大陆经济周期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逐步显现,目前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紧密性及互动性已经超过了香港与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人民币对对港币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在港币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币的因素,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或者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是未来香港改革汇率制度的趋势和方向。但改革联系汇率制度或者引入人民币对港币估值影响的前提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因此,当前改革香港联系汇率制的时机并不成熟,只有当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顺利,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成为可能时,改革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才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

[1] 蒋清泉、顾庄华:试析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3).

[2] 巴曙松、黄少明:港币利率与美元利率为什么出现背离――港币估值中的人民币因素研究[J].财贸经济,2005(8).

[3] 王凯丽:我国内地的外汇体制改革与香港联系汇率制的前景[J].特区经济,2005(12).

[4] 李世刚、杨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困境与改革方向[J].生产力研究,2008(8).

[5] 罗翔: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利弊及可持续性分析[J].亚太经济,2006(3).

[6] 周滟:浅谈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未来的选择[J].当代经济,2009(5).

[7] 徐芳、马晓青:香港货币局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可维持性分析[J].上海金融,2003(9).

第7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一、国债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学中，挤出效应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投资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张部分或全部抵消。挤出效应是国债的副产品，若挤出效应存在且过大，则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质疑，考查挤出效应，重点要分析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在IS——LM模型中分析挤出效应的产生，我们可知其产生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挤出效应只有在货币供给不增加并且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民间储蓄居高不下，投资萎缩，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扩张不会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来，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无相关关系，实际利率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因为我国货币供给量一直在变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名义利率下调幅度不够，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政策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我国资金需求主要是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直超过7%（或总准备金率超过15%），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金是充足乃至过剩的。这种资金过剩是民间资金需求不足、银行资金供应谨慎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政府向银行借的是闲量资金，它只是减少银行闲量资金，并非消除银行的闲量资金，所以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并未产生挤出效应。我国近年来政府扩张支出的同时，也配合适度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扩张产生的利率上涨压力被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抵消，不会产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况且，据估计，目前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20%投资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取代。现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所以政府现在的投资可能已经对未来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挤出效应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国债政策实施中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90年代中期后，规定财政不能从银行透支，财政赤字须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央行不能从国债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这些措施基本上从制度方面阻断了财政赤字扩大直接引发央行增发货币并导致通货膨胀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债务化后。财政赤字与超量货币发行之间的间接联系依然存在，对通胀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间接影响的大小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关系密切。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规范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避免产生通胀的诱因。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依然较高，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比较充裕，利率和价格水平较低，适当增发国债，不仅成本低，也有物资保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债的规模风险分析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终将体现为财政赤字的扩大，从而引起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债余额的急剧增加，引发财政风险。

1998年之前，我国债务负担率一直在5%左右，1998年若加上当年发行的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债务负担率升至13.3%，1999年为13.08%，2000年为15.51%.与经济发达国家同一指标相比，我国的国债负担率显得较低，虽然有人说，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国债发行史，而我国的国债发行只有十几年，债务余额具有不可比性，但至少说明我国国债负担率还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对于我国国债依存度，从表面上看，当前我国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已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20%），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高，因此须警惕财政危机及政策时滞过后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对于财政债务依存度来讲，由于我国作为分母的“国家”或“中央”财政支出，只包括了预算内的支出数额，这显然极不完整或大大缩小了实际财政支出数字，若加上预算外支出后，则完全可能在警戒线范围之内。对于国债偿还率，国外经验表明，一般应控制在10%，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债偿债率虽有所下降，但也确实超过了警戒线，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我国财政还承担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国债和或有国债，隐性债务日益显性化，财政压力将逐近，若不及时建立偿债基金，国债偿还缺乏法定来源，长此下去，赤字货币化将成为可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因此应该加以警惕。当然，关于国债规模的这些警戒性指标，只是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吻合。这些指标所应用的环境不同，反映问题的实质就不同，若简单用这些指标进行比较，可比性不强，而且这些警戒性指标都是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国债规模的而非从规模效应角度来探讨。我们讲的国债规模应该是国债的适度规模即国债正净效应最大化的国债规模，而非国债最大可能规模即国家信用崩溃的临界点所对应的国债规模。判断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应该从国债规模效应角度出发，立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效用评价，主要着眼于能否促进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矫正社会投资对有效投资的偏离。

考察国内外其他国家的债务情况，发现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赤字率的周期性波动、国债负担率回跌的过程。相信我国的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上升情况，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也终究会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三、国债的运行机制风险分析

自从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相应的国债使用偿还制度却没有建立，结果国债偿还量日益增加，还本付息额持续扩大，使每年国债发行用于还债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86年的12.77%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真正把债务收入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逐年下降，国债规模若进入“发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则就确定构成一种现实的、直接的风险存在。另外，财政信用资金的使用效益低也造成了财政效益的高风险存在。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发行的国债仅有1／3用于基础产业的投资和建设，而这为数不多的1／3的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令人担忧。1998年财政部财政监察员在对涉及138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中发现，其中的20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准备不足；从规划、设计到投资预算制度均缺乏科学论证，纯属“边勘探边施工、边设计”的三边工程；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问题。再一方面，从近年来我国债务支出分析看，国债越来越多地用于消费性支出，考察我国发债史，可看出，自从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前期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后期则主要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真正用于投资性的支出不多。若债务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实施债务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增税来实现，则将形成“财政赤字化——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引发债务危机，危及政权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运行。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国债政策既有现实的经济可持续性，又确实存在着风险，潜伏着危机。国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内在需要。今后，我国仍要实行积极的国债政策，且注意其负面效应，同时注重通过各种措施的配合来完善，以培养经济内在自主增长动力，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社科院宏观组，借鉴国际经验寻求积极财政政策的新思路，《财政经济》，1999（11）。

（2）傅志华，2001：《国家财政安全论》，人民出版社。

（3）姜作培，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晋阳学刊》，1999（6）。

（4）项怀诚，2001：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求是》。

第8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美国；住房；住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30－02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细究这场危机的发生，不难发现它与美国近些年的住房政策有着直接联系，可以说是美国失败的住房政策把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拖入了一场灾难深重的危机之中。作为正致力于解决百姓住房问题和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中国来说，应当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镜鉴，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政策体系，从而解决好我国的住房问题。

一、“房产梦”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渊薮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也让许多低收入人群无家可归，于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环境里拥有一个家”，成为这个国家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写进了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序言中［1］。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不仅通过住房信贷、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人们购房，通过公共住房、住房券等方式让中低收入人群能够租得起房子，甚至还通过合作建房和共有住房等途径来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2］。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如公共住房和住房券几乎完全依靠政府，而其他则主要依靠市场调节，或者依靠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合作得以实现。尽管直到本世纪初，在美国仍有上千万户家庭依旧面对住房困难，但是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已经缓解了困难程度。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向是健康的，政策措施也是可行的。

但是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小布什担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方向和思路，以及政策选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由以往售、租以及合作和共有住房等多种政策措施并举，转向了以售为主的政策取向。2007年7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来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让我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还表示他所领导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主要职责就是“让人民有房子住”，并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3］。美国人大多是不攒钱的，为了让那些没有积蓄的人也能有钱买房子，政府不但放任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甚至向全世界发行包括次债在内的高风险债券。那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当时来华的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购买美国的住房债券。凭借发行高风险债券从全世界筹来的资金，一时间在美国起码有220万个家庭圆了他们的“房产梦”［4］。然而当那些原本就充斥着风险的金融工具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继而又演化成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时，不仅让许多美国人又失去了他们的房产，也让美国和全世界都再次体验了如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灾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人们多从金融视角查找原因，将其归结为金融过度创新和放弃监管的结果。其实，金融在这场危机中只不过是起到了一种工具的作用，而美国政府鼓励人们买房子、去圆房产梦的住房政策，不但是这场危机的真正渊薮，而且自始至终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改变以往的住房政策，竭力去鼓励老百姓买房子？答案是为了避免上世纪末的网络泡沫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而且也正是通过刺激住房消费，一段时间里美国才继续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可是由于网络泡沫的旧病未除却又在金融工具的作用下促成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当这些泡沫破灭时，就是危机降临之时了。美国的教训再次警告人们，房地产对于医治经济失调和拉动增长，犹如一味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长时期过度地依赖于它不但会引致泡沫经济甚至还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中国不可重复美国人的“房产梦”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住房是作为一种福利实行计划分配的，这种住房制度及其相应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住房供给的长期短缺，缺少房子住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难题。始于1978年的改革让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轨道，城市住房也由原来的福利分房开始走上商品化、货币化的改革道路。1982年《国务院关于城市出售住宅试点问题的复函》出台，标志着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我国进入试点阶段，也表明私人拥有房产在中国开始再度合法化。但是由于福利分房制度依然存在，处于这种双轨制格局中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不可能取得较快进展。直至1998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商品化、货币化乃至社会化的改革才开始进入快车道。

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之所以在1998年推开，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不无联系。为了避免那场危机可能带来的出口下降和经济下滑，中国适时启动了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并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性发展这对于当时实现保增长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保增长的思路和作法，与美国为了避免网络泡沫破灭可能招致经济衰退，从而鼓励美国人都去圆“房产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还缺少像美国那样的金融工具来为其融资，所以还不可能招致像次贷危机那样的严重后果。

但是必须看到，始于1998年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在扩大了住房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房地产业的非理性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如同小布什政府试图圆美国人的“房产梦”一样，我国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初期许多地方也出台了鼓励市民买房子的各种优惠政策甚至奉行“只售不租”的改革取向，不仅新建的住房只售不租，就连许多市民长期租住的旧房也要买下变为个人产权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住房的私有化率就超过了80％。而小布什执政近8年，美国的住房私有化率也才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还不到70％［5］。再从我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看，多数城市都是以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为主，这两种保障方式其实也是在鼓励人们买房子并通过政策优惠去帮助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拥有产权房或部分产权房。要知道，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0多倍而且房价也不比目前中国高多少，尚且无法去圆人人有房产的梦，作为人均收入根本就无法与美国相比的中国，那就更不可以去重复美国人的“房产梦”了。

三、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考量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住有所居是社会和谐与文明的标志当代中国要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并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必须吸取美国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并从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6］。

公共政策是保障基本人权、通过资源的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的政策。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社会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帮助那些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的低收入人群，让他们也能住有所居。但也要看到，在任何私有物权受到保护的社会，住房都是重要的私人财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低收入人群，实际上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财富积累能力的群体。因此，也就不该通过“买”这种交易方式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他们的住房需求应当通过住房保障体系下的救助、援助，通过非竞争的社会再分配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我国基于公共政策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应该是廉租房、贴租房和租金补贴等方式。而不可以像美国小布什政府那样，不切实际地去鼓励低收入人群买房子。如果要想得到属于私人所有的房产，就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获取，政府没有责任满足个人对于房产的占有欲望，否则对于那些依靠个人能力和奋斗取得财富的人就是不公平。不错，在新加坡和香港有些低收入人群就是依靠政府帮助而取得了房产。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依靠政府帮助才得到房产的低收入人群已经是最穷的穷人了。中国则不然，那些在政府帮助下取得房产的并不是最穷的人，且不说我国还有2亿多农村家庭，即使在城市也还有许多依靠政府帮助都无法买得起房子的人，难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应该首先去帮助这些最穷的和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吗？政策的制定不可以脱离一个国家的国情，尤其是公共政策。

产业政策是从产业性质出发确立的保证产业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及措施。但直到目前我国不但缺少房地产完整的产业政策，也没有关于房地产准确的产业定位。按照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的市场和产业划分理论，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与民生的密切相关性，都决定了房地产不应该成为完全竞争型产业。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仅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就超过上千家之多，这岂不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竞争型产业了？可如果从价格决定看，它又似乎是完全垄断型产业，即使上千家企业之间居然也可以做到价格上的垄断联盟。至于说近些年来对于房地产业一忽儿“鼓励”一忽儿“限制”，都与产业定位不清、产业政策不明、产业战略迷失有关。所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房地产的产业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包括企业规模起点、工艺设备提高、房屋节能标准、金融信贷支持、外资进入限制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政策体系，已成为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解决群众住房问题的迫切需要。

宏观政策是维护产业发展过程的稳定性的政策，是短期对策性的调整政策。小布什政府住房政策的失败，还在于它把通过房地产拉动增长的短期对策性政策予以长期化了，这是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必须避免的。宏观政策所调整的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并不包括对产业发展过程的调整，例如房地产业发展中的供给结构就应当由产业政策来调整，而不是宏观政策。但是由于住房景气状态在宏观经济中具有较大权重，而且宏观政策通常又会对房地产业短期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宏观政策通常使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能直接影响住房的供求，因此在住房政策体系中决不可以忽视宏观政策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应当把握好国外和国内两个大局，通过宏观政策来防止、抵御和减轻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要按照中央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把通过财政政策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与通过货币政策扩大住房销售统一起来；把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与满足人民群众合理的住房需求统一起来；把住房供应结构的调整与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统一起来；把短期对策性的房地产救市政策与保证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期政策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2］阿列克斯・施瓦兹．美国住房政策［M］．黄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余丰慧．住房问题该如何与国际理念接轨［N］．中华工商时报．2007－7－23．

第9篇：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格兰杰因果检验

1理论回顾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

参考文献

［1］Barro.RelytoFeldsteinandBushana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3］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4］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187-196.

［5］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