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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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美联储会议宣布暂不加息，眼下离岸和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价差不断缩小，看似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正在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警报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影响资本外流的基本经济因素仍然存在，风险迹象仍旧明显，防范资本外流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一揽子政策”救急

截至发稿时，虽然9月份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资本外流有所增加，除了企业和个人正常的对外购付汇外，不排除一些资本外流的情况发生：

首先，银行结售汇逆差增加。

8月，银行结售汇逆差2745亿元人民币（等值435亿美元），较上月增加了9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8070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加6327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净售汇4284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加了3309亿元人民币;

并且，8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2238亿元人民币（等值355亿美元），较上月增加2109亿元人民币。

其次，跨境资金净流出显著增加。8月，企业和个人通过银行跨境外汇净流出700多亿美元，较7月份的140亿美元显著增加。

再次，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

8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下降7238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最大单月降幅。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环比上月下降3184亿元。当月，国家外汇储备减少939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降至2013年9月以来的最低。

如此资本外流的趋向，已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自8月中旬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资本外流监管，压缩离岸和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套利空间，稳定人民币汇率，防范资本大规模外流。例如，加强远期购售汇管理;要求银行重点关注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购汇操作;调高人民币即期购售汇平盘交易手续费;开展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专项核查，重点核查境内机构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和境外资金用途的真实性;强化“蚂蚁搬家式”的购汇管理，加强对企业货物和服务贸易购付汇真实性核查，加强个人分拆和重复购付汇管理，等等。

可以预计，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叠加效应”之下，9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可能会较8月份有所减少，甚至可能出现较小金额的顺差。但是，由于影响资本外流的基本经济因素仍然存在，防范资本外流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资本管制“治标”

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资本流动管理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承认资本管制在一定情况下有其合理性。除了强调宏观经济和审慎管理政策外，IMF认为资本管制也是管理资本流动重要工具之一，认为资本管制“过去属于非政策选项”，如今已成为管理资本流动政策“工具箱”中的有用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可视之为“适当之举”。

尽管如此，IMF仍强调资本管制是临时性措施，不能替代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审慎管理，且实施资本管制须满足一定条件，认为各国管理资本流动应依次构筑以下三道防线：

一是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货币升值，增加外汇储备、强化财政预算等;二是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防止资本流动激增给本国经济造成破坏性扭曲;三是当上述防线不足于抵御资本大量流动时，方可考虑采取资本管制。

可以看出，IMF关于资本流动管制这一举措，主张首先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来应对。这就是说，资本管制仅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且是“临时性”措施，如果过度使用或在不适合情形下使用，则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反观国内，尽管近期监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流，但这些行政性管理措施仅仅是“治标”，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资本大量外流。而且，上述政策措施应该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一旦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发生变化，国际收支状况明显好转，应及时对措施进行修正或“去除”，不宜成为一个长期性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治本”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降息空问仍然存在，因而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将是必然趋势。

治标更需治本，真正要防范资本外流，主要还取决于以下基本经济因素：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境内外利差等保持基本稳定，此皆为根本所在。

而在上述因素中，境内外美元利差逐步缩小已经成为必然。

当前，境外美元正处于加息周期，尽管美联储决定9月份暂不加息，但并不意味着年底前不加息。而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降息空间仍然存在，因而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将是必然趋势。

从汇率走势看，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调整后，在岸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近日离岸人民币汇率也逐步趋稳，离岸与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价差较之前大幅缩小。但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内在压力依然存在，贬值的市场预期仍然较强。对此，人民银行目前仍有信心也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会再出现汇率大幅的、急剧的波动。

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官方公布的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中，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多项数据均不及市场预期。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沈丹阳称，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有力推动下，企业出口的积极性有所增强，促进了出口的增长，“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仍面临很多困难，但客观上企业的出口是增强了。”

伴随着出口的增强，国内需求亦有所恢复，进口增长出现了反弹。沈丹阳以7月份大宗商品进口量做比，原油增长了17.8%，铁矿石增长17.4%，钢材增长9.2%。

进出口增速何以“反弹”

沈丹阳认为，7月份进出口增速的反弹，除了得益于国务院出台的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和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受全球经济回暖影响，出口及与出口需求挂钩紧密的加工贸易进口都有所改善。沈丹阳指出，7月份我国对美国、欧盟、东盟的出口增长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对欧盟，由原来持续负增长转变为7月增长5%。与此同时，一个新情况是加工贸易的进口同比增长5.3%。

二是进出口企业经营环境有所改善。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兑欧元、日元分别小幅贬值1.7%和0.6%，扭转了年初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局面，稳定了企业的预期，增强了企业出口的信心，贸易环境有所改变。

三是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去年7月份，我国进出口仅仅增长了2.6%，其中出口只增长1%。相比而言，今年7月份的进出口基数比较高。

对外贸易新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7月份进出口价格涨幅双双回落，贸易增速有所反弹，但加工贸易比重下降，对美出口持续低迷。

对此，沈丹阳指出，进出口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但贸易增速有所反弹，是受全球流动性过剩、中东北非局势以及日本地震等因素影响。1-7月，食用植物油、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涨幅均超过35%，天然橡胶涨幅更是达到66.1%，但近3个月价格增幅连续回落。

沈丹阳说，一般贸易继续快速增长，加工贸易比重下降，是7月份我国对外贸易呈现的一个新特点。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6.8%，已连续5个月超过整体出口增幅；进口增长29.6%，已连续12个月超过整体进口增幅。加工贸易出口增长13%，进口增长10.4%，占整体出口和进口比重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2.8和3.1个百分点。

此次进出口贸易大幅反弹民营企业的推动作用明显。7月份，民营企业出口增长35%，进口增长41%，分别快于整体增速14.6和18.1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出口增长13.8%，增速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5.6%。

有增长也就可能有低迷。7月份我国对外贸易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美出口持续低迷，而部分新兴市场进口快速增长。

7月份，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9.7%，增幅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个位数；对欧盟、日本和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2.2%、27.2%和24.1%，均高于整体出口增幅。新兴市场的俄罗斯、南非和巴西进口分别增长37.4%、60.8%和47%，高于整体进口增幅14.5、37.9和24.1个百分点。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一是宏观经济的战略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二是宏观调控的政策机遇。中央已经出台并将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三是扩大内需的市场机遇。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带动下，企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四是经济波动的调整机遇。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波动，有利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引进资金、关键设备、技术和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调整机遇。

作为省属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省属监管企业必须勇立潮头，敢于担当、主动调整、积极应对，努力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一是切实抓好当前经营。关注形势变化，调整经营策略。深入分析、密切跟踪石油、矿产、钢铁、有色金属等初级产品的行情变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利率、税率的变化以及上下游行业和企业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采取应对措施。

二是千方百计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最大限度地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财政政策方面，及时掌握国债资金、中央预算内资金安排重点以及有关部委投资方向，充分利用好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灾区灾后重建等政策，争取更大支持。在货币政策方面，通过加强银企合作、定向增发、发行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等方式扩大直接融资。在产业政策方面，抓住国家振兴十大支柱产业的机遇，争取项目支持，推动产业升级。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10.3%的增速。但是仍然延续了“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导型投资在外部市场逐步恢复时没有及时退出，导致总投资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同时增长而快速扩张，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食品及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侵蚀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抑制了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尽管已受到高度重视，但其实现仍须努力。

2011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并确定了4%的通胀目标。尽管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紧缩流动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加快增长欲望强烈，信贷扩张压力依然很大。

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2011年GDP增长幅度在9.5%到10.5%之间。其中，投资、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费则稳中趋旺，投资增长22%，消费增长19.0%，出口增长22%，预计投资、消费、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5、3.9和0.6个百分点。

此外，国际贸易方面，各金融机构的预测不尽相同，而大多数认为，受人民币升值影响，2011年进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预计为22.3%，比2010年下降9.15个百分点；进口增速预计29.81%，比2010年下降9.6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减少的态势还将持续。

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仍然很强，今年以来进出口一直好于市场预期，近期有放缓趋势。由于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增长较强，整体出口增长仍能保持在15%左右。在总量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品占比持续大幅上升，消费品占比大幅下降，反映了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全球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

二、通货膨胀

尽管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已经比较明确。货币政策转向了“稳健”，并在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试图紧缩流动性，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正视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危险，充分考虑我国现行经济格局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最近各地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以及正在召开的地方人大，促进地方经济加快发展的呼声很高，虽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已经略微调低了增长目标，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当部分地区更提出未来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实绩较大幅度地超过了全国增长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坚决态度，采取切实强有力措施，整个经济的增长冲动将难以遏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8-9%的增长率、4%的通货膨胀目标，6.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以及14-15%的M2增速可能难以达到。因此，当前必须进一步明确态度：在控制通货膨胀与追求经济增长之间做出权衡，并在二者的数量组合上做出明确选择。

当前控制通货膨胀是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虽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较长期的任务，控制通货膨胀可以视为短期经济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因为，当前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的根源。而在这样经济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率可能因此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从而消费需求却难以扩大，总需求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

若不采取恰当措施控制通货膨胀并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的最终消费率还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以食品价格及住房价格高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实质性地侵蚀了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压缩了总需求的扩张，加剧了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因此，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首先必须控制投资过度扩张，也就有利于适度降低投资率；抑制通货膨胀，将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费，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结构，实际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务必使各级政府充分明确：在当前，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也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应当把它作为落实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实。

此外，西方国家宏观政策上没有变化，来自于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国内生产资料、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所以价格上涨压力不可小视。

三、利率

4月新增信贷接近7400亿元，但主要是短期贷款增加136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不多，表明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需求较大，经营压力明显增加；这从进口增幅大减、M1增速降至12.9%及工业增加值回落至13.4%等均可印证。

据金融机构预测，2011年信贷投放增速回落至13%-14%，信贷投放总额在6.5万亿左右，M1、M2的同比增幅将下滑至15%-16%之间，流动性泛滥的形势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如果各种行政方法之下通货膨胀和热钱涌入情况无法得到有效抑制，则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央行在今年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未来货币政策如何，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

四、汇率

若参照2005-2008年人民币的升值步伐，预计2011年人民币升值幅度为5%左右。单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即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不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仍是呈现上升的态势。人民币未来实际汇率的走势，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通胀情况和美元汇率走势。另外，明年全球经济复苏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币汇率。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就是美元，美元的波动会引起全球汇市的波动。因此，目前全球经济是否能够稳定复苏，美元的趋势至关重要。美元稳定，则全球经济复苏稳定；美元大幅波动，会引起国际市场的恐慌，包括汇市，股市等。

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内需拉动和支撑作用继续增强，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生产和农业农村形势向好，财政收支增长较快，货币信贷平稳回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逐步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些表明中央关于今年加强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是正确的、有效的。展望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条件，但也有不少来自国际国内的不利因素需要认真加以应对。下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应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与节奏，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力求在“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从有利条件方面看：

一是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总体判断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尽管低于预期，复苏的过程也会出现反复，但出现剧烈波动仍属于小概率事件。这将在总体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较为强劲。虽然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温和放缓，但工业化、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增长等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企业发展经济的能动性较强。目前，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价格调控总体有效，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社会需求基本稳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重点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三是信贷质量总体风险可控。在刺激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风险性因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经济增速放缓过程中，这些风险是否会集中显现，导致经济“硬着陆”，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综合现有各方面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风险是可控的。

从不利因素方面看：

一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虽然有望保持温和复苏势头，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风险性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虽然在最后时刻达成了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协议，避免了债务直接违约，但经历此波折后，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心下降，美国国债被评级机构历史性地降低信用等级，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美国债务问题将更加复杂。欧盟债务危机仍在发展。日本全年的经济增长则仍受地震困扰，如果应对不好仍会影响日本的复苏进程。

二是影响通胀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下半年，我国通胀形势仍面临着国际局势和国际流动性过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宏观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难度。

三是一些地区中小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今年上半年，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波动并向下游传导，企业融氪用工成本增加，部分地区劳动力工资上涨，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困难。

四是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依然很重。从统计数据看，下半年完成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和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等结构调整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二、全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及建议

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仍然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即经济增长继续温和回落但仍能保持9％以上的较快增长，而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将得到有效控制，通胀出现冲高回落的趋势。预计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9.5‰全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在5％左右。

工业生产运行平稳。在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政策措施的带动下；装备工业发展还有较大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支撑工业经济继续平稳运行。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高位。随着“十二五”新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逐步落实，政府投资可望有一定程度的加速；同时，社会投资增长有望保持较高增长的态势。

消费增长放缓但程度有限。虽然前期消费热点降温，但在目前就业形势依然较好、工资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将进一步提高，对保持消费增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今年我国还对个人所得税等做出调整，这些都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16.4％。

物价将呈回落趋势。下半年，我国存在着不少有利价格回稳的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复苏放缓这一基本面因素不支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扬。二是今年我国有望实现粮食连续增产，这为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提供了基础。三是我国已经和将要出台一系列降低生产流通成本的挟持性政策措施，其效应也将逐渐显现。四是国内货币信贷条件已出现明显变化，对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五是下半年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减少。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取得的成绩，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准备，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

一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二要综合治理物价过快上涨。

三要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生产。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第一，在信贷政策方面，适度放松信贷控制，进一步优化信贷投放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针对农村资金存入银行后大量倒流城市，农村资金“非农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应制定相应法规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构建农村资金基本用于“三农”的机制，遏止农村资金的“马太效应”。应进一步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充分发挥金融对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应拓宽银行消费信用范围，创新消费信用品种，开办高档耐用消费品贷款、住房装修贷款等新业务，并鼓励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办理消费信用业务，同时使消费信用业务逐步向小城镇延伸，让更多消费者通过消费信用扩大现实支付能力，实现超前消费。

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消费信用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开发。鉴于很多城市的房价仍居高不下且涨幅较大，应坚持实施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在贷款发放时应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对大户型、高档次的商品房的开发应严格限制贷款，对普通商品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则应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要有效地实施金融的结构调控，必须使资本监管政策与信贷政策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建议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银行采用不同的资本监管标准，不搞“一刀切”。比如，对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监管标准上就应有所差别。实行有差别的资本监管政策，既体现和尊重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也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二，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培育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使其更好地发挥对短期利率变化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下调超储利率，并引导商业银行对存款利率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虽然央行规定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但商业银行却只上浮贷款利率而对存款利率不采取浮动措施，这样做固然可使商业银行避免存款利率变动的风险，但无助于提高其资金定价能力和资金价格竞争能力。由于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洗礼，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实际应对能力，等到外资金融机构全面进入时，商业银行可能会变得很被动。此外，应择机推出防范利率风险的利率衍生产品。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市场调节极大地解放和带动了各项资本的生产力度，也推动了科技含量和经营管理的进步。但是，市场调节并不是万能的，常会出现通货膨胀等现象，这些现象往往具有滞后性，会导致正常的经济运行情况突发性地大起大落。如果市场调节是唯一的手段，则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同时会产生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平到严重的两极分化等弊端。解决这些问题，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可以有效地缓解和克服这些现象，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实现，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方式，同样克服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其最好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考虑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更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有力的支撑体，这样才能使得经济趋于平稳的状态中。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宏观调控虽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瞻望到在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是应提出来作为改善的因由。纵观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无论在宏观调控的监督和制定方面，还是在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方面，我们都不难看出还现存着一些缺陷。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同法律法规的建立一样，任重而道远。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呈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结构的不合理问题还比较明显，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对调控行为不承担责任。盲目投资的结果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其次，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错位，导致许多本应由企业和个人承担的责任却由政府承担，而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又由企业或个人承担，造成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随意性大，决策程序不科学，缺乏民主性, 缺乏约束感。再次，贷款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基本建设的贷款金额继续增加，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大。

以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决策机构的不稳定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真正地解决这些抑制宏观调控政策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结构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市场投资的盲目性和缓慢性，就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不能遏制，其随时可能再度出现。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处在重要的时刻，加强宏观调控对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员来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其的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亦不能松怠。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落实我国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用更多时间努力调整其结构，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和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去。除此之外，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为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还应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应该尽快地出台有关法律，把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内容，以法规的形式规范起来。只有这样，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体制上，才能有所发展和保障。

我国市场经济现状下宏观调控的应对措施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些客观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及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等各种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人口、环境、资源等各种压力也仍在不断加剧，财政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挑战将更加严峻。我国处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调整的重要关头，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建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稳固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导，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我国政府还必须根据国情制定一些适合我国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从而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有针对性地发展我国经济。现针对我国市场的经济现状，提出相应的宏观调控的措施和策略。

（一）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应当采用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其关键政策也是如此。面对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突发的经济危机、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我国政府应当相应地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如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坚持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妥善处理发挥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及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合理适度。对当前存在的流通量过大问题，要通过相关手段，促进货币流通量向适度转化。避免投资过度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也可以通过提高利息和准备金率来减少货币供应量，或者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恰当减少财政赤字、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手段，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还应注意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国家发行国债，在此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货币供给需求量和货币流动性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发挥在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和市场供给调整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优化信贷结构体系，对机制效益好的企业给以优先的支持态度，努力把企业市场经济变革的环境创造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我国宏观调控下的政策性贷款相应地加大力度。

（二）合理改善社会就业状况

首先，通过调整财政结构，比如财政支出的上调，基金保障体系的专门建立，使更多失业人员可以得到就业机会。特别对一些下岗职工来说，可以由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以起到对某些弱势群体更好的就业促进作用。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加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技师的培养。适应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重视农民的基础教育和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实现提高青年劳动者就业能力和调节劳动力供给双重目标。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在全社会所有技术性职业工种全部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现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就业的紧密衔接。

其次，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的扶持，比如信贷支持等，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通过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继续大力实施就业援助，开发适合困难群体特点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公益性就业岗位，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用、免费就业服务等政策措施，促进困难群体实现再就业。

第三，建立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的体制。在制定就业政策的同时，失业保障也应被同时重视起来。政府还可以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公民的社会保障，让社保不仅覆盖整个城市，而且也覆盖一些曾被忽视的农村。

第四，坚持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就业。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机制。

（三）宏观调控政策吸收并应用全球化模式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伴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经济活动的涉外比例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更需要抓住机遇，全力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范围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就是要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导引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市场的宏观调控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不同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引性的而不是命令性质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以至于我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中，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外经济均衡的掌握和赶超，显然这是由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对这种发挥了较为积极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比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增长。针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应积极合理地引进外资，优化外国企业的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同时制定合理的出口政策，将对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和提高自身竞争力起到很大的作用。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我国在贸易和自由化投资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改革措施，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政府积极引导以实现区域稳定发展

在大范围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之下，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慢慢扩大，特别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发展的积极性较高，与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在强化发展是第一任务的基础理念上，应当全面实施追赶战略，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西部地区之间造成愈演愈烈的经济竞争以及区域内的发展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区域的盲目行为和过度投资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热情，在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措施的同时，积极引导东部与之加强合作，这样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

第一，实现区域开放。这是统筹区域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打破区域间的界限，使区域相互开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向一体化方向迈进。离开区域开放，统筹区域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实现区域合作。区域开放仅仅是统筹区域发展的第一步，区域开放只是为统筹区域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统筹区域发展还必须全面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在遵循经济规律和体现区域经济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前提下，以提高效益为核心，自愿平等地进行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

第三，实现区域融合。即实现区域空间一体化，这是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是指区域之间十分密切、非常协调、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新型关系。区域之间相互支撑和依托，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以其他方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是区域繁荣的真谛，最终达到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加快区域发展速度并提高效益，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健康发展。

结论

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市场经济必须不断地发展完善，才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政府在国际化的推动下要维持财政平衡，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内。总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高效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并且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当代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策略，有效避免经济的起伏不定和突发状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稳定健康，使国民得以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3.秦群立.加强宏观调节控制，优化商业企业行为[J].企业经济，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