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性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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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一)市场不够完备，单项政策发挥作用打折

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需要一套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撑，包括担保、保险、创投、股权等市场和信息甄别、知识产权评估机制等。在政策层面，需要包括人才、土地、资本、产业、财税、工商以及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合。仅依靠财政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而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市场和其他相关政策的配套支持，会降低财政支持政策的效果，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有序发展。在市场不完备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主要是政策之间很难做好协调配合，单项的支持政策较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效果。例如，财政贴息制度在缺乏商业银行主动性意愿的情况下，财政贴息制度的实施效果就并不明显。此外，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即使财政支持政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资本支持，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取金融服务也会遇到困难。

(二)缺乏全国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目前，我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并不健全，没有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全国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特别是能够直接发放政策性贷款的机构，而仅有的一些政策性担保机构和政策性产业基金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能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三)财政支持体系缺乏通盘考虑，支持针对性不足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结构存在着失衡，针对性不够，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大，而对公共产品类型的支出则存在很大的不足。这样的支出结构会造成财政科技支出的针对性不够，同社会资金投入覆盖重叠，从而降低了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对于科技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我国的股权投资基金的成立属于各省独自管辖的领域，但股权投资基金的业务属于全国甚至全球的，其业务存在集中于一些市场前景好的领域，没有形成差异化和专业化的业务模式，降低了财政资金整体使用效益。

(四)财政支持科技金融的重点选择有所偏差

目前，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重点是担保体系建设和科技信贷，但实际效果不佳。从银行方面考虑，小额贷款、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都较高，经济效益差。一旦资金面趋紧，首先会缩减科技小额信贷。从政府角度考虑，科技信贷与政策性担保都需要政府长期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其对财政依赖性较大，且越是经济形势欠佳，财政收入趋紧时，支出要求却越高，财政压力越大。从科技型中小企业角度看，科技信贷抵质押或反担保物欠缺，可贷款额度小、期限短，通常年内(资金需求时限内)难以有效解决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从担保机构看，资本金有限，科技企业的反担保物欠缺、风险收益不对称，作为主营业务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因素决定了科技担保与信贷在支持科技企业融资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综合来看，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区域性股权资本市场融资，应该是科技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也应是财政支持的重点，但目前这方面的相关支持政策不多且力度不大。

(五)财政科技支出的持续性不强和管理不佳

科技创新包括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其过程比较长，需要持续性的投入。但财政科技支出往往很难持续发挥作用，其更多的是一次性投入，持续性不强。且对不同阶段投入的资金管理不佳，缺乏有效的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理念缺乏，存在重立项、轻绩效问题，战略性综合性绩效评价和机构绩效评价开展少，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项目绩效评价流于形式等问题。(六)财政对于科技金融发展的支撑条件投入不够。科技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需要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大量专业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等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服务于科技成果定价、评估、转移的市场、机构等尚不完善。虽然各项专项资金中虽然明确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给予支持，但规定过于原则，也没有专业化的运行机构，财政对这些支撑科技金融发展的基础条件投入不足，难以较快速地改善支撑科技金融系统发展的基础状况。

二、构建和完善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总的来看，我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是基本完善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缺乏政策性机构、市场不完备、统筹考虑不足等，使得该体系还有着调整完善的空间。财政支持是多种支持方式和支持渠道的组合搭配，只有各方方式和渠道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良好的政策效应。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应按照风险共担、服务多元、财务可持续、规则简化、政策差异化的原则，在政策缺失部分创新供给，逐步完善构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并对原有的支持政策部分，不断优化完善，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具体来说，我们建议从完善组织机构、培养市场主体、建设服务平台和引导创新服务等四个方面来构建完善我国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

(一)构建完善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组织机构

1.支持成立国家级的科技银行。2009年来，我国各地科技支行、科技分行和科技银行的相继出现，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科技银行都是立足于区域，服务范围有限，并且科技银行可能存在服务领域集中的问题。再由于科技银行始终是商业银行，即使在有财政资金给予贷款补贴的情况下，基于自利考虑，也不一定愿意给予一些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项目贷款。这种情况下，以财政资金出资成立国家级的政策性科技银行显得就有必要。国家科技银行可以在几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直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二是为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的项目，如科技型中小企业征信系统、知识产权评估系统构建等提供资金支持;三是能够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统筹协调全国的科技项目获取金融支持。国家级的科研银行在全国开展业务，并在统一的事业部研究安排贷款项目。

2.支持建立在国家层面设立再保险机构。目前我国的科技保险主要立足于区域，服务于区域内的企业。一般来说，同一个区域内会聚集相似的企业，这就造成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同质。如此，风险将会聚集在保险企业方面，保险企业不得不要求较高的保费。鉴此，通过设立政府完全出资或者政府参股的国家级的政策性再保险机构，为科技保险提供再保险，分担保险企业风险，消除保险企业的后顾之忧，推动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将十分必要。国家层面的再保险机构，可能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在不同领域进行风险匹配，改变风险结构、化解风险，从而降低科技保险保费，让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获取更好相关服务支持。

3.支持建立区域性金融服务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是有明显缺陷的，其不如区域性的、专业性的中小金融机构。而在我国，县域银行、社区银行缺失，小额贷款公司在服务科技型企业上专业化程度不够，科技性专业机构数量又十分有限。在区域性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建设方面，财政资金大有可为。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基建专项支持、参股等形式，充分调动银行、风投机构、证券公司、担保公司、行业协会、高科技园区、中介机构以及企业等各方面资源，积极构建区域性的金融机构。

(二)培育金融服务主体，促进多样性科技金融服务市场发展

1.加大财政奖励、风险补偿等财政扶持政策的力度，提升风险投资机构的市场生存力，鼓励机构创新，丰富投资者结构。活跃繁荣的科技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是在市场中必须存在足够多的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以契合不同融资需求的科技企业。因此，培育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者，提升其市场生存力，扩大投资者范围，是活跃繁荣科技金融市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进一步通过财政专项资金加大对科技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包括利差补贴、特殊费用补贴、业务贴息等方式对参与科技企业投资的商业银行、创业投资公司、天使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保险公司、担保机构、金融租赁企业、信托机构、产业投资基金等按照其开展科技金融相关业务的年度规模给予合理的补助，对年度业务增长规模的一定比例给予的适当财政奖励，风险投资损失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偿，以激励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科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增强机构自身的市场生存力。鼓励现有金融机构设立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专营服务机构，推动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科技担保公司、科技保险公司等更具专业性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的设立和业务开展，对这些新兴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的创设与发展给予更为优惠的财政奖励、风险补偿政策。

2.应用财政奖补，培育和发展股权交易市场，特别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科技金融资本市场是我国构建科技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盘活科技金融资本，活跃科技金融市场的加速器。目前，我国场外股权市场对多数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来说，门槛较高，并容纳的企业数量有限。进一步推动适应更广泛科技型企业的场外交易市场(类似美国的信息公告栏市场、粉红单市场)十分必要。2013年1月16日，全国非上市公司股份交易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揭牌，预示着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从小范围、区域性市场开始走向全国性市场运作。但由于这些市场在建立初期交易的活跃度和规模有限，没有足额的佣金收入维持市场的存续和发展。因此，在构建初期应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对培育运营这些市场的实体给予财政补贴和奖励支持。除了股权交易市场外，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资本的流通，鼓励包括科技信贷、科技债券等流通市场的建立。同时鼓励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以推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其他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交易，从而更好地适应不同财务特征的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对于这些市场的建立，同样应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在构建的初期给予财政支持。

3.完善顶层设计，转型引导基金方式，运用市场化FOF支持创投机构。根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统计，2006年至2012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成立引导基金近90支、总规模超过450亿美元，参股子基金超过200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引导基金致力于推动地方创投行业发展及中小企业融资，但随着VC/PE市场的成熟，引导基金所扮演角色也略显尴尬。在政府引导逐步让位于市场配置的趋势下，政府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从新给引导基金在中国VC/PE市场中角色进行定位。目前，在众多政府引导基金中，部分已经开始了市场FOFs尝试，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苏州创投)、浦东新区引导基金(浦东科投)、成都高新区引导基金(银科创投)等。在现实实践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政府要进行大胆的顶层设计，在把握引导基金承担一定政府引导职能基础上，放开对引导基金的限制，逐步实现引导基金转型为市场化FOFs，通过FOF模式支持市场中服务于科技企业的创投机构。通过支持服务于科技企业的创投机构，增长培养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主体来间接实现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目标。

(三)加快建设各类别、各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1.支持建立全国性科技型企业投融资信息交流平台。目前，在我国科技型企业较为集中，科技金融资源较为集中的部分区域和城市已经建立了推动科技型企业与科技投资者接洽对接的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在公共服务平台上的集中展示与交流，撮合科技型企业与投资者间投融资意向的达成。这些区域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在促进地方科技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资源通常是地方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动用区域资源建设而成，难免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我服务意识”，区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机制，限制了科技型企业和投资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和市场中上进行投融资的双向选择，增加的投融资双方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市场分割行为。因此，有必要动用政府资源从资金、技术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整合分散在各个区域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全国联网建立全国性的科技型企业投融资信息平台，实现资源体系、服务体系、网络环境三个层面的跨区域整合与互动，为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所提供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服务体系，形成全国性的科技企业投融资大平台、大市场，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科技部、财政部可以为此单独设立专项资金推动大平台建设和建设初期的日常维护，待市场形成气候时，通过会员制收费方式为主并辅以财政补贴解决平台运营维护资金需求。

2.以政府采购等方式培育和发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务市场。培育和发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务市场体系是提升科技金融市场运作效率、增强透明度、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重要基础。但是，市场化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务收费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开支，从而降低了金融资本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可得性”。因此，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选择部分优质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务组织，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包括财务会计在内的相关科技金融配套服务。这些服务本身又提升了科技型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的认可度，从而增加了科技小微企业的获得融资的可能性，降低融资成本。而政府采购本身也增加了中介组织的收入来源和稳定性，成为培育和发展科技金融中介市场的重要力量。目前这种做法在上海等地区已经采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3.设立政府专项资金推动全国性科技企业征信体系建设。目前我国权威性的征信体系主要是人民银行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登记咨询系统，其信息量和企业覆盖范围远远不能满足科技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科技型小微企业并未纳入人行的征信系统，并且人行的征信系统的信息量通常仅局限于一般性的企业财务金融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科技企业融资而言是不足的，例如缺少关于科技企业的技术认证等涉及知识产权的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又恰恰是科技企业融资不可或缺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单独建立有关科技企业征信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在人行信息系统的基础上独立出一个子系统，也可以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完全独立开发出一套系统。财政、科技部门应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设立专项资金对这一全国系统及地方子系统的数据库建设运营维护以及相关人员培训和业务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并联合其他部门(税务、工商等)实现数据信息跨部门、跨区域信息共享机制，以使金融机构能够更高效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并能持续关注、跟踪科技企业的发展成长过程。

4.以政策性金融推动科技担保和保险体系建设。科技保险与科技担保体系是我国目前科技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不仅有实力的机构较少，服务能力有限，而且服务的成本也较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动科技保险与担保体系的发展。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方式带动商业金融保险与担保机构共同服务科技企业是发展壮大科技保险与担保市场体系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设立政府完全出资或者政府参股的政策性再保险和再担保机构，为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机构和科技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提供再保险和再担保业务，以政府信誉和资金，降低商业保险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科技保险和担保业务的顾虑，鼓励商业保险企业为科技企业提供“科技创新险”、“新产品开发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保险品种，不断丰富间接融资担保和直接融资担保服务。

(四)激励引导开展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创新

运用政采、补贴、风险补偿等多种财政支持方式鼓励科技金融服务创新。科技型企业的差异化决定了科技金融服务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科技金融产品在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又必须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的有机组合满足科技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这就要求金融机构不断推进服务创新。但是，创新必然存在风险，金融机构的创新必然会引发风险损失，较高的创新成本降低金融机构服务科技企业的积极性。因此，从支持科技发展、推动科技金融服务的角度看，政府部门应通过不同方式来支持金融机构的科技金融服务创新行为。

1.改进科技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支持科技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在立项环节，引入行业专家筛选和金融机构筛选相结合的机制。在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领域立项阶段，政府部门组织相关行业专家进行技术筛选，同时引入市场金融机构进行经济筛选，结合两者筛选结果，确定立项项目。二是推行财政资金后资助方式。后资助方式对由企业为主承担，利用其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开展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并经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预期可取得经济效益的科技项目，在项目结束或完成后，经审核、评估或验收，按一定比例进行相应补助的财政资助方式。三是引入行业自评管理，严格产出管理考核。建议利用行业组织，结合高校专家等资源，开展行业内部企业项目自评管理，行业专家对相关企业和项目进行指标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财政资金资助项目产出管理的主要依据。

2.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定位和运作模式，积极培育天使投资。种子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最大的阶段，也是VC、PE等不愿投资的领域，因此政府需要特别关注这一阶段的金融环境和支持环境。在政府引导基金转型FOF的同时，保留并规范部分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通过引导基金来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引导基金应采用预算内资金等资金来源，以事业法人的形式，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严格限定政府引导基金所支持项目的政策定位，将其限定在支撑一些早期的、前端的、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政府有意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等关键领域，或者处于种子期、成长期等早期的创业企业。

3.建立科技型企业融资联合担保平台，并应用财政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推动银保联动和投贷联保。由于我国担保行业本身规模偏小、风险收益不匹配、发展不成熟等因素的作用，使传统的信用担保不能有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可在借鉴杭州市信用联合担保机制探索的基础上，克服传统担保机制的缺陷，成立专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科技担保公司，利用政府科技专项提供的政策性担保资金，通过政、银、保合作联动，基于风险和收益的对等原则，创新设计担保融资品种，在政府、担保公司和银行之间实现风险的合理分摊比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低成本的担保融资服务。

4.通过利息补贴、创新奖励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集合票据和债券都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创新，研究探索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债券是一个金融多样化的创新方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搭配在一个区域内未必能有较好效果，如果能够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债券，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和收益在全国内搭配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以产业链金融为纽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和收益放在其所处的产业链中来综合考量，通过上下游的优质企业的担保来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这些显然都需要金融服务机构大胆创新，提供新的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产品，应用利息补贴、财政奖励等方式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

5.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将科技企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与商业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实施联动。在政府采购中，需要注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和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推广应用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重要作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来看，可以探索下列政府采购方式将政府采购同金融服务联动起来:建立所支持的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应用推广推荐目录。目录应涵盖国家确定支持发展的行业产品，如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含水处理、大气污染控制、固废物处理、环境监测等)、新能源及节能减排、医疗卫生(含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信息通信设备、行业信息化系统等，以及适于部队采购的产品等。对目录中产品进行招标，确定提供政府采购的中标科技企业，建立采购企业名录，将名录定期向社会。对支持名录中所列企业的金融机构给予业务补贴等，鼓励金融服务机构支持名录企业创新发展。

第2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财政政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特色小镇

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国际比较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就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了解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并把握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和新型城镇化的配套现状十分必要，有助于提出适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起步较晚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的起步较晚，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才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逐步快速发展起来。1978年以前我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在20%以下，而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城市人口占比稳定在60%以上。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而同一时间的美国、英国、日本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也达到38.5%。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家积极开展经济建设，1978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化速度随着国家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明显提升。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8%，与世界城镇化的平均水平52.5%基本达到一致（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虽然起点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发展速度加快。应在保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同时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地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我国已经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

目前，关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广泛被认可的划分标准是：当城镇化率小于30%时，说明城镇化发展处于初步阶段；当城镇化率在30%到50%之间时，城镇化发展正在处于向基本实现迈进的阶段；当城镇化率处于50%到70%之间的水平，认为城镇化发展处于从基本实现到完成城镇化过渡的阶段；而当城镇化率大于70%时，则认为该阶段城镇化已经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阶段。[1]按照这个划分标准将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如下：由表1可知，城镇化率由30%发展到50%的过程中，我国只用了短短不到10年时间，我国在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50%，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比英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历时都要短，平均每年城镇化率以将近3%的速度增加。而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9%，从2011年的50%到超过60%用了不到10年时间，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也快于其他三个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落实能力的提高，由于城市的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人口福利水平等因素也开始出现。[2]考虑到传统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我国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我国开始重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不再单一地将常住人口所占比重代表的城镇化率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2012年“十”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正式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在城镇化由基本实现向完成的过渡阶段时期提出来的，也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实际国情和其他国家发展城镇化所遇到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该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走好我国城镇化从基本实现到完成的过渡阶段时期的道路。

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完善社保制度的政策比较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探索和建立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化发展。[3]英国作为“城市化故乡”，根据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福利问题积极探索改进的方法。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英国设立农场主养老保险制度，并以“农业社会互助金”的模式实现了农村人口社保。英国政府还根据贝弗里奇报告了社会保险白皮书，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社保体系。美国政府针对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数量在城市的集聚而产生的住房困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住房保障措施[4]。政府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和补贴政策以确保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让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待遇相同，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同样面临着由于“高发展、低福利”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和城乡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日本提出“全民皆保险”的口号，由中央政府、县、町政府共同出资来健全社保体系。并在1985年的《国民年金法》提出让国民年金成为共同的基础养老保险，扩大了社会保障的主体，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二）发达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财政政策比较

乡村发展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良好的乡村发展条件不仅有利于缩小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差距问题，也意味着城镇化发展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水平。英国城镇化初期忽视了乡村的重要性，由工业革命作为起点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农村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英国政府开始重视乡村的地位，英国政府自19世纪末开始积极实施财政政策发展乡村，1909年颁布《住宅城镇规划条例》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城乡规划的法律。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之前以城市扩张为主的城镇化发展给乡村带来的不利影响。[5]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美国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农业与工业发展并重的原则，使得乡村和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协调发展。日本为了应对城镇化发展初期出现的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提出一系列保护乡村、促进乡村发展的措施，实现了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有特色的发展。

（三）发达国家发展小城镇的财政政策比较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在人口、环境等资源方面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因此小城镇可以引导乡村发展并调节大城市的扩张。英国政府将城镇化发展的规划立法，重视小城镇对劳动力的牵引作用和对工业的促进作用，形成了中心城市、小城镇、乡村交相辉映的发展格局。美国政府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就开始重视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为依托，利用了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美国小城镇的发展，并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共同承担小城镇的开发建设费用，逐步确立了大都市、小城镇、乡村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6]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大都市圈的过度扩张，大都市的发展与其他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为了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日本政府运用资金大力扶持落后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实现了均衡的城镇化发展。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议

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当前财税政策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7]对比分析英国、美国、日本在完善和促进社保、乡村和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手段，可以为我国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借鉴。

（一）社保制度福利应更加倾斜于乡村

社保是保障人们生活质量的“兜底线”，社保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更加强调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我国的社保制度虽然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但当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仍然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下公众对于福利水平的要求。一方面，当前户籍所附着的福利制度使得我国的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同，城镇人口拥有更多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而作为需要更多扶持和保障的农民反而享受更少的社会福利，当前农村的社保制度不符合新型城镇化下对于人们生活福利水平的要求。[8]另一方面，现阶段下，对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由于他们的就业地点、生活居所的不稳定性，以及这些人口自身对参与社保的积极性不够，使得他们的生活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比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我国的社保制度应该更倾向于农村，现阶段我国城镇的社保制度比乡村社保制度更加完善，城镇人员享受更多的福利，相反生活水平并不高的农民的社保覆盖面很小，这不利于城乡的融合发展，因此财政资金要促进城乡社保的均等化，扩大财政资金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力度，给予农民更多的优惠和便利。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应进一步扩大社保的覆盖面，让全民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政府应该积极探寻改善社保机制的方法，通过鼓励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参与，来补充、完善现有的社保机制存在的不足；通过降低社保费率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激发企业吸纳更多就业的能力，增加社会就业。

（二）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在小农经济时期，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使得乡村自身可以提供人们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规模化效益更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9]因此很多地方走上了以农养工的道路，即牺牲农业和乡村的发展来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乡村和城市融合发展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是既要保证城市高质量的发展，又要有针对性地扶持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道路，是让乡村和城市都实现有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我国农村地区一直以来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于城镇经济，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取消农业税来减轻农民负担以及农村经济的成本，但是要想发展乡村经济，财政政策不能止于减轻农民的成本问题上，更要大力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帮助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厂房来增加乡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引入先进技术改善农业装备条件，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并鼓励发展创新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开展合作化、规范化的农业发展和经营模式，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同时，由于市场在自发条件下资本会选择短期内有较大回报的投资项目，因此各基金政府要适当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

（三）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小城镇发展

第3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4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 经济形势 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

第5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政策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它可以用来调节总需求，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波动，在不同经济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确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对当前我国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政策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总需求就会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萨谬尔森在该理论基础上, 强调税收既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稳定经济的“人为稳定器”，他认为财政政策是一种管理和控制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政策。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财政政策提出了独到见解。樊纲（1998）强调,应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经常性适时微调。陈松青（2001）认为，制定财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国情，公共支出应投向农村和农业，其“乘数效应”才是最大的。但邱华炳、蒋经法、李齐云等（2002）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没有预期那样大，乘数效应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不足问题，建议谨慎使用财政政策，同时结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实证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波动和财政政策波动之间存在不完全双向因果关系。王树华、方先明（2006）经过分析后得出：总体来看，中国财政政策从其宏观效应来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挤出效应，且时滞较为明显。钟永红（2007）检验了1978～2006年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差异性特征，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呈现负效应且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只注重财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差异，而很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该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得出相关结论。

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说明

财政政策主要调控手段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但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松紧程度；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能够直接影响投资，进而影响GDP，所以它能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被当做宏观经济调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实际GDP之间体现出较强当期相关性，它仍然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所以本文将财政支出（GE）和固定资产投资（FAI）作为财政政策代表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代表变量。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异方差现象，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时序变量分别记为LGE、LFAI、LGDP。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数据的ADF检验。为了证明所用时序数据是平稳的，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需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样本数据和其一阶差分项的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变量LGE、LFAI、LGDP都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分别在1%、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故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记为I（1），所以可以运用协整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协整性。

2.数据的Johansen检验。协整检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数列，则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就是协整的。上述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时间序列是一阶稳定的，故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线性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LGDP与LGE、LFAI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式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则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协整关系式中，两个解释变量弹性系数都为正值，说明在长期内GDP与GE、FA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GE、FAI对GDP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且GE影响力较大（弹性系数为0.5124），而FAI影响力相对要小些（弹性系数为0.2857），说明GE对GDP贡献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检验。经过上述协整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方向也不明确。为此，本文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GDP与GE、FA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文博认为，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长度较为敏感，最好是多选几个不同滞后期进行检验，若结果一致，则认为检验较可信。本文将以该原则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过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滞后期取3时，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滞后期取1～4时，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当滞后期取1～3时，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时，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时说明FAI对GDP影响消失；GDP始终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综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变动关系，但GE对GDP影响时间更持久。

4.脉冲响应函数。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GE、FAI对GDP动态影响，图1、图2分别是我国GDP增长对GE、FAI脉冲响应函数图。

由图1可以看出，当本期给LGE一个冲击后, 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0.044），持续时间较长，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慢。由图2可知，当本期给LFAI一个冲击后, 也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0.11），持续时间较短，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快。综上得出，GE、FAI对GDP动态冲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GE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慢，效果较弱，但持续时间较长；FAI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快，效果较强，但持续时间较短。

结论及启示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体现出较强相关性，三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且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虽然财政政策效应发挥具有一定时滞性，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具有影响关系上的非对称性，财政支出对GDP具有单向强Granger因果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与GDP之间存在单向弱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和投资率增长率来引导未来经济走势，但同时需注意遵循适度原则。

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内在调节机制。从趋势上看，财政支出对GDP贡献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影响速度明显快于财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注意合理优化财政政策结构，使政策各要素之间互相适应和协调，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财政政策短期调控效果显著，但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够深远。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脉冲作用并不持久，说明经济自身内在发展动力不足，所以当前财政政策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亟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君昌.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02(1)

2.庄海燕.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3(7)

3.樊纲.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宏观经济研究，1998(1)

4.陈松青.二元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思考[J].财经研究，2001(8)

5.周洪，马栓友，马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性高级专题研讨会”综述[J].财贸经济，2002(1)

6.滑冬玲.后金融危机时期提高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0(12)

7.李永友.我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波动的关联性分析-兼论我国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机制[J].财贸经济，2006(4)

8.王树华，方先明.中国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1978-2004[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9.钟永红.中国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第6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我们把所有的结构参数分为9个组。表1列出了它们的估计值和标准差。图1则给出了估计所得的行为方程与样本数据的拟和。所有数据都是年度数据。由于样本数据有限，我们的参数估计并不能完全尽如人意。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表1中的估计值是如何得到的。

3-9 组的参数估计

 

我们的讨论首先从第9组开始。我们发现9组中的参数大多可解释为样本平均值或定义在只有一个结构参数的方程中。这就允许我们使用一阶距的方法(method of first moments)对它们进行估计。

 

尽管一阶矩方法能同样用于估计消费函数(10)和进口函数(12)中的参数c和m，然而我们发现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为此我们允许c和m能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假设

其中，ctct/(yt-1-tt-1)；mtmt/yt；vt和εt都假设为独立同分布（i.i.d.）的正态随机变量。这表示边际消费和进口倾向都服从于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将公式（20）和（22）分别代入(19)和(21)，我们得到

其中，c0=c(1−ρ)，c1=ρ，m0=m(1−λ)，m1=λ。现在我们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而有关的结构参数c、m、ρ和λ则由下列公式获得：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方法无法使我们直接得到参数c等的估计方差。为此我们必须把该估计看成是非线性估计。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judge et. al (1988,p508-510)所讨论的方法来求解参数估计值c等的标准差。在这一计算过程中，我们利用gauss语言中的grardp程序来计算有关的一阶导数矩阵。该矩阵被用于推导参数估计值的协方差矩阵。

 

对于投资函数(5)中的参数估计，我们采用如下估计方程：

(25)

(26)

其中，it=it/kt-1；vt同样为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里我们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cochrane－orcutt方法

此外，在对工资、价格和利率方程(15)-(17)进行估计时，我们假定方程中所有的干扰项都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对它们进行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对工资公式(15)进行估计时，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实

际gdp与就业之比)来代表供给冲击，即解释变量st。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参数βn的估计值极不显著，因此，我们令它为0。这也同时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处於供过于求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供过于求反映了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总供给的参数估计

 

对于产出方程(1)-(4)中的结构参数βv和βg的估计则更为困难。首先，我们无法得到期望值get和yet；其次，尽管我们可以从方程(1)中推算出δvt，但是，我们并没有存货vt的数据(这需要有一个存货的初始值)。为了避免使用数据vt，我们的估计需要建立在对方程(2)进行一阶差分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利用(3)对vdt进行置换，我们得到

(27)

按照预期增长率get的定义，我们有δyet=getydt-1。将其代入公式(27)，我们可以得到参数βv的估计方程：

(28)

其中

以上，误差项νt同样被假定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

显然，对于βv的估计需要获得时间序列get，该数值我们无法得到。然而给出参数βg和get的初始值ge0，我们能从(4)中推算出get。假定ge0＝g0，也即预期

增长率get的初始值等于其实际的观察值。设立目标函数：

(29)

这里，e(βg)是在给定的βg情况下，对方程(28)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误差向量。这样f(βg)就可以看成是该误差的平方和。由此，对于参数βv和

βg的估计可以看成是寻找一个βg使得目标函数f(βg)最小。这里，我们使用网络搜索法来实

行这一最优化过程。

技术函数中的参数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可以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得，资本存量kt则来源于张军(2003)。然而，对於技术函数中的参数da、φ和θ的估计，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无法观测的变量at和ypt的数据来源问题。如果我们假定生产用电力消耗与资本设备的实际使用成线性相关,则通过利用生产用电力消耗数据，我们就能测算出at和ypt。假定一定时期内生产用电力消耗和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也即

st=het   (30)

其中，st为资本服务的使用量，即st=utkt；et为生产用电量；h为一个正实数。给定st及公式(5)和（6），相应的实际产出则可由下式导出：

yt=atst  (31)

进一步将(30)代入(31)，我们得到

st=athet   (32)

对(32)式两边分别求自然对数并进行差分，我们可得到

(33)

以上分别表示为产出、技术和用电量的对数差分(近似于它们的增长率)

由于yt和et都是已知的，由公式(33)我们可以算出at，再进一步由(32)解得h。给定h，我们可以按公式(30)求得资本服务量st，并进而按定义st=utkt导出ut。给定ut和at，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6)测算出ypt。

 

需要说明的是，在按公式(32)求解h时，我们需要的是at，而我们从(33)式中得到的则是其增长率at。因此我们必须有个基年(这里采用1980年)的资本生产率a0。现假定基年的资本设备利用率为100%，则a0可由公式a0=y0/k0求得。图2 给出了我们所测算出的ut、ypt和at的时间序列。

图2

 

需要说明的是，由此而测算出的技术存量at具有较大的波动，甚至会出现技术退步。显然此种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实际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象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技术的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应是一个平缓的过程，不应出现大起大落。显然，这种过分的波动来源于各种误差干扰（如我们所假定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量之间线性关系中所出现的误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图2中c格的at进行滤波（或光滑）处理，经过滤波以后的at由图2中的d格所示。

给定数据at，我们就可估计技术函数(8)中的结构参数da、φ和θ。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然要对公式(8)的h作一番解释。按照romer(1990)的原意，h为用于科研的人力资本。然而，除了现有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外，技术的提高也有赖于科研所需的物质投入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研究需要设备和经费，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专利制度和对科学贡献的奖励制度等）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国内现有的数据，h可以看成是国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估计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小二乘法，即使误差平方之和为最小。然而由于方程所体现的非线型性，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局数值优化(global optimizationalgorithm)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所采用的是模拟淬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

4、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我们所估计的模型分析和测算过去5年(1998-2002)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测算所依据的原则是“有无原则”(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这一原则在项目评估时经常被使用。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分别计算在“有”和“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我们所关心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比较这些指标的不同就能使我们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

 

无论是“有”还是“无”，我们都必须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

观经济指标。关于这一模拟，我们要求：

 

所有外生变量都用实际样本值来表示；

 

所有随机变量的实现值都用模型估计时所留下的残差来表示；

 

所有内生变量都由模型的模拟计算得到。

假设过去5年里没有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应等于税收。因此，所谓没有(或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是：令过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当年的税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政府的支出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为此，我们使用国债投资中的支出结构来推算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情况下的支出结构。表2给出了这一推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使用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为什么对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实际的样本观察值来代表相关的经济指标？由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设定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差，因此，即使我们引入了误差项的实现值和实际的外生变量，当我们对模型进行模拟时，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拟值与样本值有偏离。为了使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模型的设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对评估的影响减少到最少，我们对于在“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的经济指标的测量与“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相似，即都通过对模型的模拟算出，两者的不同仅仅体现在政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表3 给出了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估。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这里的财政赤子与国债支出并非完全相同。当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税收时，它仍然可以动用除发行国债之外的其它资源，如过去的财政积余等，来弥补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

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第7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集中核算；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0-0067-02

会计集中核算是指政府成立会计中心,在资金所有权、使用权、财务自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同级机关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会计机构和会计岗位,以会计核算中心为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工作和实行会计监督,是会计委派制改革中融会计核算、监督、服务于一体的一种形式。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是为了加强财政资金收支的管理和监督,规范财务管理和会计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构筑公共财政框架、实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奠定基础,建立公开、高效、廉洁、务实的财政管理运行机制。因此,全面开展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势在必行。

1 会计集中核算的现状剖析

1.1 会计服务职能的削弱

就核算单位来说,撤销会计机构后,财务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影响；就会计核算中心而言,难以对集中核算单位实施全过程的监管,只能在支出合理性、发票真实性、报账手续健全等方面进行控制。可以说,在当前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集中核算管理模式下,各核算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很多“自由”,完全丧失了财务自,始终处于被会计核算中心监管状态,甚至是审批状态；一些大的业务活动事先都要与核算中心沟通,否则将难以实施,困难重重。当然,这也是基于双方立场不同,基层单位一切从实际业务需要出发,而会计核算中心则从财务制度要求出发,双方出发点不同,想法自然也不会融合到一起。因此,现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领导都在抱怨,说会计核算中心的成立,相当于单位又多了一个“婆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务工作渐渐脱离服务职能而向监督控制方向发展,势必影响基层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限制了核算单位事业的全面发展。

1.2 职能定位不清,权利与责任不统一

(1)当审计部门对核算单位进行审计检查时,发现问题双方互相推诿,本应双方共同承担,而核算单位报账员迫于核算中心的压力,被要求对审计检查相关事项签字认同。报账员只是一名普通的办事人员,既不能代表核算单位承担责任,更不能代表会计核算中心承担责任。在这种权利、责任不明的情况下,就为二者在日后工作中在责任面前互相推诿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2)由于职能划分不清,个别会计核算中心把一些根本不属于报账员工作范畴的内容强加给报账员,如编制会计报表、做年度财务决算、各类对外报表填制等。报账员从隶属关系方面讲应属于基层单位,从业务指导方面讲则应属于会计核算中心,这种关系时常令报账员同志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即两边都惹不起干受夹板气,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报账员的工作积极性自然得不到充分发挥。

(3)注重资金管理,弱化资产管理。会计核算进入中心管理后,核算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无人重视。会计核算中心只管固定资产账不管实物,而核算单位只管实物不管固定资产账,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处理不及时,致使资产账面数字不实,资产管理流于形式,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新的腐败之源。

1.3 管理模式上的缺陷

会计集中核算后,大厅式的工作方式无形中将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职能相分离,会计核算中心成了“只监管支出不监管收入”的部门,核算单位应有哪些收入及收费项目并不完全清楚,甚至是不合理的收费项目收入都“照单全收”。由于工作条件所限,会计人员深入实践的机会受限,对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缺乏足够了解,资金账务处理与生产业务活动很难达到完整和谐的统一。在不了解单位生产业务活动的前提下,会计核算中心所进行的会计监督也只能是对原始凭证形式上的审核,而对原始凭证有关内容方面的实质性审核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看出,这种脱离单位实际情况单纯进行的封闭式的会计核算,必然会造成会计核算过程中的主观盲目性,影响会计核算的准确性,使会计监督职能难以真正实现。

2 对策与建议

2.1 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会计监督新体制

在建立核算中心、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基础上,将预算单位的报账员纳入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履行报账会计职责。这一做法可以作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的一种形式,在部分重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试点。报账会计负责预算单位财务资料的收集、传递和报销,同时负责预算单位资金收入和财产物资台账的登记管理。报账会计应持证上岗,并赋予其据实登记会计台账、定期与会计核算中心核对会计信息、向会计中心报账并说明预算单位经济业务和票据的真实情况,以及对预算单位会计事项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领导审批前的审核等相关职责。

2.2 明确责任主体,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应当明确,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虽然预算单位内部的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等职能已经转移,但是预算单位内部的理财机制、资金支配和财务管理职能没有变,单位依然享有财务收支执行权、财产物资管理权、收入和支出审批权,依然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主体；会计核算中心只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产物,所有会计原始资料均来源于各预算单位,会计核算中心负责预算单位的资金收付和结算、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报表编制、会计档案管理等工作,不干预预算单位的经济活动。因此,预算单位负责人仍然是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这完全符合《会计法》的规定。然而,由于会计核算集中后,会计资料的记录、加工、整理及会计报表的生成、会计信息的提供、会计档案的保存管理等,都由会计核算中心来完成,因此,会计核算中心应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此外,“会计中心监督各预算单位,又由谁来监督会计中心？”主管部门应委派懂财务的纪检监察员,负责对会计核算中心内部的纪律监督和业务监督,同时负责受理各预算单位对会计核算中心的违纪投诉,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良性运行机制,使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在事前得以有效防范。

2.3 完善预算管理,建立一套科学的支出预算管理体系

第8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 问题 对策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相关问题

（一）会计集中核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会计核算资料不完全准确。因为对于核算中心而言，其独立于单位，对于各单位的开支项目和具体任务以及资金来源和性质方面都不是很清楚，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脱节，尤其是单位的相关专项费用和往来款。同时因为部分报账会计素质不高，从纳入核算的相关单位来看，绝大多数的报账会计是由以前的出纳担任，他们对会计核算业务并不很熟悉，在报账时往往不能准确填写资金来源、性质以及开支渠道。

2.由于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分离，导致单位的理财积极性受挫，财务管理也出现了弱化的倾向。这首先不利于单位对本部门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及时的了解；其次是资产管理方面较为薄弱。对于会计核算而言，当其进入会计核算中心后，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没有得到重视。很多单位往往只对资金管理加以重视，而轻视了物资方面的管理，造成了固定资产入账不及时，尤其是卡片和固定资产后台的经常不入账问题，对固定资产的处理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对处置所得经常不入账，或者入工会小账，并且不及时上报中心核销，这就造成了账面上长期挂账，账实不相符。

3.容易出现真票据假业务现象。会计集中核算实行后，单位对做账方面不再进行负责，只对报账进行负责。由于会计核算中心对会计的核算监管中，只能对票据的真伪加以识别，不能对经济业务的真伪进行识别。所以，对于真票据假业务而言，可能在某些单位存在。

4.容易出现账外资产或者账外设账等违纪违规现象。会计集中核算实行以后，一些单位为了保住小团体利益、保住过去已有的福利待遇、保证对不合规的收支有地方入账和出账，以及钻政策的空子与管理漏洞，这样会使违纪和违规问题变得隐蔽，弄虚作假的手法也更加多样化。一是账外账、小金库现象重新抬头。二是上转下，明转暗以及真转假的现象经常发生。对于一些单位而言，由于怕监管、怕不合规支出、怕露富，在财务移交给会计核算中心的时候，就将部分财务活动转移至下属二、三级单位或者工会、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或者自收自支的经济实体，将下属单位当成是聚财和生财的囤积地与违纪违规方面的避风港。三是在相关财务移交会计核算中心时，部分单位的财务和资金移交不够彻底。四是账外资产逐渐增多。因为会计核算中心管账不管物，对于单位而言是管物不管账，在一些资产形成以后，单位只管理资产使用，不注重及时上报会计核算中心，做相应账务处理，尤其是捐赠、举债以及划拨所形成的相关资产。

5.存在单位财务内部牵制和对机制弱化进行监督的现象。在会计集中核算加以实行后，单位财务的外部监督方面得到了加强，但是财务内部潜质机制的弱化现象实在是令人担忧。

（二）内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

长久以来，我国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管理比较重视，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关注不够，对国有资产方面的调拨、配置、使用、验收、报废等环节还缺乏较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操作流程。在对资产进行购置时，没有确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以及审批制度，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对于国有资产而言，其交接制度不够健全，一些单位和部门没有设立或明确专门机构，专职人员职责分工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较大，补报、不报以及漏报的现象时有发生。更加严重的是还有一些单位没有经过批准便用国有资产进行担保、抵押，一旦不能将其收回，不仅造成国有财产流失，而且还很容易滋生腐败。

（三）重采购轻管理，重货币轻实物

一些单位管理意识还比较淡薄，资产方面的管理比较混乱，大都只重视采购方面的管理，而放松了对相关实物资产方面的管理；对货币资金方面的使用管理过分注重，忽视了对实物资产方面的管理。缺乏比较严谨的验收审批、保管以及使用制度等一系列的相关规范以及有效的内部方面的管理机制。比如手机、电脑、摄像机、照相机等小型的贵重物品，长期被个人无偿占用，在其退休或调离本单位以后，没有按照规定交回，被据为己有。对于贵重物品而言，其被长期的无偿占用着，国有资产也就变相成为了私有财产，缺少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制约制度，从而造成了财产丢失、损坏以后无人对其进行追究，最终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不顾客观需求，盲目购置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由于固定资产的购置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或拨款，而在进行财政拨款时对于单位资产的变动、存量等情况是不作为审查方面的内容的，从而造成了不少单位在资产购置上，从各自利益出发，过分热衷规模扩张，存在着一定盲目性和随意性，片面地追求高精尖，不断更新设备，重复购置，使得大量尚能被使用的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出现了人为的浪费现象。怎样管好并且用好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对于推动国有资产合理配置以及对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安全进行保障，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的对策

（一）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切实把国有资产管理列入议事日程，真正把各项规定以及制度落实到实处，并且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当成是单位一项重要的工作，形成完整的资产管理体系，以此来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性。

（二）建立国有资产的损失追究制度，对体制上的障碍加以克服

责任追究是对制度加以落实的重要保证，制度一旦形成，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适用的，在制度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对于一切违反制度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处。各单位要尽最大可能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专职资产管理人员，要坚持责任到人，克服多头管理的弊端。各个监管部门要明确职责，统一管理，将资产管理纳入相关考核目标，根据职责进行划分，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制度以及损失追究制度，对责任意识加以强化，定期进行资产清查盘点，保证财、证、卡、物四相符。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要确保制度落实到实处，形成良好的制度管理机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体制上的障碍要加以克服，深化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坚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要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相分离；坚持义务、权利以及责任相统一，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相互结合，实施分级管理。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功能

对于国有资产的购置、管理、使用等重点环节，要对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健全内部审计部门对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能。内部审计部门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财产管理部门的实物以及财务部门的相关账目进行抽查，至少在年终时要对相关资产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清查以及核对，对于盘盈盘亏的资产要找出原因，分清责任，同时按现行的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在年终时要将资产管理方面纳入到相关部门方面的考核目标，对于管理比较完善的部门要给予奖励和表彰，对管理薄弱以及滥用和挪用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依照财政违法行为的处罚条例进行处理、处罚、处分，并且追究相关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对于不按规定履行有关报批手续的，要依法收缴相关资产和所得收益等，并且用法律手段对国有资产方面的完全完整加以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志军.论如何完善事业单位会计集中核算问题.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8).

[2]张权.孙敏加强会计集中核算财务管理的建议.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7).

第9篇：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其主要职责是服务群众，传达贯彻党的各项方针路线。而财务会计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能够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对现阶段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现状分析

1.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不完善

相较于企业来讲，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依然依据传统形式开展管理工作。如没有合理设置岗位，不相容职务的分设要求没有真正落实，没有明确划分职责等，缺乏相互制约的财务监督机制。没有规范开展会计核算工作，不能够严谨设置账目，这样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就很容易出现。

2.对财务会计管理不够重视

因为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的特点属性限制，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行政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人民，国家财政直接下拨运行经费，因此，一些领导、基层人员就不够重视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且行政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很多会计人员没有发挥财务管理职能，将会计记账、报账作为全部工作内容，不能及时创新工作方法，造成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3.使用单位预算控制不足

经济活动的顺利实施要以预算管理工作为基础。但是受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部分事业单位预算控制能力不强，导致较多问题出现于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中，对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行造成了不利影响。具体来讲，体现在以下方面：财务支出随意性较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报销或支出只需要有领导签字即可，这样就影响到财务控制有效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缺乏计划，不利于行政事业单位业务的开展，而且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的作用

财务会计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核心工作，其工作水平会对单位、部门的整体生存发展造成直接影响。具体来讲，财务会计管理指的是行政事业单位结合相关的政策法规，对资金有计划、合理的筹集与使用，有效监督、核算、控制本单位的经济活动，以便能够顺利完成各项计划与任务。从大局角度考虑，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活动开展质量可以将我国财政秩序状况反映出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财务会计管理对事业单位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对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有效强化，以便更加有序的开展各项财务活动，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策略

财务会计管理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占主导地位。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要积极创新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推动行政事业单位的整体深化改革，将有限的财务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发挥最大效益。

1.健全完善财务资金绩效考核制度

要结合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具体情况，对财务资金绩效考核制度大力革新与完善，提升公共资金使用效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收入支出的预算管理，监督预算具体实施过程，发挥制度机制的约束作用。对于财务工作人员来讲，则需要紧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对财政资金有效节约，将资金的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出来，避免国有资金流失问题出现，扩大社会经济效益，促进自身的有序进步。

2.强化审计监督作用

进入新时期后，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深化，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中的诸多问题与不足突显出来，因此，就需要做好财务会计审计监督工作。相关机构部门可以与专业的审计部门联合起来，定期、不定期抽查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将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及时找出来并予以纠正，充分发挥监督效用。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机构要构建密切合作关系，打破部门壁垒，积极共享信息资源，发挥合力，促使审计质量得到不断提升，推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3.建立完善的单位财政报告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工作的实施，主要以财务报告为依据。因此建立详细的、完整的、全面的财政报告制度体系是一个单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各种财务会计管理活动，提升效益回报、风险控制分配工作的水平和质量。要对各种预算项目大力改革和优化，促使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4.构建现代化会计信息系统

建立现代化的会计信息系统是时展的需要，也是行政事业单位做好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需要。不仅可以进行高效的系统的财务分析，还能够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堵住漏洞，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5.强化会计基础工作，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全面提升人员素质，行政事业单位要有针对性的定期经常的举办各类培训教育活动，增强会计人员的会计基础知识与能力，避免流于形式，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对业务培训考核不合格的管理人员及时更换，对不参加培训考核者，需要给予相应的处罚。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运用，增强财务会计人员的责任意识与学习意识，能够自我努力，不断提升个人业务素质、法制意识等。同时，行政事业单位也需要综合运用一系列方式方法，包括外部审计、财政检查等，对本单位的会计核算程序积极了解，对会计预算编制合理、核算规范并且业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措施。增加其工作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提高管理水平。综上所述，财务会计管理创新是行政事业单位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结合现阶段工作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严格落实各项财政管理制度，规范财政收支，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对于会计财务人员来讲，要增强自身责任意识，结合时展脚步，不断学习与创新，积极掌握与使用先进的财务会计管理办法，提升工作水平与工作效率，促使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