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汉初经济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自古以来农业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关键，也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安定富庶的根本所在。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萌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随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农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居者有畜积。”帝尧“命羲和‘敬授民时’”，“民赖其庆”，“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周公作大诰……次归禾，次嘉禾……”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力主发展农业生产，其变法中重要的一条即“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业不仅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创造财富的途径，“农伤则国贫”，农业更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商鞅在秦国变法，进一步把农桑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业”，重本而抑末，“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之后的苟况，也把农业视为“本业”，认为它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要做到“强本而节用”，就能使国家富强。战国末年的韩非，则更明确提出了“富国以民”，也同李悝和商鞅一样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途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农思想仍没有改变。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台刻石日：“……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代秦兴以来，进一步继承重农抑商的思想。特别在汉初残破的经济条件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穰，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发展农业、与民休息就成为当务之急。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汉初统治者，鼓励军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减轻徭役，约法省禁，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以此来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为生也。”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晁错也认为农业是“政之本务”、“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可见汉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政论家，都把农业视为立国的根本，把发展农业当作政务的中心。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西汉初年因“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所谓“令民铸钱”，即国家不再垄断，允许百姓自己经营铸钱。孝文帝时期，“令民纵得自铸钱”，特别是其宠臣“邓通钱满天下”。汉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国家垄断铸币，到底有没有私人铸币我们不得而知，但《楚汉春秋》中曾记载秦朝末年项梁部下违法私铸钱币的事：这可以说明秦朝官方是垄断铸币权的，但汉初即打破这种垄断，任民自铸。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的很清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而获利小，造币利大，因此汉初的放任民间铸币的政策诱使许多百姓弃农务工。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从事“末业”的人多，则从事本业的人必然减少，从而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文帝时“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不可否认，国家不再垄断铸钱，使大批农民“背本而趋末”，是导致粮食困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初的几位政论家对这种情况也有初步的认识。贾谊认为汉初粮食储备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坐食粮食的人多，“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他曾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措施。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货币主张，其中重要的一条大旨即是：不准私人采铜铸钱，可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中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是较早认识到私铸货币危害农业生产的看法。晁错也认为汉初“蓄积不及”的原因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换言之，由于从事末作之业的人太多，生产发展不够。元帝时期，贡禹上书言得失：“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可见他对铸钱之害已认识相当透彻。
虽然汉初已有人认识到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会损害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已隐约认识到民间私铸钱币与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关系，但一直没有把禁止民间私自铸币问题提上日程。直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朝廷才开始收回铸币权，颁布私铸钱判弃市罪的法令，允许民间私人铸钱的阶段就此结束。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进一步控制了国家铸币大权，并颁布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的严刑峻法，但受高额利润的诱使，从建元以来，“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虽然这样，据《平准书》对当时经济状况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禁铸私币的一些成果。汉武帝时期，“非遇水旱灾害，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汉初粮食匮乏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2月25日关于朝核问题的新一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朝鲜半岛。一直努力介入半岛事务、推动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的欧盟没有在会谈桌上找到它的位置，其内心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朝鲜最大的外援方之一
从1995年朝鲜首次呼吁国际社会救助至1998年，是欧盟对朝鲜“开始接触”时期。当时欧盟接触朝鲜主要是通过欧洲国家在朝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粮食组织向朝鲜提供物质援助。欧盟援朝名目繁多，既包括粮食以及各种人道主义援助，也有机制化的“介入”，如向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捐款等。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截至2002年底，欧盟向朝鲜提供的援助共值3亿欧元，是朝鲜“最大和始终如一的外援来源地之一”。其中人道主义援助为3800万欧元（1995年～2000年），粮食援助约为1．68亿欧元（1997年～2001年）。1997年欧盟主动加入由美国、韩国、日本组成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此后至2000年，每年向该组织提供价值1500万欧元的燃油。2001年，欧盟决定继续保持同该组织的合作，承诺在2001年～2005年期间将每年向其贡献2000万欧元。
欧盟对朝鲜援助还向更高层次迈进。2000年10月和11月，欧盟各国外长两次开会决定，加强对朝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技术性援助”。翌年2月，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欧盟实地考察团抵达平壤。他们发现朝鲜最迫切需要对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进行“基本训练”，包括了解国际贸易和金融知识，掌握能源、交通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以及帮助朝鲜融入世界经济、实现社会和经济持续性发展等。随后，欧盟举行“成员国援助朝鲜协调大会”，朝鲜也派官员参加了大会。在实地调查和成员国协商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于2002年3月出台了一个新的对朝四年援助计划，正式名称为《欧盟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战略文件”2001－2004》。朝鲜对与欧盟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也表现了热情。2002年3月初，朝鲜一个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了欧盟总部、比利时、英国、意大利、瑞典。欧盟与朝鲜双方关系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场面。
“全面接触”的老手
与美国不同，多数欧洲国家在国际上主张“接触”政策，对“制裁”和“断交”比较谨慎。欧洲人不仅对朝鲜等被美国列为“无赖国家”的国家采取接触政策，而且还向人们表明它们对美国也是采取接触政策，目的也是希望影响美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1998年，欧朝关系进入了全面接触阶段，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高层政治对话。迄今，欧朝共举行了五次地区司长级的政治对话。2000年欧洲各国掀起了与朝鲜建交的热潮。1月，意大利与朝鲜建交，年底，英国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两国建交谈判。
欧洲国家与朝鲜建交热曾使日本、俄罗斯等国感觉到了压力。日本一家媒体表示，朝鲜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密切，使得与朝鲜之间尚存在悬而未决问题的日本产生了“孤立感”。另一家媒体还指出，欧洲在外交上与朝鲜的接近，使得俄罗斯这个从苏联时代起就与朝鲜保持同盟关系的大国手中的“朝鲜牌”开始贬值了。继成员国与朝鲜建交之后，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也于2001年5月14日宣布了与朝鲜建交的决定。目前，除法国外，欧盟所有成员国都与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南北朝鲜关系缓和、欧洲各国与朝鲜建交热的鼓舞下，2001年3月，欧盟15国首脑做出了进一步加大与朝鲜交往力度的决定。同年5月，欧盟轮值主席、瑞典首相佩尔松与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以及欧盟委员会外交委员彭定康率团访问了平壤。欧盟“三驾马车”访朝将欧朝关系推向了。根据欧盟官方公开文件，欧盟代表团访朝时，与举行了会谈。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承诺：保证回访汉城，遵守与美国1994年签署的“框架协议”，至少在2003年不进行导弹试验，同意与欧盟开展试探性人权会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示他希望制定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决定派一个高级官员团访问欧洲，了解欧盟经济政策模式。
由上可见，无论是对朝援助，还是与朝鲜政治对话，亦或关系正常化，在与朝鲜开展的各方面接触中，欧盟在当时均走在了美国和日本的前面。
空白的一年
正当欧洲各国与朝鲜关系迅速发展之际，2003年10月朝核危机再次爆发，欧朝关系出现了急刹车。一个月后，欧盟15个成员国外长讨论了朝鲜半岛形势以及欧盟对朝政策，对朝鲜核计划深表“严重忧虑”，强烈敦促朝鲜立即彻底放弃核计划，不折不扣地遵守所有国际承诺，还要求欧盟各个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重新审议各自对朝鲜政策，包括对朝鲜的技术援助项目及贸易措施。
由于欧盟给自己与朝鲜的关系设了一道栏杆，2003年欧朝关系骤然降温。在2003年欧朝关系大事表上人们发现一片空白。欧盟渴望能够有机会直接参与有关朝核问题的会谈，因此支持召开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一方，以欧盟、日本和朝韩两国为一方的谈判方案。但这一方案也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接受而不了了之。到2003年底，欧盟最终放弃了派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的计划。12月，一个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率领的欧盟司级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和汉城。
尽管欧盟与朝鲜关系处于停滞状态，欧盟也难以坐到朝核问题谈判桌前，但欧盟坚决支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立场。同时，欧盟在2003年仍保留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和粮食援助。在原先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还在5月新批准了一项价值750万欧元、专门针对朝鲜医疗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
全球安全“玩家”？
有关朝核问题的“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均与欧盟无缘，这使人们对欧盟给自己确定的全球安全“玩家”角色产生了疑问。欧盟第一次以法律条约的形式提出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但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这个以经济、贸易见长，“性格内敛”的组织才可以说真正踏上了建设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的艰难路程。2003年5月，一支由六万人组成、有能力在两个月内赶往出事地点、执行长达一年时间任务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宣告诞生。尽管这支部队与北约的职能不同，主要是用来处理地区冲突，执行维和、人道主义使命，但它毕竟是属于欧盟自身领导的、独立于北约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的建设提高了欧盟独立应对本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安全危机的能力。
关键词: 高中历史复习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科高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史。而在经济史的考查中又常常涉及经济发展的原因、表现、从中得到的启示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很多学生会觉得多而乱,但是只要我们在复习中注意总结规律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环境、技术、市场、政策、资金、劳动力、资源。
其次,高中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讲述了中国从先秦时期到清朝前期的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近现代史则讲述了184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而世界近现史则讲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分析古代经济及近现代经济发展原因时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主要从环境、政策、技术、市场、劳动力等方面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汉朝、隋唐、元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相对安定,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二)统治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统治者对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的调整都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西汉初期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汉武帝的大一统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太宗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武则天重视发展生产,这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做了准备;清朝的更名田、地丁银等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作物品种的引进等。如商周时期我国人民已经会用绿肥和粪肥,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唐朝的曲辕犁、筒车,宋朝引进占城稻,明朝引进玉米等都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经济的交流带来双赢的效果。它包括:1.中外经济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如隋唐时期、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促进了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及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的繁荣。2.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既促进了边疆地区开发,又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发展。
(五)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二
在近现代史中,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环境、技术、资金、市场、资源、劳动力、政策等。
(一)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二战后欧洲、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就得益于和平的环境。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家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破坏,而美国经济实力更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战中美国本土远离战场。
(二)技术和资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现代国际竞争实际是科学技术人才的竞争;而资金的缺乏也会严重影响经济的运行。如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于它积极地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19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慢于美国和德国,工业产值由世界第一下降到世界第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资本家不愿对国内的老企业进行设备的更新及采用新技术,同时把大量资金输往殖民地以获得高额利润。二战后联邦德国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在于两国都重视采用新技术,重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把资金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经济发展上。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外,也在于对外开放,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及资金。
(三)市场。统一的国内市场,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殖民扩张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广阔的市场需求成为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美国内战,德意志统一,日本明治维新等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四)资源。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西部领土的开发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的、更广阔的市场;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从法国得到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矿藏资源。1973年西亚国家提高石油价格引起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五)劳动力。1861―1865年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欧亚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劳动力,并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经验。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同样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
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盐铁论．错币)。
③ (盐铁论．复古)。
④ (汉书)卷四十九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宮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
————————————————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
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
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
————————————————————
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⑤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⑥ 同上。
⑦ 同上。
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
① 卷一百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同上。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自然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
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
————————————————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
① 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三十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
————————————
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③
④
⑤ 同上。
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
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盐铁论．水旱)。
③
④ (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⑥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
①
②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五十九
④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⑤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⑥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法律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
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
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二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④
⑤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 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③
④ (后汉书)卷三十四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了，社会上“舍本农，趋商贾”者，大有人在，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的了。所以，
——————————————————
① (后汉书)卷八十
理财离不开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了解。北京奥运后，中国经济的走向到底会怎样？或曰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并举“蒙特利尔陷阱”来说事；也有人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信心十足，以巴塞罗那奥运会为例，1986年巴塞罗那获得25届奥运会举办权后，经济就一路向上走，加快了西班牙的经济复苏。
其实经济的走势常常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不管现在怎么评说后奥运的中国经济，也许在未来当我们回头看时，中国的经济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别样的走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此时，回顾部分国家的后奥运经济或许会有所启示。
雅典奥运会
雅典到目前为止，共举办了2次奥运会，第一次是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二次就是2004年的第28届奥运会。
举办第一届奥运会时，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由于经费问题想缓办奥运，因为希腊此时负债累累，无力在雅典古运动场遗址上重新建造新运动场。
顾拜旦无奈下只得求助希腊王储康士坦丁，争取王储的支持，才得以如愿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奥运会。奥运会的资金除了希腊全国募捐所得外，部分也来源于出售以古奥运会历史为题材的邮票（以高于面值出售）。
首届奥运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很明显，但是从当时希腊人希望能使雅典奥运会制度化，让“雅典是奥运会永久的家”来看，奥运会给雅典还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否则也不会在债台高筑时，还通过募捐来举办。
其后因为举办奥运会能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角逐举办权，导致雅典申办了3次才成功地获得了第28届奥运会的举办权。
这届奥运会来希腊旅游的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因为奥运期间游客较高的花费弥补了因游客人数下降带来的差额，所以仍给希腊旅游业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年，希腊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速，GDP增幅达4.15％。其后，据希腊中央银行统计，2005年，希腊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高达11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6.7%。
但希腊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5%。更令政府头痛的是奥运场馆，由于前期规划不周，场馆的建设浪费了不少钱，而奥运会后这些场馆的利用也不甚理想，每年却还要花费不菲的费用来进行维护。
东京奥运会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也是规模空前巨大的一次奥运会。日本政府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大规模地兴建基建设施，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日本的股市也由1958年初的471点升到了1961年7月的顶点1829点。这段时期也叫“岩户景气”。
由于经济过于繁荣，有过热的苗头，日本银行两次调高了利率，引发了股市下挫；直到奥运前一年即1963年，日本股市才重新开始上升。好景不长，奥运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又陷于低迷期，为此日本政府在1965年发行特别年债及推出一连串刺激经济政策，经济才重新步入高速增长期。
不得不提的是，奥运促进了日本的产业更新换代，1962年年底日本政府发表经济白皮书，认为日本经济已摆脱单纯依靠增加设备投资促进增长的模式。这种产业的更新换代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汉城奥运会
汉城奥运会举办得甚为成功，韩国因此而受益匪浅。1986年到1988年间，韩国GDP平均增幅达12.5%。
前期由于规划好，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改善汉城的环境、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场馆的新建放在其次，并且还合理的利用了部分原有的场馆，节省了大笔的费用。奥运会后，韩国还专门成立部门负责奥运场馆的利用。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表1韩国政府金融机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
时间
政府或邮政
储蓄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和
专业银行
总计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33.2
资料来源：《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第191页。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若干案例研究N.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晓轩，于洋，王丽娟.韩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3张蕴岭.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N.北京：经济治理出版社，1997.
4徐剑峰，朴姬福.韩国中小企业M.东方出版社，1995.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吴弘.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经济法论丛,2006,(5):29.
［4］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卢炯星.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经济法论丛,2006,(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若干案例研究[N].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晓轩，于洋，王丽娟.韩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3]张蕴岭.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N].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4]徐剑峰，朴姬福.韩国中小企业[M].东方出版社，1995.
韩国政府和央行7月1日发表了经济运行指标及预期值，其中，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到了上世纪末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上半年的贸易赤字达57亿美元，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下调至3.9%。韩国近期的经济表现正成为国际各界纷纷展开猜测、评估和议论的焦点。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韩国政府自身却不甘心沦为下一个越南。
“危机”征兆正在显现
韩国执政的大国家党政策委员会议长任太熙6月11日在一次记者会上称，最近的经济指标和1998年金融危机时差不多，情况有些不妙。他提出危机论的根据是：“物价大幅上涨，国际经常收支赤字很大，外债增加，韩国已经成为纯债务国，在第二金融圈里存在部分坏账。”任太熙进一步拿出证据称：“国际收支已经很难在短期内回归黑字。这将造成投资不振，赤字进一步扩大，汇率上扬，物价上升，企业面临提高工资的压力。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将会出现很难平稳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
在次日举行的大国家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任太熙再次坚持认为：“内外经济情况不妙，已经出现结构性经济危机征兆。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很多，如果只注重眼前的主要国政悬案，失去大势的话，外债危机、金融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都可能在某个瞬间到来。”
此外，外资热钱正加速流出韩国，20天流出6340亿日元。2008年年初，外国投资者主要在韩国股市买卖造船，钢铁，IT企业的股票，从6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国投资者对所有韩国股票采取了做空的投资策略。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7日报道，外国投资者的热钱正加速流出韩国。韩国证券交易所近日就外国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了统计，从6月9日起的20天时间，共有6.2万亿韩元，约合6340亿日元的外国资本离开了韩国股市。这一数字超过了2005年3月的外资离开韩国股市的数额，当时的数字达2.1万亿韩元，约合2138亿日元。此次外资离开韩国股市的规模是当时的三倍。
韩国媒体也警告说，随着高油价趋势的长期持续，韩国经济已经陷入危机局面，主要经济指标一致亮起了红灯。韩国经济已到了“最糟糕的程度”。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面向亚太13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季度消费信心指数调查显示，韩国只有27.7分（第12位），远低于标准值100分，接近金融危机当时的水平（26.1分）。
“金融危机论”遭抵制
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期，任太熙曾在财政部工作过，因而对当时的情况比较熟悉。此外，他还是执政党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属于李明博为数不多的亲信之一。因此，任太熙提出“金融危机论”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
韩国央行总裁李成太在任太熙讲话的同一天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似有站出来灭火的味道。他在一次记者会上称：“若将当前的情况和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
韩国前经济副总理赵淳也判断说：“由于出口势头良好，外汇储备也不是一贫如洗，所以现在不用担心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也有一些媒体认为，虽然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需要预防可能出现危机的地步，但是政府和执政党中的一部分人与其说在努力寻找对策，不如说他们希望借助夸大“金融危机论”向反牛肉烛光示威施压，迫使示威者尽快放下蜡烛回家。
政府面临两难抉择
李明博政府刚成立时曾提出“747计划”，将经济增长放在最优先位置。不过，在国际油价、原材料价格等大幅上涨后，韩国政府似乎将政策中心转移到控制物价上。
但是，政府内部也有部分人士主张，资源匮乏的国家要想生存，就要不断扩大出口，因此应采取增长优先政策。目前，李明博政府在两种不同意见面前难以抉择。而韩国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放弃目前的民营化等政策，致力于稳定经济形势。其一，通过全社会节约能源消费来减少进口，改善收支；其二，政府不仅应该积极协助大企业，也应该实行积极培育优良的中小企业等微观政策，为经济注入活力；其三，还要尽快解决进口美国牛肉问题，让国会正常运营，推动批准韩美FTA等。
不过，韩国前官员、媒体和学者等各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李明博政府上台已经4个月，但是经济班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做，甚至不能称他们为经济班子。一些人批评说，李明博执政初期曾标榜推行亲企业政策，致力于经济增长，如今剩下的只有光化门前的烛光示威。虽然面临多重经济困难，但是由于烛光示威的困扰，政府也没有精力致力于推行经济政策。甚至有人称，现在韩国是处于“经济无政府状态”。
节能措施难防危机
韩国日前表示，将分阶段实施应变计划，减少能源消耗量，以免油价高涨使韩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韩国总理韩升洙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政府的措施包括限制公家机关车辆的行驶，并表示若油价进一步上扬，将采取更严格的举措。此举为韩国自1988年汉城奥运以来，首度对能源消耗直接设限。
韩国几乎全部能源均仰赖进口，而其以出口产品制造为大宗的经济，在节能上也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我们预料今年进口原油将耗资1112亿美元，高于去年的603亿美元，因油价已劲扬逾倍。”韩升洙表示。
企划财政部此前已经下修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由6%调降为4.7%的三年低点，并警告称该国将出现11年来首次的经常账赤字，约100亿美元，主因即油价高涨。韩企划财政部长官姜万洙也在记者会上称，经济增长预估是以下半年每桶原油平均120美元计算，若油价持续高涨，预估值将进一步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