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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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0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比例1978年为17.92%，2011年超过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之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中国城市环境问题使城市生态负载增大，城市环境保护提上日程。随着治理理论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领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要有效地治理中国的城市环境，需要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或者说，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状况是有效地治理中国城市环境的关键变量。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是中国城市治理主体在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有信息属性的手段、方式或途径。其主要有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标签或标志计划（包括环境认证）、环境听证、环境、全球定位系统等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
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是比较典型的风险问题。这些风险问题明显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外部风险，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后才出现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以及作出相关决策所造成的。“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自我孕育出来的风险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具有强大威力和潜在威胁的现代科学技术之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巨大风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止于此，环境政治学学者约翰·德赖泽克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政治的主题。“今天，我们不但有一个关于环境的概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环境领域的重大事件是政治的主题和公共政策的目标。”的确，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是相联的。人类的优良存在有赖于我们生活中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相应地，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环境治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话语和实践，它需要政治承诺，这种承诺指向富于远见的长期而不是心胸狭隘的短期，指向经济与环境进程的整体性分析而不是对特殊的环境滥用的零散聚焦。
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作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手段，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样如此，它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大致说来，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机构会以政权形式来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中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选择何种政策·工具来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适用于环境领域。为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中国民主政权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会选择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和环境等政策工具。
在公民权利中，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广义言之，知情权是指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或情报的自由，是公民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又称为了解权、得知权或知悉权；就狭义而言，则仅指公民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有知情权，就有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由于“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公民的权利就是官员的义务”，因而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信息的义务。相应地，公民享有的环境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政府由此有义务在环境治理，包括城市环境治理中公开环境信息。就此而言，在城市环境治理中，中国民主政权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信息公开以维护环境知情权。目前中国城市政府的实际做法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各城市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环境信息，以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公民参与权不断拓展。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公民享有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政府采取或应当采取一定的手段落实这项民利。“对民主而言，它能够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严肃的沟通交流。”“积极型民主的交流包括参与前期酝酿、议程设定、信息沟通，它强调倾听和表达的技巧，以及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能力。”倾听的技巧包涵了听取公民意见的手段或方式。该手段或方式之一是进行听证。听证的本质是听取对方意见，它有利于落实公民的参与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开展环境听证来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听证会，听取“自然之友”、“地球纵观”、“地球村”等环保民间组织的实施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的建议。按照“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上海市绿化条例》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听证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境也是听取公民意见的一种手段。由于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中国城市政府应当选择环境来进行环境治理。实际上，环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得到了运用。如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通过专线电话、电子邮件和信函等听取公民的意见，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简而言之，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政府由此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听证、环境等信息型政策工具。
三、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人类事业的设计和运作总是发生于法律和政治考虑的范围内。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概莫能外，因为法律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在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定的工具选择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可行性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政治可行性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监督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难易程度和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前者主要涉及政府判断市场主体是否遵守某一政策或比较恰当地运用某一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对市场主体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有关污染行为的信息。但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是政府不可能无成本地知晓每个市场主体在任何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换句话说，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是需要成本的。在许多情况下，获得有关的精确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成本非常高的。而且，获得有关污染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这些影响政府对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监督。鉴于此，中国城市政府在选择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时更多地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从中国城市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费用和技术看，其公开环境信息的难度不大，其组织环境听证、利用环境、进行环境认证的难度也不大，因此中国城市政府还选择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环境与环境认证等都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是伦理道德。这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在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方面的伦理限制。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道德观认为，环境政策应该对污染行为进行谴责，因为污染是对自然或人类社会的一种犯罪。在此种道德观里，如果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公开虚假污染信息或隐瞒污染信息，这是很不道德的。目前，虽然生态道德观在中国尚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城市的大企业中，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较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在获取有关企业污染行为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政府只有“依赖于行业的自我监测（在可能的限度内）以及它们对排放水平的报告”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或多或少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
三是制度容量。这主要涉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能否为制度所容纳。1979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1989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制度空间。2007年4月11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直接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文本支持。1996年3月听证制度在中国首次建立起来，它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间接的可能。《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则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直接的可能。中国的制度建立于1951年6月。1997年4月29日和2006年6月24日了《环境办法》，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制度容量由此增大。
四、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城市公众是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环保工作或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没有城市公众的参与。很难走远。由于公众环保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更新的形式，作为公众环保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无疑是一种政治参与。促进这一参与，需要选择一定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从理论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这是因为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条件，足够的信息是其赖以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戴维·赫尔德在谈到参与式民主时指出，参与式民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开放的信息体系，确保充足信息条件下的决策。然而，在涉及选举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政策问题上，所有个人会合理地保持较少的知情，原因是搜集有关选举与决策的信息要花钱、费时、耗精力。换言之，信息成本是政治参与的一大障碍。如果政府对信息形成垄断地位，使公众难于计算政治参与的收益，那么多数公众宁愿弃权，也不愿参加公共选择。只有让公众拥有或接近信息，降低其信息成本，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才会高些，参与率才会提高。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来说，城市公众只有充分了解环境信息，才会积极参与到环境决策中来。因此，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环境信息公开这个政策工具。
从实践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南京市、马鞍山市、贵阳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实例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京市秦淮河被污染的事实一直存在着，并非无人知晓，只是知道的情况不多、了解的程度不深。这不能使秦淮河环境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延伸，大众传媒进入人们的生活。大众传媒拥有深层次、高频度、全方位报道秦淮河环境问题的优势，一旦此问题被纳入环境记者的视野，他们就会通过大众传媒将其比较真实、全面、及时地展现在城市公众、城市企业和城市政府面前，吸引城市公众的眼球，引起城市政府的关注。可以说，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交流平台、追踪事件进展、给出事件处理结果等，完成秦淮河环境问题的被少数人察觉、被多数人关注、被相关组织重视、被提上政府议程、被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建构过程，从而发挥促进社会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的巨大作用。欲使更多的中国城市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解决信息问题，构建一个透明化的、对公众开放的信息平台。马鞍山市的经验恰是如此。为了使公众参与和监督更为有效和全面，在实践中，对环境问题马鞍山市敢于公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再者，反面的例子亦可作出说明。如南京市政府在工业项目建设前不向公众公布信息，在项目建设后公布信息但渠道很少，力度不大，从而导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不足。又如，贵阳市人口超过350万，但贵阳市政府网站关于“整脏治乱”的网上调查参与人数仅有寥寥的629人，其中，信息传达不到位是原因之一。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五、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指为完成政府环保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维持本组织的稳定存在和发展，并有效地治理环境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环境政策能力、政府环境监管能力、政府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政府环境制度创新能力等。按此逻辑，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第2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关键词】环境立法；环保教育；垃圾“分类处理”；环保NGO
继2013年廊坊市政府对重污染天气Ⅲ级黄色预警信息的多次，及环保部对廊坊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公布（超标天数比例为63.9%），本市的环境治理再次成了廊坊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日本也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最终取得了“双赢”。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社会对环保事业的积极参与。本文通过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结合廊坊实际，找出动员廊坊全体市民全社会积极参与环保的有效措施。
1 日本政府提高环保社会参与程度的方法
1.1 完善国家环境立法体系
为确保全社会都积极参与环保，日本政府不断健全环保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如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等。1970年制定了防治公害的6部法律，并对原有的8部相关法律进行修正。80年代，针对高技术污染问题，“新阳光计划”、“月光计划”开始实施。90年代，确立了“环境优先”原则。2003年颁布了《环境教育法》，从学校、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强化生态伦理与环境法制教育。
1.2 开展“三位一体”的环保教育
在日本普遍使用“环境保健”而不是“环境保护”，一字之差折射出对环境的尊重和重视。
1.2.1 学校环境教育
日本政府早在1971年就决定在小学课程中增加有关公害教育的内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系统地向学生讲授环保知识和理念，从小学到高中环保都是必修课。孩子们还走出校门，参观垃圾和污水处理厂等。
1.2.2 家庭环境教育
为培养孩子们从小“爱护大自然”的环保意识，周六、周日妈妈们自发领着孩子到草坪捡纸屑垃圾。给他们看环保方面的书籍、电影等。
1.2.3 社会环境宣传教育
政府设立了节能日、节能月、节能检查日，来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许多社区都有环保教育中心，如东京的板桥区环境中心是向社区的全体居民免费开放的。有的还有环保示范餐厅、人类自然博物馆、屋顶花园等；在宾馆、饭店、车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图文并茂的环保宣传资料。
1.3 提高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
节能环保是一项人人有责的公益事业，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民众的参与热情。
1.3.1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1）细致、到位的政策引导。从1980年，政府逐步执行垃圾分类。上胜町已把垃圾细分到44类。为帮民众培养垃圾分类习惯，政府在居民区划定“垃圾指定丢弃处”并设有监控镜头，发现未按规定扔垃圾的，由专人追踪到户并将垃圾退回。严重违反者可能被视为犯罪。
（2）激励制度。建立困难家庭买分类收集桶的补助金制度。日本上野原市为鼓励市民减少垃圾和分类处理，对家庭购置电动垃圾桶设立了补助金制度。还设立资源回收奖，旨在激发市民回收有用物质的积极性。
1.3.2 推动公众绿色消费
日本非常重视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运用经济杠杆来促进民众对环保的参与度。如为促进低公害车的普及，实施低排放车认定制度。消费者购买通过认证的车辆，可享受不同幅度的车辆购置税和使用税的优惠；购置以天然气为燃料或混合动力车等低公害车辆的公共团体，可得到政府的补助金。其中的川崎市为鼓励使用电动汽车，给予价差1/4 的补助，以及停车费、高速公路费等方面的优惠。
1.3.3 开拓畅通的环保参与渠道
政府为市民开通了畅通的环保参与渠道，保证了民众的监督权。如日本地方政府对与环保相关的信息都保持公开的态度。普通市民、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公告及时了解到环境政策的规定以及政府和企业对环保的贡献情况；通过参与听证会、递交居民意见书来对环境问题提出建议。
1.4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保
政府主要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引导企业转型，使其完成了从被动治污―主动治污―积极强化环境责任、提高企业生态环保形象的路线转变。
1.4.1 特别会计制度
日本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方面都会充分考虑对环保的投入。如在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这类建设和运行费用高的环境基础设施方面都是由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行。由于是政府行为，因此能做到污染物的最大无害化。
1.4.2 税制改革
对于从事环保设备的企业在税收方面加大设备折旧率、减免固定资产税等税收优惠。如川崎环保城落户企业使用指定节能设备，可选择设备标准进价30%的特别折旧或者7%的税额减免。
1.4.3 补助金制度
对于将3R技术实用化、技术开发期在两年以内的新企业，政府补助率最高可达费用的2/3。以川崎为例，环保城内的企业在引进节能设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方面，得到了政府给予的相当于总投资额50%的补助。
1.4.4 融资制度
对从事减少废弃物产生、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研究开发等活动的民间企业，可享受政策贷款利率；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业单位可以简化贷款手续，延长偿还期限。
1.5 鼓励民间环保NGO组织的发展
目前日本的环保NGO在1.5万个左右，主要活动为推广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开展环境教育等。如从事废纸再利用的环境NGO，推动了白色度70再生复印纸普。政府通过多种途径鼓励环保NGO发展。1998年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NGO法人的准入门槛。在资金方面扶持，NGO的活动资金中政府扶持资金和补贴高达9.9%。
2 日本的成功经验对廊坊市环境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廊坊市把环境保护作为立市之本，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整体来看环保现状还不乐观，市民、企业的环境意识、环境伦理道德水平不够高，参与环保的自觉性很差。日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社会全民对环保参与的经验值得廊坊借鉴。
2.1 完善环保立法、加强环保执法
廊坊市对环境问题的处理在法制上明显滞后，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白色污染”治理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等。廊坊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本市的法规政策，确保环保有法可依。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法律，可法律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化工厂不按规定排污、火电厂脱硫设施不达标、垃圾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等。因此廊坊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执法力度。特别是要提高环保部门的地位，使其在治理环境时同公安、税务一样有更多的权威性。
2.2 完善环保教育方式
廊坊市民的环保意识不高，与政府对环保教育的宣传不到位有关。今后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将环境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内容。通过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途径来创新环保的宣传方式。如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学馆等一些公益场所开办体验式教育，促使市民加强忧患的环保意识。利用广播、电视、宣传单、墙报等工具加大环保的社会宣传力度。
2.3 制定经济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环保
与传统行政命令式的环境管制相比，经济激励政策对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更明显。廊坊市政府应加大对环保的预算投入，用于鼓励有使用价值的新工艺的开发研制，并给予企业必要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如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将对引进再循环设备的企业减少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对引进的先导型能源设备、对企业采用的高效实用技术予以补贴并简化贷款手续等。
2.4 注重政策细节
注重政策细节及衔接，能较大程度地提高政策效果，一些细节的疏漏就可能导致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如我国包括廊坊在内，对于垃圾也进行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分类，但是分类不够细致，并且对哪些属于可回收、哪些属于不可回收垃圾没有详细说明，居民没有学会分类，导致分类失去了实际意义。借鉴日本做法，廊坊市政府制定分类手册，免费发放给市民。通过小区摄像头监督、舆论压力及奖赏、补贴等鼓励措施，保证垃圾分类能顺利实施。
2.5 确保公众参与渠道多样化
政府应积极拓展环保公众参与的渠道。借鉴川崎市经验，设立由政府官员、节能专家、居民代表和企业人士组成的“公益协会”，研究廊坊的节能目标和实施计划；开展社区环境对话，建立完善的意见反馈机制；建立全国性的环保NGO协作网，组织NGO及志愿者搜集环境信息，向市政府、人大、市政协提交有建设性的环保方案。
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在全体民众的努力下，廊坊最终会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治理、全民参与、根植基层、覆盖全社会”的环保网络，实现生态廊坊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窦林娟.日本提高环保社会参与程度的方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2006（6）.
第3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关键词】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环境; 人力资源政策
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就必须注重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和优化。美国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委员会的报告及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都把人力资源政策确定为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在内部控制环境的诸多要素中,人力资源政策是促进、优化其他要素的基础。内部控制环境的其他要素,如管理理念、权责分配、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等,都与“人”有关,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政策的支撑。对内部控制环境中的人力资源政策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力资源政策及其内容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作为生产性要素投入到企业运作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并创造财富的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综合。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动力,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效率如何与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力资源政策是包括人员选聘录用政策、培训与开发制度、员工激励制度、评估考核制度、奖金福利制度、劳动关系政策在内的政策和制度群。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保证企业所有成员具有一定水平的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是内部控制有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人力资源政策的基本内容在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有明确规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16条规定,企业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并且规定人力资源政策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一)员工的聘用、培训、辞退与辞职;(二)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三)关键岗位员工的强制休假制度和定期岗位轮换制度;(四)掌握国家秘密或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五)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政策。
二、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人力资源政策的各个环节都与内部控制环境各要素有紧密关系,从不同侧面对内部控制环境产生影响。
(一)员工的聘任、辞退和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1.员工的聘用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方面,既要考虑学历、经验及过去的成就,还要考虑其操守和道德修养。不仅需要进行笔试,还要进行深度的面谈,甚至还把单位的历史、文化和经营风格等项目,向应征者作深入介绍,以暗示对新员工的期望和嘱托。在招聘管理人才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前沿的、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能否将这种创新带入企业,使企业产生新气象等。招聘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或监事会)成员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品性。招聘会计、出纳等易发生舞弊的岗位人员时,考查其职业道德素养高低等。合理有效的招聘方式,能够保证企业招聘到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素质和足够胜任能力的人员。大胆的选拔人才并给予足够的资源,使其能够完成所分配的任务,这是建立控制环境的基础。如果企业的执行人不诚实或不能胜任工作,再好的控制程序也会失去作用,甚至会导致企业目标无法实施。
2.员工的辞退与辞职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企业中因人设岗现象的存在造成了组织结构的臃肿,那么辞退不具备胜任能力以及闲置冗余岗位的员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精简组织结构。保证企业信息的顺利流通,使内部控制的执行渠道得以改善。
3.员工的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培训是保证和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的重要方式。对新员工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向员工说明单位对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应达到的目标和应遵循的行为标准,即告诉新员工未来将扮演的角色及责任。对管理层员工的后续培训可以更新其现有管理思想、理念,从而更新其管理方式。对基层员工的培训,可以提高其技术技能、处理问题能力等,以保证其能够胜任相应的工作岗位。对全体员工在企业价值观方面的培训,能够使企业文化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当中,使每个人在企业价值观上都有一种认同感。通过培训能够使员工了解应遵循的工作职责、行为要求及业务流程,帮他们熟悉应该掌握的岗位技能、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后续教育能帮助提升员工适应发展中的环境的能力。这样能够提高员工对内部控制措施执行的自觉性,也就有助于推行企业的计划,达成企业的目标。如果员工的业务胜任能力和道德素养低下,其理解和执行内部控制措施的能力就差,就会影响到内部控制措施的效果。
(二)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绩效考核结果是企业员工积极工作成果的一个体现,科学有效的考绩机制,可以使员工的工作成果被充分认可。在员工绩效的基础上,根据绩效结果有区分的确定其薪酬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激励,则员工的积极性、满意度就会得到提高,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也会增强。反之,如果员工看不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又得不到应有的优待,找不到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人才自然流失频繁。另外,对违反预期行为者进行惩戒,并且将不予姑息的信息传达到全体员工,可以从反面加强对所有员工的内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养。
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诱人的薪酬和激励政策一方面能够吸引人才,包括引进具有先进管理思想、理念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现有员工的积极性。员工必然会在现有表现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热情,拥护企业各项制度,其中当然包括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章程的遵守,也即提高了员工对企业内部控制措施的执行力。如果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及相应的奖惩措施,或者未将这些措施制度化,就会削弱员工执行内部控制措施的自觉性和警觉性。
(三)关键岗位员工的轮岗制衡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从企业内部控制角度看,企业内部各岗位中尤以内部审计部门最为关键。内部审计是设在企业内部的监督部门,行使独立的监督责任。要使内部审计人员始终保持独立性,除了适时的培训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外,实行定期的岗位轮换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内部审计也是内部控制环境的组成要素之一,关键岗位员工轮岗制度是保证内部审计独立性的有效方法。
另外,权力的存在是舞弊发生的条件,在权责明确的前提下,会计、出纳等关键岗位的人员也应适时地进行岗位轮换,避免因某岗位人员权力结构保持太久而形成一种非法定的“统御权”(管理学概念,指因为人员的特殊品格、个性而形成的权利),从而放大其职权,增大舞弊发生的风险。授权及责任分配方法也是内部控制环境的组成要素之一,通过定期的岗位轮换就在制度层面上限制了关键岗位员工的非法定权力,降低舞弊行为发生的风险。
(四)对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商业秘密是企业投入了一定的时间、资金和精力而得来的,对企业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和竞争优势。该商业秘密被他人不正当地披露或使用,就会给企业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可以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直线下降而最终破产。为保证商业秘密不被侵犯,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而言,就需要在人力资源政策上加以规制。对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人员,一方面要求其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履行对企业的忠诚义务,保守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在与本单位竞争的企业兼职或任职;另一方面,应当依法约定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在离职后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内不得从事与原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创建与原单位竞争的企业。对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本身就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方面,而且其与内部控制环境要素中的权责分配相联系。
总之,人力资源政策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其他构成要素产生影响。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不仅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素质,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还有利于净化内部控制环境,节约内部控制成本,弥补内部控制缺陷,并最终实现内部控制效果。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一个系统、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促生一个高效的内部控制环境,无效的人力资源政策则可能导致内部控制环境的其他组成要素失效,使内部控制无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需要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主要环节入手。
首先,把好选人关。企业应有完善的招聘与选拔方针及操作性程序。应当制订详细的人力资源需求计划,并定期在组织内部进行岗位职位分析,确保各岗位都能配备有足够胜任能力的人员。选拔和聘用员工要严格全面考核其德、才等综合素质,尤其要重视其道德素质和再学习能力。
其次,做好培训和后续教育。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员工的素质和技能,使员工能适应问题的变化、新问题出现及问题复杂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变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训练方式,均要使员工有能力与发展中的环境相适应。
再次,定期考核、奖惩分明。通过科学的绩效考评对员工实施晋升和奖励,不仅是对符合企业价值行为的承认、鼓励,也是培养员工企业忠诚度与归属感的重要途径;对于违反内部控制要求的员工要严惩不贷,加强对所有员工的内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养。
最后,加强对关键岗位的管理。对会计、出纳、内部审计等关键岗位,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轮岗制度并切实执行,对涉及企业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要做好在岗时的忠诚教育,并对其离岗依法作出限制性规定。
【参考文献】
[1] 黎明梅.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因素思考[J].财会通讯(综合),2009(12).
[2] 李琳娜,胡伟涛.企业内控管理的四大难点及解决方案[J].审计研究,2005(5).
[3] 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S].2008.
第4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关键词：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监测质量保证；监测质量控制；环境数据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X84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7-0119-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7.07.056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监测流程的规范性，保证为监测能力、环境管理、数据收集等工作提供有效的实施渠道；还能为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在日常环境监测工作中，不仅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还能为数据监测工作提供有效保障。
1 监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根据我国制定的《环境监测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相关机构从事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培训工作，保证能够在国家统一标准实施下组织其进行环境监测岗位考试、合格考核工作，才能执行上岗任务。其中，上岗人员一定要持证上岗。在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能够为其建立人员上岗证基础数据库，保证将每个人员的带证上岗信息、监测项目以及有效期限等列入其中。在对一些原始记录进行记录期间，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在将监测人员的姓名输入期间，系统就能自动对监测人员对项目的持证情况进行判断，保证人员的质量。
2 仪器设备的质量控制
根据我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相关规定，要求使用的环境监测仪器、相关设备都是由国家计量单位或者授权单位经过鉴定或者按照相关规定以及标准程序校对后。在得到合格检验后，需要对校准产生后的因子进行调整。相关的仪器与设备在得到两次鉴定后期，还需要在期间对其核查。所以，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上存在的资料信息库需要满足相关要求。如：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基础数据库需要促进仪器资料库的形成，需要包括仪器的名称、型号、主要责任人以及检定的日期、状态信息等。在对监测仪器进行选择期间，可以将仪器编码输入进去，就能更快查询到该仪器的信息，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仪器重复检定。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还能根据上次检定的信息（检定的日期、失效日期）设定核查信息，避免在核查工作中出现遗漏现象。并且在核查期间，还能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出仪器检定过程中是否满足各个技术的使用要求。仪器校准库的建立，在相关人员使用校准因子仪器过程中，特别是一些玻璃仪器、电极等，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就能自动将校准因子的数值反映出来，帮助实验人员表为其计算出正确的结果。
3 方法标准的保证
为了使监测人员在执行期间使用标准的技术规范，促进最新版本的形成，技术人员需要对该标准进行定期检查，做好及时更新工作，促进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基础数据库的形成。对方法基础库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数据库中存在的内容主要包括每个分析项目中的代码、名称、计量单位、分析方法以及认证项目等信息，该数据库不仅能促进方法的有效性与更新性，还能为其报出规范、真实的监测结果。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分析方法基础库具有的功能，在对其进行分类期间，能避免不同种类、相同项目的分析方法出现错误。对其监测数据，是由项目的代码、名称、计量单位、分析方法等各个信息组成的，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避免误解。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方法基础库中的认证信息、认证标志，在监测期间，能够利用自动识别方式对其识别，这样不仅能避免报告编制人员出现错误，还能降低方法不沟通导致错误现象的产生。
4 数字修约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存在的模板含有计算公式，其过程中不对数字进行取舍，实际获取的结果能够根据基础库的小数位、有效位数获取。基于内置函数对其自动取舍，该执行l件下，不仅能促进监测结果中相关数值计算的准确性，还能防止人为错误现象的产生。
5 实验室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主要是对实验室内部与外部以及实验室间进行质量控制。常规的监测质量控制程序最为主要的实施目的是对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精密度进行控制。经常使用的方法为平行样分析、密码样分析、对比分析以及比对分析等。在目前的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中，其发展已经实现了统计质量控制工作。该工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统计技术分析手段，不仅能对测量体系的持续水平、稳定性进行考察，分析监控的精密度与偏差的波动情况，还能发现其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当前实验室控制工作中需要执行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测量体系性能在统计受控下，也能对其有效评估，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也能更加完善，在使用期间更有效，促进过程控制、持续改进过程的形成。
其一，能够对标准样品分析结果进行合理判断。根据我国对标准样品的分析，在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如果标准数据库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将每种标准样品的原始编码、极限数值、不确定度进行输入，也能使其按照样品编码进行编号，使其发放到检测人员手中。期间，只要检测人员填写了样品的编码和检测结果，质量控制人员就能直接、快速的找出评定结果，并分析结果的合格性。
其二，能够对比对试验结果进行判断。经过比对实验后，基于方法进行比较。在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在基础数据库中，需要根据我国的质量监测保证标准以及相关的控制指标，判断出测量数值的精密性和准确度之间的误差。质量控制人员将各个监测项目的精密度、准确度差异输入后，系统就能根据分析结果，直接、自动的计算出结果，分析其检测误差，保证评判结果的准确性。
其三，对加标回收率进行分析。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进步，需要将各个数值输入到设计模板中去，分析出回收率。当质量监控人员发现后，可以分析是否在合理的控制范围内，所以说，该方法能够更直接、更方便地将检测结果合理评判。
其四，分析平行样。针对平行样，系统能够对其自动分析，并合理计算出各个项目中的平行样率，以达到准确性与高效性。
6 监测结果预警
在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中，可以为监测结果设定预警限值，当监测结果出现一些异常情况，系统就会自动为其发出警报。产生的异常情况主要体现在：
其一，违法了科学定律。这类错误的产生比较明显，主要是填报人员出现误填，可以在原始数据模板中对数据进行合理设置，使系统自动拒绝违法科学定律的相关数据。
其二，逻辑性错误。该错误的产生比较隐蔽，需要对多种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在监测报告中，需要判断出相关逻辑，当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对其报警。
其三，监测数值超过了国家以及各个行业标准。这种情况是不属于错误的，要为其建立评价标准库，对监测数值的超标情况进行发现，使系统能够自动提醒，引导监测人员注意到。
其四，监测数据与传统的监测数值相比，其存在较大差距。这种情况也不是一种错误情况，因为系统中存在企业或者传统的监测数据，利用该系统能够将其与传统的数据进行比较，针对较大的差距情况，系统能够做出提醒。
7 结语
在文章中，基于对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人员、仪器质量得以控制，促进了方法使用的标准性。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y对质量控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中，利用环境监测管理系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人为错误，促进数据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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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癌症患者;知情权;伦理困境
一、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人性关怀慢慢得到提升，患者希望能够在治疗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需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医务工作者们常常会触及到癌症患者的身体及心理上的伤害，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专业伦理困境。这类伦理困境常常包括对癌症患者自身病情、病情的治疗方案、医疗资源及入院后的生活质量有关，医务社会工作过程中，这些伦理困境在有意或无意的伴随着社会工作的本身。
2016年2月，中央财政支持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路同行空巢老人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立获首批，笔者有幸于2016年4月参加该项目，笔者主要接触的群体是吉大一院放疗科、肿瘤科的癌症患者，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在服务该群体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伦理困境，给笔者带来了相应的困惑，进行一定的伦理选择。本文主要是将笔者在参加医务社工项目过程中对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阐述与分析，并尝试运用医务社会工作的方法提出初步的建议及对策，对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初步的总结。
二、医务社工介入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一）由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患者有权利从医护人员了解有关本身的身体状况、治疗方案和患者本身所要承担的风险;但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有一定的冲突，从人道主义上来说，如果将患者信息全部告知患者，患者能否在心里上完全的接受疾病信息？在现如今的医疗体系中，患者的家属倾向于隐藏患者的病情，以此保护患者受到的伤害。当患者准备出院时，也只能得到有关病情大概的描述。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患者的知情权。笔者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遇到此类伦理困境。
（二）案例分析及应对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家属将病情模糊化，让患者脱离病情实际情况，但大部分患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病情并不明朗化，他们常常因为家属对自己的隐瞒而苦恼，对医院的治疗方案表示担心;但如果医务社会工作者将患者的病情全部告知，这可能加重对患者本身的心理负担，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以下通过案例来进行对医务社会工作有关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的描述与分析：
案主，癌症患者晚期，家人对案主的病情进行隐瞒，但案主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因此，案主多次向社会工作者求证。
在此案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明显遇到了对于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我们不仅仅关注案主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告知是否有利于案主的长远发展？其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知？在服务过程中，通过收集案主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对案主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测评，及家属对患者的是否告知的意见，同时，也征求院方的建议。第一，在是否告知案主的病情的问题考虑上，笔者认为原则上告知，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服务对象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不告知;家属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属执意要求工作者不告知，这种情况社会工作者就需要作出新的评估策略;在个案服务过程中，案主已经严重在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时候只会加重案主心中的焦虑。第二，如何告知案主？医务工作者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直接告诉可能会导致患者在面对突然消息时心理坍塌，威胁到案主的身体健康安全;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其家属将病情的实际情况逐渐式渗透，给案主充足的时间去消化这样的负面信息，让案主内心慢慢接受。
三、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
（一）有章可循---医务社会工作者应遵循的原则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癌症患者知情权的具体实践中是有章可循的，我们应该将尊重放在首要原则上，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状况，有权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依次作为服务的价值基础，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案主。
（二）提升医务社工的专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水平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医务社工在实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专业伦理问题的上，作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应该以不带价值色彩的态度进行抉择，发挥出医务社工的专业价值。一般情况下，实际遇到的伦理问题很难从现成的伦理守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得到答案，更多的是综合各方因素，作出合适的伦理选择，保障服务对象的利益。
第6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 ] 。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 ] 。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 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第7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一、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现状
景德镇市是依托高岭土资源发展起来的陶瓷工业城市，主要开采高岭土、陶岭土、石灰岩、砖瓦粘土和少量砂金以及煤矿，开采方式绝大部分为露天开采。矿山开采后，相继出现了土地及植被破坏、尾砂及(废)矸石堆放不当造成水土流失和崩滑流隐患、地下采空造成的地面变形或塌陷、矿山排水引起的水均衡破坏、水土污染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矿区周边及下游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秩序。由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历史欠账过多，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堪忧。尤其是矿山停采以后，矿山疏于管理，地质环境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作为老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性城市，景德镇矿山企业在我国具有代表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矿山企业以生产为主要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被忽视，而矿产资源开发的收益和税收都上缴到国家。随着大量老矿山和开采点关闭停产，日积月累造成的严重环境代价在当代凸显;现存矿山企业也难以独立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需要国家投资支持。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通知》，该市被列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重点治理工程区。2004—2008年期间，景德镇市共有5个矿山7批次申请到中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扶助资金，总计金额2600万元(见表1)。
2010—2012年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投入经费由中央财政申请治理工程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以中央财政治理资金为主，具体如图1所示。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主要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与景德镇市部分矿山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座谈，发现该市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治理的投融资环节中存在部分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面临的突出问题，景德镇具有典型代表性。
1、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历史遗留治理任务重
景德镇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高岭土资源已开采数百年，即使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部分矿山开采至今也已近尾声，遗留下的是老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问题。目前，在国家政策层面针对新建、在建矿山实行“谁开发，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治理与审批挂钩，治理投入有保证金保障。但是，对于景德镇历史上大量矿山开发资源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来说，仅仅依靠政府税收来推动，远远不能满足这项耗时长、投资大的事业的资金需要，亟需建立健全针对市场引导的矿山地质环境投融资机制。
2、投资主体单一，多渠道主体投资参与度不高
1988年《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前已经闭坑的矿山由于责任主体已经缺失，当时又无相应的治理资金账户，本部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人为政府;《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污染者。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现行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与政府共同投资-污染企业管理模式。
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投资资金和小部分地方配套资金，是典型的政府投资管理模式，即政府财政资金是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资金和管理主体。这种情况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来源情况一致。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公报数据(见图2)，我国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106.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46.8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5.43亿元。恢复治理矿山6112个，累计3.2万个;恢复治理面积10.18万公顷，累计62.52万公顷。
3、投融资渠道陈旧，资本市场筹资功能未显现
资源开发导致的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性引导资金，更重要的是吸纳社会资金，用于恢复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质环境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投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基金、国债等。银行贷款是矿山企业环境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从事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项目有根据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给予择优扶持的规定。但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景德镇矿山企业主要是开采价值较低的高岭土的(问题最好能通过类似方式跟景德镇挂上钩)中小企业，其获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较难。
三、对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的建议
虽然近年来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支出比例加大，但对大量历史存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和部分新产生的问题来说，国家财政投资的数量不能满足治理需要。为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矿产开发领域的生态文明，提出如下投融资建议。
1、加大财政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激励政策
(1)设立专项财政基金。对于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并且资金用于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有资质企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对于进行过资源开发，但是尚未治理(含历史遗留问题)对居民生活影响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财政基金应该予以支持;对于未改制，并且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缺乏保护和治理资金的，财政专项基金需支持。
(2)加大地方和中央政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活化筹集财政性投入的方式，如财政信用方式，投资重点放在公益性较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以及基础学科研究上。
(3)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数额。结合本地财政实际状况，各级政府每年从预算内支出部分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此外，在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中，统筹部分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4)增强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力，加大企业不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压力。
2、拓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投融资模式并行
(1)设立资源开发企业参与地质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账户。资源开发企业应该是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主体，参与资源开发的企业必须在银行建立单独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账户，预留企业从事资源开发不低于10%的利润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2)发行矿山地质治理的专项国债、专项债券。利用国家信用和资源配置优势发行用于矿上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国债，使其成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对于治理后收益率较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国家政策适度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专项债券筹资。
(3)加强银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信贷融资力度。建立和完善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多元化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适当增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针对商业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倾斜性，放宽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企业获取贷款的条件;政策性银行全力支持有利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项目和信贷融资，用低于社会的贷款利率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企业的积极性，存贷利差可由中央财政专项补贴。
(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ABS融资渠道。在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中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融资(简称ABS融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结束后会有一定的收益，可以以此为担保发行在国内市场通行的债券来筹集治理项目的资金。用可预见的收益来吸引投资，这种方式风险低、投资者积极性高，同时可以为如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宽泛、安全的投资路径，进而拓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渠道。
(5)引进国际资本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外资注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路径虽然执行起来较为曲折，也更为困难，但是争取诸如世行、亚行贷款和国际地质环境治理的合作项目是利用国际资金、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的有效途径，应从改善具备吸引外资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管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项目承担企业还贷能力出发，积极争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国外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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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城镇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提。城镇生态环境是城镇人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空间，根据生态环境的整体结构、功能特点和基本属性等，可将城镇生态环境分为三大类:一是水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河流、护坡、水库等;二是地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政府机关、商贸、住宅、工业企业、开发区、绿化、公路、铁路、机场、古迹旅游等建设用地;三是空域生态环境，即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雾霾和空气粉尘等。城镇生态环境大部分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存在多种模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1．1政府垄断的单一模式
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既是资金的提供者，也是城镇生态环境主要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政府的治理方式主要有管制、强制执法和严格征税等，而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这种单一模式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首先是资金的短缺。城镇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充足的资金，这关系到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只能依靠政府来提供。近些年来，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由于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不仅会导致政府寻租，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陷入“治理—破坏—再治理—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使过度治理和治理不足并存。在政府垄断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容易使政府陷入官僚制困境，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此外，政府垄断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边际效用递减，影响治理效果。
1．2政府与企业结合的二维模式
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与企业进行合作治理，既可以克服政府失灵，又可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实现城镇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而企业则是以追求营利为最终目标，出售产品和服务获取最大利润。在政府与企业的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为了公共治理发挥最大效用，会允许或授权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因为企业既拥有政府无法比拟的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专业设备，又能够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源头治理，而政府只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这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提供相应的政策工具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的积极参与性，从而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双赢。
1．3政府、企业和社会联合治理的多元模式
在多元的联合治理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关系。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和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减压阀”和“稳定器”，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更具专业性和灵活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城镇生态环境更为敏感和关注，能创造出比政府更低的公共治理成本和带来更高的效率。与企业相比，社会组织更具有志愿性和公益性。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规模较小，力量薄弱，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等形式给予社会组织鼓励和扶持，发挥其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应有的作用。此外，社会组织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动机的群体组成的，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从社会的全局考虑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引导和规范管理，使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这三种模式中，多元治理模式可以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全覆盖，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治理。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要从多元治理模式出发设计政策工具。
2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种类
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应该进行分类，以方便政府确定选择的范围。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分类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在这里，我们将借鉴华中科技大学徐顽强教授提出的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所作的分类，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七大类，并按照政府介入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即管制、直接供给、市场性政策工具、财政性政策工具、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下面，按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程度，对主要的政策工具分别进行描述:
2．1政治性工具
政治性工具就是政府在政治权威和公权力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法规等约束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政治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和直接供给。管制首先是确定一个政策目标，然后对政策目标群体某些特定的进行强行要求和禁止。其中管制的内容有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主要是对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修复效益，以及对一些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进行管制。企业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对政府来说，经济管制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而社会管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一些污染企业进行取缔。直接提供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前提下，由政府直接提品和服务，在政策工具中属于消费性支出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和绿化用地等更多地要靠政府直接提供。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性需求领域较为广泛且处于政府内部运作，必须掌握重要的信息和资源，允许内部化交易，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政策工具。但由于政府是参与生态环境活动的唯一主体，可能导致治理成本过高，而且，还存在着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使工作人员执行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现行财政体系和转移支付不足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高效治理。
2．2经济性工具
经济性工具就是在市场规律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利用工商管理技巧和经济刺激措施来指导和规范社会目标群体行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手段。政府运用经济性工具，既给予企业充分的自，又能不同程度介入其决策的形成过程。经济性工具主要有市场性政策工具和财政性政策工具这两种，其中市场化政策工具的内容包括市场自由化、市场促进化和市场活泼化。市场自由化主要是允许更多的参与者(企业、社会组织)进入到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解除市场管制。市场促进化主要是创造市场化的产品，政府可以发放污染许可证，允许企业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但要其付费。市场活泼化主要是通过契约外包，与营利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签订契约，来提供垃圾清理、街道清洁、道路绿化等公共服务。总之，市场机制的政策工具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在财政性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征费、课税等方式，对企业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行为(如空气污染)征收税费，约束企业行为，从而达到政府治理目的。
2．3社会性工具
社会性工具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很少或几乎没有政府的介入，以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分配社会福利为目标。其主要包括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城镇社区内的垃圾处理、绿化等，可以由社区居民自行规划，政府可在此基础上给予相应的补贴。志愿者组织又被称为“社会中介组织”或“民间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城镇大部分生态环境的治理，志愿者组织都可以参加，如街道清洁、植树种花、生态文明宣传、垃圾回收、环保巡逻纠察等。志愿者组织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有利于减低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但这必须以志愿者组织的发育状况为前提。总之，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第三部门的发育，社会性工具的使用将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3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的依据
在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是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从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
3．1纯公共产品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纯公共产品性质的生态环境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较为典型的是空气、环境保护、免费公园、公共座椅、公共厕所等。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大部分的生态环境都属于这一类，如公共草坪、矿产资源、公共牧场、公共池塘、公共河流、公共渔场等等。对于这类性质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选择政治性政策工具来进行治理。
3．2俱乐部产品或公共资源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第9篇：环境治理政策范文
一、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客观基础
环境绩效一般是指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张文华和钱凤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指对政府部门的环境治理责任和企业应承担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责任及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的审计[1]；陈正兴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项目的环境经济活动，依照一定标准，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循环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表示意见的行为[2].
2009年11月世界审计组织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制定了“有关环境效益审计指南”，环境绩效审计开始走向规范化道路。借鉴各种学者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绩效审计做出如下的定义：环境绩效审计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治理活动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审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评定环境治理活动的现状和潜力，对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出建议，促进其改善环境治理、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一种审计活动。
审计客观基础是审计赖以产生和存续的某种存在于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对审计活动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审计的客观基础决定着该类审计的目的、职能、主体和客体，不同类别的环境审计，有着不同的客观基础。详细到环境绩效审计而言，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应是检查环境资源的治理和使用责任。环境资源包括两部分：一是环境的天然存量资源，如物种、生态、大气和水资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环境的各种资源，如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民的环境资源通过法律委托授权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社会经济组织治理、经营或使用，这些组织就承担起经济、有效地使用和治理环境资源的责任，因而需要通过国家审计来检查其受托治理、使用责任的履行情况。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个人的环境资源，则需要通过内部审计来检查其是否经济、有效地治理、经营和使用了这些环境资源。这种对环境资源治理、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的评价，属于对环境治理系统各环节的“连续监控”，主要是指环境绩效审计。
二、环境审计、绩效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一）环境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环境审计的基本特征，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共同构成完整的环境审计体系。
环境审计，也称为环境、健康和安全审计，是审计学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辟的一个审计新领域，是国家环境治理系统（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国，环境审计被定义为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民间审计组织，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治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并且揭示环境和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促进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环境治理。
环境审计包括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三部分。环境财务审计注重财务报表披露的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等信息的公允性；环境合规性审计侧重于检查各种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而环境绩效审计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评价组织所采取的各项环境措施和环境治理活动的绩效状况。在增加环保投入的同时应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环境政策的适当性，环境绩效审计正逐步成为各国环境审计的发展重点。
（二）效益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效益审计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直到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才在利马会议上将其定义为“绩效审计”（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和亚洲组织将绩效审计定义为：绩效审计是一种对被审计单位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资源的经济、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审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E”审计，近年来，又提出“五E”审计，即在“三E”审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环境性（Environment）审计。效益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评价，以考核有关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促使被审计单位提高效益。效益审计的开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立法、内部制度、审计规范、人才、资源、技术等各方面都要进行建造，要把效益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全面实践和探索。
国际上审计已经向绩效审计发展，环境问题也成为绩效审计关注的内容之一。环境绩效审计虽然隶属于环境审计的体系范畴之内，但是又同时兼有绩效审计的特点，对绩效审计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环境审计的方法，拓宽环境审计的范围，丰富环境审计的内容，突出环境审计的建造性意义。我国的环境审计要跟上国际发展，必须在审计类型上从财务收支审计向绩效审计拓展，从以环境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为主要审计对象逐步过渡到绩效审计上。
三、环境绩效审计的特点
（一）审计结果的建造性
环境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环境监督，但在环境绩效审计中，更应强调其评价职能。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响绩效的各种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以帮助被审计单位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益。因此，监督并不是环境绩效审计的根本目的，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促进为主的建造性审计。
（二）审计标准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环境绩效审计属于环境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已经颁布的包括ISO14000环境系列标准在内的各种环境标准，都是环境审计在审计依据方面不同于传统审计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衡量审计对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标准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项目，有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这使得每开展一项绩效审计，审计人员都需要在现场审计开始前，就衡量绩效的标准问题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协商，或者寻求一种公认的、不存在异议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或需要协商确定是环境绩效审计的一大特点。
（三）审计活动的综合性
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考核被审计单位环境治理活动为对象的综合性审计，被审计单位的环境治理活动都与绩效有关。因此，环境绩效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应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全部环境治理活动。不仅包括环境资金流转的治理活动，保证环境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环境资金的环境治理活动，如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等，影响环境绩效审计的因素多种多样，因而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内容多、范围广、系统性强的综合性审计。
四、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
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详细目标和分项目标三个层次。其根本目标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只不过环境绩效审计是从绩效审计这个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目标可以概括为：对环境治理各步骤的绩效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找出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消极因素，提出建造性的审计意见，从而促使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进行。根据详细内容的不同，进一步地可以将详细目标分解为四类分项目标：（一）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与制度；（二）评价环境治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响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三）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四）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造性意见。
五、环境绩效审计的层次
环境绩效审计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政府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宏观层次，由国家审计机关来进行，主要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看环境政策是否促进了环境和生态的改善，审查环境项目的实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环境污染，调查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微观层次，由内部审计或社会审计来承担，重点审查监督企业对环保目标、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评价企业的环境内部控制系统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宏观环境绩效审计
1.政府环境政策的绩效审计
该审计主要是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包括对环境经济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时只需考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效果，而不对政策本身进行过多地评价。评价时需遵循两条原则：首先，环境政策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其次，在达到目标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实施费用能否达到最小。
2.政府环境保护资金的绩效审计
国家拨付给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环保资金是用于治理环境的主要来源。环保资金在真实性、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还应对资金的拨付、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行审计，因为真实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环保资金的绩效审计主要是对其拨付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进行监督。详细审查各级财政部门及各级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有无少拨、不拨，或延迟拨付的现象，拨付给使用单位后，使用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最后对资金使用后的环境效益进行评价，分析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
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属于绩效审计，进行项目效益审计首先要了解项目本身，假如项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实施，还要了解项目分解情况。在了解了项目之后，还应清晰该项目的目标，在审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以是否实现项目目标为重点。假如不能实现目标，则审查不能实现的原因；假如达到了目标，则审查成本是否超过了预算，以达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项目效益。
（二）微观环境绩效审计
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一般包括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它进行环境绩效审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政策法规执行的审计
首先要审查政策法规的详细规定。诸如排放标准、排污收费是否合理，可以根据边际分析的原理，当制订的排放标准或排放费只有使得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等于污染的社会成本时，该排放标准或排放费才是有效的；其次，审查执行政策法规的情况有无偏差，对企业来说，每一项政策都有明确的目标，审计人员应考虑政策规定是否达到目标，总体效果如何，从而可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以提高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
2.企业环境治理的内控系统的审计
首先，了解企业现行环境治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测试和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防备和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其次，了解企业在内控系统下的环境目标以及一些污染指标的定量数据，如排放到空气中、土壤中的废弃物的数量是否超过了指标的上限；最后审查一些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过了一定标准等等。
3.企业环境治理效益的审计
对企业而言，环境保护的效益表现为两种形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项审计是指企业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因此，该项目的审计是企业环境治理的综合审计，其指标既有财务的、又有非财务的；既有综合的、又有详细的指标。主要包括：（1）环保投资审计：主要是对企业自己投入环保设施及重要资产上资金的真实性、投资行为的持续性的审查核实，以促使有关单位与部门保证环保资金的落实与到位；（2）环境成本费用审计：审查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到环境治理中的成本与费用指标；（3）环境损害费用审计：评价和审查企业由于对环境产生了破坏而受到的惩罚支出，该项目的金额越大，表现为企业环境治理的水平越低；（4）环境治理经济收益审计：评价与审查企业由于产品的绿色化、环保产品、“三废”再生品、资源替代品等带来的经济效益或者企业由于加强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损失的减少等内容；（5）环境治理综合效益审计：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实现企业所在的社区环境的改善，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美誉度，环境治理综合效益的审计包括对治理污染使空气清新、水质变好、减少环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财务指标和软指标的评价，也就是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
六、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中列示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包括：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进行审计、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对环境治理系统的审计、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等。
（一）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开展政府和公营机构绩效审计最普遍的形式。详细地说，就是检查政府环保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使用其法律授权和公共资源，督促社会公众和组织遵守环境法规的效率和效果。
（二）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审计。其主要对象是政府负责的保护或改善环境的项目以及政府签署的国际协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已授权审计机关对这些项目的“财政、财务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实施该类审计时，审计机关应该注重对环境项目的选择，考虑经营风险、重要性和可审计性等方面问题。
（三）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审计机关或者内部审计机构可以通过专项资金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或项目审计等方面工作的实施，检查或确认政府、组织在缓解、削减环境影响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经实施，并已经达到目标，有无造成过多成本等。
（四）对环境治理系统的审计。环境审计被看作对一个组织的环境治理系统的连续监控过程，环境审计中对环境治理机构的设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环境治理制度（包括国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执行程度以及环境规划决策的科学性的评价都属于环境绩效审计的范畴。
（五）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虽然我国的审计机关并无对政策制定进行审计的权限，但是可以反馈一些与政府规定本身的合理性有关的信息，例如排污费的计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合理性等。事实上，经过反馈的审计信息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七、当前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障碍与对策
开展环境绩效审计是国际上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环境审计存在一些体制上、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目前对于加强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如何加强环境治理以及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等问题认识不够深入，主要着眼点还是仅仅限于环境投入和环境法规政策的执行上，对于环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入产出的对比状况却没有更多的考虑，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因此开展环境绩效审计首要的是提高对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二）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发展不充分。环境绩效审计以环境财务审计和环境合规性审计为基础，是一种综合性的审计，在我国环境财务信息不真实和环境治理违规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缺乏相应的基础。大力发展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保证环境信息的真实可靠和环境工作的规范性才能为环境绩效工作的展开提供基础。
（三）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预备不足。环境绩效审计作为一项实践性的工作，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储备，才能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预备。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各种基本问题，如环境绩效审计的主体、范围、标准、方法等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加强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对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实践开展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