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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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第2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一、坚决地抑制目前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
现今我国的经济政策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主要是为了保证今年和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因为，房地产业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之一。可以这样说，只有坚决地发展实体经济，坚决地抑制目前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才有可能达到“稳”的目标，即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才有可能达到求“进”的目标，即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就，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新突破。这是因为：
首先，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是在信贷过度扩张的支持下，房地产价格过快过猛的增长。我国这一轮通胀的特征是供过于求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表现为什么东西都过剩，但是什么东西都涨价。这看起来很难理解，其实它是起源于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高房价，高房价引起的生活成本提高，直接和间接地向整个社会传导和蔓延。为了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过度的虚拟经济和越做越大的经济泡沫，制止通货膨胀率加速上涨，宏观经济政策被迫采取实质上是以偏紧为内容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连续上调银行利率，而且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天花板”水平。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共同作用下，这种被迫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们都既要直面高通胀的威胁，更要防止经济运行进入下行通道，也就是说，未来经济运行将不断地面对高通胀和低增长的“滞涨”格局。
其次，坚决地发展实体经济，坚决地抑制目前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既是保持金融、经济和社会大局稳定的主要内容，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的主要举措之一，一方面，过高的房价广泛地吸收和引导了社会资源的不适当的流入，使其占据了中国广泛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土地资源和有着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本。“百业兴衰皆地产”的恶果表现之一就是，原来专心做实业的许多制造企业，也开始大量地涉及房地产。例如，原为中国实业先锋的温州资本，现在已经沦为只能依靠民间借贷、炒房、炒农产品生存的“寄生者”。而在更多的地区，房地产因暴利而吞噬了应流入实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表述，可能就是为了抑制制造业过快进入房地产业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对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型经济依赖过重，来自房地产业的投资、税费及其关联效应，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国家对房地产进行最严厉的宏观调控，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后土地经济时代”，房地产今后再也不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本身并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问题是由谁来代替这个旧的经济支柱?中国经济如何既不减速又能顺利实现支柱产业转换?根据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应该通过启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鼓励地方坚决地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新进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坚决地抑制目前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也是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改善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新成就，重要的是必须抑制现今民生不可忍受的高房价。可以这样说，高价房地产是中国民生社会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毁坏中国青年的创新精神的主要鸦片之一；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一颗主要的“定时炸弹”；是在屡次调控中越调越高从而导致中央政府政策信用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有人根据房地产价格下跌影响“稳增长”目标实现的理由，主张国家目前需要的不是压房价而是挺房价。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高房价已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喉咙，高房价拉大了贫富差距，富人更富穷人更穷，高房价撕裂了年轻人的希望和前景。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就是要毫不犹豫地抑制高房价。更何况，稳增长的目标，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来实现，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和保障民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在中长期中则可以通过塑造制造业强国和服务大国的地位来实现，不一定非要通过强化经济体系对房地产的依靠来实现。
二、后土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支柱选择及其策略
如果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或竞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我们可以十分准确地说，这种发展和奇迹很大一部分归结于我们对房地产这一财政支柱的积极利用，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对地区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对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发展支出了大量的资源。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在坚定不移地抑制高房价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对房地产这根事实上的国民经济支柱，不能猛然推倒，而需要运用智慧去逐步实现，否则我们在对房地产支柱进行更换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将陷入动力不足的猛烈下跌险境。
为此我们可以比照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来更换经济运行的动力系统和支柱体系：这就是我们可以在房地产支柱边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支柱，让其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的新的财政的主要来源，最后再逐步推倒房地产支柱。这根新支柱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仅是立足当前经济危机渡难关的短期选择，而且是着眼长远提升发展水平、转换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选择；不仅是对过去以投资驱动型经济中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发展方式的否定，而且是为了更换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解除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绑架”；不仅是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危机选择其为走向全面复苏所做的积极准备，而且是为了应对在即将来临的后全球经济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平台重塑的新的竞争格局变化。
必须强调的是，房地产泡沫被突然刺破，不符合全国人民和国家整体利益，而应在一个长周期中缓慢降价：第一，绝大部分家庭都有房屋财产，大幅下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可能会提前强制引爆我国地方政府的各类城市融资平台，从而危及金融和
经济安全。第三，在解决地方土地财政前，房地产价格猛烈下跌会引发地方财政困境，从而造成新的严重的社会矛盾。第四，与房地产有关的前向、后向和侧向关联的产业达50多个，房地产突然崩盘，不仅其他行业也会因此发生“硬着陆”，而且我国“稳增长”的任务难以顺利实现。第五，有人说，即使中国的房价下跌50％，银行的贷款覆盖仍能达到100％，此时利息不能收回但本金没问题。而美国的经验表明，房子跌到那种程度前，很多房子就被银行收去，但银行放在手上却很难变现，中小银行也因此倒闭。当年海南出现大幅度的房地产泡沫时，土地到了银行手里，最后都只能作为不良资产处理，对银行也具有巨大的杀伤力。
三、实体经济发展：要抑制“杠杆率”较高的经济部门活动
为了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对房地产支柱地位的依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坚决地把从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中转移出来的社会资源尤其是资金，通过政策措施引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坚定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坚定地支持实业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其逐步壮大而在地方税源经济方面代替“土地财政”的作用。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如何界定“实体经济”的范围问题。什么是实体经济?为了说清楚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虚拟经济。比较流行和简单的定义是说那些“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叫虚拟经济。其实这个定义把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所有金融活动都界定为虚拟经济，不是很准确，如直接为商品和服务生产活动提供支持的低负债的金融活动，就不能归入虚拟经济。另外，包括房地产业、体育经济、艺术和耐用品收藏业等在内的一切可以用于炒作的经济活动特征，显然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以钱生钱，但它们也不能完全归入实体经济范畴。因此这样看来，实体经济就不是传统上仅仅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即不完全是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如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虚拟经济也不是仅仅集中在金融业。
其次，虚拟经济的特征在于“杠杆率”，即负债与资本之比率，如果某一项经济活动的“杠杆率”较高，就意味着这项活动的风险较高。由于通常金融业的杠杆率较高，因此人们常常把其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部门，如商业银行即便满足了巴塞尔协议8％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杠杆率也在10倍以上。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其杠杆率在24倍左右。房地产业虽然具有消费特征，就此应该归入实体经济，但是中国很多房地产公司的杠杆率在10倍左右甚至以上，因此对房地产业的炒作活动就应该归入虚拟经济。由此来看，对农产品和艺术品等的疯狂的炒作活动，都应该记入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范畴。所谓实体经济，就是“杠杆率”较低的经济活动。坚决地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抑制那种“杠杆率”过高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要抑制那种原本从事“杠杆率”较低的经济活动部门，如制造业，在高利润诱惑下从事高风险虚拟经济活动的行为，在“去杠杆”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为人类提供有效商品和服务，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创造财富、吸纳就业、贡献社会。
至此我们可以澄清许多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模糊认识。很多人认为发展实业就是工业，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因此必须反对发展无形态的服务业。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产出的有形性还是无形性，并不能是区分实业和非实业的标准，而关键是要看其产出能否或是否在较高的“杠杆率”支持下进行炒作：如果产出作为投资品在较高的“杠杆率”下进行炒作，如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艺术品等，这种活动就是虚拟经济，就是非实业性质；但是如果去除了它们内含的“杠杆化”投资功能，这些产出也只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或者服务品，其本身就是具有实业性质和实体经济活动，如房地产的居住功能，金融对生产的支持功能，艺术品的欣赏功能等。就此而言，我国这一轮对房地产活动的宏观调控，不是今后不要搞房地产，而是要消除其虚拟经济功能，抑制投机和炒作，让其回归消费本性，造福普通人民的民生。
最后应该指出，发展实业和鼓励实体经济活动，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节制地发展传统低效率的制造业，更不是说可以大量投资发展市场过剩的制造业。无论是金融部门还是非金融部门，无论是发展制造业还是发展服务业，无论其先进性和现代性如何，如果这些经济活动自身脱离了市场需求，企业和机构过度负债，都会陷入泡沫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窠臼，都会据此产生金融和经济危机。众所周知的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金融导致的，而是制造业生产过剩导致的；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直接起源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金融过度化；而最近越演越烈的欧债危机，虽然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但是也离不开一条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整个国家借助于高“杠杆率”的金融工具，使国家陷入空前的金融风险。
第3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字】大萧条 次贷危机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启示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体系的管理至关重要,在经济动荡时期更是如此。本文以美联储在两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货币政策为导向,总结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以期为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提供借鉴。
二、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的救助方案一直被人们所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常规经济波动在不确定的经济政策作用下的“经济灾难”。 1929―1933年,美国货币存量下降35%,狭义货币M1同期下降25%,政府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本已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将货币政策作为反危机的重点,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1933年开始,美国货币供给急剧膨胀,到1937年,美国货币供给与1933年相比增加了将近42%。罗斯福总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根本上为大萧条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三、 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创新
1、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采取的常规货币政策
2007年夏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包括降息在内的多项果断措施。针对危机的扩散和经济的低迷,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2月底,美联储连续九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0.25%,共下调500个基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所有的降息路。利率调整政策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十分罕见。目前,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到0.25%之间。
2、美联储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创新
(1)针对交易商的工具创新。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2008年3月开始,回购市场的压力不断增加,回购融资量大幅下降,相应地,成本在提高。为解决主要交易商资金紧张的形势,联储在债券借贷业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是美联储于2008年3月16日推出的一项针对一级交易商的工具创新。2008年3月13日,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流动性严重恶化,如果无法获得其他融资来源,它将被迫在第二天破产,而因贝尔斯登不是存款性金融机构,不能申请贴现贷款。美联储为了救助流动性严重缺乏的大交易商,阻止信贷市场流动性危机向其他市场蔓延,根据紧急授权创设了PDCF。PDCF使一级交易商获得了与存款机构相同的进入贴现窗口的权利,一级交易商可以按存款机构同样的贴现率借款,资金数量取决于交易商的需要,而且利率是固定的,抵押物可以是各种投资级证券。2008年9月14日PDCF抵押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三方回购市场的抵押品。这样,政府通过PDCF改善了一级交易商的融资能力。
(2)针对货币市场的工具创新。为了对货币市场提供支持,稳定金融市场,2008年9月19日美联储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进行升级,建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扩大美国存款机构和银行持股公司无追索权贷款规模,为其购买高质量ABCP提供融资;二是从一级交易商手中收购由“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MLF)是2008年9月19日由美联储设立。AMLF允许存款机构、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在美的分支机构以高质量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为抵押,从联储获得相应的资金,期限一般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到期日,最长不得超过270天。AMLF提高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流动性,维护了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行。
(3)针对存款机构的工具创新。2007年8月以来,美联储在放宽存款机构在贴现窗口借款的条件、降低贴现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等措施的基础上,对银行贴现窗口进行改革和创新。
定期拍卖便利(TAF)是由美联储2007年12月12日设立一种新型的贴现窗口,即通过招标方式向财务健康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达到一级信贷方案合格要求的财务健康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根据规定程序向所在地联储银行提交利率报价和竞拍额,由联储决定拍卖结果。在抵押物方面,贴现窗接受的抵押资产即可作为TAF的抵押资产。在资金数量方面,每次TAF拍卖的资金总量是由联储预先确定并公布的,利率通过存款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序确定,投标利率最高的机构将得到资金。
(4)为了刺激实体经济,阻止信贷紧缩在实体经济的蔓延,美联储创造了新型融资方式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直接将资金送人继续的相关企业。
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是联储在2008年10月7日新开的短期融资窗口。联储将通过一个特殊目的公司(SPV)给美国商业票据的发行者提供流动性支持。一般由特殊目的公司(SPV)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者那里直接购买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向有资金需求商业票据发行者直接融出资金。
四、对我国的启示
美联储在应对危机中,采用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对于其他国家央行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的断裂与应对
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并没有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而是通过FAF、PDCF,TSLF、AMLF、TABSLF等创新工具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企业债券,跳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先导环节(正是这些环节的瘫痪导致了政策传导不畅),向市场、向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特定的企业和法人注入资金,缓解它们的资金紧张局面,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刺激它们的经济活动,从而拉动需求的最终增长。
2、从“最终贷款人”到“第一贷款人和惟一贷款人”
本次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了金融系统,造成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缺,货币市场资金紧张,为了防止流动性紧缺向实体经济蔓延,美联储被迫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资产价值的缩水、不确定性的增加,增加了银行惜贷行为,实体经济资金压力很大。为了解决实体流动性问题,美联储不得不代替金融部门承担了融资功能。利用TAF、CPFF、TABSLF等创新工具,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履行“最终贷款人”角色的同时承担了“第一贷款人和惟一贷款人”的角色,对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货币政策组合与协调配合
一般来说,央行除了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放松银根之外,还可以采用“非常规方式”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央行可以通过自己的市场影响力,引导舆论走向,制造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二是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增加基础货币;三是央行可以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如果投资者将不同资产视为非完全替代品,央行买进特定资产的操作就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明显影响。上述三种量化宽松的方式虽然概念不同,但在操作上可以相互替代。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减速,美联储运用上述三种非常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从2008年底以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长期维持在0%~0.25%之间,并在其报告中承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实际上是给公众制造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通过新型融资工具,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企业手中购买了大量的各类债券,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美联储放宽了抵押物的范围,使得美国国债以外的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MBS、投资级别的债券、高质量ABCP、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住房和商业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等出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更加多样化。
五、结语
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在出台相应政策时必须把短期政策目标和中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合起来,才能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1、中长期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仍然是“重增长,轻调整”,“重行政控制和政策调节,轻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这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新医疗体制改革、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等。有的有所进步,如医疗改革坚持了有管理的市场化;有的问题不少,如城乡统筹很多是变相征地。但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实行措施很差。有的政策措施无法实施,有的政策措施与目标矛盾。
2、短期政策安排有助于积蓄复苏的足够能量
有专家提出,在经济萧条或筑底的过程中,要实现复苏必须积蓄足够的能量。经济复苏不能仅仅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更要重视消费的增加。为此必须增加居民购买力。购买力的增长既依赖于工资水平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更依赖于物价水平的下降。因此,政府要利用各种可行的有效手段,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增加有效需求。例如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
3、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提供着超过3/4的就业岗位,其发展对于稳定就业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并且,就经济长远发展来看,中小企业的成长对于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可忽视,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获得成功的。例如从人均总量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1,即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日本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05,即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要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体。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变力,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价格机制等等。根据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换要及时,并应当具有前瞻性。
【参考文献】
[1] Stephen Jen,Spyros Andreopoulos:The Fed's QE Operations and the Dollar[R].Morgan Stanley,2008(11).
第4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自然界的动物如此，人类的进化就更是如此。人类演变到今天，都是顺应自然变化的结果。
企业当然也不列外。
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关资料统计平均只有7年左右。
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关系，就好比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
大凡生存和发展都比较滋润的中国民营企业，一般都具备嬗变的本领。
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许多老板，今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生意难做！市场之差超乎想象。
诚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传统的市场在萎缩，传统产品的库存在加大，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
实体经济可以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期待获得国家政策、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和保障。
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因素，在现行的经济框架内，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得到的支持和保障非常有限，尤其是难获金融领域的直接支持。尽管国家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视，先后出台了新、老36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落实相当困难，像一道弹簧门、玻璃门横亘在民营企业面前。
既然中国现实的环境就是如此，民营企业应该面对现实。一方面等待国家政策的落实，大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继续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呼吁，寻求支持。这都是必须的。但在记者看来，无论是等待还是继续呼吁，其实都不是上策。民营企业要想突出重围，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嬗变的本领。真真切切地研究国际国内的经济趋势变化发展，研究国家新的经济政策，研究新产业的形成，研究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牛顿有一个伟大的发明：能量守恒。
其实市场同样守恒。
生意难做，旧有的商业模式、生产模式、生活模式等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甚至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但生意不会停止，市场永远存在。因为，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新的产品又会诞生，生意依然会继续。生意难做的同时，其实市场又在孕育着新的商机。要敢于变革，善于变革，更要勇于否定自我进行变革。
第5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 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政策
一、人民币加入SDR的背景
SDR于1969年被IMF创设，最早与黄金挂钩，亦称纸黄金。是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它是对原有普通提款权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IMF为确保篮子中的货币在国际交易使用中所应具有的代表性，每五年对SDR货币篮子进行评估，包括调整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和货币权重。2010年IMF认定人民币未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未批准加入。2015年我国再次申请加入，我国为了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运行，10月21日自贸区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至此，人民币达到入篮要求，人民币入篮成功，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SDR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为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即人民币在所占份额的排名上位居第三，超出日元和英镑。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最要意义。然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入篮，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将逐步提高，资本阶段性流出和货币贬值风险不容乐观。货币当局在兼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其“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多重目标的平衡将面临考验，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及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将考验着货币当局的决策智慧。
二、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
（一）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面临挑战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下行压力显著。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6～2015年一路下滑，2015年增速为6.9%，首次突破7%，经济下行压力可见一斑。在我国面临多重压力下，应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的管理策略也要做调出整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稳健且灵活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金融风险的把控仍是重工作。人民币加入SDR后，随着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的管制被放松，国际资本将会有更大的波动，并且金融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极强的负外部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已成为入篮之后的重大难题。而“稳增长、促改革、控风险”多重货币政策目标的平衡也将面临挑战。
（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削弱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即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只能拥有其中的两项。随着人民币的入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不可能三角的第一项“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无法阻挡。2015年12月份由于美元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资本外流已证明如此。此时，不可能三角已变成后面两项的角逐。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希望拥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其必要条件。入篮之后，人民币的双向浮动将不可避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央行不会干预市场。但是，如果资本流动发生异常或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央行还是会果断干预。所以，央行为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能会被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会削弱。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会变的低效
人民币加入SDR后，一些国家央行会增持人民币资产以调整外汇储备。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量也会增加。根据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由三个动机决定的，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正比，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居民所处国情、消费习惯和风险偏好的不同，由此三大动机主导的货币需求量难以把控。如果我国央行不能做到人民币需求量与供应量的动态均衡，那么，发生通胀或通缩的概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将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介目标须满足三个标准，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不易对中介目标做出较好的可测性和可控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会变得更加低效。
（四）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或是央行面临的最大难题
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全面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风险从此密切联系着，人民币的入篮考验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15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8272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8258亿元人民币，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9814亿元人民币。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的逆差往往代表着资本正在流出中国，并且资本外流非常严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我国货币政策仍需在扩大汇率管理弹性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做出权衡。维持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将成为人民币加入SDR后央行面临的最大难题。
三、应对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货币政策不利影响的相关对策
（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我国央行在经济新常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其货币政策在管理手段上应更加注重前瞻性与灵活性的相结合。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应更加注重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的相结合、定向型工具与全面型工具的相结合。除了运用传统的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之外，应更加注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逐步完善央行短、中、长期政策利率体系，以便在应对金融风险时能够做出及时的对冲，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效率。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央行创新了以下几种货币政策工具：①常备借贷便利（SLF），②中期借贷便利（MLF），③抵押补充贷款（PSL），④信贷资产质押在贷款。这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高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更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2016年1月15日，为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对9家金融结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1000亿元。央行通过MLF、SLF、PSL等定向降准工具向三农、小微、棚户改造等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满足市场各单位对流动性的需要。
（二）央行应强化预期管理，释放明确信号
2015年12月美元0.25%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资本外流以及“熔断机制”在我国股市的短暂旅行都已经很好地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预期管理方面仍需加强。其实，可怕的不是美联储加息，而是市场有连续加息的预期，只要市场有这种加息预期的存在，那么资本外流就会存在，这反过来又会增加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人民币逐渐向国际储备货币转化的过程中，央行有必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一方面，完善央行制度性建设，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有效性，当央行做出一项决策时不应选择性地征求市场意见，并且做到监督有效。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做好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积极配合，多政策、多渠道地释放明确信息，以便市场能够正确地理解。如果央行能够及时地释放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大大地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或信号不明确而引起的逆向选择或羊群效应。所以，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是人民币加入SDR后央行着重关注的内容。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且灵活适度的。稳健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而进行的各种金融改革需逐步平稳地进行，以防金融风险的发生;灵活适度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在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拥有更好的针对性，可直接地产生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如实施减税政策、扩大财政支出，阶段性地提高财政赤字率等。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需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以及汇率的市场化，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将更加强调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一方面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风险的关系，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需要三大政策的积极配合。
（四）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任一国家金融市场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其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对其他国际都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各国需加强经济政策上的对话。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已全面融合。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2016年G20峰会上，呼吁：二十国集团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失败的教训不能遗忘。所以，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同时监管部门应做到金融监管到位、监管透明和监管有效，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特别是对于人民币国际进程不断加快的我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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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经济周期下行或上行区间的后半段，往往伴随着有关经济长期趋势是否会改变的质疑。比如，最近一轮通胀始于2010年底，随着紧缩政策执行力度的增加，实体经济中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趋于紧张，需求增速回落。加之房地产市场与股市的低迷表现，对中国经济短期硬着陆或长期增速大幅放缓的悲观论调近来不绝于耳。
今年一季度GDP数据低于市场平均预期，显示经济增长尚未明显反弹。虽然自去年底以来，支持内需的政策陆续出台，但此次调整多是微调，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也更审慎，因此很难做到立竿见影。这使得更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已现拐点，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衰减。
此时判断经济增速放缓究竟是周期性，还是趋势性拐点已临，对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从长期看，实际GDP增速很难返回两位数。外需不仅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危机结束后也屡现疲态，且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难以有效刺激需求快速复苏，并在中长期快速增长。从内需来看，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大幅提高，房地产市场似乎很难重现过去十年间的繁荣景象。
过去三年多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需取代外需成为增长原动力，而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仍在继续。在此过程中，更难判断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还是经济周期与短期政策的作用。但合分析近期经济信号以及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性水平应超过8％。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主动调整政策和抑制通胀的结果，但今年一季度出现了企业利润下降，局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生产价格指数连续下降。这些滞后型经济指标恶化的现象都表明：首先，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出现一定风险；其次，如果目前GDP增速在8％左右，这说明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应高于该水平；所以，近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尽快转向宽松，为需求增长的恢复提供有效支持。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逐渐向内需驱动型转化，且仍可支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一些重要领域内的投资将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并为下一次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做准备。在未来的5年－10年中，我们认为中国将逐渐形成“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式发展的雁型模式，对西部地区城市化、城际与城市交通、清洁能源机制、水电煤气行业增效、环境污染治理、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投资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合理的选择。
雁型模式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上升，各大企业纷纷选择将研发与高端制造等重要部门留在日本本土，而逐渐将价值链下方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将最底端的生产装配转移到“亚洲四小虎”。这种雁头带领雁翅，拉动雁尾的跨国生产组织形式被称为雁型模式。
如今，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转型机遇：发挥一级城市的人才与市场的优势，扩大沿海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和以庞大的海运物流系统为支撑的“东亚雁型结构”相比，中国内部梯度发展的竞争优势在于内需巨大，生产与研发中心相对集中，从而在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产品更新频繁的新环境中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第7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在世界经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历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与实体经济基本不关联，但深究其根源，他们都与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过度发展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正确把脉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党的十提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重塑被一再强调，并提升到新的战略发展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金融业的高度集聚性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反复的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复苏态势一波三折，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长已进入到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当前，“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热潮不减，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分离趋势日益明显，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转型发展攻坚期，实体经济企稳回转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双重压力。虽然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在以往思路上已做出适当调整，但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一直存在，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引发质疑。围绕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最佳的组合与平衡点成为决策者及监管层必须面对与解决的工作难点和重点。笔者从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评估出发，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原因，以稳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一整套金融政策体系与调节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评估
为解决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国家已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但实体经济身陷困境的局面仍未缓解，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脱节分离的趋势明显两个方面。
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的基础薄弱
实体投资锐减，产业呈空心化。产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依靠原材料、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的共同投入推动。受危机重创之后，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之下，实体经济投入大量流失，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一路下降，第三产业贡献率逐步逼近，如图1所示。
据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54569亿元，增长7.8%，占GDP的比重为45.9%；第三产业增加值56859亿元，增长8.3%，占GDP的比重为47.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首次超过制造业。其中，投资锐减是引发产业空心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一，在一度放缓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延续疲态。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比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第二，受投资瓶颈的约束，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迅速转移和外迁，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减弱。2012年1～12月，第三产业投资197159亿元，增速增长0.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投资158672亿元，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54636亿元，增速比1～11月回落1.1个百分点。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在危机之后出现首次下降，总额达到1117亿美元，比2011年减少3.7%。2013年一季度，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58.2%，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5和2.2个百分点。国内经济发展存在因实体经济投资不足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外需持续疲弱，出口增速剧降。在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并不明朗的形势下，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拉动国民经济出口方面遇到瓶颈约束。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上升，但外需疲软仍在继续，出口增速下降，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回落，如图2所示。
此外，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企业利润的下降同步发生。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净出口（顺差）增加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6%，外贸依存度降至47%；2013年5月我国出口1827.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出口外需萎缩停滞，外需的超预期下滑阻碍了实体经济回升。
企业生产下挫，实体利润缩水。面对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订单外流以及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自身信心不足，盈利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态势不明。据《2013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景气指数为57.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5和6.5个百分点，企业销货款回笼指数为62.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6和2个百分点。第二，部分行业利润下滑比较明显。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速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企业产销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在已2013年中期业绩预告的913家上市公司中，有多达52%的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出现下滑，并多集中于餐饮旅游、化工、农林牧渔、钢铁业、传统机械制造业等行业。
经济失衡增加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国内金融部门发展速度已超过实体经济，而且部分地区的金融资产规模也超过实物资产规模，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互换的表象背后，隐藏了经济失衡的本质，经济体系内的不平衡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资金价格双轨，施加融资压力。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内部的自发调节机制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金融领域的二元结构及其诱发的资金价格双轨制给实体经济施加了较大的融资压力。在“影子银行”和“全民泛金融化”的趋势下，银行的存贷利率并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真实价格，资金市场上价格双轨并行。长时间维持的高位同业市场资金价格进一步扰乱了市场流动性预期，金融机构去杠杆活动进一步加大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收缩力度，使得利润微薄的实体经济融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短期资金成本逐步上升。自2013年5月以来，长期资金成本已上升1.5个百分点，未来12个月还可能上升0.5到1个百分点。
高倍利润差额，加速虚实背离。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其必然流向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高利润的非实体领域急速流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同业市场间低价易得的资金使得不少金融机构绕开信贷额度控制和杠杆的限制，通过信托融资等系列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利活动，将资金等投向房地产及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脱离实体经济实现自我增值。从审计署公布的36家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看，包括信托融资在内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融资从2010年到2012年末已飙升125%。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被扭转为“以钱生钱”的虚拟活动，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实体经济融资主体极易遭遇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困境。
金融杠杆高企，催生投资泡沫。金融机构的高杠杆与资源错配，导致了企业的流动性过剩和高杠杆经营，国内实体经济忽视扩大产能，转向虚拟投资，造成实体经济振兴乏力。企业通过实体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热钱”，引发实体经济投资泡沫。这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利用大量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投资产品，忽视扩大产能再生产，非上市公司通过利用各种途径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牟利，大量资金流向增价资产和政府投资平台，原本流向实体经济的生产资金被抽空。根据摩根大通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约为5.86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方向下，大量的信贷投放与政府投资等各种刺激政策接连不断，但资金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实体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鼓励与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正常的复苏轨道。
金融支持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多次下发相关文件，强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但是由于对政策的贯彻落实缺少监督，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功效的短期化特征明显。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效应日益敏感，在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政策执行缺少规范，信贷倾斜政策未能有效落实，对处于低端产业链条以及狭小市场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更加严格，实体经济受益于金融支持的范围与力度有限。此外，相关配套辅助政策、信用环境等也制约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发挥。
金融资源错配投向偏失。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功能不能完全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金融部门依托贷款形式，通过利率管制压低资金成本，为重资产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实体经济体系中大量轻资产的现代服务业、科技文化产业、绿色经济产业则尚处于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此外，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游离于监管体系边缘的民间资金难以通过有效合法的途径参与实体经济运营发展，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浪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过分依赖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具有不可持续性。国内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截至2013年5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9.57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50万亿元，其中贷款增长最快，已从2007年底的27.8万亿元达到目前的67.22万亿元。相比之下，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很不发达，虽然截至2012年底，债券市场的发行余额已超过23.8万亿元，但债券余额的60%以上仍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之中，阻碍了整个金融系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动性。
金融创新正负效应倒置。从理论上讲，金融创新重在以金融体制的变革和金融工具的研发与推广来增添潜在利润，维持一种以盈利动机推动金融持续不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效与预期相差甚远，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创新帮扶实体的正向效应小于挫伤实体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效益倒置。除了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关系处理不当、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缺乏等原因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基础性产品的发展也远远不足，金融工具的同质化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需求。相反，影子银行体系内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创新泛滥，徘徊在监管体系边缘的影子银行将资金输入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将风险隐患传染给了实体经济的运作。
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缺位。虽然社会融资总量在增长，但真正到位实体经济的融资数量并不多，在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进程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机制缺失。从准入上说，国务院已出台相关规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推动民间资本开办银行和金融机构，但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主体对自身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尚不明确，多层次的竞争性格局并未形成。从退出上说，当前扰乱金融秩序的违规违法活动存在于整体金融体系之中，风险不可避免地在传递，甚至波及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清理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资金无法及时有序地退出高风险投资领域，实体经济资金注入不到位。
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透过经济表象寻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深度把握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配合实体经济优化升级的进程，以市场机制调动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是引导资金从虚拟市场导入实体经济、扭转流动性“脱实向虚”趋势的政策选择。
推进市场化改革，激活实体经济。在以银行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本网状联合控制的格局下，要将资本配置于具有最大经济效益的实体经济部门，就必须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方面，面对信贷市场供求偏紧、贷款利率上浮压力较大的局面，在可监控的范围内完全放开银行体系的贷款利率定价、信贷额度控制以及贷款投向管制，在市场主体可容忍的范围内，将资本配置于高回报率项目或强竞争力企业。另一方面，在当前存款增长缓慢、流动性相对紧缺的情况下，由存款利率减档过度到完全放开利率上限，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为大量民间闲散资金疏通投资渠道，加速实体经济产业资本的形成。此外，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最终构建一个成熟的市场化体系，利用市场引导资金流向亟待升级的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具有经济效率、就业创造能力的中小企业。
盘活资金流动性，渗透实体经济。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适度微调流动性管理策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政策的适用性。第一，差别化流动性管理已成为央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第一步，组合运作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创新工具，审时度势，调节银行体系流行性。有限度地允许商业银行核销坏账，将部分资金从产能过剩企业撤出，引向符合监管要求的实体经济领域。第二，在新增贷款有限的情况下，要有步骤、有差别地退出房地产、平台贷和“两高一剩”等高风险和产能过剩的行业，盘活贷款存量，同时深入了解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强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根据项目资金的周期性特点，实施资金账户监管，确保回笼资金及时归还，提高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第三，利用政府对资金流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通过减免中小企业税收等方式，以高投资回报率吸引资金流入。
调整金融结构面，对接实体经济。“钱荒”高峰过后，国内资金面滑入“紧平衡”状态，围绕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利用信贷杠杆推进金融结构面的调整，保持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是解决银企双方隐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调整融资结构，改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失衡的状况。加速开发契合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完善制度安排与优化准入标准，鼓励经济活跃地区的实体经济主体走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融资渠道；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规范有序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包括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挂牌公司推荐、股权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调整客户结构，纠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偏离现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要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等经营目标，针对大中型核心企业客户，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客户理财、资产管理、财产保险、投资咨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针对处于发展状态的中小企业客户，要适当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配合地方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积极性，警惕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
加大金融再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因，金融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借鉴国际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准确把握金融创新的量与度，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首先，以传统业务为前提，通过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金融机构要做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传统业务，将优化业务流程、精简组织机构、改进考核激励等贯穿于日常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效率化经营。其次，以现有产品为基础，通过技术创造实现创新。各方市场要围绕服务对象及资金投向，借助现代科技与互联网技术，设计满足客户需求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大力推广我国已推出的利率、汇率、股票、权证、股指期货以及商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继续推进衍生品的品种和业务创新，推进基础资产金融化。
第8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笔者最近连续走访英国、美国、巴西和印度。总体印象是,如果说英美两国经济复苏更多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上,巴西和印度经济所释放出的勃勃活力可谓伸手可触,真真切切。
然而,巴印两国和同属“金砖四国”的中国相比,差距也同样显而易见。这一差距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已是老生常谈,巴西的基础设施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从飞机降落到走出机场,要近三个小时, 从机场到市中心不到30公里路程,又要整整一个小时。
仅是落后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供给瓶颈制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笔者判断,巴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超过中国。
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为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进一步提供强有力证据。
然而,中国股市却令人相当失望。年初以来,A股上证综指不仅大幅跑输美国股市,而且明显落后于印度和巴西市场,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尤其像巴西、澳大利亚等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其经济表现直接受益于中国经济, 股市上的投资主题基本上也都以中国经济增长概念为主导。中国经济形势走向好,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股市上扬,应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些国家的股市要远比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A股强劲很多。
股票市场通常领先于经济表现。难道是股市的落后表现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弱势即将显现?或是受中国增长推动的海外股市的强劲表现仅仅是一个投资概念,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准确反映?
究竟哪个股市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海外中国概念股,还是中国本土的A股?
笔者认为是前者。当前中国A股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因为股市中一些重要行业板块事实上已成为贯彻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它反映的是政策意图,而不是经济的内在活力和趋势。
一些周期性行业板块,在经济复苏上行的过程中,本应有所表现。然而此时的宏观政策却产生了“逆风向”反周期调节的需要。由此,按市场规律本应顺周期的行业,却遵照政策意图呈现出逆周期表现。
银行地产板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2009年,银行和地产两大行业为实现“保增长”的政策目标做出了远超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
具体看,银行系统的积极放贷,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表面上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成为“类财政操作”(quasi-fiscal operation),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延伸。同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了从紧缩控制到实施优惠政策支持的180度转向,使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危机中私人部门投资的惟一亮点,客观上帮助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逆周期快速增长。
随着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确立,在刺激政策退市的过程中,银行和地产等行业被再次赋予了执行宏观政策的特殊使命。当其他周期性行业在经济复苏中受益时,银行和地产等板块却首当其冲地帮助实现政策退市效果。具有政策板块特征或与其相关的行业并不在少数。
在中国,政策与市场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并不必然保证资本市场就一定会有良好表现。当前,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表现,似乎尚未成为中国宏观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这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储蓄丰裕,没有迫切需要从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中国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特别考虑对海外市场(如香港H股)的影响。在中国的金融中介中,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系统的正常运作远远超过股市的融资功能。
了解资本市场之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和作用,可以帮助更好地投资。
第9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结构 变迁 税收优化
税收和经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会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入的增长决定于经济的发展进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信用风险最终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迁，那么下面本文就对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环境下的税收优化进行分析。
一、税收调控在经济结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一）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我国为例，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较大影响，出现了许多十分突出的产业缺陷，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工业方面，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对实际运行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实际运行质量较低。大量宝贵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都被白白的闲置，处于浪费状态，并突出表现为“大而全”和“小而全”等；而且，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却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于是，农民的负担较重，发展后劲不足。另外，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始终处于较慢的状态，且比重较低，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也无法满足居民生活的各种实际需要。
（二）协调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差异悬殊的状态。例如，我国的东、西部之间，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处于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态。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不协调的情况，我国也十分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来改变这种情况，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应用各种税收手段予以配合也效果较好。从投资方面来讲，较长的时间以来，投资的实际环境在我国东部一些沿海地区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内外资金被投放都这些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实行税收优惠区域政策，以产业为主，充分考虑到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事项。
二、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环境下的税务优化措施
（一）积极调整产业内部结构
1.经济结构变迁下，要积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内部结构调整。对那些污染大、消耗重，也最终生产出的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要积极地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例如资源税和消费税以及环境税等的，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待和处理，以不断提高其税费标准和相对成本，限制其对资源的依赖性。促进企业不断开发新工艺、产品和技术，对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抑制。
2.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例如税收减免等，大力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支持发展各种高端制造业，实现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等。
3.积极支持和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利用注入资本金和政府财政贴息等有效的手段，建立节能减排调控机制。从而促进资源节约，推进节能减排，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对我国来说，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财税政策体系，推进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并适当提高资源性和初级性产品的价位，保证主体节约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减少资源浪费现象。
（二）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1.政府要充分发挥出宏观调节和控制作用。政府要合理利用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积极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例如，政府可以根据有关部门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实际收入分配状态的地方性经济政策和分配措施，从而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缩小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所以，政府可以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1）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政府首先要对经济全局进行把握，然后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综合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情况，制定出地域性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要积极地制定出扶贫性质的地方性经济政策。（2）合理控制城乡经济发展。政府要合理地控制城乡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采用各种手段，保证城乡的共同均衡发展，极可能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对具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予以合理的完善。为了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分配制度体系，充分将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分配原则，并综合应用其他多种不同形式的分配制度，综合应用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4）完善税收制度。对普通的居民来说，通过完善的税收制度来调节个人所得税，可以有效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其他调节措施的实施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
2.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要采取利用工业带动农业发展进步、依靠城市来支援农村经济建设的措施，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投入力度。其次，也要积极完善农村的金融制度和各项经济建设制度，尤其对眼下十分突出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要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合理的控制，保障农民基本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为农民创造出更大的利益空间。所以，一定要建立保证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保持城乡差距的合理界限，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效增加农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并增加农产品的需求量，从而有力的推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为农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经济道路将不会一帆风顺。中国要积极地予以反应，并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贸易摩擦和各种经济问题的出现。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税收优化，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吕敏.我国生产业优化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J].税务研究，20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