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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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货币政策一般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货币政策效果等广泛概念。它的运行依靠一般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工具实现。

一般性的政策工具包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的政策工具既有贷款量和利率最高限额、道义劝告等直接信用控制，又有优惠利率、证券保证金比率、预缴进口保证金制度等间接信用控制。财政政策一般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结构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旨在通过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管理体制、转移支付制度等手段来实现其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合理分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目标。

二、欧债危机的背景和根源

早在2009年，评级机构调低希腊债务评级便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两年，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而今年暑期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此前IMF和欧盟的多次救助方案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早前各方均预测希腊年内无力完成财政赤字的控制目标，欧元区债务危机形势变得愈加严峻。

究其根源，应当分成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方面来看。

外部原因在于，2008年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令欧元区各国纷纷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它们向本国银行大量注资，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些措施虽然中短期维持了欧元区金融的稳定，但实质上是将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了公共部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不断膨胀最终引发危机。

内部原因在于，一方面希腊等国的福利性政策给予财政巨大的压力，在人口老龄化和现实生产力虚弱的条件下还实行高福利保障政策，这使得政府开支过高，负债长期累积。

另一方面，债务危机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占据比较优势，但是高福利高收入带来的高消费，及其受到新兴国家类似产业的冲击形成的贸易逆差共同作用，导致国家储蓄率很低，政府只得谋求外债填补国内债务黑洞。此外，欧元区仅为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各国依然各自为政，未能实行最优的援助方案同样是重要原因。

三、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启示及建议措施

由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纷纷上涨，证券市场上缺乏融通资金，加剧了世界各大股市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美欧等股市经常出现低开、尾盘跳水等情况。

美国和欧盟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两位贸易伙伴，欧洲多国捉襟见肘的国库和美欧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进出口关系决定了中国证券市场将和众多新兴国家的证券市场一样遭受冲击。

中国的A股市场到了低迷的临界点时期常会选择跟随市场，而不久的法国也将继西班牙等国卷入欧债的漩涡，面临标普的债信评级的下调，此外国内房地产领域的调控在短期内仍不见放松的迹象，银根紧收，还有行政上的限购的持续，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成交量未能显著上升，加之欧债危机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全球对新兴市场的制成品以及巴西、中国等过的矿产等原材料的资源需求的削弱，这些势必会在微观上对证券市场中与出口依赖型行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宏观上还会影响国内外各机构和个人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也将加大未来银行业内坏账的风险，从而将大大降低我国证券市场短期回暖的可能。

所以要运用货币政策重振中国证券市场，值得借鉴的是，欧洲德法等信贷相对充足，资产负债表情况表现良好的国家以及欧洲的央行都在不断采取措施护住大盘，不断买入欧盟高负债国家债券。

另外美联储也出手联合全球五大央行一起救市，在汇率方面承诺以欧元11月底的水平作为货币互换的基准价格直到2013年初。欧洲央行还一如既往的逐期降息，最近已至1%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的信心。

同时欧洲央行还坚持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负债国的债券来积极救市，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欧洲各大资本市场迅速走进无底的长期熊市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上，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诸国股市应该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熊市”，可事实上却是法国和德国股市在半年以来没有明显下跌，9月份欧债危机进入高危期仍甚至仍屹立不倒的原因了。反观中国A股市场却常常跌幅巨大，甚至近期已经比希腊和意大利的股市还低迷，深陷2300点附近。中国证券市场的低迷和欧元区K线上涨国家的证券市场的“意外”平稳甚至短期走高的比较的背后有着很重要的货币政策因素。

因此，中国央行不应该一味在遭受欧债危机、产油区乱局和美国经济下行的时期一味挤压泡沫，中国有依赖出口、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业之痒，但中国经济不应再使资金融通的证券市场走进寒冬，应该继续延续近来的征兆，一方面继续试点和分地区推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方面考虑适时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证券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的成本以找回投资者，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投资者的信心，重新盘活整个资本市场。

当然，虽然近来证券市场中的热钱游资大量流走，从欧债危机中还需要看到的是，欧盟将来可能会新发行低利率债券来偿还欧元区国家高利率旧债券，采取债务货币化方式解决危机，势必会通过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的流动性，加之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再次大幅度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如石油、矿石和粮食等，这会增加我国PPI和CPI水平，造成通胀压力，市场中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会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国家和普通股民也可能由于储蓄被吸走降低投资股市的积极性。

这要求我国加强外汇管制，如提高进口保证金，设定资本进入规模和期限和某些用途的标准，以防止输入型、结构性和成本推动型的混合型通胀未来卷土重来，从而保护证券市场。

此外，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在欧元区得到验证，成员国实现了资本完全流动，但是固定汇率下本国货币会丧失自主性，所以一国在货币联盟中基本很难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中国是典型的以牺牲货币的流动性来保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国家，这样做当然方便维持汇率以稳定对外经济，但这也说明了其对于自由流动的资本缺乏有效的管理能力，故中国的证券市场除了以货币政策给予支持外也需要完善对资本的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否则对增加资本流动性的努力可能事倍功半。

四、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启示及建议措施

首先，借鉴欧债危机，我国应该未雨绸缪防止我国中央和地方债务危机的出现。虽然欧债危机根本上是偿付能力的问题，我国看似暂时并不存在，但是危机起因却离不开流动性问题。而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达56843.91亿元，实际的项目建成期和借贷市场的债务偿还期有时差，这就易导致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一旦发生，我国证券市场将出现“资金真空期“，导致市场进一步投资萧条。所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可以试行资产证券化，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加大信息披露，这样就可以将项目未来资金贴现，调整地方债务结构。

其次，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对欧盟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9.7%，面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一定会普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进口的需求大大减弱。贸易壁垒很可能重新树立起来，这样我国的对外贸易上市公司将会面临再生产和经营困难。我国应该着重在税收政策上进行改革。对于小微型企业，应在这种特殊时期继续施行税收优惠或免税政策以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其利润，最近短期创业板的强势虽然不能掩饰其盈利下滑的风险，但意义向好。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能源、资源型上市或未上市企业都应该继续稳步推进价格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对于资源税的征收也将有利于各种资源和能源在市场上合理高效的配置。对于出口偏向型的行业，政府能够在不违反外贸协定的前提下短期给予一定补贴，有的是生产补贴有的是价格补贴有的是教育培训及技术研发补贴，视情况而定。灵活运用自动稳定器以及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结构，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从而使受大环境负面影响的上市公司乃至大盘的基本资金供给能够有所保障。

再次，我国经济结构和欧盟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一样存在问题，如“三驾马车“中投资所占比重过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内需远未发动起来。最近，股市中资金有再度流向防御性品种比如食品医药、生物分子以及零售、旅游、餐饮、文化传媒等行业的趋势。酒鬼酒、江苏吴中、天舟文化等就是典型。电力等短期内热的行业也受到基金等机构资金的青睐，它们抱团取暖。这些表明证券市场和它有所能反映的实体市场都迫切要求扩大内需。

第2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退市；通胀压力；缓解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87-01

1、通胀压力产生背景

1.1全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为促发点的全球各国政府积极救市活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经济拯救与刺激计划，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首先，在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2009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次，从欧洲各国来看，在2008年，德国政府拿出了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法国政府拿出了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英国政府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西班牙政府通过总额最高100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荷兰、葡萄牙、奥地利与意大利等国政府也分别宣布巨额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以上这些措施也都使得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逼近甚至超过其历史最高点在货币政策方面，欧美等普遍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1.2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为了防止经济过度快速下滑，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改变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调，实施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支持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此外，还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底开始大幅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连读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大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2、现状及相关对策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月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新高。CPI上涨较快，特别是食品价格，2010年前期大蒜，绿豆张角，后期蔬菜，农产品价格也明显上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既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对囤积居奇，商业炒作的处罚规定，有效处理物价上涨。11月物价数据也表明了一些新的趋势。我们看到，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0.1％升到11.7％，这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同时，非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6％升至1.9％。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稳定物价列为政策重点，在之后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2011年的通胀目标约为4％，比2010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在进入本轮通胀之后，市场普遍把此次通货膨胀定义为暂时性，结构性通胀，其中受天气，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作为通货膨胀现象中尤为突出的房价问题。近期数据显示，中等城市同比价格上涨的有68个，下降的只有2个的城市，其中，涨幅超过10％的城市达到10个。针对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务院推出稳定物价的“国16条”，重点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全国一些城市的粮油价格开始回落。针对房地产价格高涨，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国8条”，“国10条”对房价进行控制，通过“打压房价，增加经济适用房”双管齐下的政策来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3、总　结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运行正常，有序的市场机制运转时，这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当市场处于混乱，无法正常运行时，人为地参与调控一方面可以克制因市场机制破坏而带来的经济问题，然而，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不利于市场今后的正常运作。

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用于公共基础建设，鼓励家电下乡，支持农村创业投机，提供大量信贷等。货币方面，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实业投资。通过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问题。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冲击，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复苏，同时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然而，国家宏观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两面性。

积极的财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早与过迟都是国内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关键因素。积极地财政政策加大财政之出，导致政府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膨胀的潜在因素。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已处于回升的态势，世界经济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回升，积极地财政政策应该在2011年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货币回笼，抑制经济过热，是目前缓解通胀压力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第3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第4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第5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试题】下列既能实现2011年3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的如图变化，又对应正确的措施是（ ）。

①提高利率，减少货币发行——稳健货币政策

②发行国债，扩大投资——紧缩财政政策

③结构性减税，降低税率——积极财政政策

④本币升值，增加进口——外汇汇率上升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答案】C

这道题图文并茂，设计新颖，构思精巧。既有文字阅读，又有图表认识；既考查了基础知识，又考查时事政治；既要求学生理解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认识实际问题。但本题的题项设计不严谨，所提供的答案也有问题。

先说说选项设计。从提供的答案看，命题人认为“③结构性减税，降低税率——积极财政政策”这个判断是对的。但问题是结构性减税是否意味着降低税率？其实，结构性减税其背后有特殊含义。它不同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所牵涉的税种也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同时，它也不同于大规模的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的税负水平消减，以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因此，结构性减税，就税率而言，既不是全面的降低，也不是大幅度的降低。结构性减税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把结构性减税与降低税率等同起来。选项③应当改为“结构性减税，降低税负——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6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第7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第8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在取得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信心之后，各国如何退出其经济刺激政策?根据IMF数据，截至2009年6月，二十国集团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承诺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金额已经高达11.9万亿美元。但如果在经济恢复增长之后仍然维持非常规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造成财政赤字的不断恶化。 退出的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败。如果退出过早，则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新的动荡，使得经济复苏半途夭折。1933年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坠入失去的十年，都是殷鉴。但如果退出过晚，则可能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甚至可能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增加未来的偿债压力，且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损害。

究竟什么时候是退出的最佳时机?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次序“撤退”?这取决于各国的国情。

近期，一些资源型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挪威已经采取了加息措施收紧货币政策。这主要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加迅速，通货膨胀开始抬头。预计像新西兰、加拿大等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实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更大。

随后，一些信贷增长速度太快、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也会选择退出。比如，印度央行已经为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而提高了银行储备金率，而韩国也可能会在2009年年底或2010年年初收紧货币政策。

但是欧美各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尽管美欧已经出现了反弹，但强劲的经济复苏仍然杳无音信。

首先，至今为止，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尚未结束，很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一旦出现加息，将会导致金融机构现有资产的质量急剧恶化。其次，高失业率尤其成为困扰各国的首要问题，就业形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各国政府在政策退出时必然顾虑重重。预计在未来半年之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中国并不应该因此就放松警惕。无论欧美国家退出过早还是过晚，都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中国很可能是台风的登陆点。

目前，发达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动性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如果中国加息太早，则大量套利资本会滚滚流入，推高股市和楼市，带来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

但是，如果我们退出过晚，国内的流动性没有及时收回，国内市场上的过剩资本同样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闻风而动，流入中国。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西方国家一定能成功地撤退。要警惕西方国家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出现失败或失控。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出现急剧调整的时候。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预案。

中国能够做的，首先是要建立阻挡外部冲击的防火墙。～是可考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当前还不是畅谈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候，而是要未雨绸缪，把篱笆墙上的漏洞能补的都补好。加强资本管制，不仅是要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还要加强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放松资本流出的初期，往往会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为投资资本考虑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经打开，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入。

二是可考虑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以换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如果中国认为国内的经济稳定要比汇率稳定更加重要，就应该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让汇率波动起来，变成一道缓冲外部冲击的防波堤。

第9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