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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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碳交易；自主体

在2015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碳交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显著特性。(1)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内生不确定性、企业对政策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种不确定的交叉组合。(2)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即宏观产业结构在影响微观企业的同时也会因企业经济行为反馈而进行相应调整。能否有效刻画这两个特性，是开展碳交易相关研究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演化经济学正契合了这种需求。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以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以动态的、发展的、非均衡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1]。为此，将碳交易问题置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耦合的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相关的交易机制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价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经济学基础

根据碳交易定义，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购得碳减排额度，所购得额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给定的碳配额限制，而当合同买方不能履行其配额限制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2]。在碳交易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的合同交易主体，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观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者和管理者，主要负责碳配额配给和过程监管。目前在我国试点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碳市场中，具有较高排放水平的电力、热力、化工、石化、纺织、造纸、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都已被纳入到碳交易范畴。就现有试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要想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仍需系统地考虑一系列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美国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个体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自主体（agent）能够与其所处环境以及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并通过交互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这里的自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能与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的主体，自主体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能通过记忆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自主体是系统演化的核心。这些自主体能自主决策，通过改变自生的行为来适应系统的状态变化。随着微观自主体的行为变化，系统的状态也将发生改变，而最终体现为微观自主体行为的涌现。显然，在碳交易市场，微观企业自主体是系统核心，当外部碳市场发生变化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企业主体将通过改变自生技术(如创新)、交易行为等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场的运行，结果表现为宏观产业结构的演化，即微观企业行为在宏观层面的涌现。除了企业自主体之外，政府作为配额分配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其行为也会影响微观企业和市场的运行，也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体行为分析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剖析，可以从该系统的核心自主体开始。一般而言，这些自主体具备如表1所示的4个属性[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有区域碳市场试点还是未来全国统一碳市场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将政府自主体的行为设定为外生给定，那么企业自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与产业部门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将成为关键。结合表1的自主体属性，为适应市场运行的状态变化，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自主体往往表现出三个显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场中，企业对于是否交易、交易数量等交易行为具有决定权。为此，它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易决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调整生产规模。在碳市场下，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取这一权利必将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为避免亏损，企业将所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销售产品的价格当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市场份额也将发生变化。可见，在碳市场下，企业需要合理调整其生产规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与市场份额的下降。(2)确定交易数量。当企业所分配份额与其实际排放不相等时，企业可以决定自行减排还是配额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减排能力。通常的决策是，当企业自行减排成本高于市场交易价格，企业倾于向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反之，则倾向于自行减排。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减排成本可能会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上升，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减排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第二，异质性，即碳市场中的不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决策方面具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所被赋予的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续演化的不一致性。资源禀赋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差异。其中，反映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研究异质性企业主体演化过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见微观企业子主题体的第三个显著特性）。一般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识资本投资和累积的企业往往更偏好于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缓解减排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间的异质性格局。在竞争性的碳交易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易于被市场淘汰。第三，创新性。为了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异质性企业往往会在碳减排的研发创新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即创新。然而，创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减排；创新减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创新过程而言，异质性企业具有不同的关注点。例如，是选择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是选择渐进创新、激进创新还是完全关注模仿等。在此基础上，大量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创新结果可能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涌现现象。对于这种涌现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体建模一个难点。

3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关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谓自顶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宏观的高层出发，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分析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郑玉歆，樊明太（1999）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PRCGEM模型[4]。与自顶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通过描述参与交易企业的主体特征及其间的交互，分析企业的经济和减排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基于自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潜挺（2012）等构建的基于自主体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场中的企业具有微观主体特征，它能根据经济环境和自身减排能力做出自主决策，适用于ABM建模方法。遗憾的是，虽然该方法在描述微观企业主体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其在刻画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关系及产业结构演变等宏观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微观企业行为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相融合。这里引入了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为分析宏观经济各部门及产业结构内在联系的重要工具，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这些部门及产业间相关指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传统额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一样，IOM只能反映宏观产业或部门间的联系，而无法刻画微观主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将ABM与IOM相结合，既可以弥补两种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两者优势。图1是ABM与IOM相结合的融合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创新）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观企业创新在总体上改变了宏观IO结构；另一方面，IO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观企业行为。具体来讲，对于一个宏观经济系统，所有产业部门均有大量微观企业构成。将每个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企业在其投入产出方面的变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创新能力下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微观投入产出结构必反馈回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交互的闭合经济回路，并充分展现了其演化经济特性。就碳交易过程而言，图2是多主体交易的碳市场定价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价格零为出发点，开始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的企业碳排放量，通过比较当前碳排放与碳配额的大小来调整碳交易价格，如果当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额，则表示碳价格过低，需要增加调整（增加）初始碳价格，直至当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额，此时，达到均衡碳交易价格。

4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学框架，研究通过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及，从微观的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创新型为出发点，以企业自主体的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采用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部门联动的动态演化机制，最终构建了一个含碳定价机制的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为进一步开展碳交易模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afarzynskaK.Thecoevolutionofcultureandenvironment[J].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013,322(8).

[2]韩昭庆.《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3]吴静.人地关系分析的自主体模拟理论框架及其平台开发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4]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2).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1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分析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具体关系，其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依存关系，并衡量两者间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用以判断现实情况，对未来做出规划。本研究选取2001年—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作为衡量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2]；以海洋生产总值（GrossOceanProduct，GOP）作为衡量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指标[3]，相关变量数据如表1所示。根据表1，利用Eviews5.0软件分析，得到反映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程度的趋势图及散点图（如图1所示）。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者密切相关，且发展趋势是同方向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1.1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了正相关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考海洋经济变动与宏观经济变动之间的因果关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增长变动是单方向引致，还互相引致的结果。通过对二者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的进一检验，获得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检验结对滞后期的长度敏感性较强，考虑到样本容量限制，本研究选取了2个不同的滞后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在各种显著性水平下，海洋生产总值（GOP）均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Grange原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不是海洋生产总值（GOP）的Grange原因，即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一方的增长变动是否是由对方的增长变动引致的，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检验。

1.2平稳性检验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2001年—2010年的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均是非平稳的，因此，在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时，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选择ADF检验对GDP、GOP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通过原序列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图确定滞后阶数，通过被检验序列的走势图判断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OP和GDP的ADF检验无法拒绝水平值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变量是非平稳的。而对于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GOP和DGDP分别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具备了进一步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

1.3长期均衡分析

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GOP和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GOP和GDP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若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在长期内，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会影响另一种变量的变化情况，即使短期内可能有些冲击使他们暂时偏离均衡位置，但长期内，二者将自动回复到均衡位置。均衡是指一种状态，当一个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时将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即使当系统受到干扰后会偏离均衡点，内在均衡机制也将努力使系统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当系统偏离均衡点时，平均来说，系统将在下一期移向均衡点。这就是说，对于具有均衡机制的经济系统来说，在不断出现非均衡误差的过程中，均衡机制始终维持着系统的均衡状态。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反之，如果这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本文首先用OLS方法对GOP和GDP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残差et是平稳的，那么GOP和GDP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方程，并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到，由于检验统计量值-2.951378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2.847250，说明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证明GOP和GDP之间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回归关系成立，并由此建立回归方程：GDP=9744.476338+10.13961226×GMP（9744.476）（10.13961）（1）式中：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无论大小还是符号，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系数检验的t值，由t值可知，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1时，方程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0.998093）较高，White异方差检验的P值（0.455315）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回归模型随机误差项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滞后1期、2期和3期分别进行LM检验，P值分别为0.991673，0.600139和0.336848，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总体来看，海洋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海洋经济增长系数10.13961226的含义是：海洋生产总值每增加1元，带来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10.13961226元，这是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影响。可见，海洋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向海洋要效益，以海洋谋发展的海上发展战略必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效果是在长期中体现的。因此，海洋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然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2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对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目的是考察两者在一定时间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制约关系，为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从动态角度分析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互相影响情况。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方差分解则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新息相关联的数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避免数据过分波动，本文将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2.1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从脉冲响应函数角度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2所示（横坐标表示滞后期，本文中表示为年份，纵坐标表示模型中的随即扰动项带来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和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从图2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影响幅度很小，只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0.04之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在短期内没有大幅度带动效应，这也说明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增长效应。

2.2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到，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强度要大于海洋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海洋经济的响应在第1期就达到0.06，之后略有下降，2至4期呈上升趋势，第5期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维持在0.04。这说明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国民经济的增长能够迅速对海洋经济产生带动作用，但是这种带动在短期内也没有太大的增长幅度，在长期才表现出平稳态势。

2.3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关系的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角度分析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关系，其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从表5国内生产总值LGD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GD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对中国GDP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的自身变动，这意味着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受到其他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海洋经济对经济系统的方差贡献在第3期之后效果开始明显，而且呈现逐期上升的趋势。因此，中国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首先需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稳定性及连续性，以便保证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其次，要提高海洋产业的总量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有20%左右是靠海洋产业总量的上升，即提升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实现的。同样，中国在提升海洋经济地位时，不仅仅需要依靠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如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在现实中更需要为海洋经济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大环境。因此，从战略角度来讲，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战略。从表6海洋生产总产值LGO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LGO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影响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而不是海洋经济自身。这意味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整体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中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0年间的数据来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功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在长期，海洋经济的自身强化在逐期增强。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 查账人员;会计;专业知识

查账是具有经济监督职能的部门或单位履行监督职能的人员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法规等为依据,运用专门的方法,对企业、单位的会计资料进行审查,确定其经济业务事项是否合法、真实的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具有经济监督单位和部门主要有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部门。履行监督职能的人员首先要具备一定程度和水平的专业素质,才能胜任这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一、具备会计专业知识

首先查账人员应具备会计理论知识。主要包括会计的职能、作用、对象、任务、种类、以及各种差错弊端的规律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会计理论为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提供了一种基本思想,它对于会计人员进行思维、推理、分析和判断具有积极的意义。学习会计知识的人员只有获得了以上这些理论知识,才能面对不同的单位进行会计工作。扎实的会计理论知识是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时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的基础,是构成专业知识结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是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同时作为查账人员也必须具备这些理论知识。其次查账人员还要具有会计实务知识。一是会计基本知识,主要包括会计六要素、会计恒等式、权责发生制 、借贷记账法、会计记录的载体(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会计分期等;二是报表编制知识,主要包括会计基本假设、会计核算的原则、会计报表的编制等;三是会计分析知识,主要包括会计报表分析阅读和分析方法,会计报表分析报告的撰写等。再次查账人员应具备实践操作经验。实践经验主要获得的是包括会计过程式知识,会计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程序和具体方法(不同的性质的单位,其会计的具体程序和具体方法略有不同)。与会计实践操作有关的知识主要是由完成具体会计任务的规则或步骤构成,它强调的是会计工作的过程,这种能力通常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积累出来。查账人员了解了这些操作过程的程序和操作规范,才能快速准确的察觉到问题的线索。

二、掌握国家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经济监督部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对具有经济监督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查账人员履行监督职能时,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知识知之甚少,对参与宏观调控的知识准备不足、能力不强,查账人员的工作效果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就不能有效地发现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的问题,就不能为相关部门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查账人员应掌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一是会计法律、法规知识,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等;二是税收法律法规知识,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三是相关的财经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法》等。查账人员应该了解吃准吃透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掌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知识加强学习研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监督部门的内在联系和彼此影响关心、了解,真正履行好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责。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胀率；回归模型

痛苦指数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也是了解民意最直接的变量，在数值上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本文认为“痛苦指数”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指标，它着眼的是与人生活质量最密切相关的收入指标。失业率低自然就业的人就多，就业率高自然人的收入就高，人的心情也就会舒畅；通货膨胀率高，自然老百姓的收入就会降低，收入降低，自然感觉就会痛苦。这个指标对老百姓来说，比起那些钢铁粮油水电煤气之类的物的指标，甚至比起那些社会发展指标都要具体、实在。

一、失业率合理水平的确定

现在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度”的掌握大体标准是：3%-4%以内的失业率属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左右属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峻型。

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大体参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标准，并从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全国、直辖市、中心城市和小城市等四类失业警戒线（2002年）。

二、通胀率合理水平的确定

通货膨胀的测度主要通过一定期限内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总水平上涨率之比来测量。早先在凯恩斯主义流行时期，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胀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决定最佳通货膨胀率的，一是国家的经济情况，二是一个国家中的居民偏好。最佳通货膨胀率就是对这两者权衡之后的偏好选择。当通货膨胀率10%，经济增长率10%，叫做“双十”。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率我们叫最佳通货膨胀率A，它的概念就是说经济增长率最快，而通货膨胀率最低。欧盟对通胀率确定的上限是通货膨胀率不能高于2.5%。

但是现在理论界认为：零通货膨胀为下界，通货膨胀率达到8%时为上界。即当这一比值低于零时即进入通货紧缩，高于8%时就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开始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因此，今后我国既要防止出现太高的通货膨胀，更要防止出现通货紧缩，根据我国经济的特点，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比较合适。

三、失业率和通胀率的相关性分析

失业和通货膨胀是经济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两者的关系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如图1所示

纵轴代表通货膨胀率，横轴代表失业率。曲线PP即为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主义认为，无论在短期与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存在交替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是有效的。货币主义认为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交替关系，而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只在短期中有用，而在长期无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无论短期或长期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没有交替关系，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是无用的。

本文认为在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中两个重要的基本变量，两者有替代关系。需求扩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根据经济是否充分就业分为完全与不完全两种类型，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发生的完全通货膨胀只有价格上涨，产量和就业没有变化；在低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半通货膨胀中，不仅价格上涨而且产量和就业也有所增长。如果是供给严重不足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和大范围的失业相伴出现的。

四、痛苦指数合理水平的确定

国际上公认的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警戒线是10%，一般认为超过10%就会引发动乱，重警戒线是20%，但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失业率就在10%-15%，也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动乱，因此按照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痛苦指数是研究重点，本文采用两种方法确定痛苦指数的合理水平：直接法和回归分析法。

（一）直接法

根据上文论述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合理水平，将两者相加得到痛苦指数的合理水平。我国合理的通货膨胀率为5%，失业率为6%，因此确定痛苦指数的水平应该为11%，即当低于11%时，经济运行给居民带来的效益感受较好。

（二）回归分析法

根据表2的数据，对痛苦指数和通胀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其中图2表明通胀率和痛苦指数的关系。

从图2中可以看出通胀率和痛苦指数存在回归关系，因此对痛苦指数和通胀率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表4及表5所示。

采用一元回归理论模型Yi=β0+β1Xi+ε， β0= Intercept=3.79，β1=0.96，

Yi=3.79+0.96Xi， 上文已经论述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和通胀率的合理水平，因此可以根据通胀率的合理水平带入回归方程中，估计痛苦指数的合理水平，经过计算得到约为11.47。由以上两种方法可以看出，结果基本一致，我国的痛苦指数的合理水平大约是为11。这一水平意味着该指数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相同的，就是说，失业率上升1%与通货膨胀率上升1%对人们同样程度“坏”。每个社会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数安全线，高于这一安全线，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

参考文献：

1.靳谦.把“痛苦指数”引入政绩考核[J].税收与社会，2001（6）.

2.林毓铭.通货膨胀、失业与“痛苦指数”[J].价格与市场，2001（11）.

3.林毓铭.西方国家的“痛苦指数”与我国政府的核心政绩指标[J].统计与预测，2003（2）.

4.王斌会，赵景仁，梅仕鹏.刍议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痛苦指数”[J].商业时代，2004（15）.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 民营科技企业 税制结构 金融结构

从1979年～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8.1%,2010年预计为9.5%,有望突破3.2万亿美元。要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国经济今后必须保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从目前国际国内形式看,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从国际看,美、欧、日经济的回升(2009年美国GDP增长3.5%)会在贸易方面对我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国外直接投资会有一定波动。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势态,预计2010年上半年很可能会提高利率(目前为3.5%),从而使国际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转向,影响中国的外资流入。从国内看,主要是民营经济不够强大。要克服上述不利影响,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建议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加快宏观结构调整

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几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重点也主要放在了这一层面上,这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面对粮、油、肉、蛋等生活必须品价格全面上涨的新形式(2009年物价上涨幅度为5.9 %),宏观经济政策应做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1. 适度收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为了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我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强度一直有增无减,通货膨胀预期明显上升(超过5%),在投资和消费层面已有所影响。实践证明:扩张性政策在短期可以增加产出和就业,但长期将引起价格上涨,并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环境。

2. 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控

减税、缩小国债发行规模,增强民营部门投资能力,促进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发展。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是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来筹集资金,然后投资于基础设施,这类投资周期长,数量巨大,在短期内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供应市场,必然给稳定通货造成巨大压力,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高度注意财政政策运用的力度(罗伯特.蒙代尔,2003),适度缩小国债集资规模,以给微观经济主体对财政引导性投资一个跟进的时间与空间,看来势在必行。

西方国家混合经济发展史表明,财政部门的公共性支出有一定周期性,这种周期的长短在保证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受制于公共部门经济与私营部门经济在客观上的比例关系。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31482亿元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占16638亿元,高达53%,大部分国企效率低下。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创建大量高效率,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经济增长就会失去真正的基础。

二、加快发展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

据经济学家A.F.伊泰的研究,“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雇用了5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了30%以上的制造业增加量”。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发展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可以通过下面两途径:

1. 新创大量的小型高科技企业

英国剑桥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科技企业,到1987年有500家左右,以后每天平均以2.5家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已经达到1000多家。这些小型高科技企业少则2～3人,多则20几人,多数从事研究、设计和发展产值高的生产,创造高技术职位约2万多个,相当于剑桥地区约16%左右的就业人口,更主要的是这些小型高科技企业具有很大的分裂性,即经营几年以后,公司的人就散伙分头去创业,一个企业会派生出几个企业。我国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学习借鉴英国经验,发挥人力资本与资源优势,通过创建大量的小型科技企业,一方面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地,同时还能吸收大量的失业人员就业。

2. 对中小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

辽宁省锦州市2006年在被辽宁省列为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87户企业中,至2009年已全部实现了国有资本退出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转制后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与产品的创新,绝大部分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三、发展跨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民营企业发展较早的地区,目前要抓住时机,对企业产品和技术进行升级换代。首先,要加快推进产业高度化,实行产品创新,不断推出面向特定顾客群体的商品与服务,在多层次的市场结构中努力寻找自身定位。其次,通过兼并、重组、联索经营、合资等多种形式对分散重复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推进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的交叉型结构式发展。第三,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大多数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经验,所以在进入模式上应以市场型投资为主,即在目标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在当地市场长期扎根。在具体运做上可采取合资经营或设立跨国公司的形式。

四、改革税制和金融结构

双主体税制从总体上加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纳税成本与纳税负担。首先,较强的流转税制对民营企业调整生产经营方向具有限制作用,比如消费税,政府通过消费税试图从国民经济全局角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调控,但实践证明政府的税收经济行为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再有,西方国家的民营企业所面对的主要是公司所得税,其他税很少也很轻。英国在2004-2005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税收政策进一步向企业倾斜,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以刺激生产创新,其内容包括:把从2000年开始给小公司的科研开发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到各大公司,把小公司的税率从20%减少到19%,公司创办税从10%降低到零,对在贫困地区开办或购并企业,交易低于15万英磅的企业取消印花税。相比之下,我国民营企业则税负较重,创业盈利空间小。

为了尽快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金融体制与金融结构改革的思路和重点目前应当有所调整:首先,将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分行制改为单一银行制。具体措施如下: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可选大型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商业银行进行控股,中心城市以外的原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实行民营资本控股,加速垄断行业民营资本的进入速度。其次,鼓励民间加快创建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政府应尽早建立民营金融企业创业风险基金。第三,金融结构改革要有利于社会资本形成。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中大约30%是靠居民的储蓄,约25%～30%是靠外部资本输入,剩下的部分则靠政府。在社会资本形成中政府形成部分所占比例较大会产生以下消级作用:即对民间资本形成产生“挤出效应”,使金融结构单一化。为了提高对民营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加快金融结构改革,建议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透明、公开、公正的债券评级体系。

(2)取消对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发行的法律性限制。

(3)建立金融工程信息咨询开发中心,帮助金融企业进行产品设计与开发。

(4)加快发展与完善经纪人市场,加强对经纪人的业务培训与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1]赵进文.中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夏乐书 ,姜强.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投资策略 消费策略 就业策略 经营策略

从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时期，这期的增长高峰持续了七年多的时间。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形势显著恶化、资产泡沫日趋严重的挑战。面对经济周期如何理性面对是值得我们冷静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经济周期含义及其阶段特点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是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过程。简单的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繁荣期是经济活动高于正常水平的一个阶段，特征是生产迅速增加，投资增加，信用扩张，价格水平上升，就业增加，公众对未来乐观；衰退期是从繁荣到萧条的过渡时期，经济开始从顶峰下降，但仍未低于正常水平；萧条期是经济活动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阶段，此时生产急剧减少，投资减少，信用紧缩，价格水平下跌，失业严重，公众对未来悲观；复苏期是从萧条到繁荣的过渡时期，经济开始从谷底回升，但仍未达到正常水平。繁荣的最高点称为顶峰，既是繁荣的极盛期，也是由繁荣向衰退转折点。萧条的最低点称为谷底，既是萧条的极点，也是复苏起点。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策略选择

1.投资策略选择

经济周期由扩张到收缩，由收缩到扩张，循环往复。投资策略必须依据经济周期确定，不同的经济周期投资的侧重点就是不一样的。在上升阶段，可多投成长型的股票、房地产等；在下降阶段，侧重银行存款、债券和黄金等。具体来讲，在经济复苏阶段，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投资者应更多更快的增加自己的财富。繁荣阶段财富增加最快幅度最大，投资者应该把增加的资产变成自己实实在在获得的财富。衰退阶段宏观经济萎缩，投资收益率不断下降甚至是负的，投资者要尽量持有现金。萧条阶段资产价格低廉，把现金转换成资产的时机到了。以股票投资为例，经济衰退股票价格逐渐下跌，危机时期股价跌至最低点，经济复苏时股价又逐步上升，繁荣时股价上涨至最高点。根据经济周期投资股票的策略是：衰退期以保本为主，投资者多采取储蓄存款和短期存款证券等形式，避免投资损失，以待复苏时适时进入股市；繁荣期，大部分产业及公司经营改善和盈利增加，不懂股市知识而盲目跟进的散户，往往也能从股票投资中赚钱。

2.消费策略选择

对消费行为影响最大的是消费价格，影响消费价格的重要因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经济周期的基本现象，因此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的选择。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选择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类型，对于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往往针对不同部门采取不同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政府就必须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会加息）来抑制总需求增长。在复苏阶段消费者具有较好的未来预期，消费信心较高。但是繁荣阶段往往也是通货膨胀时期，此时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如果是贷款消费又遇到政府加息政策，消费的成本大大提高。在衰退阶段尽管还贷计划没变，但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利息加重，债务负担也会越来越沉重。在萧条阶段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效益不佳且竞争加剧，但是消费品质量好、种类多、性价比高，消费者应该抓住时机消费，此时利率较低可以贷款消费。以购房为例，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趋势基本一致，繁荣时期房价上涨，国家就会加息，一旦经济进入衰退期，房价下跌，贷款购房者有可能出现负资产，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就是例证。反之，在衰退阶段，房价较低，国家还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减息，如果是短期贷款购房，基本上是一路春风。1996年～2003年我国八次降息，此期间贷款购房，不仅房价低廉，而且利息负担较小。

3.就业策略选择

宏观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影响着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劳动者依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做出就业的选择。在衰退期需求减少影响生产，部分行业会进行结构调整，企业减薪裁员也不可避免。面对“潜在失业”的压力，在业者保持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最佳的选择，只有收入的稳定，自己的资产才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受到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多数行业的不景气将使众多企业很难扩大生产，择业者要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也不易。对于失业者，即使是差强人意的工作也要接受。在复苏和繁荣时期，经济扩张导致了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者就业环境相对宽松，在业劳动者者工资上涨，择业劳动者岗位转换比较容易，失业劳动者就业机会扩大。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一、全球经济趋势预示世界经济将持续增长

预计2007年世界经济将连续第五年保持增长势头，总产出估计增长3.4% 。因此，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将继续受益于对初级产品的强劲需求，贸易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也使一些非洲国家的外部收支和内部财政平衡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预计2007 年，非洲将以6%左右的速度增长，而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增长率或将略有放慢，接近于5%。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有些国家必须支付更高的石油进口费用，而其出口产品价格并没有以同样比率增加。

由于中国、印度良好的经济表现，东亚和南亚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作为亚洲最大出口市场之一的美国采取激进措施矫正其经济失衡从而导致重大经济衰退，中、印的较高的投资率仍可望继续维持。东亚和南亚经济增长是在已经很高的增长率的基础上加速的，使这些分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4 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潜力大大提高。虽然按绝对收入计算仍存在巨大差距，但2003―2007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增加30%，而七国集团国家则仅增加10% 。2007 年，全球143 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不到10 个实际人均收入将有所下降。在如此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下，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或是出现了强劲的就业增长，或是成功地稳定或略加减少了失业率。

二、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和资本净流出增加

1998―2006 年，发展中国家实际出口额翻了一番以上（而七国集团增长不足50%）。东亚和南亚是实现出口增长最成功 (以数量计) 的地区，增长率约为160%，尽管其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出口数量增长较为缓和，接近于七国集团，但从贸易条件中获得的利益提升了出口品的购买力，进而促进了进口。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1996年的29% 增加到2006 年的37% 。

出口收入的有力增长，激励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势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总体已首次转向盈余。与此相反，而发达经济体则主要因美国的巨额赤字而陷于赤字。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已逐渐成为规模资本的净输出国，资本正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地向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净输出。

三、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扩大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学界围绕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否持续以及可能的调整办法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政策辩论。但任何可能的调整措施都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软调整”，即通过政府干预逐渐纠正；二是“硬调整”，赤字国将经历痛苦的紧缩和危机，并将对盈余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可能适得其反，产生与预期正好相反的结果。目前中国利率仍然很低，人民币可能效法日元和瑞士法郎，将中国资产输送到高利率地区而造成人民币贬值，这将进一步提高而不是降低中国的竞争力――是一种使全球不平衡更为加剧的后果。

因此，根据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世界经济仍然笼罩在严重的经常帐户失衡阴影之中，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动扭曲了汇率，使得经济失衡更为加剧。而可以纠正经济失衡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像约束关税和出口补贴一样，建立适当的全球汇率安排制度。在目前缺乏这样安排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可以填补全球经济治理的某些空白。

四、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推进区域合作

报告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有各种形式和程度，一般而言都是为了增加跨境联系和深化经济活动的相互渗透，以使一个地区的各经济体相互受益。区域经济合作又可分为政策诱导的一体化与市场驱动的一体化两种类型，前者被称为“区域主义”，指正规的、条约性的经济合作安排；后者则被称为“区域化”，其激励因素是区域增长活力、国际产业链的运动变迁以及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不可否认，在提供替代手段和选择、协助各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方面，区域经济合作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它有助于填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空白。但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形式往往受到特定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还取决于市场力量和地区内各国的干预。自20世纪90代初以来，世界各国缔结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贸易协定迅速增加，美国是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谈判这类协定最热心的国家。欧盟也已与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计划签署更多的此类协定。日本在与亚太地区的几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其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墨西哥、新加坡和土耳其也在追求与不同地区国家缔结双边优惠贸易协定。

上述趋势反映出，各国对市场力量日益重视，以及日益相信市场自由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及金融开放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特别是将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和加速技术升级；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趋向于把全球化看作是进入北方市场和吸引发达国家投资者投资的进程，视其为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

应当承认，南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确实有可能向发展中国家伙伴提供大量的新贸易机会，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也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潜在的不利条件，因为这类自由贸易协定一般要求对外国投资和政府采购作出影响深远的开放，对某些方面实行新的竞争政策规则、严格管制知识产权、采用劳工和环境标准等。许多南北自贸协定还强迫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多边规则安排之外承诺对货物贸易实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自由化，一些协定还规定了与世贸组织协定不同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形式，从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迫使它们在这一领域作出更大开放承诺。因此，签订南北自贸协定很有可能缩小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不能忽视的是，国家政策空间在竞争性产业的中长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南北自贸协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另一理由是：由于自贸协定是互惠承诺，与发达国家缔结该协定就同时取消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从其他协定中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可能性。由于发展中国家是在较落后的国内工业发展阶段、供给和市场能力较弱的时期缔结南北自由贸易关系的，这使其被置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利的地位。

此外，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北南双边谈判中获益，还受到其较弱的谈判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缺乏灵活性的制约，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把将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作为双边自贸协定的谈判议题。除农业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南北自贸协定谈判的另一难点问题是，常常因为自身有限的供给能力和竞争力以及本国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时无力遵守发达国家严苛的原产地规则，无法实际享受到自贸协定提供的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因此，某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缔结自贸协定后能够享受到的优惠，在同一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结自贸协定后往往很快受到侵蚀。

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上述困境？出路在于，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地开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这一区域合作的内涵是广义的，即光有贸易自由化是不够的：积极的区域合作应扩展至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包括货币与金融安排、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等。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法 监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130-02

国际金融法是调整跨国金融关系的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在内容上,它涉及国际货币体系、资本跨国流动、各种融资交易、银行、证券等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时,国际金融法又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法和投资法息息相关。在现代跨国经济关系中,离开国际金融法所形成的秩序,各类国际贸易活动、投资活动和各种经济活动将难以合理、顺利地进行;而国际金融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投资以及其它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效率。

一、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领域

在国际金融法的教学中,一般会涉及货币法和金融法两个性质有别但又紧密联系的法律部门。其中,货币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因货币管理活动而产生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规范的总称,它规定了关于货币的兑换、流动和汇率方面的法律规则,构成货币金融制度的基础,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金融法则是调整不同国家民事主体之间因跨国金融交易而产生的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公法意义上国家对银行、证券、衍生工具市场的规制,也包括国际贸易融资、贷款融资、租赁融资等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这类法律制度虽然包含有一定的管制法内容,但在本质上具有私法性质。

应该说,国际金融法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法作为跨越国境的货币资金活动,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对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强调了国际金融法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涉外金融法的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并逐渐趋同,采取市场化的规则来规制金融交易。其次,它为国际金融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金融法的管辖范围涉及电子货币、跨国银行及其网络业务、贷款证券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等国际金融新事物、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相互交叉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范围和教学的新角度。再次,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严重失衡,金融资源日益向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国际金融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在现行的国际金融条约和惯例文件中不乏发达国家金融立法和实践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法通过影响国际金融法间接影响到全世界各国国内金融立法的面貌。这一切给国际金融法的走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对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统一以及通过法律制度统一促进经济交往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最后,金融全球化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制度创新。例如,作为贸易领域的国际组织WTO,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第一次将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议题,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将货物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适用到金融服务领域,并在市场准入、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待遇标准以及金融全球化等方面作了新的制度安排。再如,金融混业经营的出现以及成为金融集团经营的主要模式,使得传统的立足于区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作为监管基础的机构型监管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许多国家转而采用立足于具体金融交易行为的功能型监管。

二、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特点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此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金链的断裂,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金融风险通过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逐渐累加,并通过相关产品的拆分和出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国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缺陷,则加剧了危机发生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出台了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和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的方案,凸显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律和客观需要以及国际发展的新趋势,为丰富国际金融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领域。

首先,金融危机的发生背景反映了晚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经济的金融化。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以及跨国国民间的交易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要素,特别是原来并非国际金融法重点研究领域的金融衍生产品在整个金融危机中不断出现并成为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金融创新导致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随之发展和创新,通过确认、调节、调和等手段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各国监管改革方案纷纷加大对金融业审查的力度,将游离于监管边缘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整合证券和期货的监管,以降低系统风险。

其次,在金融危机后,学者的研究除了立足于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具体金融产品和银行、证券、期货等市场,同时还从宏观层面研究监管模式的转化,而监管模式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去监管化”成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下立法和执法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是就美国而言,对全球主要金融系统也是同样的策略选择。许多国家纷纷通过修改金融法律法规,取消长期执行的许多限制,为金融创新的深入进行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变革提供法律上的便利,打破不同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间的严格界限,取消对海外金融活动的种种限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风险累积的结果,这种风险同时还被不断分割、定价,经过复杂的包装进行传播,并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经济政策与金融风险的失衡,强调宏观审慎的重要性,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与中央银行等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关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措施协调的机构与机制。也就是说,金融监管应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还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而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考虑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最后,与国际金融法相关的问题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渗透、辐射和影响。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倒挂,使得制造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迅速下滑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之一,这就意味着应进行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革,逐渐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化。而且进入2009年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在各国就业压力增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贸易保护升温,专门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增加。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甚至和金融法相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外贸逆差频频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挂钩,指责因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美国每年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更有议员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是中国经济每年10%高速增长和美国接近10%失业率的“根源”。而货币问题是国际金融法教学中的重要问题,急需从一国承担的汇率调整的国际法义务等角度解释人民币的汇率制度。

三、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思路

由此可见,与以往相比,当代国际金融法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更为主动的适应和更为积极的回应,无论是框架体系还是制度内容,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理念,均有重大的发展。在教学中,除了传统的教学力求让学生对整个国际金融法的体系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理论上理解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跨国金融交易的基本运作程序与模式、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典型的国际金融法案例外,还应充分利用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新问题,引导学生关注国际金融法的未来走势。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摘 要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准实施， 经济区开放开发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一件大事， 也是广西加快发展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正是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振兴广西经济，提升广西在全国乃至东南亚经济圈布局的地位，寻求一条科学、高效的发展路径，研究经济发展相关的机制、方法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金融发展角度来探讨广西经济的支持问题。

关键词 广西金融发展 支持 经济增长 对策

广西的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有较高的依赖性,而广西的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是供求失衡的,资本外流与金融垄断等问题,制约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广西等西部落后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越来越不能满足西部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障碍。

一、大力推进金融制度创新

（一）放松市场准入限制，培育金融竞争性市场

研究表明，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体制才能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长远看，必须放开资金市场，发育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机构，迫使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满足融资需求。

（二）建立退出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

广西境内存在相当数量的产权不清晰、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严重的信用社，这些信用社既无流动性，又无利润性，更没有清偿性，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对于这种机构，如果不将其淘汰出金融市场，只能是一种矛盾的掩盖，而不是矛盾的解决。要想办法让它们平稳地退出金融领域，同时要保证金融秩序的稳定以及存款人和社员的利益。

（三）明晰广西金融机构产权关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广西未来的金融市场应该是一个由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高效的竞争性金融市场。这些金融机构既可以是商业性的，也可以是合作制的；可以是国有的、股份制的，也可以是民营的，但不论哪一种类型，都必须产权明晰、权责分明，并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

二、培育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正规金融体系

（一）改革国有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是广西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将直接影响着广西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转和支持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了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广西培育经济增长级中的作用，广西地区的商业银行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积极配合总行的股份制改造。

2.完善内部的管理控制制度，加强合规文化建设。

3.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4.适应广西培育经济增长级的需要，强化金融创新。

（二）建立民营金融企业

广西发展民营银行对经济金融发展有许多现实意义。一是可以完善金融体系。从银行来市场细分的角度来看，完善的银行业整体架构中，也应具有中小型银行操作的空间，以丰富金融结构的微观构成，而民营银行可以担负起“补缺”的任务；二是成产民营银行可以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三）重建广西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

商业性金融服务是典型的私人金融产品，其消费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只有条件好、抗风险能力强、经营前景优良、信用等级高的农村经济主体才能得到这种金融服务。

1.坚持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方向，为广西农村经济效益好的二、三产业服务

2.将商业化经营明显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成农村商业银行

3.创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

三、优化广西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1.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为金融发展培育良好的经济环境

地方政府不能过度参与和干预金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维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加快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化进程，给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2.改进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因此，针对广西地区金融抑制严重，金融深化程度低的现实，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要用市场力量规范发展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地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金融信息技术，降低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最后，要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

（二）加强法制建设，树立诚信观念

1.政府要倡导信用观念，并带头遵守信用

政府部门信用观念的强弱是决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否建立起良好信用秩序的基础和前提，政府遵守信用的关键是要保护产权，尊重产权，进而在全社会确立诚实信用的理念和传统。

2.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正常的信用关系和环境

仅靠良心道德不可能有效地约束所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行为。必须依靠法律的力量，把一切信用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为市场经济建立必要的法制基础，才能维护和培养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使诚实守信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1]郑长德.中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民族出版社.2007.

[2]董晓林,洪慧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朱波.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刘仁伍.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5]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刘仁伍.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