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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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一、目的任务：

家长学校是对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理论知识与方法、提高家长素质的业余学校。家长学校的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传授家庭教育知识，提高家长素质，沟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联系，提高家教水平，促进少年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推动家庭和社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学目的是：通过向家长讲授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营养学等有关家庭教育知识，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介绍小学阶段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从而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和科学性，促进家长主动配合学校把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组织领导：

社区书记、主任巢凤英任组长，社区副书记叶明芳任副组长，同时由辖区退休老教师和志愿者等担任组员，切实加强家长学校管理，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教学内容：

1、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1)学习《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家长教育行为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思想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点，掌握在家庭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2)了解新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内容，知道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懂得如何配合学校搞好孩子的品德教育。

(3)知道对孩子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训练，掌握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礼仪行为的方法，教育孩子热爱集体、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2、中学生的智育

(1)知道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的重要性，明确加强对孩子进行学习指导的意义，掌握指导孩子学习的方法。

(2)掌握培养孩子正确学习态度、良好学习习惯的方法，激发学习兴趣，减轻过重学业负担。

(3)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指导孩子过好双休日、寒暑假。

3、中学生的健康教育

(1)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了解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掌握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知道中学生睡眠、卫生、饮食和用眼等方法及生活习惯的要求和内容，掌握良好生活习惯养成训练的方法。

(3)知道为孩子选择适宜的体育锻炼项目、时间和运动量，知道体育锻炼时应注意的事项。

4、中学生的审美教育

(1)知道中学生衣着打扮要整洁、美观、大方、有中学生特点，并帮助选择适宜的影视、书籍、音乐等。

(2)了解中学生审美教育的内容，掌握家庭中审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5、中学生劳动教育

第2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劳动力外流 养老能力 养老意愿 女性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陆学艺预测，农民工队伍将以每年800―1200万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将超过2个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年龄较小，性别以男性为主。因此，在许多农村地区，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戏称为993861部队。青壮年男性倾巢而出，导致农村社区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严重失调，以儿子为主要支持者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在社会养老保障极度不完善的农村，养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劳动力外流导致男性即儿子们的角色缺失，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与此同时，女性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家庭养老要继续发挥功能，有一条可能的途径就是改单系养老为双系养老，把女儿纳入供养者的范畴。但是，女儿养老有两个前提，那就是女儿们要具有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求找到完善家庭养老制度的新途径。

二、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是单系养老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女性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照料老人的工作都由女性承担。因此，除非女性在家庭中被边缘化，否则，传统的只赡养男方老人而不赡养女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单系养老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由于很多农村女性没有工作，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对家庭资源的分配没有发言权，这就使只赡养男性的父母不赡养女性的父母成为可能。可见，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女儿能否养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首先就需要探讨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共为61.5％，农村女性为56.2％，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比例为68.8％，高出农村女性总体12.6个百分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个人事务的自均高于女性总体，特别是在“外出学习或者打工”的问题上，有83.5％的人可以自己作主，这一比例高出农村女性14.8个百分点，甚至比城镇女性还高4.5个百分点。可见，人口流动提高了外出务工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外出的经历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扩大了她们的知识面；城市女性普遍具有比农村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外出农村女性单纯通过城市女性的示范效应就能部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外出扩大了未婚女性的通婚圈，她们可以通过婚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2000年十城市调查发现，已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阶层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61.8%），而我们知道，外出务工的男性数量上远远超过女性。中国人民大学《农民工进城的社会问题》课题组调查发现，男性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78.64%，女性只占21.63%，女性农民工的数量还不到男性农民工的1/3，而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中却是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女性有更多通过婚姻获得定居的机会，从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女性来说，劳动力外流也会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女性的示范效应，同时，妻子因丈夫外出务工而成了事实上的一家之主。

可见，劳动力外流普遍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必然会相应增大女性的决策权。并且，按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女性的活动领域主要在家庭内部。因此，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首先受到影响且影响最大的就是与家庭事务有关的决策权，养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三、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能力的影响

家庭养老实质就是资源在家庭中的代际分配，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资源的总量，二是资源的分配结构。因此，考察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能力的影响，也主要有两方面的指标，一是劳动力外流对家庭资源总量的影响，二是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可供养老的资源主要包括物质与时间两大块，其中，物质资源是基础性资源。一方面，养老不仅需要人力更需要财力，只照料老人的生活而不提供衣食住行等财力保障不能算完成了养老的任务；另一方面，如果子女的财力许可，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支持，或直接给老人雇用一个照料者，老人就不会因为主要照料者的时间缺乏而影响自己的生活。

1、资源总量的变化。就物质资源而言，对利益的追求是形成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动力，利益既是流动的原因也是流动的结果。可以说，流动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只要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无论是女性本人外出还是其丈夫外出，都会增大家庭资源的总量。2002年，李强教授调查发现，90.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元及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其他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果。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90元，平均全年结余3500元左右。这些钱大部分被寄回农村的家庭，加大了家庭的资源总量。家庭的资源总量增加以后，也就增大了家庭资源分配的选择性。

2、女儿们的家庭资源支配权。劳动力外流对女儿们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女性本人外出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丈夫外出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女性在家庭资源的积累中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可以推测，外出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也增加了。“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课题组调查发现，在外出过的妇女中，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的家庭占32.0%，比从未外出过的妇女（15.8%）多出14.2个百分点，外出过妇女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比例（23.8%）则比从未外出过的妇女（35.8%）低12个百分点。这样显著的差异只能解释为妇女的外出务工行为增加了家庭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外出务工妇女对家庭资源贡献的增加必然会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并且，女性的外出使她有更多的机会与外界接触，这将会提高她们的语言能力、反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协商能力以及处理危机的能力，经济地位与这些一系列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增加外出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对于第二种情况，虽然女性对家庭资源的贡献没有增加，但由于男性角色的缺失，留守女性被推到家庭决策者的位置上来，客观上增大了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

需要说明的是，男性外出务工将会因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女性对家庭的决策权，而女性外出却不会因为女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男性对家庭的决策权，这是由外出务工模式与家庭经济模式共同决定的。已婚夫妇的外出务工模式主要有丈夫单独外出与夫妻共同外出两种，很少有妻子单独外出的，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分工模式的影响。此外，在家庭中，夫妻与他们的未婚子女――而不是老年父母与他们的已婚子女――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当丈夫单独外出务工后，会把除去基本生活开支后剩余的钱全部寄回来，交给妻子保管，从而增大妻子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如果夫妻共同外出务工，家庭的重心就改变了，即使有老人和孩子在农村老家，他们也只是寄回所需的生活费，而不会把剩余的钱全部寄回来。这种安排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将会因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减少男性对家庭的决策权，从而相应地增大女性对家庭的决策权，而女性外出却不会发生类似的改变。

四、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意愿的影响

一般来说，劳动力外流整体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一是流动从群体外部带来了传统规范的革新力量。农民工来到城市，城市所包含的独立、自由、对个性的尊崇等现代因素在他们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些现代因素形成了瓦解孝道的力量；二是流动从群体内部削弱了传统规范的力量。传统规范对个体的约束是通过初级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如果初级群体非常稳定，个体的位置被牢牢地嵌在群体中，成员之间彼此熟悉，传统规范的非正式控制是最有效的约束手段。当流动变得容易，初级群体一方面因个体的大量离去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体因为有了逃离初级群体的可能性，能够找到替代群体，所以不在意初级群体的软控制。传统规范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以后，受到利益的驱使，子女的养老意愿就会在客观上发生由强趋弱的变化。三是因为流动直接通过改变家庭关系弱化外流青壮年男性的养老意愿。流动会导致初级群体的松散化，这就从客观上和感情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亲子关系也同样会不同程度地疏远。由于空间的分离，联系变少，感情变淡，对父母的认同也减少了。所以，劳动力外流整体性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但是，对女性而言，如果控制了养老的对象，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公婆，女性的养老意愿的确弱化了，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父母，养老意愿就需要仔细分析了。

养老意愿的变化是一个纵向指标，也就是说，应该用过去的养老意愿与现在的养老意愿进行比较，但由于缺少过去的数据，我们将它换成横向指标。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影响也就是传统性减弱了，现代性增强了。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用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的养老意愿与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相比较，这样比较的弱点是没有办法做定量分析，或者说在数量方面的测量非常困难，但在变化方向的测量方面是完全做得到的。

从表1可以看出，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的确比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更多。一般来说，提供的照料多，有老人和子女两方面的原因，从老人方面来看，可能是老人更加脆弱，或者是缺乏其他的照料来源；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养老能力的增强，或者是养老意愿的增强。我们知道，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市子女的养老能力的确高于农村子女。那么，可不可以推测，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是因为她们的养老能力更强呢？表1的资料否定了这一推测，因为城市儿子的养老能力也比农村儿子的强，但他们提供的照料却远远低于农村儿子，这说明，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并不是因为照料能力的增强。另外，我们知道，由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比农村高，城市的养老保障比农村完善，城市老人的脆弱性绝不会比农村老人强。所以，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主要是因为她们的养老意愿增强了，即现代性的增强会导致女儿养老意愿的增强。因此，可以推测，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也增强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随着现代性的增强，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只赡养男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养老制度越来越不被认同；另一方面可能是极值向中间值的回归，过去女儿女婿没有养老义务，养老意愿处于最小值，儿子儿媳负有全部的养老义务，养老意愿处于最大值，最小值与最大值都只能向中间运动，所以女儿的养老意愿只能增强，而儿子的正好相反。

五、结论

劳动力外流整体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家庭中作为边缘化的角色形象正在改变，女儿的养老义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另外，由于外流的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男性，男性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缺失使女性作为养老主体的重要性凸显出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劳动力外流增大了家庭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还通过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来增大了女性分配家庭资源的自，从而提高了女儿们的养老能力。劳动力外流同时还通过提高农村社区的现代性增强了女儿们赡养自己父母的意愿。也就是说，女儿们有能力也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因此，将女儿纳入养老者的范畴，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不仅减轻了儿子们的负担，也使老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在社会养老保障尚不完善的农村，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J]．新华文摘，2003（12）.

[2] 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4] 郑真真、解振明主编：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第3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一、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

我国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按20亿亩计算，人均只有约1.5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粮食产量在80年代初期出现快速增长，但体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释放之后，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某些重要的产粮区，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当地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在我国苏南一些地区，复种指数曾达200%，精耕细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论上说，在粮食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农户的耕地规模却呈现不增反降的趋势。因此，在单产增长潜力有限，农户耕地规模又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靠经营土地不再能够维持收入的增加。

农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别无选择，而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其实就意味着寻求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非农就业机会无非包括两类，一类是当地的非农工作机会；另一类为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是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而同期全国相应产业的产值增长仅分别为1.22倍与1.71倍。因此，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期间呈现扩大趋势，由1.72倍扩大为2.33倍，但乡村居民中，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这从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生产性收入的增长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8年中仅增长0.15倍，年均增长1%稍强，而非农收入增长甚快，为农业性生产收入增长的5倍。

事实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农民首先选择在本地非农就业，在无法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才选择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大多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农业收入增加变得困难之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截至到2000年，农业收入不仅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呈现负值；农民收入增加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95%，到2000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4%，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两项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但是，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后者减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的幅度。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在农民收入的4项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波动，其对收入的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的贡献却发生了“稳定的”和“质的”变化。劳动报酬在1994年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还只有26%多一点，但这一数字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到1998年时，劳动报酬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开始超过50%，2000年则超过了100%.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1994年时，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来解释，但这一数字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到1998年，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仅能解释农民收入增长的不足1/4，而在2000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显著的贡献。

综合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当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截至到2000年，仍占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二是劳动报酬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到2000年，农民收入的近1/3来自劳动报酬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只能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四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同时，随着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变得单一化，即越来越依靠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

转贴于 　二、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地区特征

要对农民收入认识得更清楚，分地区来观察是非常必要的。1978年，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东部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比较接近，但到2000年，东部地区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4.6%；其次是中部地区，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3.3%；最后是西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2.4%.在3类地区中，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 的增长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人均名义增长率也接近于人均名义GDP 的增长率。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起点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在地区间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3类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为46%，家庭经营收入为48%，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几乎占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6%和70%，西部地区2000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3%和71%，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而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且这一比例自1993年以来在3类地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农民收入构成的地区差异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对家庭经营的依赖性更大，结构相对单一。

农民收入的构成虽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收入构成的变化趋势在3类地区之间则是一致的：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则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收入来源的贡献份额来看，3类地区之间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对增长的不同贡献上。在东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最近两年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正的”贡献，尤其是中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连续两年为负。考虑到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波动的趋向，这两类收入因而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来源。

上述增长源泉的地区差异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更加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单一化倾向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突然变为负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1998年之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业生产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供求总量上，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基本结束了过去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态，出现了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二是在供求结构上，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低质量的大宗农产品不断出现“卖难”问题，相比之下，高质量的农产品又供不应求。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结构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进行调整。三是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开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过去依靠增加产量实现农民增收的家庭经营方式已不复存在。在农业收入占中、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的情况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由正变负，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靠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的贡献。

农民收入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距，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和非农部门发展状况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Rozelle ，1994；张平，1999），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区间非农部门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达，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于中、西部地区，结果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差距扩大。除非农就业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户间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如生产性固定资源、土地、自然资源等）、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结果造成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也存在着差异。

由此可见，在给定自然资源禀赋的情况下，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非农就业收入的情况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就意味缺乏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农户，只从事家庭农业经营的专业农户因而是收入最难增加的农户。如果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么，最困难的则是那里的专业农户。如何提高专业农户的收入并让他们适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是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实质，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尽最大力量予以解决的矛盾。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效果，将直接关系今后农业的发展、农村社区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转贴于 　三、农民收入差距的地区格局改变了吗

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有可能改变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是否存在着增长率的差异，其次还要弄清楚这些差异是否表现为有规律的一致性差异。

如果把不同省份农民收入按照地区分组，划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比较3个组别之间和组别内部的农民收入增长变化格局，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农民在3类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增长变化规律。

我们发现农民收入地区间增长出现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规律：一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成分。二是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俱乐部趋同”趋势，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农民收入趋同速度较快。

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和增长格局所呈现出来的变动趋势，与蔡昉等（2002）所揭示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是高度一致的。这种变化，不仅与各省的资源禀赋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上基本上处于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此，3类地区的内部趋同在速度上也出现明显差异。

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东部地区看成领先组，中、西部地区看成追赶组。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如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挥比较优势，加速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政府服务等都是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的。

通过分析改革以来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农民收入差异扩大趋势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的省际差异和收入水平之间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的差异，或者说农民收入在省际之间没有表现出趋同现象；三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自3大地区之间，而地区内部出现增长趋同现象；四是三类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

四、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

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变化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大环境相联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困难的真正原因。

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大环境中来观察，则农民收入问题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非农就业问题。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困难问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对比农民收入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可以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就快，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变得困难。

第4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现代农业;农户;农户行为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对应于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作出的关于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反应或决策。目前,在农户经济研究方面有三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该学派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黄氏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学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

二、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

1.农产品商品率。这主要是指农户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占其产出量的比例,一般农户的生产农业产品的产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用途:自给和出售。在农业市场上的供给只是产出用于出售的部分,其数量取决于产出总量扣除农户自给的剩余,即农户的价格行为受到农产品商品率的约束。一般而言,农户提供农产品的商品率越高,亦即供给占产出的比重越大,农产品销售收入的重要性越大,农户对价格变动越敏感,供给弹性越显著,反之亦反。由于农户提供农产品的商品率与其经营规模成正相关关系,由此可推,通常情况下,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其供给弹性越大;经营规模越小,则其供给弹性越小。

2.兼业程度。兼业,指的是农户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两种就业或经营,以弥补单纯经营农业收入不足或企望获取更高家庭收入的行为。从国内外看,农民兼业的普遍的,兼业的存在在意味着农户收入可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收入两个部分,并且两部分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即重要性可能不一样,有的农户可能以农业收入为主,有的农户则可能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这种情况决定着农户供给行为要受农业收入重要程度的制约。一般而言,农户的兼业程度越低,即非农业收入越不重要,则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农户对价格变动的反应越积极,供给弹性越大;反之,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农业收入越不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则农户的价格反应越消极,供给弹性越小。

3.固定资产专用性程度。农业的固定资产相较于其他行业,其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缺乏流动性。在农业中,一方面农业固定资产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另一方面又因专业化发展,农业固定资产逐步丧失其非农用途。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一旦形成固定资产,则趋于下降,甚至接近于零,资产因而趋向高度专用性。固定资产高度专用性必然大大限制农户的价格行为,并且这种限制的程度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成正向关系,即所占比重越高,农户的价格反应越弱,从而供给越缺乏弹性。资产专用性程度对农户行为的这种影响有可能限制农户经营专业化的发展,致使市场竞争导向专业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4.农产品市场结构。农业生产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农户数量极多,任何一个农户能够出售的农产品都只占农产品总供给的极小部分;其二,不同农户生产的同一种农产品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别,具有近似完全的替代性。这就决定农业不具有形成垄断的可能,任何农户都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不能控制或操纵市场价格。农业典型地具有完全竞争或近似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5.农户收入状况。我国现大部分农户收入水平均处在较低水平,尤其是居住在西部等地区的贫困农户,他们大都居住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收入水平低,收入和全部生活支出几乎相等。这种收支相抵状态,使得他们无法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维持的是简单再生产。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影响因素外,农户在生产中的经济行为还受到土地经营期限及租金支付方式、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农户的文化程度等的影响。全面深入的了解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有益于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利于促进更快更好的解决国家“三农”问题。

第5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一、我镇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据对全镇9个行政村、1个街道居委会进行统计，截止20__年8月底，全镇外出打工人总人数为2.06万人，其中省外1.55人，省内0.51万人；打工人群男性人数占61%；女性人数占39%；年龄18岁——30岁的之间的占打工总人数51 %，30——45岁的40%，45——60岁占6%，其它占3%；从文化程度来看，文盲人数占3%，，小学文化水平人占35%，初中文化水平占42%，高中文化程度占1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从收入来看，平均每人每年收入6000多元。我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输出规模看，增速较快。据统计，20__年全镇外出打工人数为1.8万人，20__年达到2.06万人，增长速度较快。

(二)从趋向分布看，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居多，特别是宁波、上海、广东几大城市居多,约点外出总人数的60%。而且这些集中分布的情况大都与“亲缘、地缘、情缘”有关，75%以上的都是“亲靠亲”介绍去的，劳动等中介组织介绍的较少。

(三)从就业工种看，从业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且多为建筑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从事管理和一定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员较少，不足打工人员总数的5%。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生产工人约1.52万人，占打工人员总数的69.8%以上。

(四)从经济效益看，20__年，全镇外出打工人员人均6934元，比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195元高出5739元。

（五）从学历与待遇比例上看，学历高、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待遇相对较高，体力劳动者工资较低。

（六）从时间上看，呈现间隔性、短期性、不稳定性。闲时输出劳动力，忙时带回生产力。

（七）从在家在外人员结构上看，在外的多为青壮年男女，在家的多为“386199”(“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部队。

（八）从就业观念上看，观念不新，创新意识不强，多从事一些传统的技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镇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不难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在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

1、农村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我镇总人口4.1万人，其中95%以上是农村人口；全镇农村劳动力22711人，占全镇农村总人口的55.4%。截止20__年8月底，劳务输出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0.3%，尚有近1万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不快、工业企业不没有新的突破，农村城镇化速度缓慢，城市对民工的种种限制等，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提出了挑战。

2、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乡镇虽然成立了人才站、劳动就业指导中心等组织，但多数未能正常开展工作。存在着有机构无人员、有人员无经费的问题。总体上看，在外虽设立了劳动信息站、外出务工人员联谊站等，对外开拓劳务基地、搜集用工信息的力度不够大，上下内外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由此而出现了劳动力转移信息不畅、工作脱节、有组织劳务输出比例低的局面，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劳务收入的提高、权益的维护和输出的稳定性。

3、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农民素质亟待提高。在全镇2.27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 人。由于本身的素质比较低，造成就业上的低层次化。有95%的外出打工农民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体力劳动。当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增大。但从当前情况看，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培训机构大多资金缺乏，培训设施、培训手段落后，加之农民对接受有偿培训热情不高，严重制约了培训工作的开展。

4、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和扶持力度不够。村级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序上折射出县、乡有些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没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指导，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规划和调节，缺乏统一组织协调，缺乏必要的扶持手段。对劳动力转移工作宣传不够，在帮助农民消除思想障碍、增强就业意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

5、“留守”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治安存在问题。许多家庭父母在外打工，家庭中留下是教育阶段的孩子，体迈多病的父母。孩子缺少父母关家、指导，学校缺乏与家庭的经常性联系、沟通，使得一些孩子缺乏有效的管理，经常上网吧或到其他地方玩，形成一些不良习气，耽误了学习，影响了健康成长。对于家庭，因青壮年大都在外，家中缺少“主心骨”，社会治安存在有许多不安定因素，个别地方时有偷盗现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隐患。

三、思路与对策

(一)进一步增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乡镇实际的现实选择。乡镇农业人口多，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少，单纯依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十分有限。只有减少农民，实现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才能富裕农民。同时还要看到，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

问题。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用科学的发展观充分认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战略范畴，像抓农业结构调整一样，千方百计地组织劳务输出，实现农民增收的新突破。要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摆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量化考核，搞好检查督促，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健康有序转移，是一项涉及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一是理顺管理体制。建议县涉农部门成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负责，把各自职责和工作任务落实到位，切实改变“多头管，无人管”的局面。乡镇事务站、农业综合服务站、农经站等涉农部门要尽快配齐配强人员，各村设立劳务信息员，形成上下贯通的劳动力管理服务体系。在劳务输出集中的地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以县为单位设立办事处，派驻专人负责搞好协调和服务。二是建立健全以公共就业服务为主体，社会中介就业为补充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劳务输出的格局。同时，加大对现有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依法规范或取缔不合理的中介组织。三是全面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底子。对农村现有劳动力情况进行一次详细地普查，将劳动力按年龄、学历、技能水平、性别等分梯次输入微机，建立信息资源库，实现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的动态控制，为搞好转移提供科学依据。

(三) 进一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一是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生活保障。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的规模经营，促使有转移意愿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切实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务工者户籍管理、子女上学、就业、就医等方面给予方便。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和实施劳动力开发就业计划，创建符合用工市场需求的劳务基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输出渠道；要加强与用人单位联系，督促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及时为务工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等社会保险；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确保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是创造宽松的就地转移和返乡创业环境。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特别鼓励他们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饮食、运输、家政服务等吸纳劳动力多的产业。要把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纳入招商引资范畴，积极为他们提供创业平台，实现“输出人员，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目标。四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展劳务经济的意义、劳动力转移的供求信息和劳务经济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形成有利于劳务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第6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劳动教育；劳动观念；自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1-283-01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这两个词对在中学生特别是农村中学学生眼中淡去。于是出现了农村学生不爱劳动、劳动技能差、不尊重劳动者，不珍惜劳动果好逸恶劳的现象慢慢滋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那么如何重新激发农村中学生的劳动热情？如何使他们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 新时期下的农村中学学校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呢？

一、学校要培养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学校要注重素质教育，把文化教育与劳动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活动加强劳动思想教育。学校在平时的德育工作中，利用国旗下讲话、开学典礼、主题班会、团队活动日等活动，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对劳动的认知有所提升，认识到劳动创造幸福才是社会的主旋律，懂得劳动是创造一切的源泉，劳动是光荣而不是可耻，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学校团委、学生会组织要经常举办丰富多样的公益劳动，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通过这些服务性公益劳动，美化了我们的环境，激发学生的热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同时也能改变学生的劳动观念，进而培养了学生劳动技能和良好的劳动习惯。

二、学校在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不断的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反省

教育实践的经验表明，加强学校的劳动教育，是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过程中，学生能够意识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完善了人的自身，同时也给他人创造了幸福。当这种劳动一旦反映学生的精神生活就会产生积极的思维，最终使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战胜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强烈的尊严感、自豪感，并且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对待工作和学习的责任心、热爱集体的荣誉感，这就对德育建设起到场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①

三、学校在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自身价值体验的迁移功能，表彰劳动积极分子，树立劳模典范

在劳动创造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取成功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产生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并伴随着一种成功带来的愉悦体验。

具体来说，即使是那些学困生，也有可能在劳动中当先进、当模范；就连那些不守纪律被处罚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劳动上的学习榜样。这样，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树立他们在集体中的威信，他们就会把自己同集体同他人联系起来，就会严格要求自己，在劳动、学习、日常行为中考虑集体的意见或者教育者的要求，从而在思想品德和学习上得到应有的提高。

四、学校要密切与学生家庭的联系，加强与家长或监护人的沟通，共同做好学生的劳动教育工作

劳动，是产生一切美德的源泉，又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①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指出：“近几年对劳动教育的忽视造成了一部分学生缺乏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缺乏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这是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③他还说：“热爱祖国、热爱劳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所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品德，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不爱国、不爱劳动，这是教育工作的失败。”③从上述问题来看，只有加强家庭、学校的劳动教育，在劳动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教育学生，才能够帮助学生从小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使学生存在的错误认识和不良行为逐步得到改变。

学校密切与学生的家庭的联系，密切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共同把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工作做好。将学生在学校的劳动表现及时向学生家长及或其监护人反馈。定期召开劳动观念淡薄学生家长会，向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通报学校的劳动教育情况，对家长进行适当的家长思想教育辅导。让家长主动配合学校做好子女的劳动教育工作。

总之，学校的德育教育是一个多方面齐参与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中学生能够通过学校劳动教育所获得的爱劳动思想观念和劳动习惯的养成以及基本的劳动技能，往往起到了联系家庭、社会与学校的桥梁作用。比如自我服务性劳动的开展，完全可以减轻家长们的许多负担（简单家务劳动、简单的农活）；社会公益劳动和生产劳动的进行，又加强了学校同社会之间的和谐。所以，为了培养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的劳动教育必须长期坚持开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1987年11月12日《中国教育报》柳斌《把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是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措施》

第7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趣味性 实践性 劳动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31-01

一 、突出趣味性

“成功的教学所需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任何一位优秀的教师都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愉快的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具体策略有以下几种：

1. 故事导入。如教《做小风车》老师简要讲述牛顿做小风车的故事：“牛顿小时候看见村边一架风车吱吱转动，就认真观察。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架小风车。”正是由于牛顿从小勤动手多动脑，后来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同学们想不想像牛顿那样亲自动手制作一架小风车？这样一来，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并参与到小风车的制作中来。

2. 演示实物。如教《制作简易立体纸雕》，教师一上课就拿出课前精心制作的纸塔、纸狐狸等，使学生对制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3. 电化教学。如教《剪贴熊猫》，放映熊猫录像，学生观赏到可爱的熊猫，教师再引导观察熊猫皮毛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为下面的剪贴工作做了很好的引导。

4. 竞赛活动。在学生初步掌握操作方法以后，利用儿童的好胜心，组织一定形式的制作竞赛活动，让学生在充满兴趣的活动中巩固所学，形成技能。例如：教学《折纸花》一课，在同学们掌握扎花的方法以后，可分组进行扎花比赛，插在花瓶里，看哪一组同学做的又快又漂亮，同学们听到老师一声令下，个个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学习气氛空前高涨。在紧张的比赛后，师生共同评议，选出优胜者，发奖表扬，并鼓励全班同学相互学习，共同创新。

5. 留有悬念。如在学会简单的扎纸花后，老师适时留有悬念： “同学们想不想再用这种方法扎一个漂亮的彩灯呢？”这样学生心存于兴，为下节课《扎彩灯》教学做了很好的铺垫。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到老师在引导他们做游戏，充分调动多种感官，在“玩中学、在玩中做，”自然兴趣盎然。需要注意的是，引起兴趣不是目的，要注意适时转移到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形成上，实现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既能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兴趣，又使学生学到一定的劳动知识和技能。

二、强化实践性

劳动实践是进行劳动教育的基础，劳动教育应以劳动实践为主，要让学生适当进行自我服务劳动、家庭劳动、公益劳动和简单的生产劳动。

1.课堂操作。既在课堂内教师的示范指导下动手操作，初步形成技能。如《学习炉具的使用》，对于燃气炉具的开关使用，虽然不很复杂。但因为程序本身的顺序性较强，加之部分同学怀有恐惧心理，所以在讲解示范后，多找几位同学上台操作，把最胆小的一位同学也请上来，操作完成之后，这位学生脸上露出成功的喜悦，班里响起一片欢呼。

2.课外活动。即把课内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反复练习、巩固和提高。如在放麦假前，教给高年级同学收割的正确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并要求开学后汇报自己的劳动成绩。这样他们在麦假期间很主动地参与到农忙中，既发展了劳动技能，又培养了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还可以成立一些兴趣小组，进行科技制作和科学小试验等，培养劳动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发展他们的创造才能。

第8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北京丰台区洋桥二中高二:alen0219

第9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险；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一、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的概念和重要性

1．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的概念

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广泛意义上指的就是能够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指的是国家为了预防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也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除此之外，社会保险也是一种再分配制度，它的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我国的社会保险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方面，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其他方面的保险。

2．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的重要性

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不论对社会、对公民或者对国家来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可以帮助家庭和公民做出更好的关于理财投资方面的决策，从而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作出一个更好的预估和判断。其次，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还可以保障家庭的财产和人身健康安全方面，给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更好的保障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的和谐统一以及共同进步。除此之外，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相关的社会保险还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推动社会和谐统一共同发展。

二、如何验证社会保险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结合已经调查得到的相关数据来讲，大部分家庭的储蓄收入占全部家庭资产的比重较大，而股票和基金等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的储蓄占家庭全部总资产的比重相对比较小。这个现状和问题体现了一部分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以及家庭资产的用途去向等问题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如果家庭对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有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家庭就会选择对资产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来降低家庭支出的比重，并且降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的资本。相反，如果家庭有了社会保险的保障，且收入达到了小康或小康以上的水平，抗风险的等级就较高。那么家庭在考虑收入支出的占比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的投入时，就会多会考虑一项因素，甚至把社会保险当成决定一个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险，那么家庭对这个项目进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着多方面的顾虑，考虑到这个项目有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家庭就会降低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比重。如果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家庭在作比较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时社会保险的力度以及对自己的益处，从而增加对股票和基金等的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除此之外，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家庭投资风险态度的影响。家庭风险态度指的是家庭对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时考虑到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程度表现出来的偏向和喜好等。有些家庭偏好风险，因此在做是否要对这个项目进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决定的时候，这个家庭本身偏向于可以接受和承担比较高的风险，因此对于金融资产投资方面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和容纳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保险能大大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程度时，这些偏向风险态度的家庭将会在更大程度上选择将家庭资产和储蓄投入到股票以及资金等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从以上相关理论来说，在宏观层面上，社会保险制度和家庭是否参与股票和基金的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对工作阶段的家庭方面来说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工作阶段的家庭对理财投资等方面有着一定的认知和理解，而且有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工作阶段家庭更倾向于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方面做出贡献。因为其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这样，也能够获得相对多的收益。因此，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保险制度是一项不可缺少的社会化产物。考虑到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我国大部分家庭对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方面的接受度会大大增加，从而带动资产的流通，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