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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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财务风险；特征；防范

货币政策是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以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中介目标主要是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量；操作目标主要有短期利率、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等。近期，出于对通货膨胀、流动性泛滥等问题的担忧，国家多次出台收紧的货币政策，将今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企业财务风险不仅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当前信贷超常增长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经淡出，稳健审慎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货币调控的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强化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

财务风险作为企业风险的货币化表现形式，它指的是由于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或无法预计的因素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财务收益发生偏离，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风险时时处处存在，是企业运营的必然产物。施工企业的财务风险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财务风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财务风险是指在资金筹集和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从资金开始进入企业，在企业中流转使用，到资本偿还、现金回收、收益分配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财务风险。财务风险存在于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并体现在多种财务关系上。可以说，财务风险是各种财务活动行为失误的系统性综合反应。例如：在生产施工中由于质量不达标，可能造成工程验收和结算的延迟等。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企业一定时期内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以致企业不能按时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财务风险。

1.2 财务风险的多样性

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元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多样化以及财务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决定了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多样性。从企业经营环境看，不同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施工企业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即使在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施工企业即要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也可能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多样化的经营环境必然会给企业造成多样性的危机影响。从企业的生产经营看，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过程中的失误都可能形成财务危机。

1.3 财务风险的突发性

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企业内部可以把握和控制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但更多因素是具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的。如：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导致工程项目的损毁，或项目建设工期的延长而增加的固定成本；或投资方出现财务危机，而导致不能拨付计价款项等等。当企业发生突发性的财务危机时，若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能承受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财务危机之中。

1.4 财务风险的可防可控性

通常来说，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财务矛盾日积月累形成的。但如果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多数风险仍然可以早期发现、治理，并按成本效益原则将其控制在一个可以接收的范围内。

2 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施工企业的财务风险来源与对策

货币政策的取向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意味着银行信用的收缩和金融市场借贷成本的提高。这将使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链条处于紧张状态，大大增加经济主体的投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施工企业结合自己的行业特性，从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对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

2.1 融资风险与对策

施工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通常需要购买更新大量机械设备。如：持续采购大量的砂石料、水泥、钢材、燃油等材料，并需要按时支付人工薪酬，具有明显的资金依赖特征。在信贷趋紧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融资能力将会受到较大制约，同时融资成本提高，从而产生项目融资风险。

对策：企业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应当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2.1.1 要从最基本的资金链考虑，防止资金链断裂。因此就要精心的预测未来现金流，建立企业全面预算，及时掌握现金状况。

2.1.2 从融资方式来说，负债融资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和债券发行。企业要建立长期的财务预警系统，将获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作为长期预警系统的主要指标，加强分析与监测。而在确定债务规模时要权衡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来确定负债比率。由于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大额贷款可能比较困难，所以要充分发挥公关能力，争取提前与银行签订合同，减小变数。

2.1.3 要完善资金管理调度机制。在资金运作上要实行统一调配，集中管理，在满足发展需要基础上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在资金调度体系方面，应进一步强化施工项目资金的整体规划，明确相关流程、责任和权限。使资金得到有效充分的运作。例如：某工程公司，自2009年4月起开始执行资金集中管理机制，由公司财务进行集中管理，下发《**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办法》，由下而上编制资金预算，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差，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资金成本，有效防范了财务风险。

2.2 投标

目前建筑施工市场基本实行低价中标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为了能揽到工程，各公司之间相互压低标价，开展恶性价格战。如果投标阶段不顾自身实力，不惜血本盲目争取项目，这将导致极低的工程利润率，甚至产生亏损，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履约风险，支付风险甚至诉讼风险，使企业面临严重的财务风险和信用危机。

对策：完善合同管理机制。

在国家稳健货币政策下，施工企业的市场因国家投资规模的缩小而变的紧缺，这就会导致施工企业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制定投标文件过程中，也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精准报价，量力而为，决定投标与否以及投标标价。施工企业应根据施工方案对其能承受的最高成本进行测算，测算过程中不能漏项，并留有余地。在签订合同时形成严格的审查制度，逐一推敲合同条款，对涉及到验工计价时间和方式、工程结算的违约条款及各自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等内容严格把关，防止含有不平等条款的承包合同的签订，以至于将施工企业置于被动地位。例如某施工单位，在巫山中标某高速公路项目，巫山地理条件复杂、交通困难、机械设备及物资运输极为不便。由于前期对现场的施工环境调查不到位、对施工难度估计不足，导致该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进度缓慢，计价周期内的低产值导致计价款的不到位，进而因为资金短缺导致无法进行下一步正常的施工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致使该项目超出预计工期仍未完工，给企业造成了损失。

2.3 成本控制

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任何环节控制不当，都有引起财务风险的可能。施工企业如果不结合项目规模、特点、复杂程度及施工条件，制定出合理的施工组织方案，就可能导致施工工期延长，所需机械设备增加，投入的成本费用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低于预期，形成施工项目亏损。

对策：完善成本控制机制。

2.3.1 结合合同工期、施工现场条件等具体因素，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制定科学经济的施工方案，缩短工期降低成本。

2.3.2 健全材料物资管理，对材料采购、入库、管理、出库、耗用严格把关，做到材料采购有计划、质量有保证、管理有办法、消耗有定额。

2.3.3 推行责任成本管理，进一步落实项目成本目标责任制，将目标层层分解，横向可以分解到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等不同施工单元；纵向可以分解到前期准备、主体施工和收尾交付等施工阶段，从而把成本费用控制在责任成本范围内。例如：某桥梁工程公司于2010年1月下发《**公司项目经营承包办法》，在该办法中，公司一级成立内部经营承包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成本定额的确定依据；由公司项目管理部依据公司经营承包领导小组确定的项目可控责任目标成本编制《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项目经理部为了确保项目可控责任目标成本的实现，必须成立项目成本控制小组，组长由项目经理担任，副组长由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及总工担任，组员由财务部部长、计合部部长、工程部部长、物设部部长等有关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计合部，办公室主任由计合部部长担任；明确各部门在责任成本考核中的分工；制定年度绩效考核及奖惩标准，有效调动各部门人员积极性，使公司项目的成本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显著效果。

2.4 内部控制风险

施工企业从项目承接开始到完工，牵涉到经营、生产、财务等环节。不建立一整套与项目施工管理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就容易放纵部分项目承包人违规操作，给企业带来风险和损失。

对策：建立健全企业财务内控机制。

施工企业应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在会计核算、内部计合、内部牵制、财产清查、内部审计、原始记录管理、岗位交接、会计档案管理、会计组织等一系列领域形成有效的财务控制制度。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强化会计核算基础、优化财务管理流程、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和企业经营活动的高效运转。

2.5 结算

一般而言，施工项目竣工后，就应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编制竣工决算，进行最后的财务结算。在金融市场资金供应趋紧的条件下，部分业主可能会发生困难，致使施工企业无法及时收回工程结算尾款，而工程质保金也会因难以收回演变成收款风险，这些无疑都会加大施工企业的资金负担，诱发系统性的财务风险。

对策：重视工程项目结算管理。

由于目前货币市场由扩张趋向审慎，施工企业因部分业主无法支付而往往出现竣工项目结算长期搁置的现象，因此可成立项目结算小组或类似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工程项目的结算和清欠事务，以免丧失索赔的法律时效，给企业造成损失。要做好结算工作，施工企业则要在内部强化基础管理工作，如变更签证、索赔、实物量核对、结算书的编制和送审等，决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延误结算。例如：某施工企业成立了法律事务部，该部门通过延续债权时效、转移债权债务、参与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及时完善收尾工作、办理质保金退款等手段，加大了双清治理的力度，从而降低了新欠工程款的形成率。采取分块管理、专人负责、法律清欠等多种灵活清欠方式，仅2010年由该部门牵头和参与收回尾工款、质保金、变更索赔款等资金5587万元。为企业挽回了损失，降低了财务风险。

综上所述，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下，建筑施工企业应该做到未雨绸缪，在各个方面做好防范，将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以期获得理想的经济目标。

参考文献

第2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可信度 体制改革 独立性

货币政策可信度涉及公众对中央银行公布的相关政策信息的信任程度，它可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影响政策效果。若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高，则政策效果就好；反之，政策效果就差。周小川认为，中央银行的政策运作应该增强可信度，这对于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会起关键作用。那么，央行应该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呢？

一、影响货币政策可信度的因素

（一）体制特征因素

体质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银行责任性。美联储官员Blinder就影响中央银行可信度的关键因素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人都把中央银行独立性看作其可信度的重要来源，仅次于央行有诚实的历史这一项。而货币政策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货币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公众合理预期的形成，帮助维持央行货币政策的动态可信性。责任性是指中央银行自发地承担法律授予其行动的责任的义务。如果央行一向缺乏责任性，那公众对其披露的信息就不会予以采纳，这显然不利于央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减弱货币政策可信度。

（二）行为特征因素

行为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中央银行言行一致性和中央银行过往业绩。言行一致性是指中央银行在维持或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方面所作出的行为与其之前反通货膨胀的承诺的一致性。央行良好的信用形象能使市场主体在形成通胀预期时将政策预定目标作为参考，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而过往业绩对货币政策可信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基于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高昂的违约成本。公众认为中央银行会保持政策目标的连续性，可一旦央行破坏其行为特征，就会产生高昂的违约成本，进而导致货币政策可信度受损。

二、我国央行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央行独立性不足

根据国内学者蔡志刚的测算，在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修正）》（下面简称人行法）颁布前，我国央行独立性指数只有德国的0.44倍。人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可见，央行实际上只享有货币政策的操作执行权，它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难以确保货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此外，我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仍不完善，其作为咨询议事机构的地位使货币政策直接受政府控制。总的来说，我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欠缺的。

（二）央行透明度不够

目前，货币政策透明度可被界定为中央银行披露与货币政策制定程度有关的信息。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首先，货币政策目标没有具体的量化值，指向不明确；其次，我国未公布中长期经济预测模型，宣布政策决议时未给与解释，信息效应不明显，不利于公众对政策目标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最后，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具备完全的决策职能，有关会议记录未得到公开，不利于引导公众预期。

（三）行为相悖

中央银行有时未能履行承诺实施既定的货币政策，其表现行为有悖于预期的政策目标，即说一套做一套。鉴于如今迅速变化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央行转变行事方式虽在所难免，但这破坏了其行为特征，使公众不能形成合理的通货膨胀预期，导致货币政策可信度受损。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可信度的体制改革思路

通过分析国际经验证据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央行独立性和透明性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度的本质因素，而行为特征因素则为直接因素。因此，央行应牢牢把握独立性和透明性两个方面的体制改革。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内学者何运信通过对央行独立性的深入研究，认为现阶段的央行独立性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提高，因为中国的政党结构和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法律上的央行独立性还会因我国的经济金融结构、社会文化环境等现实因素的约束而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货币政策透明度更多的是关注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在现有环境具有较高可行性，因此央行应把提高透明度作为确保货币政策可信度的突破口。

结合前面所述的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要提高透明度可做以下三方面的尝试：尽可能量化货币政策目标，明确政策指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所以从根本上量化货币政策目标、设置通货膨胀水平存在一定困难。但有一点值得明确，必须将稳定物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央银行应有意识地对外公布中长期经济预测模型，并对模型和政策的相关内容加以解释说明，以便正确引导公众预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应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要注重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专业性和代表性，同时定期公开相关会议记录。

参考文献：

[1]周小川.中国货币政策的特点和挑战[J].财经，2006

[2]何运信.决定货币政策可信度的特征因素与中国改革路径[J].财经论丛，2013

第3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第4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非对称性 惰性区域

一、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简析

规则性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外公开的承诺机制，这一机制促使货币政策规则需要综合考虑当下的经济状态以及预期影响。若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此时货币政策就会根据其规则对经济运行状态展开系统性且持续性的调整。在这种承诺机制下，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进而通过调整实现经济稳定运行的目的。泰勒规则提出之后，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泰勒规则并未将货币政策的非线性调整特征以及非对称特征考虑在内，就导致利率调整机制不能被完全体现出来。事实上，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下，可允许通货膨胀率在目标通货膨胀的适当范围之内发生波动，若超出这一许可范围，就需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可见，货币政策具有一个反应惰性区域，若在较小的惰性区域内，通货膨胀发生波动，政府就无须采取调控措施；若通货膨胀波动超出了惰性区域范围，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此外，过低或过高的通货膨胀，都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还具有促进作用。进行通货膨胀调控的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特征的概率非常大。也就是在目标通货膨胀低于通胀时，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比目标通货膨胀高于通胀时的反应更加明显。由此可看出，货币政策即使在其操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规则性，但实施规则性时，仍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的目标变量的波动范围联系紧密。

二、构建具有双边约束条件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

这一双边约束条件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是以非线性损失指数函数为基础，以总供给以及总需求为约束条件，将总供给函数视作凸函数，并在线性指数偏好的前提下，增加两项指数参数：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可对货币政策的惰以及非线性特征进行同时捕捉。若将t视作时期，T视作样本观测数量，那么t=1，2，3，……T；在t时期中，设其目标通胀率为P*，通货膨胀率为Pt，货币政策偏好为Lt，则通胀缺口为（Pt-P*）。同样设产出缺口为yt，均衡利率为：，it为名义利率，并设在利率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产出缺口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yt与（Pt-P*）的指数项参数分别为整数参数：βy与βp，分别决定着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与惰性属性；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幅度与斜率分别由变量即αy与变量即αp的指数决定。那么政策偏好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描述为下式（Ⅰ）：

在对参数施加相应约束的基础上，（Ⅰ）式中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可退化成如下较为简单的损失函数形式：

（1）当βy与βp皆为1时，则退化成非对称线性指数损失函数；

（2）当βy与βp皆为1，且αy与αp0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则是一个二次损失函数。无惰性区域、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对称是该二次损失函数的特点；

（3）当参数βy或者参数βp取整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具有惰性属性。由于产出与通胀在此惰性区域范围内的边际损失是0，所以当产出或者通胀在该惰性范围内时，政府无需采取对产出或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

（4）当βy或者βp取偶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对称的；

（5）当βy或者βp取奇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非对称的。

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对通货膨胀与产出所反应出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参数情况下，其相应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属性不尽相同：当参数αp0且βp取1时，损失函数表现出对称性且无惰性区域；当βp取1时，则呈现出非对称性，也无惰性区域；当βp取2时，呈现出对称性且存在惰性区域；当βp取3时，呈现出非对称性，也存在着惰性区域。

若设预期算子为1，实际利率的反应系数为γ，独立同分布的需求冲击为 ，在给定信息的条件下，t期对（t+1）期的预期产出表示为：Etyt+1，那么，总需求函数则可表示为（Ⅱ）式：

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EtPt+1，测度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分别为：，独立同分布的总供给冲击为，以新凯恩斯总供给函数的形式表示总供给函数为（Ⅲ）式：

若假设在每一时期的利率初选择时，货币当局没有将货币冲击考虑在内，那么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约束条件下，货币当局在名义利率的选择时，则会采用最小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方式进行，表示为（Ⅳ）式：，其中，表示为贴现因子，对（Ⅳ）求解，可得出最优利率为，表示为（Ⅴ）式：

将上式视作货币政策规则，为产出缺口的权重，为通胀缺口的权重，且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两者的权重接呈现出实变的特性，则有：

则，。

从上式可看出，最优利率对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的调整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当参数取值不同时，利率在进行通胀缺口的调整时，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具体如下：

1）当参数βp取1时，表现为非对称特性；2）当参数βp取2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且是对称特的；3）当参数βp取3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但表现为非对称性。

进行货币政策的估计时，可选取（βy，βp）的不同的整数值进行组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Ⅴ）式中只有两个变量，却存在着四个未知的参数，不能对参数进行有效地识别，因此，本文选择用来对利率平滑调整的过程进行描述。其中，利率平滑参数为p。在给定信息条件下，vy与vp分别为货币当局在（t-1）期的预测误差，复合误差为vt，同时也是vyt与vpt的线性组合，则有：

相较于泰勒规则而言，构建的货币政策模型，是以添加指数项参数于损失函数中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之中的方式，进而获取利率规则，也即是货币政策规则。运用这一规则，既能够对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惰以及非对称反应等进行识别与检验。

三、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及结果

（一）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

在完成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的构建之后，要对其进行估计，其首要步骤即是利率变量（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优选，从而对产出缺口以及通胀缺口进行测度。第一，利率变量的选择。就利率市场化国家而言，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主要采取设置短期名义利率的方式加以调控。经研究表明，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不仅具有较高的交易比例，同时还具有平稳的利率的走势，此外，资金的真实价格还能够通过拆借利率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名义利率的变量设定为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第二，目标通胀率与通胀缺口的选取。GDP平减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胀的主要指标。其中，消费价格指数的实践性较强，是与居民关系最为紧密的综合指数，因此，本文将通胀的变量设定为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缺口通过季度通胀率与目标通胀率相减而得到。第三，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选取。本文在进行潜在产出的估计时，选用H-P滤波方法，且运用实际产出数据与H-P滤波方法，得出产出缺口。

（二）结果

本文在对货币政策反应模型进行估计时，主要选用（βy，βp）进行不同整数值组合方式加以估计，其中βy与βp都分别取值1，2，3，从而形成9个反应模型。这9个模型分别对货币政策在产出与通胀缺口调整过程的非对称性、以及包含惰性区域的调整过程的非对称与对称性的组合情况进行反应。并将工具变量设定为：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中，一阶与二阶的滞后值、拆借利率。最后通过广义矩法得到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选用βy=1且βp=2时的货币政策方程中，具有最小的回归标准差，能够实现利率规则的最优刻画。由前文可知，βy取1时，若αy 0，此时αy取0.370，所得出的显著性概率为0.775，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测验，可见利率调整产出缺口的过程呈现出线性特征；而βp取2时，利率在进行通胀缺口调整时，具有惰性区域。当通胀缺口1%时，此时则开始调整利率，而且利率对通胀的反应随着通胀缺口的增大而越显强烈，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较为显著。

参考文献：

[1]张小宇，刘金全.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与惰性区域的识别和检验[J].管理科学，2012，（02）：98-104.

[2]张小宇.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3.

第5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金融加速器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11-0041-04

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结果

近二十年来,以东亚、拉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凭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注意力,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过去相比有了极大的增长。国际资本的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同时也为货币政策带来了挑战。由资本流动引发的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是新兴市场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传统的货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一)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

新兴市场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资本流动呈现出极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 nature)。资本流动顺周期性是指,当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表现较好时,资本大量流入,资金融资成本降低,继续推动经济的繁荣,相反在经济出现滑坡时,资本又会争先退出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上升,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雪上加霜。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在不同经济阶段中的差异不大,但对于新兴市场国而言,繁荣期的资本净流入要远远高于萧条期。另外,表I也告诉我们当新兴市场国处于经济繁荣时,由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等级较好,国际资本的融资利率较低,而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时,信用等级升级很快,国际资本的利率也攀升很快,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信用等级就稳定很多。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强顺周期性,不仅使得新兴市场国难以使用国际资本市场来平滑国内经济,反倒加剧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波动,加重了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任务。不仅如此,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也削弱了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效力。以萧条期为例,中央银行为了刺激国内需求,需要调低短期利率,以促进长期利率的自动下调,然而在资本流动顺周期影响下,新兴市场国长期利率并不会自动下降,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二)资本逆转

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是新兴市场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个特征,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容易发生资本逆转现象(sudden stop),即原来呈现的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情景会突然停止,甚至变成是资本大规模流出。资本逆转更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而不是发达国家,并且资本逆转给新兴市场国带来的经济破坏力更大。例如Calvo等(2004)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大幅本币贬值过程中伴随发生资本逆转的概率,在新兴市场国是63%,而在发达国家却只有17%。多种因素可以对新兴国家的资本突然逆转现象做出解释,其中,新兴市场国落后的金融市场以及低效的财政政策等因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资本逆转的可能性极大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首先,资本逆转弱化了新兴市场国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第二,资本逆转会修改货币传导机制。资本逆转改变汇率、利率的传导机制。例如Chfistiano等(2002)指出,在资本逆转的经济中如果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调整的障碍,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反倒带来经济紧缩的效果。第三,资本逆转下中央银行难以实现稳定通胀的目标。稳定通货膨胀已被广泛接受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极为盛行,但是资本逆转却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直接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不能忽视这一特征。

(三)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

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会引发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现象。债务美元化,是指承担的债务的计值货币和偿还货币都不是本币,货币错配是指在债务美元化下,经济体的收入与支出、资产和负债存在着计值货币的差异。表2告诉我们新兴市场国的债务美元化问题非常严重。当债务的计值和偿还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币计值,而能产生归还能力的收入却是本币,这就产生了货币错配。那么货币错配为什么是集中在新兴市场国?这可以用“原罪论”来解释。原罪现象是指这些国家的长期借贷市场不发达,因此长期资金的融资依赖国外金融市场。由于这些国家一方面不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本币资金,另一方面在国内又缺少固定利率的长期借贷市场,就在这双方面制约下,新兴市场国的长期资金只能借助于国际市场上的外币资金。至于为什么新兴市场国会有原罪现象,相关的因素有金融发展水平落后、货币可靠性低、财政稳健性差、信贷市场不完全,等等。债务美元化及相应的货币错配对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影响深远。首先,债务美元化下,汇率对经济的作用变得复杂起来。债务美元化缩小了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使得发展中国家不敢让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其次,新兴市场国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经济特征,也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就如Cook(2004)指出。新兴国家债务美元化现象,让原本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反倒体现出紧缩效应,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不能再有效地发挥平稳经济功能。再次,债务美元化下,新兴市场国金融体系稳健性降低,经济体变得更为脆弱,因此也会加剧资本波动及相应的投资和产出波动。最后,受债务美元化和资本逆转现象的共同作用,新兴市场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已被严重削弱。因此。我们若要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中肯的建议,必须要注视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的可能后果。

从上文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带有强烈的顺周期性,并且带来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等问题,这些现象加重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负担,又修改了汇率、利率等的货币传导机制,削弱甚至颠倒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缩小了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空间。因此每一个欲更多开放该国资本项目的新兴市场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些经济现象,以及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三、传统货币理论的局限性

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的传统理论主要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以及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另外由Obsffeld和Rooff(1995)f121提出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影响力巨大,也常见于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分

析。然而这些理论难以对新兴市场国上述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更难以用于这些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分析。

首先,传统理论中对消费者的行为设定和国际资本的顺周期特征难以相容,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不能由传统的开放经济禀赋模型所解释。在传统理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被刻划为在生命期限内平稳消费,这样在经济繁荣的年份要有储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向海外借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出,在经济萧条年份为了保持理想的消费水准,需要从海外借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入。因此依据传统理论的观点,资本流动表现为逆周期性。

其次,传统模型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完全性假设,也排斥了资本逆转现象的发生。不论是在无摩擦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还是在价格粘性的凯恩斯模型中,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被设定为在消费平衡、风险分担以及信贷分配方面是完全的,国际市场为各国居民提供了平滑消费的渠道。在这样的安排下,资本逆转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被卷入到不利的状态中,其他国家会和这个国家共同承担个别收入波动的风险。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该国帮助该国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见在传统理论的假设安排下,资本逆转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

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资本逆转等现象和传统理论的假设相互冲突,债务美元化和货币错配也难以在传统理论框架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若在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中,完全以传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必然会得出具有误导性的政策结论。若要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寻找合适的货币政策规则,我们就必须要有能反映新兴市场国经济特征的理论框架。

四、金融加速器模型在新兴市场国研究中的运用

传统货币理论因为建立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性假设基础上,因此难以适应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需要。所幸的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及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已被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所重视。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已有多位学者开始重视新兴市场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地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些模型可以归类为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金融市场的不完全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之一。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不完全包括两个层面,即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众所周知,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难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为了获得资金必须要承担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利率成本,这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体现。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于整个经济的作用被解释为金融加速器(Finaneial aeeelerator)。这个概念首先由Bemanke等(1996)提出的,所谓“金融加速器”,其意思就是金融市场好比一个加速装置,当经济中出现一点很小的冲击,如货币冲击、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等,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能把该冲击的作用扩大,以至于该冲击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金融加速器的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分析还是停留在封闭经济中,分析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作用。后来,在Gertler等(2001)的努力下,金融加速器机制已成功地扩展到开放经济宏观模型的分析中,从而揭示了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包含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该机制强调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体中,汇率会改变公司净值。从而影响海外的融资成本,该机制图1所示。

透过该机制新兴市场国资本流动的特殊性及后果都可以在模型中体现出来。首先,该机制可以体现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在该类模型中,以信贷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的国外资金成本被设定为和公司收入、净值相挂钩,在繁荣时期,公司收入提高,净值提高。风险溢价和外部融资成本也因此而降,资本流入增加,反之则反是。其次,该机制也蕴含资本逆转的可能。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风险溢价这个关键变量是传统模型所没有的,我们只需把该变量设定为外生冲击变量,就可以将资本逆转现象融入模型中。最后,该机制也能解释债务美元化现象。在模型中,承受外债的经济主体如果主要是非贸易部门生产商或资本经营商,那么此时模型就可以体现新兴市场国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独特经济特征。正因为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具有上述这些优势。所以自Gertler等(2001)以后,多位学者都用该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如Chang&Velasco(2001)、Cook(2004)、De vereLlX等(2006)、Curdia(2007)、C6spedes等(2001,2002)。

第6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第7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1.3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也决定了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

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2对运作层面的实际考察

2.1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2.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干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是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统计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大职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强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人员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从而使货币政策部门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监管要求，使银行监管部门能够更加了解货币政策意图，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奠定基础。

（4）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执行手段上的协调机制。针对当前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较弱的问题，要把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意图纳入监管的内容、通过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等，确保货币政策意图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银行内部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为我所用，并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应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陈春光.金融一体化条件下银行业监管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第8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通胀持久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

一、引言

深入分析我国总体价格水平的动态特征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总体价格水平的运行特征的刻画，文献中通常从其波动聚集性、预期不确定性、“长记忆性”和持久性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前三方面国内研究已经相对丰富，对于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研究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这一特征。

通货膨胀持久性（Inflation Persistence），也称通货膨胀惯性，是指通货膨胀在遭受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通货膨胀偏离其均衡状态所持续的时间长度。通货膨胀持久性越高，货币政策的滞后时间就越长，此时货币政策对越难物价波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在稳定产出波动和控制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时赋予控制通货膨胀更高的权重，政府要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的社会成本就会越大（Fuhrer，1995）。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

代表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通常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本文选取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CPI与RPI同比数据，季度数据采用的是月度数据的平均数。本文运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了X-12季节调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国内对于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非结构化的通货膨胀持久性模型，为了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并且跟以往的研究比较，本文设定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模型为：

πit=α1+ρπit-1+■φkΔπit-k+uit2≤t≤T

{1}

其中Δπit-k＝πit-k-πit-k-1，ρ即为通货膨胀持久性。

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不过参数估计是否有效依赖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否有效，本文根据两种方法来识别模型设定的有效性：（1）检验扰动项是否序列自相关，其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如果不能拒绝零假设即AR（2）的值大于0.1，则说明估计是有效的；（2）用Hansen检验识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零假设为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若不能拒绝零假设就意味着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

三、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实证估计

本文采用系统GMM法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CPI数据与RPI数据进行估计。

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通货膨胀的CPI与RPI序列的持久性分别为0.8200和0.8532。与我国学者（张成思（2007）；杨碧云等（200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我国的通货膨胀持久性相对较高。模型设定的有效性有两种检验结果：AR（2）的值均大于0.1，不能拒绝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零假设，说明随机扰动项uit不存在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的值表明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零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这表明本文的模型的设定是有效的。

四、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动CPI与RPI数据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SGMM的方法估计我国的通货膨胀持久性，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无论是CPI还是RPI均表现出较高的持久性（相对于Pivetta&Reis（2007）；Vaona&Ascari（2007）等的研究）。

Benigno（2004）的研究指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根据通货膨胀持久性在稳定产出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赋予不同权重，高通胀持久性时赋予控制通货膨胀更大的权重，而低通胀持久性是应适当降低控制通货膨胀权重，从而避免社会福利损失。这一观点是很好理解，因为如果央行不考虑通胀持久性水平而对不同时期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那么高通胀持久性的时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的影响就会持续更久，而低通胀持久性时则正好相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时期的通胀持久性差异。这样才能使货币政策能更好的调节国内经济情况。

参考文献：

1、Fuhrer,G Moore.Inflation Persist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09).

2、杨碧云,易行建,周义.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估计及其货币政策启示[J].经济经纬,2009(5).

3、苏芳.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时变特征及其来源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4、张成思,刘志刚.中国通货膨胀率持久性变化研究及政策含义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3).

第9篇：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1资产运用和配置结构。一是超储率水平。超储率是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之一。当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超额准备金时，其货币派生能力（信用创造能力）就相应减小；反之，就较大。二是信贷资产规模及配置结构。在一定资产规模下，信贷资产占比越高，信用创造能力越大。商业银行通过调整信贷资金规模、结构，改变非金融部门融资便利和融资机会，进而影响其投资、消费决策。

2贷款利率定价。中央银行基础利率的变动能否影响市场利率相应的变化，还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非金融部门根据商业银行利率调整对自己成本收益率的影响重新调整其融资策略以及经营、消费行为，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传导。

3信贷管理方式。如信贷权限划分、内部资金价格管理方式、考核方式等，都会影响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整的灵敏性。

4商业银行预期。当商业银行预期中央银行将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时，会先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些调整（当然可能与货币政策调整目标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从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产生影响。

综上，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实际中，商业银行行为调整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取向并不总是一致，“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往往在货币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手段规避政策变化对其资产负债状况造成的影响”王春月：《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商业银行行为评述》，《商业时代》2006-1.这一方面造成货币政策执行不到位或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增加货币政策外部时滞，一定程度影响货币政策最终效果。这种“冲突”和“博弈”，主要是由于两者目标差异产生的行为差异所致。众所周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有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制定货币政策或出台调控措施具有“逆周期”性特征。而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更注重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在既定的可获得资源和市场机会的综合制约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其行为具有“顺周期”性特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较快，企业景气的环境下，放贷意愿较强，而在不景气情况下，会出现“惜贷”、“惧贷”。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取向与商业银行行为之间这种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冲突”和“博弈”，有其必然性，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种“博弈”是否在合理、可控的范围。

二、商业银行行为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以2006年为例

1与2004、2005年相比，2006年商业银行的基本面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商业银行对其经营行为作出调整。

总体看，2006年商业银行基本面有以下四方面突出变化：（1）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2006年初全国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53个，比2005年初增加45家。其中建行、中行经过注资和改制后，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2004年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到2007年底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本充足率要求成为制约银行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达标之后这种制约明显减弱。（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继建行之后，中行也成功上市。上市的完成将在一定程度削弱资本充足率的制约，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利润压力。（3）信贷管理模式选择上，经济资本取代传统的规模管理和比例管理成为主导。2004年建行率先实行经济资本管理，到2006年已有多家商业银行采取此种模式。一方面通过核定经济资本指标，约束资产增长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差异化的经济资本分配系数引导信贷资产在区域、产品结构、客户结构调整。（4）银行体系内流动性充裕。2005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资金面持续宽裕，货币市场利率在不断走低；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率上升，至2005年末达到4.17%，比2005年6月末提高0.45百分点，即银行半年内增加可随时动用的资金1292亿元数据引自夏斌：《货币政策的下一步》，《中国企业家》2006-8.2006年以来，在存款大幅多增情况下，银行业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突出，由此带来的资金配置压力不断加大。

在上述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和理念明显转变。而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渠道仍相对狭窄，主要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并未改变。根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年报显示，总净利息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0.8%数据引自国研专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年报评析及展望》。由此使得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表现出以下特征：（1）放贷意愿和放贷能力明显增强。这可以从年初商业银行适度扩大基层行信贷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调整内部资金价格、下调部分贷款品种利率等得到反映；（2）业务发展更注重信贷投向优化和存量结构的调整，以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3）支持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适当加大对战略性和关键性业务，特别是中间业务的考评。

2商业银行基本面的变化及其行为调整，使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商业银行各方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得到加强，进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提高；同时这种日趋完善的良好机制也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行为的规范和理性，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有效传导。

以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和考核体系变化为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到2001年，当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或者说是宽松的。但在商业银行责任追究较严而正向激励缺乏情况下，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具有明显的“惜贷”倾向，因而对央行旨在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反应是不灵敏的，信贷传导渠道也是不畅的。2003年，商业银行对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既关注不良率，也关注盈利情况，员工的分配与绩效挂钩。为实现盈利和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双重目标，普遍采取以资产带动负债、以负债做大资产的经营模式，并且在信贷投向上表现为“喜大（大项目）好长（中长期）”倾向。这导致2003年信贷规模急速扩张，期限错配问题突出，金融潜在风险加大。这显然与央行当时采取有保有压原则，抑制某些行业和领域投资需求过热、控制贷款过快增长以及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货币政策目标相左。

而目前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和考核体系有了根本性转变，普遍引入经济资本管理模式。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资本增量分配约束基层行资产规模的增长；通过对每类业务（资产）确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资产结构调整；通过建立以经济利润为核心，账面利润为辅助的利润考核体系，引导各行实现真正的价值创造和真实的利润积累。总体上，商业银行这种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机制，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和集约化经营思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本的配置受资本金总额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约束，经济资本系数确定参考巴塞尔资本协议和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风险权重，并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本行的政策导向、发展目标、资产风险状况等实际（见表格1-2），从而使基层行业务（资产）规模扩张受到约束，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资金可得性也因之发生变化，进而达到货币当局要求约束信贷总量（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合理增长）和调整信贷结构的效果。同时，其审慎经营思路也符合央行一直来强调的正确处理防范风险与支持经济发展关系。

表1某行某二级分行2004年经济资本系数情况表

贴现、小额质押、外汇担保个人住房贷款、贸易融资、银行卡贷款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其他贷款

经济资本系数2%4%8%10%12

资料来源：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课题组《经济资本管理对基层农行业务经营的影响分析和策略选择》，《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6-2

表2某行2006年经济资本系数分配变化表

产品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

经济资本系数分配调低了个人助业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经济资本分配系数，分别比2005年调低5个和45个百分点住房类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按客户风险评级及保证方式差别设置差异化分配系数；AAA级客户贷款可以比A级（含）以下贷款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低2—4个百分点对部分重点中心城市单独配置经济资本；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整理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逐步向具有独立利益和决策权的真正的经济主体转变，将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市场变化情况以及自身管理要求、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其资产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由此可能加大货币政策取向与商业银行行为之间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导致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工具有效性减弱，增加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时滞，加大调控成本。

以2006年来央行紧缩性货币调控政策传导为例。

本论调控有以下特征：一是政策出台密集，二是交错动用数量型、价格型调控工具；三是经济、行政手段齐下，表明央行在多种外部条件制约下，调控难度和成本较大。2006年4月以来，央行连续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一是两次上调贷款利率以抑制贷款需求过快增长；二是不断收紧基础货币以影响银行可贷资金量，包括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1000亿元定向票据、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1—8月发行26312.2亿元，同比增长61.6%）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1—8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收回基础货币11956亿元）；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包括要求金融机构注意把握信贷投放；与其他部委联合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等等。

从货币调控措施在银行体系内传导和实际效果看，也表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商业银行内部政策调整、向下传递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如对贴现政策调整较快变化较大，其他业务或规模控制调整相对较慢或不明显；部分银行总行政策调整一直到2006年8月份才传达到县一级支行。二是实际贷款增长回落慢，且存在反复和区域差异；贷款结构变化看，压下来的主要是操作灵活、弹性较大的票据融资，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仍较快增长。三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变动情况看，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提高幅度低于央行贷款利率上调幅度。

分析原因，从商业银行行为角度看，（1）部分商业银行较强的放贷冲动不利于中央银行收缩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是最主要因素。首先在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下，商业银行会通过压缩其他非信贷资产，抵消央行收缩流动性对其可贷资金的影响，换言之，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可获得的资金状况，仅仅对公众产生“紧缩”心理预期。从银行资产配置看，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以某地区为例，2006年9月末，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占全部资产比重比6月末上升2.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则提高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存放央行准备金存款、二级准备比年初净下降69.7亿元，而2005年同期为增加107.0亿元，占全部资产的比重为7.1%，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其次在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的前提下，加息很大程度上被银行优惠“让利”的营销措施所抵消，在部分贷款冲动较强的区域，贷款利率甚至逆势下行，使得央行通过信贷渠道引导市场利率，提高社会各部门机会成本的效果不明显。最后由于商业银行贷款冲动较强，导致部分银行在紧缩预期下采取非理，如在央行紧缩政策出台前加快放贷；基层行利用上级行政策传递的时间差，加快放贷。这种“博弈”显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另外需强调的是，单纯的流动性较多并不直接构成商业银行加大放贷的压力（以前“宽货币、紧信贷”便是佐证之一），但在资本充足率达标、资本回报压力增加、盈利渠道单一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才构成较大放贷压力并转化成现实的放贷能力（变成今年“宽货币、宽信贷”特征），从而影响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这与当前诸多研究将流动性过甚（甚至认为泛滥）归为影响央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最主要因素的观点不同。

（2）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后，更注重将有限的资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区域、行业、业务、产品、客户倾斜，导致资金的‘洼地效应’更为明显，加剧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差异。如一些总行信贷投放倾斜地区，在调控背景下贷款增速继续加快，与全国反差明显（当然有些地区可能回落过快，出现矫枉过正情况）。

三、结论和启示

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对货币政策传导将产生双重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三个“非同步性”：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革与银行业改革的非同步性，导致货币政策控制力和引导效应弱化；银行业机制改革与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转变的非同步性，降低了商业银行对货币调控反应灵敏性和传导政策意图的有效性；外部环境变化对提高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灵活性的现实要求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所依赖的环境建设非同步性，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