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辩证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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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第2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第3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4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关键词：医学硕士生 自然辩证法 教学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05-02

根据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改革和经验，要使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各领域中最富创造力的科研群体，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课程在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必须在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坚持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掌握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的同时，结合课堂教学，通过多种教学途径使医学硕士研究生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辩证思维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科研能力。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培养和提高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教学中联系学生专业、联系科技发展、联系社会现实，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实践相结合

作为医学硕士研究生特有的创新能力需要系统扎实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通过各种学习途径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其创新意识。自然辩证法的授课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阅历和思想认识方面，更为成熟，有强烈的知识求知欲，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景更为关注与重视。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自身特点，着眼于把握的自然观、科技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对象的具体实际，及时向学生系统地介绍有关学说、理论的新进展,及时概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介绍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准确介绍学科发展中成熟、稳定的内容的同时，评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学术观点。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所在的宁夏医科大学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与医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中，鼓励研究生在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同时，关注科技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分为基础型、科研型两大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容广博，教学时数偏少，于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开辟自然辩证法第二课堂，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具体做法是：将研究生中按照基础型、科研型和各专业情况后组织起来，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有计划地联系社会现实、联系科技发展、联系专业实际，以现代医学学术讲座、专题科研讨论、参观访问等方式，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以一种新的形式延伸至课外，并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体研究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增加新内容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结合得相当紧密，它特别注重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思想，同时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具有大跨度的交叉性、融合性、综合性。以往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种倾向，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单纯的继承、单一的思路，造成了教学中的照本宣科，偏离现实生活实际。致使部分学生认为，自然辩证法课程与以往的政治理论课同样是一门公共课，往往是枯燥乏味，死记硬背的形式。同学们普遍要求，作为研究生政治理论课要改变以往的模式，要求在授课过程中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与现实生活接轨，减少教条灌输，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视野。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注意把握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力求与时俱进。讲授有关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时，在引用科学家史料、传记和取得成果的同时，与国际国内相关情况相结合，注意贴近学生所能感悟的现实事迹。如结合有关教学内容，及时介绍本校获得国家自然科技奖项目“西北地区包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学校各系部教师在科研方面的成绩和科研心得体会，多年的科学和教学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果，而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教师和研究人员对现代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有许多切身体会，他们严谨、求实、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为研究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进行自然辩证法最贴近现实、最鲜活的案例分析素材。

第5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

第6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关键词】 传统中医药学 “为了一切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学生管理工作 内涵理念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8）08－0003－02

教育是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种培养人的活动1。而教育针对的主体目标就是培养“人”――学生。

在当前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现代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科学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对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教育理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传统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面对日益复杂的变化和社会需求，如何做好学生管理工作，使传统中医药学专业的学生树立正确反映中医药学教育本质的特征，培养合格的中医药学人才。就必须用新的思路加以改革与引导，创新学生工作管理体制，促进传统中医药学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1 牢固树立用自然辩证法指导学生工作的思想，坚持“为了一切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工作理念

自然辩证法作为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内容涉及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和科学技术思想史等广泛的领域。它既有对各门具体科学的基本问题的深层考察，以及对具体科学方法的细致研究，又有对整个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及方法论的宏观探索2。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社会成果的取得，实际上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产物。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教育过程中，自觉地发现挖掘规律，并运用自然辩证法及科学方法论来指导学生管理的工作，这必将对传统中医药学教育的改革与引导产生积极的、巨大的影响。高等院校里的主体是师生，学生是我们的培养目标，要做好学生管理工作，首先就必须转变思想，将以往把学生管理工作只看成“管好学生”、“让学生听话”、“让学生服从班集安排”的错误管理模式，变“服从”为“自觉”和“自愿”，把民主的思想渗透到学生管理工作中去。要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内在需要出发，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需要内容和需要层次，引导学生把个人的成才目标和学校的教育目标统一起来。学生班主任要牢固树立尊重学生、爱护学生的思想观念，贯彻执行国家和学校的各项规定，努力维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把工作实实在在放到“育人为本”这一工作目标上来。

2 树立“立足传统，创新观念、走向国际”的新型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工作指导思想，创新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内涵理

念

高等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工作的理念可以从多重的角度去认识，树立以自身特色为中心的理念应该是高等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工作最核心的理念，创造性发展是学生管理工作最主要的方法，走向国际得到世界认可，是我们传统中医药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4。所以只有不断努力提高传统中医药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才能达到中医药学教育的目的。在以往中医药学学生管理的发展观和质量观，考虑学生对传统典籍的学习和就业较多，对学生的生活、个人素质及专业思想的强化较少。对社会科学知识不加补充，其知识结构不合理。当今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产生了偏移，注重学生专业思想及个人能力素质，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开拓思路。对于中医药学这样有明显传统特色的专业，学生管理者应该是本专业的老师，让其发扬专业特色，同时通过对现代科学研究的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树立对专业的自豪感，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让传统医学能够得到学生自身的认可，使传统教育得以持续发展。目前我院学生兼职班主任都是专业老师担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学生评价较好。同时管理工作者不断通过对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互补学习及应用，让学生树立专业创新意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以新的方法展现传统医学的作用和重要性，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使之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高等中医药学教育培养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能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发展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人才，势必将传统中医药学推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从传统中医药学学生管理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医药学学生管理模式的发展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对旧的模式含肯定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事物是永恒发展的，我国传统医学模式必将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3 加强传统知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形成新的教育和校园文化特点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络资源的利用正如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的矛盾双方可以利用对方的发展使自己获得发展；矛盾双方相互包含，可以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矛盾双方彼此相通，可以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得到发展。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高校学生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我们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解决新形势下拓展工作领域的问题过程中，同时也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新的空间和途径。我们通过学生QQ等新的网络工具，及时了解学生的上课情况和学习状况，对学生旷课上网游戏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掌握学生最新动态，把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新形势下学生管理工作要转换教育观念，树立信息资源意识，主动超前进入网络教育平台，这是把握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至高点的有效途径5。

4 结语

中医药学大学生集合现代思想和传统医学知识于一身，善于观察、善于模仿，其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务实性和可塑性等特点6，这就要求传统中医药学类高校学生管理队伍得由道德思想好、专业水平高、学科知识丰富、工作能力强、善于做青年学生工作的专家组成。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下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传统中医药学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开创学生工作的新局面。近年来，我校在学生管理工作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出成效显著的努力，相信我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会做的更好。

综上所述，要做好传统中医药学类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学生管理工作的现象，分析其理论，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不仅对传统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工作的内涵掌握更深刻，理解更透彻，应用更得手，而且会逐渐掌握科学的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开拓传统中医药学学生管理工作新模式。

参考文献

［1］陈和利，聂国林，陈晓凡．以现代医学模式引领高等中医教育新理念．西北医学教育，2003，11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43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29

［4］娜英．浅析自然辩证法对化学史学习的指导．学术研究化工之友，2007，15

［5］潘启娇．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工作的理论创新．教育研究．2008，

1219～220．

第7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答：研究对象：第一，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人与字眼的关系，即自然界的辩证法。第二，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规律，即科学研究的辩证法和技术研究的辩证法。第三，作为一种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技术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

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P14

答：基本内容：全篇共四束，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界的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恩格斯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还论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科学认识论的有关问题，从而确定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

意义：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是人类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发展中的划时代变革。

3.古代朴素自然观有什么特点？P38-39

答：古代的朴素自然观表现为对自然的本性、特质、运动、联系与演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甚至有些思想已经进入到相当精深的层次。然而，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它缺乏对自然从细节上进行精确描述，最终体现为以整体概观代替局部解析，以思辨玄代替真实过程，以神化人性代替自然规律。总的来说是具有直观性、思辨性和猜测性的特点。

4.

为什么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看作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革命性标志？P40

答：《天体运行论》的主要观点有：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各行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地球自身在自转的同时也绕日公转，从而形成昼夜和四季；月亮绕地球公转，是地球的卫星；这些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维护基督教神学的创世理论的“地心说”。“日心说”的创立实现了天文学上的革命，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

谓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其实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打破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从基督教神学中脱离出来,拥有了它独立的发展体系.

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这个结论也是错的,当时限于技术水平没办法）,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打破了以前基督教神学中地球中心论的固有理论,是首次打破基督教神学的行为,因此其就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在哥白尼发表了“日心说”（就是《天体运行论》）之前,自然科学一直是宗教所掌控的，完全没有研究出自然科学的本质,反而愈发的将种种自然现象与宗教信仰、神权统治结合,成为教会控制人们思想的一种工具.

《天体运行论》否定了宗教对于自然科学的解说,开创了根于严谨思考和周密演算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发出了推翻神学统治,走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己的路的呼声.

5.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是什么？P44

答：在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天文学上的革命，并且在力学、数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也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了自然观上的革命。人们开始从以往对自然界的整体、直观考察和认识转变到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把系统的天文观察和精确的数学计算结合起来，把物理实验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于是，人类对自然界万物的认识便开始从古代以直观和思辨为主的自然哲学及认识论、方法论，发展到近代前期以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相结合为主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并形成与这一历史时期自然科学计算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械自然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6.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理论的哲学意义？P49-50

答：康德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星云物质是宇宙的原始状态。”他这种人为地球和太阳系是在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观点即是对宗教神学的创世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机械论的宇宙观和牛顿的“神的第一推动力”的思想做了有力地批驳。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康德的“星云假说”是第一个科学的天体起源学说，这不仅为现代天体演化奠定了基础，也有里地推动了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

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7.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先验主义怪想或粗鄙的理论。这一点对其他自然哲学也适用。自然辩证法给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一个致命的打击，以使得任何自然哲学都成了无用的和不可能存在的了。黑格尔不自觉地指示了一条走出体系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循着实证科学和用辩证思维方法概括科学成果的途径，这条途径对我们来说是可达到的。自然哲学包罗万象，顽固地不承认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当中分化出去，坚持用自然科学的充作自己的内容；自然辩证法则不是也不应该是这样。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否定。不仅如此，它还是对一切自然哲学的否定

8.简述人类社会四次科技革命及其意义？P49+

答：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又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

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圈地运动的进一步推行造成了大批雇佣劳动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生产技术

18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外市场急剧扩大。其历史意为，大机器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生产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经济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其历史意义为，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交通更加便利快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其历史意义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度提高，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使得全球的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现代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学术上，出现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参透的新特点，新的学术与科技思潮不断涌现。当今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出现了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新潮。

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后期），以系统科学的兴起到系统生物科学的形成为标志，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整合，形成系统生物科学与技术体系，包括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系统医学与系统生物技术等学科体系，将导致的是转化医学、生物工业的产业革命。发展新能源被看成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任务。

9.分析列宁哲学物质定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P77

答：历史背景：到了机械自然时代，物质被认为是按力学规律运动的微粒。20世纪对于物质结构探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人们认识到物质本身的概念只具有先对的意义，从前认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基本的物质特性正在消失，无知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与我们的意识之外。在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期间，在反对形形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定义。

意义：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对一切物质属性的最广泛的哲学概括，它舍弃了各种物质形态所特有的个性，仅仅保留了“客观实在性”这一为一切物质形态所具有的共性，揭示了一切物质形态的共同本质，使“物质”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已发现的各种具有实体形态的物质，而且适用于一切尚未被发现的物质形态，也包括不以人的感觉而存在的自然界各种现实的关系、过程等非实体形态的物质。

10.论述系统的特征及其哲学意义？P81

P87

答：所谓系统，是有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并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特征：第一，物质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第二，物质系统的层次性特征。第三，物质系统的动态性特征。第四，物质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第五，物质系统的功能性特征。第六，物质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第七，物质系统的稳定性特征。

哲学意义：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功能性、结构性、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第一，物质系统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二，系统的各部分是一个具有层次的整体；第三，物质系统又是一个运动变化着的有层次的整体；第四，系统与环境的关联性，相对于系统之外的环境而言又表现了物质系统的外部功能；第六，物质系统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结构；最后，这个系统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有机结构系统。

11.如何理解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命题？P109-110

答：从生物学上看，“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包括：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和通过获得性遗传形成新的物种。显然，这种观点正是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但是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学说。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失去了其生物学根据。但是，这个命题的意义不在生物学中，而在社会学中。人不仅具有生物学属性，也具有社会学属性，由于人的本质不在其自然属性和生物特征而在其社会性，“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就必须从社会写的角度加以理解，即不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唯物历史观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今天研究恩格斯的文章时，如果忽略了从“政治经济学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这段长长的定语，而只抓住了最后那几个字不放，仍然拘泥于恩格斯的那些具体论据而忽略了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我们就是在犯一个十分可笑且更加严重的错误。“劳动创造人”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说明了劳动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巨大作用，在这一过渡时期，从猿到人的生物学进化已经基本完成，这时的“人”，脑容量不断增加，直立行走方式已经确立，手足明显分化。虽然这时的“人”只有人的形体，而无“人”的实质，但生物学的性状却为劳动准备好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们偶然利用石块、木棒等自然物作为工具的行为，随着经验的积累，最终演变了制造工具的劳动，实现了从猿到人的飞跃，所以，“劳动创造人”，并不是说劳动创造了人所特有的生物性状，而是说劳动创造了所特有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最终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12.如何用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P143-144?

答：是具体地吧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整体，在时间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地人化的辩证统一。一是，人与自然的对象关系。这种对象关系应当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对象关系表明人对自然既具有受动性又具有能动性，通过人的活动即实践使这种受动与能动的关系得到统一。二是，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人通过实践活动，发挥出人的本质力量；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中介和纽带，实践既使“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又使“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成为可能。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不能把人和人的作用排除掉，只有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自然界才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把世界作为实践去理解的含义。反过来，现实的社会不能脱离自然去理解。它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按照这种历史观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必然会得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在的结论。

13.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哪些？(P152)‚与人类活动有什么关系？（论述）

答：‚生态危机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战争和社会**，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球多处出现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环境质量恶化、气候异常、生态平衡失调等等现象。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由于滥垦滥牧，植被遭到破坏，导致三次“黑色风暴”的发生。1934年5月9～11日的“黑色风暴”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从美国西海岸一直刮到东海岸，带走3亿多吨表土，毁坏数千万亩农田。50年代苏联盲目开荒，也先后出现过几次“黑色风暴”，使3亿亩农田受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在1968～1974年期间，每年向南延伸50公里，使萨赫勒地区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威胁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发展。

中国当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情况也已相当严重。从东北的第二松花江到南方的珠江，许多河流、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为不合理地围湖造田，使湖泊的面积缩小。由于森林或草原破坏，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沙漠化土地达12万平方公里，近数十年来又有所增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9亿亩。这些都说明生态平衡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不及时采取对策，将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生态危机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危机在潜伏时期往往不易被察觉，但危机一旦形成，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恢复。因此，当它还处在潜伏状态时就应该提醒人们警觉起来。生态平衡的破坏主要是人为造成的，也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被克服和消除。

14.如何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P168-170

答：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们在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过程中，针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状况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一是“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二是“限制”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是假的限制。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就其社会观而言，主张公平分配；就其经济观而言，主张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发展；究其自然观而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有：1.持续性原则，2.共同性原则，3.公正性原则。

15.科学的含义及特征？P178-184

答：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人类运用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认识、研究并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从而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并在此指导之下去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基本含义：第一，科学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事实和规律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第二，科学又是一种形成和创造知识的特殊认识活动。第三，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

特征：1.科学的客观性与实践性2.科学的理性特征3.科学具有可检验性4.科学的系统性5.科学的探索性和创造性6.科学的共享性和通用性7科学的生产力特征。

16.技术的含义及特征？P192-194

答：技术定义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人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和。

特征：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技术是人类社会需要与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结合的产物。技术还具有省会特征，人类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社会属性的特征。技术的发展过程和技术的同时也会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技术具有协作性和传承性，技术活动只有在人们之间的共同协作下才得以产生和实现。第二，技术是人的主体要素和自然界客体要素的统一过程。第三，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潜能到现实形态的转化发展过程。第四，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17.如何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P196-199

答：科学与技术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关系与能力。科学与技术相随相伴，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尽管有着极其密切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科学与技术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第一，科学与技术的目的和任务不同。第二，科学与技术的过程及从事工作的主体各有其特点和不同。第三，从科学与技术表现的形态上看也有所不同。第四，科学与技术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不一样。第五，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表现不同。第六，科学与技术同社会的相关复杂程度不同。

科学与技术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首先，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科学研究提出课题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和条件。其次，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推动和支持。再次，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又指导和促进了技术的发展，科学策划能够为技术的先导并不断转化为技术。

18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是什么？P201-210

答：内在机制：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1.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矛盾。2.科学发展中科学继承与科学创新的矛盾。3.科学理论内部的矛盾。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1.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2.技术实践与技术规范的矛盾。3.科学进步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外在条件：1.社会经济基础2.社会政治环境3.社会教育条件4.社会文化氛围。

19.如何理解科学认识的系统结构？P232-234

答：科学认识首先是精神生产活动，这就要求在科学的人事活动和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认识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的作用，这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人事主体、认识客体和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联系的认识中介。科学认识是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科学人事既是认识活动，又是认识成果。作为认识活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科学认识是信息获取和信息转换的过程。二是科学认识所需要的信息是科学认识的原始资料，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是这种信息的最初源泉。科学认识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由认识的主体、认识客体和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联系的认识中介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的。科学认识的过程是科学认识主体、科学认识客体和科学认识中介这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认识成果的科学认识不同于非科学认识，具有真理性、系统性、精确性的特点，三者缺一不可。

20.如何理解科学发展中主体批评性精神和思维品质？P242-248

245?

答：科学方法推动科学认识主体的形成。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为科学认识中发挥主体性思维原则提供哲学基础和认识论原则。批判精神是人类科学发展中最宝贵的精神。现代自然科学革命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即是不断扬弃旧的学说和理论，从而做出新的发明创造。主体性批判精神使创新人才很重要的个性特征。也是当代优秀人才实现知识和科技常新的极其珍贵的个性心理品质和人格特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迅速发展并加快科技产业化过程中，是以人才知识的主体性投入和创造性生产的知识增值和重新整合为明显特征的，知识创意已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核心。事实上，人和真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都具有它的相对性。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在科协批判思维指导下，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起来的。主题批判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叛逆思维。在科学探索中，它要求以科学精神从不同视角和逆向思维研究事物。科学的批判精神和辩证的否定精神是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21.科研选题的含义和基本原则？P256-259

答：科研选题，就是要结合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形成、选择和确定研究的问题。

基本原则：1.需要性原则2.创造性原则3.科学性原则.4可行性原则。

22.如何理解科学研究中客观事实、经验事实和科学事实及其相互关系？262-264

答：科学事实是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科学认识论角度看，科学事实既不同于客观事实，又不同于经验事实，是科学理论中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和经验事实的辩证统一。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事实是科学认识主体关于客观存在的、个别的事物、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真实描述或判读。科学事实是科学认识的最初成果，属于认识的范畴，其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科学事实是人们将经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经过科学整理和理论思维的事实。客观事实是指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际存在的事件、现象和过程。客观事实同科学事实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科学事实作为客观事实的反映，同客观事实具有统一性。客观事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属于本体论范畴，它仅与客体的本性有关而与人所设置的认识条件无关。科学事实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属于认识范畴，它即与客体的本性有关，也与人们所设置的认识条件有关。因此，对于同一客观事实的认识对象，在不同的认识条件下，可以获得清晰度、准确度不同的科学事实。客观事实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和反映。经验事实是指人们用某种语言、图像、文字对观察到的客观事实所作出的陈述或判断。经验事实存在着可错性，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经验事实比较起来有着个别性、科学性、客观性和重复性、能动反映性等特点。

23.如何看待科学观察科学实验在科研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267-275

第8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关键词:哲学;地理教学;思维

哲学的方法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同样适用于地理学。而地理现象和地理事物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原理和可靠的原始资料。地理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为地理科学指引方向。其中地理学具有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性质，与生活息息相关。而哲学则对指导我们现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将哲学思想与地理教学相结合，让学生体会哲学思想在地理中应用，培养他们的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地理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人与自然、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期待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找准方向。

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富有哲学意义的论题［1］。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具有决定性而意识具有能动性，二者是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地理学家主要关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正如过去常说的人类与自然或人类与环境，也就是人地关系。不可否认的是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人类对自然界能动的改造形成当今社会。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自然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人类依靠自然满足基本需求［2］。所以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人们可以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环境，最后造成自然灾害，殃及人类自身。以自然灾害频发为例，如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洪涝灾害等都有加剧趋势。地理学多方证明，黄土高原由于黄土本身性质以及特殊的气候条件导致水土流失。长江中下游平原则是由于位于东部季风区受台风和气压带风带移动影响，形成独特的气候，加之河道泄洪能力，以及中游调洪和滞洪能力不足，致使洪涝灾害频发。这些自然灾害是在客观条件下形成的，但不能否定人类活动的作用，诸如乱砍滥伐、过度开垦、围湖造田等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对其具有加剧作用。在认识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理后，人类活动要从实际出发，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鱼则鱼。对于已经发生生态危机的地区，则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治理，在黄土高原特有的自然环境下，进行打坝建库，平整土地等工程建设，同时采用生物措施，植树种草，保持水土。长江中下游平原则需采用上游地区植树种草，合理保持水土，中下游地区加固堤防、疏浚河道，退耕还湖等措施。

2．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地球表层的圈层结构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自然界各个要素之间和要素内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客观的、普遍的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就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普遍联系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从本质上说，就是肯定事物内部诸要素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推动事物之间的运动、变化、发展。比如地球表层的圈层结构，它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人类圈。他们在本质属性方面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在物理、化学、地理等共同的作用下，促使地球表层物质不断发展进化。我们认识的自然界就是认识自然事物的辩证本性，现代自然科学证明了，自然科学事物按其辩证法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3］。其中地表形态的形成就是自然科学事物按其辩证法的规律运动、发展的，有自然界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规律。地球表面沧海桑田的变化，就是五个圈层共同作用的结果。岩石圈中地幔对地表形态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由地球内能引起的地壳运动、岩浆活动、火山喷发等一系列“造山造海”运动，使地球的表面变得更加崎岖起伏。而发生在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中，由太阳辐射热所引起的风化、剥蚀、搬运等“移山填海”的运动，则是在削平地球崎岖起伏的表面，这种运动在地球存在的日子里是永远不完结的。当然在整个地表形态的形成中，不可能少了人对自然界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有梯田地貌。五个圈层中各种要素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球表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体。所以要求人们要用树立整体观、发展观全面地看待事物，既要看到普遍联系，又要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而深化对地理学的认识。

3．哲学辩证思维影响下的地理学科思维

许多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在对地理教学的看法中提到，在地理教学中，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放在首位［4］。学生学习应该注重学科思维，而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正好有利于地理思维能力的加强。在地理课堂上，将哲学渗透到地理教学中，是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重要条件。要使学生认识到自然界的可观实在性，地理事物空间存在的必然性，从而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下，对地理问题，地理现象有更为深刻的了解，深化对知识的学习，对自然界的认识。其次在辩证思维整体观的影响下，认识事物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运用哲学辩证法知识，联系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与生活相关的事物，认识事物的规律，提升地理思维能力。同时，教师在传授地理知识的过程中要注意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引入，引导学生运用哲学辩证思维学习、探究地理知识。

4．结语

在地理教学中哲学不但为地理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为地理教与学的过程，提供了基本方法和思想，有利于将学生潜在的能力，转化为地理思维。在辩证思维影响下，促使学生地理学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从而指导地理教育朝正确方向发展。

作者:潘文君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蔡运龙，BillWyckoff．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第9篇：自然科学辩证法范文

关键词：历史规律；复杂性；规律观；波普尔；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3；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11-07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erspectiv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Laws” in China’s Philosophical Academia

BAI Li-peng，JI Yi-h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perspectiv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laws” in China’s philosophical academia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ng stage. The two evolvements of the view of laws， the two kinds of epistemological changes of laws，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nlinear viewpoints and the chaos theory ― all these have displaye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view of laws. The traceably historical “confirm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and the counterattack against Popper’s view of “historical non-determinism”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laws had been profound and also academically highlighted the theoretical courage and confidence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The research angle makes possibl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aspect of history law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brings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theoretical？orientation of dialectics because of the discourse conversion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xt complexity.

Keywords：history laws； complexity； views of laws； Popper； dialectics

“复杂性”是当代认识中正被唤醒、组织和建构起来的“一个基本的问题”[1]。虽然对于“复杂性是什么”还远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认识复杂性”“探索复杂性”已在诸多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某种目标效应。这表现在：复杂性研究不仅是国内外公认的、当代科学之生机勃勃的前沿地带，而且围绕着“复杂性”，既形成了科学层次上新见迭出的各种复杂性理论，如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超循环理论等，也活跃着颇具特色的各种复杂性学派，如美国学派、欧洲学派及中国学派等，此外还有哲学层面的“复杂性范式”“复杂性思维”乃至“复杂性哲学”。作为一种跨越科学与哲学的思想―理论现象，“复杂性视角”的题旨相当广泛，如社会复杂性、经济复杂性、历史复杂性等，历史规律的各种复杂性问题自然也伴随着此种对于复杂性的理论自觉而逐渐星列其中。

就历史规律的复杂性问题而言，尽管学者们大体上还处于基于自身学术背景和特殊旨趣而各自为战的状态，但对之进行概观性的梳理已属必要。理由是：第一，近年来有关历史规律研究的综述性文章[2-3]基本上未能论及这一视角，因而有必要填补空白；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历史规律”不仅是一个在历史观或历史哲学领域聚讼纷纭、争议不止，并有着浓厚的近代思想史及意识形态“包浆”色彩的“著名”难题，而且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历史规律毕竟是唯物史观解释过去、把握现在和观照未来的核心范式，它实际上构成唯物史观全部解释能力的关键与枢纽。在这个意义上，与现当代科学前沿理论及哲学反思密切相关的所谓“复杂性视角”，在如何理解历史规律的问题上酝酿出哪些新见解、提示着何种新取向，无疑值得关注。目前，国内哲学界对这一问题除了在“研究进路”上的思想创意参见白利鹏、师庭雄：《“历史规律复杂性视角”之研究进路述略》，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之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着眼历史规律，锁定当代科学规律观的深刻变化；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杂性观点，进而对波普尔等历史非决定论观点展开新一轮反击。本文拟在对此问题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总结这一论题目前的主要困难，明确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从历史规律分析当代科学规律观的深刻变化

（一）“规律观的两次嬗变”

简单说，规律观乃是对于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规律是什么、怎么样、有何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认识与运用（利用）等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理论意义在于“反映了我们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对于规律本质的把握深度和相应的理解层次……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及其本质的认知水平”[4]。

从国内研究来看，最早且正面触及规律观的变化并将之作为诠释历史规律的自觉前提的，是《规律观的两次嬗变》[5]一文。该文认为，近现代科学相继孕出的两种主要规律观――决定论规律观与概率论规律观――的“共同缺陷”，在于“忽视规律的主体性”，因而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认识与实践领域将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切实有效地贯彻下来。所以，有必要针对此种缺陷而建构“主体论规律观”，尤其是要在规律观层面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相适应”“在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协同学所展现的世界科学图景的基础上”做出“哲学抽象和概括”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上。如何中华指出，“规律观如何能够容纳偶然性和人的主体性表征”是当时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试图解决的难题”，也是当时“哲学界研究历史规律的真实意图所在”。参见何中华：《“历史规律”辨析》，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2期。。这种主张本身即相当直接地呼应着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著名论断[6]，构成其意味深长的现代版。如果我们对当下尚处于开创阶段的历史规律研究的复杂性视角进行某种发生学回溯，便不难看出，该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无疑确立了某种逻辑起点、发出了某种理论先声――其在前提层面的重要意义在于：透过科学的历史形态变化所导致的科学规律观的历史性可清楚地看到，历史规律无论与自然规律存在多大的区别，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斩断与自然科学规律观历史演进的基因或血脉。这同时也透露出某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理论敏感与关切，即如果当代科学已经越来越不像近代科学那样看待规律了，那么对于历史规律的各种根本性认识则绝对不可对此视而不见、茫然失语，否则便会在科学面前陷于被动。

（二）认识论层面的两种变化

在上述问题上，《规律新论》一书以更为集中、更为系统的方式揭示了“规律”作为某种基本假设在认识论层面所出现的两种深刻变化[7]：

1从存在性规律到演化性规律。存在性规律是“与过程的可逆性和时间的非单向性相联系的”，属于“静态观点”，如行星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动定律等。演化性规律则与之相反，是“与过程的不可逆性和时间的单向性相联系的”，属于“动态观点”，表明“一个真实的具体的系统，都不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它们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存在性规律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初期”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认识演化性规律”，并且“从认识过程来看，从存在性规律到演化性规律，是符合认识发展次序的”。更重要的是，所谓“历史性”就是演化性，因而历史规律只能是“演化性规律”，或只能从演化论的观点来看待。

2从简单性规律到复杂性规律。肇端于17世纪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研究目标、基本信念和根本动力上皆致力于“探索和发现简单性规律”，因而总体上属于“简单性规律观”。按照这种规律观，“偶然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本质上是受铁的必然性支配的”，以必然性为唯一征候的规律“实质上必定是由简单的成分组成的”。而当代科学表明世界本身并无简单性本质，“复杂性的世界具有复杂性的规律”；而“所谓复杂性规律”就是“复杂性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变规律”，其“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是“存在随机性和随机作用”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既存的而是演化的”，是“具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

上述表明，科学“从追求简单性规律到探索复杂性规律”已在规律观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变”。因而无论是就组成、结构还是就功能和性质而言，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复杂性规律”。就历史规律复杂性视角的创构过程而言，这些见解无疑起到了总体性的奠基作用，即不仅提供了规律观层面的基本理据，而且在客观上规划出其后研究的某种大致的致思取向。

（三）对非线性观点和混沌观点的开掘与发挥

进入20世纪，随着与复杂性问题相关的译著在国内大量出版，学者们对复杂性理论与思想观念的研究兴趣渐趋浓厚，自然科学规律观的历史性变化因而得到更为深入的阐释与理解，其中对非线性观点和混沌观点的开掘与发挥最为显著，也最具启发性。

具有代表性的，如苗东升以线性与非线性的本质区分为中介，将质量互变的辩证法规律与历史形态演进这一具体的历史规律贯通起来，认为“线性系统只有量的变化，没有新质的出现，没有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非线性系统有量变，有质变，有渐变，有突变，且二者相互转化，这些特点表明量变质变规律总体上是一条非线性规律”“非线性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存在多种可能形态，不同形态之间有定性性质的区别，系统演化过程就是不同系统形态的兴替转化过程。如果社会历史是线性过程，它就不可能有不同形态及其转化”[8]。

再如黄欣荣提出，“混沌虽然难于精确定义，但可以把它看作是确定系统所产生的随机性”和“被无序遮盖着的更高层次的有序性”，即规律性。“在非线性系统中，混沌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而社会历史“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典型的非线性系统”，所以“混沌理论所揭示的科学结论也应该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由于混沌运动兼具规律性与非规律性的双重特征，而且是目前能够确定的、有序与无序相互作用进而生成规律的基本场域与机制，因而历史规律客观存在、发挥作用与自我实现的“准周期方式、倍周期方式、阵发（间歇）方式”等多种复杂性方式，皆已能够纳入其理论视野并作为历史规律的题中之义而得到进一步的专门性研究[9]。

显然，上述探索与思考对于改变那种因将历史规律“设计”得过于简单、抽象而使其本身频遭质疑的被动状况，具有相当积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循此路径对以攻击唯物史观最为有力而著称的波普尔进行一番考究的话，则不难发现，其基本上是以简单性规律为标准对被其简单化了的马克思发动了一次声势远大于战斗力的冲锋波普尔的规律观明确排除了规律本身的演化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承认规律本身也是变化的，那么规律就不可能解释变化……”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但是国内学界的种种“辩证性反击”（如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之类的辩护）远未触及其“阿喀琉斯的脚踵”，论者们甚至很少敢于就“现代科学”这一波普尔的主要立论背景，向这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亮一亮自己的知识肌肉”。

二、对复杂性观点的追溯性“确认”及对波普尔的反击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杂性观点

在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上，与上述当代科学规律观深刻变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马克思到底怎样发现了历史规律？他和恩格斯又是怎样看待这些历史规律的？

对于这些问题，刘曙光的观点不仅非常契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实情，也具有相当明确的“当下”针对性。他认为，“面对社会历史这个复杂的巨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是简单性方法”，而且他们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娴熟地运用了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一提法），‘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思想就是分别从客体视角和主体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各种复杂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只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简单性方法的运用，没有看到他们思想中所蕴含的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10]。在笔者看来，此种由长期自我遮蔽而必然产生的“遗憾”，也是国内哲学界历史规律研究总体上至今未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一方面思想给予充分重视并做出较为系统、全面阐释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极少数学者所进行的专题性探索不够深刻，而是相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追溯性“确认”上：

1马克思本来就是在相互作用的视域中看待历史规律的，所秉持的绝非柏拉图理念论式的先验规律观。马克思关于“没有相互作用的存在物就没有现实性”的论断[11]，构成国内学者鲁品越提出生成论规律观的基本理据，即“一切事物必须通过与他物的相互作用才能存在，‘相互作用’与‘存在’本质上就不可分离――如果哲学必须建立在某种第一原理基础上的话，这将是第一原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视野中，此“第一原理”还有着极其重要的例证，即“《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也是这种‘生成论规律’，是资本在相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所生成的规律”[12]，而绝非资本的先验逻辑。

2马克思也从未抛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联系来看待历史规律，因而从未将历史规律简单地视为纯粹必然性的一统天下。按照鲁品越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偶然性并非如牛顿力学和拉普拉斯决定论那样仅仅被视为“必然性的交叉点”，它同时也是“自由能力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12]。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庞元正有相似的看法，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必然性与偶然性产生根源的统一性问题进行专门阐释，“但在他们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始终是既从事物的内部又从事物的外部去寻找必然性与偶然性产生的根源”，以马克思对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然性的研究为例，马克思极力避免“仅从劳动产品本身去寻找这种必然性产生的根据”，并明确强调要“到生产这种劳动产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更中去寻找”，其原因即在于，他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运动本身，对商品所有者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媒介过程”[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如邬j通过大量文本依据和细密分析指出：现有的哲学教科书“所建构的整个唯物史观理论具有机械论的色彩”，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和交往关系生产等的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四种生产形式处于“互为基础和前提、相互渗透和映射、相互交织和贯通、相互制约和转化、相互为己为它的内在融合的普遍相互作用之中”。从演进和生成的视角，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的多样，以及诸多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之间普遍交织、贯通的内在融合的复杂性关系”，也看到了“人们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观念的、思想的、政治的、法律的、国家与社会的上层建筑等等都是在相应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出来的，并随着生产的运动和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因而“这是一种在历史演化和生成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不断生成、转化和多层级反馈环链相互作用的复杂交织的多元综合统一的矛盾运动关系”，它使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诸多形式、成分、因素，诸多矛盾环节和内容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呈现出某种复杂性结构[14]。

4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的任何理解方式。如杨魁森认为：“马克思本人对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是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意识的，因为在其历史―哲学思考当中，反对‘药方化’‘公式化’，几乎是今天的学界所公认的、一面极为鲜明的旗帜，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分析当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15]从目前学界的有关结论来看，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有着态度和立场上的一致性，而且提出了今天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他见解。如王志康即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第一次从哲学上论证了复杂性产生的客观性机制：层次和突现”，并“批驳了近代自然科学中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16]。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规律本身的某些重要看法与其反对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的著名观点恰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对于进一步揭示前述刘曙光所指出的、其思想当中所蕴涵的“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乃至彻底清算苏联教科书中的规律观，还历史规律以本真面目，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波普尔的反击

波普尔以现代科学的某些重要结论为依据，以历史规律为突破口，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最具威胁性，消极影响也最大[17]。这在国内学界几乎是公认的如有论者认为，波普尔的“错误观点一度在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波普尔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分别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页；陈晏清，闫孟伟：《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预见――评波普》，载《求是》2003年第18期。。本文前面亦述及，国内学界运用“辩证观点”对波普尔的分析与批判很少切中要害。究其原因，王志康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长久以来，辩证法对机械论或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属于一种外部注入，收效极其有限；辩证法能够直接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例证也极其有限。”[16]谭扬芳、黄欣荣进一步指出，国内学界虽曾对波普尔有过较多评论，“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分析和批判的工具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似乎也缺乏科学的根据，给人以缺乏底气的感觉” [18]。

相比之下，在“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的建构过程中，谭扬芳、黄欣荣自觉运用混沌理论等复杂性视角对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观点展开新一轮反击，不仅在方法论上见解深湛，主要结论更是切中要害。如谭扬芳、黄欣荣在《从混沌理论看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一文指出，要真正透彻地看清波普尔的错误，必须借助新近发展的混沌理论，“混沌所体现的不是某一层次、尺度内的规律，而是层次间、尺度间相互作用的规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波普尔并不知道除“机械决定论式的历史规律和完全的混乱无规律之外，还有混沌规律的存在”。历史发展“并不排除存在混沌规律”。因而，波普尔的根本症结或所谓“致命的错误”即在于其“分析、批判的方法却仍然是机械还原论的”，仍然“暗中坚持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方法”，这当然也就无法将“社会经济活动”看做“复杂系统”。由此可见，波普尔作为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也就缺乏“真正的科学依据”，“甚至与现代科学理论相冲突”。总之，他“匆匆得出历史发展不可能有规律”“完全不能预测”的结论都是“片面的”[18]。

上述观点的最可取之处，是以理论工具的有效性作为反思前提，在“科学层次上”严格地按照波普尔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定义，以波普尔刻意追求的“纯粹逻辑的理由”对波普尔做出了反制。文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所做批判的合理性与深刻性，这不仅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勇气，同时也表现出历史哲学所不可缺失的理论自信。

三、“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的理论意义与目前的困难

“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敞开了某种在当代科学认识水平上重新理解历史规律的新视域。就其意义而言，最根本的在于它为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式在规律观层面的划时代跃迁提供了某种清晰、深切的可能性，这同时也是根本性地提升此种范式之解释能力的关键所在，更是唯物史观为人类命运提供更为深刻之洞见的希望所在。在此不能不提及的是，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可能还具有相当深刻的哲学史意义，因为上至柏拉图的理念论，下至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演绎推展的都是同一种性质的规律观，即简单性的、预成性的规律观――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不是不运动，也不是不变化，但是只能“如此”运动和“这般”变化――它在本质或规律层面既无时间性也无生成性[19]。而当代复杂性科学正以科学的方式对此构成某种反拨，说明人类理性对于规律的基本假设正在发生某种自我催化性的深层“窑变”。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困难。

1科学术语如何向生活―历史语言适当转换的问题。目前来看，缺乏足够有效的、既能突出具体的复杂性特征，同时又容涵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且符合历史思维习惯和一般历史想象的概念工具，乃是眼下最为突出的窘境或疑难。如“嵌套”“分形”“分叉”“涌现”“超循环”之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复杂性关键词，以及非线性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学这类有重大影响的复杂性理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直接运用于对历史规律本身的复杂性进行描述和分析，基本上还属于未知数。无疑，这有待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哲学领域的学者的新一轮探险，有待于科学―历史哲学联盟的重新建立。这同时也意味着，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名的种种喧嚣之说及其所造成的科学理性的污名化，其所造成的巨大障碍必须得到根本的克服。

2“辩证性”与“复杂性”的关系，也即如何观照复杂性语境进而对辩证法进行理论定位的问题。目前大体上有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辩证性框架不仅对于辩证地处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关系非常有用，而且对于揭示历史规律内部种种对立统一关系也大体适用。如前述苗东升对于线性与非线性辩证关系所作出的理论考察等。此外，庞元正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复杂关系的揭示，主旨也在于进行辩证性框架之内的某种深化。

第二种主张：复杂性意味着某种更为深刻、具体的辩证性。如陈一壮提出“当前的关于复杂思维方式的理论就是辩证法的一种当代形态”[20]；再如林德宏认为“形而上学是关于简单性的哲学”，而“辩证法是关于复杂性的哲学”[21]。此类主张下一步需要系统阐释的就是，复杂思维方式作为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其对于“传统形态”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第三种主张：试图锁定辩证性框架本身所存在的简单性特征，进而历史性地超越之。如彭新武认为，“随着当今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系统运动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实际上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为主要支柱的规律体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他看来，矛盾论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并不总是存在着‘对立面’”，而且“矛盾并不能涵盖系统中的一切性质和倾向”，因而矛盾论“便成为一种不具有普适性的哲学概括”[22]188。质量互变规律的主要问题是将质变与量变这种“事物变化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误认为交替性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对质和量的形而上学的理解”[22]203。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将事物‘一分为二’地分成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乃是“一种极为简化和笼统的分析方式”，而且“决定事物存在与否的两个方面，事实上也并不仅仅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而是存在于组成这一事物的内部诸要素与外界环境的关联之中”[22]207-208。

笔者亦曾提出，当下就断言“辩证性”与“复杂性”谁统摄谁、谁高于谁，显然为时过早[23]。但不能因此排除辩证法也“可能存在着时代局限性，即辩证性本身也可能因为源于某种简单性信条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虽然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但从“假设性”“工具性”和“历史性”三个方面来看，其真正的自我否定也即自我超越并不能由其理论本身或在其理论内部孤立、自足地发生和完成，而是根本就离不开各种“必要资源与现实机遇”。以“复杂性”为中介，“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性才有可能从其既存解释系统的抽象完备性当中超”[25]，这或许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式实现某种突破或跃迁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上述三种主张皆有助于通过自觉地升级辩证法而深化唯物史观对于历史规律乃至全部人类历史的理论认识。相较于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简单性的透视及其对马克思辩证法“特殊性”的建构而言[26]，无疑更为丰满厚重，有着更为扎实、确切的科学依据。

“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显然尚处于某种初步创构性的理论轨迹当中，因而其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被视为“简单套用”[27]的情形当属不可避免。不过就其已经显现出来的思想创意及所涉深度与广度而言，这些研究显然比“简单套用”要复杂、困难、艰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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