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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墙 城隍信仰 古代城市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真正的城市都设有城墙。可以说“城墙是中国城市最基本、最引人注目又最坚固耐久的部分”。众多的居民住宅、繁华的商业网点以及富丽堂皇的官府衙门、宫观寺院均被高大厚实的城墙和既宽又深的护城河包围。其中,城中与外界的通道只有四座(或者八座、十二座)城门和吊桥,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关闭城门和吊桥,该城就成了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独立王国。城市的这种封闭性特征其实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封闭自守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的形成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制度。它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有形或无形的封闭圆。无形的圆(即观念)如男女授受不亲、重家庭轻结社、重宗族轻国家、恋故土轻迁徙、重农业轻工商,等等;有形的圆更为显著,从小到大可以依次排列为:(1)夫妻之圆。夫妻之道乃二人之秘事,卧室乃行夫妻之道的场所,属禁地,外人不得轻易入内。(2)家庭之圆。即使一座破房、茅草房也要用土墙、木栅栏封闭起来。(3)宗族之圆。以祠堂为中心,聚族而居,围以高墙。高墙之内,族长的权力至高无上,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法律。(4)村落之圆,“中国的每一个居民区,甚至小镇和村落,都筑有城垣”。“中国的每一个村子,无论规模之大小、历史之长短,它的草房和马厩都至少有一道土墙或类似土墙的东西围住。无论一个地方多么贫困、偏僻,一间土房如何简陋,无论一所庙宇如何残破,也无论一条道路如何肮脏、泥泞,在那里总能看到城垣,而且这些城垣往往比乡镇或村子中的其他建筑物保存得完整些”。[2](5)城市之圆。(6)国家之圆。在中国的版图上,东南是大海,西部和西南、西北是高山,都是天然的屏障,唯有北部与欧亚大陆相连,是一个敞开的口子。为此,中国古人倾其财力、人力,经过几个朝代的努力,终于修起了万里长城,把中国完全封闭了起来。
一、城墙是城隍信仰的原因
这种封闭自守的意识与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利与弊,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城市之圆――城墙对城隍信仰的影响来说,其作用是相当大的。
第一,城墙、护城河是城隍信仰的重要凭依,是幻想的基础,它们的存在与否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关系到城隍信仰的兴衰。而在封闭自守意识的支配下,历代对城墙、护城河的修建均予以高度重视(直至清末才放弃修葺),越造越高,越修越厚,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城隍信仰的流传。
第二,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圈定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实际上成了一座封建城堡。和平年代,城门洞开,城内外的交流还算方便。但遇到战乱年代,尤其是敌人攻城之时,城门一关,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孤城。于是全城百姓的性命就与该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此时即使想逃也无能为力。也正因为城墙的封闭性,致使通道不畅,有些突发的事件,如水灾、火灾、瘟疫等,也往往会给全城百姓造成灾难性的打击。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城中居民极易产生寻求神灵保护的心理,希望神灵能在冥冥之中暗中保佑,使他们化险为夷。充当城市守护神的城隍正是因为契合了百姓的这种心理需要,所以才使得城隍庙中常年香火不衰。当然,随着城隍神作为城市守护神和地方命官观念的深入人心,城隍神成了城中居民的“精神支柱”,无论遇上大事小事,人们总愿向城隍神祈求。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城隍信仰的盛行。
二、城隍信仰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城隍信仰的盛行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1.消极的影响
第一,城隍信仰助长了愚昧迷信思想。城隍信仰属的一种,具有所共有的精神鸦片的作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麻木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城隍信仰的核心是对鬼神的迷信,所展示的是一个光怪陆离、阴森可怖的幽冥世界,表现了原始的灵魂不死观念和来世观念。城隍信仰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在三个“鬼节”(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出巡祭孤,还原者扮囚犯扎钢针、托香炉,在城隍庙中“宿梦"、“审夜堂”,等等。所有这些愚昧的迷信行为,无疑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第二,城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代城市的正常发展。在中国的古代,城市化的进程极为缓慢,即使在一些古老的大一点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规模也仅仅局限于作坊式手工业,商业形式也大多是“夫妻老婆店”,规模很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的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的制约外,城隍信仰的影响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一,城隍信仰导致了部分市民思想观念的愚昧落后,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其二,工商业的发展需要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由于部分人对城隍神的虔诚信仰,他们不在改进生产技术、改变促销手段上下功夫,而是向城隍神祈求护佑,把工商业的发展寄托在城隍神身上;其三,城隍信仰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部分市民的封闭意识,使他们缺乏与外界的广泛联系。
2.积极作用
当然,城隍信仰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相当显著的:
第一,由于城隍庙香火旺盛、香客众多,逐渐在其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网点。此外,每年定期举行的城隍庙会,商贾云集,商品交易极为活跃。由城隍信仰而衍生的这两项商业活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对古代城市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城隍庙建筑规模较大,场地空阔;庙内的戏台,经常演出各类戏曲;城隍出巡,队伍绵延数里,同时穿插各种各样的表演;庙会期间,各类民间艺术竞相献技……城隍庙通常是全城最大的娱乐中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
第三,依据心理学的观点,当人类的思想认识还未达到摆脱迷信思想束缚,还相信神灵存在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发泄,以达到心理平衡。城市居民对城隍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就起到了这种作用,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第四,城隍信仰活动丰富了城市的民间文化内容和形式,包括城市的各种习俗,如民间戏曲(地方戏、木偶戏、皮影戏、说唱等)、民间杂耍(高跷、武术等)、民间音乐、民间艺能(剪纸、捏塑、吹糖人等)、民间歌舞(舞龙、舞狮等)、民间风味小吃,等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庙会和出巡活动为民间文化提供了机会和活动场所,对民间文化起到了保存的作用;二是各类艺术品种和表演团体汇集,相互竞技,起到了提高技艺、提高水平的发展作用;三是为适应庙会和出巡的客观条件,各种民间文化品种不断推陈出新,起到了创新的作用。
总而言之,城隍信仰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尽管对古代城市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城市商业的发展,同时对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保存,以及对古代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进行辩证的认识与评价。
参考文献:
一、古代齐国工商行政管理产生的背景与条件
古代齐国存续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期间800余年,正处于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已由自然经济步入商品经济阶段,这是古代工商行政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前提。在此背景下,齐国独特的工商文化传统又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理论支撑和经济环境,使古代工商行政管理得以产生并发展成熟起来。
(一)政治条件。齐国建国之初即确立了“工商立国”的基本国策,视农、工、商为国家“三宝”,将工商业提高到与农业并重的位置,赋予手工业者和商人“国之石民”(《管子·小匡》)的政治地位,结合齐国区位、资源和经济发展现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其女工,极技巧”(《史记·齐太公世家》),大力发展工商业。这一经济政策在当时奉行“以农为本”的先秦诸国乃至此后延续两千多年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都是独树一帜的,为工商行政管理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土壤。
(二)理论支撑。齐国形成了以“轻重论”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轻重论”最初的涵义是国家运用行政、货币等手段对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进行干预和控制。以此为基础,齐国进一步提出了“务本饬末”(《管子·幼官》)的工商业管理思想。即:一方面坚持“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另一方面,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强化对工商业的调控和管理,控制“刻镂文彩”(奢侈品)的生产和巨贾豪商的发展,保证农、工、商三业协调发展,强化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经济环境。在“工商立国”政策指引下,齐国的工商业空前繁荣,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冶炼中心、陶瓷之都和丝绸之乡,齐都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呈现出“冠带衣履天下”、“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繁荣盛况,为齐国实现富民强国、称霸天下的政治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古代齐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
以齐国的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工商业管理机构及官员设置为例。
(一)齐国的经济行政管理体制。齐国实行“叁其国伍其鄙”、“四民分业定居”的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即将国都及其近郊之地分为工、商、士三乡,为手工业区、商业区和士兵居住区;郊外田野之地分为五鄙,为农业区。并要求农、工、商从业者按照所属区域聚族而居、职业世袭,实行集中管理。其中设立“工商之乡六,工立三族,市立三乡”(《国语·齐语》),乡是国家对工商业管理的行政单位,设官为“良人”。在乡之下,又依次设连、里、轨,分别设官为连长、里有司、轨长。这一经济管理体制,使齐国工商业实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增强了其发展的稳定性,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二)齐国的工商业管理机构及官员设置。一是在中央政府设立农工部。齐国的政体是君主制下的宰相责任制,宰相之下设立五部,农工部即为五部之一,主管全国经济。农工部的最高长官为大司田,其属官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正、水官等。其中工正主管手工业。五部之外。还单独设立了治(司)市这一官职,主管全国的市场。农工部、工正和治(司)市的设立。表明了齐国统治者对工商业管理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工商行政管理在其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配备“工师”、“三服官”、“铁官”等官员负责手工业的管理,并明确其管理职责。如“工师”的职责主要是“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均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即考核各行各业工匠的技术优劣,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和种类,检查产品质量,查禁应限制的奢侈品生产。三是在地方配备市啬夫、市椽等专职人员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四是设立专门机构“有司”加强对外商贸的管理。主要职责是负责修建道路,建立驿站,制订完备的迎送外国客商的管理制度,为外国客商提供便利和服务。五是设立“九府”为专门的金融货币管理机构,负责货币管理、运用经济杠杆稳定物价和控制国家重要商品等。
三、古代齐国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令)体系
“重法”是齐文化的重要特征。《管子·形势解》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禁藏》言:“不失其法然后治”,“任法不任智”。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天下大仪,应当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凭借和规范上下的基本依据。齐国涉及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令)主要包括五方面:
(一)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颁布实施了“叁其国伍其鄙”、“四民分业定居”等管理法令,对农、工、商等产业的布局、行政管理等进行规范和调整。
(二)所有制方面,颁布实施“官山海”的法令,对以盐、铁为主的山海资源的开发经营权实行国有,部分由国家垄断经营,同时采取民办官营的形式允许民间开采和生产经营,但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
(三)市场管理方面,颁布实施了《市法》。据考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残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市法》,即为齐国制订的加强市场管理方面的法令,对市场的功能作用、设置位置、大小、市场管理者的职责及纪律、划行归市、交易规则、税收、物价管理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是至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较为全面的市场管理法规。
(四)产品质量管理方面,齐国相关的管理法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物勒工名”制度的推行。“物勒工名”是齐国官营陶窑作坊的一种管理制度、手段和方式,即要求制陶工人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产品上,以检验、监督产品质量。“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此制度可谓我国最早的产品质量责任制。二是《考工记》的编纂。《考工记》是齐国官方编纂的一部手工业技术典籍,既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制造精工产品的四大要素:“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又对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分工、技术规范、质量标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考工记·鲍人》要求韦革做到:“望而眠之,欲其荼白也:进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抟之,欲其无阤也;眠其著,欲其浅;察其线,欲其藏”,对制革质量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要求。《考工记·轮人》提出:车轮“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则是确定了制轮业的国家最高标准——“国工”。此书可称之为至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产品质量国家标准。
(五)税费征收方面的法令,主要是对关税、市(场)税的税率、不重复征税、免税等做了明确规定《管子·幼官》:“田租百取五,市租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问》:“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五辅》:“关讥而不征,市为廛而不税。”
四、古代齐国工商行政管理的内容
(一)加强市场培育建设。齐国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者,天地之财聚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将市场视为财富聚集、交易和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求的主要场所,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了解物资的多寡,市场具有激励力量,能够促进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发展。齐国的市场主要有两类:一是城市之市,主要设立在城市中心及主要交通大道上,交易的商品以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二是乡村中之市,主要设立在邑镇之上,交易的商品以农产品为主。山区以山货猎物居多,滨海湖泽之地以鱼盐水产为主。齐国的市场众多,交易繁荣,至战国时期,齐国治下的120余个城市已普遍设市。市场规模与城市大小相配套,出现了“庄”、“岳”等大的市场。如齐都l临淄的国市。方四百步,市租千金,为当时最繁华的市场之一。
(二)加强市场管理。据《周礼》记载,齐国治(司)市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场地划分、物价平抑、货物伪劣、合同债务、市场治安等。日常管理中,由市啬夫、市椽等官吏在市门、市内执鞭纠察巡行,监督市场交易行为,对违犯市场规定的行为进行当场处理或纠正。具体管理内容包括:一是对开市时间和上市人员的管理。将市场分为朝市、大(午)市、夕市,规定朝市在清晨进行,以商贾间的买卖为主;大市在午后举行,以一般普通消费者的交易为主:夕市在傍晚举行,主要买卖者为贩夫贩妇;二是对入市商贩进行教育,要求其遵守市场管理规定等;三是划行归市,要求市内各类货物按照规定地段摆放整齐,不得乱摆乱放;四是加强上市商品的管理,禁止“宗庙之器”、“牺牲”、“武器”等商品上市交易:五是评定市肆货物的等级,禁止伪劣商品上市,清除市场欺诈行为:六是用统一的度量标定价格。以使买卖公平;七是劝令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守信用,减少经济纠纷;八是调节市场货物供需,平抑物价等:九是打击欺行霸市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十是加强市场治安管理,清除偷盗行为。
(三)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管理。齐国建国之初为奴隶制国家,商业和手工业全都由官府垄断和控制,工商业者的身份为奴隶,即“官212"和“官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制的兴起,家庭手工业和私商得到了长足发展。对此,齐国一方面赋予私营工商业者以合法地位,鼓励支持家庭手工业和私商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控制其发展。主要管理措施有:第一,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提出“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明确规定不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特长,就不能从事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并对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所必需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做出了规定。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市场准入制度的萌芽。第二,控制巨贾豪商的发展。一是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供求、价格等进行调控,强化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防止大商人势力过分膨胀,与国家分庭抗礼;二是运用行政手段限制、打击富商蓄贾囤积居奇、操控物价等行为。以稳定物价,防止其与民争利,以维护国家稳定和市场繁荣。第三,加强工商业者职业道德建设。明确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要求工商业者既要具备做工经商的知识和本领,更要诚信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四)合同的应用与管理。据考证,齐国官书《管子》中有5处关于齐国政府与民众签订丝织品、粮食收购和农具租借合同的记载。当时的合同称为“卷”、“契”、“质剂”等。虽然现存史料中没有发现关于私营工商业之间使用合同的记载,但当时齐国已在市场设“质人”专门负责对“质剂”的管理。这说明,随着齐国商业的繁荣发展,合同在商品交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齐国工商行政管理的内容之一。
一、刺绣的发展历史
通过考察研究,刺绣在远古时代已经出现,伴随着它出现的还有一些古典玉器、陶器等等。这就证明刺绣在远古时代已经被人们所创造。其实刺绣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小时候都应该都听过远古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由此可以发现在那时候已经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人员但是因为没有具体例证所以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周礼?考工记》中有句这样的记载“五彩备,谓之绣”首次肯定了刺绣在古代文化辉煌艺术中的地位。这样追溯起来其实刺绣与丝织物在古代时候被一起称作“锦绣”。平常看古装剧的时候都曾有这样的剧情:女子大多都擅长女红,在自己闺房里针线手绣或在纺织机前来回穿梭形成各种图案花纹。侧面反映出刺绣在古代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刺绣在古代民间艺术的长河里也是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在那种时期织与绣从来都是不分家的,因此在封建时期流行男耕女织小农经济更是反映刺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不可磨灭的印记。
刺绣的作用不光体现在古代史在现代史中也是有很大的地位。早在14世纪中叶随着四大名绣的出现,刺绣在我国商业化的发展模式下已经被推销在世界各地,并在世界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古代的外国人都十分推崇中国传过去的丝织绣品。
二、刺绣的图案象征
说完刺绣的发展历史更不能忽视刺绣的图案所象征的文化。一定社会环境下有一定的文化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从刺绣图案的变化上就能看出来。在远古时期人们由于文化的落后导致刺绣只是停留在用彩色丝、绒、棉线;在绸、缎、布帛等底布上借助针的运行穿刺形成花纹图案。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人们的文化视野也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因此出现的花、鸟、鱼的各式各样的图案。
刺绣的图案在封建制度的等级影响下更是有了地位的象征,比如在皇帝的黄袍上必须绣上飞舞的五爪飞龙而且十二图案必须齐全而且每个图案都有自己对应的位置和含义,皇后穿图案是凤凰的礼服。而大臣们也有自己对应的官服每个职位所对应的图案都不同,文官武官也不同,文官穿绣有飞禽的官服,武官官服则绣凶猛的走兽。刺绣不只是在等级上有象征意义,在生活上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古代时候最重要的嫁妆就是刺绣了,女子经常会早早准备绣品嫁妆,为自己绣上一两副鸳鸯戏水、龙凤呈祥等图案去祝福自己以后过幸福美?M的生活。
三、刺绣的现代应用
只有发展着的文化才能永久留存,所以刺绣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迁,纵观现在刺绣其实在还有广泛的应用,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四大名绣。既继承了传统刺绣的优点又与现在的时代相结合,制造出来了许多优秀的刺绣作品,畅销国内外。随着机绣的日益改进逐渐代替的手工刺绣,这也满足了市场对绣品的需求。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提高了生活的品质。
近些年来由于复古风的推动下十字绣风靡全国,十字绣其实也是刺绣了一种简单形式,许多人都在自己闲余时间绣十字绣,不仅可以在闲暇时期做了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可以为自己家里绣幅装饰品,可谓一举两得啊。当然送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别人收到你这么用心绣出的礼物,情谊会更加深厚。
现代社会随着刺绣的发展以及独有的美观等原因导致绣成的作品价格昂贵,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刺绣为职业的人们。这些人推动了刺绣的发展同时又为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以刺绣为职业的的人们是决对不会满足于刺绣只停留在作品;盛行方式的不同。他们积极创新,在图案上也有很大的发展。1911年,沈寿绣成《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并得到意大利皇帝和皇后亲函清政府,颂扬中国刺绣艺术体现了这门技艺的发展日益精湛。从此便出现的仿真派专门从事绣肖像。
201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更是出现了与瑰宝青花瓷相结合的刺绣礼服,这件礼服由范冰冰穿出,享尽世界好誉。这件礼服在当时霸占了许久的新闻头条直到现在依旧会被拿出做文章,在满足其商业利益下也弘扬了国家的民间工艺文化。
【关键词】潮汕 地理 经济 区位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6-0190-02
潮汕,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从字面上看,是潮州和汕头的合称。潮汕位于我国东南部的广东与福建交界处。史载约五千年前,该地区就已有人类居住。潮汕地区的开发,始于汉代,经过两晋、隋唐,至宋代已初具规模。潮汕在古代能人辈出,出现了宋代盛名一时的潮州“前七贤”① 和明代以翁万达、林大春为首的“后八俊”。② 清代,郑大进、郑昌时、丁日昌、方耀等都在史上留名。③ 潮人群体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外也是负有盛名。海内外潮人薪火相传,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潮汕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兢兢业业的潮人群体,更离不开其独特的区位因素。本文拟从地理和经济两方面来对区位与其发展的关系做一个探讨。
一 潮汕的区位因素
潮汕,古代称为潮州,近代随着汕头的兴起,潮汕并容,故习惯上称为潮汕。潮汕从地理区域上分为三个城市――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山水相连,文化相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潮汕文化以其独特的方言、戏剧、音乐等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如今的潮汕,以其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为一体化,商务、观光、娱乐、购物等功能齐全。崛起于古代,发展于近现代的潮汕,正因为拥有独特的地理和经济区位优势,才使得发展不断深入。
何谓区位?“区位”一词有“场所”的含义,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它是指某种事物占据的场所或空间。有的学者把它作为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事物存在的位置来理解;也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确定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还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占据场所的状态。总之,区位是指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④ 人类的行为活动与区位是分不开的,如农业、工业、商业和其他产业活动都离不开区位,类似的这些社会活动实体都占据着一定的空间,而且具有排他性。它们占据的空间并非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类行为的空间选择结果的一种表现。⑤
地理区位作为区位中的一种,可解释为空间内的位置,它与地理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地理区位
史书中,对潮汕的疆域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茫茫黄壤,在职方有粤,在东粤而有潮遐陬乎,亦东南一都会也……今潮疆广四百里袤四百六十里,襟袄如雨,鸡犬相闻,虽稍凋耗而形胜自如,乃若疏川丽泽引水。⑥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角,是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⑦
潮汕地区地势西高东低,东南对海,韩江和其他几条江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海,沿江分布着被低丘陵隔开的河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平原。⑧ 潮汕有韩江、榕江、练江三条主要河流。韩江是潮汕最大的河流,发源于上游的汀江和梅江。榕江是潮汕第二大河,以南河为主干,与北河分绕榕城至炮台双溪嘴会流。⑨ 榕江和韩江的分水岭是桑浦山。⑩ 练江贯穿普宁、潮阳,和榕江的分水岭是小北川。除了三江外,还有饶平的凤江、惠来的龙江、揭阳的州岭水等很多中小河流。11 交错密布的河流,在河谷和河口冲积成大大小小的平原,面积最大的是韩江三角洲平原,与榕江平原、练江平原统称为潮汕平原。潮汕“气候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日照足,气温高,夏长冬暖。第二是雨量充沛,降水集中,台风频发”。12
潮汕地理状况,是全球环境和人类活动长期演化的结果。正因为这两方面的作用,在千百年的时间推磨下,潮汕地区逐渐形成其地理区位,为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经济区位
经济区位,是指产业、企业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最适合的空间位置,是关于经济过程的一种相对区位。13 潮汕经济因为其地理区位而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
元人汪大渊有这样的记载: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14这是一则描写潮州通往南洋的航线。清代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大海之外,有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石塘舟不可近,绝往来。船至此,人物生还矣……长沙虽险,沙多石少,产海参,尚去安南不远。潮平波定时,安南海客有航小海舟来取海参者。舟败于此,人苟生存,多为所救。”15
以上文字是潮州船在西沙群岛等地历险的经过。潮汕地理环境,对潮汕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东部经济的分支,潮汕经济有着其优势。对于潮汕经济区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说:
第一,农业。潮汕平原虽然自然条件较好,土地十分肥沃,但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潮汕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战胜自然灾害,改善生产条件,利用地形条件,创造出农业高产,使潮汕地区成为全国的农业高产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潮汕人民利用其耕作经验,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农艺,其中有闻名全国的水稻高产技术、柑橘栽培高产技术以及其他农艺。这些农艺被誉为“潮汕经验”。潮汕的土特产中,以水果居多。潮汕也是著名的乌龙茶产区,有不少优质名茶,特别是凤凰茶,享誉中外。由于其靠海的地理优势,潮汕水产业以海水养殖业和特种养殖业为特色,海水养殖产量居全省之首。这一系列直线的辐射,交汇到一点上,就成为潮汕经济区位中极具潜力的农业因素。
第二,工业。潮汕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世纪中后期,外国和本地商人就在汕头创办了船舶修理、制糖、纺织、罐头、五金机器等工厂。第二次中签订的《》使汕头成为“十口通商”之一。自此潮汕走上一条颇具特色的工业之路。改革开放后,汕头成为经济特区,潮汕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拥有较新设备的工业企业陆续投产,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已超过全省平均增长速度。潮汕的纺织服装、食品、机械电子等工业初具规模,多种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传统工艺门类齐全、品种繁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保留其特色之外,加入了现代元素,使得传统工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第三,商业。潮汕商业的发展也是从近代开始。《》使得汕头埠兴起。汕头市内最早的街区在今老妈宫一带,1800年就开始有外国商船在此停泊。“十口通商”后,1860年,英国建立了英国怡和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随后创立的有英国德记有限公司、德国的鲁洋行及新昌洋行等。161894年德法美等国的洋行在汕头外马路建立洋行商会。20世纪开始,官僚买办陆续在汕头开设钱庄、银行等。党的以来,汕头成为经济特区,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市场一派生机。“首先是国营商业积极开拓营销市场,发展了多种新型商业,开创了国营商业的新局面;其次是特区商业,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从无到有,发展成为潮汕地区外向型商贸的窗口;再次,个体商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农贸市场建设日新月异,专业市场不断出现。”17
农业、工业和商业作为潮汕经济区位中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共同架构起了潮汕经济网络。在地理区位的配合下,经济区位逐渐发挥其主导优势,把古代潮汕的蛮荒之地,带进近代的开埠通商,踏入现代改革的大潮。可以说,没有潮汕独特的地理区位,经济区位无法发挥优势;没有潮汕优异的经济区位,地理区位无法更好地发展。那么,到底区位因素与潮汕发展有何关系呢?
二 区位因素与其发展的关系
1.潮汕地理区位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
潮汕地区地处粤东,毗邻福建,韩江、榕江和练江是其主要河流。在河网密布的潮汕地区,形成平原三角洲。在气候上,潮汕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气温宜人;雨水充沛,水热同期。另一方面,冲击形成的潮汕平原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潮汕成为全国农业高产区。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潮汕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因此可以说,潮汕地理区位,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
2.潮汕经济区位为其发展创造了动力条件
潮汕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农工商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在农工商的支持下,潮汕的经济区位日趋明显。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要素中,经济是基础。1992年汕头市平均亩产稻谷1033公斤,成为全国第一个“吨谷市”。18 同年汕头市区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大关,达102.54亿元。已形成合成树脂、感光材料、超声仪器、半导体器件、纺织服装、塑料制品、食品、医药等行业为骨干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19 商业迅猛崛起,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增加。以农工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潮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成为源源不断的动力条件。
3.华侨华裔为潮汕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潮汕地理和经济区位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潮汕地区的发展;同时,潮汕的发展,也使得潮汕地理区位更加突出,经济区位更加优化。两方面彼此促进,使粤东成为东部经济中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除了地理与经济两大区位外,潮汕的人文特色与侨乡优势,也促进了潮汕发展。潮人自古以来的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精神,不仅挥洒在潮汕热土上,也流传到了海外。海外潮人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尽心回报家乡。各国华侨华裔关心家乡的建设,纷纷回乡投资。如米业巨头的乾泰隆行,心系桑梓的李嘉诚等。潮汕目前吸引的外资大部分来自潮籍侨商或是经过他们牵道。另一方面,潮汕地区的发展,也使得潮汕这一地理位置更加突出,经济地位更加巩固。
三 结束语
地处广东东南隅的潮汕,东接福建,毗邻大海。亚热带季风的优越条件,给潮汕带来终年温和多雨,雨热同期的气候。潮汕地区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平原丘陵的地势适宜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长。优越的地理条件,带来了高效的经济优势。潮汕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作物高产区,工商业发达。近代以来积累下来的发展萌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蓬勃生长。潮人抓住对外开放的好时机,利用自身的地理和经济条件,把握有利机遇,不断开拓发展新局面。在双区位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潮汕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平台之一,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新时期,潮汕在新时代的召唤下,秉承“十二五”规划的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迈向发展的新台阶。
注 释
①②③郑智勇、欧俊勇、吴孟显等编著.潮汕古代名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④⑤13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2、167
⑥⑦⑧⑩1112《潮州府志》黄挺、陈占山.潮汕史(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4~16、18
⑨陈晓东、适庐.潮汕文化精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8
14〔元〕汪大渊.苏继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郑昌时.韩江见闻录(卷六)
16张磊、黄明同等.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岭南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71819陈朝辉、蔡人群、许自策.潮汕平原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79、147、196~2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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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桂.潮州的社会传统与经济发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从世界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古代文明很难水到渠成地发展为近代科学,他们或者湮灭,或者徘徊于停滞状态,或者在衰落后转移到其他文明。例如,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但它在近代科学的门槛前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至美洲和非洲的古代文明都像中国一样发展了非常成熟的经验性技术,但均未能由自身产生近代科学,这些类似的现象中必有共同的原因。只有西欧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近代科学才幸运地得以产生。可以看出由古代文明孵化出近代科学的成功概率是如此之低,从古代文明(包括古代宗教神学、自然哲学、社会制度、成熟的经验性技术等)中产生近代早期实证科学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遇到巨大障碍,这种障碍似乎是文明发展史自身所内在的,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关节点,我们不妨把各民族文明史的这种共有的断层现象称为“科学峡谷”。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也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古希腊文化虽然曾经很繁荣,出现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科学开拓者,但是古希腊最终未能出现实证科学,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虽然古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西欧,但是古希腊文化和西欧的近代科学之间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而且在时间上间隔了一千多年,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在其发展史上也出现了衰落现象,并且也有共同的导致文明衰落的原因。虽然西欧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主要是西欧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那么在西欧科技史上是否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欧曾经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科学徘徊在停滞或处于倒退状态,这种长期停滞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峡谷”。不过当特定的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科学思想的发展就会越过科学峡谷,从而形成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
二 对“科学峡谷”现象的解释
如果想用科学的动力机制合理解释“科学峡谷”的成因,那么就要分析早期实证科学产生的社会基础:(1)科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2)古代生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3)科学与社会思想解释系统之间的关系。
原因之一:近代早期科学难以应用于生产
与社会系统被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意识两个方面相对应,科学也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其一是科学的认识功能,科学理论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对作为生存环境的自然界进行解释和认识的渴望是人的生存本能。其二是生产功能,人们不断地创新生产技术,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获得生存。
根据科学是否具有生产力功能可以将科学史大致上划分为两个阶段:无生产力功能阶段和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无生产力功能阶段,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却有认识功能,科学和技术相互分立,二者各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史。这一阶段包括从自然哲学的思辨到务实证科学的早期形成,在西方科学史上指大约17世纪以前的科学历程。近代早期实证科学属于这个阶段,仅有认识功能而无生产力功能。汤浅光朝认为,“16世纪的技术仍然缺乏精密科学的基础,必须了解到它们与今天的技术之间还有着深刻的差异,那时的经济史和技术史与当时的科学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深的关联。”[1]
在科学的无生产力功能阶段,不仅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等的自然学无法应用于日常操作,而且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天文学、力学,拉瓦锡的化学理论,道尔顿的原子理论都无法应用于生活、生产之中。贝尔纳认为近代早期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他说:“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远多于它所能给予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生物学方面甚至还要更长些。”“磨机的改良还要掌握在磨工的手里,炮的改良掌握在铸工的手里,为期都相当久。”[2]在当时看来,科学的用途莫过于解释自然现象,满足人们的认识需求,而不考虑生产的效用。
另一个阶段是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西方是指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得到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科学既具有认识功能又具有生产功能,科学与技术由分立走向了融合,相互促进。当然,在某一阶段有无生产力功能是就总体相对而言,具体到某一学科理论对生产力的贡献,情况则有所不同。
在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某些科学理论与生产应用相结合,转化为生产技术。前者指导后者如何操作,这样科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可以看出科学具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3]例如,统一自然力的能量理论为制造机器所利用,电磁学则为人们提供了电动机和电话等电器,于是能量理论和电磁理论就成为一种生产力。
把科学史区分为有认识功能但无生产力功能的阶段和既有认识功能又有生产力功能的阶段,目的是想说明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前一阶段,科学发展只受认识需求的拉动,而处于某一社会文化中的人的认识极易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经院哲学的自然学根据宗教需要解释物理学。而后一阶段,科学发展不仅受到认识功能的拉动,而且生产力功能也稳定有力地拉动科学加速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发展受到生产的推动就说明这一点。
原因之二:经验性技术与古代生产的互洽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在科学只具有认识功能的阶段,技术一般来源于生活和生产,而不是从科学理论导出,因此那时的技术是经验性的。古代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们凭力气和双手劳动。由于简单的工作本身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具,不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推理得很远。从经验到技术几乎可以不经过任何中介,人们仅需将经验经过各种形式的类比,就可获得非常实用的技术。例如,鲁班见到带齿的小草在挂破人的皮肤时非常厉害,于是就类比到铁制的锯子可以有效地锯断树木。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都是经验性技术。为了实用的目的,古人仅凭直觉和灵感,经过多次尝试和试验,面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就发明了这些技术。至于火药的发明与古人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有关,在炼丹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化学药品反应的经验。不是依靠理论的演绎,而是对化学药品的爆炸性的注意导致了火药的发明。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从经验所得到的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
经验性技术不仅来自于经验性实践,而且它还基本上满足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需要。古代的生产都是手工劳动,经验性技术可以灵活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环境,仅凭经验性技术就能完成全部劳动过程。一个人可以不懂科学理论,而只凭经验和模仿就能够成为一名好农民、好猎人或好木匠等。经验性技术是以学徒形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在劳动中人们是以直觉和常识去判断类似的事情怎么做,而不是学习某种理论来指导。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经验性技术与生活、生产之间可以相互适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科学则被排除出这个联合体之外,几乎成为与生产、生活无关的东西。在古代社会,经验性技术与生产之间愈是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科学就愈被漠视,科学与技术的分立状态就表现得愈明显。例如,中国的李时珍根据中草药的长期试用性医疗实践总结出系统的《本草纲目》,这种中草药知识自成一体,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医疗需要,人们认为不必再进行探求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在西方,人们没有中草药知识,然而疾病必须治疗,人们就开始寻找某种化学药品对人体治疗的有效性,因此西方人对中草药知识的欠缺反而成为他们研究医疗化学的动力。
经验性技术和农业、手工业形成了具有稳定结构的生产系统,这种稳定性拒斥科学作为一种新要素的加入;另一方面,早期实证科学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功能,新要素的加入并不能使生产系统的品质提高而促使系统演进,因此科学与“技术—生产”系统只能倾向于分离。
原因之三: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思想解释系统以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作一个自圆其说的假定性的说明。个人有自我意识,社会也必须进行自我意识。人类只有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才能确立自己行动的目的和价值,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人们渴望得到关于世界的合理解释,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生活模式。在目前人们看来,各种解释系统只是具有相对性的假设,但人们在当时看来却是符合日常经验的,是合理的。宗教神学、自然哲学和近代科学在不同的时代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系统。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例如在古希腊社会中,自然哲学成为主要的解释系统,而在中国主要解释系统是伦理学、天道观。这些思想解释系统形成的原因是由那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特定的因素来说明,但是那些解释系统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形成了定势,并以一种惯性保持下去。宗教神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或者科学思想等解释系统的稳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否则就会出现思想空穴,并且这种空穴会迅速为其他理论所填充。如果思想空穴被影响力很大的具有反叛性的理论所填充,社会就会出现振荡,因此,社会统治阶层尽力控制思想解释系统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基督教神学把人定位于上帝的奴仆,中国封建社会把人定位于天命和伦理纲常。东方和西方都对自然进行了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哲学。这些思想解释系统扩张为文化传统的形式,使人们安于现状。
古人往往对先人为主的思想解释系统感到满足,不会自觉地提出新的理论。古人相信,当时社会所认同的理论解释都已经相当清楚明白了(有时是神学的解释),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探求的了。犹如几乎所有的哲学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最正确的,但后来都被证明它们不过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图像会有不同的知觉,知觉一旦形成则难以相互转变。这说明人们对某种解释感到满足时,很难转换到新的解释模式。
人们对自己民族的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满足会导致难以提出一种与原解释系统相矛盾的实证科学的解释,古代稳定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保守力量与近代科学思想作为革命力量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作为稳态系统愈是稳定,对后者的拒斥力愈大。人们对解释系统感到满足后,力求改进具有生产力功能的实用技术,而不会意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可以用于经济的目的。这种满足会阻止近代科学的形成,于是出现了科学的惰性(长期保持科学的无意识状态)。丹皮尔说:“印度对医学以外的其他科学贡献贫乏,或许部分的是由于印度宗教的缘故。”[4]
没有科学基础的实用技术难以超出经验所能及的范围,古代社会的经验性技术在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之后将会出现巅峰,巅峰则意味着停滞。如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铁制农具,但直到明清仍无多大改进。中国的经验性技术在唐宋基本上达到了巅峰,以后一直徘徊不前。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含量是技术进步的标尺,只有科学理论才使经验性技术突破了经验的范围。科技含量是生产力的标尺,而生产力则是文明的标尺。如果一个民族的科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则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危机。一旦该民族遇到毁灭性灾难,就可能导致它的衰落、湮灭,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就是例证。无怪乎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大都落后于欧美后起工业国家。
科学发展的进程不仅由科学本身所决定,而且更主要的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社会学便说明这一点。科学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社会需要科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决定了科学史的进展。古代和近代早期的科学缺失了最主要的动力——生产力功能,科学仅仅受到认识需求的驱使。某种社会思想解释系统有时得到社会的维护,有时遭到社会的反对。因此科学认识功能易受社会因素的左右,它对科学的动力作用也变得很不确定,于是“科学峡谷”的形成在情理之中。
三 西欧发生科学革命的独特条件
诸多古代文明或者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衰落了,西欧为何能够跨越“科学峡谷“呢?在近代科学形成的世纪里,西欧拥有独特的历史机遇以克服科学发展的障碍。
(一)近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欧产生,重要原因是西欧借鉴和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文化精华。
西欧文明在时间上居于四大文明古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许多文明之后,它可以继承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地理条件上,它可以与亚非欧各民族便利地相互往来,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往往与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大汇合、大交流分不开。”[5]“13世纪传入欧洲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大部分相互关联着的体系,它在力量和范围上都远远地超出了早期用西方拉丁文所知道的东西。事实上,直到7世纪,它的一般原理一直统治着欧洲科学。”[6]欧洲人用了一个世纪来消化吸收这些知识体系,又用了一个世纪,使在这一新基础上的科学达到了顶峰。西欧从古希腊那里继承了自然哲学中形成的理性传统,成为近代科学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古社会既没有科学建制也没有科学教育,科学往往只是有闲阶层的活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倘若不继承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科学活动的星星之火难成燎原之势。
(二)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被打破。
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封建宗教保守势力的抑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思想上表现为实证科学对宗教神学的英勇突击。贝尔纳说:“直到封建秩序的束缚被资产阶级的兴起所突破,科学才能进展。”[7]自12世纪以后数百年里,工商业的发展为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反对与之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急需建立新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科学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文化条件,而观察和实验则是证伪经院哲学的自然学中的错误命题的最有效的工具,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作为一种思想解释系统取代经院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斗争意义。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经验性技术与古代手工劳动互相适应的生产系统。
工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急剧扩大,新的工业部门陆续出现,工业生产是以开发新资源为特点。商业则开辟新市场和原料产地,随之航海业兴起,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增。原有生产模式不能够满足人口的增长和新市场的开辟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如分工作业的工场手工业。一般而言,工商业区域比同时代的农业区域具有更发达的科学,说明工商业比农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拓展了人们活动的广阔天地,如纺织业、采矿业、远洋航海等,这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经验基础。罗素说:“新事实的洪流汹涌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伦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容已有的种种发现。”[8]新经验需要新理论来解释,而科学理论是力图统一所有经验事实的假说。
新事实、新生产方式需要以实证科学作为解释性的知识背景,工商业阶层主导的社会生活也需要重建新的思想解释系统。近代科学具有革命性的认识功能,它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信仰和新价值观。虽然早期实证科学对实际生产并无多大益处,但是它具有与工商业生产相匹配的认识功能,另外它还能够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因此那时人们尊重科学。贝尔纳在《历史中的科学》一书中写道,“所谓自然哲学(指近代科学)是受重视的,甚至是高贵的职业,而它的获奖者在维护之中,就正是为国争光。”[9]
总之,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在欧洲形成,由于其没有生产力功能,不能归因于实际的直接的经济需求,而应主要地归因于科学的社会认识功能——作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技术相匹配的知识背景,作为政治文化思想解释系统的革命工具。在欧洲,古希腊理性传统得以传承,古代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得以打破,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作为科学基础的经验范围等因素都使科学的认识功能得到了极好的发挥,推动着近代科学跨越科学峡谷。当近代科学发展到能够衍生应用技术时,生产力功能便开始发挥作用,推动科学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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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包括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和商业的繁荣及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史实,进而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之时。
通过思考和概括唐朝中晚期至宋朝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居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自唐朝晚期至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南方商业的繁荣”是本课的重点。本课的难点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复习辽、北宋、西夏、金、南宋的建立。
北宋与辽、西夏,南宋与金都发生过战争,战场主要在北方。这时,南方相对安定,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渐超过了北方。
一、南方农业的发展
出示《耕获图》
指导学生看图,并回答:
仔细观察《耕获图》,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宋朝农业生产的情况。
①图画上有哪些人,他们在做什么?
——这幅图反映了宋代南方地区田庄里的农民繁忙劳动的景象。图中的农民在从事犁地、车水、挑送、插秧、扬场、舂米、磨粉等劳动。
②种植的主要作物是什么?——稻谷
③插秧和扬场的场面同时出现,说明什么问题?
——证明宋代已有了双季稻了。
④为什么在宋朝时能够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
新引进的品种占城稻耕作周期短;南方气候温暖。
总结南方农业的发展的表现:
1、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占城稻)
2、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
3、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棉花:从两广、福建到长江流域)
学生思考:江南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1、经济因素: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验;
2、自然因素:宋代南北气候变冷,南方相对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南方自然条件保持较好。
3、政治因素:南方战乱较少,为经济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南方手工业的兴旺
思考“宋代南方手工业与前代相比有哪些发展?”
学生回答后教师进行归纳:丝织业水平超过北方;棉织业首先在南方兴起并初步发展;江南地区成为制瓷业的重心,制瓷工艺取得新的突破;造船业发达,居世界首位。
1、丝织业水平的提高(蜀地、江浙)
2、棉织业的兴起(海南岛发展到东南沿海)
3、制瓷业的成就(哥窑的冰裂纹瓷器,瓷都:景德镇)
4、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泉州)
(通过图片展示说明南方手工业的水平)
三、南方商业的繁荣
1、南方商业都市的发展(商业都市:开封、杭州)
强调杭州改为都城临安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北宋时的开封。
2、海外贸易的发展
(1)外贸港口:广州、泉州;
(2)市舶司的设立
3、货币制度的变化(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北方,对朝廷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表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结合以前学过的知识,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进行归纳、总结,对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
小结:
类别
发展成就
农业的发展
粮食作物
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苏湖成为粮仓;水稻产量居粮食首位
经济作物
棉花、茶树的种植和栽培得到推广
手工业的发展
纺织业
南方丝织业胜过北方;棉织业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
制瓷业
江南地区成为制瓷业重心;浙江哥窑烧制冰裂纹瓷;景德镇成为瓷都
造船业
居世界首位,广州、泉州造船业发达
商业的繁荣
商业都市
杭州是南宋时最大的商业都市
对外贸易
在当时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泉州是大商港;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外贸收入是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货币
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第6课对外友好往来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的情况,包括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与唐文化对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隋唐与新罗的友好往来、唐玄奘西游取经等史实。
通过讲述隋唐时期我国同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新罗和天竺等国的友好往来情况,启发学生思考唐朝与外国频繁友好往来的主要原因,和这种友好交往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通过讨论鉴真六次东渡和玄奘历时18年的西游和历时19年的译经生涯体现的奋斗精神,培养学生追求真知和奋斗的精神。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的对外友好交往,其中唐朝与日本、天竺的交往,是本课的重点。
本课的难点,在于理解封建时代的对外交往为何如此频繁?它与当今的开放有什么区别?
教学过程
导入:出示《西游记》剧照。
提问:吴承恩的《西游记》实际上是以哪一个历史故事为题材写成的?《西游记》以玄奘西游天竺取佛经的故事为题材写成的。
出示《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学生在地图上找到天竺的位置并填出唐朝时的主要外贸城市及与唐朝有往来的国家
一、对外友好往来
(通过填图让学生对唐朝对外往来有个粗略的了解,同时提高学生读图和填图能力)
根据《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学生讲解从哪些城市出发,经过哪些路线,到达哪些国家:从洛阳、长安出发向西通过丝绸之路,可以到达天竺、波斯、拂菻、大食,向东可以到达新罗;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可以到达东南亚各国、天竺,最远可以到达波斯湾;从扬州出发可以到达日本。
由此可见,唐朝对外交往相当频繁,与唐朝有贸易往来的包括亚非欧七十多个国家。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云集世界各国人士,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的情况。
二、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
由学生列举唐朝与日本的来与往:
1、遣唐使(同来的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
想一想:遣唐使来唐的主要使命是什么?从哪里可以反映出来?
——学习唐朝的文化。(从遣唐使的人员构成和遣唐使回国带回大量的书籍可以反映出来)
同时,使团对唐朝的赠品(珍珠、绢、琥珀、玛瑙),和唐朝的回礼(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实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
2、鉴真东渡
播放《鉴真东渡》的录像。
鉴真的六次东渡,可以说是历尽磨难。第五次东渡时,鉴真刚出海就遇上了风暴,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了14天,抵达海南岛。在这次东渡中,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牺牲,而鉴真本人也因病双目失明。
鉴真仍支持不懈,终于在753年,东渡成功。
(通过鉴真的感人经历,培养学生追求真知和奋斗的精神)
鉴真的六次东渡,传为中日交往的一段美谈。郭沫若称赞鉴真东渡:“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学生解释郭沫若赞美鉴真的诗句,并用事例说明。
舍己为人传道艺:鉴真把唐朝的建筑、医药等道艺传到了日本。在鉴真主持设计建造的日本唐招提寺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在唐招提寺内保存的鉴真坐像也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把鉴真坐像定为国宝?
表明这坐像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鉴真坐像是唐朝与日本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日本政府把它定为国宝,表示对鉴真的尊崇和对中日友谊的珍视。
“唐风洋溢奈良城”——说明通过日本与唐朝频繁的友好往来,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影响。
3、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学生列举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制度、建筑、钱币和文字、茶道、服装、坐姿。
例如在建筑方面:(出示日本平城京和唐长安城的对比图)两幅图有什么相似之处?说明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都有朱雀大街,把南城一分为二;都有西市、东市,商品贸易同居民区分开;都是街道布局整齐笔直如棋盘状;都有皇帝的宫殿并都在城北中央。
这说明日本建筑、城市建设与管理、经济制度、皇权思想等从里到外,都渗透着唐朝的制度文化,留下唐朝的影子。
总结:唐朝时,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日本与唐朝保持频繁的友好往来,积极地学习唐朝的文化,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看唐朝与新罗友好往来的情况。
三、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往来(略讲)
在地图上找到新罗的地理位置。
新罗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新罗与中国毗邻,所以两者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的首位。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人参等,从唐朝带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和书籍。
同时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也很深远。如韩国的国旗,韩国的国旗被称为太极旗,是以儒教及道教的思想为基础而绘制的;韩国的文字是在中文的基础上创造的。
刚才我们讲了日本、新罗在与唐朝密切的友好往来中,学习唐朝的文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唐朝也不忘学习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充实自己。
学生举例:朝鲜音乐传入中国;玄奘西游取经。
四、玄奘西游
学生自制课件,并根据课件讲解玄奘西游的经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体育文化 娱乐 市民化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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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剧场 古代中西戏剧 文化比较
剧场是戏剧展示的地方,它属于建筑艺术的一部分,是戏剧的承载体,也是戏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哪一种剧场的形式是随意的构成,它体现了戏剧的艺术形态、观演关系,在剧场的建筑上充分表现着人文精神。剧场是戏剧文化的物质载体,并不仅是一座简单的建筑,它也是充满了魅力的地方,不仅容纳了欢笑和泪水,甚至可以塑造人的性格。学者们通常认为,中西方戏剧的起源均是源于人类祖先的宗教祭祀性的歌舞仪式。而中外戏剧剧场的建筑、形制结构等也涵盖和表现了特定文化的影响和内涵, 这些也体现了中西文化之差异。综上所述, 剧场的建筑特征和形制结构,是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作者探究剧场在历史中发展的意义,研究剧场与中西戏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冀望从戏剧艺术的另一个新角度,去发现一些戏剧发展的文化内涵。
一、中西戏剧剧场起源比较
无论中外,宗教祭祀的仪典,都曾经是古代文明的展示与壮举。这一壮举不仅体现了共同的信仰和借助于神灵的力量,更是将宗教性祭祀仪典作为强调氏族、家族、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纽带,无论中华民族还是古希腊,一切民族莫不如此。而中西戏剧的起源也莫不是源于宗教祭典,中西戏剧剧场的源起也和祭典鬼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古代戏剧场所源远流长,形态丰富,遍布朝野,自成系统。中国戏剧的剧场是从神庙戏台开始的,中国神庙的主建筑一向都是坐北朝南,这也成为了中国建筑业的传统,而戏台的修建则相反,坐南朝北,此举是为了让神庙的神明观戏。戏台形成以后,神庙也必定在此处修建,在建神庙的地方必建戏台,因此中国的百姓把看戏称为看庙戏,二者因此成为了固定的搭配。在中国古代,戏台从远古时候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娱神的色彩,在戏台的建筑中蕴涵了人、神共娱的观念,因此中国的戏剧剧场难以像西方那样,形成专门化的剧场。
古希腊时期,西方社会就已经有了三大古老戏剧形式――古希腊悲喜剧,并且根据古希腊戏剧形式发展形成的要求,建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剧场。“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倪索斯(Dionysus)节日的歌舞……为了节日舞蹈的需要,希腊人在山脚下开辟出了一片圆形的场地称为池子。这个圆形的池子就是希腊剧场的起源,因此,也就是近代剧场的起源。”西方音乐源于古希腊音乐,而古希腊的音乐深受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的影响,例如酒神祭祀仪式,它不但对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形成、表演形式、表演内容形成影响,还对古希腊时期剧场建筑形制以及观赏方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时期,人们在参加酒神祭祀的活动的时候,会以围成一个圆圈的方式,来观看戏剧的演出,后来依照这个传统,剧场也形成了圆圈或半圆圈形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古希腊圆形剧场建筑的遗迹,明显地承继了古希腊时期酒神祭祀时观看的方式。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中西戏剧剧场的起源都和鬼神的祭祀有着极大的联系。而无论是神庙戏台还是古希腊圆形剧场,都和娱神有一定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与西方的戏剧剧场建筑是如何衍生出迥异的风格形式?
二、中西剧场舞台结构比较
中西戏剧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表现为剧场的建筑,舞台或是戏台无疑是剧场的中心。在戏剧发展史上,舞台的形制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伸出式、拱框式和中心式,中西的舞台结构形式的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戏剧文化不同的内涵。
中国古代剧场是以神庙戏楼、宫廷戏楼、戏园子为主,中国戏曲最初是在神庙的露台上开始表演的,在此之后人们就围绕着这神庙的“露台”,不断进行建构。中国的传统戏台的形制,大多为三类中的伸出式舞台样式。这种伸出式舞台样式的剧场与观众的交流非常的方便,不仅可以让观众在戏台的三面环绕看戏,坐在舞台两侧的观众,虽难以获得最佳的观赏视角,但由于与戏台上演员的位置较近,更有利于交流互动,因此也使得剧场气氛更为亲切热烈。中国戏剧真正的剧场,起源于宋代的勾栏瓦舍,在宋代为了适应市民音乐与娱乐的需求,出现了城市商业化大型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是瓦舍中的市民艺术表演的场所,棚木结构为主,通常呈圆形。在勾栏中,主要设施有戏台、戏房,戏房与戏台之间有门相通,供表演者上下场时使用,戏台前的看台叫腰棚,最后一排座位接近于棚顶。神楼设在看台正中的最高处,主要用来供奉“ 戏神” 神像。
古希腊的剧场通常以圆形建筑为主,“这种圆形结构主要是由酒神祭祀场地及其功能演变而来。人们祭祀酒神时,环立在它的神坛的周围, 观看故事表演和歌队演唱,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圆场。古希腊是多山的国家, 酒神祭坛往拄设在山谷中, 而观看的人则立在山坡上。这种天然的陡坡, 使人们的视线既不会被前面的档住,声音也听得清楚。后来, 人们在山坡摆上排排石头, 上面铺上木板作为凳子, 使之成为稍具形式和条件的呈大半圆形的观看场地……”“到19世纪初,拱框式舞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剧院和会堂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对戏剧创作及演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古希腊时期剧场的设计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观众能够享受到舒适的观赏角度以及开阔的视野,而这一剧场舞台的设计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推崇的平等精神和公民意识,从中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之不同处。
从剧场的舞台结构来看,中国古代戏曲舞台更注重观众与演员的交流与互动,而西方戏剧则对观赏的视野更为看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的剧场舞台结构也在不断的改进,中国的戏曲舞台更重视台上的表演与台下观众的交流互动,以及音响效果的加强,例如把将舞台的形状做成一个大的喇叭口状,这样更便于将声音扩充,通常会在台板下埋数个大瓮等方法来达到这一效果。
三、从中西戏剧观赏者看中西戏剧文化差异
中西方古代剧场不论建筑的形制如何,都从中体现出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艺术文化的底蕴。在前戏剧时期主要是宗教性祭坛、礼乐台、乐舞百戏场、游艺棚等,到了宋时期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舍是都市商业剧场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戏剧真正的剧场,后又演化成茶园、会馆、戏院等公众演剧场所。“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业游民阶层的大量出现,使市井娱乐发达起来,它向社会提出了建设专门化剧场的要求,于是城市游艺区――瓦舍里的勾栏剧场应运而生……只有到了这时,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期才到来了。”中国的戏剧是伴随着喧嚣的勾栏瓦舍共生的,也意味着城市中各色人等都可以随意地进出,是一个商业休闲、娱乐场所,自然也要迎合各阶层观众的需求,这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俗文化定位。
在古希腊时期,音乐被看作是人的基本素质要求,人们去剧场观戏更多地是强调“酒神精神”的审美体验,古希腊人习惯于欣赏高雅音乐,提高自我修养。当古希腊人衣着正式地走进剧场欣赏戏剧时,他们表达了对表演家、艺术家的一种尊重,而这也成为了古希腊时期约定俗成的法则。在西方戏剧的表演形式中, 戏剧理论“第四堵墙”对表演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演者在表演中要学会“当众孤独”,而观众在观演的时候则表现得如同局外人一般,表演落幕之后才能鼓掌叫好,否则演出会受到干扰。而在中国戏曲演出中,观众叫好被看作是对演员的一种赞誉,如整场戏曲无人叫好,冷冷清清,反而会被认为是一次不成功的演出。
从观赏者的角度来看,中西戏剧文化观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戏曲在民间形成、发展。正如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言:“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从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戏曲雅俗共赏,也称为中国文化艺术中一种老少皆宜的平民文化。而余秋雨先生在文章《笛声何处》中对昆曲的美学格局进行论述时也认为“昆曲在观赏上随意而轻松,不必像话剧观众那样正襟危坐,不言不动……总之这是一种可以随意出入的带有很大游戏性自由艺术,而中国戏剧学的独特灵魂也正在这里。”正由于这一中国戏曲文化烙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之处,中国戏迷们普遍地把看戏当作是一种“耳目之娱”,是 “找乐子”。所以在中国,戏曲表演在茶园中随处可见,三教九流,品茗闲聊,忘情喊好,无拘无束,清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记载:“(看客)遽解带搭阑干,尽驰暑服,袒裼摇扇,啖西瓜尽一枚……明日都下盛传肉袒入戏园者。”西方观众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失礼行为感到讶异的时候,我们却能一笑了之,因为这些并不能作为评判观众素质高低的标准, 从这些行为中体现了中西戏剧文化的不同影响与差异性。
剧场的空间形制对它的戏剧的艺术表现有很大影响和特定的意义,即什么样的戏剧就表现为什么样的剧场,且这些剧场还都是其文化的特定表现。中西剧场的起源虽相似,但是在之后的结构、建筑风格和观众的欣赏心态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别,也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比。中国剧场中古老的戏楼、巍峨的宫廷剧场、热闹繁华的戏园子都反映了东方戏剧文化特色,古希腊的圆形剧场以及之后的拱框式舞台也是体现出西方戏剧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戏曲剧场与西方的戏剧剧场的不同之处也反映出东西两种博大文化、两种优良戏剧形式的交织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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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民俗事项的主要载体,在传统的喜庆节日和地方民俗以及婚嫁丧事中,都有着大量的民俗工艺品。如艳丽的年画、形状繁多的窗花、造型各异的玩具、引人注目的门神,这些工艺品都透露出民俗文化的大量信息,彰显着地域性的民俗民风。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使用大胆夸张的造型和强烈的色彩,吸引人们的注意,传递出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这种方式和广告差不多。例如,民俗工艺品灯笼,不但可以显现出店铺气派,还可以起到现代广告宣传的作用。不单单在表达节日的喜庆,还可以用作炫耀家族的地位。①
二、民俗文化和现代商业设计的融合
(一)融合所要遵循的原则
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和现代商业设计融合的重要特质,在实际进行设计的时候,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则:第一,注意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第二,注意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第三,注意把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二)民俗文化要素的运用
人们因为出于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喜爱,或是个人的修养以及品位,对具有民俗文化的设计有着一种独特的热爱。我国的民俗文化别具一格,已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把民俗文化融入商业设计中,不仅是对民族化和地域化的一种表现,还是个性化和特色的设计风格的一种彰显。设计师要了解民俗文化装饰的起源,在民俗文化中找到适合表达的各种符号,对人们生活中的关键部分进行装饰。把民俗文化里的人文观念加入生活,在实际居室生活中体现细节文化。
(三)民俗空间要素
我国民族文化反映的主要是人同天地自然的融合,不是纯粹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冷漠精神,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造的灵魂,对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形式有着决定作用。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中国古代独特的时空观念较相似,对人们对商业设计的理解产生深深的影响。例如,北京的四合院主要承载着文化的主题,在形式以及风格上,主要强化“天人合一”的传统民俗文化精神。其中具有民俗特色的空间感,给人们一种别样的装饰文化效果。②不但对人们的居住实用功能以及便利生活功能有所满足,还使得人与天地自然互相亲近、互相交融的文化功能得到了体现。
(四)民俗装饰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