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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朝代交替更迭的发展规律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中存在三个分合过渡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元朝,其典型特征是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影响政治经济发展,也成为会计革新的推动力,这三个时期的官厅会计革新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齐国和北魏时期,从民族与文化融合的角度分析比较其对财计思想以及财计制度发展的影响,并探究民族文化融合与会计革新的关系和影响。
关键词 民族文化融合 齐国 北魏 官厅会计 比较分析 会计革新
一、探究意义
齐国和北魏是中国史上政权更迭、民族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期。东夷文化与夏商周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独特的齐地文化,对齐国及秦朝的会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北魏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王朝,采取汉化政策为官厅会计传承与发展提供开放环境,为隋唐会计奠定基础。本文拟从民族文化融合角度对齐国和北魏官厅会计发展革新进行比较分析,对深入理解中国会计史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二、齐国官厅会计
(一)追溯齐国民族文化交融发展渊源
东夷史前文化是齐文化的远源,夏商周时代的齐地文化是齐文化的近源[1]。因此齐文化是东夷文化与夏商周文明的融合。。公元前567年东夷族莱国纳入齐国版图后,东夷海洋文明与其他文化融合一起成为华夏文明,是先秦文化的主流。其先进性表现在手工业发展、文字雏形的出现、礼乐制度兴起、私有制的产生等。其文化特点表现为开放包容,凭借地理优势,既有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呈现的相对独立封闭性,又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
(二)齐地文化对官厅会计革新的影响
1.促进富民强国、重农不抑商财计思想的形成。
管子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的思想,认为富民是富国基础,这与东夷文化中的“仁和思想”一脉相承。
另外东夷文化注重工商业发展的特性使齐地文化不同于愚民思想,而注重发展经济。《史记》记载姜太公修政,因其俗、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因此其传统思想为重农不抑商。
2.促进齐国中央财计革新。
齐国官厅会计在西周制度基础上融合东夷文化私有制和“不抑商”思想产生一定革新。
(1)革新财计考核:《管子》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把财计考核与收支有度的节用原则结合在一起,并实行逐级定期报告制度。
(2)注重明法审数原则:“明法审数”原则是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的重要原则,君主充分认识到会计、审计作为管理控制国家财政经济活动手段的重要性,为巩固政权,必然冀望于从“明法”和“审数”两方面来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实现,与现代会计原则内涵一致,强调“法”和“数”的制度公正性和社会认同性,也是我国最早提出的会计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3)积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齐国既不严格控制经济发展,也不放任自由,而运用货币、价格政策对市场进行间接干预。《管子》的货币政策:国家通过货币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价格,从而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2],达到增收、调价、控制财政,掌握物资目的,为封建财政服务。
(4)赋税制度改革:齐国实行分成制地租,因分租比例固定,农民生产可得到更多的生产品,剩余归其所有,既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巩固集权统治。
3.基于掌控商品价格对财计组织的革新。
齐国设轻重九府,掌握货币的购买力,使财政收支平衡,达到稳固统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上述可以得出,齐国官厅会计在西周基础上融入东夷文化特色,也正因为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不同特性文化,才成就霸主地位。试问若最终统一六国的是齐国,那中国古代或许不会踏上漫长的封建经济道路,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商品经济。
三、北魏官厅会计
(一)追溯北魏民族文化交融渊源
拓跋鲜卑兴起、政权建立到隋朝时与汉族完全融合,既有勇猛好战之秉性,又呈现包容开化、创新进取的特质,得益于深刻的民族融合史。
但因内斗以及北魏的完全汉化政策而忽视本民族文化,在历经东西魏的分裂到北周统一后,血缘正统的拓跋部及其文化几乎消失殆尽。
(二)民族文化融合对官厅会计革新的影响
1.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财计制度和会计思想革新。
(1)继承和发展均田制:均田令很大程度上传承战国时期的土地封建制度管理思想,又较少融合鲜卑民族原始氏族文化,影响深远。
(2)户籍与财计相结合:开创计帐、户籍之法,虽有赖于当权者执行,但源于汉化均田制和儒家思想。
2.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财计组织革新。
设置度支尚书部统一管辖相关财计职能,其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奠定中央集权的财计组织基础。比部审计勾检职能始于北魏,推动比部向独立于财计组织的监察机构演进。
从上述可以得出北魏官厅会计发展过程是同化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是代表封建文化的士族汉臣推动官制、财计等方面革新,推动会计思想和财计组织发展,彻底改变北魏奴隶社会性质。
四、齐国与北魏官厅会计的对比――基于民族文化融合视角
民族文化融合方向和程度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北魏官厅会计革新舍弃鲜卑族文化,完全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由此得出中国会计革新是在各民族文化反复融合基础上产生。
民族文化融合结果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促进经济发展,成就霸主地位;但北魏官厅会计革新短时间内促进社会发展,完成封建社会的转变,却在本质上加剧势力割据及民族矛盾激化,出现政治反弹,改革成果很快被完全。
民族文化融合的手段不同:齐国官厅会计革新虽是统治者的推行产生,但文化思想基础是经过夏商周漫长时间吸收和借鉴东夷文化积累而成,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北魏官厅会计革新是统治者强制推行,鲜有文化思想的积淀,可想而知这对会计革新的促进作用有限,属于典型“同化”方式。
两者的联系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会计革新是在巩固政权过程中实现。
五、启示:民族文化融合与会计革新的相互影响
(一)会计革新与社会民族融合相互作用
会计革新消除民族等级差别,农耕经济成为不同民族主要生产方式,标志不同民族从共处步入全面融合阶段[3]。短时间内民族融合存在一定冲突,但从长远看,民族融合推动制度革新。随着财计组织革新、先进会计思想应用和会计核算监察发展,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民族间进一步和谐与融合。
(二)民族文化融合造就开放政治经济背景,促进会计革新
齐地文化基于华夏文明和东夷文明交融而形成,使其尊贤尚功的政治环境和积极进取的经济思想诞生,促进齐国会计发展和实力提升。
而北魏源于民族融合、亦消失于民族融合的特殊历程,也孕育了对不同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明理念和进取精神,造就积极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开明的统治思想,是制度不断革新的基础和实现机制,促进开明君主与先进制度思想的汉族大臣融合,实现经济乃至会计的革新。
(三)民族文化融合推进会计革新需历经思想文化的积累,不可盲目推进
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进行发展,必然不能像北魏使用“同化”方式强制执行,只会适得其反,加剧民族分裂,先进制度,文明绝迹,从而使社会倒退。我们要进行的是民族融合,而非民族同化,各民族间要积极平等地进行交流和沟通,才能促进会计革新乃至社会革新。
参考文献:
[1] 李家祥.《管子》法思想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1.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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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载体,它为现代生活与艺术创造架设了一座桥梁,并通过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为现代海报设计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一)传统艺术元素传统文化艺术所包含的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审美角度、创新精神以及艺术作品对当代旅游海报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中国富有个性的文化特质决定了现代海报设计深厚的东方文化韵味,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东方神韵的海报设计元素。例如传统的汉服和旗袍、神秘的刺绣、苏杭的园林等,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造新的视觉文化的源头。
(二)宗教文化元素“宗教情感与艺术的审美情感存在一定的差别,宗教中如痴如狂的崇拜、义无返顾的献身、惊心动魄的自残行为,往往是与个人的生活目的、人生价值等道德观念直接相联,而艺术审美情感与道德观念的联系则是间接的。审美活动本身只诉诸人的感情,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和认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与艺术两种思维方式在运用想象和幻想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殊途同归,彼此共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领与手段又同根共源,一脉相承,都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诸如民间传说、图腾崇拜、原始艺术与歌舞、仪式等宗教活动同样运用了丰富的想象,而且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与开发这种想象。
(三)民俗民风元素民风民俗指那些突出表现民族特点和地方性特征的因素,从服饰、饮食、礼仪、节庆活动、婚丧嫁娶、文体娱乐、乡土工艺,到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无所不包。近几年,一些地区开辟了通过旅游开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如屈原故里每年端午节举办龙舟赛事,已成为三峡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在旅游海报设计中,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吉祥图案、剪纸、年画等民间装饰纹样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不仅使作品保留了传统的艺术神韵,同时也被赋予了时代特色。
二、宁夏民族文化元素有的图形符号
宁夏民族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共同创造融合的结晶,体现了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并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演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
(一)回乡文化元素符号宁夏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长期的回汉文化交融中,回族保留和沿袭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其境内的清真寺继承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优秀特点,并在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风格。如宁夏银川纳家户清真寺就融入了汉文化的建筑风格,充分发挥了彩绘、雕刻等技法特征;银川南关清真寺融合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建筑的特点,宣礼台和内部主体建筑风格互为呼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充分展示了回族及伊斯兰文化内涵和建筑特色;中华回乡文化园是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宏大建筑群,金色礼仪大殿高高耸立,运用了大量的彩色壁砖、穹顶彩绘,彰显了伊斯兰艺术风韵。
(二)西夏文化元素符号宁夏曾经历了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大夏国,史称西夏。神秘的西夏文化作为宁夏民族视觉元素之一,为海报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如具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再现了西夏建筑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西夏瓷器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集中反映,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三)自然景观的文化符号黄河既孕育了宁夏光辉灿烂的文化,也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黄河岸边生活了几千年的游牧民族,凭借他们杰出的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贺兰山的巨石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千余幅造型独特、粗犷朴实的古代岩画蜚声海内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宁夏中卫的沙坡头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于一处,既具西北风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之秀美,自然景观独特,人文景观丰厚;宁夏的沙湖,沙水相连,苇鸟相依,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令人神往的美丽画卷,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戈壁明珠。
三、宁夏旅游海报设计构想
一幅扎根于地域文化传统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海报,不仅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语义和美学内涵,更能成为一个民族或地域旅游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
(一)设计思路旅游海报所包涵的设计思维观念化、价值取向艺术化,是其它宣传媒介所不能替代的,只有正确认识海报的作用与功能,才能更好地运用海报进行宣传。在宁夏旅游海报设计中,应深入挖掘宁夏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把旅游景观与民族文化内涵相结合,把地域特色与先进表现手法相结合,分析整合人文历史、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旅游信息,提炼出最具文化价值、最具代表意义、最具表现力的设计主题,以新颖、独特的海报设计精品,激发大众的旅游冲动,增强海报的宣传效益。
(二)素材选取在对宁夏旅游资源系统整理分析之后,可以从宁夏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民俗民风、建筑特色等几个方面入手探寻宁夏旅游海报的设计元素,突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例如在对贺兰山岩画进行图形符号设计时要注重图形形式美,运用艺术构成中解构与重构的方式提炼岩画中的视觉符号,使之更能代表宁夏的民族文化。此外,宁夏旅游海报要始终把宁夏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作为表达愿望,从回乡文化元素和西夏文化元素中提炼出既能表现宁夏旅游特色,又符合大众情感认同的设计主题;要深入挖掘宁夏民族文化符号最具代表性的图形元素,以独到的审美视角提取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素材,使这些文化元素充分表达宁夏旅游的细腻、柔美、平和、富足。
(三)艺术提炼与创意过程在旅游海报设计中,如何掌握图形、文字、色彩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技巧,是衡量一个设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创意能力的砝码。设计者只有在对海报主题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从新颖独特的思维角度,对原有图形符号、文字、色彩进行加工重组,形象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才能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因此,在对设计符号进行艺术加工时,一要从视觉效果上追求符号形式的美感,即对现有符号进行图形化改造,使设计结构具有完整的艺术性和高度的整体美感,从而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二要在审美体验上挖掘符号的深邃寓意,即通过对符号的变异重构和艺术加工,将表象符号转变为审美符号,使表象符号失去原有的现实意义,同时保留其形象化的美感并使其产生超越意义,从而使设计符号在审美体验上获得更深的寓意。
[关键词]新疆;文化互动;多元文化;民族文化;共生
“文化是指规约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人为的信息系统。”[1]文化产生于人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互动是指在相关民族文化调适的基础上,其作用与反馈交错出现且连续耦合运作的过程。”[2]无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并立与调适在新疆地区都是十分活跃的。因此,我试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探讨历史时期及当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
一、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摇篮。新疆深居亚欧大陆的腹心,内部因天山横亘其间,自然形成了南疆和北疆两大地理单元。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一方面具有封闭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开放性。在国内方面,天山以北的牧业区与蒙古草原绵延千里,而天山以南的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农耕区结为一体。[3]在国际方面,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及其联结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更使得位于东、西方交往要冲的新疆成为除敦煌外唯一的世界上四大历史悠久而又影响深远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体系汇流的广阔舞台。[4]如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特别倡导文化宽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兼容并蓄、共生共荣。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都是一片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广阔天地。
二、新疆丰富多样的多元民族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结合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下文重点对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进行阐述。1、同层级文化互动民族文化间相互借鉴是同层级文化互动的首要表现。目前,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清代以后从内地来疆的迁移者及其后代。一代代新疆汉族人以北方汉族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随人口迁移而来的各地汉族风俗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特点的地方汉族文化,体现在新疆汉语方言、饮食文化、双重地区观念、礼俗简洁等方面。[5]以“新疆汉语方言”为例,“新疆汉语方言”专指“老新疆话”[6],其词汇系统由中原文化的基本词语,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基本词语,新疆本地的词语,大量的借词等构成,“反映了语言在其发展变化中具有的融合特点。”[7]其次是文化移入。“文化移入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持久接触而引发的双方文化的变迁”。[8]当强势民族的文化移入时,弱小民族的文化就不得不与之调和。公元6至15世纪,阿拉伯文化传播到新疆,并逐步使新疆地区在语言、人种和宗教方面发生了“西域文化史上世界罕见的三大巨变。”即:“当地的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全面突厥化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当地的原欧罗巴人种几乎全面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多种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9]这一文化移入过程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异层级文化互动复杂社会的文化具有多个层级,如“中心——边缘”或“中央与地方”或“主流文化——亚文化”或“大传统——小传统”等,不同层级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耦合,即为异层级文化互动。在我国古代时期,在中央和西域的异层级文化互动中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导。王尚达、杨恕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自公元前101年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官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2012年的中原王朝和西域四类政治关系的存在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新疆地区有67.1%的时期全部或部分受中原王朝管辖,32.9%的时期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和一般联系。[10]从时间对比来看,在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中,西域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因此,二者的文化互动至少在此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得以存续。两千多年间,中央王朝和西域之间设官置所、屯田、使臣商团往来、通婚,甚至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纽带,不仅发挥了建立与稳固中央与西域关系的政治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中央王朝与西域自然而然而又绵延不绝地发生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动。这对于异层级文化互动的双方都是泽被深远的。少数民族学校中存在两种语言教学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但并未将其称为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目前新疆语境下的“双语教育”属于狭义范畴,是指在少数民族教育系统中以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汉语作为教学语言,使学生通过授课语言的运用,学习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同时学习学科知识的添加性教育。[11]即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的双语听说读写能力是手段和工具,是双语教育低一级的要求,而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两种文化的能力才是内容和目的,是更高一级的目标。通过同样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汉语,使学生透过语言的窗口,看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的世界。双语教育致力于培养通晓两种语言、适应两种文化的“双语双文化人才”[12],他们既能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并对其充满感情,又能了解并借鉴、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乃至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成为当代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现代文化互动的一张张名片。3、传统与现实互动传统与现实的互动也是文化互动的重要类型之一,二者在接触的过程中,传统对现实起着约束和规范作用,然而现实变化又促使传统重塑。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不仅面临着与现代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严峻的是,传统文化有形的和无形的部分正在逐渐消失,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正随着老艺术家的逝去而面临着无法传承、无法重现的困境。在新疆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互动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积极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利用了新的有利条件,呈现出与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柯尔克孜族传统女红技艺是该民族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双重承继者。1980年代以来,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无论是在技艺的传承途径还是在产品的表现方式上都发生了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比较大的变化。[13]在传承方式上,在传统的单一的个体之间的代际传承方式之外,集体化、规范化、批量化的传承方式地位逐渐凸显。如今,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的传承方式包括家庭作坊式传承方式、商铺收徒式传承方式、兴趣小组式传承方式和佣工式传承方式等。在纹样图案的传播途径方面,由于传统的不借助复杂的固定用具,基本上不使用图纸,高度依靠传承者过目不忘心灵手巧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做到,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柯尔克孜族逐渐采用工具式传播方式,如:借助纸质镂版、图案描摹、复写纸记忆、微型模板和机械复制式传播方式以及其他传播方式传授和交流手工技艺和信息。在社会结构调整、生计方式多样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度渗透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变化的环境中没有固守传统、止足不前,而是以迎合市场经济大潮的姿态,利用有利条件,赢得了新的发展,由以前的“养在深闺人未知”到走出大山,走向国内、外;由长期的自产自用到作为商品出现在各种各级市场。[14]新疆大学教授万雪玉在实地调查、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源远流长的生命源泉是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物质文化双重特性,长期为全民族热爱与追捧则和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本质有内在的关联。”[15]其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处理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堪称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互动的典型。
三、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特点
在梳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历史、分析其类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1、在开放的环境中多元民族文化共存。无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这片土地从来不乏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群来来往往,而人群的流动总是能为新疆的人文环境注入活力。新疆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和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三大语系的荟萃之地,内部又有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兵团汉文化三者的交织互补,可以说,新疆的人文环境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尽管在某些时期,一种或几种文化处于强势,其它文化“万马齐喑”,但这并不能抹杀总体上在新疆这片开放的广阔大地上,多元民族文化的事实。在历史与现实中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经常的多元文化共存状态,使得处于其中的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接触、交流、碰撞,在历史和自然的“双重振荡”中,每一种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新疆原生文化,在新疆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已经是文化本身与其他文化交融的结果。在新疆没有纯粹的某一种文化,而某种文化作为个体的淡化或消失,只是在形式上而言,其实质因素仍然可以在新疆找到痕迹。长期文化互动中形成多维共性。新疆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大规模、长时期的民族迁徙促使各民族间的持久接触,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产生了新疆地区的近代民族,民族成分本就是多元交融的。公元6至15世纪,持续强劲的突厥化、回鹘化和伊斯兰化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整合,作为互动因子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又形成了一些共性。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使新疆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南部绿洲农耕和北部草原游牧两种基本的经济文化类型,各民族也因生产方式相同而呈现出相近的文化形态和源流关系。“新疆各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多维、多向和多层次的。[16]新疆多元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多维共性,既与上述两个特点一样是新疆多元文化的特点之一,又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共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走向
目前,国内尚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确切定义,相关的理论探讨也鲜见。郝朴宁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可视为较系统性地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传播主体、符号和内容、传播介质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揭示了传播在民族文化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与力量,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构建民族文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有几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文化的维模功能、文化适应、文化的圈层性、文化融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他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点建构于民族文化的延存、传播、传承之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七个层次的建构要求。同时,作者应用传播学的方法与框架,将民族文化传播放在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大视野下,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现代建构内容。这些思路和观点,尽管尚未达到建构起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层次,但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播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传统大众传媒的民族文化传播效力
传统大众媒体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也是覆盖面和渗透力最为广泛的媒介形式。配合国家的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大量涉及民族内容的节目和栏目、专刊等被制作并广泛传播。对于大众传媒在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优势,基本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实践中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实际效力,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和评判。张燕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方面具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其实际存有的功利性,导致传播初衷与实际的议程设置效果之间产生了偏差,造成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的某种异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原本的文化品质。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丧失了民族文化最真实的面貌。故而她强调,大众传媒应充分尊重和维持民族文化的本真状态,从整体和细节上做到真实展现,才能真正发挥大众传媒传播民族文化的效力。刘祥平在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指出,大众传媒在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宣传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大众媒体是很难完成传播地区民族文化,促进当地旅游形象建设的任务。唯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形式,同时配合外部优势媒体的传播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传播的作用,提升传播效果。另有学者从个案出发,探讨了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从电视节目的主体元素角度探讨了大众传媒如何提升民族文化传播效力的问题。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有关网络、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相关探讨数量最多,这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庄晓东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为背景,探讨了网络媒介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互动,以及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实证考察,作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和网络环境下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考察,提出了当地网络媒介建构民族文化的新模式,尤其强调并分析了民族意识建构的相关情况。陈峻俊认为,网络以其传播优势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面貌,不仅扩展了民族文化传播的视野,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模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观念。通过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可极大地开发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潜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对于网络保护抑或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争议,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低门槛、互动性、自媒体特征,使得族群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不但不会导致某个民族文化的退化,反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和谐,更好地平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阎敏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与具体的策略性措施,建议通过联合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地打造文化传播精品内容;同时根据民族文化的特色,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细分传播内容,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集中性与针对性;提倡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体验式民族文化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特色。孔钰钦以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为基础,分析了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可行性,提出从“建立新媒体动态生态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少数民族新媒体书店”、“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链”几个方面入手,开辟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渠道。相比前两类微观层面的策略性探讨,张竞月和王金磊从宏观上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民族文化消费畸形”、“对外传播受限”、“文化符号机械复制”等问题,并给出“构建国家共同文化”、“进行民族分层化传播”、“民族文化大数据传播”等建议,同其他学者一样,他们也主张建立民族文化传播的产业链,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从而在吸引更多关注者的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学者针对“微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微信、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各种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都将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建立信息化平台,制定出符合具体民族文化内涵的微信息传播方式与路径,从而有效地拓展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提升传播力度。此外,自2008年开始举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平台,会议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积极探讨了有关新媒体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问题。
四、民族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另一大成果集结领域。在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不断与他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部分交融的动态过程。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必然绕不开它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情况,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现实,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利与弊、得与失,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在同族外文化的互动中得到传扬与承续,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杨芳芳从宏观视角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民族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特性。且随着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得各族文化之间在相互适应与融合的同时,也造成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异化与原有文化传统的消解。因此,她从全球传播和文化霸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文化只有平衡好汲取外族文化的文明成果与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和文化主旨的关系,增强文化传播力方能得到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李娜用传播学的框架,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方式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爬梳了三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形态与途径,并从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上对传播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此为基础,提出少数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特质,即“生产生活的需要”、“娱乐化”、“地缘特质”,这三个方面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影响。另有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良性传播与互动对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还有不少研究者针对民族文化的表层结构,如民族服饰、舞蹈、音乐、习俗、体育等的跨文化传播价值与策略进行了专项研究,个别学者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影视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和效果给予考察,倡导通过这些可以跨越民族间差异的方式,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以促进本族文化的外部认知与传扬,从而完成保护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任务。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禁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以少数民族禁忌在传播中的特殊性为基础,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从传播者、传播系统和受众三个层面分析了民族禁忌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情况与机制,为更好地控制跨文化传播中的这种负面因素,提高传播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水墨艺术 留白 意境 气韵 本土化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设计师都希望能创造出具有本民族文化风格,又能为他人认可的平面设计作品,而不是一味模仿国外作品的各种外表形式,希望在本土文化中找到合适的平面设计语汇,中国水墨艺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水墨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有着视觉造型的深度,蕴涵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文化根源。
一、水墨艺术的哲学思想
在道家看来,艺术价值在于德操的表现,人与自然是亲和协调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儒家文化倡导的入世、人格精神完全相反,恰似太极图中的一阴一阳,相异而相生,相反而相成,脱离客观物象的形态制约,于静观照寂中,表现出万物的本质。加之,“冥思顿悟”的禅释文化渗透,更使“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境界达到了一个极致。总之,基于儒、道、释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水墨艺术,构成了“超以象外”的民族视觉形态。?
二、设计元素与平面设计的结合
1、气韵生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水墨艺术注重的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气韵生动”最早出现在南朝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一书中,“气韵生动”并非孤立存在,“生动”是对“气韵”的一种形容,关键在“气韵”二字。韵之生命在于气,“气韵生动”,画则活矣。韵生于气,韵靠气而发,气有韵就生动,无韵就不生动,生动则活泼。生,生发,灵动,充满活力,不呆、不板、不死、不腻。“气韵生动”就平面设计而言应体现内在作品的生命、精神,生才动,动才生,生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2、虚实相生的构图布局
水墨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平面设计来说,它在构图布局上“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虚实相生;造型上“似与不似之间”的概括,“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意境,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去借鉴和发展是勿容置疑的。3 . ~4 k; ]??d"" G* d# G本帖来源: 华人CG艺术联盟论坛??hrcgart.com/forum但要怎样用?怎样才能用好它?是我们该认真思考的地方。现代平面设计借鉴水墨画的虚实相生构图原理,往往是通过画面中的色彩、文字、图形的编排关系来实现的,简单的说,就是处理好平面设计中色彩、文字、图形在画面版面中的位置关系,用大片空白的“虚”来衬托“实”。
3、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
一幅好的平面设计作品既要做到“一目了然”还要做到“一见倾心”,就必须要有吸引人、情景交融的意境。平面画面意境的处理,是将客观事物精粹部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
三、总结
中国水墨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影响力,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仍要对中国水墨艺术的文化内涵不断地做更深层次的探究。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传承和延续,而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的重构和转化,是从内涵到外延的进一步创造和更新,使传统的中国水墨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焕发出的新的生命,真正找到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设计”。
1、杨洪泽作.平面设计的本土语言.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6.2.
[关键词]文化走廊;文化融合;“藏回”
基金项目:2015年度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藏回”的民族志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M2003。
所谓文化走廊,除了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外,还可以将其概念外延拓展为连接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人类历史的漫长经历中,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公共地带”。相对于“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将这种具有文化共通性与渗透性的地域,称之为“通道”或者“走廊”。形成这样文化走廊的因素,与当地的自然风貌相关联,为了适应对环境的认识,在此相同的地理风貌产生了部群具有相似的存在方式,同时由此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参照世界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由于有着大大小小的文化廊的存在,使得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1”
西部高原被称为民族融合相对集中的文化交错区,在各类型的文化群族之间,形成了不同文化渗透与交融的文化走廊。文学人类学前辈徐新建教授将此划分为:有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交融的河西走廊、南临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横断山区的横断走廊。而在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上,甚至范围可扩大到四省藏区,各民族处于类似的生态地理中,逐渐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基因。活生生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实例:每当晨曦初现的时刻,八角街东侧清真大寺的诵经声隐隐响彻在煨桑的青烟中,与拿着念珠的佛教徒形成鲜明的对比,却丝毫不突兀,一切顺理成章。这里存在着一种与当地文化截然不同又合情合理的文化现象,这些生活在藏地的伊斯兰教徒,头顶白帽,信奉穆斯林,穿过文化走廊,逐渐在他者的文化土壤上新生出一种独有的文化类型,谓之“藏回”文化。
一、行走出来的文化交融
“藏回”称谓的来源与历史有关。正如拉萨大清真寺亚古阿訇所言,伊斯兰教入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国外克什米尔、阿富汗等中东地区传入,一条是由内地甘肃、青海、陕西、四川等地传入。纵观“藏回”族群分布情况,可发现因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地理因素、文化习俗、宗教教义、生活方式等不同,不同地域的“藏回”群体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其宗教属性亦不同。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藏族民众由于长期与回族生活,归信伊斯兰教,其本身的民族属性为藏族,被周围的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称为“藏回”。以拉萨部分“藏回”为例,最初穆斯林教徒与当地藏族妇女通婚,历经世代繁衍生息,他们的后代在选择民族行政定义时则选择回族。一种是回族出于生存的需要,学习掌握藏族文化并融入藏族生活,其民族行政身份定义为藏族,亦被其他民族称为“藏回”,这部分民众在“藏回”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多,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藏回”为代表。无论是“回入藏”或者“藏入回”,其共同特点都是对他族文化在心理上的认同,尤其是在宗教上都信仰异教,被研究者们定义为“特殊的亚族群”。2当然,由于地理特征与历史遗留等因素,也存在一些个例。
处于后藏地区的日喀则,地处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至拉萨的交通要道,其“中转性”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活跃性。数百年来的文化交融促使本土藏族与外来伊斯兰民众进行了深度交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日喀则“藏回”。目前,日喀则共有 “藏回”13户,人数不足百人,较之其他地区“藏回”人数较少,以家族式群居方式集中居住在清真寺四周,形成了独立社区。在异族文化的包围下,该地“藏回”产生了强烈的本族文化保护意识,刻意强化本族文化观念,笃信伊斯兰教,坚持伊斯兰教的五项功修,即“五功”:念、礼、斋、课、朝,并严格遵循穆斯林的规范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在婚姻方面,日喀则“藏回”初入藏地时,与其他地区的“藏回”相同,迫于现实所需,他们曾娶当地藏族为妻,伴随着群体的壮大后逐渐实行族内婚。日喀则“藏回”较之拉萨、昌都等地的“藏回”人数较少,限于群体规模等因素,他们可以接受 “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改变原有。这是“藏回”与他族通婚的根本条件,不容触碰。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女子不外嫁”的民俗在“藏回”群体中依旧存在,“回入藏”现象几乎不存在。
作为行走中的族群,是有选择的空间迁移。文明作为融合与交流的产物,必定是在行走中互动和孕育,于是超越了文化上的边界。回族与藏族在相互交流中,其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出现认同与排他的必然结果。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界理论”的提出使得学界的族群理论倾向主观论,他主编的《族群和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族群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社会组织。自我认定的归属与被别人认定的归属是民族最重要的区分特征。3经过长期的历史融合与发展,回族作为他者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作为本土文化,强势的藏文化依靠地理优势及人口的优势逐渐渗透,生活在藏地的回族在吸收本土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拉萨大清真寺亚古阿訇说:“在历史上,无论是民主改革之前还是民主改革之后,藏族与回族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冲突,关系非常和谐,特别是在自由的宗教政策引导下,更不会出现宗教冲突之类的问题。”令笔者感受较深的是,被藏传佛教徒誉为“圣城”的中心地带,和谐存在有两种不同教派的寺庙,大昭寺与大清真寺相隔如此之近,这便足以证明藏族与回族之间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两种不同信仰的民众相处和谐稳定,持续发展。
行走中的文化,在其核心层面上已经丧失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教特征,一部分“回入藏”的民众改信藏传佛教,其民族认同逐渐演变为藏族;另一部分“藏入回”则通过文化的协调与适应,兼容并蓄,虽然在民族属性上依旧具有伊斯兰的特征,但是已形成了别于其他回族的亚族群。这其中的一部分人,有人认为自己是回族,也认同自己的藏族的民族身份,上更是出F了双重性,既信奉伊斯兰又信仰藏传佛教,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互递中,丰富着“藏回”的文化内涵。形成这种特殊文化特征的根本原因便是行走中的空间拓展。
二、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
不同文化类型在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涵化。长久以来,信奉伊斯兰的民众因为各种因素迁居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清朝中央政府留驻机构和军队中的将士,因其数量有限、地位较高,不会对本土民众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有竞争,因此被政府与民众接纳。
在经济交往中,或者族群间的相互通婚,促进了两民族的文化涵化。内地的穆斯林来到后,主要从事屠宰、种植、买卖等行业。外籍的穆斯林则侧重流通,他们主要从事香料布匹等物资的流通及开甜茶馆等行业,特别是开甜茶馆的历史由来已久,如拉萨老字号的甜茶馆“伊比”“鲁藏”等。以拉萨为例,长久以来拉萨都是牧业经济为主,以消费促进发展,这些外来的穆斯林无疑满足了拉萨的经济增长需求。拉萨地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此地必定以牛羊肉为食,但是佛教教义主张众生平等,杀戮是教义不够准许的行为。穆斯林因其与饮食习惯多以屠宰牛羊为业。政府以官方批示的形式鼓励穆斯林经营此行当,从而促使穆斯林垄断此行业。譬如,在拉萨世世代代居住的“藏回”中就有“甲米”家族和“噶厦甲米”家族,他们专门从事为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提供肉食。经济需求导致两个民族深入接触,民族关系文化涵化逐渐深化。此外,藏回通婚更深层次使得文化涵化进一步深入。拉萨的回族聚集区在形成发展后,有“西郊屠宰厂”、“河坝林片区”、“北郊木材、货运场”三个片区,这样的形成与其最初从事的行业相关,空间片区的文化态势逐渐形成。
人作为一种物群分布于世界各地,依靠血缘关系形成可以区分开来的部落群族。研究走廊文化的徐新建教授说:“人们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下才不再费力地四处奔波,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地带,其独特的地理生态连接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只有借助文I梳理与实地考证的方式,纪录这些即将在城市化进程中遗忘的空间,呈现出“藏回”交融互息互存的立体画面。清晨早起煨桑的香气里,戴着白帽子的“藏回”,用鲜活的画面重现走廊文化的融合,叙说着民族交融的历程。
三、融合环境中的身份继承
有一种现象,越是远离本土,越是对原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眷恋与牵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异地异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原生态文化的回归意识。
身份是“个人在某一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包括政治、法律以及阶层、职业上的地位”。4民族身份则是不同的人群自我认同和相互区分以确定其在社会(或民族构成)体系中位置的标志。5 行走中形成的走廊文化“藏回”的当局者,对本身身份的确定与认同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藏回的起源可追溯到元代,但是真正形成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仅仅只有300年的历史。异族的外来者,回族为了适应所处的陌生环境,必定会自觉地进行文化的调试,以便自己能尽快融入藏族文化中,或者逐步形成自己所期盼的文化类型。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生活着一批“藏回”,此地作为青藏藏区的腹地,经济生产以畜牧业为主。起先是汉藏通婚,但是村民依旧以藏族自居,自我认同为藏族。而当地生活的村民中也存在回族,随着藏回的通婚,因为“阿舅”是回族,则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为回族。当地回族有这样的说法“阿舅是骨头的主儿”。可见其基于母系的身份继承。有一点值得一提,社会学认为:“人们对待使用语言的选择时,面临着把感情看作‘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6就对下一代的命名这件标志着标签身份延续的重要事件而言,藏回的命名方式“取其中”,为了与原本的民族传统相接近,出现了一些能体现回族文化特征的词语。诸如“马乃”等词语,他们坚持使用能彰显民族特征的姓名,在亲族的称谓上,即使受到本土藏族文化的影响,依旧存在“阿大”“阿嘛”等回族的称呼,当然“阿尕”这种藏回共用的称谓,则是藏回融合的证据。
除了生活生产中可以保留的蛛丝马迹,为了继承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宗教则是区别他族的重要身份符号。回族“大净”“小净”等作礼拜的常规习俗在藏区继续进行显然缺乏客观条件,在回族不够集中的藏区,诵古兰经,做礼拜有时会收到限制。依旧以上文的事例为代表,当生活在藏区的“藏回”如果条件准许,依旧会作礼拜,而不会进入藏传佛教的寺院。关于丧葬这种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仪式,“藏回”会尽可能按照回族的习俗操办,以此来表现对回族身份的传承与认同。即使讲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这仅仅是为生活所需的工具型的目的,但是在汉语中依旧会遗留下传统回族的语言习惯。
青海民族聚集相对其西南地区单一,虽然处在文化融合的地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非此即彼的生态文化空间所限,迫使弱势民族需要传承本民族身份,又要与他族和谐相处,“藏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起到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在相互的交融中,保留本族文化特征,吸收他者的文化基因,从而起到沟通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
四、走廊文化中的民族认同
民族研究需要宏观的整体视野,作为西南文化板块,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除了可以继承本民族的民族属性外,需要与他族亲密接触,交叉融合,族群边界逐渐模糊,民族特征逐渐淡化。
以西南彝藏文化走廊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藏回”为代表,在这里,他们与青海、等地的“藏回”不同,刻意的民族身份继承在此显得并不强烈。在这里,法定的回族说藏语、穿藏装、住着藏式的房子,吃着牦牛肉,伊斯兰禁食习俗并不十分严格,有些“藏回”在家里供奉藏传佛教的佛龛。而原本的藏族,部分受回族教义影响,开始不食用大肉。各种生活方式重叠在一起,藏回杂居,藏回通婚,相互交融往来的现象使得甚至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当然,以此为理由定性两个民族特征的模糊性和流变性显得太过于武断,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是当事者主观的选择。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云南的“藏回”族群中,大部分人倾向在行政划分上将自己定义为藏族,即使保留着本民族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由于对民族政策认识的偏差,考虑到民族优惠政策的因素。在云南民族干部的选拔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和藏族都能享受特殊优待的政策,这对关心后代前途的藏回长辈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种主观上要求改变民族身份的现象,“为他们提供了解释其文化和社会行为的意义的空间,无论是选择藏族为其法定族属还是依法登记为回族,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因其身份证上法定的民族族属的不同而不同。7”
在以民间仪式为主要叙事方式的西南民族聚集区,“藏回”这一特殊族群在多民族混居的大环境下显得合情合理,其“藏回”的身份是以伊斯兰宗教意外的政治经济因素为基础,也是以西南藏彝走廊这种独特的文化地理空间为条件,表现出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区域内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与同化,为“藏回”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条件。主观因素是,当国家法定的民族标签不能够满足他们族群认可的需求时,当事者用“藏回”这一称呼来表达自己在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主观认同。这种现象,与刻意的文化身份继承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群组居住的文化空间相关。
自1982年5月先生提出板块与文化走廊的概念以后,对于走廊文化的深入研究此起彼伏。除了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岭南走廊三大文化走廊之外,又有学者提出了“甘青宁穆斯林走廊”8等说法,将走廊文化概念外延不断拓展,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文化逐渐泛化为人文地理的概念。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各民族生息繁衍,在继承与创造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他族文化的进入,异质特征不断被客观强化,从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藏回”作为藏区游牧文化圈出现的特殊事例,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交集与重叠、互补与互进,展现出走廊文化境遇内的民族融合现象。
[注释]
1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李红春:《鲜为人知的云南“藏回”》,《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1期。
3马广德:《试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诠释》,第十五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
4谭光广、冯利、陈朴:《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
5鲁顺元:《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6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丽江拥有三项世界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多姿多彩,传承久远的民族文化璀璨夺目,纳西、白、藏、汉等多个民族生活其中,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性特点鲜明。
(一)纳西族东巴文化人口约30万的丽江纳西族是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民族,制造和使用了东巴象形文字,并以此为基础创作、记录、传承着本民族的思想情感、文化成就。东巴文化是由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乃至思想传承组成的:东巴经、东巴教、东巴舞、东巴音乐以及东巴绘画等等。东巴文化中的主要内容都与宗教活动有关,是对原始宗教的内容、活动、仪式等的保存和传承,因此,同一些其他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文化。随着丽江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东巴文化和丽江古城交相辉映,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突显出来,并与旅游产品、旅游商品的开发结合起来。文化旅游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有较高要求,东巴文化是丽江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丽江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支撑。
(二)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茶马古道文化是伴随着茶马古道的兴衰,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在这条古驿道上形成的特有文化。丽江与茶马古道的关系极为密切,在那一时期古道沿线的城镇中,丽江因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马帮文化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特有文化,带动了丽江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茶马古道的繁荣是由许多沿途集镇的繁荣拼接出来的,它每个部分的繁荣又相互的拉动着其他部分,它们的发展相辅相成,丽江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茶马古道,而茶马古道又以它丰富的文化来回报丽江。”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广阔的滇川藏大地为背景,以特有的张力和广度来影响它沿线的民族,作为多方中转集散地的丽江受这种文化交融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汉、白、藏多民族交融文化除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外,汉、白、藏等多民族文化融合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是丽江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丽江地处滇西北的小坝子中,在对外扩张不利的情势下,逐渐形成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以兼收并序的博怀吸收各地的优秀文化,丰富繁荣本地文化。丽江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非常明显:纳西族的民居融有白、藏、汉等民族的建筑特点;纳西古乐中的“洞经音乐”是从中原引入并植根于丽江的道教“经腔”音乐;丽江宗教既要本土宗教东巴教也有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丽江纳西族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包容的民族特性,促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也极大的丰富着可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民族文化资源。
二、民族文化资源的应用和创新是丽江发展文化旅游的动力和支撑
文化是会对某一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性格、理念、思维模式以及人生态度等产生最深远影响的因素。民族民间工艺品、民族歌舞演艺、民族节庆活动以及有民族文化内涵融入的自然景观等是民族文化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主要方面。
(一)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制作开发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旅游业使丽江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给这一地区众多极富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提供了展示和交易的平台。民族民间艺术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内涵,无论是深蕴的精神内容,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都融入进本民族深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伦理、民族风格,乃至独特的生存观和世界观。这种强烈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得民族民间艺术产业相较于其他的文化产业门类,有着更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富有民族思想内涵和美学感悟的民族民间工艺品在文化旅游业发展中备受关注,内蕴的文化价值也是其历经千余年仍盛行不衰的最根本原因。丽江的木雕、皮具、铜器是流传久远的三项民间工艺品,此外,还有银器打制、摩梭手织围巾、羊皮重彩画、烙画等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出现的工艺品品类,另外,丽江土陶、东巴线刻、东巴招财蛙等是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兴或改良工艺品类。
(二)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整合和创新,以民族歌舞演艺丰富文化旅游产品民族传统文化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生命、生活、思想情感的记录、思考和感悟,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本质,文化发展的动力、活力、魅力等,无不来自创新。通过创新可以把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与现达的科学技术、思考认知模式、寻求的文化体验方式等结合起来,烘托突显出民族文化内涵。多民族聚居的丽江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它们是丽江发展民族歌舞演艺的创作源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古老厚重的部落战争、神秘奇特的生活习俗,构成了民族歌舞演艺的庞大素材库。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做后盾,再结合现代的声、光、电、影技术,加上资金筹集的多渠道、宣传推广的市场化,丽江打造出一台具特色的民族歌舞演艺,极大的丰富了丽江的文化旅游产品。从《纳西古乐》到《彩云飞歌》,从《丽水金沙》到《印象丽江》,体现着丽江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不断挖掘、创新的积极探索实践过程。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探索,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整合创新,使民族歌舞欣赏成为来丽游客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三)将民族文化内涵融入自然景观,赋予自然景观以文化意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是丽江旅游的最大特色,也是丽江旅游的魅力所在。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自然景观,会因文化内涵的渗入而更受游客欢迎,并增添了一种探幽访古、体验风情的心境。此外,自然景观与文化内涵相结合,还有利于天然自然景观的长远持续发展,同时,也诠释着民族文化资源也是对现代文化旅游的最有利支撑。丽江的自然景观多姿多彩、绚烂神秘,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使原来的天然景观开始注重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赋予自然景观以文化魅力和灵动风情,自然山水、古体建筑也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寄托,两者的紧密结合、互为依托,是丽江发展旅游业多年,至今仍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纳西文化乐园将纳西族的狩猎文化与现代的猎奇运动相结合;玉龙雪山是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化身;玉水寨是展示弘扬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东巴圣地、玉水之源”;云杉坪是传说中进入“玉龙第三国”的窗口;甘海子是相爱却不得在一起的青年男女殉情的地方;拉市海的骑马线路中有茶马古道的历史遗址等等。此外,丽江还有像徐霞客的丽江之旅等有文化背景渗透的潜在旅游资源,市场前景广阔。
(四)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增加地区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2002年,丽江举办首届“雪山音乐节”;2006年,举行首届“七夕”文化旅游活动;2007年,首届“中国婚俗文化节”;2012年,丽江老君山传统攀岩赛;2013中国丽江婚礼文化节,等等。这些活动极大的丰富了丽江文化旅游的内容,让外界可以多角度、更全面的了解丽江。文化的支撑是文化旅游业的灵魂所在,通过旅游这一平台的转换,可以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丽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对宣传、提升丽江的形象,推进丽江的对外开放,加强文化旅游的宣传促销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丽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各类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还有利于打造丽江文化品牌,巩固和提升丽江城市品牌,并推动丽江古城的文化和商业实现平衡。
三、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应着力重视的因素
(一)发掘和创新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的动力和源泉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结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是丽江发展文化旅游的成功启示。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是丽江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有益启示,创新推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结合,并不断向前发展,在迅速多变的现代世界里给民族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从长期目标出发,以全新视角推出传统民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找平衡和共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经济不应以民族文化的消逝、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文化旅游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同时进行,在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先进理念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创新。
(二)重视价值链和产业链开发对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有积极意义价值链是文化产品内在价值的延伸,是文化产品的内在属性,产业链是价值链的外在表现形态,是指由一个产业衍生出与它相关联的其它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各有侧重,前者更多的侧重于产品的内在价值属性,而后者则侧重于外部的产业关联。不同于其它非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与内在性的价值链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这种价值关联由文化产品的内在属性决定,决定着产业链的成败。民族文化资本化将民族文化符号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的民族文化活动、产品无论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是深蕴的精神内容,都融入进本民族深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伦理、民族风格,乃至独特的生存观和世界观。
一、体育文化的全球化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 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 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 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 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 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 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 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 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 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 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 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 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 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 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 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 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 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 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 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 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 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 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 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 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 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 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 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 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 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 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 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 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 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发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信息,使全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是每个民族的义务。每个民族都有将自己的 文化向外推广,使世人认同的意向。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上考虑,还是从文化本身考虑,推广民族文化实质上 是立足世界文化的重要步骤。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通过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才能更有效地发展民族 文化,造福人类。在近代中国体育文化欲走出国门之时,更多的是吸纳、引进了西方体育,西方体育使中国体 育文化的层面和内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时 ,中国的传统体育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深受其他民族的认可,同样丰富了全球体育文化 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