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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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 农业灌区；社会经济；水利设施；陕西合阳

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阳县是渭北旱塬农业大县，主产是小麦、玉米、棉花、油菜和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该县长年降雨量偏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东雷抽黄、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抗旱灌溉。该县部分农业生产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设施，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

1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合阳县农业灌区涉及路井、黑池、马家庄、新池、坊镇、伏六、金玉等乡镇，总人口3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26万人，农业劳动力29.87万人。尤其是东雷抽黄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极大地改善了合阳县农业灌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高效灌溉农业种植模式得以大面积推广，农业种植结构的多元化，使灌区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提高。

灌区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据调查，灌区农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业收入。种田只是依靠妇女和老人维持，青壮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务工挣钱，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少达到40%。农业灌溉对他们来说，浇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产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时或不积极，导致作物产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门对水利事业重视不够，各级乡镇水管单位对灌区灌溉管理参与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设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设，如合阳县黑池镇东洼村村民干扰施工，阻拦拉料车进村，严重阻碍了施工顺利进行，影响了工程进度，后经多方数次协调，给予了一定数量经济补偿和其他条件后才得以解决。在其他项目建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现象。

2 灌区水利设施现状

合阳县农业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黄河为水源的大型高扬程电力提灌抽黄工程，取水方式为无坝式引水，再加上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为农业抗旱灌溉服务。合阳县农田作业地貌类型分塬区和滩地两大类，大部分属渭北黄土台塬区。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东南滩地349 m。农业土地面积9.81万hm2，农业种植面积5.84万hm2。全县采用大、中、小灌区结合，提、蓄、引、节、保措施并举，灌溉、水保、供水、水产并重的水利工程体系，全县共建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496处，设施灌溉面积3.692万hm2，有效灌溉面积3.559万hm2，为抗御水旱灾害、全面促进全县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设总干、干支渠6条，长95.5 km，已衬砌93.4 km，衬砌率97.8%，衬砌完好率80.0%；支渠28条，长112.3 km，已衬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类建筑物732座，渠道与建筑物配套基本齐全。基本上没有完好渠道；斗、农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为60.3%，建筑物与渠道配套较差，老化失修严重。

合阳县整体农村水利设施仍比较脆弱，农田水利现代化程度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差。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合阳县水务局以项目带动为龙头，大力发展并推广节水灌溉项目区。在农田水利项目区资金来源上，县上采取“上级拿一点，地方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等多元化组合投资方案，使节水灌溉示范工程与当地水源条件相结合，与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与工程建设管理相结合，从而使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1-4]。

从表1可以看出：小麦平均水费1 020元/hm2，占总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费1 815元/hm2，占总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苹果平均水费2 070元/hm2，占总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费1 725元/hm2，占总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费1 920元/hm2，占总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综合分析，合阳县灌区作物农业生产总投入中，水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为20%。灌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务工收入和政府补贴等部分构成。此次对家庭收入调查显示：种植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务工者居多，农作物耕作生产成本大，水费占成本费用平均20%，农民反映水价过高，农副产品价格偏低，种植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支出，大部分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

灌区群众普遍认为：水价没有提升的空间，农民能够承担的水费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价会对农民用水积极性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将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阻碍灌区经济持续发展。

3 参考文献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区水利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59-260.

[2] 刘增进，王宁，张瑞.农村烟田水利设施中的水资源平衡计算[J].安徽农业科学，2012（35）：17384-17385.

第2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引言

学龄前阶段是每一位儿童的黄金时段，是激发他们内在潜能、开拓大脑功能的黄金期。孩子此时心灵纯净、天真无邪，接受事物往往可以高速度高质量。这一时期利用好了将大有裨益。此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是必须的，比如，可以让他们学习唐诗宋词、读经典书籍、发展一门特殊的技能等等。如不进行学前教育，势必使儿童起步更晚，发展更慢。因此，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已是燃眉之急。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之大，总有更好的地方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为了生计，多少父母选择了背井离乡，去另外一个城市打拼。这便涉及到一个现实问题，相比而言，幸运的孩子被父母带走，同去外地，彼此相见不曾是梦，他们成为了流动儿童；不幸运的是那些被留在了老家，孤苦伶仃，盼星星盼月亮，多少年都见不到父母的，这便是留守儿童。国家前几年实行了一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一、何为流动儿童与学前教育

（一）何为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早在15岁之前就随父母迁至异地，户口仍为出生所在地。如此一来，他们并不能像迁移地儿童一样享受地方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据统计，2013年流动儿童规模比2005年同比增加41.37%，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他们一直被社会排斥着，亟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何为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即为学龄前的教育，这个阶段的孩子接受新鲜事物灵活且快，是开发儿童脑力的关键时刻。天才的形成，往往与这个时期适时正确的引导大有关系。老师或家长可以对儿童进行多方面诱导，以激发他们大脑的无限潜能，提前激活他们的水平。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大多数都会紧把这个时期，督促引导学生，无限地挖掘他们的潜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二、现存状况

据统计，迁移人群中迁移方向大多是由农村到城市，且农民工居多。他们为了生计，为了家庭，离开祖籍不远千里去拼搏，且这几年数量每每增多。每五个城市儿童中就大概有一个来自农村的流动儿童，可想而知，上学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流动儿童。其实，也存在城市向农村、城市向城市迁移的情况，这里面就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涵养的人物。

另外发现，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学前教育，这部分父母往往阅历丰富，有独到的见解，能为孩子的教育时时刻刻去着想；还有，迁移到省内的往往比迁移到省外的家庭儿童更容易接受?W前教育，迁移到省外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未变但人却进入另一个省，这样一来迁移地政府便不会让其享受免费教育，所以不难想象，迁移到省外的流动儿童想要得到学前教育实非易事。

三、现存状况原因分析

（一）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或者工作需求，不得不迁移外地，其中家庭经济背景贫困还是占大多数。人人都有上进心，总想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会起身去更大的城市、更繁华的地界。这里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给予他们以心灵的抚慰。

（二）我国国情

我国现存国情为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城市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落后，这就引起了很多打工一族的游离迁移。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少有年轻一代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务农，相反，他们纷纷外出，以求更多钱财，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迁移人口的增多及流动儿童数量的上升。

（三）教育体制的缺陷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政府只对本地儿童履行免费教育的义务，而对户口为外地的流动儿童则受到跨域户籍的限制，导致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迁移状况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选择的影响

据一项调查显示，迁移人口当中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更少，可能因为农村家长思想觉悟较低，文化水平不够，故而没有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可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男儿童少得多。

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的儿童比在同一个省内迁移的儿童更易接受到学前教育，原因可想而知，某些体制的限制导致外省的儿童并不能随心所愿地在迁移地接受学前教育。

能够知道为子女教育积极筹划存钱的父母，其教育的流动儿童进行学前教育的几率往往更大。这主要与父母的素质涵养有关，这些父母常常有预见性，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各种教育。

最后调查发现，父母文化水平也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父母大都是高学历群体，他们有素质、有涵养，可以以自己接受教育的过去来启发如今对孩子的教育，从而让孩子更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五、建议

（一）国家修改完善相应政策

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严重阻碍了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选择，尤其是跨省流动的儿童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扶持，被教育拒之门外。国家曾搞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笔者认为，有关政策还有必要继续修正和完善，譬如针对跨省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针对户籍难以变动的问题等等。只有国家做出引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格局。

（二）政府积极行动

如果说国家是事件的引领者，那么政府就是事件的实行者，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可以扩建幼儿园，以期收纳更多的流动儿童，对流动儿童持平等态度，从思想上纠正对流动儿童的排斥。另外，政府可以统计流动儿童的多少，让他们办临时户口，并积极容纳有临时户口的流动儿童。政府也可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以使更多农村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不会像在迁移地那样无助。

（三）家长提高自己、积极督促

家长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家长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要尽量少搬迁，非到迫不得已不要迁居异地；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文化水平，从自身去真切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尽最大努力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再有，家长要合理规划、积极存钱，有条不紊地为孩子的教育打算好每一步。

（四）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对流动儿童关注度不够，导致他们在社会愈加没有地位，愈加难以上学。我们必须要让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流动儿童，了解流动儿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关爱流动儿童的良好风气。这样将会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他们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

第3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犯罪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罗煜、冯玉军，“犯罪与现代化”，提交给2005年“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的论文）。而近期公安部通报的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数据，似乎也在支持这一判断。

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费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他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随社会经济条件的轻微恶化，甚至仅仅是相对恶化――即引发更多嫉妒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可导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状况有足够改善时，中产阶级及其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犯罪率将逐渐下降。奥墨罗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刻划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与犯罪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倾向构成的平面内，中国社会尚处于漫长的价值转型期（根据常识，核心价值的转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新的核心价值观远未确立。价值观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赖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时期，旧的核心价值观尚未被市场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这一徘徊大约在2000年以前结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趋同于这一指标在市场经济各国的平均水平。

关于“无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思路，尽管这一思路的许多研究报告是富于启发的。因为，如舒尔克所论，嫉妒是人类社会最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无嫉妒的人类社会很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社会（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这一看法意味着，在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宁可假设“嫉妒”为一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对各人群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对恶化”给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国社会而言，首先，与各国犯罪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一致，中国人口也存在按年龄与社会特征划分的风险类别：（1）犯罪风险最高的，是15岁至25岁的年龄组；（2）犯罪风险最低的，是55岁以上的年龄组；（3）与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显著较低；（4）与主流社会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所谓“边缘群体”，有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与不在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密切相关，对预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不确定，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折现因子就越高，从而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假设惩罚力度不变）。在这一视角下，已婚男性的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恶化而有较高的犯罪率。类似地，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样，因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严重地丧失了道德底线，把监狱与办公室看做完全无差异的栖居地――只要存在足够多的金钱补偿，从而有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犯罪率。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级官员腐败案件，可为注脚。

第三，我们的法律也处于价值转型期内，故而，关于“罪过”的所谓“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预期。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司法者的腐败，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执法者的低效率，我们的法律倾向于最广泛地界定“罪过”。极端而言，一切行为都是罪过，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为“权力游戏”。在这一视角下，现有的关于犯罪率的数据和调查变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不能辨识，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变化，哪些人在哪些时期属于高风险人群。

有了上列三项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再回到犯罪的流行病学模型：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里，合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此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一项关键因素。对现实社会的网络结构的考察表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强弱之分并可据此而形成“群体”。在每一群体内部，第一，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超过某一阈值S1时，犯罪率迅速上升；第二，当犯罪率已经很高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即恶化程度的降低）并不立即导致犯罪率下降，除非这种改善达到某一阈值S2；第三，S2远小于S1。

第4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既面临着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财务管理体制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应顺应经济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管理体制，最终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

财务管理体制作为一种经济型管理体制，在企业和国家单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看，我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逐渐由计划经济为主变成市场经济为主，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丰富了起来，具体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等，而其中的经济手段就与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息息相关，它是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经济计划之前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种是利用金融或者财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财务管理作为我国经济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就要更准确地为国家提供财务信息和财务数据。由此可见，由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对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反映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而财务管理体制也反过来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财务管理体制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成本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财务投融资体制等，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安排财务的总和，而从财务管理体制的各方面内容都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在财务投资体制方面，我国近年来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型经济的政策与投资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我国投资制度的政策定位上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朝着外向型、出口型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从财务融资体制中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速度，由于国家对投资力度的增大，表明政府在推行科学、稳健的金融政策，这种经济环境就有利于融资制度的产生，而融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经济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完善、健康。由此可见，完善、健康的财务融资体制反映也影响着经济环境的状况。

二、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一）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为了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顺利实施、把我国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新时代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就必须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实践工作中，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培训，不断提高和改进其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也要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只有不断对财务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进行设想和大胆改革，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和规划，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二）打造良好的财务管理市场

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健康、有秩序的进行，因此，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市场的规范，例如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提高财务管理的服务质量，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外，在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上要结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行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要与企业单位的战略目标相符合，尤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更应结合国际的经济状况打造一个资金流动健康的财务管理市场。

（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财务管理制度

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中更加强调了财务管理体制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使财务管理体制的职能更加明晰，从根本上为财务管理功能和财务管理体制的内容有所创新。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财务管理的观念改变了，财务管理制度真正成为融协调、监督、组织、评价等为一体的制度规范，把企业单位在运营、资金运转、控制成本、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财务内容进行综合的组织与控制，最终进行评价和监督，为企业对财务进行科学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财务管理的本质内容，长时间以来，企业财政直接管理财务监督、财务资金的周转等活动，导致财务工作和财政工作混淆不清的状况，因此，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下，可以把政府给予财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变为政策上的规章制度，把财政的直接参与变为间接引导和监督，为财务风险的规避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结语

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为主逐渐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过程中，财务管理体制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尤其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经融入到我国各项经济发展工作中，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财务管理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研究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对完善财务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志刚.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基于新企业财务通则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11（17）.

[2]饶晓秋.财务治理实质是一种财权划分与制衡的财务管理体制[J].当代财经，2003（05）.

[3]唐君.影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2）.

第5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目的：探讨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寻求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策略和方法。方法：调查我县育龄群众1304人，按照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年龄结构、性别等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低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高年龄层次的传统婚育观念分别与高文化水平、高经济收入、低年龄层次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结论：较低的文化素质、落后的社会经济是严重制约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所以，努力促进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素质，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上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从而才会有效地达到促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结果：

1.文化水平对婚育观念的影响(表1)

类别

样本量（人）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高中

123

21.95

初中

624

33.33

小学

412

51.39

小学以下

14582.07

合计

1304

43.56

文化水平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小学以下水平，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82.07%，而高中文化水平所占的比率为

2.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表2)

类别(年人均收入)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1500元以上

463

26.57

1500元以下

841

52.91

合计

1304

43.56

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以家庭年人均经济收入1500元为界，1500元以上的其传统观念所占的比率为26.75%，1500元以下的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52.91%，经统计学分析，二者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3.年龄结构及性别对育龄群众观念的影响

类别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20岁

386

32.64

30岁

631

42.47

40岁

287

60.6

男

564

44.33

女

740

42.97

合计

1304

43.56

年龄越大，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20~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32.64%，3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42.47%，4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60.63%，经统计学分析，20岁~与30岁~与40岁~比较，30岁~与40岁~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经统计学分析，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本次随机调查育龄群众1304人，其具有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占43.56％，而低文化水平、低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以及年龄偏大的育龄群众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更高。在我国农村，由于传统的婚育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受旧文化的熏陶，所以，要转变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水平，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

对策：

传统的婚育观念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同其他观念一样，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很快消失，特别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传统的婚育观念还有其存在的条件，要彻底消除人们传统的婚育观念是非常艰巨的，在农村“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还在支配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所以，要逐步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积极宣传新的婚育风尚。

1.发展社会经济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主要核心

在农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初期，人们的收入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呈显著正相关，所以群众的生育愿望仍然偏向于多生孩子和生男孩，而追求生育数量和追求生男孩的实质，是追求物质利益和传统婚育观念影响的混杂表现。调整传统 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加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应作为全社会性的工作来抓，各级各部门应充分协作，相互配合。如何发展社会经济，转变经济模式，应在如何充分改善农业产业化结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做文章，正确引导群众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充分改善传统的农业结构，走科技致富的路子，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不断增加，使家庭经济收入与科技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逐步达到根本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

2.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重要基础

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做基础，人们就能以摆脱愚昧落后的传统的婚育观念的束缚。偏低的文化素质、愚昧的封建思想严重制约着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为了引导广大育龄群众更新婚姻、生育观念，针对农村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受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的特点，必须长期地、坚持不懈地从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方面有计划地进行规范教育，努力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工作的重心应在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上下功夫；应在全面净化文化市场、文化环境，加大科学教育，正确引导广大育龄群众崇高先进科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上做文章，使广大育龄群众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应对周围的复杂情况，达到相信科学、崇高科学、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自觉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使新的婚育观念蔚然成风。

第6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 数理统计 社会经济领域 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数理统计学的快速发展，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理统计能够有效地预测和把握工农业生产中的经济状况，及时了解和应用经济变化的规律。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可以通过运用数理统计知识与方法有效分析经济问题，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作出正确的经济管理决策，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风险，使经济效益最大化，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数理统计概述

数理统计是数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随机现象中的统计学规律，利用相关的统计学规律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受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理念的影响，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如今，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分析抽样数据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方法，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数理统计学以其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特殊的研究课题，逐步拓宽了数理统计的应用领域，并与其他经济研究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数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经济中的工农业、科学技术、军事等领域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与推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利用数理统计学相关的知识和方法时，我们要认识到很多社会现象并不存在确定的规律，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运用数理统计的知识进行观察和研究，在认真分析相关数据和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在产品销售领域中，我们可以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一些商品的销售情况进行分析，进而预测这个商品行业的整体销售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或者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推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为制定出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依据。除此之外，数理统计在应用范围还有很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此外，利用数理统计对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还具有科学、便捷、实用等特点，能够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持。

二、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差不多所有的社会经济领域都与数理统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只要在一个领域内需要和各种数据信息打交道，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方面，都可以利用数理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具体说来，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可以通过收集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及时预知工业生产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问题，从而及时进行纠正，保证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工业产品的抽样检验等问题也需要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第二，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数理统计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耕种条件、选种、选择肥料等方面的问题，为促进农业生产提供数据支持。很多重要的数理统计方法和措施都是根据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出来的。例如，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费歇尔就曾在农业试验站工作时，通过进行田间试验，得出一些有重要意义的数理统计设计与分析方法，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科的发展。

第三，在医学与生物学领域中的应用。在医学与生物学领域中，数理统计学知识已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数理统计学可以通过一些有变异的数据中发现重要的统计学规律，对研究人体的变异情况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对一种治疗方法和药物的效果作出评价。

第四，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如上文所述，数理统计可以通过研究一种商品的销售情况，预计整个行业的销售情况，甚至可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和预测。

第五，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阶段，数理统计的方法已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企业的加工、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数理统计可以通过研究企业管理中的相关数据，在产品开发、市场分析、质量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数据支持，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产品的动向以及市场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领域都需要通过分析相关的变量因素，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因此，数据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数理统计学知识的不断完善，数理统计的知识与方法也在不断地充实与完善，借助现代化的数据处理工具，数理统计必将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2013Y097）

（作者：丽江师专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数学、金融统计）

参考文献：

第7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 会计需求;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

    一、会计需求的演变

    (一)会计需求的演变

    会计是伴随人类的生产活动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目标是满足人类的生产活动的需要。随着人类生产发展水平的提高,剩余物品的出现,为了合理分配这些物品,萌生了人类最早的计量、记录观念与行为。而后,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把会计作为国家行为,产生了官厅会计及其职能部门,在当时的国家财政经济组织体制中,设置了会计部门,配备了会计官员,在会计事项处理方面采用了一定的会计方法,并有了一定的规范,会计工作已能够正常展开。

    今天的会计工作形式与理论主要起源于商品经济兴起与初步发展的年代,我们常把它称之为“传统会计”。传统会计理论局限于从“会计主体”内部建立起会计理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首先,会计人员历来受雇于企业,使其习惯于从“会计主体”内部进行思考,会计必须基于业主产权的立场,建立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其次,现代会计理论起源于企业会计的历史,以为会计理论似乎只能从“会计主体”内部出发,但实际上现代会计理论形成之初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背景和基础之上的,当时,“会计主体” 概念的产生是由于需要区别企业与个人的资产,也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中划分出属于“会计主体”的局部空间。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在经营上相对独立。会计理论已经从“业主产权主体”会计理论发展为“企业产权主体”会计理论。这时“会计主体” 的概念是独立的,但是会计并没有脱离从个体出发建立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观念。

    (二)当前对会计的需求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活动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会计也随之迅速发展,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会计的需求各有不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会计的发展。

    第一,企业的所有者或潜在的投资者需要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便决定是否向某一企业提供资源。第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需要依据会计信息,分析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据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第三,债权人要求企业提供相关会计信息,以了解企业举债经营及资金流转等状况,并作为他们判断公司偿债能力及本身信贷决策的依据。第四,供应商要根据会计信息,分析企业的营运能力以决定是否继续与该企业保持业务关系。第五,客户关心商品和劳务的质量及售后服务情况,通过分析有关会计信息,可以做出是否继续与该企业保持购买关系的决策。第六,企业雇员需要评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为此,他们要获取和了解会计信息以坚定他们为企业服务的信心。第七,政府和其他一些机构通过企业的信息反馈,了解企业资产运营及社会资源配置情况,从而进行宏观调控和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法规。

    不同的会计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需要各有差异;甚至在同一类别的信息需求者中,所需要的会计信息内容也有差别。这样,各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会计工作和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而且推动、制约着会计活动。但是,各个方面普遍均能使用会计,则更明显地表明了会计的技术性属性。

    二、从个体出发的传统会计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统的会计信息生产模式已经使用了几千年,在以个体会计信息需求为主的年代,其基本还是有效的,但从个体出发的传统会计活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从个体出发的传统会计活动不能确切描述经营活动中的经济联系。这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是个体行为,更是一种经济联系,是两个以上个体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联系活动。无数相互交错的个体之间的个体活动联系,构成社会的经济活动。全面、正确地描述和记录经济活动必须考虑它们是一种经济联系,同时记录双方经济行为及相应的经济活动联系内容。这样才能更客观地反映经济活动,准确、真实地描述经济活动,这即是从社会化的角度描述经济活动。

    其次,任何一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双方互为参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体性地描述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割裂了经济活动的社会联系,造成会计信息的不可验证性。会计信息的不可验证性,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是不能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基本因素。

    再次,从个体出发的会计信息需求、生产和使用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即,会计信息的来源是社会性的,会计信息的需求和使用是社会性的,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会计信息的生产是个体性的,个体性的会计信息生产与社会性公共产品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产生了信息生产成本可能没有相应效益回报的矛盾,使得个体性的会计信息生产没有积极性,很容易出现在个体利益驱动下生产虚假会计信息的现象。

    从经济活动的全局空间或个体行为的局部空间出发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观点。这是由空间问题引起的会计理论上的分歧。所以,应该研究会计信息生产的社会性问题。对传统的从个体出发的会计活动,至少应该充实其信息内容,保证其对经济活动记录的真实性。此外,会计信息化和网络化也要求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

    三、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性

    当前知识经济所引起的技术资产日益重要,以及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技术与经济活动的密切结合,造成经营活动形式、经济组织方式、投资(和融资)渠道和资产构成等的多样性。它们需要会计能够全面地予以反映,提供满足需要的会计信息。但是,传统会计把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个别“会计主体”的内部,不能充分地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因此,要求对传统会计进行变革。由此,探讨会计信息生产的社会化,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它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防止会计信息失真

    由于会计信息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企业会计信息的个体性生产,对于没有相应回报地生产公共信息产品,缺乏积极性,因此会计信息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传统会计准则是从建立一系列社会公认的会计准则,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并不能完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会计建立在“会计主体”内部基础上的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会计应该以社会为背景和以社会经济活动为基础才更加可行。会计的社会化,才更有可能记录相互交错的经济活动信息,才能更好地保证社会监督的高效率。

    (二)克服会计信息的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在手工作业条件下的传统会计制约了会计信息处理的速度,必然造成会计信息生产不及时与传递的延迟。因此致使各种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在收到信息的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从而造成其所采取的决策与行动的效果不同。网络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具有处理会计资料速度快、准确度高等优势,可以很好地解决信息传递的延迟和信息生产的不及时问题。而这些也需要通过社会化的会计信息生产才可能解决。(三)解决会计信息来源、使用与生产之间的矛盾

    不同的会计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同,但是其共性是要求会计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会计信息。而起源于个体需求的会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首先,会计信息的个体生产者不会为了满足社会性的需求而增加信息成本。所以,受利益驱使的个体性会计信息生产无法制约,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各个个体的经济状况,需要从经济活动中各个个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出发,方能真实、充分地描述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各个个体的经济状况,否则缺少可验证性。所以,应该从解决不同需求、成本问题和验证性等问题入手,把个体性的会计信息生产模式转化为社会性的会计信息生产模式。

    (四)满足社会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管理、调控的需要

    以“会计主体”为基础的会计活动,记录与反映的是 “会计主体”的内部信息,不能反映各个“会计主体”之间的联系,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但是,出于社会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管理、调控的需要,不仅需要会计信息的真实,同时也需要了解社会经济活动中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联系,以便正确地掌握它们之间的需求、供应关系,科学地制订经济政策,合理地调配资源。因而,出于社会对经济活动调控的需要,也要求建立以社会为背景和基础的会计。而且,在网络化的信息处理技术条件下,采用社会化的会计信息生产模式,有条件且有能力满足社会和国家对经济信息更高层次的需求。

    (五)节约信息生产的成本

    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之——就是节约费用,增加效益,目前有许多企业聘用记账的会计服务公司,这则反映了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趋势。在会计服务公司里,会计人员按照社会经济活动的共同要求建立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会计服务公司的会计工作人员而言,“会计主体”的概念只是区别不同实体的观念。可以说,会计服务公司的工作,为会计以社会背景和以社会为基础而进行的会计工作,进行了实验,提供了研究会计社会化的基本条件。  四、传统会计理论与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的比较

第8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1调查

1．1调查资料收集

调查对象为2007年1月～2009年12月在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宫颈癌的80例患者。收集、调查其所在地区经济状况、人口学资料及患者的基本情况和治疗管理情况。

1．2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的方式，对80个病例通过查阅病案，调查获取所需资料，并对宫颈癌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进行测算及构成分析，宫颈癌的经济负担测算包括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疾病负担研究［2］分为疾病的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方面，后者主要为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通常用货币来衡量。直接经济负担包括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包括因疾病致使劳动力有效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能力的降低。患者年均费用＝年均直接医疗费用＋年均直接非医疗费用（年均直接医疗费用包括检查费、手术费、化疗费、放疗费、药费等，年均直接非医疗费用包括交通费、伙食费、营养费、住宿费等），直接经济负担＝该病患者的年均费用×凉山州年末户籍人口数×患病率，间接经济负担＝患者及其家属的年人均误工天数×凉山州收入／有效工作日×凉山州年末户籍中妇女人口数×患病率。

1．3统计方法

将核实、整理后的数据输入计算机，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调查因素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文化程度：文盲21人（26．3％），小学18人（22．5％），中学39人（48．8％），大专及以上2人（2．5％）；经济状况好（月收入大于2000元）11人（13．8％），中等（月收入1000元～2000元）28人（35．0％），较差（月收入500元～1000元）20人（25．0％），很差（月收入小于500元）21人（26．3％）。职业：工人12人（15．0％），农民56人（70．0％），干部6人（7．5％），（城市中无职业的）居民6人（7．5％）；居住地：农村人口55人（68．8％），城镇人口25人（31．3％）。有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65人（81．3％），其余无任何医疗保障。首诊选择乡卫生室15人（18．8％），选择县／镇卫生院42人（52．5％），选择上一级综合医院23人（28．7％）。患者从有症状到首诊时间平均为65．7天，22人（27．5％）出现症状到首诊的时间超过6月。不去看病原因：没必要看病14人（17．5％），经济困难17人（21．3％），交通不方便4人（5％）。有8人（10％）在县级医院确诊，其余72人（90％）均在州级医院确诊；县级医院确诊的8人中6人（75％）为中晚期，州级医院确诊的72人中21人（29．2％）为中晚期，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2．2经济负担对宫颈癌患者影响情况

凉山州2007年1月～2009年12月平均户籍人口数为216万，年平均收入11852．23元，宫颈癌患病率为36．3／10万，患者及其家属的年人均误工天数39．8天。由此可见，凉山州宫颈癌患者年均费用为31652．23元，患者患病期间的社会经济负担由直接经济负担（2481．79万元／年，占52．60％）、间接经济负担（2029．50万元／年，占43．01％）、无形经济负担（207．23万元／年，占4．39％）构成，共计4718．52万元／年，见表1、表2。

2．3宫颈癌患者经济负担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3所示，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与患者经济负担呈负相关，文化程度高者经济收入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经济负担相对较轻；患病时间与患者经济负担呈正相关，患病时间越长经济负担越重。

3讨论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所患的仅次于乳腺癌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但宫颈癌是一种可预防、可治愈的疾病，从宫颈癌前病变发展成宫颈癌，大约需要10年时间，阻断其恶变进展，可以避免约99％的病变发展成为子宫颈浸润癌［3］，但许多妇女的宫颈癌预防知识薄弱，对宫颈癌及筛查的认知不足，认为就算查出了宫颈癌也不能治愈；同时受个人经济条件的影响，常规细胞学检查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在我国一直得不到有力推行，导致该病的发生率增高［4］。本研究通过调查宫颈癌患者住院和门诊费用及相关资料，得出如下结论。患者文化程度为文盲占26．3％，小学占22．5％，中学占48．8％，患者从首次出现症状到首次就诊时间平均为65．7天，其中有27．5％从出现症状到首次就诊的时间超过6月，自认为没必要看病者占17．5％，导致就诊延迟或就治延迟。研究表明，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与患者经济负担呈负相关，文化程度高者经济收入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经济负担相对较轻；患病时间与患者经济负担呈正相关，患病时间越长经济负担越重。因此提高凉山州妇女文化素质，改变与患宫颈癌有关的风俗习惯，提高认知能力和重视程度，定期进行妇科体检，才能减少宫颈癌发病；同时关注宫颈癌患者，重视宫颈癌危险因素的早期干预，提高基层医院的诊治水平，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也是很必要的。另外，需在诊治中重视患者的经济承受力及主观感受，将病情、经济、治疗方案相结合，才能达到用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目的。调查发现，宫颈癌患者经济状况较差者占25．0％，很差者占26．3％；年均费用为31652．23万元，直接经济负担占52．60％、间接经济负担占43．01％、无形经济负担占4．39％，共计4718．52万元／年，占全凉山州妇科疾病总经济负担的14．74％，且宫颈癌总经济负担呈不断上升趋势并高于凉山州GDP的增长幅度。

第9篇：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 社会经济根源 市场 政府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 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