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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社区;绿色生态社区;生态社区
1 导言
生态社区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主导,意在寻求自然、建筑、环境和人四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即消耗最少的资源和能源,产生最少废弃物的社区,坚持生态保育、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并重的原则.生态建设是一种渐进、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过程,要跨越五个阶段:即生态卫生、生态安全、生态整合、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
2 社区概念和内函
早在2300年前,哲人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政治组织范式的城市时就提到了社区。而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发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认为,社区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社区是包含有自然地理的空间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活动功能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
社区是居住在一定地域空间,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助及服务体系的人口为主体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居住为中心的生活、经济和公共活动的环境整体,其主要有地域、人口、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地缘感等五个要素。
社区的一般定义归纳为:(1)指居住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群人及这些人生活的地区;(2)指一群具有共同经济利益或共同文化传统的人群;(3)指共有利益、共享价值观念,能够互相认同或共同参与事物。
社区有三个分析尺度:第一是物质尺度,社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第二是社会尺度,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和互动;第三是心理尺度,即这些居民有心理上的地域感、共存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3 生态社区概念与内涵
3.1 生态社区概念
生态社区在国外又被称为“可持续社区”、“健康社区”、“可居性社区”、“生态村”。雅尼斯基在1981年第一次提出的生态社区的概念。他认为生态社区是以生态功能为主旨,以整体的环境观来组合相关的建设和管理要素,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环境水准和生活水准,且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地。
生态社区以生态性能为主旨,以整体的环境观来组合相关的建设和管理要素,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环境水准和生活水准,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地。建设生态社区的目标就是强化社区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地作用;加强社区的自组织自我调控能力。
生态社区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遵循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即综合系统效率最优原则,设计、组织社区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质资源和能源,使物质、能源在社区系统内有秩序地循环转换,并且在保证健康舒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从系统外输入的资源与能源和向系统外输出的废物与污染,从而获得的高效、低耗、无废料、无污染,生态平衡的社区环境。
颜京松等人认为生态社区就是按生态学原理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具有较完整的生态代谢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人与自然协调、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生态社区的规划设计是遵循生态理念,实现各种生态与技术、文化、体育、娱乐相结合型社区产品,包括:
(1)生态智能型社区; (5)生态数码型社区;
(2)生态文化型社区; (6)生态办公型社区;
(3)生态宗教型社区; (7)生态工业型社区;
(4)原始部落型社区; (8)生态居住型社区.
总之,生态社区要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生态社区从构成上讲,与社区一致的,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的地理区域以及作为一个特定社区群体的共同意识构成;从涵盖内容讲,生态社区作为开放式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人居环境组成的细胞单元,也包含环境一社会一经济三方面,包含“环境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
3.2 生态社区内涵
王如松认为,生态社区需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减少小区的物耗、能耗和水耗,废弃物在小区内最大限度地资源化,减小对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市政压力;维持社区的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建筑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吴智刚、缪磊磊认为生态社区是指生态健康的社区,是一个能促使居民身心健康,提供居民优质生活,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精神文化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区。生态社区不仅要求社区中人的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更强调人、生物和环境的共同行动或活动。生态社区意味着生态城市中以社区中人的生活选择与生活生态过程为主导,以社区中“人一生物一环境”这一生态链网为物质基础,以社区中人的生态伦理、情感、思维、行为、意识、知识的形、质、象、式、景、态相融合的新型社区。
生态社区从广义上分析是综合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维持原有的社
区生态系统平衡,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减少废物排放,实现社区和谐、经济
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活空间。建设生态社区原则是“和谐安全、健康舒适、高效清洁、
环境优美”,实现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物资、能源、信息高效利用,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的聚居区。
生态社区是由物质环境、非物质环境和人类(居民)活动共同构成的一个开放式生态系统的整体,各种因素的存在独立作用和内在联系性。在生态社区中,物质环境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居民生活质量,同时决定了居民生活的未来。而相对应的制度、管理和居民的参与,则是社能良好健康运行的基本保障。居民的各种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社区居民的生态意识,则是实施生态社区的主观决定因素(见图1)。
Fig.1 Factors and relations of eco-community
A―人类活动所导致物质环境的改变;良好物质环境是居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不良的环境会阻碍甚至破坏社区的发展。
B―健全的制度和优秀的文化使社区居民的活动和身心得以良性发展;居民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了非物质环境。
C―物质环境的变化,制定出与自然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不同制度的推行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了不同的物质环境。
生态社区是自然生态和优质生活的场所,有效利用资源的聚落,健康运转的生态系统。
4 绿色生态社区的概念
绿色社区:是在传统社区的基础上,将人性化、生态化作为社区创建的宗旨,即从社区的设计、建设、管理始终贯彻绿色的概念,让社区达到既保护环境、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又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持续发展相协调。
绿色生态社区: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定义的人类住区的模式,是人类经过历史的选择之后所倾向的人类住区模式,是综合了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信息来研究人类的生存空间,试图寻找最适合人类及人类环境的住区模式,即绿色生态社区是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绿色”社会为内涵,“生态”技术为支撑,“绿色”生态环境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还有人提出了邻里单位、传统邻里社区、社区TOD模式、混合居住社区、可持续社区、低碳生态社区等概念与理论。
5 对生态社区概念的探索
笔者认为生态社区的概念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以生态学为切入点,以生态思维和生态文化为理论导向,以生态美学为依托,以生态技术为保障,以生态法规和生态伦理学为制约,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南, 遵循生态平衡原则,在一定地域空间,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助及服务体系的以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为主体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情感上、心理上具有地域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人与自然协调、互惠互利、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低碳节能生产生活消费模式的基本人居生态单元,较完整的生态代谢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社会进步-经济高效-文化多元-生态环境和谐”的多功能的开放式的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吴智刚.城市生态化的演进与生态社区的构建[J].规划师,2002(12)
[2]曹伟.生态社区新理念.及其人居环境的探索[J].建筑学报,2002(9)
[3]郭斌.洪再生.都心区综合居住社区的规划策划[D].天津大学,2008.6
【关键词】城市社区;归属感;社会工作
滕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是社区的灵魂,没有居民的认同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城市社区是居民生活与休憩的主要场所,居住在人际关系和睦且具有归属感的社区中无疑是所有居民是向往与渴望的。和谐社区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对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培育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工作者的使命。那么,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工作者应该如何看待社区归属感培育这项工作呢?以何种理论为依据?若以此视角来看待,又将采用何种方法达到培育社区归属感的目标呢?
一、社区的概念
(一)滕尼斯的“社区”构想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社区”这一词汇。“社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思想家F.滕尼斯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20世纪20年代,“社区”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要概念。美国的社会学家把滕尼斯德语的“社区”: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在英文中,community一词具有“社区”和“共同体”的双重涵义。20世纪30年代,将英文的community译为“社区”, “社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语。
在滕尼斯看来,“社区”与“社会”分别是传统和现代的人们共同生活的两种理想结构类型。社区(共同体)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同质性较强的人口基于自然意愿,以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等自然连接纽带而联结成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际关系是亲密无间和互相信任的,人们守望相助、服从权威、遵循共同的风俗习惯。滕尼斯把社区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而“社会”的概念则不同于“社区”,社会是由价值取向多元化、异质性特征鲜明的人们基于理性意志,以劳动分工和法理性的契约为社会机制联结而成的社会形式。在“社会”这一共同生活的形式里,契约关系和次级关系是人际交往的主导形式,表现多为自私自利、缺乏感情交流与关怀。
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的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含着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还包括着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社区”与“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二)我国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解读
我国社会学者对“社区”的理解与滕尼斯“社区”概念的构想是不完全一致的。这种偏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界把社区界定为地域性社会,地域因素成为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之一;二是对因由地域而衍生出来的邻里关系的强烈追求。这两种思想在当前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讨论中司空见惯。仅以《社区工作》一书为例,其对社区的定义为: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地域是社区的自然地理位置与人文地理的空间载体。而文化则是社区范围内具有特质的精神纽带。可将之理解为,“社区”之于居民而言,是一种充满磁性联结的“场域”。地域是居民共同生活最基本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即是“场域”中的磁性联结。
滕尼斯对“社区”的勾勒以及我国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解读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社区建设工作。社区建设对“社区”地域性的限定和邻里关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社区居民注意力和时间的向外分流,加强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交往的强关系,有利于增强社区内居民的归属感。但社区工作者发现,几乎所有的社区中都存在着一些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区文化生活的个体(且不在少数),在社区中孤立无援,情感压抑,转为寻找新的社会交往渠道。这是社区工作者无法忽视的,需要我们不断反思。
二、城市化对“社区”的影响
除社区概念研究上的历史渊源外,中国城市社区现状的形成更深深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践行者。
(一)社区消失论
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城市化降低了这种同质性,紧密的首属关系遭到破坏,认同感削弱,最终使社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国学者沃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城市化使得首属群体发生分离,社会用理性的和非人情化的程序和制度来替代原先由首属群体提供的支持和控制,使得社会规范混乱、脆弱并产生社会“失范”的状况。他们认为,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这种观点被称为“社区消失论”。【1】
持有“社区消失论”观点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整体态度是悲观的。他们认同城市化对城市社区具有根本性的破坏:既然社区没有了存在基础,那么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在面对社区培育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时,大多没有开拓性,不愿尝试新路径,采用保守的方法解决表面化问题,忽视居民的情感需求,无法完成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使命。
(二)社区发现论和社区转变论
60年代以来,在对社区消失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产生了社区发现论和社区转变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甘斯、费谢尔、斯塔赛等。甘斯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城市中许多组织间和邻里间的互动是一种“准首属关系”。萨脱斯等人认为,当代城市中确实存在着具有地域范围的社区。城市化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既没有造成城市社区的衰败,更不会使城市社区趋于消失。城市社区往往可以通过住户缓冲大规模力量的影响,成为提供相互帮助和居民进入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2】
倾向于认同此类观点的社区工作者,相信具有地域范围的“社区”在城市化冲击下仍然存在,并可以通过倡导城市社区居民的互助和亲密交往来培育对社区的归属感,改善社区的社会交往环境。在工作中,他们重视社区地域范围内的邻里关系和归属感的培育,但其工作却因为种种原因面临着重重困境,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三)社区解放论
70年代,由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提出来的。费舍尔指出,非邻近居住区的居民,通过兴趣爱好、共同价值观等特定点会组成一种群体关系,形成他们的社会网络。费尔曼和雷顿认为仅考虑邻里关系,会忽略掉人们在居住区之外的社会亲密关系。他们提出应打破对邻里关系的强调,重新思考社区的概念,社区居民要从地域或场所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建立超出初级关系的群体关系。并用社会网络作为描述和研究这种城市社区人际交往的分析工具。【3】
社区解放论为在工作中面临困境的社区工作者指引了一个新方向。它对分析和消解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启发:构成社区的最重要因素也许并不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人们的亲密关系和共同归属感才是社区的精髓和实质。【4】社区工作者需要重新对“社区”的概念进行解读,对原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进行质疑,对社区居民归属感的需求和满足路径进行探索。
社区工作者应意识到,以上理论所表述的现象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工作中要理性和全面的看待。
三、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以上理论对分析和消解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我国城市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还面临着特殊的困境。对此进行探索,能进一步帮助社区工作者认识和理解其工作环境、工作对象,从而选择适当的工作策略开展工作。
(一)过渡型社区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5】。“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常见的新型社区形态。从居住主体来看,“过渡型社区”中长期居住着一部分失地农民(主要是失地老人)和大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外来务工者)。在过渡型社区中,失地农民进行着身份、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转换。其社区重建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社区文化和归属感的培育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失地农民市民化进度缓慢的同时,过渡型社区中还面临着另一居住主体的问题。流动人口的涌入和长期居住,使得“过渡型社区”事实上已经成为由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共享的居住地。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集体,虽然个体的代谢和流动很大,但具有整体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失地农民恒居于此却面临转型之痛,流动人口客居于此也备受生存压力,双方又不得不长久生活在一起。失地农民市民化和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并行成为社区归属感培育的两大核心问题,而在这两大问题上延伸出的第三大问题即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整合问题更是对“过渡型社区”的社区归属感培育形成全新的挑战。
(二)社会保障制度薄弱
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流动人口,不论是由于人的情感需求还是基于怀旧和浪漫主义的理想,都对乡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机械互动感到悲观和厌倦,在城市社区生活与休憩中尤其渴求心灵的放松与安放。但面对大规模、高密度和异质性强的过渡型社区环境,人们的交往互动中的安全感逐渐丧失,只能选择适应各种社会认同的“模板”行为,甚至选择逃避,逐渐封闭自己。社会需要对个人这种安全感的剥夺和隐藏的巨大风险给予积极回应。但当前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甚至无视一些弱势群体的根本需求。这种推脱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会增大社区居民的异质性程度,而且将直接加深弱势群体对自身遭到不公平对待的认同,从而在心理上、行为上排斥、敌对社区交往,社区归属感培育所面临的困境的广度和深度都将继续蔓延。只有及时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社区居民在交往互动时才能卸掉心理防御与隐忧,将人际关系看成一种健康的、真正为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的交往形式,真正把居住的社区作为自己的心灵归属,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才会真正水到渠成。
过渡型社区只是我国城市社区的一种类型,但它在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方面对社区工作者是最具挑战性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过渡型社区中,群体的异质性强整合难度大也只是社区归属感培育的表面难题,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需要社区工作者加以重视。
四、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路径探析
满足居民的情感需要,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无论面临何种困境,社区工作者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这一使命。那么,社区工作者将如何具体开展这一工作呢?文章认为,秉持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以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全部社区居民和处理社区事务,以地区发展模式和社会策划模式为主要工作方法来回应居民的现实需求,积极探索更多地社区交往途径,是社区工作者做好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可行策略。
(一)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
工作者需秉持其基本价值理念,尊重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尊重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社区居民服务;向社会不公平挑战,维护社会正义,扩展机会和资源来实现社会正义;助人自助,帮助社区居民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多元化的视角
社区工作者需要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社区事务,需要承认在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并促进这些群体的并存。承认社区中的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并通过发现、挖掘、整合和管理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可以协助其拓展其社会交往渠道如创建网络虚拟社区论坛,表达情感和参与社区事务。积极组织协调,创造出一个可以使不同利益的群体能够公平竞争的社区环境。鼓励在不损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居民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容忍;渐进性地改变有关的制度和政策,以保障社区中弱势群体的权益。
(三)社会策划模式和地区发展模式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者可以将社会策划模式同地区发展模式结合起来,理性的和有计划的帮助居民解决社区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帮助社区建立长久的制度和组织,达到实现社区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居民愿意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居民对参与价值的肯定,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提高其参与能力,拓展期参与途径。在此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协助居民表达对社区问题的不满,鼓励并协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人际关系;协调社区内各个团体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合作;培训并努力提高居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培养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共建互助精神。
结 语
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中不停地面对着各种挑战,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以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全部社区居民和处理社区事务,采取各种方式来回应居民的现实需求,是社区工作者探寻社区归属感培育的路径之一,这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社区工作者应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区概念的解读,不断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不断寻求新的路径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培育社区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2]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1998(04).
[3]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
[4]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J].学术论坛,2002(05).
关键词:社区,消解,存在,认同感
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社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物,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社区在当今存在的意义,它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还是如众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即将消解的存在?答案是无须质疑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社区是一种散发着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将从社区消失论和发现论两大理论谈起,分析社区在当今被“再发现”的契机。
一、社区概念的发展
“社区”一词,渊源久远。“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书。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文,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一词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转译而来。滕尼斯在书中以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德国为背景,论述了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滕尼斯把社区看成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会当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社区概念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化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区”概念。由此开始社区一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其涵义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区突出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特质,并不强调地域特征。之后社区概念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迄今尚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有学者粗略统计对其定义就有140多种。美国学者桑德斯曾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对国外社区概念的理解分为四种类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居住地方。②人类生态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空间单位。③人类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④社会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社会互动(桑德斯,1982年)[1]。简单而言,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定义怎样变化,在现代社区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地域、人群、社会关系、认同感。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论文写作,认同感。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发现论。论文写作,认同感。
二、社区消失论[2][3]
这种社区消失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社区概念的核心。
可以说,从社会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社区起,贯穿其间的一个主调就是认为社区作为地域性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终结。许多社会学的城市社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一点。如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除了某些种族聚居区,居民与地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弛,他们虽住在同一地方,却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识。美国社会学家斯腾指出,随着一体化的大众社会的到来,作为地域性共同体的社区变得难以界定,不同区域居民的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差异已减少到相当程度。而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更是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时代,共同体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经和地点脱钩。人们不应该在增强已经丧失的社区感上做文章,因为,他们并不能阻止社区的丧失。
总之,在这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看来,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时,维持社会团结和公共道德的传统机制也失去了社会的政治意义。
三、社区发现论[2][4]
60年代以来,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易斯、甘斯、费谢尔、斯塔塞等。如果说,认为社区必将走向衰败确实是自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生活以来的主调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一主调一直都伴随着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论文写作,认同感。
刘易斯提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些圈子内人与人之间仍保留着亲密的关系;圈外的陌生人对他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并没什么影响,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国学者霍加特通过对利兹市一个工人聚居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从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会同一性、社区居住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论证说明了现代都市中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的存在。
古斯菲尔德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地域性限制虽然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区这种地域姓的共同体依然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共同体中的一个。甘斯等人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更近的则如帕乔恩,他通过对英国格拉斯哥市760个被访对象的调查研究,断定了城市中有意义的、有相对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的继续存在。
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它的现实存在是无须置疑的。“社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社区化发展的趋势。
四、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机遇[3][5][6]
从这两大观点的争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一种夹缝中的存在。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都在极大地挤压着它;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到社区的现实存在是无需质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转轨带来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传统“单位体制”的解体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单位办社会”模式渐渐被“社会办社会”模式所取代。我国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撑体系的支撑点也由“单位”落实到“社区”。这些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第二,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来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区的居民的“社会同一性”也将越来越高。当居民自己拥有住房以后,一般会与居住地保持较为长久、稳定的联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拥有者要比租房者对所在的社区有更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论文写作,认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害一致性将导致他们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凝聚力,这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地发展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涌入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导致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区作为城市“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论文写作,认同感。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对外来打工者,社区都是人们较为稳定的生活、栖居的地方,成为人们联系最多的场所,社区在客观上就具备了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条件。这样,城市管理客观上要求“权利下沉”,而社区又可以作为“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
第四,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使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多样化了,满足文化需求成为都市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繁荣社区文化,让社区文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来影响人们,填补他们在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等综合需求发展,从低层次向低、中、高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对象则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这些都为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论文写作,认同感。
综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社区在当今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区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所以伴随而来的将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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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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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5]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J]. 天府新论,2002,(4).
[6]高鹏翔.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 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15,(3).
在许多地产界人士看来,人文地产却并非是全无实质内容的噱头,因为“人文地产不是一种地产类型的分类,而是一种开发理念的追求”。这是一种对人文地产的理解。
从这个理解出发,人文地产重点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也就是强调房地产开发必须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求。反过来看,这也应该是购房者的一种理解与要求。
房子是给人住的,当然要尊重人的感受。甚至有的人认为,满足客户需求,人文就是这么简单。当然。客户的需求并不仅仅是指产品性能、功能等物质需求,更要满足客户的心理、精神需求。房子也就不仅仅是指导实现功能需求的核心产品,还包括服务,包括社区氛围,所以,一定要为消费者创造精神价值,使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才能获得超越房子本身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的能量。
从这个理念出发的人文地产,在展现生活之美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和关环。
以北京为例。北京地产界在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之后,正开始逐步深入到人文地产的实践当中。
最初在北京市场行的是概念。即便到了今天,善炒概念,还被许多业内人士看成是北京房地产市场的特征之一。
而对于概念,一些人的理解是,放大某种产品的特性进行宣传,使之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北京,较知名的概念有SOHO、TOWNHOUSE。
但是概念时代时间比较短,大约到2004年,房地产市场就结束了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像得房地产市场变成了政策性市场,经过政策教育的消费者们也趋于理性,房地产开发商也明白,单纯的概念已毫无意义。因为当概念大于产品本身时,概念就成为了一种泡沫。概念的泡沫过多、过滥就给消费者造成了困扰,使之在购买期房时对房子的品质难以形成准确的认识,最终造成了许多纠纷。如今,人们仍可以在一些广告上看到如下字样:“此图为效果图,产品实际情况以最终入住时为准。”这就是给自己留下的一条后路。
概念地产之后是文化地产。如进行案名征集、房模大赛等。文化地产产生了强大市场效应,这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做秀的因素。做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某些地产商喜欢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论。以激起市场的反应;一个是媒体的炒作。
其实,对于这个文化地产,有人分析,它只不过是概念地产的又一表现形式或者说升级。广州、上海的地产业自身具有许多特点,它可能不如其他地方那么务实。那么致力于商品质量和品质经营。但相比之下,它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有的地产商来到北京之后,调整了战略,将南派的产品主义与北派的文化进行了结合,走上了主打人文的产品之路。而在北京,人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会走上南方式的产品主义道路,而是会沿着文化的路子继续演化,会将文化与建筑产品进一步融合,也就是人文地产理念。
自此,人文地产风行。
告别概念地产的人文地产,如果缺乏有实质的内涵,则仍仅仅一种概念。
人文地产的核心,应该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以及土地与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了人与房子的关系。
土地讲的是规划,必须要与城市规划相匹配,对城市历史得有了解,对城市的未来要负责任。
然后,是回归到对人的尊重,打造当代人所需要的人居环境。通过人居的研究和土地的研究来指导具体的产品开发,进行规划和布局。作为人文地产项目,这些是一开始就具有的理念,而不是为了销售找来的说法或者说是进行概念的,文化的包装。
人文地产的人表现
人文地产的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没有一个准确而统一的解释。不过,购房者还是可以把以下几条作为选房时考虑人文因素的参考。
1.外部人文环境 任何一个楼盘都不可能孤立,也正因如此,整个周边区域的人文环境显得至关重要。因此,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文社区,周边的人文环境、居民素养、流动人口的比例都需要思考。
2.社区人群最好趋同 每一个社区应该有着相对固定的人群,毕竟生活方式的趋同、生活习惯的互相认可是一个社区和谐的重要标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高端商务人士的居住习惯也会产生不小的冲突。社区人群在收入水平、家庭结构上的趋同性尤为重要。
3.有相对稳定的交流平台 相对稳定的交流平台绝不单纯是在业委会的单打独斗。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应该是开发商和业主共同搭建的沟通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发商对业主的重视程度将成为交流平台是否稳定的关键所在。
4.重视对区域文化的传承 每个区域历史人文背景都有不同侧重,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体现出对当地文化的尊重,购房人自然也会对社区产生更多无形的信赖。
5.社区增值服务丰富 这一直就是高端楼盘体现人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不少楼盘兴起的“24小时”管家服务,酒后代驾等服务虽然都是细节化管理,但是就深层意义而言,只是对理性化管理的另类解读,看增殖服务应该看适合自己的。
[关键词]田野地点;村落;边疆;民族地区;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8—08
在复杂社会或是在民族地区调查,常常面临如何选择调查地点的问题。过去,人们常以一个族群历史与现实的分布区域作为社区,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可能有变化,类型上可能有乡村,也有城镇,因此从历史到现实的社区类型而言,在民族地区调查,可能会包括中国人类学传统调查中的乡村、少数民族及城镇三种类型的社区。如果只在一类社区进行调查,则面临新的问题。正如罗伯特·F·墨菲所言,在复杂社会中,假定提供资料者即是该社区的代表,这是很危险的。在复杂社会里,假定人与人同质更是愚蠢透顶,因为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部分均有其亚文化。如果要研究整个社区,他就必须从各个亚群体的代表那儿获得信息。田野工作技巧应随研究背景而定。[1](P-303-304)因此,传统的驻点式的调查,似乎很难适应新的社会事实,需要借鉴和综合几种类型社区调查的方法,这是面对田野事实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回到中国田野研究的传统里,在对田野研究的回溯中寻找理论和方法支撑。
一、 中国人类学田野的三种类型
首先回到社区概念上。在社会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很早就使用“社区”这一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出版了《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Community and Society》。滕尼斯认为,Community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它也可以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Community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也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2](P-2)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对立起来,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54)他用类型学的分析方法,把共同体和社会分别设置为一个连续变化系统的两端。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共同体以社会的意志作为和睦、习俗、宗教见称,社会则以社会的意志作为惯例、政治、公众舆论见称。[3](P-339-340)显然,这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
英语学术界把“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而波兰社会学界则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之。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不少学者都认为,传统乡村是“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这样,农村社区便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4](P-58)
而对中国社区研究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第一个社会学派,通过自己的实践,把兴起于欧洲的学科顺利地引入美国社会。他们对社区、社会的概念及社区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派克在论述社区与社会时,没有将两者作为具有对比性的、二分法的分类模式。也没有今天中国学者所强调的“社区”与“社会”对应于“传统”与“现代”,并隐含某种“进步观”的价值判断。派克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或者说是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社区”与“社会”概念的。即将两者视为观察人类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派克的分类范畴里,“社会”与“社区”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社会”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如果以实际可以指称的范围来看,它涵盖了“社区”。“社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包容性的概念,它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各自拥有自己的特定类型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社区”则包含着地域因素,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共同命运,同时强调人们参与共同生活,参与到社区的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角色。一个个体的人属于一个社区,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社区内,而是由于他参与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5](P-181)同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他将社区研究视作体系的研究,包括适应与完整两个方面。而在中国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主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两年之内完成精密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含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纵的连绵的研究。横的研究首先要发现和记录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即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及乡村组织,以及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划分的组织。同时要包含经济生活、土地所有权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制度、家族和亲族的功能作用,社会裁定和控制,礼节和仪式,个人社会化过程。乡村连绵的研究,最好是能反复观察,或者是选择几个受到同样影响而程度不同的社区加以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比较研究之需,以期建立“人类社会的科学”;也可以学以致用;帮助认识过去的社会,尤其是社会连绵数千年的中国,更显得特别确实。[6](P-182-188)这体现了布朗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学术观念,他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他愿意将这门学科称作“比较社会学”。[7](P-212)他将中国的乡村社区调查,纳入其整体的“试验区”范畴考虑,他想把世界上现存的、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等的社会类型一一亲历。他先后将安达曼岛、澳洲、太平洋群岛的东加群岛和萨摩亚等、南非洲、北美洲作为他的比较社会学的五大试验区,同时他的试验区也延伸到白种人地方社区,以及研究复杂程度更高的日本九州。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开展应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于是吴文藻请他东来,他主动建议实施“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8](P-183-185)可见布朗对于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地点是多元的,其调查的社区,完全服务于他的学术思想,而并无我们所想象的“乡村怀旧情节”或是“乡村中心主义”的情愫。
然而,社区的概念、类型传入中国后,则有了“地方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学界将西方的概念Community移植、改造为“社区”概念,①这与吴文藻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理论的改造,以及对结构功能学者布朗的理论和主张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②也与他对中国社会构成及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有关。吴文藻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而19世纪以来这个传统社会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要研究这个现实状况,社区研究的方法值得采纳。[9](P- 665-687)他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可统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1)部落社区;(2)乡村社区;(3)都市社区。部落社区指以游猎牧为主的人们及其文化,乡村社区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都市社区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业的人民及其文化。通常部落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8](P-144-145)
但是,中国社区研究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城市,演变成了汉人的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两大区域(而都市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代后期在中国出现),吴文藻的上述观念,也直接体现在村落和边地两大研究区域中。
汉人的农村社区研究,以村落作为调查的地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早期经典的社区研究,几乎等于是在汉人社区所作的村落研究。的江苏“江村”、林耀华的福建“义序村”、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村落社区研究,受到了利奇的质疑,对此曾有详细的论述。西方人类学家在汉人社区研究中出现了超越村落的试验,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集镇理论。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范式”目的是想扫清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历史无法结合的方法论障碍。施坚雅的市场集镇模式,挑战了将中国农村的村落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单位的理论。
自20世纪40年代后,汉人社区的研究,从方法论单元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避免将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一体化体系,让人们注意到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功能,也要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0](P-49)但这种纵横交错的分析模式,是在“宏观与微观”、“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等“认识规范”下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田野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田野中的许多关系可能被忽视,而我们的关注对象,也可能更偏重于理论本身,而不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③
这些理论模式,除了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外,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是选取村落,还是将村落放在社会历史框架下,或者是用市场模式去解释。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是建立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域复杂,文化多元,历史悠久,任何一种方法和模式都不能简单地运用到中国其他区域调查中。
基于东南的宗族模式,是否在其他汉区适用,基于成都平原的市场集镇理论,是否在山区适用,再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社区研究中,对于历史上处于化外、檄外之地,处于羁縻制度及土司制度管理下的地区是否适合,都需要在田野研究中进一步讨论。④
同样,边疆地区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研究华西(包括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民族风俗习惯及自然环境等内容,在研究西南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西、东北、云南、湘西、浙江、福建和台湾进行调查,其中既有中国的学者,也有在中国长期从事研究的外国学者。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发展成为边政学。社会人类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更为深入,这为1949年后中国民族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哪些地方属于边疆研究的范围,则各有说法。吴文藻认为,边疆应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具体而言,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邻近外国的地方,如蒙、藏及辽、吉、黑、热、察、绥、新、宁、青、康等省是也;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少数民族的荒僻之区而言,如陕、甘、湘、桂、川、滇、黔等省之边区也是。[8](P-268-269)柯象峰进一步认为,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本就是边疆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其主要的有川西北的羌戎,川西西康的西番,川西南和云贵的倮倮,川南、湘西、云贵的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的瑶、海南岛的黎人,这是研究边疆不容忽视的。再推而广之,西北至中亚细亚、南至南洋群岛及东南沿海的岛屿,也可注意。[11](P-157)而张少微则认为,边疆地域只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康和云南。[12](P-187)研究对象上,吴文藻将内地农业与边疆畜牧业、内地乡下人与边地人相对提出的,他认为,边地人与内地乡下人程度的相差,有如内地乡下人与城里人程度的相差,甚至在民族性格、语言文字、习俗风尚、、文化方式,无一不是大相悬殊。所以研究边疆民族是研究边疆政治的关键。[8](P-267)具体的研究范围,李景汉建议,选择一个较小的社区,如一土司所辖之区域,或有一代表性之村镇。同时,他还建议,能在边区各民族中,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工,以同一观点,同一立场,同一方法,调查研究,分析而比较之。[13](P-177)研究的途径,林耀华认为,边疆与其他区域一样,要研究的是环境、人类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14](P-220)总体来说,当时的边疆研究,基于为社会现实服务,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绝不是,也不应该像有人批语的那样,专门磨刀而不切肉,社会研究者,要随时磨刀,随时切肉,不但要寻找真理,增加知识,也要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再进一步试一试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3](P-175)这应当是当时社会学者的共识,只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在边疆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当时的边疆调查,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调查方式,调查提纲相当细致,这与他们的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密不可分。同时,形成的田野调查报告,分门别类地详细记录资料,注重报告的资料作用,少有理论分析,体现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宁愿为事实而牺牲理论,决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 的学术理念。[15](P-3) 20世纪50年代后,民族研究替代了边疆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研究及民族研究,理论上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与前两种社区研究传统相比,中国都市社区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这可能与人类学界的传统认识有关,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学进行都市研究,就是对正统人类学的背叛,再有可就是与社会学保持距离。[16](P-81)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都市研究才正式进入中国人类学的视野。⑤而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则有乡村与民族社区研究并举的意味。[16](P-86)不过,城市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城市中的民族研究,城市中的乡村研究,只把城市当作一种研究对象,都市人类学内部期望在城市社区催生出一种方法的超越,并寄希望于21世纪。[17](P-2)
二、中国人类学田野的家乡情结
尽管田野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区别的组成要素,但是人类学家该在“哪里”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18](P-2)最适合的地点是那些小型社区,这基于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小型社区可以更好地被观察。但人类学中的地方要领尚需仔细推敲,因为地理上的邻接和界线不足以界定“地方社区”。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田野点具有“地方性”?而且是在非西方的“村落”里调查,有人认为这完全是马凌诺夫斯基式田野实践的霸权模式影响的结果。[18](P-31)
利奇在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里,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这实际反映了英美人类学长久以来的潜在观念。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下,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也许是被耕作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也不会太远离自然。[18](P-9)人类学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依赖于地域专业化,人类学通过长期居住在“田野点”来学习语言和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就这样被纳入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构筑人类学学科的另一面。于是人类学家只能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差异性。
用自己的田野作了回答。汉人去研究瑶族,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是完全对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我研究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如果按我主观的估讲,同多于异,那就是说汉人与瑶族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部分已十分接近相同的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19](P-17-18)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田野里取得新经验的问题。[19](P-19-20)
在人类学的学术史上,马凌诺夫斯基允许研究中国农民并表示,对本民族做的人类学研究也就是最艰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允许斯里尼瓦斯对印度的考格斯进行调查。但海外研究仍是欧美人类学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类学界开始意识到对绝对的他者的研究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并在对西方人类学产生条件的思考基础上,对长期伴随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政治关系进行谴责,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赫尔国际会议和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赞助的大会,再到法西姆(Fahim)召集的非西方世界人类学者,提出了“土著人类学”这一工作概念,指代在自己的祖国、社会或族群中进行人类学实践。而梅瑟施米特(Messerchmidt)则提出用“内部人类学”来代替“土著人类学”或“本土人类学”这种多少带有贬义的提法。在美国,“家园”与“异乡”仍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人类学的转型不断地进行,民族志也超越传统人类学而转向实验民族志和文化批评。
然而,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志工作者受国家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乡村和民族志工作者自己社会的“民俗”文化。因此,“田野”总会在附近,便于访问;研究者在乡村花几周时间搜集资料,然后回来进行分析。人类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讨论[20]。他认为,选择一个与一般人类学旅行逆反的方向, 以作为所谓“近处”的故乡来观照人类学的远近观, 为的是寻找“远近”的贯通之道。这个贯通之道, 延伸了历史人类学, 是“世界思想”主张的再表达, 有助于我们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界线。[21](P-173)同时,他又强调人类学家既不能与将自身定义为与调查者毫无关系的人,但也不能失去自身社会的“陌生人”身份,如此,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事业。[22](P-138)而国内的民俗学者从学术实践到理论方面讨论了“家乡民俗学”所讨论的问题,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差别,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如何转化问题;家乡民俗学的田野伦理问题;何为“家乡”,何为“家乡民俗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问题,如何处理身份转换和伦理困境。[23](P-1-11)
上述讨论,既从学理上突破了视家乡为田野盲区的做法,同时也避免了视家乡为天然田野点的想法,在遵循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和学科共有立足点的基础上,强调调查者与调查点的距离感和研究感,力避因身份与情感而使调查者失去一种客位位置,同时,又要避免视异域为遥远异邦的做法,以一种整体和比较的视野,将调查得到的文化放入整个区域文化框架下,返观区域中的其他文化。
三、中国人类学田野的未来选择
在《江村经济》中,就已将村庄与大社会联系起来看待。他说,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偏远的村庄。不过在具体调查中,他又认为实地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24](P-25-26)
在晚年,他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市镇的研究。他认为,传统市镇的出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本世纪的一百年里,特别是近几十年里,中国传统市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城乡关系已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P-23)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从空间上讲,要注意社区内与社区外的世界的联系,但要集中于社区自身;时间上,要注重历史背景,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文化层次上,要注意多种层次的文化调查,注意大小传统文化,以及显在的与隐藏的文化。[19](P-23-34)
总之,中国未来田野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在学术发展的平台上去选择,不应因为研究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族群活动地域而忽视整个社区研究的动向,要有跨越地域与单个族群研究模式的理论视野,改变各自为阵,互不对话的封闭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将村落、民族地区或者城市作为研究的地方,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正如格尔兹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城镇、邻里等等);他们是在村落里研究。[25](P-29)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是社会、环境与文化。
同时要打破一些预设与既定的观念,应将区域放到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中,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突破现行地理区划边界的观念图式之中去理解。关注区域区内的多元社区类型、文化重叠、族群互动,以及物与观念的流动等现象,并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中。[26]
注释:
①不过,中文中的社是英文community无法完全表达的。“社”包含五种含义:1-土地之神(社神);2-基层的礼仪和行政单位(乡社);3-民间迎神赛会(社日);4-信仰和知识共同体(结社);5-行业性团体。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②吴文藻是如何对芝加哥学派奠基人派克的观点进行改造的,王铭铭先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其《“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载《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黄宗智对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提醒到,理论的用处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不应成为现成的答案。见《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秦晖在《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一文中,认为中国除了有自然形成的滕尼斯所指的小“共同体”,还有一种比宗族和村落更大的整体主义统制力量,它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实行压抑,这既使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无法生成,也无法让滕尼斯所指的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产生。他把这种并非“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但却比它更压抑个性的力量称为“大共同体”。秦代的“编户齐民”,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小共同体,以建立专制皇权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这样的结构既非滕尼斯的“共同体”,亦非他讲的“社会”,而且勿宁说正是它使得“共同体”与“社会”都难以成长,以至于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近代化过程启动时,出现的不是一个“社会”取代“共同体”的过程,而是小共同体与“社会”同时突破强控制下的一元化体制的过程。它不是西方社会近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不是滕尼斯等人论域中的问题。然而简单化的“拿来主义”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但滕尼斯在论述由“共同体”向“社会”发展时体现的“独立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取向,仍然是极富启示性的。
⑤1989年12月28日到1990年1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对于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看作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整体亮相。从出席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我国学者看,也足以说明当时中国都市人类学处于刚刚起步的萌发阶段。中国出席会议的28人中,从事民族学研究的10人,人类学者(含文化人类学)9人,社会学者(含人口学)4人,地理学者(含环境科学)3人,历史学者(含考古学)2人。当时主要将城市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并明确将汉族也纳入其中研究。其方法既有乡村社区研究方法,也包含了民族研究方法,而都市人类学界有试图将“乡村人类学”与城市研究连接起来的意识。都市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面临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都市化,人口流动,少数民族“走出山野”进入社会,汉族从西部走到东部及东南部的城市。都市的社区研究,无疑就会面临着传统的“乡村社区”研究和“边疆研究”(后来的民族地区)的社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汲取。国内学者进行了探索,代表人物有阮西湖、周大鸣等。周大鸣的《都市人类学三题》,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族群与文化”、“城市文化职能”及“未来城市与都市人类学”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在城市流动人口、乡村都市化等问题上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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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参与;社区旅游
1.社区旅游
社区旅游的概念核心是"社区"。由于社区旅游概念的特殊性,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各有不同,关于社区旅游的概念界定也存在不同的解释。社区旅游突破了传统旅游、生态旅游、人文旅游只关注旅游发展,无心关照社区居民的缺点,将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作为衡量社区旅游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在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最优化、最大化的基础上,从社区互动、进化和结构优化的角度指导旅游开发,居民参与是核心。
2. 诸葛八卦村旅游业发展现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诸葛八卦村客源市场在逐渐扩大,从最初的周边,扩展到更大的三级市场。游览形式也从简单的观光到休学、度假等方式,呈现出多样化。1994年门票收入2.2万元;经过十年发展,2005年门票收入突破500万元。然而,依然存在人均旅游消费低,典型的门票经济,餐饮、娱乐、住宿、购物所占比重小的特征。
3.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现状调查
从参与形式,参与意识、参与经营活动情况三个方面分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情况。
3.1参与形式
首先,参与热情高涨化。有近90%的居民殷切希望政府加大旅游开发力度,为更多的人解决就业。
其次,参与方式多样化。主要有家庭酒店、旅馆、商铺、交通运输、零售小摊、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等。
最后,参与制度明朗化。政府支持居民参旅游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为繁荣社区旅游多做贡献。
3.2参与意识
经过调查,60.4%的居民愿意参与旅游发展规划,55% 的居民认为能参与到旅游开发与规划当中,近40%的居民认为旅游开发与规划和村民无任何关系。近60%的人愿意到旅游行业工作,多是在家待业或者年纪大的男性居民。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的意识不成熟。分析如下:一,居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旅游开发与规划不甚了解;二是全职性从事旅游工作工资少,待遇差。
3.3参与经营活动
调查显示,近90%的居民表明愿意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主要形式有家庭旅店、饭店、旅游纪念品制作、旅游交通等;74%的居民直接或者间接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由于年龄、资金等原因,26%的居民无法从事旅游经营活动。40%的居民表示旅游经营活动收益占家庭年收入的25%左右,20%的居民表示旅游经营活动收益占家庭年收入的26%-50%,10%的居民表示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收益占家庭年收入的50%以上。
分析原因,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意识相当强烈,已有部分具名从中受益,且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然而,受资金短缺、无心经营、地理位置差等客观因素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涉及面窄,获利面有限。
5.结论
5.1存在问题
诸葛八卦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处于发展阶段。参与现状表现为:1.形式单一。多是经济性参与--经营饭店、旅馆、商铺等。2.目标直指经济利益。居民参与旅游的目的多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很少考虑景区文化环境的塑造。3.参与能力弱。大多数居民受受文化素质与经济来源不足的影响不能参与到旅游行业当中。4.收入不均衡。在少数参与者当中,由于地理位置、人员性质等原因,使得利益分配产生不均衡现象。5.机制不完善。居民缺乏参与旅游正确的引导,缺少参与平台,相关政策制定不能与村民积极的参与意识相配套。
5.2建议
如何改善居民参与旅游的现状及提高参与能力,结合现状提出以下机制。
5.2.1建立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机制
社区居民是旅游目的地的主人,有权参与到旅游规划和决策当中。让更多懂旅游、想干旅游的居民参与到旅游整体规划当中,能更好的反应居民心声。
5.2.2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过程的利益相关者,有权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可以采取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模式。争取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当中,对于地理位置偏僻、无力经营等居民则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
5.2.3 落实业务培训,提高参与能力
建立旅游教育培训组织。定期邀请景区、酒店等相关行业培训师,组织开展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规范旅游服务标准,为树立旅游良好形象做好保障。
居民作为旅游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是村落文化旅游资源的参与者,居民参与社区旅游程度越深、社区旅游发展才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保继刚等.社区旅游发展研究述评.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3(4):13-17.
医院文化这一概念是从企业文化这里演化而来,新时代的“医院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医院文化泛指医院主体和客体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创造的特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医院硬文化和医院软文化两大方面。而狭义的医院文化是指医院形象、服务理念、文化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责任、医院精神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医院文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培育和创造一种催人奋进、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医院精神。它的目标是以思想教导、意识引导、行为倡导,通过软约束深层次地解决单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问题。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医疗支出的不断投入支持,医院的设施环境都不同程度的得到改善,各项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的出台使得各医院在硬文化方面都有所统一。如何能体现医院自身独特的医院文化,重点还是在软文化上。而最能体现医院个性的也就是医院精神、经营理念、职业道德等观念性的元素,医院发展层次和生存能力的不同,主要就是观念文化的不同。
那么如何建设医院文化?以下是我的一些拙见。
首先,要从领导体制的建立开始。要建立以医院领导为主、心得体会主要科室负责人参与的医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包括医院文化建设在内的软件建设的工作开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尤其在追求个性的时代,与众不同已经是种时尚。不同个性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了医院文化的主体。要凝聚这些不同的个性,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不然只会是一盘散沙。所以医院文化建设的关键和前提是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倡导。我想这也是这次培训班要求党政工团负责人参加的原因吧!
其次,要为医院文化建设制定目标。目标的设计不仅要具有共性,还要具有个性,既要具有优秀组织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等,又要体现医疗工作的特点,如“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和“医者父母心”的品德要求等,更要突出医院自身的特色文化,如“社区健康守门人”“一切为了孩子”等。
我们可以把医院文化建设比作装修房子范文,先要有设计师,量身定做设计方案,再由装修工人实现基础构建,最后则是房子的主人在今后的时间里一点点地布置家居、添置摆设,最终成为拥有主人自己独特风格的房子。房子可能是一样的,设计师可能是同一个,装修工人也可能是同一批,但是房子的主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房子才会有所不同。医院职工就像是房子的主人,文化建设就是家居、摆设、软装潢,不同的主体构成了独特的医院文化。
再次,要动员全体职工开展医院文化建设。医院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医院文化建设也不是单凭一己之力,需要医院职工的共同努力和参与,充分自身挖掘潜力,不断创新,开拓进取。
医院文化应该营造和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使之成为医院职工认同并自觉遵守和奉行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使职工在医院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克服陋习、树立新风、团结奋发,积极达成医院各项目标的实现,提高医院的竞争能力,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论文,我们不可能和二、三级医院去比规模,比设备,按照他们的一套方法来做。要建设符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院文化,就要发挥自身特点。服务社区是我们的宗旨,贴近百姓是我们的优势,简便验廉是我们的优点,预防保健是我们的职责。
[关键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5-0235-01
一、社区文化的概念界定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对社区文化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社区文化包含物质生活条件、精神风貌、生活规范和社区团体、组织等四项基本内容,其中社区文化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的是经过社区人改造的自然环境和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财富。社区文化硬件设备以及场地都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像是集体文化活动室、公园、图书馆、小区广场、人造景物等等,另外也包括大家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时用过的道具、衣服等物品,都属于这个范围中。
二、建设城市社区文化的对策建议
现在,关于社区文化的发展,还有很多的缺陷和漏洞,这非常不利于构建优秀社区,本文将针对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制定相应的应对办法。
(一)确定文化需求范围
在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时,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集体讨论等民主形式广泛地了解社区居民的真实文化需求,将真实的文化需求体现在规划中,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增强社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通过在了解社区独特风格的前提下,根据其优点所在,依照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特有的文化,既要和当地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乃至国家文化的特点相结合,创作合适的文化环境,也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并逐步将自己社区文化打造成为金字招牌,不断丰富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发展社区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到公平合理,确保社区内人民都能感受到文化发展的好处,都能拥有享受集体文化熏陶的权利。另社区每家每户都可以分享来自社区的热情和温暖,这样才可以另大家都具备“主人翁”的观念,有强力的归属感,继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区文化的建设当中去。
(二)强化居民认同度
创新社区文化活动,实现活动方式和内容的多元化发展。发展社区文化,应当注意不断更新变化活动举办的形式,包括读书会、讲座、展览、授课等不同方法,并且平时要多了解大家对文化活动的期望和要求,尽量予以满足。而大家也由于参与了诸如表演、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潜移默化的提升了自己的道德素质和修养,彼此间也能相互了解和沟通,减少了很多隔阂,为自己营造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交环境,使得大家的归属感提升。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民众的参与度越高,越能使得文化活动举办的更加频繁,形式也更加灵活,在这个过程里,大家都可以不断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也能不断拓展知识面,真正从活动中学到和了解实际的东西,通过互助、平等的交流沟通,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文化功能,更好的实现社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不断满足人们群众文化需要的作用。
(三)不断完善相关文化设施的建设
社区文化设施是发展社区文化事业的物质基础,是传播社区文化的载体。基于社区文化设施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建设。首先,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社区文化设施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负责这块工作的机构应当做好提前的设计和计划,围绕政府文化工作的核心,着重加强对社区文化设备的提供和完善,并且对这方面的投入也要归于政府财政投资中。并且,在对社区任职人员进行评价和考核的时候,社区文化设施的完善程度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标准,以逐步端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态度,树立责任意识,确保社区文化设施完善工作的顺利进行。再者,还应加强对社区各种文化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避免出现浪费等现象,科学合理的安排,与共建单位合作,实现双赢局面,并且要提升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将这些资源实现共享,不断完善各个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另外,还需要不断扩展募集钱财的途径,主动发动社会各界支持社区的文化发展,在这其中,首先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支付其中大部分的成本投诉,做好带头作用,另外政府也应努力发挥自己的行政职能,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资金投入不足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而社会力量的参与会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另外,社区文化设施的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资金沉淀专用性强,这也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钱财的筹集,积极寻找共建单位,并积极发动社会各界的资金投入,并和这些单位共同一起发展社区文化,推动社区文化设施的完善。社会各界筹集资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做好了可以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
(四)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素质水平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造就一批懂专业、素质高、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的社区工作者。当前,抓好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社区文化人才引进政策。还要不断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通过相应招聘措施,吸纳学历高、业务和综合能力强的优秀人才加入,让更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保证社区文化建设的效率。这样,既有利于增强社区文化人员的创新思维,也有利于增强城市社区文化的活力。二是加强对城市社区文化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社区要积极与大学、培训机构等单位相互配合,通过专业教师、教授等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完成对社区文化建设员工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以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人员队伍整体工作能力的提升。再者是要保证充分的资金投入,提高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人员的薪金,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减少员工流失率,再者还有利于其利用业余时间自我充电学习,有利于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长远发展。
三、结论
总之,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努力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那么,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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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体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对策
1 前言
现阶段参加体育活动已经是广大社会成员主要的休闲方式,体育活动作为一种能够满足大众强身健体、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悄然走进了人民生活中,而社区作为聚落的载体,成为了组织大众进行体育活动的重要媒介。社区体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此我们首先要界定几个相关概念。
公共服务体系指的是由满足公共需求的各种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社区服务是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各方面力量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务。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是指以社区内的各组织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根据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而开展的各种能够满足居民体育活动需求的居民自助活动。参照上述三个概念我们可以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定义为通过政府的支持和投入,社区团体和社区成员参与,满足社区成员公共体育需求的各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对策分析
2.1完善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是制度化的保障,是保证体育公共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有关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这些政策法规在我国公共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法规都是从宏观方面入手,缺乏具体的政策支撑。因此,要在此基础上探索制定更具体,更接近社区发展实际的意见、条例等。比如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保护条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与管理办法等。
2.2加强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在社区中服务的体育活动管理者或指导员多数是兼职性质的,因此在时间和精力甚至是专业程度上都有一定的缺陷。加强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应从拓宽社区体育人才来源和加强现有人才的培训两方面入手。
从社会和体育类高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是拓宽社区体育人才来源最直接的办法。通过规范化考试选拔适合社区体育服务的专业工作人员,解决了社区体育活动管理人员和指导人员的专业化问题,时间精力问题。另外,加强对已有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拥有更专业的工作手段和方法,科学合理的进行社区体育活动的管理与指导。
2.3建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考核与评价机制
为规范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效率,建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考核与评价机制是很有效的途径。首先评价指标设置要简单、合理,能够方便地应用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估实践中,这是其科学性的体现。在选取指标时,要注重数据收集的可靠性、实现性和易得性,便于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社区所设指标要与促进社区发展的宏观目标相一致,导向作用鲜明,应充分反映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和内涵。考核与评价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提高社区管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居民满意度。
2.4丰富社区体育活动内容
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感情,产生一种归属感,对发动居民力量共建社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区是以地域划分,因此其成员类型多样,需要多种不同的活动方式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区实际情况,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一些日常性体育活动当中,努力保证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经常化,实际化。
2.5扩宽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的来源
社区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的来源主要有社区自建、政府投资兴建、社区内部单位修建的活动场所和设施。在社区建设之初,规划建设了体育活动场地,这是社区体育活动场所的来源之一,也是最原始的来源。这个过程中法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律明确规定了小区内的文娱活动场地应同小区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并在项目完工后由当地文体教育管理部门进行验收。政府投资兴建的主要是大型的广场和公园等。除此之外,社区内部单位的活动场地应该得到充分开发使用。在扩宽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的来源的过程中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使其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休闲、娱乐活动发挥作用。
3结论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政府和社区共同建设,以社区建设为主导,政府部门为支持。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开发和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合理配置合理使用,通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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