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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企业投资;托宾Q效应
一、引言
宏观调控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共同关注话题。金融危后世界各国积极应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系统。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微观企业已成为我国投资的主体,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成为重要研究课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有关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货币渠道(包括利率途径、汇率途径和资产价格途径)和信贷渠道。Christina D. Romer和David H.Romer(1993)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信贷渠道的传导速度更快。Bernanke和Gertler(1995)分析了信贷渠道的作用机理,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可贷资金规模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或财富净值,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
不管是货币渠道,还是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国内外一些文献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Kashyap等(1993)指出,紧缩货币政策会减少贷款供给,进而影响企业投资。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认为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大公司和小公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Hu (1999)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投资成本,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高负债公司的影响要大于低负债公司。Vijverberg (2004),Mizen和Vermeulen X2005),Aivazianetal (2005)分别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支出的关系,结论是货币政策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阶段。Georgopoulos和Hejazi(2009)指出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早起国内学者研究多着眼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近年来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投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学者们才开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体来看,现有的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方式:(1)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宏观经济调控和实际经济运行,分析货币政策对于总体投资规模的调节作用;(2)在数量分析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研究货币政策对投资的调节效应;对于这些文献进行一个梳理与回顾,有助于理清研究思路,并从中得出启发,推动本文的再研究工作顺利开展。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划分,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侧重于对于货币政策和投资之间关系进行规范性研究。张合金(2000)认为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投资不足,然而,由于体制改革不彻底,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经营机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对投资规模的调节效果。 夏馨、叶兵(2006)研究了2003-2006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对投资调控的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得出调控效果并不显著的结论,认为应从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改进窗口指导,以及健全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角度加以改善。
另一类则是侧重于对于货币政策和投资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得益于计量统计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2001年以后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这种方式。叶兵(2007)系统探讨了货币政策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投资规模调节的传导机制。聂学峰、刘传哲(2005)针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投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能够通过投资传递到宏观经济,其传导途径包括贷款的可得性途径、利率途径、非对称信息途径或资产负债表途径等,但不存在托宾的Q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到投资的具体途径中,利率传导途径己经形成,但还比较微弱;信贷途径相对重要;货币供给量是引起投资变动的显著原因,利率则不能,货币供应量影响投资的效应时滞为2个季度,投资影响实际总产出的效应时滞也是2个季度。方阳娥(2008)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投资效应,认为货币政策不论是对于公有制企业还是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都具有重要的调控效应,货币政策对于总投资的调控效应是非常强大的。其中,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利率变动更加敏感,而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非公有制企业投资的调控效应要远远低于对公有制企业投资的调控效应。吴建环(2004)从微观角度出发,运用托宾Q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建立实证检验模型,解析了货币政策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认为货币政策是能够通过托宾的Q理论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资的,其中连续性货币政策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资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解释程度不高;离散型货币政策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资有较显著影响;高科技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状况对其投资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期是显著的。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与国外学者相比目前国内学术界专门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投资调节效应的文章还比较少,多为一些零星的思考和偶发的评论。学者们对这一课题的现有认识还仅停留在现象上,系统性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从研究方法来看,回归分析作为传统的分析方法被广泛的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其他新兴计量方法也口益被大量采用。但他们通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实证分析方法、变量选择和样本区间选择不同。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这些研究多选择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某一角度进行分析,又或者在一般宏观分析中缺乏实证检验,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ChristinaD. Romer David H.Romer.“Credit channel credit action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wartransmission mechanism”Proceeding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v.1993:71-149.
[2]Bernanke,Ben S,Gertler,Mark. 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5.9(4):27-48.
[3]Kashyap, Anil K&Stein, Jeremy C&Wilcox, David W. Monetam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3, 83 (1):78-98.
[4]方阳峨.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冯科.货币政策无效的实证分析一基于2003-2008年的数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6]冯春来.货币供给对产出与价格影响的变动性[J].金融研究,2002年第7期。
尽管2010年中国货币政策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为“适度宽松”。但这个“度”具体到底是多少,人们一直稀里糊涂。6日闭幕的“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暨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是每年央行的开张大会,这次大会完全没回答到底信贷发放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会议公告未明确提出2010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未对信贷规模目标提出要求。央行自2008年10月份取消信贷规模硬管控后,2009年度的工作会议就未明确当年新增信贷规模;而对货币供应量的目标,2009年工作会议上则设定为“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全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明确提出,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并提出了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多目标:“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并表示,央行将密切跟踪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情况,适时适度调节。要知道,1995年以来,央行一直实施着《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去年12月底,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态央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但这次央行工作会议新闻稿的通告,算是正式公告官方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容忍一定的温和通胀,以确保经济回暖态势得以持续,同时防止温和通胀急剧演变成为恶性通胀,并根据全球金融市场的情况相机决策。不搞信贷额度,是因为通胀已经抬头,但还没有失控的威胁,犯不着让市场人心惶惶。多目标制,实际上是悄然放弃过去的币值稳定的原则。市场人士有必要注意的是,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2009年CPI同比涨幅限制在4%以内。2009年12月的CPI可能突破2%?但仍离这个目标很远。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高压线”,估计就在CPI同比涨幅4%。只要这个线不突破,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是集中保增长和充分就业,一旦突破,加息等紧缩措施接踵而来。这一点有点类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核心CPI只要不突破2%(可能实际是3%),就维持零利率政策――一直到失业率大幅下降为止。
在经济复苏时期,央行搞货币政策多目标制,是典型的走“机会主义”路线。因为现有央行货币政策,都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学术总结上。1929年的大萧条漫漫无绝期,货币主义学派总结为:美联储没有在市场流动性枯竭情况下放松银根,反而加大紧缩力度。1987年、2001年乃至2008年的美联储,汲取这个教训,在市场崩盘之后大举注入市场流动性,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目前起码在实证角度看是有效的。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恶性通胀,只有在沃尔克掌管美联储用高利率才压制了下去,十年滞胀,给后来全球所有央行一个教训:一旦通胀抬头,就不能姑息,必须予以及时整治!这一点,中国经济决策者当然刻骨铭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就因恶性通胀而起。这也是为何2007年底中国经济决策者毫不犹豫搞“双防”,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现端倪时候,仍是紧缩货币不放松。
经济形势极端恶化和繁荣的两个顶点,货币当局都知道怎么做,但就在高通胀和紧缩之间呢?学术界对此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治需求等诸多要素,不可避免要干扰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毕竟“泡泡浴”会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搞点温和通胀刺激一下经济,岂不是皆大欢喜之事?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 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 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 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 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 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货币政策的挑战》,《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2.易行健:《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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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Vol. 9, No. 4. pp. 27-48.
6.Ben S.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5, vol, 27, No.1, 1-28.
7.Ben S. Bernanke and Ilian Mihov. ”What Does the Bundesbank Target ”,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W5764.
作者简介:
关键词:Taylor规则;资产价格因素;货币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资产价格波动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研究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的文献都是假定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符合Taylor规则的要求,但是在实际中有关Taylor规则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仍然存在争论。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是:第一,基于我国的特点构建一个更加适合我国情况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利用相关数据和构建出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第二,依据实证结论,提出自己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看法,并提出一些参考建议。
二、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Taylor(1993)提出了著名的泰勒规则,该规则通过简单的形式表达出了美联储实际使用的政策工具,这个规则不仅很好的描述出美联储利率的实际调整行为,而且也使得学术研究和现实情况更加紧密的贴合,使得学术研究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因此Taylor规则对于学术界非常具有吸引力。Taylor(1993)原式表达为:
it=pta+0.5(pta-π*)+0.5yt+(1)
我们假设利率平滑倾向的动态变化可以描述为:
it=(1-ρ)i*t+ρit-1+mt(2)
Cuche(2000)在总结Taylor规则和CGG(1998)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模型:
x*t=+β(E[πt,k|Ωt]-π*t,k)+γ(E[yt,p|Ωt]-y*t,p)+δ(E[zt,n|Ωt]-z*t,n)(3)
xt(1-ρ)x*t+ρxt-1+mt(4)
基于以上模型变化,结合我国利率双轨制的特点和本文研究目的,我们构建出以下反应函数模型:
x*t=+β(E[πt,k|Ωt]-π*t,k)+γ(E[yrt,p|Ωt]-y*t,p)+δ(E[et,n|Ωt]-e*t,n)*t,i)(5)
xt(1-ρ)x*t+ρxt-1+mt(6)
其中,方程(6)表示为设置货币政策工具目标的规则函数,它表示对通货膨胀π率、产出增长率yr、汇率e和国房景气指数h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存在的偏差进行反馈。
将(5)代入(6),经推导可得:
xt=(1-ρ)[+β(πt,k-π*t,k)+γ(yrt,p-yr*t,p)+δ(et,n-e*t,n)+η(ht,s-h*t,s)]+ρxt-1+?t(7)
其中:
?t=-(1-ρ){β(πt,k-E[πt,k|Ωt])+γ(yrt,p-E[yrt,p|Ωt])+δ(et,n-E[et,n|Ωt])+η(ht,s|Ωt)+mt}
我们假设,μt表示央行获得全部信息集前提下的工具向量变量,则在最优决策时必有μt和?t正交,即表示以下正交条件成立:
E[{xt-(1-ρ)[+β(πt,k-π*t,k)+γ(yrt,p-yt*t,p)+δ(et,n-e*t,n)+η(lt,h-l*t,h)]-ρxt-1}|?t]=0(8)
我们选取管制利率(dr)、市场利率(mr)、贷款规模(loan)作为常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量。
2.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1992-01~2013-12的月度数据,所有变量均经过CensusX12季节调整,ADF结果显示本文中所利用的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均服从一阶单整,其余变量序列都平稳。对(8)进行GMM回归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本文选取的三个常用货币政策工具规则中,各个规则的ρ值都比较大,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表明我国调整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平滑性特征。其中管制利率规则(dr)的ρ值最大,为0.99***。第二,各个规则的β值符号正确,但其数值均小于1,表明我国的反通胀力度不足。第三,管制利率规则(dr)和贷款规模规则(loan)的产出缺口的系数γ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缺口进行很大程度上的反应。
三、结论
本文利用1992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相关数据,研究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扩展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价格。试图寻找一个最优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运用CensusX12、ADF检验、协整检验、OLS回归和GMM回归等方法,分别考察了管制利率规则(dr)、市场利率规则(mr)和贷款规模规则(loan),我们发现各个规则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困境,这表明我国不适用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
参考文献:
[1]Clarida R,J.Gali and M.Gertler.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47-180.
前言
中国的各类企业的经济收入都有下滑的趋势,因而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衰微现象。本文从中国经济增长率较低、中国经济受外贸影响会有所回升、中国经济“信贷泡沫”现象严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等几个角度分析了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文末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率较低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是“一超多强”,这种经济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显示,在未来的十五至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百分之八,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活跃市场、促进经济的增长,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高速发展。
二、中国经济受外贸影响会有所回升
当今社会,不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压力和挑战,就连一些发达国家也刚刚走出全球经济低迷的谷底,处于漫长的经济恢复时期,而且还有可以出现轻微的经济波动。欧美国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受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国经济也会随之而获得增长。中国经济在近二三年内处于“库存化”状态,投入在房地产和基建等项目上的资金仍在增加,所以,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上升,但这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信贷泡沫”现象严重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可能存在相当严重的“信贷泡沫”,而且中国企业负债累累,高居世界榜首。中国各行各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都处于下滑的趋势中,国家必须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创造性地寻找激活经济低迷现状的方法,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中国的金融系统和银行也应该提前做好预警,降低风险和隐患,从而减少经济损失。
四、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经济增长率却在逐年下滑,到期央票数量接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做出了调整,放宽了运转的条件和空间。据统计,在2012年,中央银行的社会融资为15.7万亿,货币投放量为2.7万亿,而到了2013年,社会融资达到17.29万亿元,货币投放量增加8.89万亿元。此时,降低商行的法准金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决策,而且即使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无需考虑通货膨胀的困扰。IPO的重新开闸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但要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处于瓶颈期,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其优势作用。放松货币政策可以使贷款资金流向地方政府、房地产和腐败企业,不能增加制造业的经济收益。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中的货币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只有通过降准、减息才能减少融资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由此看来,适当地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应该关注宽松政策下资金的流向问题,避免使资金在地方政策、房地产和某些企业中的滥用。因此,国家需要大力改革政府体制和官员升迁机制。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财务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当今各国经济中宏观调控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内需不足,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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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波动非均衡效应研究—基于动态经济学视角”(编号:10XJA790010)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主要是指同一货币政策作用于不同经济区域会产生的不同政策效果,侧重于探讨货币政策统一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区域差异性间的协调。文章对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区域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显著,在我国表现为货币政策在东中西部的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调控效果和区域差异。因此,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时,应该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关键词:货币政策 区域效应 房地产市场
随着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然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不同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房地产市场的异质性和区域性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因此,在各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及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本文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对这一领域相关的结果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使货币政策成为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常用手段。研究表明,住房实际价格上涨对积极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消极反应,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下,住房价格会迅速下降,导致房地产开发受阻,从而产生抑制作用。Xiaoqing Eleanor Xu(2012)发现,扩张的货币政策趋向于促进房地产价格的后续上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可能促使房地产泡沫产生。Bernanke(2010)研究表明,较高的货币政策扩张是导致美国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房价泡沫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时,中央银行应该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在被过度放大前破灭。
(一)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银行信贷是房地产企业普通购房者的重要资金来源。贷款的可获得性能够改变房地产供给需求,进而导致房地产价格变化。房地产价格和按揭贷款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房地产按揭贷款增加,刺激房地产需求增加,房地产价格上升。而如果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则刺激房地产供给增加,房地产价格下降。已有研究证实,银行信贷的增长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显著的同步效应,信贷市场的放松会使住房价格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积极。房地产信贷给银行带来的收益的增加以及银行间竞争的加剧,是促使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信贷支持的重要原因(C. Hott,2011)。
(二)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利率是影响住房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机制,中央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整将会改变抵押贷款利率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利率,从而改变房地产因素对贷款的需求,最终减缓或者促进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价的波动与利率变化呈负向相关,若利率上调,各国房地产价格将出现不同程度下跌,Hilde C. Bjrnland(2010)精确计算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住房价格大约下降3%-5%。另一方面,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会使次级抵押贷款的现有业主无法以更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由此导致抵押品赎取权下降,促使房价进一步下降。
(三)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一般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会导致利率上升,防止信贷过快增长,有效降低流动性,这也是中央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信号。然而,徐侃(2011)通过回归模型分析认为,银行准备金率调整与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间的相关性只有0.582422,银行准备金率的调整与房屋销售价格涨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以单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来引导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有限。(2007)认为我国银行具有超额准备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收缩银行信贷作用不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快的增长,所以房价不会因此有太大的波动。
综上,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作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各个货币政策工具来说,银行信贷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呈现正相关;利率的变化则与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呈反比;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则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不显著。从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侧重于研究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及货币政策整体,取得了较一致的结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模型和理论较为成熟。然而国外学者对准备金率的研究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国外认为准备金率的变动效果比较剧烈,所以一般不会轻易进行调整。这也是与我国央行选择调控工具的区别所在。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
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区域金融结构的不同,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调控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效应。Carlion(1999)发现新英格兰等五个核心区域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响应非常接近美国的平均响应,五大湖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为明显,而洛基山地区最不明显。Georgopulos(2001)和Arnold(2002)分别对荷兰和加拿大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此后,Fielding(2006)也实证检验了南非九个省份对货币政策扩张和收缩的区域效应。而Huchet(2003)研究发现,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对未预期到的利率上升反应更加敏感,而比利时和意大利则对未预期到的利率下降反应更加敏感,荷兰与芬兰的反应则是不确定的。宋旺等(2006)认为我国目前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丘斌(2009)等人也证实货币政策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效果相对比较明显,而且东部沿海省份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较强烈,敏感性最强,而西部地区则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持续时间较短。
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具有异质性和区域非均衡性的房地产市场也不能例外,而且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表现更加显著。Zan Yang(2010)衡量了瑞典1991-2002年间货币政策对区域住房价格的异质性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区域效应显著,并对瑞典本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扩散,利率在影响本地住房价格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显著促进了瑞典三个最大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的价格上涨,因此,低水平的利率增加了房地产市场中的区域差异。Baffoe-Bonnie(1998)将住房价格及房屋销售量同抵押贷款利率联系了起来,确定了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对不同区域住房价格的动态效应。Fratantoni(2003)研究了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房地产投资的区域差异很明显。Negro(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长期趋势主要由地区因素决定,不同地区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从而使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产生区域效应。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货币政策调控表现出不同的效果。袁科(2007)从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取三个代表性省份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东中西部区域的金融机构贷款额是房地产价格的Granger原因,而房地产价格不是金融机构贷款额的Granger原因,金融机构贷款的投放对本区域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所产生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与房地产价格的系数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较大,表明货币供给对房地产价格的效力是从东到西依次递增的。刘明彦(2007)认为,对资金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存款准备金比率上调根本无法对冲掉过剩的资金,而资金短缺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这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而王先柱(2011)分析表明,利率、信贷规模对房地产市场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抑制效应要普遍小于东部地区,对房地产先行性指标的影响要大于当期指标;利率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最强,东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当期利率对土地开发面积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中西部地区当期利率存在抑制土地开发面积的作用,说明西部地区土地开发面积对利率最敏感,东部最低;另外,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存在正向的影响,东部地区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较西部地区更明显。这个结论同梁云芳、高铁梅(2007)的研究结论相似。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大部分地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位理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区域效应显著。国外学者主要针对美国、加拿大、南非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探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发现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区域效应显著,确定了利率的变化对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动态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区域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货币供给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力是从东向西依次递增的,东部地区对利率的敏感性最低而对房地产信贷的敏感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然而,学术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时间比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对于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国外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欧美地区,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深入,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结论
本文对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区域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方面进行了梳理,主要结论如下:受货币政策受内在传导机制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统一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效应;房地产市场的异质性和区域非均衡性强化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区域效应,在我国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呈现出不同的调控效果和区域差异,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从东向西依次递增。
随着各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然而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上,研究中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针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项具体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没有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结合起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结合后的效果的研究非常缺乏;三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与其统一性要求之间是存在偏差的,而将两者有效结合,发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最优调控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四是现有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还停留在静态研究上,忽略了动态分析。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各个地区之间区域效应的比较等将成为研究的趋势。中央银行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时,应充分考虑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差异,实行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有所侧重的货币政策,建立全面的具有区域特征的房地产市场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多层次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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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价格水平收入分配国际货币
在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年初防经济过热到年末保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也从年初从紧到年末适度宽松,一年之内发生逆转,这在以往是极其罕见的,引发了经济学者对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的许多思考。本文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对中外货币政策的一般性进行总结,对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殊性进行归纳,并试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思考。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关系的一般性
(一)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无疑是货币现象,从货币政策来说也就是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的结果。经济发展到今天,信用货币本位货币制度早已确立,经济运行常态由短缺转化为相对过剩,货币需求越来越复杂,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金融危机前后货币需求的变化。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源头是美国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泛滥,美元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货币供给超过了货币需求,但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对策却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在货币供给超常增长的条件下,此后美元反而持续升值,石油价格跌到每桶50美元以下。
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证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一般关系是:货币供应量持续过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在时间和作用效果上并不同步,原因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其根源有经济运行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多年来国内储蓄不足,而格林斯潘的货币扩张政策扭曲和延缓了经济调整的内在要求,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被掩盖、放大,最后总爆发,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扩张政策又给将来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虽然我国经济运行常态已从短缺转变为生产相对过剩,但当经济主体预期改变时,在信用货币制度支持下,需求仍然可能过度膨胀,从而形成通货膨胀。2008年初达到顶峰的我国本轮通货膨胀周期,同样符合前述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一般关系:在2004到2007年以来实际上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量长期过大必然带来通胀;通胀的出现和消退,并不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和紧缩同步,有一定的滞后性;货币政策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货币政策和通胀周期,都是由经济运行更深的原因所决定的。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泡沫
与商品价格相比,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在时间和作用效果上的关系更直接。美国华尔街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几乎每次股市狂热都伴随着信贷过度扩张,货币供应量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狂热的结束,也几乎都伴随着利率飚升和信用链条断裂。2001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美国股市持续走高,也同时播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此后经过17次、每次0.25个点的调升,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调到5.25%,并持续到2007年9月,此间,2007年8月,美、欧股市开始暴跌,次贷危机也正式爆发。
我国股市从2005年7月开始了持续2年多的大牛市,与此巧合的是,我国2005年7月开始实行新的汇率机制,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快速扩张也正是始于此。同时,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开始放大,在首付20%的按揭借款政策下,银行信贷最高可以四倍于首付款的比例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价开始加速上涨。
因此,货币政策同样是形成资产价格泡沫的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
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一)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
我国经历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股市大起大落,以及目前严峻的保增长、保就业等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在60%以上,而我国2004年41.9%,2007年为35%,可见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一直呈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中国
居民消费的多少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决定的,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1992年占GDP的68.6%,2007年降为52.3%,企业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007年的22.8%(樊纲,2009)。另有学者测算,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徐平生,2006)。
因此,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外需,而是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在收入分配。
(二)信贷政策与收入分配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应当特别注重信贷政策,不但是因为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市场化传导机制不完善,而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不完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深化中,货币供应往往成为收入分配扭曲的“助推剂”,进而促成了经济结构扭曲和通货膨胀的“痼疾”。通过信贷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对完善收入分配是极其重要的。
1.信贷政策与房价。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之一而商品房住宅价格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绝对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商品住宅价格的飚升,银行信贷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上海银监局2008年初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指出,2007年12月末,上海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32.2%。人民银行应当将房地产信贷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之一,及时对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进行信贷政策窗口指导,将房地产信贷总量纳入货币政策的有效调控范围之内。
2.信贷政策与农村金融。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看,我国货币供应存在结构化失衡的问题,某些部门如房地产,供应过度,而广大农村经济部门则供应不足。农村金融一定程度上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如果货币政策对农村部门没有特别倾斜,货币供应必然形成对农村部门的排斥,因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针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政策,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评估内容。
国际视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一)全球放松流动性竞赛中的人民币
回顾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美国一直执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其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出于本意,都实际上也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放松流动性的竞赛,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除非能够真正建立起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现阶段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既能应对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解决国内问题,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特殊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的物质基础已经十分雄厚,人民币把握机遇走向国际货币的舞台,也应当提上我国货币政策的日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机时代,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验及教训,如何借鉴和利用欧盟、美国、目本等主要经济体因应金融危
机的做法,这将有助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的出台、调整与执行效应。本文全面回顾了金融危机中,中
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措施,展示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措施,提出系统性、一揽子的货币政策建议,全面
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货币政策转型。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i.issn.1672-3309(s).2010.10.0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0-60-03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的做法经受住了考验。如何总结前金融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实践.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央行面对的新问题。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货币当局货币调控政策综述与回顾
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危机也为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契机。依托巨大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逆差,通过扩大内需和4万亿的投资拉动.中国有效应对和防范了金融危机的扩大化。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年初.中央政府提出全年M2增长17%、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的明确目标.相对于此前预期的8%GDP增长和4%CPI增长指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中国货币当局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一揽子货币调控政策,不仅实现了中央政府“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而且缓解了西方国家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通过调整信贷规模与结构.灵活调整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稳定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经济结构向好发展,至2009年底,这一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最初的调控目标。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问题接踵而至。2010年初.以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为始点.能源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势头.金融危机引发的后遗症出现了新迹象,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他们在金融危机时动用国家财政和信用政策扩大投资的政策开始有了副作用.通货紧缩的担忧一夜之间被通货膨胀的困扰所替代.要求国家政策投资及早退出的声音又在华尔街、法兰克福、伦敦、东京等主要股市弥漫。而在中国.原本应对金融危机,致力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稳定市场预期、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刺激内需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严重挑战,国内出现了诸如货币供应过度宽松、信贷过度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控制货币供应量、加强银行监管、紧缩银根的呼声此起彼伏。
过去那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货币管理困局若隐若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当局如何根据国际趋势和中国国情.制定一揽子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调控手段.这将是市场经济30年实践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机遇。
二、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以2009年底为界限.2008年9月至2009年底为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拉动消费、刺激内需、提振经济信心.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中唱主角,到处都是一片“宽松”:自2010年初开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都在讨论国家投资的退出时机,着手于如何淡化积极货币政策的影响.如何防范通货膨胀,稳定市场交易,加强市场监管.空气中开始弥漫“紧缩”的气息。
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欧盟的作法
欧盟无疑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难兄难弟”.因为彼此的经济往来密切。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经济打喷嚏.这边的欧盟马上就有反应.原本不景气的制造业出现下滑,失业率大幅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的采购价格也面临上涨压力。再加上欧元升值、出口减速、通胀预期加重,将欧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谷底。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欧元区15国GDP增长率“一季不如一季”.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2.1%.到了第二季度下滑到1.4%,第三季度更是一落千里,下降到0.7%。面对如此情况,欧盟协调立场。确定了两个主要的货币政策措施:一是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多次磋商,欧洲央行终于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欧盟当年通胀率不高于2%。为此,欧洲央行采取降息策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拉动国内投资和消费。二是采取政府直接注资策略。为了缓解欧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问题,2008年10月15日。由欧洲央行牵头.在欧盟内部扮演先锋角色的英格兰和瑞士首度宣布.将联手向欧洲金融机构注资2540亿美元。这是欧洲央行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直接注资.旨在稳定金融系统与货币市场秩序。鼓励企业融资。拉动内需等。
2、美国的作法
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习惯用调控目标利率或者向银行直接放贷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货币政策调控.这次也不例外。美国货币当局继续沿着传统的货币调控机制,试图改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经历若干次下调,直到2008年12月29日.经过10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大幅下调至0.25%.被称为史上最低水平的利率,几乎可以理解为零利率。二是向金融机构提供直接贷款。往常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总借款额约等于零.遇到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突然大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直接贷款。但这次的“慷慨”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商业银行不买账。感冒以后再带口罩只能防止感冒扩散.对自己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杯水车薪式的直接贷款与消费者所需要的信贷规模相比.不可同时而语.小牛拉大车本来就很费劲,如果车的载重超负荷,小牛更无力前行。三是直接向企业注资。很难想象,一直推崇市场调控的美国居然直接向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注资,这种“美国式”国企化的思路,想法固然可嘉,但问题也很多.又有纳税人监督.又有国会的刁难.又有资金落实时难以到位,最后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3、中国的作法
中国嗅到金融危机的味道还稍晚一些.但比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更显成熟。几乎和雷曼兄弟破产同步,2008年8月.央行开始调整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主要目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
不到一周,央行又将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意图很清楚――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一个月之后。到了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增强资金流动性,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两个
月之后,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增强市场预期。
当然,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存在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8年底,中国政府降低信贷门槛,房地产贷款执行首套房7折利率;2010年4月.面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各商业银行陆续停止首套房7折利率,并大幅提高首付比例。前后仅一年,货币政策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变换。
纵观欧盟、美国、中国三大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有些政策对症下药,有些政策“病痛乱投医”。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我们也在反思过去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借用印度央行前行长雷迪博士(Y.v.Reddy)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便在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银行业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从原本支持实体经济和政府的“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业存在被过度“去监管化”现状.因此得到了过度发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过度“杠杆化”.同时也因为存在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包括房地产和消费领域。这些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针对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答案。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若干建议
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点.结合中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国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与措施:
1.发挥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杠杆联动调节
纵观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节机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各种调节机制单一化使用。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而在货币政策中,将利率调节与存款准备金率结合起来调节.一方面会顾及到商业银行的反应.促使他们对于各种经济形势做出有利于经济向好发展的货币执行措施:另一方面会顾及到终端消费者的反应.让货币政策真正为百姓接受.贴近大众的消费与投资现实。在流动性与稳定性中取得平衡,防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关联、交替出现。同时,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两者结合起来调节,可以增大调节次数.“少量多次”的方式.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节空间,避免形成极端情况,减少并发症与后遗症。
2.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灵活应用公开市场交易
2009年初开始.央行货币供应量出现过度增长,根据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增长量分别为25.51%、28.46%和29.31%,各商业银行开始“疯狂的发贷”.“适度宽松”已经开始转化为“过度宽松”.这也导致了2010年以来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个值得谨记的教训是:即使是在GDP年度增长最高的2007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仅为16.74%.而2007年之前的两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只有17.57%、15.68%。应用货币银行学原理,我们不难发现.原本17%的M2增长率就可支撑13%的GDP增长率.而2009年28%的M2增长率却仅仅支撑约8%的GDP增长率.这样算来。中间15%的货币到哪儿去了?不是失踪了,而是因为泡沫式的“过度增长”。
这个时候.此前较少用到的央行公开市场交易可以派上用场.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用央票发行及时化解大量货币对市场的冲击.也减少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控制货币供应的起伏波荡.保证流动性与稳定性。
3.关注资产与物价水平变动.发挥信贷机制的先发调节作用
以往资产与物价水平会成为货币当局调节货币政策的一个参考指标,然而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资产、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互为“鸡”和“蛋”,很难说清谁是因,谁是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在发现物价水平上涨之后再采取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不仅容易舍本逐末.还会导致“政策滞后性”:还没等到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物价上涨极有可能已经变成物价下降.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牵制。
以2009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例。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在2008年1月从高速增长中下落.2008年年底甚至出现了同比负增长情况.但在各种因素.特别是市场预期的影响下.2个月之后也就是2009年1月.房价开始出现上涨.一直到2010年6月.这一上涨势头仍未出现停止的迹象。短短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的高企高落.除了投资过热、热钱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市场预期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上涨问题的调控滞后.银行政策不能有效、及时地调节各种因素。促成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