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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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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财政政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2-0045-04
一、引言
本次金融危机对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经济增长萎顿、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进出口大幅下滑、投资消费不景气以及失业率不断攀升,区域内各国政府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东南亚各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同内容和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维护社会稳定并助推经济复苏。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从国际理论研究和经济增长的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存在差异,因而导致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各不相同。本文把东南亚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分别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区域,运用各经济体1990-200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各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经济增长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把东南亚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使得其财政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对中国而言更具有启示作用。同时,在当前东亚国家继续积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研究其财政政策的效应和效率,对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部分文献集中在政府支出和收入对产出的乘数效应、财政政策“挤出”与“挤进”效应等方面,而研究财政政策地区差异性的文献较少,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各国财政政策差异性研究的文献更是如此。一方面,Grier和Tullock[1](1989),Barro(1991)[2]等应用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结果却与其研究结果不同,发展中国家财政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4)认为,东亚经济群的成功超越经验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由政府动员储蓄,实行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和在促进资本形成的领域实行大量的财政支出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束缚。处于低发展水平的经济存在的最大障碍是没有最初的推动力,资本缺乏,私人资本积累缺少动力和能力。这时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制定特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对企业技术给予支持,不仅可以减小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且能够使当地居民能够快速摆脱贫困。[3]
另外,Fernald(1998)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表明,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将大大降低。[4]靳春平(2007)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5]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间财政政策效应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在借鉴国外相关文献思想的基础之上,本文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研究。传统的经济模型一般需要预先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但并不提供充分的理论说明,即外生变量为什么是外生的原因。而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技术则是将所有要分析的变量都看作是内生变量,并且每个变量都依赖于自己和其他所有变量的滞后值,因而为解决分析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同时性问题、分离各变量对自身和其他变量冲击的动态反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6]本文在充分考虑相关变量的背景下,建立如下的VAR(p)模型:
(1)
其中 , ,,
其中, 、 、 分别代表i国在t时刻的人均GDP、财政支出和通货膨胀率。
由于本文主要是考察东南亚各国的财政政策效应,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选取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6个东南亚国家,所有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各国人均GDP和通货膨胀率数据均来自IMF网站(省略/)的数据库;各国财政支出数据来源则分为两部分,其中1990-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BOT数据库,2006-2008年数据库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网站(省略/)。另外,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数据用各国每年CPI指标代替,且均以2000年为基期。
四、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研究中涉及的都是时间变量,因此须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ADF检验发现,除了印尼的LNGDP、LNFINA、LNCPI是一阶单整序列外,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LNGDP、LNFINA、LNCP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序列的定义,只有多个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才能证明存在着协整向量。本文考察的东南亚6国中,各国的三个变量均是同阶序列,因此可以通过协整方法对各国的经济变量进行分析。
表1各国序列的ADF检验结果表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迹检验法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首先确定东南亚各国LNGDP、LNFINA、LNCPI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滞后步长,其次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最小化原理,得出最优滞后步长为2,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东南亚各国的LNGDP、LNFINA、LNCPI均存在1-2个协整关系。
表2 东南亚各国相关变量的协整检验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通过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为了分析东南亚各国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影响的作用强度和周期,进一步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根据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东南亚国家财政支出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效果,其结果见图1。
图1东南亚各国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注: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各变量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就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应而言,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刺激效果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其中,马来西亚与印尼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均从第3期开始出现持续的正向响应,说明增加该两国的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能够对本国经济起到持续的刺激作用;菲律宾和泰国分别在第4期和第3期开始产生正的刺激效应,滞后均在-0.1%的上下波动,说明增加这两国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新加坡则从第5期开始出现持续的正向响应,并于第6期达到最高点,说明新加坡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具有相当长的滞后性。而越南的财政刺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且无滞后性,从第1期后开始出现持续快速的正向刺激作用并于第10期达到最高,近年来越南在财政支出的推动下人均收入得到快速增长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东南亚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对推动各国通货膨胀的效应也存在差异。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财政刺激政策直接推动通货膨胀且效果显著,说明增加两国的财政刺激力度将能够引起刺激物价上升的效果,且作用时滞较短。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的财政刺激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其中,印尼从第3期开始后出现持续的负向作用,说明在印尼国内财政刺激政策对拉动通货膨胀不明显,另有原因造成印尼近年来的高通胀问题;新加坡则从第2期出现正向作用外,第3、4、5期均是负向作用,第6期开始后出现持续的正向作用,说明财政政策对新加坡的通货膨胀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效果有限;菲律宾除第3期出现正向作用外,从第4期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向作用,这说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对推高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明显;而泰国的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完全不起推动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的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从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除越南外,东南亚各国财政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不能在即期显现,而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2.东南亚国家财政刺激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在实施单一的财政政策背景下,东南亚各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有差异。从长期角度来考虑,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菲律宾和泰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不明显。
3.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从长期来看,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推高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的通货膨胀效应十分明显,而对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较为有限。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有关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的结论对于当前我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复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1.多种政策措施相配合,共同助推经济复苏。由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经济刺激计划中必须包含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比如,可以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以加大对贫困群体救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政策等。
2.利用财政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特性,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快速复苏。对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地区上的差异性,在政府财力既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在当前“保增长”、“保就业”的经济背景下,政府财力适当的向西部地区倾斜将有利于经济更为显著的快速复苏。越南财政政策的示范效应为我国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经验案例。
3.避免由于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显然财政政策对于推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通货膨胀的作用较为有限,但是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推高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通货膨胀的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在当前我国通胀预期较为明显的情况下,更应关注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所带来的通胀压力。■
参考文献:
[1]Grier,G.and Cordon Tulloc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
[2]Barro,Rd.“Economic Growth in a Gross-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4.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9).
[4] Fernald,John G.“Road to Prosperity? 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Vo189,No.3.
[5]靳春平.财政政策的空间差异性及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7).
37年前,我国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当市场机制渐变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工具的时候,公债重新登上经济舞台!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根据上述分析,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税收比率),会提高民间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特别是在公债的资产效应起作用的情况下,民间消费比率提高的幅度会更大。因此,国民储蓄将下降,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会削弱经济的增长能力。当然,如果减税公债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由于主要的投资主体――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对增加了,减税公债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我们得知,支出增长率仅与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变化有关,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公债融资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关系。阐明明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提高支出增长率。众所周知,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中,总需求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总需求增长的直接因素又是社会总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导致国民支出的基本力量。当公债为政府支出增加融资时,一方面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国民支出的直接叠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也直接构成国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债将促使支出增长率提高。
论文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来自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将提高支出增长率。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没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个人所得税,将给个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高于边际储蓄倾向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支出会增加。第三,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企业所得税,将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资金,企业的投资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
(3)公债融资对最优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可知,在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效率四个财政政策变量中,只要同时适当地变动两个以上的变量,就能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保持同一方向变化,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资效率的高低与公债融资的关系不大,故我们仅分析公债融资的前三个变量的关系来阐明其经济增长效应。
一般来说,税收收入是经济性预算收入,其结余部分构成资本预算收入,当经济性预算收入结余加上专项建设性收入不能满足资本预算支出时,公债收入就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一种政策组合:降低税收比率与提高政府投资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税收比率将提高支出增长率,但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为了提高均衡增长率,必须辅之以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这样,公债政策必须是:减税公债的目的最好是为降低企业所得税融资;扩大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筹集资金来源。
第二种政策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资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将促使国民支出增长率提高,而政府投资比率提高将使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因此,这两种财政政策变量必须是同向变动。这样,公债政策应是:公债发行主要是为政府投资支出筹集资金来源。
第三种政策组合:政府支出和税收比率同向变动。如上所述,这项财政政策组合对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来说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债政策来说,公债融资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税收收入也要增加,无需再用公债融资。
三、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
在上述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忽视了赤字预算或盈余预算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财政收支不平衡,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考虑。因此,本节从公债的流动性效应角度,分析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我们从前面的结论中看出,整个经济的非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总储蓄率,对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起了作用。就财政政策变量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税收比率和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随着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或者说必要增长率是上升的。
流动性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公债余额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消费是可支配收入和资产(公债)的函数。于是,假定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与公债――收入比率是正相关。这样,若把有关消费的资产效应纳入该体系之中,则税收比率和财政支出比率的变化对必要增长率产生的影响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税收比率的提高渐渐地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了将来时点的公债――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倾向。也就是说,税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债余额的消费效应,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适用于同样的推论。但是,政府投资比率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要视情况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资比率提高时,一方面,收入水平会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公债规模也会急速扩张,公债――收入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不能先验地确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是提高还是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由公债――收入比率决定。
在实行平衡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公债――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时降低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倘若开始时是赤字预算(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长率比公债余额增长率提高缓慢的话,则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这意味着消费倾向增大,这时的充分就业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为了使均衡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须与收入和公债余额的增长比率相同。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凯恩斯学派增长模型框架下,当引入流动性来考察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时,只考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是必要的。
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了取决于公债发行的类型。在用长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提高了消费,但降低了投资。因此,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既有扩张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但对投资,对消费也有扩张性作用。在不考虑流动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若引入流动性效应,公债融资强化了对支出增长率的降低作用。
3.公债融资对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上所述,税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如果把流动性效应考虑进来时,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即使税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变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潜在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流动性效应的存在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税收比率的变化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因流动性效应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间的潜在缺口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率(即最优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和框架,并根据着力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努力作出优化和必要的微调。
2010年是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为迎接新一轮增长周期奠定基础的关键一年。总的来看,在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反周期、抵御危机冲击的宏观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需要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和增强政策的连续性、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财政政策在与货币政策配合而继续保持一定的扩张力度的同时,预算分配需合理安排下一年度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以及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既维系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又稳妥处理好公共风险防范。与此相关联,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保持投资适度增长,资金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因为“4万亿”的大量项目已在2009年上马,而工期大多要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2010年的可用资金须首先支持已开工项目的续建,而谨慎掌握新项目的上马。
―需要把加快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精心把握结构优化导向,把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安居住房、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文教科卫硬件设施等七大方向上的各个具体项目选择好,进一步强化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加大投资的监督检查和施工监理,确保尽快落实到位、保证质量、发挥效应。
―还应出台多种措施力求“四两拨千斤”地扩大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平等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人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个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四是以多种方式促进出口。
财政政策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一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等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能降耗起重要作用的特定产业。企业,要通过注入资本金、财政贴息等手段给予政策倾斜支持;二是对国家鼓励的传统产业改造,以及区域转移的传统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支持;三是对竞争胜产业,从税收政策、行政管理、信息服务等方面,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政策环境,实现优胜劣汰,积极抑制产能过剩;四是对污染环境、生产技术落后、产品供大于求的企业,通过提高税费标准、加大处罚力度,实行限制性政策,配之以市场竞争压力,坚决予以淘汰;五是针对服务业竞争力较弱的特点,积极研究则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其健康、快速发展,提升其竞争力;六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财政政策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支持稳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一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财政对农民及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改变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状况。二是要继续实施并完善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扩大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的试点范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其直接刺激消费的作用。三是要加快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和减少“预防性储蓄”,为提高城乡居民的持续消费能力创造有利条件。此外,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要优化、强化税收等实行收入再分配调节的政策工具的作用,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悬殊。
财政政策在大力支持“三农”,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一是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性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不断增长。二是促进建立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抓紧研究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并总结经验改造能繁母猪补贴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最低收购价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作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四是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支持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支持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五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农民科技培训力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财政政策在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一是密切关注就业形势,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努力保持就业局势基本稳定;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三是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抓紧出台有关配套文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并注重机制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继续加大对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加大廉租房建设规模和加快棚户区改造;五是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六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财政政策;建议;就业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
一、完善体系建设,加强政策调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体系建设,加强宏观调控,要求健全纵向保障,统筹横向跨度,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规范中观管理和确保微观实施。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政策,采取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纵向上,通过完善扶贫政策,实行政府间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间的分配公平。为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共财政服务。继续扩大改革覆盖面,努力推进全县预算单位纳入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在努力扩大财政直接支付范围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运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
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主要途径是,政府可通过财税政策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就业比重,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同时也要正视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现实,着力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实现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协调均衡发展,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产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以及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同时运用税收政策,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减少结构性失业。要通过运用税收政策影响投资方向来防止地区差异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如给予落后地区中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和企业以投资抵免或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提高资本积累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采掘业、矿产业这些利用自然资源较多的,同时吸收劳动力较多的中西部地区的重点产业,给予减免资源税,增加增值税抵扣项目的优惠,减轻其税收负担等。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及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考虑把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发展瓶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形成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加大对小企业扶持力度,充分借鉴国外经验,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或者财政专款设立小企业基金,或者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渠道。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存在大量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民工,在一定时期内,这部分人员具有较强的就业需求。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之一。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程度地吸纳其就业。
三、拓宽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面对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巨大的矛盾,现有的财政集中度难以承受,必须要研究拓宽新的筹资渠道,要通过预算内外各种渠道积极筹措就业再就业资金,积极调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增加其促进就业所占的资金份额,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和促进就业双重功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从而建立以社会保障税为主体、财政补助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的就业再就业资金筹集机制。同时,继续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资金的投入。多元化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将各种不同来源的资金置于财政预算中,完善筹资机制,确保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稳定。
四、催生产业创新支撑平台的财政政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我国的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的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普遍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财政政策的激励效应。从宏观层面看,财政政策取向决定了就业规模的变动趋势。如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国民收入增加,从而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总量。如果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将降低消费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从而收缩就业总量。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会对就业规模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从短期看,技术进步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最终对劳动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技术进步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较快增长,并通过加速作用影响投资需求和劳动需求,从而对就业规模增加产生积极的作用。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
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
2.酌情对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实施重点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通盘考虑,近期的投资重点,应向兴办基本农田水利、防治环境污染、建设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适当调整并更为收拢。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加大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严防挪用,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进工程设计,提高施工质量,以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财政职能应在退出“越位”和填补
“缺位”两个方向上作出积极调整和探索。随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在一般竞争性的生产建设领域“淡出”,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需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摆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费改税”渐入快车道。以“清费规税”为重点的政府财力整合,代表了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一个必然导向。这也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将随之进入更深入、更具体的阶段。
5.改革的深化将引出进一步的机制磨合过程。财政政策是服务于发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寻常的短期调节,又需要掌握中长期的总体机制转换、协调与配套。财政体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兴”,也有待经济发展、市场成熟过程中财力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化。
6.新调控方式与手段的探索将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财政政策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因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可行的间接调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财政贴息支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已经破题,而今后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将推动这种探索向更宽广的政策性投融资领域扩展。
7.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现实生活正在呼唤财政收支管理的进一步严密化和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从财政政策指导上看,今后必将强化对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与相关领域的管理,使之严密和规范。
8.进一步推进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既定方向和动态过程。随相关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国统一市场的规范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种建议认为,在我们看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对其下一步发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
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适度,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究。这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物价走势、国债资金使用效果及还本付息等进行密切监测,早作应对。俄罗斯等国因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教训,我们要很好研究,以兴利除弊,未雨绸缪。
2.要把激活消费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再靠政府投资推动。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动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到引导刺激消费上来,要修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限制消费的税费等政策,制定鼓励和引导消费的税费政策。有计划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和引导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上。
3.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必须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必须相协调、相配合,要继续适度加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消费信贷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两个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特别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过财政贴息和为高新技术贷款提供担保等间接手段,用较小的投入去启动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财政必须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种建议认为,对“十五”财政的测算,要按照坏、中、好的经济大环境做三个方案。具体测算如下:
方案一:整个“十五”时期仍未走出经济低谷,需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经济低谷,需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
方案三:2001年经济走出低谷,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绝对额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从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减少。从支出与收入年均增长比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个百分点,方案二收、支增长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个百分点。
【关键词】宏观经济 积极财政 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中央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分析。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政府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政府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即使速度暂时上去了,也很难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国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技术产业现有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无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创立名特优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增加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来世界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商品很难有立足之地,出口额很难有大的扩大,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术改造。基于上述考虑,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可采用财政贴息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可考虑对于企业以利润或红利进行的技术改造,予以税收减免,适当调整目前足额征收所得税政策。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根据上述分析,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税收比率),会提高民间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特别是在公债的资产效应起作用的情况下,民间消费比率提高的幅度会更大。因此,国民储蓄将下降,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会削弱经济的增长能力。当然,如果减税公债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由于主要的投资主体――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对增加了,减税公债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我们得知,支出增长率仅与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变化有关,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公债融资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关系。阐明明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提高支出增长率。众所周知,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中,总需求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总需求增长的直接因素又是社会总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导致国民支出的基本力量。当公债为政府支出增加融资时,一方面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国民支出的直接叠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也直接构成国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债将促使支出增长率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将提高支出增长率。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没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个人所得税,将给个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高于边际储蓄倾向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支出会增加。第三,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企业所得税,将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资金,企业的投资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
(3)公债融资对最优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可知,在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效率四个财政政策变量中,只要同时适当地变动两个以上的变量,就能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保持同一方向变化,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资效率的高低与公债融资的关系不大,故我们仅分析公债融资的前三个变量的关系来阐明其经济增长效应。
一般来说,税收收入是经济性预算收入,其结余部分构成资本预算收入,当经济性预算收入结余加上专项建设性收入不能满足资本预算支出时,公债收入就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一种政策组合:降低税收比率与提高政府投资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税收比率将提高支出增长率,但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为了提高均衡增长率,必须辅之以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这样,公债政策必须是:减税公债的目的最好是为降低企业所得税融资;扩大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筹集资金来源。
第二种政策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资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将促使国民支出增长率提高,而政府投资比率提高将使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因此,这两种财政政策变量必须是同向变动。这样,公债政策应是:公债发行主要是为政府投资支出筹集资金来源。
第三种政策组合:政府支出和税收比率同向变动。如上所述,这项财政政策组合对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来说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债政策来说,公债融资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税收收入也要增加,无需再用公债融资。
三、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
在上述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忽视了赤字预算或盈余预算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财政收支不平衡,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考虑。因此,本节从公债的流动性效应角度,分析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我们从前面的结论中看出,整个经济的非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总储蓄率,对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起了作用。就财政政策变量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税收比率和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随着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或者说必要增长率是上升的。
流动性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公债余额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消费是可支配收入和资产(公债)的函数。于是,假定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与公债――收入比率是正相关。这样,若把有关消费的资产效应纳入该体系之中,则税收比率和财政支出比率的变化对必要增长率产生的影响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税收比率的提高渐渐地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了将来时点的公债――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倾向。也就是说,税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债余额的消费效应,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适用于同样的推论。但是,政府投资比率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要视情况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资比率提高时,一方面,收入水平会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公债规模也会急速扩张,公债――收入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不能先验地确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是提高还是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由公债――收入比率决定。
在实行平衡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公债――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时降低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倘若开始时是赤字预算(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长率比公债余额增长率提高缓慢的话,则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这意味着消费倾向增大,这时的充分就业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为了使均衡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须与收入和公债余额的增长比率相同。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凯恩斯学派增长模型框架下,当引入流动性来考察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时,只考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是必要的。
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了取决于公债发行的类型。在用长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提高了消费,但降低了投资。因此,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既有扩张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但对投资,对消费也有扩张性作用。在不考虑流动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若引入流动性效应,公债融资强化了对支出增长率的降低作用。
3.公债融资对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上所述,税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如果把流动性效应考虑进来时,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即使税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变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潜在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流动性效应的存在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税收比率的变化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因流动性效应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间的潜在缺口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率(即最优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四、我国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们在前面利用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实质上是从公债融资的不同用途(用于增支或用于减税)分析公债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1)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有利于经济增长;(2)增加政府投资支出的增支公债融资将提高经济增长率;(3)公债――收入比率保持不变或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十余年来的公债融资和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一,从公债――收入比率来看,我国的公债融资似乎对增长不利。(1)如表1所示,我国的公债――收入比率是很低的,公债的资产效应表现得比较明显,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应较大。因而,民间部门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金相对减少,可能会阻碍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不利。(2)自我国1981年发行国内公债以来,公债余额不仅在绝对额上迅速增加,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公债――收入比率)也连年提高。根据3.1小节的结果,如果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公债融资将对充分就业增长率产生不利。
表1 公债余额――收入比率国际比较 国家/年度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英国 15个重债发 展家
中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60.0
66.3
71.9
77.1
84.0
88.5
92.7
95.0
-
-
-
-
-
57.0
61.1
66.9
68.4
69.0
72.8
75.5
73.0
-
-
-
-
-
45.1
50.1
56.1
58.8
64.6
68.6
68.8
68.2
-
-
-
-
-
37.2
41.1
44.2
45.2
48.3
51.1
51.6
51.5
-
-
-
-
-
36.4
40.1
41.4
43.8
45.4
45.4
47.5
47.2
-
-
-
-
-
54.5
53.2
53.4
54.8
53.8
52.0
49.6
44.9
-
-
-
-
-
8.7
11.7
12.6
14.2
14.9
15.8
15.9
16.4
-
-
-
-
-
1.12
1.97
2.58
2.97
3.26
3.68
4.57
5.91
7.62
6.79
7.24
8.28
9.31
说明:表中15个重债中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资料来源:帕伯罗·E·圭多提和曼摩汉·S·库莫,1993,《负债国家的国内公共债务》,第24-25页;中国出版社,有关中国的数据,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而得。
公债――收入比率的与实践相吻合,按理说我国的公债融资有碍于经济增长应该成为定论。可是,我们认为,具体到我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不能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部门、多年来一直具有饱满的投资需求冲动,乃至几次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投资膨胀所致。正如学者们所分析的那样[2],80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1981-1993年全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95%;固定资产投资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过大,1981-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1-39.8%,而这一比重接近或超过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当年或次年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国现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任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资需要膨胀。如果说我国这种低公债――收入比率不利于投资需求的话,可能还是件好事;与其说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如说有利于经济稳定。(2)就我国目前的公债规模来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还不能从根本上确定。因为,我国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起步阶段出现的。在公债发行初期,公债余额必然呈累积趋势。况且,理论上所说的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的负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债一收入比率的提高,这一边际水平在不同国家或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农业化国家,公债――收入比率的边际水平可能是40%,发展中国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过这一水平,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无防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公债――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多马在公债负担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只要国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续增长,公债――收入比率就会收敛于一定值,公债余额的绝对增加实际上不会给公众带来任何负担,对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严重影响[3]。
第二,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公债,而且减税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首先从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来看,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减税让利开道,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见表2),而这期间公债余额年均递增也近33%,这两个比率如此接近难道是偶然巧合吗?实际上,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公债连年发行来支撑财政上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从税制改革来看,企业所得税制完善是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不仅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原来的55%降低至33%,同时,对当年应纳税额在3-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利润低或规模小的企业纳税人分别减按27%和18%的低税率征收。再次,从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长率与企业留利额增长率的比较来看,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而1985-1991年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包括国营企业调节税)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长2.76%;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率从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个百分点[5]。最后,从债务收入增长率、债务收入与财政收入比率来看,1979年我国内外债务年度收入为35.31亿元,1995年达到1549.76亿元,年均增长28.58%;与此同时,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从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约1.4个百分点[6]。由此可见,十几年来,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相对重要性明显降低,而债务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否认不了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做出的贡献。
表2 国有企业留利水平 (亿,%) 年度/项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额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留利率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第三,我国的公债融资基本上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公债融资的基本用途是弥补财政赤字,我国历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各项投资的支出过度增加。这类支出不仅在预算时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往往超支,造成决算的经济建设(投资)支出又超出预算,这一缺口都是由公债融资弥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十八年的公债融资与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说公债规模越大越好,也不认能为我国公债融资结构和公债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们没有分析公债融资的资金来源、公债融资的公共投资效率等,这些方面无疑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1] 参阅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页,藤田晴:《财政政策的理论》1966年,(日)劲草书房。
[2] 黄源、董生强:《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页。
[3] 有关多马负债模型的推导与分析,请参阅郭庆旺、三好慎一郎、赵志耘:《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页。
[4] 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