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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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M-F模型;货币政策;大国经济

Abstract:Since the sub-prime crisis broke out,in order to contain the crisis from spreading and save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entity economy, central banks in major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have implemented the highly loose monetary policies.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Mondale - Fleming Model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monetary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revealing their influence on China’s monetary policy effects,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direction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Key Words:M-F Model,monetary policy,major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03-05

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正经历着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为挽救金融体系,遏制实体经济衰退,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大国央行将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应对本次危机的主要对策,通过运用传统及创新性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从最高点时的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间,并通过TAF等6项创新性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和私人信贷市场直接提供资金。3月18日,联储委员会宣布联储将于未来6个月内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此举标志着美国从此正式进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代。此后,尽管联储于6月25日宣布收回部分数量型放松工具,以此展示其控制通胀预期的决心,但正如伯南克于7月21日在众议院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上所强调的,“美联储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与此同时,日本央行也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已降至0.1%。由于国际间货币政策的传递效应,这些政策的实施,必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形成干扰。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是开放经济下进行宏观分析的基本模型。本文将运用该模型,剖析当前美、日、中三国货币政策博弈的实质,并针对美国、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具体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一、M-F模型与国际货币政策传递:简要的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60年代早期,蒙代尔(1963)和弗莱明(1962)在凯恩斯分析框架基础上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通过引入代表国际收支均衡状态下各种利率和收入组合的BP曲线,阐述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机制,探讨不同的汇率制度及不同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而为研究开放经济中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经济体如何通过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内外均衡提供了基础。该模型被称为开放经济下进行宏观分析的“工作母机”。

此后,针对M-F模型假设前提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经济学家对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展。蒙代尔(1964,1968)本人提出两国模型,在小国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资本流动情况下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来自外国的反馈效应,这一扩展后来为美国经济学家弗伦科尔和拉曾予以发展。多恩布什(1976)提出汇率超调模型,针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调整速度的差异,分析汇率调整过程中的暂时超调现象。布兰松(1982)等人在考虑到浮动汇率制下一国物价水平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的基础上,对简单模型中的部分结论予以修正,认为财政政策通过汇率变动来影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进而影响实际货币需求,对国内产出产生一定的影响。布兰松(1970,1976,1982)、寇利(1976)以及多恩布什和费雪(1980)等人将金融财富――资产组合等因素引入模型并提出所谓存量方法。包耶(1977),罗德里杰斯(1979)以及弗伦科尔等(1987)提出将债务重估因素引入模型。寇利(1976)、多恩布什(1980)提出将资产替代效应之风险溢酬因素引入简单模型之中。

关于M-F模型对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适用性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M-F模型进行了修正。周赞文(2008)认为,发展中大国货币政策具有资本流动不完全、政策不完全有效、汇率不完全固定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对M-F小国模型的前提假定和分析过程做出了放松和修正,提出M-F模型在发展中大国的延伸分析方法,即Semi-M-F模型分析方法,得出发展中大国的货币政策部分起作用的结论。吴照银(2003)则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不对称性出发,指出在美国利率高于和低于我国利率的两种情况下,我国BP曲线斜率不同,美国不同货币政策实施对我国的影响也不一样。李政、韩克勇(2009)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IS-LM-BP模型进行了动态估计。

二、M-F模型下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分析

(一)M-F模型框架

M-F模型描述的是在开放经济的不同汇率制度下,实现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均衡的条件,以及外生变量改变对三种均衡的影响。模型主要涉及三个方程,分别描述了三种均衡关系:

IS曲线:

LM曲线:

BP曲线:

模型通过将不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完全不流动,相对不流动,相对流动、完全流动)与不同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相结合,分析8种“汇率制度――资本流动程度”组合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及其国际影响。

考虑到与本文所涉及内容的相关性,只对“固定汇率――资本相对不流动”和“浮动汇率――资本完全流动”两种组合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

(二)“固定汇率制――资本相对不流动”下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资本相对不流动,是指国与国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资本流动,但由于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外利率变动的反应不敏感,从而BP曲线的斜率比LM曲线更陡峭。

如图1所示,E点是初始的内外均衡点,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右移至LM’,与IS曲线相交于E’点,国民收入增加,利率水平降低,从而经常账户出现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由于资本净外流也出现逆差,存在本币贬值压力。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必须运用外汇储备购回本币,导致货币存量减少。最终,国民收入和利率回到初始水平。

固定汇率制下,基础货币的数量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于改善国民收入无能为力。

(三)“浮动汇率制――资本完全流动”下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资本完全流动,是指国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外汇管制,国内外债券具有完全可替代性,BP曲线呈水平状。

如图2所示,E点是初始的内外均衡点,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右移至LM1,与IS曲线相交于E1点,国民收入增加,利率水平下降。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这种下降非常短暂。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利率降低引发资本外流增加或内流减少,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出现逆差,本币汇率下浮。本币下浮提高了进口品的国内价格,进口减少,同时,增强了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出口增加。两种作用共同推动IS曲线移动到IS1位置,在E2点与LM1曲线相交,实现新的均衡。

浮动汇率制下,推动国民收入增加的力量,除了最初的货币效应以外,还有引致的汇率效应。因此,货币政策能够对国民收入进行有效调节。

三、美国、日本、中国的IS-LM-BP模型假定

(一)美国和日本

美国和日本是实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国家,资金对国内外利率变动弹性很大。两国均实行汇率单独浮动。因此,“浮动汇率―资本完全流动”模式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日本的情况。

(二)中国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实质上是一种以管理为主、市场为辅、有波动幅度限制且幅度较小的准固定汇率制。

我国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资金流动对国内外利率变动不敏感。但随着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投资者(QDII)制度的推出,国际资本进出我国难度在减小,规模日益扩大(余力、赵鹏,2009)。此外,国际游资通过虚假外贸和国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我国,且规模越来越大(焦成焕,2009)。综合来看,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应当被归为“相对不流动”类型,BP曲线的斜率大于LM曲线的斜率。

因此,“固定汇率――资本相对不流动”模式对于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以及来自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四、美国、日本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危机来临之际,各大国中央银行纷纷对内实行了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概括起来,大致有两方面做法:一是大幅降低基准利率,转入量化宽松型货币政策;二是运用创新性资产负债表工具,如调整贴现政策和现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力度,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目的都是为金融体系提供超常流动性。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产生深刻的内外影响。

(一)美国货币政策及其影响

2008年底,美国联邦基准利率降到了0.25%,基本上接近于“零利率”政策。随着利率下调至降无可降的地步,利率手段已近失效。联储从2009年1月5日起通过购买抵押支持债券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余额上升很快。此外,联储在扩大传统资产负债表工具使用力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开发了大量的新工具和新手段。

上述政策措施的影响,可以通过图3所示的M-F框架进行分析:

假定E点是初始的内外均衡点,美联储高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右移至LM1,与IS曲线相交于E1点,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i1(代表美国货币市场的一般利率水平,受0.25%的联邦基准利率影响),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性利率i0。由于资本账户完全自由流动,资金对于利率变动高度敏感,利率降低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国际资金的这种流动性,减少了本国的货币存量,使LM1曲线无法维持在原有位置,开始向左移动。资本外逃加剧了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美元面临贬值压力。汇率下浮有利于净进口的减少,IS曲线右移,达到IS1位置,与LM2曲线相交于E2点,实现新的均衡。

上述分析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对内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仅从对美国自身的影响来看,资本外逃效应削弱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刺激国内需求的有效性。

然而,流出的资本更多的是到国际市场上享受他国经济增长的成果。美联储提供了低成本的美元资金,供应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供应给投资者。这些低成本的“热钱”流入利率较高的国家,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套利收益。此外,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无可复制的特殊地位(尽管欧元和日元已经成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元相互制衡的国际化货币,但就其地位而言,仍然有着质的差距),美元汇率的变动,至少能够产生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使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手中的大量美元储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价值缩水,变相减少美国债务负担;二是增强美国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其贸易逆差;三是美国国内投机资金通过资本输入的方式进入其他本币升值国家以获取资产增值及汇兑收益;四是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别国由于生产成本的被迫提高陷入输入型通胀。

由此可见,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恢复美国国内经济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资金外流收益以及美元贬值效应仍然充分体现了其国家利益,并对别国货币政策实施和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干扰。

(二)日本货币政策及其影响

日本自2003年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央行也将货币政策执行的重点放在加大对金融体系的资金投放方面。从利率的角度看传导路径,长期以来日本央行提供低成本的日元资金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低成本的资金提供给投资者,投资者卖出日元,买入高息外汇,赚取利差。日本中央银行提供了大量货币存量,但套利动机驱使下的资本外流也相当严重。

从政策的内外影响看,日本货币政策效果与美国相似,其M-F模型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事实上,美国在此次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也正是效仿了日本的很多做法。

五、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来自大国货币政策的干扰

200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金融经济环境,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先后4次有区别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达2-4个百分点,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累计下调1.62和1.89个百分点。2009年6月末,M2同比增长28.5%,M1同比增长24.8%。

但由于我国利率水平仍高于美、日、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客观上给国际资金提供了无风险套利机会。海外“热钱”的流入,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形成了很大干扰。

运用图4中的M-F框架,有助于分析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大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影响之一:“热钱”流入效应

假定E点是初始的内外均衡点,i0代表原来的利率水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使LM曲线右移至LM1,与IS曲线相交于E1点,利率水平为i1,代表了调低后的国内代表性利率水平。与图1中基本模型不同的是,利率的降低没有使央行出于维持汇率水平的考虑回购本币,从而使LM曲线回到初始位置。相反,调低后的利率i1仍高于主要经济体利率水平i*,无风险套利机会的存在诱使大量海外资金通过商业银行流入国内,商业银行将这些资金出售给央行,使央行被迫吐出基础货币。这些被迫增加的基础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在已经达到央行所期望的LM1位置后,继续右移,这是大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干扰的体现。

在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海外资金的流入将推动LM曲线持续右移至LM2位置,以实现新的均衡。但由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且资本账户存在管制,因此,更为贴近实际的情况是货币供应水平介于LM1和LM2所描述的两种水平之间,即LM3。从另一个角度说,只要i1与i*间利差依然存在,一定时间内,“热钱”流入就将持续,其负面影响也将不断被放大。短期内,这些”热钱”将推高资产价格,形成我国股市、房市的资产泡沫,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中长期内,则将埋下通胀的隐患。从实证方面,也可以得到佐证。200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2726亿美元,3季度大幅增加1410亿美元,与同期贸易顺差(393亿美元)与FDI(208亿美元)之和相差810亿美元。据估算,剔除投资收益和汇兑损益,3季度外汇储备增量中可能有大量不可被解释的短期资本流入,同时如果考虑对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不可被解释的资本流入可能高达500亿美元。

影响之二:利率手段使用的两难选择

由于我国利率并未实现充分市场化,当前央行面临着是否调整利率的两难选择,无论是升息或者是降息,都对宏观经济金融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只要i1与i*间利差依然存在,一定时间内,“热钱”流入就将持续。这实际上是影响之一的延续。除了遏制“热钱”流入外,进一步降低利率有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在危急中得以存活,并提高其利润水平。图4中,利率由i0降至i1,国民收入随之从Y0增加至Y1便体现了这一效应。笔者曾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现在的情况下,大幅度地降低利率,江浙地区的平均利润率可以达到10%,其他地方平均8%、9%也没有问题。而同时降息的负面影响在于,一旦利率成本过低,利润空间将会变大,盲目投资可能带来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如果升息,前述的由于人民币利率已高于美元等货币的事实,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热钱”或者外部资本的流入。截至2009年9月,我国储蓄存款约24.8万亿,与此同时M2和M1增幅高达29.3%、29.5%,在这种流动性充裕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善的情况下,如何在内生性流动性和外生性流动共同作用下运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整,将是对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一个考验。

影响之三:人民币升值及其影响

对无风险收益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潜在汇兑收益的追求,增加了外汇市场上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卖出人民币,购买外币,被迫增加外汇储备。由于我国民间外汇持有额度的限制还没有放开,增加外汇储备的过程,同时也是基础货币被迫投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以来推动我国LM曲线被迫右移的重要原因。美国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美元贬值,使我国巨额美元资产储备(以美国国债为主)价值严重缩水。同时,美元贬值变相抬高了别国货币价值。这是大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又一重要影响。

如果人民币放弃现有汇率水平,升值使BP曲线左移到BP1,汇率上浮降低了进口品的国内价格,使进口增加,同时,高汇率降低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出口减少,两种作用共同推动IS曲线移动到IS1位置,结果是国民收入大幅减少。

可见,美国和日本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体现出大国货币政策博弈的实质,需要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要兼顾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影响,适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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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 未来趋势

一、引言

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的经济下滑，各国普遍面临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的压力，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各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了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地降低了经济进一步下滑甚至萧条的风险。然而随着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09年下半年起，我国物价水平持续攀升，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2010年起货币政策趋于从紧。为抑制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2010年开始，央行先后5次上调基准利率、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CPI涨幅持续上升的态势仍未扭转。截至2011年6月末，CPI涨幅已达6.4%，为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调控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配合，通货膨胀在2011年第四季度得到有效抑制，之后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2012年前几个月又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已经趋于合理水平，通胀形势得到了彻底缓解。然而，当前我国在通胀水平回落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甚至有下行的风险。面对两难的选择，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趋于稳健，使经济在平衡中发展，保持适度流动性并配合财政政策进行调整，随经济形势适时而动。

二、我国通货膨胀近期走势分析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推出了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随着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由之前经济下滑时的偏低逐渐上升，市场流动性逐渐注入。如图1所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2009年底开始逐步攀升，从不足100逐渐上涨到2011年7月份的106.5最高值。之后随着经济复苏，通胀高企，抑制通胀的目标又使货币政策发生转向，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货币政策转向，开始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随之物价总水平逐步回落，2012年前五个月份也持续回落，回落到2012年5月份的103的合理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近期我国通货膨胀趋于稳定，2012年前五个月只有三月份通胀有所回升，CPI同比上涨3.6%，涨幅比2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在3、4月份有所回升，但5月份继续下行。当前通货膨胀水平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之中，但已经趋于合理，不排除触底反弹的可能，下半年也具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回升的压力。

三、通胀后我国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2011年之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是“适度宽松”，实际就是宽松，至于是否“适度”反而值得商榷了。2011年之后开始，我国货币政策在通胀的压力下趋向“稳健”，实际上就是从紧。本文从货币政策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从货币增长率、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三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在通胀后的走向。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全年呈现宽松，一直到2009年底。从2009年底开始，由于通胀高企，货币政策转向“从紧”，一直延续到2011年底。而从2012年开始，由于经济下滑和流动性风险，货币政策又趋向适度宽松。

（一）货币增长率

本文选取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率月度数据进行分析，如下图2所示。可以看出，从2009年开始，M1增长率一直处于高位，且从2009年10月的32%上升到2010年1月的39%的峰值，随后逐渐回落，并在2011年1月达到13.6%之后保持相对稳定。

资料来源：201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数据库。

可见，我国货币增长率在201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高位，在2010年1月份之后为了防止通胀进一步上升而逐步下降，直到2011年之后保持低位稳定。

（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率

我国央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008年开始调整，我国2008年全年连续5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连续4次连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反映了我国在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2009年央行未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主要是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主导，而随着4万亿之后通胀率在2009年年底开始攀升，2010年开始到2011年，央行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转向。而在2012年开始，由于经济面临下滑的风险且通胀下降到合理水平，央行在2012年6月8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

（三）存款准备金率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开始至今的调整，连续4次下调准备金。而从2010年开始，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以抑制通货膨胀。2011年底开始，由于通胀得到抑制和经济下滑，货币政策转向，又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

四、货币政策未来调整趋势

总体来说，我国近期货币政策趋于“稳健”，货币政策调控面临两难的境地，也就是说既有经济下滑的压力，又有通胀回升的压力，具体如何实施货币政策央行应该密切关注未来经济的走向，并配合财政政策发挥效用。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调整趋势，本文认为是趋于“灵活”和“稳健”，原因有下：

（一）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当前经济形势非常复杂，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加剧，美国经济疲软，欧洲债务问题严重。信息网络技术浪潮之后，世界经济缺少新的增长驱动力。国内来看，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和革新。然而由于中国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因素的减少，经济缺乏强劲的后续增长动力，又因为政府更加注重经发展质量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因此，货币政策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在“促增长”和“防通胀”两大目标之中进行权衡，灵活应对。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导致我国经济中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价格发现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大打折扣。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必然趋势，然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必然要趋于“稳健”，尤其是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不宜大幅度变动和调整。从欧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来看，央行多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而对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则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将趋向“稳健”。

（三）配合财政政策

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将居于主导。在财政政策的大力实施下，货币政策必然处于“配合”的地位，如果货币政策调控过于强力，将严重影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将会趋于“稳健”，并配合财政政策，适时而动，灵活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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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在多箭频发仍未能命中目标之后，“安倍经济学”又射出了一支财政刺激之箭。

8月2日，日本内阁批准了规模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13.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新增直接财政开支只有7.5万亿日元，大部分为未来两年的支出。

除了财政刺激，日本央行在7月29日还公布了新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并未进一步下调负利率，也没有扩大国债购买规模，明显不及市场预期。

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日，IMF也公布了日本的年度例行经济体检，即《第四条款磋商》。其别提到，由于私人消费不振和投资放缓，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同样挣扎在经济困境中的欧元区一样，日本央行已经接连祭出量化宽松（QE）和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效果仍然不彰。在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这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

而在发达经济体实行多年QE并采取负利率之后，全球正在进入超低利率时代。自6月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刷新纪录低点。在7月5日，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纪录下跌至1.38%和2.14%，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A remarkable financial moment）。

在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接近极限并引发全球超低利率的时代，中国经济又应该如何面对自身在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在全球低增长和低通胀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坚持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调整、去杠杆和国企改革，而不应受到将非常规货币手段视为可替代选项的诱惑。

止不住的宽松

除了去年12月美联储加息一次，缓慢走上了加息轨道，近两年全球主要央行都行驶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快车道上。根据路透社的统计，今年二季度全球央行月均降息12次以上，5月更是达到16次，为去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初至今，降息的央行已达到54家。8月4日，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0.25%的纪录低点，成为第55家降息的央行。

在全球主要央行如此大规模“放水”的同时，欧洲央行从4月份起已经将QE规模扩大到每月800亿欧元，并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到非银行企业债券。随后在6月8日，欧洲央行正式开启对欧盟内大公司的QE政策。根据其在7月18日首度公开的企业债持仓数据显示，欧洲央行已斥资104亿欧元购买了150多家公司发行的超过440只债券。

与欧洲大陆遥遥相望的日本，继2016年1月其央行意外宣布负利率政策之后，7月29日，行长黑田东彦领导的日本央行再次出乎市场意料地宣布维持政策利率在-0.1%，而没有进一步降息，并且维持国债购买规模不变。另外，将美元贷款计划规模从120亿美元扩大至240亿美元，每年ETF购买目标从3.3万亿日元提高至6万亿日元。

在这次明显不及市场宽松预期的政策宣布后，市场更加担忧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几乎没有弹药可用。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未偿还日本国债，截至5月底，其资产负债表与GDP之比已扩大到85%。

面对市场对货币政策达到极限的质疑，黑田东彦解释道：“日本央行尚未达到政策极限，负利率和量化宽松都没有到达极限。日本央行有空间进一步下调负利率。”而且他认为，负利率政策已经整体上压低了收益率曲线，并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

但事实是，日本的居民存款仍然很高，同时非金融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也没有被刺激起来。日本非金融企业已经持有包括现金在内的逾9.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

除了设想中的负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没有起效，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还向《财经》记者指出，与欧洲央行相比，日本央行还面临更槽糕的市场预期。相比2014年6月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时，QE尚未开始，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空间的情形，日本央行在今年初宣布负利率时，货币宽松已经接近极限，市场担心其已经无计可施，被迫推出负利率。“现在日本央行面临的状况则更为窘迫，进一步降息、购买国债和ETF的空间都已经非常有限。”梁红说。日本央行目前持有的ETF已经占市场总量的一半，并且已经是日经225指数中90%成份股的前十大股东。

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现在评价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还为时尚早。欧洲智库Bruegel的研究员Gregory Claey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美国和英国较早实行QE相比，欧洲央行显然反应迟缓，“欧洲央行是在2015年初推出的QE政策，现在还难以评估其对通胀的影响”。

可是从目前的通胀数据来看，虽然欧元区CPI结束连续四个月负增长，在6月、7月分别达到0.1%和0.2%，但是仍远低于欧元区2%的通胀目标。日本情况更糟，CPI同比增速已从2月的0.3%下跌至6月的-0.4%。日本央行已一再推迟实现2%通胀目标的时间，其预计2016财年核心CPI为0.1%。

货币政策达到极限

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国家已经采用负利率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了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告诉《财经》记者，货币政策工具确实已经被大量使用，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政策工具已经被用尽，“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可以通过扩大债券购买规模采取更多措施”。他建议日本央行继续扩大债券购买计划，并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发挥效力。

8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内阁批准通过规模达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财政措施将包括7.5万亿日元的国家和地方预算支出，6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资和贷款。 在发达经济体实行多年QE并采取负利率之后，全球正在进入超低利率时代。

但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则对《财经》记者表示：“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已经无力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不论是日本、欧洲抑或是美国都是这样。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目前受困于挥之不去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对这些经济体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会持续到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我认为，实施负利率政策恐怕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用“孤注一掷”一词向《财经》记者形容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常规货币手段和QE都已经被用尽了，现在实行负利率政策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很有限，这就说明货币政策的效用已经逐渐降低。可以说，采取负利率政策本身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在她看来，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也产生了负作用，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会缩表，这样的话，希望用负利率来刺激银行放贷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政策分化收敛

在经历美联储大半年的“按兵不动”之后，市场对其在今年余下时间里是否会加息的猜测不断。而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要继续维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这样的政策分化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联储在7月的决议声明中也重申经济将保证循序渐进地加息。对于其所谓的“循序渐进地加息”，汪涛认为美联储目前的加息节奏相比此前，可以说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主要央行的政策分化已经在市场的预期之中了，而且这种分化程度小于此前的预期”。瑞银认为，美联储很有可能在今年12月份加息1次，2017年加息1次-2次。

美国二季度GDP增速初值为1.2%，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概率明显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9月加息概率从26%降至22%，12月从45%降至39%。

梁红也认为，美联储今年会加息一次，同时欧洲央行将在四季度延长QE实施期限，日本央行将可能一直按兵不动。但是她也提醒会出现日本央行暗示实施“直升机撒钱”政策的超预期可能。她对《财经》记者说：“尽管不一定会在下半年推出，但只需相对明确的暗示，就已经足够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了，日元可能会因此大幅贬值。”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经从年初的1∶120贬值到1∶100左右，这也被市场广泛解读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汇率的效果也出现了极限。

日本央行将在9月全面评估其货币政策框架。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Frederic Neumann认为，日本央行最有效的措施可能只剩下承诺为安倍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承担额外债务。当然，这样也就离“直升机撒钱”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罗奇看来，低利率和低通胀都是全球经济持续缺乏增长动能的主要表现。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很可能继续保持非常规状态并逐渐走向极端化，而且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则向《财经》记者指出一个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央行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年后，我们能否避免陷入这一轮金融扩张导致的危机之中，这是值得担忧但还没有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货币宽松“悖论”

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达到极限，全球进入超低利率时代，中国的利率水平也在缓慢下行。中国央行在2014年实施了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2015年更是五次降准，累计降准2.5个百分点。2016年3月再次降准一次。

中国近期公布的金融数据也引发了关于“流动性陷阱”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这番争论主要来自于M1和M2增速剪刀差扩大的现象。狭义货币M1的同比增速在2015年3月触及2.9%的低位后，一路飙升至今年6月的24.6%，创下六年来新高。而同时期的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一直保持在13%-14%的区间范围，但是在今年整体呈现放缓趋势，6月持平于11.8%，也恰好回归到去年6月的11.8%增速水平。目前M1与M2增速之间的剪刀差已经扩大至2010年以来最大水平，导致M1在M2存量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7月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这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就是说货币量再增加，利率也不会再下降，投资也不会再增加，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企业的流动性陷阱’”。

但是市场人士普遍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梁红对《财经》记者指出，以工业企业或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投资回报率虽然在近期有所下滑，但仍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所以不具备形成“流动性陷阱”的条件。同时，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即使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也应该会使用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因此，“从投资和去杠杆的有限进展来看，似乎并不支持‘流动性陷阱’的假说。”

根据央行2016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数据显示，3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另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测算，今年二季度民企贷款利率或已达到9.9%。

汪涛也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与其他国家持续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也无法刺激银行的放贷意愿不同，“中国的银行贷款仍然很多，而且影子信贷增长就更快了，所以中国并不存在印了钱无法贷出去的问题”。在她看来，这其实与中国事实上的“准财政政策”有关，“虽然实体经济企业可能不愿意再投资，但是地方政府和包括PPP在内的准政府机构还在搞建设，这背后是信贷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在支持。这样的机制下很难出现‘流动性陷阱’。”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这样的机制下寻求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另一方面，巴里・艾肯格林认为，中国此前采取的多种资本管制措施也隔离了一定的外部影响，有利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扰。

汪涛认为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表面上听起来有些悖论，因为理论上认为去杠杆可能需要高利率。但其实，企业现在债务负担特别沉重，高利率会使企业无法偿还利息。而且中国实际上也不是通过高利率来淘汰过剩产能的，而是政府决策。”

第4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信号一:

重点转变发展方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发展方式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保增长取得重要成果,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环境。”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明年重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是把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第二产业,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在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基本实现后,转变发展方式势必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信号二:

双政策不变背后有深意

在经济实现企稳回升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否有所调整,成为近期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关注民生成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共同“重点”。

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形势转好,另一方面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有大的变化,但应做些微调,巩固经济回升势头,避免出现新的问题,重点支持结构调整。

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控新上项目;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

信号三:

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近来房地产市场量价同步飙升,明年房地产政策走向备受关注。会议提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主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显示,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普通商品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等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居民消费仍然不足,是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大,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是我国这样人口超大规模的大国的必由之路。

“只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老百姓收入提高了,保障健全了,才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也才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

信号四:

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动城镇化

城镇化在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将扮演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角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发展空间。

汪同三指出,城乡统筹发展是当前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根本矛盾的重要途径。从国情看,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在资源、土地方面更加宽松,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冯飞认为,城镇户籍是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中央的重大举措,将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稳定下来,为消费提供较大增长空间,并推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

信号五:

放宽市场准入,深化改革,增添发展动力

经济企稳回升后,经济增长的动力亟待由政府投资向市场驱动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姚景源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长,9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投资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必须进行相关领域改革。

第5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是防止经济“衰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反衰退是2009年全球共同任务。展望2009年的中国经济，扩张性政策是防止经济“衰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保增长是硬道理，稳定就也是硬任务。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认为，2009年扩张性政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加大公共投资，缓解由于房地产投资下降造成的投资品产能过剩；第二，加大财政的消费性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社会医疗保障以及“三农”投入，拉动消费增长；第三，加大对企业的财政和金融扶持，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吸纳更多人就业。

我们预计：财政赤字扩大至GDP的2％；存贷款利率将分别降至1.44％和4.23％，贷款将增长16％左右；人民币将不再主动升值，保持与美元相对稳定。

在扩张性政策推动下，预计2009年GDP增长8.2％。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外需继续恶化，国内房地产市场存量需要消化，因此投资难以维持较快增长，又由于基数因素，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较低，但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态势将有所改变。

正是基于经济的“U”形走势，资本市场的预期将与2008年有着重要区别，变得积极。在宏观政策刺激下，行业将出现结构性景气。基础设施投资将拉动建筑、交通设备、电力设备和部分建材行业的需求，这部分行业将有较好表现。房地产行业在政策作用下，2007年下半年开始率先调整，调整时间已比其他行业更长，结合当前政策放松、产业调整时间等因素考虑，它可能在2009年触底回升。证券行业可能迎来转机，政策推动企业融资方式创新，鼓励企业并购重组，加大债券市场的发展，允许业务创新等，这些都为证券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行业重组、产业整合将带来行业的微观结构变化，这将为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好的基础。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提出2009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这意味着2009年流动性将十分宽松。这对资本市场而言，也不失为一个福音。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政策已经或将作如下调整：第一，央行已经停发3年期央票，1年期央票实质上也已停发，而且2009年到期的央票将达到2万亿元以上，同期贸易顺差还将导致基础货币投放1，5万亿元左右，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释放巨大流动性(目前存款准备金总额达到6万亿元以上)，这些足以保证2009年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第二，多种措施促进信贷增长，《贷款通则》将修订，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将放宽。

第三，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中小企业组成一个团体申请贷款等。我们预计，2009年信贷增长将达到16％左右。

第6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东亮.美国会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吗? [J]中国外汇，2011，(2)：48-49

第7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第8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在能源、交通、社会保障（经济社用房和廉租房）和基础建设等领域投放4万亿元，以拉动内需，抵御外部经济危机，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和健康发展。这无疑又是一个新一轮的建设，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内外墙需要人工抹平。据市场调查，我国每年有17.6亿平方米的内外墙面市场，并且以每年12%的速度递增，现在全国都是靠人工批腻子、打砂子。这样不但效率低而且墙面质量差，大大制约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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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广场协议；泡沫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01-02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着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日本的出口自然被看作是引起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元凶。1985年9月，美国在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G5）上促成签订了“广场协议”，图消除贸易的不平衡。以广场会议为契机，日元汇率从1985年9月的250日元兑1美元一路上升至1995年4月的80日元（如图所示）。

针对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大幅度、持续放松银根，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本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日本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积累了大量“经济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一、“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不可估测和量化的，学术界也对此也充满了争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广场协议”的研究中，针对“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

（一）“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

麦金农认为，正是“广场协议”让日本患上了“日元升值综合症”――由于日元升值导致了通缩和持续衰退。“广场协议”后，一方面美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严重缩水；日元升值又恶化了贸易条件，传统商品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采取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剩余资金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工具，从而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

（二）“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升值，但其并不是日本经济萧条的核心原因

1985年9月，日元/美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到1995年4月，最高峰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美元兑日元贬值达68%。为此，“广场协议”在国际汇率协同调整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一沉到底”是缺乏依据的。亚洲开发银行（ADB）行长黑田东彦（2004）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陈功（2005）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和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造成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失衡。黄晓龙（2007）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企业系统和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效率冲突。

（三）“广场协议”并非日元升值的原因，也非日本金融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巨额的贸易顺差本身就使得日元被低估，日本汇率不可维持，升值只是时间的问题。早在1971年日本就面临着“尼克松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黄吴（2003）指出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压力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协调的具体体现，并不是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升值恐惧症”更多反映了出口依赖型体质的心理。

二、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

一般来说，经济都按照繁荣物价上涨金融紧缩衰退的形式循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也莫过于此。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在内外部共同作用下日元升值一触即发，“广场协议”后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必将招致投机热潮，1991年金融财政共同收紧，泡沫破灭。

日本战后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平成萧条一般分为三个阶段：1.1955～1973年，高速增长期；2.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1974～1991年，3.泡沫崩溃后的萧条期，1991年后。在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的高水平。而在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3.7%，增长速度笔记高速增长期的一半。其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受到两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支柱的转变。

（一）“尼克松冲击”和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作为通胀对策。该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通过多国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虽然该汇率没能维持下来，但人们对于日元升值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政府作为景气对策采用了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基于这一政策，国内的货币供给开始增加。

1972年，田中角荣首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论》，图以新干线的架设、高速公路的建设等公共事业为杠杆，消除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正值公共事业的扩大和开发高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为缓解通胀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开始面临严重的萧条局面。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在摆脱了石油危机的直接影响之后，企业的设备投资欲望依旧没有复苏的迹象。

（二）支撑内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变化

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恢复实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60年12月，池田内阁宣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开始改变，由通过战后公共事业的建设来带动增长，转变为通过将技术成果商品化来牵引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西方管理技术，使得社会生产率提高和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工资提高，需求扩大，物价的上涨。企业规模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扩张进一步带动了消费需求。

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涨。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减量经营”，通过节省能源、尽可能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减少正规员工，雇佣非正式员工）来降低成产成本。另一方面，农村转入城市的劳动人口对耐用品（如彩电）的消费需求逐渐饱和。日本经济不能再靠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但是，正是石油危机使得节省能源的日本汽车开始占领美国市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扩大了美日间的贸易差额，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三）前川报告，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

以“广场协议”为契机，日元迅速走高。但是，由于J曲线的效应，以美元结算，出口额反而上升了，压制经常收支赤字的效果也没有显现出来。尽管出口产业美元收入增加，但是由于以日元结算的出口额减少，陷入了核算恶化的讽刺局面，不要说消除贸易摩擦了，就连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日元升值萧条问题。

在这样的形式下，政府成立了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并于1986年发表了呼吁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报告（前川报告）。这一报告可以说是针对美国围绕贸易摩擦进行的批评、要求做出的回答。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中写道，当时日美贸易不均衡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一大政治为题，美国再三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土地上涨、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市场流动性大量过剩。

（四）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和没有及时实施金融紧缩政策

日本银行为了改善经常收支不平衡，抑制超过预期的急速的日元升值，于1986年1月从将5%官方利率下调到4.5%开始着手，实施阶段性金融缓和政策，最终于1987年2月，下调到战后最低水平2.5%。事后，从1986年开始，持续4年的低速增长来看，政府的金融财政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由于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导致了地价、股价的急速上升。实际上政府和银行在1987年已经能看出资产大幅度的上涨，但并没有及时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关键在于，究竟怎样才算是泡沫，这个问题本身很难界定。泡沫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价格上有什么不对，要是真有一套客观标准摆在那儿，现在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可现实是，每隔10年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泡沫经济。

泡沫可以避免吗？日本经济在繁荣之后衰退，是符合经济周期规律的。在内外部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缓和经济衰退的速度。池田信夫认为，泡沫经济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向金融自由化转型的国家都会遭遇泡沫经济，日本不是例外。08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

三、“广场协议”带给人民币升值的启示和教训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此次改革带来的升值预期使不少学者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覆辙。诚然，人民币汇价自7月21日调整以来，仍然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升值幅度很小――不足3%，远远低于美国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要求的20-25%的升值幅度。但是，这次汇价调整行动却发出了一个信号：在实现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姿态下，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成为可能。虽然今日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所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广场协议”前后美日间的政策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教训。

（一）本币升值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

05年，中国放弃实行了10多年的固定汇率，这种积极自愿态度为人民币升值争取到了主动性和调整时间。渐进有序的升值有效地避免了贸易摩擦加剧导致最终急速被动升值的后果。

（二）经济衰退是顺应经济周期规律的，经济政策只能加速或减缓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虽然麦金农认为日本超宽松的金融财政政策，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但事实，日本在1986年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并持续多年低速增长，说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中国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应多关注通货膨胀率，尤其是资产市场（房市和股市）；并兼顾稳定原料价格，避免成本型通货膨胀。携夫人一行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其目的之一就是稳定原材料的来源与价格，为人民币升值积极寻找出路。另外，还应正确对待政策实施的时滞性与连贯性。

（三）调整出口产业的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