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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 信息技术 信息产业 创新发展
’l新经济”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学界、rr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热衷于议论的焦点话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间题,不仅仅为经济学家们所关心。同时也被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重视:人们在从网络、电子商务的兴旺发展中看到“新经济,“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从美国lyasda}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强大的威力。有关“泡沫”的议论沸沸扬扬,更使得人们对“新经济”产生种种的疑问与担优。
应该承认、这些疑问与担优在现实情况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经济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认识“新经济”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崭新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令人几乎目不暇接。l,新经济,l因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而出。两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正因如此仃业界对.l新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一rf将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持续健康地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又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全球rr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间题。
1’.新经济一理论的建立
“新经济”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一年以后,《商业周刊》再次发表文章,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着“新经济’。此后,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新经济,‘的说法传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我们在此之前听说过的多种经济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此也有人认为,上述这些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b,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表现为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三低一高)的特点,这也是它与传统经济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应当指出,上述新经济的特征主要来自对20世纪9d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1}j 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8个月的增长,年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ek --4%a。而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已经由4%降至不到?.0k、失业率则从7%一8 }’}降至40k
这样的情形,在传统经济中的确是i反难见到的。而人们在称羡‘卜新经济’奇迹之余。也不禁要问:到目前为止.为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实现了“新经济“,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社会制度、经济政策极为相似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何不但没有呈现同徉的经济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多年来,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美国金融市场、政府和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此外.美国国民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对rf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西欧和日本不但在经济运行环境,风险资金市场、tt研发投入等环节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
美国的后面。为此。它们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来。
2000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邀请格林斯播、比尔·盖茨等人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卜新经济会议“,此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经济”理论的正式承认和支持。有趣的是,会议举行的前后。正值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nabdaq综合指数全面下跌.1t公司损失惨重。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却让人们更加关注’卜新经济”-
2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墓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之间有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a.信息技术领域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术是“新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新经济”的突出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核心产业.在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后,将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信息极其广泛而快捷的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通过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实时动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极大地避免经营风险。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d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他产业投资的十几倍。相应的。自1993年以来。由信息所带动的美国工业增长的比例高达4}1%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它们对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国有23万家,而到1997年就达到了36万家。他们为美国经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经济运行中间环节的依赖程度较低,不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中间环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传统经济难以克服的间题。中间环节越多,供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完善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3’‘新经济”对信息产业的改造
信息产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进而成为‘.新经济”的表率,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该行业创新能力强,技术更新快、竟争激烈等特点,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正是在高度开放、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产业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至少在传统经济看来)不够规范的现象:当“新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走向成熟与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5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组建了徽软公司. 2i年后,这家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软件巨头企业,因涉嫌垄断,阻碍市场竟争,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围绕微软一案、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经济学界和ft业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引建。我们注意到,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徽软是否从事了行业垄断一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软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以及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好是坏。
我们认为,这场争论本身也是对“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拆分微软,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利大还是弊大。传统经济学认为、打击垄断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在“新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认识是否还是正确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世纪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一直是
全球最为严厉的.其市场开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经济”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不仅仅与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有关.市场开放与高度竞争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创新与竞争、是信息产业的特色与传统。而在“新经济’定义中,全球化竞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国内的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为还不是很多见,唯一突出的实例就是电信部门对网络线路资源的独占。在政府有意识地扶持新的企业参与竞争之后,垄断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内信息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有新的垄断行为出现的可能。国内至今还没有反垄断的法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也跟我们相似,原因或许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反垄断或许不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产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垄断行为的产业,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来,internet高速发展,对网络资源的争夺己经成为信息产业和“新经济“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较为突出的域名抢注问题为例,首先是美国通过把持着全球顶级域名( . uom. . net, . oig}的注册权和管理权,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资源。其次则有一些民间的公司或个人,专门抢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义的域名,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我国的网络建设起步较晚,对域名价值的宣传与认识也不够,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别人抢注,最后只好出大价钱购买,经济上必然要遭受损失:而直至目前,国际上对域名抢注始终没有相应的惩治性法律,对域名倒卖只能听之任之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也需要借助、“新经济”规则予以校正。
4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展动力
美国财长萨莫斯日前曾经说,在新经济体系中,拥有暂时的“垄断”能力是唯一的激励机制,若没有这种能力,将不能补偿产品最初开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对这种暂时“垄断’能力的不断追求,便是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美国特别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复制权和商标权)的原因。
不难理解,萨莫斯所说的“暂时垄断i,指的是由技术领先造成的短时间市场独占,其发生的根源则来自于创新。
创新对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照此推论,没有创新也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而创新能力的薄弱或减弱都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没有人说得清一项创新技术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当时的各种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因为其数额极其宠大,令人难以佑汁一1981年,微软公司以500()美元买下5cp一i)os}即后来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惊人的340(〕万美元,迅速成为软件业第一大公司。扮世纪?0年代,一批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arpa-net, 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止千万亿美元,放眼其未来,其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就创新能力而言,美国1’i’企业无疑是最强的。与之相比较,中国企业则普遍能力不足,这是我们在发展“新经济”中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业经营理念上的差异所造成。而首先要解决研发( r&d投人、风险资金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高额的研发投人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一些国际大公司(如ihm, htel, hp, nli-cxoraa}ft等)都把10 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发,美‘日等国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额资金自助的方式鼓励企业注重研发。
同样,风险投资也对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据统计,扮世纪90年代初、中期,美国的风险投资平均每年50亿美元,1998年达到200多亿美元,1999年暴升至,刃亿美元,而到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己是创记录的226,s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3.7倍。
众所周知,美国信息产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长期大量地吸引技术移民及外国留学生.以弥补其人力资源上的不足。统计表明,在i98s一1996年期间,在美国大学新增的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外国留学生占了扮%一3}d0do,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在美国定居与工作。流人美国硅谷的rf人才以中国和印度人为最多,也就是说,我
关键词:新经济常态 农村金融机构 风险防控 问题 措施
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我国建设新农村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我国农村经济逐渐进入了新的阶段和发展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运行正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完善过程中,我国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更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为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集聚了力量。一直以来,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各种金融风险无处不在。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进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应运而生。在经济全球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波动,各种金融风险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并逐渐呈现出范围不断扩大的问题。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环境变化、金融政策的影响。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其金融风险表现出一些共性的特征,但是又表现出独具特点的特征。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来看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处于试点阶段,实行农村金融改革仍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对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更是金融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二、新经济常态下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现状分析
(一)准入门槛的降低削弱了农村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风能力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大银行主要是指上述的“工农建中交”这五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实,所谓的“大银行”与“中小银行”是一个相对的规模上的概念。因此,银行客户的大小是于银行的规模成正比的。目前,就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总体状况来看,一共有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14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260家农村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从上述规模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分支机构较少,有的规模并不大,有的甚至很少设立分支机构和分行。另外,受地域性限制,我国农村金融的经营范围有限,经营的业务也不全面,并不具备综合性特征,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客户提供一些简单的信贷业务、存取款业务等。为了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较低,这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了风险。例如:准入门槛低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更吸引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者,从而造成农村金融机构的资质良莠不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内部控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内部人控风险的增加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时间较晚,在管理制度方面不健全,银行的服务网点较少,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造成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同其他五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中。例如:在资本金的补充渠道方面,各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募集到资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动用储备金等方式来获得资金。但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只能通过银行留存的盈利和增资扩股的形式获得资金。因此,不同于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在资产规模、存贷款市场的份额、服务对象、资本金的总额等方面所占的比重远不及大型商业银行。再加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较小,员工一般都是身兼数职,很容易造成内部控制的人控现象,从而引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不良的款的发生,最终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从业人员整体业务、专业素质较低潜藏着较高的操作风险
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我国农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中的不断改革,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必将带来贷款利率的大幅上升,这将对银行的息差业务带来巨大影响和冲击,这也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获利渠道。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较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那么在不断变化的利率市场经济改革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影响将会更大。在农村金融机构中从事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素质不高、思想素质不够过硬的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的工作人员队伍根本无法回应这些变化的形势,风险也就在所难免。
三、新经济常态下农村金融机构防控风险的有效措施
在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机构在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与评估后,一定要有针对性地对经营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一定要避免风险的发生,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如果风险已经发生了,还必须将损失降低到可控制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控的目的。
(一)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管理
这就要求各农村金融机构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内部控制与管理的重要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规定建立自己的内部控制体系。例如: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内部控制制度、激励约束机制、风险方法机制等,为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把好关。
(二)构建完善的预算风险管理信息支持系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新经济常态的到来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农村金融机构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迅速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评估、预警的系统。在风险管理中要求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加工、识别、处理、整合,这些数据处理离不开信息系统的支撑。因此,这就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必须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在信息技术的充分运用与支撑下与风险管理各环节和流程结合在一起,构建涵盖各项基本业务流程与风险管理的信息系统。
(三)构建完善的业务流程风险控制体系
农村金融机构的各项业务是由不同的活动构成的一项系统化的流程,该流程中囊括了所有活动范围,因此,每一环节和活动也更能体现出业务的风险。优化这些业务流程将大大提升预防风险的效率。
(四)多方面引进各种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农村金融机构要优厚的待遇广泛吸纳既熟悉农村金融又经验丰富、善于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农村金融机构需要积极纳贤,吸纳集风险管理人才、贷款管理人才、财务分析人才、农业金融人才、市场营销人才、计算机人才等优秀人才,广招优秀人才是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和组织管理正常开展的基础和关键。
总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特别是在资本实力、资本规模、机构网点的创建、社会公信度等方面无法同大商业银行相比。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对自己进行恰当的定位,根据地域优势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紧紧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摆脱各种劣势来争取更多的客户,为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善葆,区永纯.基于 SWOT 分析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广西梧州视角[J].南方金融,2013(7):55-57
[2]李墨,李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J].商业经济,2012(9):21-22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关键词:随着人们对资源需求的绝对增加以及客观资源环境的约束,资源稀缺的欠发达地区需通过采用“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文章对商洛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源进行分析并提出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建立。
随着人们对资源需求的绝对增加以及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人们对循环经济的了解、研究以及实践不断深入。“循环经济”一词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1966)。而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以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污染排放量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可持续发展消费等融为一套系统的循环经济战略。
在2009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商洛依据自身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现有工业格局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而发展循环经济做大区域经济“蛋糕”,增加商洛人民收入,改善商洛自然环境,实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足够的动力启动和支持。
1 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动力源是促进系统发生作用和持续发展演进的来源,它促进循环经济主体向循环经济系统不断发展。一是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分成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内部动力是指企业追求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目标和企业、公众、政府追求循环经济的资源、环境、幸福指数等社会效益目标;而外部效益则是指政策支持、社会监督、法制保障和技术支撑。具体来讲,在商洛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源上具体可分为经济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动力、资源环境发展动力和国际竞争环境动力四种。
1.1经济发展动力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能够作为商洛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选择。商洛位于陕西东南,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所辖六县一区中有两个县为全国贫困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商洛市处于经济区8市区第六位,仅排在杨凌和铜川之前,其中一区三县生产总值占经济区的2.3%;全市人均生产总值7177.5元,比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低9188.6元,只有平均水平的43.86%。主要原因在于按传统的经济理论,商洛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企业家才能处于绝对劣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相对稀缺的资源使得商洛生产落后,走着一条传统的、低效的经济发展道路,客观上商洛有重新选择更优越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动力。
1.2资源环境发展动力
商洛土地总面积不大,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土石山区。商洛市境内有黄河与长江的支流流过,最主要的是长江支流丹江,流量有限。2006年底耕地总资源192 114 hm2,常用耕地面积128 011 hm2,人均0.053 hm2;建设用地面积37 271.2 hm2,人均0.016 hm2。耕地资源极其有限,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资源的需求绝对增加;另一方面,商洛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丰富但尚未充分开发的自然资源,据调查统计,有野生油料、纤维、淀粉、林果、中药材、化工原料等1200多种。主要矿产金、银、煤、铝、锌等,钾长石储量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有林地1500万亩,木材蓄积量215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4%,是陕西省木材主产区之一。这些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开发此类资源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在环境比较脆弱的条件下,选择以“3R”为理念核心的循环经济使得商洛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是一种主动选择。
2 构建商洛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持体系
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商洛实现跨越发展的主动出击,需要建立与循环经济发展配套的技术支撑体系、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与经济政策支撑体系。
2.1建立实施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
首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依托陕西省材料科学工程院商洛分院、中国商洛核桃研究所、比亚迪新能源商洛研究所以及商洛学院等科研单位,引进和培养大量具有践行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的人才,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企业发展模式,使企业向集约型企业发展。重点推进新材料、电子信息、现代中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率,在重点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再者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成立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传递、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搭建工业经济园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将循环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取向,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不断培育壮大循环型企业群体。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引导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能源的梯级利用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水平。积极推动企业之间进行产业整合和物质能量的优化集成,延长产业链条,拓宽资源循环利用的行业和领域,推进企业尾矿、废渣、粉尘、废水、废气、余热的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产出效益。
2.2建立形成法律、政策支撑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抱回和防治法律体系,如2003年1月1日实施的《清洁生产法》,通过这些法律规范使得企业发展以再利用为原则,低消耗、低排放,降低对周遭环境的污染。
同时,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手段等经济政策推进商洛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采取低息、无息和减税政策、可归还的保证金法、资源回收鼓励制度、实行排污许可证或排污权以及垃圾收费等方式对符合循环经济运行原则的行为进行鼓励,对不符合循环经济运行的行为进行限制惩罚。
3 结语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商洛在经济水平低、资源约束大、创新经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按照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相关政策,理清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建立循环企业、循环产业群、工业园区从点到面实现地方经济的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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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柯金虎.工业生态学与生态工业园论析[J].科技导报,2002,(12):33—35.
新闻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在知识概念上,他能够抽象出受众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点、社会效果、记者报道能力等诸多共性问题,并知道新闻报道操作流程上各个环节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上,面对任何一次具体的报道活动,他都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向盘”,凭借思维习惯就可运用自如。
经济新闻报道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新闻思维能力。经济新闻报道一般涵盖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商贸市场、交通城建、农业农村、房地产、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新思维,从“大财经”入手,以“人本化”的视角,实现新闻的创新与,争取大传媒时代竞争的优势。
寻求“思维能力”突破
思维能力的大小是新闻从业者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维能力功底,是成就优秀记者的入门功课。
记者思维具有反应快速、探索求证、求新求异、视野开阔以及思维的整体性和选择性等特点。记者思维是根据新闻事实的特点和新闻报道的目的,运用新闻原则和规律,去发掘新闻信息,表现新闻价值的一种职业思维。它要求记者对事物本身及其相关情况的掌握要尽量详细。同时,记者思维方式不能背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思维的整体性使记者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录。从根本上来说,记者对信息的选材和处理,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因此记者有责任对掌握的素材和信息进行核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记者衡量和选择,即善于选择采访对象和选择合适的主题、题材,善于创造性地独立思考,去辨别是非和评价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新闻点,写出角度新颖的报道。
造就优秀的记者,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实现创造性思维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记者工作时间紧,自我学习往往难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组织的在职继续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记者的综合素质,可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也可与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课计划,让记者再次走进课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记者的思维培养应讲究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知识支撑。除了学习掌握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可以进行包括文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培训,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思维提供源泉。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新闻学习也是创造性的,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而进
行的学习。还应注意总结经验,实现经验超越和知识提升的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新的发现和突破。
瞄准“人本化”定位
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斗员。记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新闻思维能力,就要看其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作为从事经济领域报道的党报记者,怎样从改进和创新经济报道着手,采写出让读者共鸣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呢?
毋庸讳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当前经济新闻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新闻性不强、思想性不足、现代味不浓、鲜活味不够、定位不明确、重物不重人、新闻源狭隘、报道欠平衡、“抢”新闻不力和评论类“短腿”等。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努力践行“三贴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增强经济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应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不妨“大题小做”反映民生。经济报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重大经济题材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用平视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状况、真实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经济新闻富有人情味,体现出媒体浓浓的人文关怀。
其次,关注民生,聚焦经济生活热点难点,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就业再就业难题如何破解?农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大量农民工能否实现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能把这些民生报道列入议事日程,尤其关注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正确引导经济发展走向,帮助人们释疑解惑,这样经济报道就会逐步确立在读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从关注人性的角度出发,又不失经济报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理应成为经济报道中的主角。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活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来。经济报道在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历史环境变迁、社会价值取向等深层的问题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报道思路和写作方式,尤其在深度报道中注意拓宽人文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报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灵魂。
一些人往往认为,经济报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关怀”,但事实证明,充满感情的经济报道更容易吸引受众。比如在两会的报道中,报道一件提案的通过,惯常的报道是某某次会议通过了某某提案,内容是什么。但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件和生活密切相关提案的前因后果,这样富有内涵话题的经济报道形式,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第四,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升经济报道的服务性和针对性。从经济角度报道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的现象,不仅能满足正日渐细分的读者的多层需求,而且对经济报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经济新闻绝不是简单的行业经济和工作报道,还应当包括社会文化生活等综合范畴。对涉及读者利益、与经济相关的教育、体育、文化、休闲等领域进行深入报道,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起到服务百姓的积极作用。
要以经济视角关注政策措施的变化并加以解读和诠释,用经济眼光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现象,使经济新闻报道手法丰富多彩。当然,经济新闻社会化的手法也对我们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学会运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识,调查、透析新闻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才能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和报道。
着眼“大财经”视角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公众对经济生活中诸如住房、汽车和股票等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财经新闻报道工作,已成为省级党报等综合类媒体的一项现实课题。
要从关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让财经新闻生动化。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改变党报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还需要我们在挖掘经济信息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力求以情节化的形式提供各种经济信息,阐述各种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财经新闻应当更多地从大众身边的经济生活入手,采用个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来讲述新闻内容,尽量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任何硬性的宏观经济态势或调控措施,都可能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财政新闻的报道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人们身边的故事入手,阐释宏观的经济态势变化或调控措施产生的影响,既可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又能使问题变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要克服财经新闻“专精深”的弊端,达到通俗解读的目的。作为综合类媒体,其报道定位应当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对专业问题进行大众化解读,只有让受众“读得明白”,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综合类新闻媒体的财经报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群众不愿看等现象。比如,报道经济增长不外乎GDP增长多少,比往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提到企业发展,就是创造了多少利税,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读,忽视了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使得财经新闻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在新闻领域中,财经新闻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金融保险、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公司新闻等等。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财经事实表现得富有说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闻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为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摒弃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增强亲和力。财政新闻要摒弃教条式专业说教,或者简单罗列数字,必须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众关注财经新闻,不只是从专业性的角度,如行业发展等,更重要的是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财经新闻的报道应当更多地从读者的视角出发,从读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发展的实质。当前,各大综合性媒体纷纷增加满足普通大众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强财经新闻的服务性,就是明显例证。
当然,财经新闻的软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实不等于媚俗。在报道财经事件和经济政策时,除了从平民的视角着眼,也应当提供业内专家的阐释和意见,补充相关的资料链接,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关键词:SWOT分析 河南省 农业电子商务
一、引言
近年来,以互联网平台与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革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业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系列技术与农业经济的成功结合,已经成为促进农业经济提质增效、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作为我国农业第一大省,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全局,影响深远。而农业电子商务为河南省的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运用SWOT模型,系统分析河南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所具备的内在优势与劣势因素、面临的外部机会与威胁因素,据此提出促进河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河南农业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化解“三农”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与现实可行的途径方法。
二、河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SWOT分析
(一)内部因素分析
1.优势因素
(1)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
作为我国中部核心区,河南省交通区位优势独特:欧亚大陆桥陇海线、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京九线等铁路主动脉穿省而过,京深、连霍两大高速纵横穿越,省内高速路网密度位居全国第一,随着以郑州为核心的“米”字形高铁网络基本形成以及郑州航空港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铁公机”交通条件全面建成完善,发达便利的交通设施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河南省具备了建成物流中心以及物流业大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2)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
作为具有深厚华夏农业文明积累的农业大省,河南省具有非常丰富的农产品以及农村特色品资源,其中部分农产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并形成系列产品,如信阳毛尖茶叶、新郑大枣、焦作四大怀药、卢氏山货等,其他如洛阳牡丹、开封、河阴石榴、灵宝苹果、淮阳黄花菜、鄢陵花木等经过多年开发也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3)多项国家重点区域经济战略支持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河南省先后获得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中国(河南)自由贸易区等“五大国家战略”以及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持,这为河南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打下坚实的支撑。
2.劣势因素
(1)人才劣势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电子商务兴起与发展壮大的最关键因素是拥有电子商务的相关人才。而对于河南省农业电子商务来说,人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河南省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限制了农业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据统计,2014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超过83%,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3.63%。第二,缺乏农业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这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农业电子商务直接参与者层面,缺乏农业电子商务专业技术人才,如互联网应用技术、美工设计、运营推广和数据分析等专业人才;其二是在推动与规范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地方政府层面,缺乏懂农业电子商务的管理人员。
(2)农业电子商务相关设施水平落后
目前河南农村地区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设施,如物流、金融、培训、广告营销等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无法跟上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物流网点大多到县城,在乡镇的只有中国邮政系统的邮电所,市郊县的乡镇仅有少部分现代物流企业入驻。相比物流,农村地区金融网点更少,电子商务发展所需的如电子银行、网络支付、全时提现存款等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另外,电子商务发展所需的其他如电脑网络技术、网络营销、广告设计等的支持,而这些目前在河南省农村地区几乎是空白。
(3)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建设水平落后
电子商务环境下,交易各方通过网络、通讯工具等联系沟通,交易物品一般也是通过视频图像展示,由第三方物流运输,交易能否达成取决于产品本身的属性。作为农业电子商务交易的核心物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品质是交易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而这需要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建设来保证。河南省虽然农业资源丰富,但是目前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建设仍比较落后。虽然也有像“好想你”那样的新郑大枣领导品牌,但绝大多数河南农产品品牌建设落后,如四大怀药之一的焦作铁棍山药,在淘宝、天猫以及其他公共电商平台销售的卖家众多,但是大多均是小店铺自产自销,缺少知名品牌。
(二)外部环境分析
1.机遇因素
(1)国家政策机遇
近年来,以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信息技术为引领形成的“互联网+”大潮席卷全国,我国出台多项顺应互联网大潮、发展新经济新业态的经济政策,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委也相继提出“双创”、电子商务进农村等诸多涉及农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以及配套措施,特别是以电子商务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连续两年被写进中央“1号文件”,鼓励、扶持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为河南省推广农业电子商务带来了最佳的外部政策机遇。
(2)各路资本纷纷介入农业电子商务
随着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冷链物流等技术推广,农业电子商务的接入成本极大降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亚马逊、当当网、1号店等传统电商企业纷纷开展生鲜品、农产品电商业务,其他如物流巨头顺丰上线“顺丰优选”、科技巨头联想集团通过成立佳沃集团、投资全国最大网上农资商城云农场等介入农业电子商务,各路资本纷纷云集农业电子商务这个“新蓝海”,这为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提供了关键的动力因素。
(3)市场需求逐年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于绿色、有机农产品、农村地方特色品等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为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提供坚实的市场需求支持。作为农业和农村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拥有众多的农产品资源和农村地方特色品,而市场对农产品与农村特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推动河南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2.威胁与挑战因素
(1)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与波动因素
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至欧美各国以来,世界经济逐年陷入低谷,至今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而且前景不明,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到“新常态”,目前仍处于探索转型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波动势必会影响到农业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是构成河南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外部挑战因素。
(2)与全国其他省区的竞争因素
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深入,发展农业电子商务、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全国各省区纷纷制定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省区同时发力r业电商,必然出现竞争。如对电商人才的竞争、对电商投资的争夺、某些改革试点的争夺等。对河南省来说,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就必须面对其他各省区尤其是陕西、湖北、山东、河北等周边相邻省份的竞争,这也必将影响河南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三、促进河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注意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人才问题
1.加大宣传与培养力度,提高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电子商务意识与能力。作为河南省农业经济的主体参与者,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是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要提高他们的电子商务意识和能力,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基层乡镇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加大对电子商务的宣传力度,积极组织有关电子商务应用的培训,培养农业从业人员的信息化意识,提高他们电子商务的应用能力。
2.积极吸引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等返乡创业。相比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等具有更强的电子商务意识和能力,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淘宝村”新型农村电子商务的经验也表明,返乡大学生与外出务工人员是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等返乡进行互联网创业,带动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3.提高政府各部门中涉及农业经济的管理人员的电子商务意识与能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必须加强对涉及农业经济的管理人员进行电子商务的培训,普及农业电子商务知识,提高他们应用和管理农业电子商务能力。
(二)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物流、金融等农业电子商务支撑要素的水平
1.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涉及农村地区的网络通信、物流、金融服务等支持要素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需要政府部门牵头解决,这要求河南省在农村地区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通信、物流配送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水平。
2.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人口、资源分布不够集中,直接影响到电商运营、物流配送等方面成本,成为阻碍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搭建类似商贸中心性质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产业园等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将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所需的物流、金融、网络通信、广告营销等资源整合,实现资源集约化、规模化应用,解决农业电子商务支持要素水平低下问题。
(三)完善相关制度、政策,为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提供“软环境”支持
1.完善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有关的土地、财税、金融等地方政策支持体系。目前,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改造提升农业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中央政府及有关部委也在构建与农业电子商务有关的政策支撑体系。对此,河南省也必须对接中央及各部委,积极完善地方政策支持体系。具体涉及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土地政策方面,对建立电子商务创业园、开办农业电商企业、物流基地等,在创业场地等方面予以配套支持;在财政税收方面,出台明确的农业电子商务扶持政策,支持与农业电子商务相关的项目,简化办理手续,适当减免税费;金融支持方面,完善农业电子商务金融支持体系,对农业电子商务企业或创业带头人提供贷款支持及金融授信服务等,多手段并举培育本地电商,发展农业电子商务。
2.构建专门的农业电子商务协调管理机构,引导规范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这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在各级政府由农业、工商、财政等部门联合成立专门的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统计、分析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状况与问题,促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其二,支持成立农业电子商务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出台农业电子商务行业标准,解决农业电子商务成员单位之间的问题,实现行业自律,规范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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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奕棠.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3,(10).
[3] 李震.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应用:方式、问题及对策―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 2015,(20).
[4]王沛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中州学刊,2016,(9).
关键词:低碳经济;困境;策略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95-02
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着眼于全球新一轮发展机遇、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正确认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中面临的现实困难,潜心研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应对措施,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困境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多重压力,为发展低碳经济而需要的大量额外成本,很可能会延缓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着低碳理论欠缺、能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粗放、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等问题,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高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导致高碳气体排放大量增加。由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推断,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必然是高碳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所走的又是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要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任务。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体,中国能源的消费与高碳气体的排放在时间上更为集中,在规模上也表现得更加突出。目前,中国仅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工业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增长,重化工产业化特征非常明显。21世纪上半叶仍然是以发展为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小康化等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对能源消费和高碳气体排放量提出巨大的需求。在这一时间内,企业受利益驱动而主动进行低碳技术与产品创新的意识相对较低,将进一步加剧能源需求及其高碳特征。伴随着工业化的高速推进和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消费必将继续增加,高碳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2.传统经济模式转型缓慢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严重。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采用的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推动。据统计,中国的综合能源效率约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其中,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百万美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日本的9倍;电力、钢铁、有色冶金、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近年来,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巨大,再加上产业结构不甚合理,节能减排的政策法律体系、绩效考核体系以及执法监管体系不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执行效果不易控制等因素,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3.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对发展低碳经济产生严重制约。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受“富煤、少气、缺油”资源条件的制约,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局面长期存在。即便是强调科学发展、注重经济转型的今天,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煤炭石化能源占整体能源结构的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这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格局大不相同。在电力能源中,水电仅占其中的20%左右,火电竟高达77%以上。目前全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这种以煤为核心的能源结构,其高碳结构特性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工业重化工化的进一步发展,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相对量虽然可能有所下降,但其绝对量将不断加大。
4.科技水平总体落后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阻碍十分明显。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的开发能力与技术储备不足,产业体系薄弱,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其中的42种是中国目前未能掌握的核心技术。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上许多情况下,中国只能通过国际技术市场购买引进。据估计,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每年至少需要直接向其他国家支付资金数百亿美元,这对中国显然是一个沉重负担。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世界各国纷纷抢夺低碳经济的制高点的情况下,中国也必须趁势而为、迎难而上,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打破制约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推动中国低碳经济快速发展。
1.更新经济发展理念,构建低碳经济战略规划。改变GDP优先的经济增长观念,牢固确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树立并强化低碳经济理念,使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政策和意愿。结合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近、中、长期规划,加快实施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部署,将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逐步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法律体系中,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推动社会经济及早朝着低碳方向转型。
2.调整产业及能源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开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产品,逐步建立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体系。做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强低碳能源工程建设,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及不产生二氧化碳的生物质能,大力推进大型核电、大型水电、大型风电基地和清洁煤电基地等项目,着力提高天然气、核电等优质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尽快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由石化高碳型黑色结构向低碳化洁净能源绿色结构转变。
3.狠抓节能降耗,推进低碳消费。制定全国及地区节能降耗约束性指标,进一步明确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针对重点用能的工业、建筑和交通等行业,提高能效标准,改善燃油经济性,减少对小汽车的过度依赖,大力发展公交、铁路等交通设施,提高建筑节能,提高电厂能效。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手段,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鼓励企业低炭排放,限制高碳排放,走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的发展道路。培育和引导城乡居民树立以低碳排放为荣、以高碳消耗为耻的社会新风尚,多渠道鼓励人们转变消费方式,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特别要注意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鼓励农村居民发展户用沼气,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4.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低碳技术开发力度。高度重视低碳技术的研发工作,通过加大国家财政扶持力度、整合市场现有低碳技术、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提高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研发生产能力。在近期,应把节能减排技术和煤炭清洁技术作为重点,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清洁煤技术、煤炭高效转化技术、核能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重大节能技术予以重点支持,促进国内外技术和资金的双向流动,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和机构主动参与国际低碳经济研发,积极吸引国外的跨国公司来华发展低碳经济、设立研发机构以及进行合作开发,大力提高中国低碳技术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水平。
5.提高碳汇潜力,构筑碳平衡交易平台。通过植树造林、草原修复、湿地保护、农田保护和海洋管理等措施,利用植物和土壤吸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碳汇、减少碳源的基本潜力。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碳排放定价和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工具,研究和构建比较合理的国内碳平衡模式,奠定建立中国碳基金制度和生态补偿金制度的基础。根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项目报告,可以省级为单位推行“碳源―碳汇”交易制度,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碳源―碳汇的平衡账户,将碳源排放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碳汇吸收能力作为一种收益手段,利用中国区域间碳源和碳汇拥有量的差异,通过有效的交换形式与合理的交易价格,使生态受益区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经济效益,对生态保护区进行补偿。
参考文献:
[1]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
[2]吴晓青.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J].环境保护,2008,(5).
[3]陈永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J].北方经贸,2009,(9).
关键词:奥肯定律;就业悖论;经济增长
“奥肯定律”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指失业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反向比例变化的规律。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产生了“就业悖论”。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一、我国就业水平与奥肯定律偏离的验证
孙立(2006)对1978—2002年我国GDP指数数据进行回归,获得计算潜在产出量和产出缺口的估计方程式,估算出潜在产出指数和产出指数缺口率;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近似计算出城镇平均失业率,用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计算出失业率偏差和失业率变化。通过检验得出结论:失业率在一定范围内上升或下降时,产出增长率与其不存在相关性。郝春虹(2007)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引入英国著名学者希克斯提出的非物化中性技术进步因素后,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建立分析模型,对1952~2005年间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之间并未形成双向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引起名义就业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时晟蓉(2008)根据1981—2005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的数据,使用奥肯定律模型的数理方程,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奥肯定律的偏离现象明显。二是从失业率变化量和GDP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看,我国奥肯定律偏离现象明显。
二、我国“就业悖论”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劳动力制度及供给的特殊性
首先,在制度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我国的就业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使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因而出现产出增长、失业上升的“奥肯悖论”。此外,服务行业存在的垄断现象,投资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吸收就业渠道不畅通,这导致我国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为有效减少国有企业中的冗员问题,各地区纷纷开展“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引发了一轮企业裁员的浪潮,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业率明显上升。而“减员增效”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带来失业率上升,却没有直接导致生产率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增长与失业的同向关系。其次,在劳动人口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尽管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了人口增长压力,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员逐渐加入劳动大军,加大了就业压力。殷绛和郭广迪(200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市场化的传统农业劳动力向市场化的非农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我国市场化的劳动人口增长率从最初的不断接近实际GDP增长率,发展到后来的等于和超过实际GDP增长率,在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前提下,最终导致所谓的奥肯定律“失灵”。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程实和陆志明(2005)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李昭校(2004)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就业率下降。特别是随着新经济在我国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及大量高新技术与高新设备的采用,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核能、海洋工程等为重点的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些产业在带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劳动力需求则越来越少,进而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高增长作用加强但并未带来高就业的现象。杨富荣(2004)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在相同费用投入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花费更少的费用和劳动。因此,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完成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劳动投入会更少。吴淑娴(2007)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是导致“就业悖论”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可达50%以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均高于其产值。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缓慢增长及恩格尔系数的居高不下削减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不成熟与不平衡,也限制了其本身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项俊波(2008)认为,我国高增长、低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经济结构失衡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影响就业总量,导致经济增长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进而导致就业总量不稳定。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就业结构失衡。 转贴于
(三)我国政府行为的特殊性
首先,在政府目标及偏好方面。杨礼琼和胡宏伟(2008)认为,政府作为市场机制的干预力量,具有保护市场和反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而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的行为深受其目标、偏好和政策的影响,收益最大和成本最小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标,这导致政府笃信“快速增长万能”信条、偏爱大企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企业、认为“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刘晓英(2008)认为,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体制特征,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事务。这一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及这种模式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影响各地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重要外生制度因素。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张希君(2007)认为,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其引导的投资方向主要是资本密集度高、就业吸纳能力低的行业,从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效果比较微弱。最后,在法律制度方面。程连升(2007)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上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但由于我国劳动保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满足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需求的方式却发生了部分变异,即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完全通过正常的增加劳动力雇佣人数的方式来满足的,而是部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来解决的。成为导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这一特殊现象的主要力量。
(四)奥肯定律产生的背景和前提的不同
首先,在失业率统计方面。姜巍(2005)认为,奥肯定律产生于美国,并在许多发达西方国家得到验证,这就决定了奥肯定律中的失业率是指“市场失业率”,而我国公开的失业率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统计指标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市场失业率。其次,在奥肯定律使用条件方面。孙敬水和陈娜(2007)认为,明确奥肯定律产生的背景及其假设前提不难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奥肯定律适用的前提是明显偏离的。与发达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轨时期,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升级,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调整和变化,失业问题才显得尤为复杂与特殊。
而对于1973年日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和经济而言,这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谶言。
日本在战后约30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倒下,反而实现了所谓“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从1945年到1973年的平均经济增速都在9%以上。但这种经济增长在1973年戛然而止,随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率骤降至4.0%,一直到1986年因“泡沫经济”略升至4.9%。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自90年代之后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平成萧条期”,日本再没能回到1973年前的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日本沉没”。
今天从历史的维度可以清楚地看到,1973年的日本经济如同一个分水岭,横亘在其经济发展史中。而当时的日本依旧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自信中,没有谁是先知,能准确预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伏笔
然而从1973年日本的经济数据来看,伏笔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
1972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1.5%,远远超过美国的6.4%和英国的3.4%。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名义增长率高达23%,实际增长率却降至仅5.4%。1973年,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日本经济白皮书可以看到,此时日本的通货膨胀持续高涨。1973年日本CPI高达16.1%,较之于1972年的5.2%上涨了三倍不止。1972年世界性的农业歉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增长。1973年米面的政府买入价分别上涨了15%和14%,以鸡蛋和牛奶为中心的畜牧业产品价格,1972年增长9.1%,1973年增长了23%。蔬菜价格比1972年增长了42.2%。同时工业制成品价格水平迅猛增长,1972年增长率4.1%,1973年高达18.5%。
从1973年前后的政府政策里,我们也能看出些许端倪。1972年6月,在即将就任首相前,曾经的建筑商田中角荣公布了其施政纲领《日本列岛改造论》。这本政治书发行量高达91万册,成为当时日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许多人将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梦寄托在这本书上。在此之前的1961至1968年,日本第一次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建设新产业城市,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均衡发展国土。1969年至1976年,日本为实现高福利社会,制定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入到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时期。田中的列岛改造计划便处于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时期。
田中内阁成立后,以“列岛改造”思想为指导方针,对“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重新加以调整和修订,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新的“新全综”,列岛改造计划以1985年为即期年限和目标,实现GDP年平均增长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DP和工业生产总值提高3倍。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发展成为硬道理——日本政府和国民依旧相信,即使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本经济的发展依旧会一往无前。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池田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前提的,而1973年的田中角荣却正站在经济增速的转折点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凸显。
1955年至1973年,日本通过确立贸易立国、赶超欧美战略目标,实现了以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的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1970年日本制造业中有62.3%为重化工业,出口产品中约77%为重化工产品。正如日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称:“1955年至1973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口的增加,另外是对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已在70年代基本消失,此时的日本经济陷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中,已经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导致日本的产业污染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1953至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因石油化工厂排放含汞废水,人们食用了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死亡率达38%,汞中毒者达283人,其中60多人死亡。1931至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发生骨痛病,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1973年,经过确诊,日本全国约有18万人患有哮喘、“水俣病”、骨痛病等。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列岛改造论”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优化了产业结构,极大刺激了内需,促进国民收入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增速所带来的问题会日益突出,过度投资导致生产设备普遍过剩,产品积压,对房地产价格自然产生了上升压力,引发了房地产热。从各种建设投资的增长率来看,1971年增长率为14%,到了1972年高达28.1%,1973年高达29.2%。197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还十分乐观,民间设备投资、各种建设活动活跃。1973年,因设备投资与住宅投资的需要扩张,各种建设活动依旧扩大。在70年代前期,房地产价格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
而此时的国际环境,给已经是漏屋的日本下了一场连夜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沉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7%,经济增长明显放慢。
调整
石油危机使日本失去了大量廉价石油的供应,致使“列岛改造计划”难以实施,日本被迫调整产业结构。政府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设想,把以电子计算机、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这些产业具有耗能少、附加价值高等特点,是摆脱能源制约、切实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数年之内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实现了日本产业从“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型,向“资源节约型”、“加工技术选择型”的方向发展。日本的宽松金融和减税,成为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而紧缩的财政则形成了抑制通胀的效果。
同时在70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治理在环境立法、民间维权和技术研发这三驾马车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1967年之前的日本,由于污染企业的特殊社会地位以及没有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律师愿意染指“必败无疑的公害诉讼”。以1967年6月的新潟水俣病诉讼为开端,日本相继展开了旨在救济受害人与根绝公害的一系列诉讼,这些诉讼唤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牵动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
正如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公男所言,“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将GDP视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做法提出了普遍质疑。”耐人寻味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民众的社会生活环境反而变好。
然而石油危机之后的部分政策同样也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称,面临石油危机,和西方的财政扩张、金融紧缩相反,日本采取的是财政紧缩、金融放宽的政策。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设备投资需求骤减,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建设材料的价格异常高涨,建设活动急剧缩小,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日本迫切需要打开国外的市场,于是釆取了扩大出口的经济政策,对美贸易顺差显著增大,形成了内需低沉不振而出口增长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不仅在产品质量上,而且在经济总量上,日本工业都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日本汽车质量过硬,并且大多是小型车,与笨重的美国车相比,更节省燃料,因而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挑战
为了维护作为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阻止日本汽车的大量流入,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钢铁产业多次提出反倾销,实行贸易保护,另一方面以特殊保障条例等措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禁止垄断,并批评日本的低汇率、低内需、高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官企结合、内部交易等经济制度。
早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称:“与二战时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开始将日本视为极大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市场攻城掠地的日本企业,开始遭遇美国的顽强阻击。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从而导致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从1949年至1971年的22年间,日本一直采取美国道奇计划中规定的1:360的固定汇率制。1971年年底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美国财长要求日元升值25%。迫于压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1973年2月13日,日本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开始推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至250日元,日元开始卷入升值漩涡。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绝佳的机会,大量的热钱涌进日本市场。“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
1984年,时任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的宫泽喜一发表了“资产倍增论”,他表示,要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分享,在考虑与自然和谐的同时,提高资产的质量——更好地建设上下水、公园、道路等基础设施,提高日本国民的居住水平。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宫泽喜一的主语依旧是倍增,在这危机四伏的平稳增长期内,日本人依旧幻想着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
此时距离高速增长期的最后一年——1973年已经11载,距离泡沫经济时期的开始只有两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1990年,日本房地产价格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在此期间资产价格普遍虚涨,股价市盈率在高峰期间远超过50倍,而房屋市场总值居然相当于GDP的三倍。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开始稳住。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低迷期,即所谓的“失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