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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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宏观税负；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简介]卢翔宇（198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M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以适当的提高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参 考 文 献〕

〔1〕郭庆旺，吕冰洋.十年来运行的基本特征分析〔J〕.税务研究，2004，（01）.

〔2〕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据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7，（04）.

〔3〕彭海艳.我国个税再分配效应及累进性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03）.

〔4〕万莹.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税收累进性与平均税率观察〔J〕.改革，2011，（03）.

〔5〕李青.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分析的影响：不同数据来源于角度的考察〔J〕.财贸经济，2012，（05）.

〔6〕王剑锋.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J〕.财经研究，2004，（05）.

〔7〕张阳.中国流转税税负归宿分析〔J〕.财经论丛，2008，（09）.

〔8〕刘怡，聂海峰.增值税与营业税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09，（06）.

〔9〕万莹.我国流转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07）.

〔10〕伊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归到库兹涅茨假说〔J〕.经济研究，2005，（04）.

〔11〕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2002，（02）.

〔12〕田卫民.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经济科学，2012，（02）.

〔13〕Scully， G.W.Tax Rate， Tax Revenues and Economic Growth〔P〕.Policy Report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Dallas.1991，（98）.

〔14〕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

〔15〕Garrrison Charles B.and Lee，Feng- yao.Taxation，

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 Country.，Evidence on Some Supply- Side Hypotheses， Economic Inquiry， 1992.

〔16〕Persson T.，Tabellini G.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48）.

〔17〕Alesina A，Rodrik 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

〔18〕Galor，O.，Zeira，J.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1988，（197）.

〔19〕Dahan.Momi， Daniel.T.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come Distrib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J〕.Joum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8，（3）.

〔20〕Galor.O， Moav.O.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4，（4）.

第2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 宏观税负； 微观税负； 上市公司； 经营绩效

一、引言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治理环境至少包括产权保护、政府治理、市场竞争、法治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方面，这些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税收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密切相关，是上市公司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改制和解困服务，因此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必然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税收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合理的税收负担，可以适时、适度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降低税负可以提高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从而增强其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刺激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则会加重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加大经济利益流出，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萎缩。结合以上分析，本文通过面板数据将进行以下实证检验：首先，是否宏观税负越高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次，检验是否由于宏观政策滞后效应的作用，前期宏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大于当期宏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上市公司自身的微观税负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最后，检验微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更加显著，微观税负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是否大于宏观税负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选取面板数据，选择2000至2009年十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且挂牌交易的所有A股为研究数据总体。在计算各自变量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部分数据：由于某些样本公司公开公布的财务报表不完整，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取这些公司的全部财务数据，从而导致部分重要自变量无法计算，剔除原始数据缺失的公司；剔除每股盈余为负数的样本，利润为负的公司往往不涉及所得税的缴纳，计算这些样本的实际税负水平没有理论意义；剔除分母为零的异常值；剔除了经过计算之后实际税负大于1或者水平小于0的极端值；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股A股上市公司。经过筛选，本文共得到深沪两市所有A股2000-2009年间总数为8 654条有效样本。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涉及的上市公司相关背景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国泰君安数据库和巨灵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批露的年度报告；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SPSS11.0完成宏观经济税负、微观公司税负、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存货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的计算，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定

1.因变量。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企业自有资本及其积累获取报酬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反应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净利润可以直接从上市公司公开的利润表中获得；平均净资产是该会计年度年初净资产和年末净资产的算术平均数。

2.自变量。本文将影响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税收因素划分为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两个层面。其中，宏观税负是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描述，微观税负是指公司作为微观个体所承担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实际税收水平，反应了公司内部基本面信息。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用来反应除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之外的因素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GDP年度增长率、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所在地区、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资本密集度、存货密集度、行业变量和地区变量。本文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附表1所示。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结合上文设计的若干变量，本文分别构造了线性方程一至方程五：

方程一，研究当期宏观税收负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当年数据：

ROEt＝a＋a1MACROt＋a2GDPRATEt＋a3SIZEt＋a4LEVt＋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1）

方程二，研究上期宏观税收负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上年数据：

ROEt＝a＋a1MACROt-1＋a2GDPRATEt＋a3SIZEt＋a4LEVt＋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2）

方程三，研究微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ROEt＝a＋a1ETRt＋a2GDPRATEt＋a3SIZEt＋a4LEVt＋

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3）

方程四，研究当期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共同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当年数据：

ROEt＝a＋a1MACROt＋a2ETRt＋a3GDPRATEt＋a4SIZEt＋a5LEVt＋a6CAPINTt＋a7INVINTt＋a8INDUSTRYt＋a9AREAt（4）

方程五，研究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共同影响，宏观税负变量滞后一期，取上一年数据：

ROEt＝a＋a1MACROt-1＋a2ETRt＋a3GDPRATEt＋a4SIZEt＋a5LEVt＋a6CAPINTt＋a7INVINTt＋a8INDUSTRYt＋a9AREAt（5）

在建立了实证方程之后，本文进行如下实证分析。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方程一与方程二的实证分析

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国家的宏观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为观察和验证这一滞后效应，现将方程一和方程二放在同一表格中做对比分析，方程一和方程二的线性回归结果如附表2所示。

根据方程一的多元回归结果，宏观税负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当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各个公司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检验，说明宏观税负与A股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GDP增长率的回归结果为正值，说明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带动上市公司业绩向好，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也是高度显著的，这一结果用数据支持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坚持发展经济，保持GDP长期高速增长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这一结果与Siegfried的实证分析结论相吻合，说明规模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在保持公司正常盈利的情况下，合理地利用财务杠杆，将提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增加股东回报，这一结果与现有的财务理论相吻合。固定资产密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Gupta and Newberry和Derashid and Zhang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存货密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相关性检验。

根据方程二的多元回归结果，滞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前期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将会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前期税收负担对当期业绩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研究结论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直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支撑点。

对比表1中方程一和方程二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滞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76，远大于当期宏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0.105（绝对值比较，符号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值反映相关关系的程度）；第二，方程二的调整的R2大于方程一调整的R2，宏观税负变量换用滞后一期的数据滞后，对A股上市公司业绩的解释力度超过了当期的宏观税收负担。方程一和方程二的对比可以说明宏观税收政策的滞后效应，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当期的宏观税收水平而言，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前期宏观税收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方程三的实证分析

根据附表3所反映的方程三的多元回归结果，微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上市公司自身的微观税收负担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微观税负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

对比方程三和方程一、二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方程三、方程一、方程二的Adj_R2分别为0.843，0.537，0.638包含变量微观税负的回归方程三，其Adj_R2明显大于包含宏观税负变量的方程一和方程二。Adj_R2的增加代表方程中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总体解释力度的提高，因此，微观税负能够比宏观税负更准确地反应上市公司本身的税收负担水平，更加显著地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相比宏观税收环境而言，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多地受到自身特有条件的影响。

（三）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

根据附表4中所反映的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宏观税负变量、宏观之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和微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值，进一步验证了税收负担水平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三个变量的T值分别在5%、1%，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方程一至方程三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证明我国税收负担水平和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

对比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两个方程的Adj_R2分别为0.648和0.785。在方程五中，将宏观税负变量滞后一期之后，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力度与方程四相比有所提高，说明前期的宏观税收水平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比当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更加重大，税收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方式，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对比方程四和方程一、方程三的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不论是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对A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单独影响（方程一和方程三），还是二者的共同作用（方程四），税收负担水平对公司绩效的负面作用都是高度显著的；另一方面，方程一、三、四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上升，说明随着主要自变量的改变，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力度逐步逐渐加强。

五、结论

综上分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税收负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越轻，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越好，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对股东的回报能力就越强；加重税收负担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一方，在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越重，对企业经营绩效水平的影响也越大，沉重的税收负担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限制了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受到整体经济的宏观税负和公司自身的微观税负的双重影响。其中，公司微观税负对自身业绩的影响比宏观税负更加显著。分行业和分地区的税收分析表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存在很大差别。国家扶持发展的信息和高科技产业，享有的税收优惠较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较轻；第三产业中的部分产业，如食品和医药，税收负担过重；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受惠于我国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的税收负担较轻，经营绩效在全国排名靠前。税收优惠的力度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受此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存在很大差别。沿海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的高净资产收益率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些地区宽松的税收环境。由于宏观税收政策的滞后效应，上一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力度远远超过了当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曹书军，张婉君.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及其稳定性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2008（6）.

［2］ 李斌，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与宏观经济同步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

［3］ 刘建民，劳辉.税收优惠对长三角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7（11）.

［4］ 孙玉栋.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及其政策调整――兼评“税收痛苦指数”［J］.当代经济研究，2007（6）.

［5］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J］.经济研究，2008（1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9）.

第3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 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第4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财政压力；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效应

引言

如今我国处于财政压力较大的状态，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针对当前的日益严峻的内外经济环境问题，为推动经济的高度发展，恢复国民经济往日的活力，我国推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对该政策的落实和推广，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稳步运行。

一、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原因和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改变固有的经济模式加速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正不断变化，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稳定我国的经济形势。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我国在顺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前提下的出台的经济调控手段，能够有效缓解国家的经济困境，还能够降低经济风险。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为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也带动了国内多个行业的经济增长。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经济状况的稳定对国家的整体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可以稳定经济情况，还可以稳定我国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各行各业能够顺利运行，居民收入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增加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政府为了让人们都有房可住，利用减税、调税、免收个人不所得税等宏观手段对税收的内容进行改革，居民的收入也因这些举措而得到了改善。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增加对外贸易额，使“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针得到充分的落实。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的经济秩序，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二、结构性经济减税宏观经济效应

（一）推动中小型企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促进了企业结构发展方向的转变。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结构性减税为他们减轻了税费方面的负担，沉重的税费对于发展状况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压力是非常的大，结构性减税政策使中小型企业恢复了活力，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机遇。促进中小型企业的投资，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长足发展。结构性经济减税利用有增有减的税收调整形式推动中小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加速了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来源的转变。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平衡好政府、企业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好利益方面的调控工作是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由于中小企业是劳动者选择就业的主要渠道，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能够充分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活力，所以降低税费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保障居民的就业情况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促进经济发展

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极大的成效，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的整体需求不断上涨，对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状况有着促进作用。在进行调整企业结构时，税收收入是重点关注对象，因此，在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时，应将工作重点定位到税收结构调整工作中。为了保证出口情况的平稳运行，我国对出口关税进行下调，甚至对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全面取消。在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时，还要配合税费制度的改革共同整治乱收费问题，对各类税费问题进行重新的规划，并依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从制度上缓解国家财政收入和结构性减税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居民的经济做出最大限度的保障。

（三）为居民提供福利

一直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情况都存在不均衡分布的特点，中等收入的人群处于少数，收入过高和收入偏低的人群占了很大的比例，贫富差距因此显现出来，收入分配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國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保证居民收入的稳定性[1]。在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时，先拓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在分类别对个人所得税的总额进行计算，最后以家庭为单位交纳个人所得税，此政策的落实，从根本上缓解了居民家庭的经济负担。在不影响国家整体税收收入的情况下为居民的经济收入提供保障[2]。

结论

综上所述，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我国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能够给企业和居民同时带来较大的收益和福利。有助于恢复我国经济活力，同时也能切实提高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实现和谐进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雪璐，郭永芳.欠发达地区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及地方经济效应分析——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4（01）：99-103. 

第5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减速态势已经得到官方确认，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为“中国设定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约7%左右”。

鉴于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的疲软，3月13日，花旗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伦南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超出预期，GDP同比增幅料将低于7%。巴克莱银行近日则宣布将2015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从之前的7%下调至6.8%。

风险将集中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指标显示2014年是“新常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将是风险集中释放期，可能面临很多参数大幅度的变化。

“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向好的发展，但是2014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尽管在总量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从趋势来看，2015年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杨瑞龙表示。

第一个挑战是服务业。201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提高了48.2%，比去年提高2.1个百分点，超过了占比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年就业形势的稳定。由于工业箫条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去杠杆、去产能，第三产业在2015年难以维持一个持续景气的状态。目前服务业的PM指数高于50%，在第二产业的连续四年的下行中，服务业大幅上扬。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对于工业的依附性，考虑到去杠杆化的加剧，2015年中国服务业将持续繁荣的观点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消费业。而制造业处在相对箫条的状态，服务业快速上扬便缺乏根基。而且投资增速下滑之后，第三产业比制造业下行幅度更大。由此我们判断2015年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从增量来看，2014年超过1400万人，总量上的就业增加了。但中国就业严重依赖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2015年这两大行业都会出现较大的回落，很多企业会面临生存压力，因此，2015年的就业问题会面临压力。就业与服务业，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将导致经济的压力增大，使原来打算采取的去杠杆、不刺激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面对过去政府引导型的结构扭曲，我们需要腾出时间来调结构。”杨瑞龙说。

适度降低间接税

在这个调整阶段，更需要的是底线思维，杨瑞龙认为，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当今中国通胀不是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就业底线，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不是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可接受的程度;第二个底线是风险底线，特别是与金融相关联的债务危机等等.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如果还没有触动失业的底线和风险底线，政府不能出台过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经触犯了两个底线，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2014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6%，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近年来，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增速放缓，但同时，得益于居民收入提高、汽车消费增长、房产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税种税基扩容和高增长，直接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可转嫁性，容易将税收负担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实际上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建议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尽管短期内会导致间接税减少，但是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企业投资，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尽管直接税比例是提高了，可是税收的增速是下降的。降低间接税的边界税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购买率。

此外，还要加快“营改增”扩围，简化税率，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

第6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 宏观经济 走势 调控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以间接调控为主，以计划经济为指导，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调控方式的综合调控，其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的发展更应该站在世界化、全局化的角度进行了。因此，就需要把握宏观经济发展规律，不懈地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

一、 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运行的，逐渐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宏观经济为辅的经济现状。因此，根据现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进行探讨。

（一）促进我国宏观经济与环境效益和谐统一。

据以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来看，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百分之十，在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我国一心关注于经济效益时，却忽视了环境效益。又随着人们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就逐渐由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为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经济重任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不仅是人生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是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大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个国家合理的经济结构应该是第三产业最为发达，其次是工业，最后才是农业。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的发展相对来说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为了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未来长远健康的发展，就需要改变我国工业最为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的现状。构建一个新型的、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

（三）发展资本型的产业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我国在国家竞争中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只能够凭借密集型的劳动力占据廉价优势。因此，在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需要转变为资本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高新科技的研究，培育新时代科技人才，使得我国的经济不仅能够发挥廉价优势，还能够以高质量、高技术站在世界经济舞台。

（四）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然而，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严重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理念的本质，严重阻碍了中华儿女共同富裕的宗旨。所以，在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迫切需要变革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促进经济的全局、全面发展。

二、针对宏观经济未来发展的调控政策

促进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合理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还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下面笔者就根据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对相关的调控政策进行探讨。

（一）有效进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两种主要手段。合理利用财政政策就需要发挥财政收支的功能。为了使得我国未来经济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那么就可以对具有高污染的产业进行更高标准的税收，达到抑制该产业更大规模的污染。针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就可以利用财政补贴与减少第三产业的税收进行，从而使得第三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属于第三产业，所以，在促进第三产业的同时，也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平衡东西部发展就需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扶持，可以通过财政收入，把东部的税收用到西部的基础建设等，使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从而转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现象。

（二）合理进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执行一般是通过银行实现。所以，为了改变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弊端，规范未来经济的走势，就需要合理的进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可以让银行对政府需要扶持发展的对象，放低贷款要求，降低贷款利率，从而缓解其资金不足的现状，促进其长远发展。就拿为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例，为了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大力发展，就可以对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降低贷款要求，放宽还款日期，使该产业能够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三）完善宏观调控中监督职能。

发挥调控监督职能是使得宏观调控政策保质保量的有效途径。质监部门发挥监督职能就应该严格审核各种制度实行标准，严厉打击财政支出不落实处的现象，并以身作则。完善质监部门的监督职能，才能够有效反馈调控政策的实施结果，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宏观经济未来走势的正确方向。

在推进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具备长远性目光，准确把握我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并采取相关的调控政策，才能够更好的使得我国经济更健康、更合理、更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贺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参考文献：

[1]吕靖，葛孟，段密密.试论宏观调控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02）.

第7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 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机制；拉姆齐模型

1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机制有效性评价机制

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是指政府以税收减免等为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更多地生产环保汽车，消费者更多地消费环保汽车，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的普及创造有利、宽松的经济环境，使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的局面得以改观，并最终实现绿色环境的形成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策略。其政策主体是各级政府；政策对象是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消费者；政策目标是提高环保汽车率，促进绿色环境的形成和可持续经济的增长；政策工具是税收减免等。各级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在反复研究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出台并实施环保汽车税收政策后，其首先作用于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消费者，企业或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与政府进行博弈，在达到双方的博弈均衡后，政府、企业或消费者将面对着一个最优的税收减免率，在此税收减免率下，企业开始生产或增加生产环保汽车，汽车消费者首选购买环保汽车，环保汽车数量由此开始增加，从而促进环境良性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可以看出，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发挥效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和政策效应由微观向宏观的传递过程。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不仅表现为环保汽车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与实际的一致性，而且还受政策科学性和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因此，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表现为政策的科学有效性、政策效应的有效性和政策传递机制的有效性。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应围绕这3个方面来进行。需要注意的是，从上述3个方面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还需解决非常关键的评价基准确定的问题。考虑到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效率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和效应传递过程，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状态也就是一个博弈均衡状态和一个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因而，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基准应取自于围绕该项政策而形成的政府与企业或汽车消费者的博弈均衡解，以及基于可持续消费这一经济变量的宏观经济均衡解。又由于库克曼模型给出了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的博弈均衡解，拉齐姆模型给出了基于均衡的由微观到宏观的经济传导机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库克曼模型和拉姆齐模型来测算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基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预期指标、实际指标与基准指标的比较，全面完成该项政策的科学有效性、政策效应有效性和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评价任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的机制如图1所示下载论文。

2拉姆齐模型及扩展研究简介

2.1 拉姆齐模型

弗兰克·拉姆齐（F．P．Ramsey）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在他发表的《储蓄的数学原理》（《经济学杂志》1928．12）一文中，通过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对最优经济增长的分析，推导出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此模型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即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拉姆齐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如下：

（1）假设。①经济中只有一种商品的生产，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人是长生不老的；②商品生产的投入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为Q＝F（K，L）；③产出品一部分用于消费C，余额部分用于储蓄S，储蓄增加资本存量K′，即Q＝C＋S＝C＋K′；④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效用为U（C），工作的痛苦用负效用V（L）表示，并定义两者之差为享乐程度A，即A＝U（C）－V（L）；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储蓄存在一个最大享乐程度B，其也被称为极乐。

（2）拉姆齐模型的构建：在上述假设下，拉齐姆认为，进行足够的储蓄以最终达到极乐或无限地近似达到极乐是2.2 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

近些年，有关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从而为我们运用拉姆齐模型测度宏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提供了可能。目前，有关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成果主要有罗默的两期消费替代模型和两期闲暇替代模型、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其中，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具有指导意义的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卡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式后，所构建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其分析框架如下：

（1）假设：①厂商。第一，在经济中，存在大量相同的厂商，每个厂商的生产函数为：Y=F（K，AL） ，且其满足新古典条件和“稻田”条件；第二，厂商在竞争性要素市场雇佣工人、租赁资本，并在竞争性产出市场出售其产品；第三，厂商将劳动的有效性A的取值给定，A以g速率外生地增长；第四，厂商最大化利润；第五，由于企业由家庭所有，因此，企业产生的任何利润归于家庭。②家庭。第一，经济中有H个相同的家庭，每个家庭的规模以速度n增长；第二，家庭的每一成员在每个时点供给一单位的劳动；第三，家庭总是将其拥有的、数量为K（0）／H的初始资本租借给厂商；第四，不存在折旧；第五，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分配的利润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身效用；第六，设C（t）为t时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u（．）为瞬时效用函数，L（t）为经济总人口，L（t）／H为每个家庭成员数，u（C（t）L（t）／H为家庭在t时期的总瞬时效用。ρ为贴现率，ρ越大则相对于现期消费，家庭对未来消费估价越小。从而家庭效用函数为：

2.3 拉姆齐模型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测度的适应性分析

拉姆齐模型是一个微观向宏观的经济传导机制，我们将拉姆齐模型引入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的测算，是期望依据微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来测算宏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

拉姆齐模型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测度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这主要是因为：

（1）拉姆齐模型测度指标与宏观层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标具有一致性。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消费可以是可持续性消费，可持续消费增长速度反映的是环保汽车等环保产品可持续消费的不断提高而引致的居民可持续消费的增长速度，或者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而可持续消费的可持续性，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从而该模型的测度指标与宏观层次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标具有一致性，使我们很容易将该模型转化为宏观层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的测度模型。

（2）拉姆齐模型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测算，是基于微观层面的劳动收入量即消费能力的，也就是说劳动收入的增长水平决定着可持续消费的增长量，而社会环保产品的普及与发展能极大地促进劳动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实际上所反映的就是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传递机制。于是，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来反映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的微宏观传递过程与结果，使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评价与宏观评价相衔接。

（3）拉姆齐模型和库克曼模型具有同样的基本假设前提。根据对两模型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拉姆齐模型与库克曼模型具有基本一致的假设前提，即完全信息假设。这种一致性，为这两个模型的有效衔接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与前提。

3基于拉姆齐模型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模型

该表达式为与库克曼模型相衔接、基于拉姆齐模型的反映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微宏观传递均衡路径的政策效应传导模型。

4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库克曼模型是微观博弈均衡模型，拉姆齐模型是政策效应传递模型。微观博弈均衡模型表明，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率受税收减征比率、潜在环保汽车量增长率、环保汽车需求弹性和政策目标关心度参数的影响。当潜在环保汽车量增长率、环保汽车需求弹性和政策目标关心度参数一定时，期望环保汽车量的增长就取决于环保汽车税收政策力度，即税收减征比率的高低。一般说，税收减征比率越大，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也就越快，反之则越慢。当环保汽车需求弹性较大，政府对环保汽车的发展重视程度较高时，减税措施对促进环保汽车数量的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当环保汽车需求弹性趋于零时，是否实施减税政策才会是不重要的。

政策效应传递模型反映了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宏观目标，即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情况。该模型表明，期望可持续消费（环保汽车）增长率受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率、资本边际产品、即期效用函数的风险规避系数和贴现率4个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该模型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探讨消费的增长问题的。从社会产品的生产来看，社会可持续产品的增加必然会增加社会可持续收入，而从社会可持续产品的使用来说，社会可持续产品的使用构成消费和投资的内容，消费和投资从消费者角度就是一个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从而消费者就有一个跨期替代的问题。因而，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增长问题，而是一个可持续消费增长率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汤为本．论拉姆齐模型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4（6）.

［2］陈学彬．宏观金融博弈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卿定文，朱锡平． 最优税收理论及其政策含义 ［J］．经济评论，2006（4）.

［4］吴卫东 ．论税收政策构成要素、功能范围及传导机制 ［J］． 当代财经， 1995（9）．

［5］顾六宝，肖红叶．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两种统计估算方法［J］．统计研究，2004（9）.

第8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关键词：贵州省；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1.引言

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三个心理规律涉及四个变量：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在此，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将消费、投资、税收、收入四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对贵州省消费、投资、税收及收入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为政府确定以后的改革方向及制定消费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2.建立数学模型

建立模型前先应用Eviews，对1978—2011年贵州省国民产值数据（Yt贵州省生产总值、It固定资产投资额、Tt财政总收入、Gt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额、Ct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相应的检验方式，各变量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均小对应的1%临界值，表明各变量均是平稳的。

在对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基础上，对四个方程剔除相对较弱的因果关系，建立简单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减少数据的波动将变量取对数，模型如下：

消费方程：lnCt=a0+a1lnYt-1+a2lnTt+u1t

投资方程：lnIt=b0+b1lnYt-1+b2lnCt+u2t

税收方程：lnTt=c0+c1lnYt+u3t

收入方程：lnYt=lnCt+lnIt+lnGt

3.模型的估计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同时估计联立方程系统的全部结构方程，是能够得出比2SLS更有效的参数估计量的估计方法。经EViews估计得到：

消费方程：lnCt=0150703+0506439lnYt-1+0429835lnTt+u1t

（1389306）（7207718）（5957638）

R2=0997389 DW=0758708

投资方程：lnIt=-1590288+-1309938lnYt-1+2828640lnCt+u2t

（-7308266）（-3174290）（6328831）

R2=0994532 DW=1106868

税收方程：lnTt=-1465710+0965084lnYt+u3t

（-1249748）（5269922）

R2=0988267 DW=0224055

收入方程：lnYt=lnCt+lnIt+lnGt

4.模型检验

F检验，检验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消费方程：F=5921>F005（2，31），因此拒绝H0：表明该消费方程存在显著线性关系。同理可知投资方程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税收方程也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t检验，检验每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消费方程：因为︱t2︱=7207718>

t0025（30）=204，因此拒绝H0：表明贵州省城镇居民的前期收入对消费本期支出影响显著。因为︱t3︱=5957638>t0025（30）=204，因此拒绝H0：表明税收因素对贵州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行为影响显著。同理可得：投资方程中收入因素对贵州省投资支出行为影响显著。消费因素对贵州省投资支出行为影响显著。税收方程中收入因素对贵州省税收的影响显著。

对3SLS估计法的估计模型分别进行DW检验法。经检验发现三式均存在自相关问题，遂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修正得：

消费方程：lnCt=0169585+0106591lnYt-1+0246256lnTt+u1t

（5238611）（1530986）（8199738）

R2=0908340 DW=1640925

投资方程：lnIt=-0376405+-0159059lnYt-1+1771538lnCt+u2t

（-4324624）（-0851247）（6473736）

R2=0852604 DW=1681531

税收方程：lnTt=-0941293+3325788lnYt+u3t

（-6793075）（2027374）

R2=0924774 DW=1592458

收入方程：lnYt=lnCt+lnIt+lnGt

经济性检验：

（1） 消费方程中，可知0169585为自主消费，即不收收入影响的必须消费的对数值。

lnCt对lnYt-1的长期弹性为0106591。如果贵州省上一年度的生产总值每增长1%，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增长0106%①左右。lnCt关于lnTt的长期弹性为0246256，如果贵州省税收额每增长1%，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增长0245%②左右。

（2） 投资方程中，可知-0376405为资本广化的指数形式。lnIt对lnYt-1的长期弹性为

-0159059，如果贵州省上一年度的生产总值每增长1%，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减少0158%③左右。lnIt对lnCt的长期弹性为1771538，如果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1%，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增长178%④左右。

（3） 税收方程中，可知-0941293为不受生产总值影响的财政收入。lnTt对lnYt的长期弹性为3325788，如果贵州省生产总值每增长1%，则财政总收入总额会增加3365%⑤左右，说明生产总值对财政总收入影响显著。

5.结论

（1） 税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大于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可解释为：税收增加导致财政收入增加，进而导致地方政府采购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增加。暗示了在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t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使用去向是投资，且政府采购Gt对贵州省的影响比较大。

（2） 消费及生产对投资都有影响，且消费对投资增长的贡献大于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收入增加而导致投资减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较大，可见消费目的大多是为了投资。

（3） 生产总值变动对财政总收入的变动影响显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经济原理。（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注解：

① 0106%=（1+1%）0106591-1]*100%

② 0245%=（1+1%）0246256-1]*100%

③ 0158%=（1+1%）0106591-1]*100%

④ 1778%=（1+1%）1771538-1]*100%

⑤ 3365%=（1+1%）3325788-1]*100%

参考文献

[1] 张晓彤.计量经济学基础第三版[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2]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第二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第9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影响因素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

（一）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0.8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二）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

（三）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唯一方式和渠道。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

二、宏观税负国际水平与比较

比较口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国家的分类，我们把纳入比较分析范围的国家划分为两大类，即工业国家23个和发展中国家14个。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整体也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明显低于工业化国家，且一般税负水平在16％～20％之间。(表1)

就宏观税负的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大部分工业国家由于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已经比较规范，税收制度也相对完善、稳定，所以宏观税负在未来应保持相对稳定。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相应扩展，加之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来宏观税负水平应有一定的提高。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

三、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分析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1.285。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之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

（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两者相比较的现状是我国财政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2.19％，到2005年为2.54％，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另外，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社会保障开支、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等都是我国财政不可回避的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比较。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还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

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

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税负担过重的问题。（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

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合理界定

鉴于上述分析，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财力水平相适应，其次要兼顾企业负担。

我国目前还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人均GDP水平比较低，这说明社会的剩余产品率还不高，难以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综合我国生产力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参考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国际经验，在整顿政府收入渠道，取消制度外收入，理顺税费关系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将我国制度内政府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在20％左右，税收占GDP比重保持在15％左右是合理的。在宏观税负的变动趋势上，应当使其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即将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以上，但不能过高。

五、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优化途径

（一）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在政府存在大量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的情况下，宏观税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实际意义，即使降低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一定能够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因此，彻底整治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减少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的首要任务。

解决目前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关键是理顺税费关系，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根据其不同的内容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措施：（1）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3）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并严格限定范围，实行公开化；（4）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经营性的事业收费转向市场。

（二）调整税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由于我国同时存在企业承受能力弱和政府财力不足的矛盾，实现宏观税负合理化，关键是要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前提下，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为此，需要完善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格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以增加税收收入。

完善和调整税收格局主要应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和扩大非企业税收。如适当扩大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征税范围。提高目前低税或无税的产业部门和某些经济行为的税收贡献率，如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实际税负。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完善地方税体系，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