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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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多年的发展表明，要建设防灾减灾类高水平大学，培养高质量的主打地震系统的人才，就需要有一流的、富有防灾特色的校园文化提供精神支持，而建设彰显防灾特色、弘扬抗震精神的校园文化则是防灾科技学院校园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特色为先 抗震精神与防灾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不但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育人的阵地。高校学生生理、心理尚未成熟，可塑性大，辨析能力差，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为此，学校领导班子指出，校园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鲜活载体，它的目标在于创设一种氛围，以期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人本精神是防灾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 汶川地震让所有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抗震救灾就是对人性关怀的最简单的表现。在以防灾减灾为培养专业的防灾科技学院，能够展现和践行校园文化的最简单形式，就是要在师生员工中牢固树立一种价值观：人的生命是无上的，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的珍重是一切价值的起源。因此，生命教育和生存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抗震精神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出发点。防灾科技学院应该比其他任何高校更加重视校园文化中生命和生存教育的倡导和形成。引导师生员工肯定并尊重自己的生命价值，也要让他们认识到任何伤害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对人的价值的践踏，更要让他们建立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这种大爱精神的倡导，无疑又超越了尊重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人本精神，更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展现人性本善的人性教育。

坚守抗震精神的文化价值，巩固防灾科技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道德教育功能 实践中，学校抓住抗震救灾精神建设的契机，对师生展现出的高尚精神与可贵品质进行因势利导，积极开展以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弘扬高尚师德，彰显人文关怀，为推进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丰富抗震精神的时代感，提升防灾减灾教育的时代认同力 抗震精神是一种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在这种精神中，公民国家责任意识高度增强，社会应急管理方式和灾难救助方式的不断创新，显示了人们科学理性与公开自信的高度统一。这种精神还体现了开放、合作、科学、民主、发展、和谐的时代精神。防灾减灾教育要体现其自身的创造力，必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着力抓好师生员工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学生创新、自信、合作、和谐精神素质的培养。这些素质的获取，没有与之配套的校园文化的建设是无法完成的。

与时俱进 防灾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成果显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防灾减灾教育事业将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任重而道远。作为一所行业背景清晰、特色鲜明的高校，在已经形成的独特鲜明的风格和文化中，防灾科技学院在防灾抗震精神的引领下，创造性地建设具有时代精神、抗震精神的特色校园文化，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弘扬抗震精神，发展行业文化 一是传承抗震精神，构建防灾文化。在已经形成的“崇德博智、扶危定倾”的防灾校训的指导下，学校经历两次搬迁、三次创业，形成了“仁爱、严谨、俭朴、担当”的防灾校园精神，它应对了防灾办学的格局，为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抗震精神的及时传播，又为学校校园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文化源泉，防灾科技学院师生员工秉承抗震精神，以构建富于人文精神和人性关怀的防灾文化为切入点，实现防灾科技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并赋予它坚实的实体内容。

二是突出“防灾”文化氛围。防灾科技学院是以地震学科为主体的高校，地震科学是学校的一大特色。加强地震科学文化建设能够激发广大学子的自豪感，树立献身地震科学事业的志向。

这种文化氛围凸显了防灾减灾的特色，学校的专业设置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以防灾科技学院校史馆的建立为例，校史馆集中展现了我国地震科学建立和发展的轨迹和历史，以详细的资料和实物展现了防灾科技学院的发展历史，尤其突出地介绍了防灾科技学院为中国的地震科技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地震行业的一系列英模事迹等。

强化地震元素，彰显张衡文化 发挥校园自然景观的育人作用，寓教于景，环境育人。

自然景观属于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在学校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人文景观的设置等方面，防灾科技学院注重整体规划，合理布局，与学校整体办学思路和谐、一致。原来学校只有喷泉公园和5号教学楼前的小公园，近几年，学校加大了校园自然景观的建设，先后整顿和维修了校园马路、草坪，更是重新设计并建设了一个以张衡地动仪为主题的主题雕塑公园。

这个主题公园醒目地建在主教学楼前，每年新生入校时，它是主要的迎新场地，对于所有防灾学生和家长而言，都是一个无声的鼓励和引领。对于5号教学楼前的小花园也重新改造，从全国的地质遗址和地震遗址运来标志性的矿石等地震元素实物，重新装扮整个校园。校园的整个自然景观环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强调突出“精神和引领”，全员共同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由于防灾科技学院位于北京边缘的类似城郊地带，是在没有任何人文北京和文化底蕴的“文化沙漠地带”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不断新建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富于现代气息的建筑，但缺少沉淀防灾办学历史、包含防灾校园文化精神、并能潜移默化影响和感召全员师生的标志性校园物质文化载体。

因此，防灾学院师生在建设防灾特色校园文化中，结合防灾地震科学的特点，大力加强地震科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以“地震科学”元素为基点，以抗震精神为核心，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园文化体系，培养出以抗震精神为引领的地震科技人才。

第2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在汶川大地震中，无数人以实际行动谱写了职业精神的壮歌，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职业精神这个话题的思考。

职业精神的精髓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发挥职业精神？《职业》杂志记者采访了柏安基业咨询总监、职业规划师讲师及资深测评专家苏尚华先生，国内首家单身女性网创办者/CEO、玫瑰科技文化公司总裁、心理咨询师陶思璇女士，知名企业人力资源实战家王峥女士。

职业精神以岗位、客户所需为先

什么是职业精神？王峥女士认为，职业精神就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作为某项事业的从事者，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份内的责任，并把自己的人格融进职业生命。职业精神主要包含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信誉、职业作风、职业纪律。其实践内涵体现在敬业、勤业、创业、立业四个方面。在近期发生的我国汶川特大地震中所涌现的无数抗灾英雄，就是对社会主义职业精神的最有力的佐证。

具备职业精神的人应当以岗位为先、客户为先，以他人的需要为先；而没有职业精神的人则更多考虑的是“我”（自己）的需要。苏尚华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职业精神，那么他（她）

心中肯定是有爱的，并认同自我和职业需求。正因为他爱他的职业，因此他会愿意为这个职业去付出，就像“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愿意”一样。我们知道，爱可以超越兴趣层面，而且最易在灾难来临时凸显出来，它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一直深藏人们心中。

职业精神的内涵是“爱”

现在许多人做事没有用“职业精神”去做，只是在机械地“做”事。缺少职业精神的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只爱自己，不爱工作岗位，不爱领导、同事、客户。而有职业精神的人爱自己的岗位、爱社会，愿为大家服务，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为需要自己的人服务。简单地说，没有职业精神的人是为“自我”存在的。就像在灾难面前，自己逃命无可非议；但同样是职场中人，在灾难面前却表现出一种舍弃“小我”的“大爱”，这种“大爱”就是职业精神，“大爱”告诉他们，还有更多的人等待他们，需要他们。如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战斗在赈灾一线的无数战士、医生护士、教师、警察、媒体记者等，他们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对岗位、对职业、对社会、对人民表现出无私的“大爱”。还记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江苏省地震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联合突击编写了《地震应急防护手册》，从5月 13日开始策划到 5月 16日印刷装订，撰稿专家和出版社编辑连续奋战 72小时，以最快速度完成了这一神圣任务，免费发送到抗震一线的军民手中。这些都表现出了职业人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三举措培养职业精神

作为职场人，要学会敬业、重业，尊重这个职位、这份工作，并为这份工作付出相应的努力和劳动。那么，职业精神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主要还是依靠后天的进一步认知与培养。

怎么培养职业精神？陶思璇认为，职业精神可以后天培养，但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并且要有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环境。比如，从小就从生活细节上去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要他（她）明确责任的界限和承担。只有这样，长大了他（她）才会有工作上的责任感。责任是一种品质，会贯穿始终。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从小没有一点责任意识的人，长大以后会突然有了责任心。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家长和社会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要孩子们学会承担责任，我们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如何对职业精神进行提升和加强？王峥女士认为，主观上要对职业、职业精神有良好的认知。要懂得尊重，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选择。

苏尚华表示，首先要培养爱心，爱心表现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意识、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同事和客户，那你是绝对没有职业精神的。

第3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一、抗震救灾中对待生命的矛盾态度

汶川大地震使数百万人的家园被毁，近十万人命丧无常。在救援过程中，对生命的珍视与关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准则。在初期的救援工作中，总理指示：最要紧的是抢救生命；我们要尽百倍努力，绝不要放松；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这些救灾的指示或原则体现了生命的至高价值。在尽可能多地救人之后，国家又史无前例地为遇难同胞举行了3天国悼，降半旗致哀，体现了对这些身处偏远山区的普通民众生命的尊重。因此，珍视生命与关怀生命是地震之后生者感同身受的重要价值取向。

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与关怀自己的生命的人。他们坚信，个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他们认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并认为对于别人的生命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珍惜和关怀。

但是我们在抗震救灾中也看到了太多太多以生命拯救生命的人。有徒步急行军、乘冲锋艇逆流而上或从高空危险空降进入与世隔绝的灾区的军人；有冒着泥石流、山体滑坡危险抢修生命线的军人和工程人员；有至死用身体护住学生的教师；有用死换回孩子生存希望的父母；有不惧余震危险营救同学和老师的学生；有不怕瘟疫在酷暑下消毒的医疗工作者和士兵；有不畏余震，自发来援助的志愿者；等等。他们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关怀自己的生命，但灾难来临，他们首先珍惜的是他人的生命，关怀的是他人的生命。

二、一种民族精神角度的解释

这种对待生命的矛盾态度引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别人的生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这样做呢？一种合理的回答就是民族认同与民族精神。[1]

多难兴邦！汶川大地震激发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引爆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许多媒体都认为，震惊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灾难激发出了善良、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在以往任何灾难中都未曾看到过像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的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的精神。[2]这种民族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罕见的志愿者服务，排长龙的献血、捐款、捐物，哀悼日里“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的高呼，等等。而且这主要发生在被认为是自私、注重物质享受的年轻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身上仍然蕴藏着中国青年自古以来的爱国热忱。这种民族精神重视人的价值，其实就是重视生命的价值；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团结互助的精神，它的力量保护着这个民族里个体的生命，而这个民族也得以生生不息。

这次灾难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民族认同的力量。救援的军队、群众、医生、教师、学生、海外同胞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通过媒体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报道，全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一种“我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感受到我们与“同胞”在一起。我们举全国之力来援救灾区的同胞，并支持他们的灾后重建：而灾区同胞也感到外边有人关心他们。于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鼓励帮助着他们，也鼓舞着他们继续新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因此，共同的观念――“我们”，使得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别人的生命。我们都认识到了应珍视与关怀生命，同时我们珍视和关怀的是“我们”中的一员的生命，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感都是缘于这种对于“我们”的生命的珍视与关怀，于是，个体生命与民族精神统一在了这种生命彼此的共生与互助之中。

三、人的文化生命

正是因为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使个体超越了自然生命观，也让人认识到，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文化生命。

生命是什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生命是一种活动着的特定有机体，能够呼吸，需要搏动，需要探寻周围的世界。拥有这些自然生命的特征的人，同时拥有意识和思想，因而在生命扩张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扩展都需要考虑到他人也会有这样的思考和行动。于是，如何处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解生命的关键。于是，我们提出，人有自己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类生命，一种“超自然生命的生命”。类生命是一种意义，一种关系。[3]超越自然生命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命价值的考量不是基于动物式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一些制度要求、社会角色以及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信仰与道德习惯。这些因素是一种属于文化的内容。

文化生命是类生命的具体所指，是指个体的繁殖、延续、活动、生活。人生不是孤立的，而是运行于一定的文化场景之中。人是社会性动物，他们并非生来就有能使他们在特定栖息地生存的、严格复杂的行为模式，而是必须学习和发明种种办法以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从寒带的冰天雪地，到没有人烟的荒原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的城市。这些世世代代传下来并不断经过修改的学来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理解文化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到自己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并对这一群体承担义务。[4]因此，人天生是一种文化存在物。遗世独立的生命关怀终究会使自己走向生命的衰竭。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够创造文化，并以文化来塑造自己。人是离不开文化的。个体的自然生命通过文化成为了一种类生命，而文化则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延伸，是人的另一种生命存在形态。

四、文化生命：个体价值与民族精神的融通

强调民族精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人们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因为它过于关注群体的生命、自由、权利而忽视个体的生命、自由、权利。批评者说，民族主义由于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鼓动性，因而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它可以自卫，维护尊严和权益，也可以杀人，去伤天害理。[5]就学校教育而言，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怀特指出，如果国家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信仰，那么，为国家的教育就是真正的为“国家”的教育，这很快会导向极权主义。这种思想就是强调“必须教育孩子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超个人的实体。实际上这是欺骗人的。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国家’，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要牺牲他们自己”。[6]

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青年一代乃至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民族精神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表现大都为：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比较关注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享受，缺乏艰苦创业和劳动创造的思想行为，民族自强力下降；淡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低估了中华古代文明，等等。[7]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民族精神危机与民族主义批判两种判断都存在认识偏差。民族精神危机论者看到的是群体的精神生命的危机，而民族主义批判论者看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压制甚或摧残。这仍然是个体生命之间的价值衡量问题。民族精神危机论者强调，如果学校教育只是让学生认为生命高于一切，而且是个体的生命高于一切，那必然会培养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而民族主义批判论者则强调民族主义产生的没有自我、牺牲个体生命的害己恶果，以及容易产生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等情绪，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

文化生命能够给予备受批评的民族主义以灵魂和正当性。如前所述，文化的意义在于生命之间的交流互动。生命的相互救助、相依相伴成就了民族和文化的生命。这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给了个体生命以保障和意义。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逐渐疏远淡漠他人的生命，我们更关注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这些现代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生命的无意义、无价值，感受到生命的焦虑、迷茫甚至枯萎，因为自为的生命失去了文化赋予的意义。这次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开始关注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关注民族、文化与个体生命的关系，认识到自为生命的无意义，意识到生命在文化与民族中才能获得提升，个体才能获得精神的力量，于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迸发出来。民族精神危机与民族主义批判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反映的是现代人追求自由与追求归属之间的一种张力。

文化不仅保护个体生命，而且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提供内容和意义。这种意义体现于文化生命在空间上的关系性和时间上的历史性。正如法国思想家居友所说：“生命不仅是营养，而且是生产和繁殖。”[8]生命力的过剩，不仅通过生育而扩散，而且能够控制智力、情感和意志并使之具有一种利他的性质。生命的活力在于与别的生命之间的交流，这是生命的特征之一。我们每个人都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激发自己生命的活力，还要将生命敞开，向文化场域内的其他生命敞开。个体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而文化的生命是强大的。生命之间的交流包括生命之间的互助。只有共同文化下的生命凝聚起来，才有可能抵御各种摧毁生命的灾难。个体生命的孤立容易使生命走向虚无，丧失意义，丧失生命发展的方向感，在没有交流中逐渐枯萎。

五、生命化教育主张的意义与局限

关怀生命是当前学校教育关注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生命化教育也成为了时髦的教育理念。这一理解把教育与生命的关系视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对于人类群体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它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教育的价值在于它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人类群体的发展和个体的生命发展是教育的最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处于优先的地位；从教育价值的考虑到对教育目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的选择上，都要关注生命本身。[9]生命化教育主张者认为，当前工具化、知识化、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抑制了学生生命活力的勃发。这次地震中激发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将会更加肯定这一教育理念及其价值取向，促进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

教育是个体文化生命形成的重要途径。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文化生命。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格理想是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质”，指质地、质料，指人的自然状态或本性，即人的自然生命。“文”，指文采、华饰，实质上就是文化作用于人身而使之散发的特有的光彩和气质，即人的文化生命。每个具体的人都包含着两种生命――自然生命（质）和文化生命（文）。如果自然生命超过了文化生命，人就未免粗野；反之，如果文化生命超过了自然生命，人也未免浮夸。只有把这两种生命形式配合得很恰当，才是君子的典范。

对于文化生命，在教育学上存在着争议。比如，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就是主张自然生命优先于文化生命。而当前生命化教育对现行教育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当前学校教育过程中强调文化生命超过了强调自然生命。这些争议乃至抨击在特定的时间和语境中是合理的，但都失之于把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相割裂甚或对立。

其实，人的自然生命已经具有文化色彩，纯粹的自然性已经很少了。按照儒家思想的说法，生命是文化的归宿和原点，文化只不过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创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儒家思想认为，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判断文化是否向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弘扬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得到统一。当前人们支持的生命化教育主张，实质上就是要矫正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关系。生命化教育就是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这既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

文化生命肯定个体的自然生命，生命在文化中生长。个体自然生命依赖不同的文化要素保护自身不至于自我消亡。社会化本身就是一种人的“文”化，即个体对社会文化的内化。人类的婴儿在刚出生时是一个柔弱无能的有机体，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至多只能生存几个小时。与其他动物的幼仔不同的是，婴儿后来的行为方式是学来的。如果没有掌握文化的内容，比如了解规范、价值标准、语言、技能、信仰，以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模式，那么个体或者无法在社会中生存，或者无法成为真正的人。在这个“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中的一切都应该被使用。

六、激发文化生命：生命化教育的反思

就学校教育而言，生命化教育就是如何均衡地把握学生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关系，使得学生能够“文质彬彬”，既有生命的厚重与超越，也不失生命的激情与活力。这一点可以通过德国教育思想中的“教化”（Bildung）这一概念来理解。伽达默尔认为，就教育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人脱离人的自然存在的状态，而获得一种精神生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因为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够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在本质上具有精神与理性。因此，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人之为人就需要教化。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未受到教化。个体获得教化就是摆脱了他的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通过教化和不断地自我教化，个体使自己的精神生命成为符合社会习俗的要求以及社会道德要求的人。[10]

教育激发文化生命意味着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主动对话过程。英国学者普林（Richard Pring）认为，教学的叙事可分为两个层面：（1）非个人层面，即在科学、历史或文学之中的叙事。（2）个人层面，指年轻人试图认识世界，寻求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教学正是在这两个叙事层面的联系中展开，即让学生与非个人层面的叙事建立联系，从而使学生通过一系列重要的人类活动和在与他人所言、所做和所为的联系中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寻找自己的价值。[11]民族历史上积累的文化传统在非个人叙事层面得到保存、发展和批评。人的文化生命就是在个人层面的叙事与非个人层面的叙事连接中逐渐形成的。个人层面就是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层面的叙事是文化生命形成的起点和归宿。个人层面的叙事是个人的直接的生命体验，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而这正是文化生命的开始。通过与文化传统的对话，如学习了科学、历史或文学以及生活等内容，个体的文化生命逐渐形成、发展，最终这些非个人层面的内容通过学习成为学生个人的生命体验，成为个人层面叙事的内容。作为起点的直接生命体验更多是一种自然生命，充满了野性与激情，而作为终点的生命体验则是真正的文化生命了，当然，这一终点往往因人而异，因时不同，有的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人，有的可能被文化的重负所压制而失去了生命的灵气与活力。而要避免那些不好的结果，就需要学校教育成为一种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平等意味着让学生成为与文化传统对话的主体，使教学既立足于对传统的继承，通过对前人提出和思考过的问题的学习（表现为概念、思想、原则和理解的学习），认识世界和他人，又尊重年青一代在努力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时产生的真实“声音”和真实的情感。这样的教育本身就充满了生命温情与历史关怀。

文化生命意味着个体生命蕴含了文化传统（包括民族精神），同时这些文化传统形式又提升了生命的存在并维系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怀生命与民族振兴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是统一在文化生命的激发之中的。因而，激发文化生命就成为学校教育新价值取向的一种可能选择。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时代解读。也有人依据传统哲学概括其丰富的内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公无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厚德载物”、大丈夫气节，等等。

[2]郑永年.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EB/OL].联合早报，（2008-05-20）[2009-04-02]. 省略/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520b.shtml.

[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

[4]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4.

[5]徐友渔.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EB/OL].天益，（2008-05-13）[2009-04-02].省略/data/detail.php?id=18791.

[6]约翰•怀特.再论教育目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26.

[7]李康平.当代青少年民族精神教育的几个问题[J].江西教育科研，1997，（5）．

[8]居友.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03.

[9]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李家成.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10]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4.

第4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一年要有新的业绩、新的成就，关键是要有新观念。新观念就在于告别消极，迎来积极;告别烦恼，迎来快乐;告别遗憾，迎来希望。新观念就要有新的设计、新的企盼，锁定新的目标;有新的追求，孕育新的情结，踏上新的征程，总不能穿“新鞋”走“老路”，用“旧船票”登“新客船”，翻“老皇历”过“新日子”。

当然，新与旧是相对的，新与旧本身就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辩证法。新陈代谢，是事物的普遍规律。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明天是今天的继续。旧中孕育着新，新中又产生着旧，新旧交替，永无穷尽，这就是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历史。

新年的开端，是奔跑的起点，万物生辉的开始。新的开头，要播下新的种子，这种子充满了诗意，刻画着蓝图，孕育着未来，是收获的前奏曲。有道是，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扎扎实实地迈好第一步，乃至每一步。

在新的一年将要开端的时候，人们常常是盘点过去，掂量现在，展望未来。

2017年注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不寻常又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北京奥运璀璨夺目，神七飞天漫步太空，抗震救灾世界瞩目，两岸关系拨云见日。当然，这一年也多灾多难，年初南方风雪冰冻，五月汶川地动山摇，九月“毒奶”震惊世界，震灾雪灾毒灾灾连灾，真让我们五味杂陈，使我们更加领悟了多难兴邦的深刻内涵，我们民族由此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历经了大灾大难大悲大喜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族，更令世界刮目相看。

在全球经济还未从金融风暴的阵痛中醒来的寒冬中，迎来了2017年，这是人类迈入新世纪的第一个“9”，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5年，预示着2017年又将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一年，是一个变革与重构交织、海水与火焰交融的一年，是我们有着许多期待的一年，也是世界期待中国再创经济新奇迹的一年。2017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全球风雨飘摇，中国也不平静，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同时也蕴涵着重大机遇。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我们看到了希望、有了盼头，中国教育总网文档频道坚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逆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继续义不返顾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驶向彼岸!

改革未有穷期，我们还在路上。在前进的路上还会有风险，还会有困难。“事不避难，知难不难”。最重要的是要在困难和风险中准确判断形势，在挑战和考验中清醒把握方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增强机遇意识，善于从变化中捕捉发展机遇，在逆境里培育有利因素。这一切，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会议己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和部署。

第5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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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第6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一、情境教学法

在思想品德课堂中如何开展情境教学呢？

1. 利用实物演示情境。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一些实物演示，直观地将教材中所学内容展示出来。如，在讲解北师版九年级第八课第2站《促进民族团结》这一内容时，为了更好地理解“民族平等”这一内容，我将一张人民币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观察人民币上的文字，在学生兴趣深厚之时，我恰到好处地指出，除了汉字之外，人民币上还有蒙、藏、维、壮四种文字，这就有效地诠释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样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从而更好地帮学生理解了“民族平等”的内涵。这一实物的展示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生动化，提升了教学效果。

2. 利用表演体会情境。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以表演的形式将所学内容演绎出来，表演形式主要包括小品、相声、哑剧、角色扮演等。如，在讲解北师版八年级上第7课第2站《正确对待权利》这一内容时，我设计了一个小品表演。小品主要是围绕几位中学生在买到不合格产品之后得处理问题的态度展示，在这个小品中，几位同学分别展示了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人去砸了卖家；有人忍气吞声；有人向消费者协会举报……通过这个表演，引发学生思考讨论，其间哪些维权的方式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将课堂变得趣味化，同时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参与欲望，增强了大家的内心体验，使课堂教学更为有效。

3. 利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情境。多媒体教学情境就是利用多媒体把录音、影片，FLASH歌曲、故事、新闻剪辑片等通过音响和屏幕传授给学生。多媒体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动性、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带动学生。如，在讲解北师版九年级第10课《培育民族精神》一课时，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播放了汶川地震的视频资料，向同学们展示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场景。这段视频资料所带来的震撼是教师用语言所无法达到的，看完视频，有些同学哭了，有些学生很振奋，此时，涌动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是对祖国的爱、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体会。多媒体教学是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学会利用、善于利用。

二、自主探究法

在自主探究法运用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 教师是自主探究活动的引导者。作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发挥好引导者的作用。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探究过程的自主性不等于放任自流，不等于课堂的松散无序，教师应做好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引导学生找到活动的目标、活动的方向，为学生服务好。

2.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一定要明确，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习惯把自己作为课堂教学的权威，把自己作为课堂的核心。随着新的课程理念的不断深入，我们应当改正过去的认识，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主体性素质得到全面、和谐、充分、自由的发展，即培养学生主体独立自主的，主动积极的素质与能力，它根本区别于传统教学中忽视人格与个性发展的“服从型”人才培养观。

3. 注意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在现代生活中，交流与合作是现代人必备的能力。在自主探究教学中，我们就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我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这方面的认识，在布置学习任务时，我会考虑到学生的个人特长，有些同学负责上网搜集资料；有些同学负责组织发言稿；有些同学负责制作教学用具……于此，要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体会到合作的重要性，从而树立团队意识。

第7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论文摘要：在新一轮中职德育课改背景下，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值得实施和推广。作为德育教师，如何实施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本文作者作出了相关的思考。

新一轮中职德育课改要求德育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切实加强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在新课改背景下。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平，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情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值得实施和推广。那么怎样实施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呢?

一、正确理解小组合作学习的内涵

小组合作学习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社会心理学中的合作原理引入课堂教学。强调人际交往对于认知发展的促进功能。其基本做法是将全班学生按照性别、个性特征、兴趣爱好、智力水平、能力倾向、家庭背景、文化环境、社会联系等方面的差异组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倡导“组内合作、组间竞争”。如果教师只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坐在一起讨论。小组成员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合作，这只能算是传统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并非小组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也不应该仅仅作为调节课堂气氛的一种手段，它作为一种教学方式，应该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二、精心选择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

精心选择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是保证小组合作学习质量的前提．是关键性的第一步。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及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力水平，恰当地选择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主题的设计应该充分体现德育课改对认知、知识运用、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要求．符合德育课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三贴近”原则。教师应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中职生的思想实际、心理需求、生活环境等重新整合教材。开拓和挖掘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课，可以把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设计为“5．12地震与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等，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在心灵的感悟与震撼中真正理解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在“企业中的劳动者”这一课，可以把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设计为“当前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者”．让学生通过采访调查等小组合作学习了解当前企业最需要的是爱岗敬业、技术熟练、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劳动者，从而立志奉献社会、苦练专业本领。总之，教师设计的小组合作学习主题应该具有时代性、生成性、活动性和开放性，一定要尊重学生学习的兴趣，贴近学生发展的需要。

三、认真指导小组合作学习的进程

1．指导学生分组分工

教师指导学生分组要尽量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组合，在小组成员之间形成最大程度的差异，使小组成员在各方面形成互补。组与组之间则要尽量保持相对均衡的水平，从而保证每个小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展开公平竞争。

教师还要指导每个小组进行明确细致的分工。例如各小组设小组长，负责组织督促组员开展合作学习；设资料员，负责多渠道搜集与学习主题相关的资料；设书记员，负责及时记录整理小组各成员的学习成果，并汇总形成本小组统一的结论；设对外联络员，负责联系采访、调查、社会实践等事宜。这样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小组里展示自己的才华，既增强了责任感和成就感，又培养了团结合作精神。教师还要指导各小组内部实行角色轮换制，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不同的角色和任务，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2．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经常会有学生等待观望或盲目跟从。产生“无效合作”的尴尬。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学生还没来得及独立思考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方案。由于缺乏思维的碰撞，观点的交流，小组合作学习只能流于形式。其实，独立思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重要前提。没有独立思考的合作学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究。例如“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一课，小组合作学习的主题为“中职生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独立思考，为交流合作做好准备。在我的鼓励下，学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要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企业，有的认为要进修培训以提高学历，有的认为要在各类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有的认为要抓住创业的机遇，还有的认为要当公务员，为百姓办实事，等等。有了独立思考，每个学生才能踊跃发言，互相切磋，甚至据理力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小组合作学习才是高质量、高效率的。

3．促进学生团结合作

在竞争激烈的2l世纪．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将更多地体现在与他人的合作上。同样，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合作技能是小组合作学习成功的重要保证，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培养。

(1)教育学生树立团队意识

小组合作学习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集体协作。教师应该教育每个学生树立团队意识，以小组集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齐心协力，团结互助，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斗。

(2)教育学生学会倾听

倾听是小组合作学习的重要环节。学会倾听不仅是学会学习的需要，而且是学会交往、学会做人的需要。教师要教育学生倾听时不要随意打断别人发言．要注意听出别人的主要观点，听完后要及时评价。并发表不同意见以展开探讨。而对于别人正确的意见则要虚心接受。

(3)培养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是现代人立足社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小组合作学习特别需要每个人能准确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他人进行交流探讨。有些中职生发言不能紧扣主题，表达也不够精练，教师应该帮助其训练语言表达的技巧。还有些中职生由于自卑胆怯．不敢大胆、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教师则要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帮助其克服自卑胆怯的不良心理，并尽量为其提供获得成功的机会。

(4)培养学生人际交往的技能

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技能是一个人事业走向成功的保证。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要教育学生掌握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做到礼貌待人，真诚待人，宽容待人；教育学生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如尊重对方，赞美对方。亲和微笑，培养友情等；教育学生掌握思想沟通、情感沟通甚至心灵沟通的方法与技巧；教育学生以谦和友好的态度对待争议，求大同，存小异，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四、科学评价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

1．对各小组整体表现的评价

小组的整体表现和总体成绩是评价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基本依据。评价的指标可以划分为：各小组的学习是否认真，探究是否积极，可设立最佳态度奖；各小组内沟通是否有效，配合是否默契，可设立最佳合作奖；各小组搜集资料是否全面细致准确，可设立最佳资料奖；各小组学习心得体会、调查报告、总结发言是否科学严谨，可设立最佳成果奖。除了单项奖外，还应该对照以上指标评出各小组的总分。总之，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只有共同参与、共同奋斗、共同进步才算得上成功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

2．对各小组成员个体表现的评价

第8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相对的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自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首先提出“软实力”的理论之后，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立即接受，积极调整、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党的十七大作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党对当今时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目前，国内许多省区包括周边的云南、四川等省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战略，国内省际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拉开序幕，文化作为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的焦点已闪亮登场。

就贵州而言，“欠发达、欠开发”仍是基本省情，要凝聚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必须首先依靠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其次，发展的硬环境不“硬”、软环境不“软”仍是当前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环境立省”战略，并将这一战略置于贵州新阶段五大发展战略之首，就是要在改善全省发展环境上有新的突破。受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我省硬环境建设还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相对而言，发挥文化的力量，软环境的建设则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突破，以软补硬、促进发展。再次，我省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但我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资源环境压力大。因此我们应当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文化产业正是最佳选择。基于上述认识，我省要在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提升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

大力塑造新时期“贵州精神”是基础

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新时期贵州精神，是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贵州的具体体现。以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当前，我省正处于推进富民兴黔事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发挥文化的力量、提升贵州文化软实力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指导，大力塑造新时期贵州精神。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贵州人创造了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生产体制先驱和样板的关岭“顶云经验”， 首创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经验”，特别是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开创了毕节、安顺两个改革试验区对欠发达、欠开发地区科学发展的重要探索，充分体现了贵州人敢为人先的智慧和勇气。新时期贵州精神正是对同志当年提倡的“勇于探索，奋力进取，知难而进，坚忍不拔”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省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精神的精辟提炼和高度概括。在去年抗击雪凝灾害和抗震救灾的斗争中，全省人民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众志成城、英勇奋战，患难相恤、共渡难关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贵州精神的内涵。要善于总结汲取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去，使新时期贵州精神成为推动贵州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大力弘扬贵州特色文化是关键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离开文化的力量一个地区是不可能真正强大的。建设贵州各族群众共有的精神家园，外塑贵州形象、内聚贵州人心必须大力弘扬贵州特色文化。

深入挖掘贵州文化内涵。贵州绚丽多姿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敬重，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加上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移民省份，更增添了贵州文化“包容”的色彩。同时，贵州红色文化积淀丰厚，特别是体现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精神”，使贵州红色文化体现出了“创新”的特点。由此，贵州文化是一种生态的文化、和谐的文化、创新的文化。要深入挖掘贵州文化的内涵，抓传承、重创新，以文化增强自信心、形成凝聚力、赢得尊重、促进发展。

加强贵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继承和保护好贵州优秀的文化资源是谱写贵州文化新篇章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原则，积极加强对我省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保护和科学利用，进一步加强挖掘和整理贵州历史文化资源、文化典籍、少数民族文字典籍等工作，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代代相传、荫泽后人。进一步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使之成为贵州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加快推动贵州文化“走出去”步伐。开发和利用贵州文化资源重在创新，重在“走出去”。要不断创新文化传播的手段、内容和形式，不断推出具有贵州特色、中国气派、世界眼光的文化产品。发挥利用好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资源的宣传作用，让外界了解贵州、喜欢贵州、支持贵州，使贵州特色文化为外界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

大力发展贵州特色文化产业是途径

自省委、省政府作出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我省新的支柱产业的战略部署后，我省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发挥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促进贵州特色文化产业大发展。

推动文化与经济互动，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实践表明，文化已成为一种支撑发展的资源、赢得竞争的资本，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强调“抓文化产业就是抓经济发展”，对全省文化产业的发展一语中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要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抓好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各级文化单位发展文化产业的活力，加快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抓好重大项目带动，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产业群建设；实施精品战略，不断延伸“多彩贵州”的文化价值和品牌效应，做大做强贵州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民族民间文化的存在、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文化生态。如果文化生态遭到破坏，文化也就会随之凋零和失落。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好是我省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所在，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坚决避免破坏文化生态等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行为，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取之不尽的源泉。

第9篇：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多媒体；贯穿；思想品德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4-2117（2015）12-0133-02

科技的发展使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优势日益突出，在思想品德课中，多媒体技术能运用动静结合的画面、容量丰富的材料等让不易理解的社会现象或某个道理变得现实而富有生命力、感染力，从而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情感、兴趣等心理因素保持良好状态，促使学生品德得到升华，达成教学目标。而如何巧用多媒体，使思想品德课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而不流于形式，对盛行多媒体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媒体在教学形式上的巧用

多媒体已成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辅助手段，但象征传统课堂教学的黑板以及教师的个人魅力，却是多媒体教学无法替代的。教学中应根据每堂思想品德课的目标需要来设计和使用多媒体课件，在教学计划中只有对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选择，使之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能使课堂教学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例如，在串讲知识脉络、突出重点难点时，多媒体播放有不可逆性，重要知识点往往随着多媒体播放一闪而过，而这时教师如果把这些知识点写在黑板上，不仅便于学生记录，还起到了强化作用。

多媒体在教学环节上的巧用

在所需环节巧用多媒体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教师在运用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特征，注意课堂教学的互动性。

1.导入新课时

教师先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化无声为有声，化静为动，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克服传统教学中学生面对静态呆板的课文和板书的缺陷，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利用设置好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探讨。这样的导入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在教授七年级教材中的《创建新集体》一课时，我播放了从网络搜索到的《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首歌曲的视频画面，优美流畅、豪气十足的旋律，富有哲理的歌词，使学生很快产生了共鸣。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欣赏优美的画面，学习兴趣不断高涨。此时我就歌词提问：“为什么‘一棵小树弱不禁风雨，百里森林耐岁寒’？这首歌对我们有何启发？”学生们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感想，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网络资源的恰当运用，可以使抽象的知识生动化、具体化，使教学内容更富有吸引力，更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突破教学难点时

课程中有许多知识较为抽象，学生不好理解，借助多媒体，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教八年级教材《生命与健康的权利》一课时，为了说明生命的重要性，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真实的交通肇事案例。这是发生在山西的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一天早晨，某中学900余名学生在省道上晨跑，一辆东风牌汽车碾压过来，造成21人死亡、17人受伤。我将此事制成Flas，凄凉的画面伴随着悲伤的旋律，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使学生明白了用实际行动去关爱生命的道理。

3.活动课时

多媒体与活动课整合，既突出了多媒体的示范、指导作用，丰富了活动课内容，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与思想品德课密切相关的时政新闻，因其播报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致使学生无法准时收看，而利用网络在学生课余时间进行“新闻补报”，既解决了这一时间冲突，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多媒体在教学内容上的巧用

教师只有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手段与媒体，才能使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

选择的音像、图片等材料，要注意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利用学生耳闻目睹的现实中的真实材料，这样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又有利于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热点的时政问题和典型的材料，应以各种形式纳入思想品德课课堂教学中，使教学充满时代气息。例如，在讲授《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一课时，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从网上下载公安部门制作的法治宣传片，内容为监视器拍摄到的车祸发生时瞬间的情况，因为真实、直观的案例场景能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交通法规，生命之友”这句话。

在情境内容上则尽量呈现典型、有深度、能触发学生多维度思维可能性的信息。例如，在教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课时，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制成思想品德网页，准备了展现精神、两弹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等的典型材料，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角度的资料进行分析，但最终都归结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内涵这一目标上来。

多媒体在教学对象上的巧用

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教师必须正确处理好学生、教材内容与多媒体技术的关系，根据学生实际来制作课件，教学的设计一定要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

针对七年级学生的课件设计要尽量使其享受到学习的快乐、成功的喜悦，应多使用有意义的卡通Flash宣传片。而八、九年级的课件设计要侧重于训练学生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多角度观察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辨析能力、选择能力、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对八、九年级的学生在课件上应多使用录像或真实的照片。

多媒体是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不能在教学中占据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克服传统教学的缺点，在媒体组合使用时，应从优化效果出发，把现代教学媒体和传统教学媒体能动地结合起来，相互改革、相互开放、择优选用、取长补短，使它们成一个新的整体。只有用得好、用得巧、用得恰如其分，才能使现代教育媒体真正为教学服务，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切实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更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