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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菏泽;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住房建设;问题研究
总的看,我市对新农村建设标准进一步提高,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进一步丰富,采取的措施更加有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上下全力搞好农村住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2009年以来,菏泽市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以整村迁建、镇驻地开发为主,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积极推进农村住房建设、有序开展危房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截至到2012年底,我市共启动整村改造建设项目567个、涉及村庄995个,开工建设总户数达到231 970户,累计完成投资301.9亿元;完成危房改造102 815户, 累计完成投资63.6亿元。近年来,我市牢牢把握农村住房建设的政策机遇,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把农村住房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使各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结合我市煤矿项目建设,对压煤村统一实施搬迁,按照“征地统一补偿、农民集中安置、土地集约利用、设施配套建设”的原则,集中建设居住区。对乡镇驻地或周边村庄,按照小城镇总体规划,逐步集中建设改造成为城镇社区,并将周边村庄有条件的农户吸纳进来,既扩大了小城镇规模,又改造了“空心村”。如曹县庄寨镇丁寨社区、东明县陆圈镇陆圈村、单县李田楼中心社区实施镇边村向镇驻地聚集,集中规划建设了城镇社区。目前,丁寨社区共建设完成440户,陆圈村已开工建设500户、完成434户,李田楼中心社区共建设完成1 800户,已全部入住。野巨县今年以来,改造项目14个,涉及村庄24个,在建5 786户,完成3 269户,开工总户数9 055户,改造危房3 579户。使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呈现出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良好局面,农民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受到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单县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会议精神,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工作思路,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同时,不断加大建设力度、严格拆迁标准、认真落实优惠政策,使各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把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作为一项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强化措施,全力推进,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09年整村迁建涉及到44个村庄,计划完成6 500户,实际完成6 965户,完成投资近5.6亿元,2010年整村迁建设及127个村庄,计划户数15 000户实际完成17 000多户,完成投资13亿多元。2011年整村迁建涉及69个村庄,计划完成12 400户。几年来共完成34 365户, 节约土地6 000亩,完成投资26.8亿多元。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为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我市农村住房建设存在的问题
据调查有以下因素影响农村住房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对推进我市农村住房建设,还缺乏积极性、稳妥性;对示范村的培育力度不够,采取的形式和多种渠道住房培育试点村还需要加强。对基本达到住房标准的村,还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标准,进一步完善提高,确保真正达到标准。对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的村,还需抓紧搞好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争取农民早日入住。对开工建设的村,要切实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抓好工作建设质量。
(二) 资金投入力度相对不够。农村住房建设的难点在于资金不足,要想深入推进农村住房建设,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为此,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重点统筹各方力量,整合土地金融政策,开发区建设政策,农村住房改造政策,改水、改气、道路等方面的政策资金,特别是充分利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集中向农村住房建设尤其是重点村镇倾斜,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住房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确定的住房建设示范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够,如村村通水、通电、通路、通宽带网“四通”工程、实现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五化”等,相对达不到农村住房建设的标准;所以,要确保建一个成一个,达到农村住房建设标准,还需要努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四)物业管理不够。虽然2011年9月份以来,我市农村深入开展了居住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但全市农村相对达不到农村居住环境建设的标准;对农村物业管理,不够规范,农村物业管理“乱差”现象的根本改变还有一定距离。
(五)工作督导调度力度相对不够,详细了解农村住房建设进展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还需加大工作力度,完成农村社区住房建设的目标任务。
(六)个别地方对改造农村住房建设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标准不高。如和青岛市,滨州博兴县、滨城区,德州平原县、齐河县等地相比,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住房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认识。
(七)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建设支持力度不够。
二、加快我市住房建设平稳较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住房改造工作。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有序推进农房建设工作,继续坚持两个“聚集”(乡镇驻地周边的村逐步向小城镇聚集,距乡镇驻地较远的村适度向中心村聚集),引导更多农村适度集中建设住房,助推小城镇发展,切实提升我市城镇化水平。
(二)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住房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房建设的难点在于资金不足,要想深入推进农房建设,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为此,在资金投入方面重点是统筹各方力量,开发区建设政策,农村住房改造政策,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形成工作合力。采取经济强村自建,对部分区位优势好,经济实力强的村庄,要由政府出面,统一规划、设计方案,由群众自己选择合适的方案,依托自身实施改造。如郓城县黄安镇于楼村通过发展木材加工业,实现了群众富裕、集体增收的目的,该村统一规划建设了于楼新村。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通过发展建筑业,全村80%以上的农户从事建筑施工,群众比较富裕,该村统一规划建设了苏门楼社区。目前,于楼新村共建设完成550户,苏门楼社区已开工建设1 400户、完成900户。
(三)进一步搞好设施配套。对已经实施整村建设的项目进行“回头看”,补齐配套设施的“欠账”。同时,对目前和今后的新建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基础设施。
(四)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加强新建农村社区物业管理,配备专门服务人员,搞好安全保卫,卫生保洁,水电维修,市政设施及绿化养护等工作。
(五)要强化督导,严格考核。把将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县区城镇化工作观摩的重要内容,坚持 “一周一通报、一旬一调度、一季一观摩、年底总考核”制度。并要组织城建、国土等相关部门形成督查组,对各县区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召开座谈会,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现场解答,进一步坚定各县区搞好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的决心。
(六)进一步做好技术指导。强化对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施工的技术指导,印发农居设计图集,组织农村建筑人员进行培训,切实提高农房建设质量。市财政可以列出专项资金,印制“新农居”住宅设计图集,并进行免费发放,引导农民建设节能、环保、抗震、宜居的“百年住宅”。同时把农房集中建设改造项目纳入工程建设程序,完善各项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全程监管,在项目选址、地质勘探、建筑设计、施工组织、建材选用等环节严格把关。还要加强了对各县区农房整村改造建设现场定期拉网式检查,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七)进一步开展建材下乡。加大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建设支持力度,推进建材(水泥)下乡工作,规范运作,严格监管,保证补助资金专款专用,集中力量补助符合条件的农户。推广使用散装水泥,限制使用袋装水泥;推广塑钢中空玻璃门窗,限制使用单层玻璃窗;鼓励使用新型节能砖,尽量使用混凝土浇灌,不用预制楼板;增加外墙保温层,多建连体房,尽量少建或不建独院房。
(八)要完善政策配套,加大支持力度。要加大用地支持,对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涉及新增的建设用地,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安排上,拿出适当比例用地指标予以保障。还要规费优惠及产权的支持,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城边村和建制镇驻地村庄进行统一建设改造,用于安置农村居民的住房,按规定减免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规划区外和镇驻地以外的旧村改造、整村迁建和农民自建住房,只作备案,不收任何费用。对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涉及新增的建设用地,比照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依法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并对新建住房依法办理房屋产权证明。
(九)与土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相结合,努力实现农村社区住房建设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互动。抢抓“全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示范县”机遇,积极推进旧村改造,全市要启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工程。如曹县李路相社区、单县高韦庄镇大徐庄村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实施整村改造。目前,李路相社区共建设完成900户,大徐庄村共建设完成706户。
(十)要加强建设管理,打造样板工程。在建设农村社区住房过程中,要委托专业监理的基础上,对每处新村建设均选出村民代表对工程建设进行全程监督。在设施配套方面,从全局高度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以及周边环境建设,彻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城中村、城边村和镇驻地村的改造,纳入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范围,按照城镇社区标准进行配套;对旧村改造、合村并点新村建设,同步硬化道路,完善供排水设施,配套简易适用的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并依据周边环境最大限度的配建养老、托幼、中小学等服务设施。严格执行省市要求,把建筑节能环保要求贯穿农房建设全过程,积极推广使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和产品。
关键词:居住小区; 修建性详细规划; 旧区改造; 问题; 方法
在编制居住小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过程中,应注意规划设计的系统性、规范性、统一性,尤其通过优化居住小区的周边环境、地形道路、园林绿化、相邻建筑关系等,可提高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质量,同时考虑到城市居民期待的居住模式、居住心理等,合理掌握并运用,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增强设计观念与设计方法的适宜性,更好地营造居住小区环境,提升空间品质。
1、 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旧区改造的整体思路
根据居住小区道路运行实际情况,可分别设置南北绿化带或东西绿化带,对开放性的空间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将整个居住小区划分为多个单独的管理单元,并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确保住宅中各个院落空间的封闭性、私密性;为了减少由于外部交通而产生的干扰作用,在小区中可实行“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遵循“外向”布置原则;机动车的停车场,应采取“就近布置”方式,其结构主要为绿带和绿心相结合。
在设计方案时,除了做到基本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外,还应运用信息化手段,采用电脑模拟方法,分析不同建筑在各种布局中的日照强度,将试验结果作为最终制定规划方案的重要依据;在方案中,设计单元模型的平行道路,并分别与道路呈15°、30°;单元模型的前后保持垂直性距离,评估各种情况下的道路空间感觉、小区内部空间感觉等,将获得的数据作为方案参考。
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主要由相关单位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的具体条件等,由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负责具体编制,着眼于居住小区的长远发展。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个体利益最大化也是市场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通过法人、团体和组织共同制定规则,也具有相应的特征;关于开发地块的大小,与开发建设的方法密切相关,如果采取统一开发模式,可以适当扩大地块范围,尤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促进地区均衡性发展。如果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修改,编制机关需要对修改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客观论证,对规划地段的利害关系各方意见进行分析,对原有审批机关呈交专题报告,经过批准之后,则可制定并执行具体的修改方案。
2、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旧区改造的参数优化
合理选择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控制参数,涉及到诸多的依据和条件,包括居住小区的规划用地、区域位置、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只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且符合相应的条件要求,才能确保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人性化、合理化;对于控制规划的参数问题,应兼顾城市整体历史、文化等风格,同时体现分区的特色,实现平衡性发展;结合居住小区的气候特征,形成生态系统,发挥保护作用,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完善居住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在居住小区中设置休闲娱乐设施,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有关居住小区中不同分区的划分问题,可考虑以公共绿化带作为划分标志,公共绿化带既可以明确公共活动的区域,也可以发挥应有功能。
以居住小区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在考虑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参数时,应该综合考虑低碳理念、绿色理念,并融入到旧区改造的整体规划中,争取将社区改建产生的污染控制到最低。根据地形实际情况,再加上考虑实际的防护要求,采用多层次的绿化系统,实现点、线、面的多方覆盖;根据土地价值、经济效益、环境容量等,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对未来的容量进行预测,尽量提高指标确定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采用人口推算方法,结合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及分区规划情况,对人口、用地等提出具体要求,倡导“开放性社区”观念;实现公共设施的开放和共享,除了满足市场经济下的经营规律以外,也可发挥地区资源共享的作用;通过规划地区现状,绘制规划总平面图、竖向规划图、透视图等,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针对统一开发建设的指标,小区环境应保持基本的经济性、美观性、实用性,采取绿化处理模式,配置景观柱、水池、路灯等,遵循“动静结合”原则,保证色彩的丰富性、整体环境的趣味性。小区中的建筑工程项目,需要严格遵循国家的抗震设防要求,采取双回路输电线路模式,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设置地下变电室,提高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3、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旧区改造的具体实践
根据小区完成建设之后的实际情况,设立组织机构,收集建筑小区投入使用之后的相关资料,深入探讨小区总体规划、分布控制状况等,调查场地情况、水文地质情况,了解小区居住人数、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绘制具体的居住小区面积、建筑物位置、改造内容等。
相关人员应进行综合性评审,提出相应的解决意见,由规划主管审批,提出合理化的小区修建方案,绘制修建性详细规划道路交通规划图,确定正确的比例尺,在图中标出横断面、标高、道路交叉点、停车场用地等;在规划系统中,不同的规划阶段中任务有所区别,需要进行反复论证和修改,以确定建筑群应用的科学性;然后,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增强土地开发利用的强度,提高控制指标的有效性,将具体的节点投入使用之后,明确各个建筑群的建筑单体功能、交通联系、建筑风格、色彩关系等;在居住小区的内部,尽端路一般处于居住组团内部,但是居住小区的楼栋则结合小区道路分布来建设,以住宅组团模式为主,那么在半公共的空间内,可考虑建设用于休闲娱乐的场所,以供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强调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但是不能以此完全取替施工图的设计;对于建筑物自身来说,应明确总体规划、施工图设计、修建性详细规划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共同组成,不同建筑物承担的功能、空间距离、交通联系、建筑体量等有所不同;还应考虑到居住小区的周边情况,如建设规模、功能状况、自然条件等,还包括该地块的空间序列;将修建性详细规划作为居住小区中旧区改造的重要一部分,发挥其实用性特征,构建新形势下的绿色、生态、宜居住宅,符合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可更好地落实旧区改造目标。
总之,结合以往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体现的问题来看,应确保规划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将规划的核心内容准确表达出来。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解决措施,从整体角度为出发点,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之处,才能更好地实现旧区改造目标,发挥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龙灏,胡佳.城市旧住宅区改造方法初探[J].城市建设,2007(1)
[2]张士珍.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给水工程规划浅谈[J].山西建筑,2008(10)
[3]童娣,赵文凯.城市旧住宅区更新改造机制建议[A].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交流会,2009
[4]王晓松.城镇旧住宅更新改造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复旦大学:公共管理,2007
关键词:布局调整;乡村少年;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324-02
一、学校布局调整对乡村少年的影响
1.“不在场”的乡村少年
刘铁芳教授认为,“构成乡村文化整体的,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二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三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的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1]。这是独特的乡村文化赋予乡村少年生命以真实的乡土韵味,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乡村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农村是乡村少年成长的生活场所和精神家园,农村文化生活是乡村少年生活经验的直接来源。那么,农村文化生活理应成为乡村少年精神与人格发展的基本方面,而农村学校教育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能够培养其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追求。
乡村文化生活是乡村少年成长与生活的场域,是乡村经验与技能的来源。而随着撤点并校,乡村少年被剥离出其成长和发展的精神场域。很多地方的乡村少年不得不远离自己熟悉的乡村到远方求学,这必然导致相当数量的乡村少年与乡村生活和乡村经验相脱离,长此以往势必缺乏必要的农村生活知识和技能。因为“这些知识和技能等的养成前提是乡村学生有充足的时间与上辈人接触,而村庄学校的消失使乡村学生与上辈人在时空上形成了隔绝。”[2]乡村少年的离土导致其对于乡土文化的感情也在日渐疏离。
2.无根的存在:文化认知出现偏差
乡村少年无疑是农村文化的继承主体。因此,农村学校应该在课堂教学与学校管理两个关键环节中,积极努力地提供文化资源和空间,从而使得他们在浓厚的乡村文化生活经历和氛围中得到熏陶、成长,从而形成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意识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能力,并产生对乡村文化的积极认同和对乡土社会的无限热爱。
但在学校布局调整后,乡村少年长期接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长此以往必然产生对乡土文化的隔膜甚至鄙视。“乡村少年与乡土文化亲近性的缺失,使得乡村少年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1]。他们开始轻视甚至鄙视辛苦的劳动。但是,乡村少年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因此,乡村少年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成了文化的荒漠人。乡村少年既不能融入多元的城市文化,也不能回归质朴的乡村文化。乡村少年的文化认知出现了偏差,导致其在文化选择和判断上迷失了方向,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根的存在。
3.亲情教育的缺失
家庭是所有文化中一种基本的传承与教育机制,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学校撤并后,大量的孩子选择寄宿。寄宿制学校在解决路途遥远孩子上学难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亲情教育的缺失。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交流的工具化,不仅使得乡村少年难以感受到与长辈交流中获得的情感关怀,更重要地是在自身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缺少榜样的权威示范引领。实际上,由于长期在校,乡村少年的生活基本处于父母“不在场”的状态,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虚化”的存在。换句话说,家庭教育的文化传递作用是虚无的,家庭教育的合力作用很难形成。
家庭是儿童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家庭教育的虚化导致家庭失去了其基本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乡村少年不得不独自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同时又缺少必要的权威性人物的指引,其社会化的结果令人不堪想象。
同时,也不利于乡村少年对社会角色的理解。社会角色的习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乡村少年来说,他们的榜样往往是自己的父母,但因为长期寄宿,大大减少了与父母共同经历家庭生活的机会。这对他们成年后如何承担父亲或者母亲的社会角色是极为不利的。使得农村中小学寄宿生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关心与教育,家庭教育功能大大弱化。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使得乡村少年的精神生活越发贫乏。
4.社区场域的养育功能削弱
现居于农村的多为老人、孩子等,村民之间的交流大大减少,集体参与意识相当弱化,相互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使得农村人际关系相当淡薄。同时,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强势入侵农村,成为村民主要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都是一种私人性的文化活动,而非一种群体性的文化活动。这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文化活动所具有的集体性特征和交流,也极大地削弱了社区场域对乡村少年的人格养成和道德熏陶作用,使得乡村少年的成长失去了了解与接触乡村生活、乡村文化资源的机会。
二、解决途径
1.教材回归乡土
一方面,面对乡村少年在乡村生活中“不在场”和乡土价值在教材中的“遮蔽”事实,需要让乡村少年尽可能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从而全面孕育乡村少年的生命根基。因此,回归乡土是教材课程设计的必然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如何重新正确认识乡村文化,正确对待乡村生活方式,激活乡土文化之于乡村少年的生命意义,培养其对乡村文化的自信也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乡村少年的生活处境,合理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脚下的土地,正视个人与乡村的关系,从而促进乡村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这应该成为教材课程设计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其根本指向在于乡村生活方式的重现。
首先,教材所呈现的乡村是基于乡村少年的想象建构而成的理想化的乡村。换言之,教材应能唤起乡村少年对于乡村真善美的憧憬。这种真善美的精神必须具有现实的超越性,只有这样,美好的乡村图景才能真正植入乡村少年的生命历程之中,才能真正让乡村文化扎根乡村少年的生命意识之中。
其次,教材不能回避现实。对现实的乡村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并不意味着回避乡村文化自身的问题。如果教材不能正确引导乡村少年应对乡村的问题和困境,那么理想化的乡村景象对于乡村少年来说无异于空中楼阁,迟早是要破灭的。因此,教材应能启迪乡村少年对家乡理性的情感态度,为重建乡村生活方式打下基础。
所谓重建乡村生活方式,即是要重建乡村少年作为乡村生活主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乡村少年真实地生活于乡村场域之中。同时,实现乡村少年与乡土社会的全面互动,增强乡村少年置身乡土社会的生活体验的一种全新的新乡村生活方式。
2.教师胸怀乡土
乡村教师作为农村地区的高素质群体,一直被视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扮演着农村地区文化精英的角色。可以说,教师群体是乡村文化传递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们也有能力和责任承担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时代任务。但是,随着学校被撤并,教师这个群体也随之离开了农村。也就是说,乡村高素质人口“上移”。对于乡村文化的传递与发展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人才与文化资源的双重流失。
事实上,教师对于乡土文化的情感能够直接影响乡村少年对于乡土文化的认识。一位具备乡土情怀的乡村教师能够克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阻隔,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有益的教育资源,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乡村少年的乡土情怀。
建立一支胸怀乡土的乡村教师队伍必然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完善相关政策,提高工资待遇,鼓励和引导新教师积极投身到乡村教育中来。同时,也要挽留优秀的乡村教师。其次,在师范生教育阶段,要全面培育师范生立足乡村社会所需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怀。
3.家校合作,弥补亲情
为了弥补亲情教育的缺失,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首先,建立学校与家长的交流机制。学校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充分利用家长会、家访、电话等形式和途径建立畅通的家校合作联系机制。要积极引导家长参与到教育孩子的事业中来,要形成行之有效的教育合力,必须联合一切团结的力量。必须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设立亲情电话热线。鼓励和引导学生加强同父母的交流,在潜移默化之中感受家庭教育。
三、结语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进程是不可逆转,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好对乡村少年的消极影响是刻不容缓的。乡村少年是乡村文化建设和继承的事实主体,只有发挥各方的积极作用,才能将撤点并校的消极作用降低到最小值,农村文化建设才能保有继承和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书屋,2006,(10):45-49.
当前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已经具备了进行文化市场消费的经济能力,但是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不能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当前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繁荣乡村文化市场,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1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研究
1.1 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
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农民观念的改变,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农民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倾斜教育资源,创新农村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1]。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有:农民主体性;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外来文化的借鉴性;长期性与艰巨性。
1.1.1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1) 乡村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已经认识到教育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乡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乡村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2) 农村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
大众传播媒介是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发达的大众传播工具和通讯系统,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又是培养人的现代性的重要手段[2]。改革开放以来,电视、广播等传播工具已经在乡村社会普及,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也逐渐进入乡村社会。
1.1.2 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仍然不高
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乡村社会的居民――农民。虽然当前乡村社会发展迅速,农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素质仍然与之有较大差距。
2) 农村师资力量较薄弱。
目前农村教育水平仍然比较低,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直接影响了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教师队伍的质量不高。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在师资投入方面,一些优秀的教师人才不愿意到农村教学[3]。此外,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完全比不上城市。第三,农村继续教育发展不合理。
1.1.3 针对乡村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对策
1) 提高乡村文化主体的综合素质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加强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2) 开展乡村社区文化建设
随着乡村社区中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群众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文化,单纯地欣赏文化,而是要求主动参与各种文化形式的实践。为了满足群众这种文化参与需求,这就需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乡村社区文化建设。
1.2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现状问题
1.2.1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的现状
“十五”以来,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已经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并且逐渐形成了“民间自发型文化产业”和“政府推动型文化产业”这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同时,我国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其中汉族跟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着很大差异,而少数民族相比较有着更鲜明的特色。在文化产业方面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4]。
1.2.2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思想观念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策不完善、脱离市场;缺乏人才,文化产业对人才的要求很高,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目前的中国农村,纯文化人才较少,复合型人才更少;所有这些问题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的优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限制了本应由传统文化产业化带来的诸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城市化以及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等积极作用的发挥。
1.2.3 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的建议
1) 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乡村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本。时兴生态旅游、享受生态文化是目前国内外旅游的一大趋势。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发展文化产业是保护乡村文化生态,激活乡村文化的方式之一。
2)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5]。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可以有效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改变目前农村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农民增收缓慢的状况。
3) 搭建平台、连接市场,打通乡村文化消费渠道。要在加大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来提供农民文化消费的渠道与平台,培育和疏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渠道,实现乡村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链接,将乡村文化消费渠道平台的建设放在产业的高度来进行培育,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的繁荣。
2 结论
【关键词】乡村旅游业 文化资源 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中的文化资源指的是对游客具有独特吸引力的乡村文化,包括地方性的历史文物古迹、特色村落、丰富的民俗活动,传统的手工艺术以及具有当地传统特色的文化产品等。游客对乡村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游走于乡村历史古迹、体验乡村日常生活、感受乡村人文情怀等方式实现。由此可见,文化资源是乡村旅游中比较有特色的个性化旅游资源,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资源在乡村旅游业中的价值所在,通过对乡村旅游业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探寻有利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文化资源价值在我国乡村旅游中应用的体现
我国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文化资源,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等。这些文化资源或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体验,或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当前文化资源价值在我国乡村旅游业中的应用划分如下:
按文化资源区位状况划分:景区边缘型,主要是指依托知名景区的知名度展示特色;城市周边型,主要是指利用浑然天成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人文环境来吸引游客前来游憩度假;边远型,主要是指将传统文化特性和村寨风光相结合所形成的乡村深度旅游体验型产品,让游客体验返璞归真的传统文化情节。
按乡村旅游对象划分:民俗型,主要是指以传统的民族风俗为旅游对象,通过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民俗文化氛围和地方特色活动,达到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和发扬的目的;田园型,主要是指以农业生产活动、农村生态环境、农业文化景观为旅游对象的农家乐休闲旅游方式;居所型,主要是指以建筑形式和聚落形态为旅游对象,主要表现在聚落景观类的建筑形式;复合型,复合型旅游对产品的文化内涵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将传统文化增加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当中,才能形成复合型的经济效益。
文化资源对我国乡村旅游业产生的影响
正面影响。文化资源的应用价值可以使乡村旅游业在内容与形式上得到多元化发展;借助文化资源,乡村地区的知名度得以提升,并且促进当地旅游经济产业化发展;一些长期以来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化资源在经过合理科学的开发利用后,可以为外界打开一个了解当地民俗民风的窗口;文化资源使游客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华文化的瑰宝和根植所在,从而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
负面影响。旅游开发者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狭义和片面的理解给我国乡村旅游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少开发者急于求成,对文化资源开发过度,使得乡村旅游项目过于趋同化和商业化;多数乡村旅游地对原生文化资源保护不当甚至破坏严重,使得乡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萎缩,直至消失。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资源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业现状分析
经营者对文化资源价值的理解具有局限性,导致乡村旅游的经营范围受阻。乡村旅游地的农民,经营观念处于相对封闭和保守的状态,这就使得我国广大农村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乡村文化价值也未得到提升。加之我国的乡村旅游模式仍局限于以观光旅游为主,采用农业观光、果园采摘和农院居住等形式,文化内涵不深厚,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狭窄的旅游经营项目尚不能满足游客对独特自然生活和人文活动的体验与感受的要求。
受城市文明的冲击,乡村旅游业的商业气息过浓,导致本位文化产生变异。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不少农村地区开发后的文化资源形式与内涵相互分离,甚至背道而驰。乡村旅游业的商业气息过浓,文化资源中所蕴藏的风俗、信仰逐渐淡化或消失。有些农村地区出现旅游开发过热、过度等情况,“千村一面”、“洋村庄”等现象使得开发流于表面化和趋同化,更有质次价高的旅游纪念产品充斥市场,这些都使乡村的本位文化产生变异。
对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缺乏有效的规划与整合,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开发项目。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被开发利用,只有那些真正对人们具有吸引力并容易转化为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的文化资源才可以被开发,并有可能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具体实践中,很多经营者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准备,文化资源在开发前缺乏有效的规划与整合。从资源整合上看,开发者没能提炼出具有广泛影响、深入人心的文化精髓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形象;从开发利用上看,目前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仍呈现分散无序的状态,开发的项目大部分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形成与乡村旅游产业相配合的文化品牌。
对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缺失,造成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受阻。只有在良好的传承保护机制下,文化资源才可能具有良好的开发利用价值。而大多数乡村旅游开发者并没有把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视为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树立起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观念,没有意识到旅游开发与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因素使乡村旅游业可利用的文化资源面临枯竭,从而使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受阻。
我国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用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占总数10%左右乡镇没有文化站,不少乡镇文化站被挪作它用,村级文化设施更是几乎为零,这无疑极大地妨碍了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政府应发挥其在推进乡村旅游过程中的作用,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到农村整体建设规划当中去。乡镇文化站或者文化服务中心对农村文化的辐射作用非常大,要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建设一批村级文化活动室、文化互动专业户等,使文化真正扎根村落,深入群众。要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力度,培养传统民间技艺的接班人。
在文化保护方面,在制定相应的法律基础上,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明确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在对其进行开发的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还要聘请相关专家对其项目进行评估,防止出现随意开发,破坏文化等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制定《文化市场管理与文化产业促进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保证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行。
“以人为本”增强农民在文化资源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主观能动性。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角”,因此,要达到文化因素创造性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发展目标,就要确立当地居民在文化资源中的主体地位。“农民主体”,就是要通过文化类合作组织,让农村文化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广泛参与文化创新,进而提高保护和传承文化资源的意识。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当地的人文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展。
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并存,打造乡村文化特色品牌。各地农村应该本着“妥善保护、合理开发”的原则,依据本地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和开发能力,导入产业意识,引入创意,选择适合自身的最佳的发展路径。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的发展思路,实现城乡人才的互动,让农村的民间艺人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对农村艺术进行重点扶持,让富有民族特色的绝艺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承;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收集、整理、传承工作,通过相应的鼓励政策让相应专家或者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乡村基层,深入对民间技艺调查研究。在文化建设方面,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群众自主创新精神。以陕北安塞县为例,安塞县在当地文化开发过程中,以节庆活动为切入口,突出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风俗特色,重点打造了安塞腰鼓、陕北民歌、陕北剪纸与农民画等一批文化品牌。此外,安塞县还借助文化品牌效应和旅游开发双赢的良好局面,适时实行政策引导,鼓励民间投资发展文化旅游项目,不断提高民间文化艺术品味,打造民间艺术精华,从而使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转化成了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乡村旅游就是“农家乐”?
2008年贵州省乡村旅游收入超过105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6.1%,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声音发出了对乡村旅游质疑,何谓乡村旅游?难道乡村旅游仅是让城市居民换个地方打牌、睡觉?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田园风光、森林景观、农林生产经济活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民俗文化为基础的旅游活动。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吸引旅游者观赏、休闲、体验、健身、科考、习作、绘画、摄影、购物、度假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乡村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至于在某一乡村是开展乡村环境旅游还是乡村文化旅游,取决于该乡村的资源特征。
也就是说,乡村性和地方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挖掘独特的地方特色、形成真实的乡村氛围,这是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基本要求。
因此我们总结出乡村旅游的三个特征:观赏乡村景观,参与农事活动、感受农家生活,体验乡风民俗。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乡村旅游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事与愿违,走向了乡村旅游的反面――观赏变成走马观花;参与变成了观看表演;体验变成了同质化的重复经历。
以“农家乐”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其服务水平和服务形式比较单一,缺少深度文化内涵和与此相关的特色旅游项目,有些“农家乐”实际上就是打麻将的场所。
更有一些地方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为了吸引游客,不惜造伪民俗,将自然景区人工化,大肆破坏生态资源,以期将乡村变城镇,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乡村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旅游与镇山村社区文化的变迁
镇山村是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的一个布依族村寨,距省城贵阳21公里,距花溪11公里。镇山村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镇山村三面环水,一面枕山,自然风光秀丽,村民住房以木石结构(石墙石板屋顶或石壁石板屋顶)为主。古朴典雅,具有浓郁的布依族文化传统色彩,于1995年7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将附近的两个村与镇山村作对比,三个村的不同经济生活现状可以简单类比成镇山三个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康寨村)――半农半商(李村)――旅游经济(镇山村)。因为旅游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村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在村寨中非常明显。传统布依族文化加剧了消失速度,亲戚关系淡化,村民之间因为竞争,内部关系偏重于市场化。
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布依风情是带动镇山旅游的主要因素之一,镇山村民将渔船变成游船,以打鱼为生逐渐转变到以旅游接待为主,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兴起使社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区文化的改变。
村民反映镇山村在搞旅游业以来总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但仅仅是接待户,非接待户和接待户之间收入迥异。下寨地理位置优越,非接待户多集中在上寨,旅游未能普惠全体村民,贫富差距明显导致亲戚关系疏远。
传统布依族文化流逝急剧,村里除了石板房之外,鲜有布依民族风味。旅游产品单一,除了农家乐、游泳和麻将外,村里几乎没有其他可供游客消遣之处。工艺品基本上是从安顺批发而来,与其他旅游景区兜售的产品别无二致。
最突出的问题还有民族语言的消失。以镇山村四代人为例,第一代人(60岁以上)对布依族语言掌握和应用非常熟练;到第二代人(40~60岁),语言开始发生变化,汉语介入逐渐增加;从第三代人(20~40岁)开始,布依语已经很不熟练;第四代人(20岁以下),布依语言面临逐渐被弃置的境地。可以预见,镇山村布依族语言可能在20年之后被彻底替换成汉语――随着语言的消失,其它民族文化的内容也将随着消失,所吸收的新的语言内容也将逐渐替代原文化的要素。
旅游还带来思维模式的异化,致使村民对外界事物的接受标准首先是要在短时间内对自己产生效益。文化考察和深度体验在镇山村很难立足,大多数村民认为外来人(针对研究者)不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不太配合这方面的工作。
旅游对乡村社区文化结构的影响
镇山村是中挪合作建设的4个生态博物馆中的一个,其他的三个:堂安、梭戛、隆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问题。
四个生态博物馆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代表。
这一矛盾的局面下隐藏着一个三方甚至多方的博弈:
――遗产专家是生态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创始人,第一目的是为保护人类的多元文化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文化遗产社会价值与长远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最不能接受生态博物馆建设带来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变迁。
――遗产地地方政府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支持者,第一目的是将文化遗产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成地疗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文化遗产地方利益的捍卫者和间接经济价值的追求者,他们更多关注生态博物馆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积极支持对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开发,对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持积极态度。
――生态博物馆内的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的主人,第一目的是获得丰富的、持续的经济收入,是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短期和直接的收益人,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比较淡漠,更看重短期内的经济收入和更舒适的物质生活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有较大的―致性。
在各方博弈中,后两者的力量通常大于遗产专家的力量,使贵州生态博物馆逐渐演变成民族旅游村寨。
乡村旅游中的文化异化现象
乡村旅游的本质应该是文化的旅游,而文化旅游可能使濒于消失的乡土传统文化重新复活,也有可能让原生的文化从生产生活领域逐渐脱离出来,走向舞台表演。
目前贵州乡村旅游的文化消费,主要存在于民族民间文化旅游展演的层面,而这一展演存在着严重的异化倾向:
――在文化展演中,神圣的宗教仪式、婚姻庆典仪式、生产生活活动远离其根本的意义和功能,变成世俗生活中对外展演的内容,成为获取利益收入的工具。用于祭祀、婚庆、丧仪的各种歌舞丧失艺术本身所传达的象征意义,完全成为一种产品,服务于游客,乐者不乐、哀者不哀,神圣化消解为世俗化。
――民族民间文化在经历数千年的积淀过程中被创造,本土乡民代代相传,在创造中成为自己生活一部份,成为集体生活和生命体验的―部分,艺术创造者自然是文化的主体。外来者可以融入本土生活中,作为客体感受当地主体的艺术生活,也可以参与到当地集体艺术体验中。主人可以出于尊重客人的考虑或情感满足客人的暂时需要,但不会因为客人的到来完全改变当地神圣的宗教生活、重大庆典礼仪、生命礼仪。而文化展演过程正好颠倒主客关系,创造民族民间艺术的主体在展演中被客体化,观看者成为主体,表演者成为客体,导致主客体倒置。
将乡村旅游的文化性和原生性坚持到底
日本筑波大学人类学博士余志清是贵阳人,镇山村既是她少年时代的游乐之地,也是她从事学术研究之后的观察对象。她在惊讶于镇山村从一个安谧的布依寨子变成了―个“餐馆村”的同时,表示这样的变化消弭了她对镇山村的想象与思念。对镇山村变化失望的人不在少数,与之对应的是,镇山村在初期的旅游开发当中(1995年~1998年)经济收入高速飙升,而近几年来经济出现了滑坡态势。
镇山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有村民说:“只有苦思我们如何回归到曾经的淳朴生活中去,让游客对我们的民俗生活感兴趣,以此来拉动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镇山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的确,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不正视如何将“消除贫困、保护遗产、促进农村和谐发展”有机统―起来这一课题,同时这也是贵州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长期而严峻的挑战。在为反贫困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也如同贵州丰富的植被一样,茂盛的下面是脆弱的泥层――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些过速发展的民族村寨,已出现商业滥化和民族文化失真的现象。
关键词:乡村旅游建设模式 BOT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乡村旅游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融资渠道不畅、基础设施等制约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种实际,有学者就提出借鉴基础设施领域成功运用的BOT模式解决发展乡村旅游问题,因此,本文就乡村旅游引入BOT模式进行研究。
1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从乡村旅游在我国开始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最初的引进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开发模式,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到现在的开始对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
(1)开发主体和管理
主要从开发主体及投资、管理的角度考虑发展模式,解决乡村旅游开发如何实施的问题。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开发主体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政府、旅游开发企业和农民。
白四座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七种开发模式:农户+农户、公司+农户、公司+社区+农户、公司制、股份制、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社。郭剑英等以四川省汶川县照壁村、萝卜寨村为例,研究了这两个村庄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从而提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集体股份制和自主发展四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2)旅游开发形态
主要是从乡村旅游资源的特色吸引物或区位分布来探讨开发模式。
刘蜀凤对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乐”旅游产品开发,总结并提出了几种开发模式。从资源组合配置上来说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纯粹的农业景观为资源依托开发的“农家乐”和以农业景观和旅游景观组合资源开发的“农家乐”;从开发主体来说,有当地农户经营“农家乐”和外来投资者经营“农家乐”两种模式。
(3)发展途径
发展途径主要是从其开展的动力、成因和方法路径描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陆邦柱把我国村旅游开发模式归纳为6种:城市依托型、自然生态景区依托型、交通依托型、历史文化依托型、产业经济依托型和民俗文化依托型。
(4)区域经济与开发模式的关系
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情况如何影响开发模式的选择,主要研究欠发达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开发模式的选择。
郭淳凡,梁明珠分析了经济发达地区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后,指出了经济发达地区为乡村旅游高档次、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探讨了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股份制合作模式和“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
综上可知,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较多的实证研究,但是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总结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模式,而对如何具体的运营管理研究的较少。
2 BOT模式的国内外研究
(1)运行方式
BOT模式实际上包括了至少三种具体的建设模式:①BOT即建设-经营-移交。②BOOT即建设-拥有-经营-转让。③BOO即建设-拥有-经营。
(2)运行风险
BOT模式中合作方签署的合同众多,因而该模式风险较大,如何评估和应对风险一直是BOT模式研究的热点问题。
BOT模式金融风险方面,Boris指出金融风险表现在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两个方面。由于BOT常用于跨国投资,汇率的变化或兑现的困难也会给项目带来风险[31]。
BOT模式政治风险方面,Robert等人提出由BOT项目所在国以及参与方所在国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引起的风险统称为政治风险,它主要表现为法律风险、行为风险等[32]。
自从BOT模式有了定义后,由于它具有解决政府资金问题和实现风险转移等优点,被各国政府广泛的用于引进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张燕等和卢劲松就BOT模式运用在新农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并提出要在政府保障、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保障BOT模式在农村顺利实施。
3乡村旅游基地BOT建造模式
(1)乡村旅游基地BOT建设模式内涵
当地政府通过招投标或其他途径确定企业作为该乡村旅游基地开发项目的投资者。该企业为此项目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通过适当的渠道筹集资金和科学的规划设计建设一个以乡村景观为特色,以乡村建筑为载体,以提供休闲度假、观光体验、特色餐饮等产品为主要目地的旅游基地;在特许经营期内对项目进行独立的管理运营,通过旅游收入来清偿贷款,收回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把乡村旅游基地移交给政府。
(2)乡村旅游基地BOT建设模式特点
企业为开发经营主体。企业为开发经营主体的开发模式是指,乡村旅游地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经营的。这家企业可以由外来投资者独资建立的;也可以是政府和外来投资者以资金入股,农村集体和当地村民以资源入股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①企业独立开发模式
由当地政府通过招标形式吸引外来投资者建立乡村旅游项目公司,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运营,旅游地内所有村庄搬迁,项目公司也与旅游基地周边农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②企业独立开发运营村民参与企业工作
政府引入外来投资者成立乡村旅游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投入巨资规划建设乡村旅游基地,并独立运营.项目公司在开发中会对被征用的土地进行补偿,也会招收当地村民进入公司工作,并给予劳务报酬。
③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发模式
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发模式是指,由外来投资者、农村集体和村民合资建立旅游开发运营企业,由企业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当地村民参与运营,成为企业员工;当地农村集体和村民以所拥有的自然景观、土地等资源入股,还可以通过投资和劳动入股。
特许经营期合理。对于市政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期一般是15-20年。针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特殊性,如果特许经营期过短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投资者会为最大限度赚取利润而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如果年限过长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特许经营期的年限要合理确定。
4、小结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BOT模式运用在乡村旅游建设中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借鉴在水利、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成功运用的BOT模式解决发展乡村旅游问题,为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金方梅.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探讨――重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4),13-16
[2] 白四座.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的八种模式[H].中国旅游报,2006-05-15
[3] 郭剑英,邱云志,熊明均.初探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以汶川县照壁村、萝卜寨村为例[J].商业研究.2008(374),176-179
近几年,乡村轻喜剧通过央视及地方台热播,成为反映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值得关注的是,乡村轻喜剧的创作正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世界商业文化强力东进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乡村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同时,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在农民与乡土的密切关系受到现实社会中的商业大潮和流行文化的离间或解构时,乡村轻喜剧的主创者们萌动了强烈的怀乡情绪,以令人瞩目的文化关切的姿态,参与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工程。乡村轻喜剧致力于重建农民的精神家园,恢复农民对生活的信心,并构筑起城市对乡村的文化认同,其表现出的文化建设性值得我们重视。
一、乡村文化危机中轻喜剧的文化关切
1、“散了气的乡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部分乡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加快了奔小康的步伐。但是,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外来文化也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冲击,日益暴露出的乡村文化荒漠化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景象。
不少学者深感忧虑和痛心地指出:乡村文化面临危机。“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却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乡村文化的核心与生存方式,即所蕴涵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又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受到挑战,“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近乎荡然无存”,“乡村文化的虚化直接导致村民原子化生存与民间社会的解体,失去了既有文化的内在聚合力,乡村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利益成为彼此联系的压倒一切的纽带”,乡村文化的荒漠化致使乡村成为“散了气的乡村”。因为“乡村文化生活及社会闲暇日益金钱化、感官化以及低俗化,乡村文化不再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个‘精神家园’,不再具有丰富的内涵,也难以具有精神慰藉的功能”。“而这些危机的根本则是乡村主体——村民的文化认同危机。”认同危机导致了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
2、聚人气的轻喜剧
在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后,新农村文化建设成为新世纪文化领域的重大课题。如何宣传党的建设性农村的方针政策,反映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矛盾和阶段性成果,展现新农村建设的美丽愿景,乡村轻喜剧以令人瞩目的文化关切的姿态,参与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工程。
2003年至今,仅央视一套就在黄金时间播出了《刘老根》《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插树岭》《喜耕田的故事》《文化站长》《乡村爱情》《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金色农家》等乡村轻喜剧,多部轻喜剧由于收视喜人、观众反响热烈、社会关注度极高而拍摄了续集,而且续集更创收视率新高,被视为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奇观。不少地方电视台纷纷转播,山东、吉林等地方台乡村轻喜剧的播出更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收视热潮,重播不断。特别要指出的是,乡村轻喜剧并非只有农民喜欢,许多城市人也同样热衷于这些“土里土气”的电视剧,一些“经典”台词一度还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口头禅”。
—批具有极大创作热情和乡村情结的编导和演员为人们所熟知,成为新的乡村偶像。乡村轻喜剧的编导大多有乡村生活与离土恋乡的经历,在农民与乡土的密切关系受到现实社会中的商业大潮和流行文化的离间或解构时,萌动了强烈的怀乡情绪,并体现在对乡村题材的选择上,有着以创作乡村轻喜剧来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从而改变乡村面貌的用心。《喜耕田的故事》的编剧、导演牛建荣曾说他就是剧中的主人公喜耕田,“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又重新扎根农村,将农民的真实生活搬上荧屏,这也是我创作的自白,一个与喜耕田拥有同样情操的人的故事”。《圣水湖畔》的编剧何庆魁,这个户口还在乡村的著名剧作家每年都要回乡村走走,坐在炕头上和乡亲们聊聊天。因为他的根在乡村,回去是浇浇水。而赵本山、潘长江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他们的小品为全国观众所喜爱,他们制作和出演的乡村轻喜剧也同样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还有一批乡村轻喜剧演员也通过乡村轻喜剧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喜爱的影视明星。
二、希望的田野上轻喜剧的文化建构
1、紧扣时代主旋律描绘新农村生活画卷
乡村轻喜剧密切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主题,紧紧扣住时代前进的脉搏,折射热点、反映焦点,描绘了新农村欣欣向荣的生活画卷,具有鲜明的主旋律特色,是时代的记录载体。
电视连续剧《圣水湖畔》讲述了一群当代农民保护耕地、树立粮食安全意识的故事。电视连续剧《喜耕田的故事》通过描写一位进城务工农民喜耕田,在党的惠农政策感召下,返乡务农、建设美好家园的亲身经历故事。展现了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并提出了要转变旧观点、接受新思想的发展理念。
作为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乡村轻喜剧,乡村轻喜剧秉承“三贴近”的创作原则和描绘生活画卷的创作使命,为我们铺展开的乡村图景,既是活生生的鲜明的富有质感的乡村生活,又是寄寓了他们理想色彩的明丽的愿景。乡村不再脏、乱、差,而是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如《刘老根》中的乡村度假村,《圣水湖畔》中的乡村旅游点。农民的生活也不再乏味不堪,而是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的新生活。在《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中,我们可以看到衣着光鲜的农民和美丽的乡村风光,无论从画面色彩还是整体氛围上,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乡村的唯美和时尚。该剧主创潘长江在接受访问时就明确地表示不能用老眼光看新农村,他们现在已不再是破棉袄棉裤的贫困,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文化站长》中管文化积极组织村民举办“评选好媳妇”活动和“健身秧歌暨国标舞大赛”,也都表现了现代农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2、提振农民自信心构筑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相比于城里人而言,由于收入的差异、生活环境的不同,农民往往存在比较普遍的自卑心理,乡村轻喜剧在精神层面上关照当代农民的情感处境,凸显农民的主体性,以提振农民的自信心,倾力构筑慰藉农民心灵的精神家园。
乡村轻喜剧将农民传统的善良、勤苦、真诚等精神本质与新时期农民所具有的新观点、新思想糅合起来,成功塑造了一批充满现代气息、乐观进取的新农民形象,集中展示了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以激发农民的乡土自豪感。看《圣水湖畔》,我们记住了马莲。在她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的诚实、率直,更感受到了新时期农民所具有的现代化农业的新观念,以及执著的开拓精神。《喜耕田的故事》通过喜耕田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农民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他敢于在市长面前披露村干部的赌博现象,既表现了不畏权贵的一面,也显示了诚实的本质;他毅然留下曾失足偷驴却掌握着大棚种植技术的文生,则表现了他对知识尊重和民主意识;他以法律为武器帮助剪纸艺人王大娘讨回了剪纸作品的版权,更表现了新农民对法律的崇尚。喜耕田也有着农民的狡黠和幽默,这个有缺点但可爱的“小人物”备受观众喜爱,他身上体现出的新农民自豪感,感染着城市和乡村。
以农民为本的主题叙事,强调农民的主体性是乡村轻喜剧的主旨所在。剧中农民纷纷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翁,或出谋划策,或现身说法,共同演绎了一幕幕振奋人心的精彩好戏。前不久在央视八套收视称王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讲述了一个关于新时期农村留守女人为创造幸福生活而无私奉献和拼搏创业的故事。在男人进城打工之后,这些留守妇女没有等待依靠,而是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办起了生态养殖场,终于在坚守与坚持中迈上了增收致富之路,并吸引外出打工的男人们返乡共建美好家园。还有《金色农家》中村主任靳诚积极带领村民搞生态农业,走合作社道路,同样也都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乡村轻喜剧注重反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国农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深刻变化,其显著的群体色彩和精神品格表现为积极乐观、欢快喜悦和幽默诙谐,洋溢着祥和的气氛,构筑了慰藉农民心灵的精神家园。
3、发掘地域文化诗化乡土民俗风情
选择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题材,也就形成这些轻喜剧多元的地域文化现象,而这也是乡村轻喜剧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以及艺术魅力、社会价值所在。乡土中国的地域色彩是由丰富各异的风土人情构成的,各地极其普通的生活习俗如衣、食、住、行等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各地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中集体创造的结晶,体现了民众的心理和世界观的特点,与整个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在乡土文学中多有杰出的表现。乡村轻喜剧继承了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自觉以地域为审美对象、表现对象。而且努力展示在不断创造和变化着的地域文化,发掘未被文学艺术家充分开采的民间艺术富矿。这带来地域文化展示的新气象,丰富了乡村文化的内涵。
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乡村轻喜剧都以互不相同的地域来强化各自的新意,同时让摄影机诗意抒情般地表现这些地域风光。《圣水湖畔》导演傅百良,以流畅、唯美展现新时代乡村田园式的生活,画面表现明快而舒展,和谐又温馨。剧中的内外景的选取也有意给人一种舒适感,并让音乐适时地加以呼应,形成城市里没有,唯有乡村有的生活环境,让人不自觉地陶醉其中。乡村轻喜剧重视地域文化的自然层面与人文层面的内在联系,凸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在这里,主创人员对民俗风情最本质的把握是生活美、人情美,贯穿其中的是纯朴的文化品格。电视剧《插树岭》里的过大年,柴门外高悬的红灯笼,屋檐下挂着的沉甸甸的金黄苞米,夜晚孩子们闹腾的烟花,一个个红火的镜头推拉摇切;人们踏雪闹年的咯吱脚步声由近及远,充满浓郁关东风情的童声民谣由远及近……这一切,不仅是以画面的形式映入观众的眼帘,而且让人们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是原生态的民风、民情、民俗和浓浓的年味。
原汁原昧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语言风格成为乡村轻喜剧中地域文化的突出表征。东北乡村题材电视剧《插树岭》、《圣水湖畔》、《乡村爱情》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东北方言,凸显了东北式的幽默、风趣,还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色彩。虽然近两年的乡村轻喜剧有弱化方言色彩的倾向,但是剧中时不时冒出的几句俚语方言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三、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中重塑文化认同
1、跨越城乡:唤起共同的乡土情结
新世纪以来的乡村轻喜剧以其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着重表现乡村社会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在希望的乡土、魅力的乡土、理想的乡土上寄寓了他们的文化态度和精神想象。人们从乡村轻喜剧中感受到清新又浓郁的乡土气息,看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及“一台台鲜活的农村生活剧”,犹如当今新农村的“清明上河图”,其以超强的艺术魅力在城乡之间唤起了共同的乡土情结。
乡村轻喜剧为城里人喜闻乐见是因为其触动了他们的生命根性,激活了他们深藏的民族集体意识,唤醒了城里人对乡土的脉脉温情,这种可称为乡土情结的东西,由此而引发他们对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乡村轻喜剧展示了乡村鲜活的人生和它纯朴的文化品格,如东北乡村轻喜剧中挂在门前的火红的辣椒、黄灿灿的玉米棒子、诙谐幽默的东北乡村方言、欢快喜庆的大秧歌、激情热辣的二人转,莫不让城里人亲切地感受到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惹得城里人和“外乡人”纷纷到影视剧拍摄地去旅游,去亲身体验这种地道的乡土生活。乡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乡村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乡村精神世界的交响曲感召着他们,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乡村轻喜剧所吸引,认为接收、观看乡村轻喜剧是“必须的”(《乡村爱情》里的台词)。
2、雅俗共赏:成功地进行乡村文化对城市的传播
在乡村轻喜剧远没有如此风靡之前,荧屏上满是一些功夫武打、秘史戏说、都市言情电视剧,“看得见”的城乡文化互动更多地是以城市文化对乡村的传播为主体,乡村文化之于城市的传播则备受冷落。而在乡村轻喜剧频频亮相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因为优秀的乡村轻喜剧受到了城里人的普遍欢迎,乡村轻喜剧一时间成为向城市传播乡村文化的热媒介。
毫不夸张地说,乡村轻喜剧成功地将乡村文化带入了城市。在城市人的客厅里,乡村轻喜剧多集多部地连续热播,展示着乡土文化的原生态、土腥气,乡村人的憨厚善良、狡黠机智,民俗生活的古朴有趣、多姿多彩,乡土俚语的土得掉渣、幽默搞笑。一曲山西梆子腔正韵足,叫人心醉;两块东北手绢飞来飞去叫人眼热。就这样,乡村文化在不经意之间向城市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传播。
3、文化确认:探索乡村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乡村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一方面是现代的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大量涌入,让农民感到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又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俗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阵地,前者对后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广大乡村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如何走出一条乡村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课题。
乡村轻喜剧真实反映了现阶段乡村生活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观念冲突和矛盾纠葛,揭示了改革浪潮和新思想的传播对乡村的广泛影响而导致的深刻变革。24集电视连续剧《插树岭》讲述了一段基层干部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建设新农村的曲折、动人的故事,随着众多人物的悉数登场,各种矛盾、波澜、冲突也接踵而至,其中以马百万与杨叶青的矛盾最为突出。马百万的思想守旧,缺乏冒险精神,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是传统“家长”式的人物;而杨叶青则思想积极,勇于开拓进取,广纳意见,坚持原则,是现代“民主,’的代表。全剧以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铺陈开来,是对时下新农村建设中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交替的呼应。
尽管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但乡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是7-8亿人的生活集中地,村庄依然是农民的精神家园。乡村轻喜剧立足乡村,多从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角度,探索着城乡文化认同之路,探索着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从《刘老根》到《圣水湖畔》,从《乡村爱情》到《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乡村轻喜剧无不体现这一自觉的文化追求,从而也成为构建和谐文化的有力推手。
关键词:乡村文化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一、乡村文化离散并失去自我整合能力
乡村文化离散意味着传统社会特质的破坏,农村社会处于多变的、不稳定、不完整状态。
(一)乡村社会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乡村文化因其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据调查,当今乡村娱乐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色彩。许多地方村民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在娱乐方式上,传统与现代并存,但现代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主动。许多民间艺术要么后继无人,要么缺少市场,逐渐被城市强势文化所淹没。
在一切以金钱为价值标准压力下,乡村本土文化秩序也解体了。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而那些经济上的成功者恰恰又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乡村本土文化秩序瓦解也在意料之中了。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
(二)乡村价值空心化
由于城市化进程,乡村出现人才资源的空心化,并由此带来价值空心化。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常年或不定期脱离了农村生产实践。因为人才的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粮食种植单一化、乡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人际关系疏离、传统文化和手艺后继无人、老无所养、少无所教等后果已经日渐显现出来。因此,黄波断言,乡村不再是一个让人心灵安妥的地方,在精神层面,当下的乡村还有没有独具的价值已成疑问,当然更无法输出价值,无法成为社会中重要的一极了。
(三)乡村伦理危机
传统的乡村伦理对维系农村的社会秩序、传承中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和“非文明”会同时影响或侵蚀农村原有的文化根基,乡村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混乱、多元、模糊。
随着现代性的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逐渐被抛弃。家庭失和、邻里失信、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图名逐利日多,乡村吸引力减弱、公德操守缺乏、恣意破坏生态增多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传统价值观已不大认同或存在认同困难。但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成为当代农村主流的价值观。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历史上看,乡村文化危机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历次劫难或追捧中变得模糊了。基于现代性的追求,“城市”就会被当做是富裕、文明的象征、文化的中心,而农村则是贫穷的、野蛮的,是文化的沙漠。本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给乡村文化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浪漫,对乡村文化中的封建、愚昧、涣散、狭隘、偏执等落后思想和观念进行清理也是必然的。但是,鉴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非线性的,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三者交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是对现代的消解和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标准化、同质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而乡村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性,而且受方言、风俗习惯、等影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无形中加大了传承的难度。
第二,从文化生长的环境看,当乡土中国变成离土中国,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后,故乡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仰望。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乡村文化的解体,其核心正在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的实施,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向农村分散经营机制,村民观念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农村人际关系离散,传统伦理约束力下降。农民的流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转型中的乡村出现文化断层。三是乡村工业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那种和谐与宁静不复存在。四是现代农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现代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这种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在现代社会日渐式微。失去敬畏的乡村文化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了。
第三,从文化传播方面看,伴随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乡村文化消费已经越来越和城市同步,都市强势文化之下,乡村文化日渐萎缩。首先,从娱乐方式上看,村民过去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方式被自主的休闲方式所代替,一些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诸如耍狮子、唱大戏等娱乐活动难以开展。其次,从传播内容上看,媒体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要么太少,要么虚假。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文化高地”的信息。而真正的都市文化、现代文化并没有或未能真正走近农民,消费主义文化伴随着各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几乎所毫无悬念地占领了农村市场,乡民在这些貌似先进的强势文化面前必然会惶恐、焦虑,对自己固守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鄙视甚至完全放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一)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意义重大
首先,有利于重建农民的生活价值,解决过渡时期农民,特别是80、90后年轻农民的归宿(重要的是精神归宿)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虑到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完成城市化的时间可能还要长。其实,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农民的市民化程度也不会同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正如贺雪峰所看到的那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这就意味着农村依然是多数农民最终的归宿。
其次,有利于激发起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增强村庄的文明程度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主体,缺少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亿万农民进行精神洗礼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有缺陷的。但在各地乡村建设中,我们看到农民却在这场关切自身利益的建设中作为一个整体失语了。据中国网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但80%的人又对其内容知之甚少,还有24.8%的农民表现淡漠怀疑和悲观。对新农村建设主要靠谁,只有14.4%的受访者认为靠农民。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和政府的动员机制不到位有关,更和常年在外的农民对农村建设缺少热情和支持有关。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与一般价值体系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的先进性、超越各种局部利益的超脱性、以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其能在乡村离散文化的整合中发挥其他文化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整合乡村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规范着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和稳定秩序。因此,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从现实看,首先,中国正在向文化大国方向迈进,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统领,中国难成真正的文化大国,充其量只是世界强势文化的殖民地或市场。其次,我国是个农民人数占多数的国家,乡村建设成败既关系整个国家建设成败,也关系到广大乡村自身特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乡村文化内生乏力,各种外来文化又良莠不齐令乡村无所适从,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既不可能简单回到过去,以传统文化统领,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导向。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重建乡村文化尊严。贺雪峰在他的《乡村的前途》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大量的研究和事例表明,当今乡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相对贫困,而是到处可见触目惊心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不仅存在于物质生活水平贫穷的地去,同样也存在于物质生活比较甚至非常富裕的地区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许多地方农村生活的主宰意识形态,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重建农村的价值系统,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消费主义和享受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从而拥有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农民能够认同、接受的文化价值系统。当然,在城市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时,如何说服农民不去攀比是困难的。因此,乡村价值重建实际应该是一场全民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套正向的、积极的价值系统,乡村价值重建才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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