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原文及译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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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1985)Sebok(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connotation)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Fitzgerald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1993: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第2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话语交际；翻译理论；忠实；语境；篡谋

一、翻译的语境篡谋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1985)Sebok(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connotation)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Fitzgerald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1993: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

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可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李云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成林，周明.劳伦斯文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4]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6]Bassnett-MacGuire,SusanandAndréLefevere,eds.,Introduction:Proust''''sGrandmotherandtheThousandandOneNight:The''''CulturalTurn''''inTranslationStudies,in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C].Landon:Casell,1990.

[7]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8]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9]LohDian-yang.Translation:ItsPrinciplesandTechnique[M].Beijing:ShidaiPress,1959.

[10]Eagleton,Terry.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Minneapolis[M].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3.

[11]Hatim,BasilandIanMason.DiscourseandtheTranslator[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2]Nord,Christane.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M].Manchester:St.JeromePublishing,1997.

[13]Lemke,J.L.“Ideology,Intertextuality,andtheNotionofRegister”inJ.D.Bensonetal(eds.).SystemicPerspectivesonDiscourse,vol.1[C].Norwood:Ablex,1985.

[14]Sebeok,T.A.(ed.)EncyclopedicDictionaryofSemiotics,vols1-3[C].Berlin:MoutondeGruyter,1986.

[15]Lefevere,André.“Transaltion:ItsGenealogyintheWest,”inSussanBassnett-MacguireandAndré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C].London:Casell,1990.

[16]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

第3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一、小学语文教育中诗歌教学的意义

（一）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诗歌是华夏五千年以来民族文化的集合，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牧的《泊秦淮》，又或是再到的《沁园春·雪》，无不体现了当时当下的民族文化与精神——爱国主义。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因当时楚国贵族集团内部的腐朽作为而不为，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勇于追求真理，为国献身；杜牧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中深刻揭示了当下统治阶级的昏庸与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一代伟人，他的丰功伟绩不计其数，在他的《沁园春·雪》中，他写下豪言壮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点缀中心，大肆赞美了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革命情怀与爱国精神。正是由于这些诗歌中的精神极具感染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此类诗教内容，无疑是在无形中给学生营造了一个场景，让其能够身处其中而潜移默化的形成鲜明的爱国主义情结。

（二）增强学生的文字审美能力

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而在这最美的语言中，诗歌又正是这种美的核心体现。以目前网络上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的其中一句翻译为例，我们就能深刻体现诗歌的美。其原文为“yousaythatyouloverain，butyouopenyourumbrellawhenitrains”，译文版本有近乎十个版本，在此略举几例：君乐雨兮启伞之（离骚版）；恋雨却怕绣衣湿（七言绝句版）；江南三月雨微茫，罗伞叠烟湿幽香（七律压轴版）。这三个版本皆是以古诗词的要求翻译的，每一个版本虽然大意与原文无异，但是在意境上会给人不同的感受，同时会让人产生不同的画面感，在这样的诗歌感染下，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遐想，让自己身处在诗歌中所描绘的优美场景中，提高学生发现美的能力。同理而言，在教学革命诗歌时，学生同样也能感受到当下紧张的氛围，这就完全体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

二、优化小学语文教育中诗教内容的策略

（一）教师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并高度重视古诗词的教学

小学的课程在很多人的认知中都是相对简单的，但是从实际上而言，首先身为小学语文教师自身要有感染力，在教授诗歌的时候，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学生的激情；其次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要能够旁征博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兴趣；最后，教师要高度重视古诗词的教学，因为古诗词中蕴含了古往今来的传统文化，通过对诗歌的教学能让学生翱翔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深受其影响。在目前的小学语文诗教过程中，教师所追求的仅仅是将其译为白话文，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学态度使诗歌的教学达不到新课标要求的教学目标，学生记住的只有诗歌本身，它所体现的深层次含义并不被其理解，也就更谈不上受其感染而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养分了。

（二）以年龄特征与认知规律为基础，创设诗歌情境

小学生自身的年龄特征与认知规律决定了小学语文教育要与初高中的语文教育不同，一味地强调学生去读、去背，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由于其理解能力有限，并不能做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因此，教师应尊重这一教育规律，在诗歌教学中呈现诗歌中所提供的场景，比如在革命诗词的教学时，可以通过话剧排演的形式展示当时的场景，这样学生就能够人人参与其中，也能够最大程度地感受当下的革命先驱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或者是播放某首诗歌的历史纪念片进行直观教学，在片尾辅之以朗读音频，让学生不断地进行模仿、诵读，体会蕴含在其中的情感，以这种直观的教学形式冲击学生的感官，引起他们身心的注意，最终达到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目的。

（三）让学生多了解诗歌作者的背景及诗歌的历史背景，从而增加其共鸣感

小学语文课标中所要求的诗歌教学量并不是很多，因此，在有限的诗歌欣赏中要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诗歌所传达的精神，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要在课后做很大的努力。一方面，教师要储备足够多的素材，比如作者的背景、诗歌的历史背景等等，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为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产生这些感受；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们所要抒发的历史情感是相类似的。因此，学生只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收集资料，找到相类似的诗歌自己进行理解，同时找到规律。如此反复多次，学生不仅能够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达到多管齐下的效果。

三、结语

第4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大家小书” 编校 感悟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大家小书”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四五十种，计划到2012年年底，推出60种。这一系列的作者，都是足以垂范当代的“大家”。编辑这样的一套书，欣赏奇文，超越时空与“大家”默默对话，自有会心的快乐。然而，我更愿追溯那些临案的斟酌与踌躇，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编辑一套图书，必须了解这套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大家小书”系列图书，是一套文史类学术普及读物，收录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学术精品。这些学术精品大多篇幅短小而学术含量很高。编辑这套书与编辑个人的文集、全集不同。收入的作品，作者不同、年代不一，带有不同时代和某些个人的特征。系列图书涵括的领域众多，各学科有各自的传统、规范和术语。为了还原历史、尊重个性，在汇聚众书而成系列时，我们确定了如下编辑原则：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保留作者的风格与时代的特征；针对原有版本，不擅改，改必有由、有据；可求形式的统一，而不可求语言的一致。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编辑，似可减少难度，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费周折处。下面从内容“求真”和表达、表现优化两方面说明遇到的问题及采取的策略。

一、在“保真”的同时“求真”

力争保持原作原貌，目的就是为了“保真”。在书籍出版中，最能保真者要数影印。然而，读者并不满足原样复制，故而重排、重刻、重印，汇本、辑刊、重修，校注、集解、今译⋯⋯层出不穷。文化传承中这种“层累的历史”，就给原貌的“真”蒙上了一层面纱，“保真”的工作也就遇到不少困难。

“大家小书”收入的作品，几经流传，经过出版机构多人的编校，再加上大多数作者已故去，无法请教求证，“真”也就有些难求。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再次出版，为了“保真”，起码有一条，不能大笔一挥，随意增删更改。试看以下实例：

“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七，就是他从一岁到三十六岁的时间，这是一个成长和准备的时期。”（见《鲁迅批判》）

“这个篮子（筐）是物，也是这时女主人公身边唯一用具⋯⋯”（见《闲坐说诗经》）

遇到上面的例句，很多编辑会在“一八八一”和“一九一七”之后加一“年”字，将“唯一用具”改成“唯一的用具”。在古籍整理中，增加而多出的字算“衍”。原本可通而“衍”者，不是“保真”，是“失真”。再看以下例句：

“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不始于汉明帝⋯⋯”（见《佛教常识答问》）

“第二境是说明既入之后，从艰苦探索中得到乐趣来。”（见《词学十讲》）

遇到上面的例句，不少编辑总想将“累赘”的东西删一删才痛快，将“佛教的传入”改成“佛教传入”，将“得到乐趣来”改成“得到乐趣”。这样一来，语言不是显得更加通顺、简洁吗？但是，贸然砍削，是不是无视作者当年的语境？是不是改变了作者的风格？再看以下例句：

“欢喜用金银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见《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新的改进工作，有显明进步的，是现代花鸟画家的作品⋯⋯”（见《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在上述例句中，沈从文先生采用“欢喜”，而放弃通用的“喜欢”；采用“显明”，而放弃通用的“明显”。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倒”转过来吗？应该清楚的是，从20世纪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现代作家，他们往往采用这样的词汇。再看以下例句：

“这是何等的荒景象！”（见《词学十讲》）

“这和《诗经·秦风·蒹葭》是用的同一手法。”（见《词学十讲》）

上述例句中，作者舍用“这是何等荒的景象”，而用“这是何等的荒景象”；舍用“用的是同一手法”，而用“是用的同一手法”。今天看来，以上例句有点别扭，有的编辑因此一定要调整句子的顺序。这样的修改，还是作品原来的模样吗？

再看标点的用法。按理，撰写学术文章，作者对标点的运用，不必像文艺作品那样考究。然而，句子的长短、语言的节奏和文章的风格，都与标点有关。是原创，还是翻译？是问答式指导，还是讲座的整理？是端庄的学术研究，还是随笔性普及文章？文章的性质不同，标点运用的尺度也有一定的弹性与变通。试看以下例句：

“这，不值得我们‘共思’一番吗？”（见《红楼小讲》）

“⋯⋯是诗骚以来的传统手法，作者很巧妙地把来用在咏物词上⋯⋯”（见《词学十讲》）

例句中，“这”后的逗号要不要删去？诗骚指《诗经》和《离骚》，是否需要补全，加书名号，然后隔以顿号？又如《桥梁史话》收入了《桥名读往》、《名桥读往》两篇文章，此前的版本对其中众多的桥名加了引号。书页中，密密麻麻，布满了标点符号。猛一看，杂草丛生，不见桥的踪影！后与作者女儿沟通，征得同意，悉数删除。文章这才清爽多了。

看来，“保真”原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依据的“底本”，是作者的手稿或原有的出版物，我们怎么分得清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编辑前辈的疏漏舛误？“尽信书，不如无书。”做编辑一如做学问，要于不疑处生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大家”也有可能犯错误，我们不能因此迷信盲从，“保真”的同时还要“求真”。在编辑过程中，碰到把“冯延巳”错成“冯延已”或“冯延己”者，把“自箫声吹落云东”误成“自萧声吹落云柬”者，可以断定因形近而误，径直更改没有问题。试看以下例句：

“从《左传·哀公十年》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一点，（叶公）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见《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这里的“哀公十年”其实应为“哀公十六年”。

“阴平桥在甘肃文县⋯⋯这座桥于清代重修，是一座有名的石拱桥。”（见《桥梁史话》）

此处原文有误。阴平桥是伸臂式单孔木梁桥，建于三国时期，清雍正时重建。

二、统一中寓变化

编辑套书，要注意形式一致。大到封面、扉页、版权页、插图、序言、目录等的设计，小到书眉、页码、注释、图注等的安排，都应做好规划，力争有大致相同的面目，做到既在一个“屋檐”下，就要像“一家人”。以章节序号为例，编辑“大家小书”，套书采取“一、（一）、1、（1）、①、甲”的序号进行编排，图书因此逻辑清楚，秩序井然。同时又要寻求同中的变化。所谓变化者，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章节中采用罗马序号；如刘叶秋的《历记概述》，为方便读者，目录细到具体的书目。这都要视情况而定，不必一刀切，强求一律。

收入“大家小书”之前，《红楼梦人物论》、《金瓶梅人物》、《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漫话》等书，有的在书名中加了书名号，有的没有加。如今收入“大家小书”，要不要统一？《闲坐说诗经》作者的女儿金文男女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她就坚决反对把“闲坐说诗经”变成“闲坐说《诗经》”。于是我们对书名的呈现方式不作硬性规定。

编辑单本图书，讲求内容表达的前后统一。前后指代同一事物，该事物就应该以同一的面貌出现。然而强调统一，并非不能容忍细微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小小的变化，可以使语言摇曳生姿，显得更加简洁明快。当然，统一中寓变化，得有条件，有语境，有分寸，总之，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如承前省略，即对前文提及的名物、时间等予以简称，就可以放行。请见以下例句：

“⋯⋯这就是不点名式的指斥《金瓶梅》而言。然而，《金》书给他的启示，处处可寻⋯⋯”（见《红楼小讲》。《金》指《金瓶梅》）。

“《西安府志》云‘灞桥在府城东二十五里，隋开皇二年造’。⋯⋯《府志》又说这桥‘唐景龙二年⋯⋯’”（见《桥梁史话》。《府志》指《西安府志》）。

“⋯⋯陆柬之就没有碑刻流传下来。陆写的帖，《淳化阁帖》中所刻的和传称陆写的《文赋》、《兰亭诗》也都无款。”（见《启功的书画世界》。陆指陆柬之，非指《文赋》作者陆机）。

上述例句，作者编码的信息，读者完全可以准确解码。古人要求辞达，这样承前而省略的简称，传达信息完全没有问题。一般来说，承前而省，距离上一次的叙述不能隔得太远，最好在同一个段落，或者在同一页中出现。不然，所指不明，容易引起淆乱，读者也会坠入五里雾中。

有因文献的歧异或版本的不同，前后不一者，自然也不能强求一致。（从引文的角度言，也不能随意更改）从中，我们可以见得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或古代版本的差异与源流。

“《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晋书·天文志》：‘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之国。’”（见《中国史学入门》）

“灞河又称灞水⋯⋯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渭水’条中云：‘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见《桥梁史话》）

天狗吃月亮，是中国古代悠久的民间传说。《诗经》与《晋书》对事物的表述有异，背后其实有着时人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至于“霸桥”变为“灞桥”，古今地名中同音而转的现象非常普遍。因“灞桥”而发掘出“霸桥”，正可以上溯久远的历史典故。

还有人物称谓的变化，前后可以不同：有承前省略简称姓者，有承前省略简称名者；有突起变化称其字、号者；或冠姓而称某氏，或全名仍称某某某氏。如司马本是复姓，但古代文献中有称司马迁为马迁者。早期的翻译文章，中国人习惯用汉名音译西人，往往也因此冠汉姓而称某氏。试看以下例句：

“又叙优伶讽刺秦桧及桧死讯传来，闻者欢声如雷⋯⋯”（见《历记概述》。后“桧”，指秦桧）。

“具体说，题画的诗，几乎没有一首可以讲得清楚的，想他原来也没希望让观者懂得。”（见《启功的书画世界》。前有“山人”称谓，此处径称“”）。

以下例句是词学家对词的鉴赏，撮取其要，则是另外一种变化：

“⋯⋯进一步抒发其‘蛾眉见妒’的感慨⋯⋯”（见《唐宋词欣赏》。原词为“蛾眉曾有人妒”，此处称“蛾眉见妒”）。

“⋯⋯眼前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应有的内容⋯⋯”（见《唐宋词欣赏》。原文整篇讲述的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此处简称“京口怀古”）。

这种变化，不仅简约，甚至有修辞上的妙用。对于这种变化，千万不要为求前后表达的统一而擅自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