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论新经济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供给成本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在会计准则或相关经济法规的可选择域内，根据会计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从经济动机角度分析，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经营者激励机制、会计披露制度等。但会计信息系统是基于一定的数据处理技术手段运行的，必然要受到信息处理技术的影响，也就是说，会计信息处理技术所导致的信息供给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会计政策选择。因此，在信息化环境下，会计政策选择应当以提升信息质量为目标，遵循可靠性、相关性和完整性原则。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回顾

Watts and Zimmerman（1986） 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总结出著名的三大假设: （1） 分红计划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 有补偿计划的公司经理为扩大个人效用，更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程序, 通过将会计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以提高经理人员报酬的现值。（2） 债务契约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负债权益率越高, 公司经理越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程序，通过将会计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以避免债务契约的违约成本。（3） 政治成本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公司规模越大,越可能选择将现在的盈余递延到将来的会计程序，通过将本期会计报告利润递延到下期确认，以避免因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的管制。Watts and Zimmerman的三大假设提出以后,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检验。如Hagerman and Zmijewssi（1979）对存货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验证了政治成本假设。Dyckman and Smith（1979） 对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实了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Dhaliwal and Smith（1982）对折旧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结果与三大假设相一致。Daley and Smith（ 1983） 对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证实了分红计划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

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少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了一定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且可以接受的结论。（1）三大假设在中国不完全成立。如王跃堂（2000）研究证明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由一些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些决定因素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龚凤乾（2004）研究证明上市公司采用什么折旧方法报告收益与其总资产规模、负债权益比及股权集中度均无关系。（2）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纵。如蒋义宏（1999）研究证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标准,公司经理采取了明显的“盈余操纵”措施；徐宗宇（2000）对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表明上市公司在一级市场招股上市时, 公司经理存在操纵盈余预测行为。（3）公司治理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如唐松华（2000）认为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雇员都与管理当局订有某种合约，与这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合约就是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李姝（2003）认为上市公司与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及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构成博弈的一方和多方，出于利益和需求的动机, 各方均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并付诸实施。

综合国内研究结论，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经营者激励机制、会计披露制度等，但这些都是从经济动机角度进行的检验和论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会计信息处理技术应用所导致的会计信息供给成本角度，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分析

IAS（1975）第8号《本期净损益、基本错误和会计政策的变更》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做法等”。CAS（2006）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将会计政策定义为“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因此，本文数据统计中的会计政策仅指会计处理方法，不包含会计原则和基础；同样，会计政策变更仅指会计处理方法变更，不包含会计原则和基础的变更；在会计政策变更中仅指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不包括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国泰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库，笔者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844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2001度财务报告附注中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进行了数据统计，其中剔除了A（农、林、牧、渔业）、I（银行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3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在每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政策中，选取了核算工作量差异明显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统计，主要包括坏账准备计提、存货发出计价、低值易耗品成本摊销、固定资产折旧、债券溢折价摊销和所得费用核算等6个方面的会计政策。同时，对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6个方面会计政策的变更情况进行了追踪统计。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通过对上述上市公司6个方面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中，期末余额百分比法（19.91%）的核算工作量最小，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最低；账龄分析法（79.74%）核算工作量最大，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最高。但由于财政部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财会字[1999]35号文），选择账龄分析法的比例较高，属于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在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中，先进先出法（7.82%）的核算工作量较大，加权平均法（78.55%）核算工作量较小。在低值易耗品成本摊销方法中，一次摊销法（70.62%）的核算工作量较小，五五摊销法（27.25%）核算工作量较大。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年限平均法（分类折旧率）（99.53%）的核算工作量较小，加速折旧法（0.47%）的核算工作量较大。在债券溢折价摊销方法中，直线法（99.76%）核算工作量较小，实际利率法（0.24%）核算工作量较大。在所得税费用核算方法中，纳税影响会计法（1.90%）的核算工作量要高于应付税款法（98.10%）。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均选择了会计核算工作量较小的会计处理方法，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差。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企业会计信息化普及率还不到15%（中国信息产业分析报告，2002），会计信息的加工还主要依赖于手工技术处理，而采用手工技术处理，在选择会计处理方法时必然要考虑到会计核算工作量。假设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化普及率达到100%，但1998年6月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明确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信息化系统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仍然受制于原有手工系统下的会计政策。通过对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6个方面会计政策的变更情况的追踪统计，可以看出，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上市公司非常少，不影响依据2001年数据分析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处理技术所导致的信息供给成本的影响。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原则

尽管CAS（2006）第28号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同时也指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2）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IAS（1975）第1号《会计政策的揭示》指出：“审慎性、实质重于形式和重要性应该决定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 陈立军（2001）认为企业择定会计政策时,应遵循公认性、适用性、谨慎性和重要性原则；张鸣（2001）认为会计政策变更要符合决策有用、综合收益和成本效益要求。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环境下，尤其是在实施ERP系统的过程中，企业应当忽略会计核算工作量，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依据“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这一条件，整体评价和重新变更现有的会计政策，选择对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会计政策。

（一）可靠性原则

会计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可靠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首要标准。同一交易或事项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其产生的信息尽管都是真实的，但其可靠程度是不同的。如固定资产折旧计提，若选择年限平均法（综合折旧率），计算非常简单，但其计算的折旧费用信息非常笼统，可靠程度低；若选择年限平均法（个别折旧率），针对每一项固定资产分别计提折旧，其计算的折旧费用信息非常详尽，可靠程度高；若选择加速折旧法能够更可靠地体现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原则，但应考虑到税收政策的限制。因此，在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应当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程度出发，选择能够提供更加详尽可靠信息的会计政策，如坏账准备计提选择账龄分析法和个别认定法、存货发出计价选择先进先出法和个别计价法、固定资产折旧选择年限平均法（个别折旧率）、债券溢折价摊销选择实际利率法、所得税费用核算选择纳税影响会计法等等。

（二）相关性原则

会计政策选择应当与信息使用者的预测和决策相关，相关性是衡量会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在手工环境下，会计是基于货币计量假设，单一从价值角度，按照公认会计原则（GAAP）提供汇总数据，如按综合折旧率计提的折旧费用、按期末应收款余额百分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等。这些汇总数据一方面无法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的多样化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经过企业会计人员主观判断筛选后的信息，对所有信息使用者并非都是相关的。在信息化环境下，基于George H. Sorter（1969）的事项法会计思想，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在于提供与各种可能决策模型相关的经济事项，由信息使用者自己根据模型需要选择适用的会计数据和会计政策，进行会计数据挖掘和析取，这样不仅能提供GAAP规定的标准财务会计报告，还能提供按用户需求定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因此，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应当留给信息使用者，这样能够大大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三）完整性原则

会计政策选择应当有助于提供交易或事项的完整信息，完整性是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基础。在手工环境下，传统会计是基于Luca Pacioli（1494）的会计思想，以会计科目表作为会计数据分类标准，结合复式记账原理，通过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揭示企业会计信息的系统。传统会计采集和存储的数据是整个业务过程数据的一个子集，明细分类账和总分类账是数据汇总的中转站，所提供的明细分类账、总分类账以及高度概括的标准财务会计报告是价值有限的信息表，如信息使用者通过三栏式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除了知道客户、欠款余额外，很难知道是哪个销售业务员经办的，是销售什么产品形成的，销售数量和价格是多少，销售折扣是多少，准确的账龄结构如何，等等。自George H. Sorter（1969）提出事项法会计思想后，Bill Harper（1985）探讨了如何在会计领域运用事项管理的数据库技术，M. J. Mepham（1988）以事项管理思想构建了矩阵事件会计模型。因此，在信息化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应当是提供交易或事项的整体信息，包括价值信息和业务信息。会计政策选择应当有助于提供交易或事项的整体信息，如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不能采用综合折旧率，简单地提供当期的折旧费用信息，而应当针对每一项固定资产完整地揭示其规格、性能、原值、使用年限、预计残值率、折旧方法、当期折旧额、累计折旧额等多维信息。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跃堂．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J］. 会计研究，2000，（12）.

［2］ 龚凤乾． 我国上市公司折旧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J］. 现代财经，2004，（8）.

［3］ 颜敏，王平心，杨定泉． 自发性会计程序变更的证券市场监管效应［J］. 现代会计与审计，2005，（3）.

［4］ 申香华．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与治理创新［J］. 经济体制改革，2005，（3）.

［5］ 唐松华．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 会计研究，2000，（3）.

第2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 竞争战略 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266-02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及特征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技能，是企业长期、独立拥有的竞争优势，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新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等一系列营销过程和各种决策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优势的技术、文化和机制所决定的巨大的资本能量和经营实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如下特征：

一体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具有的比竞争对手更强更持久的某种优势、能力与知识体系，是从企业过去的成长历程中积累而产生的。因此，它是由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制度、战略、文化等，绝不是仅仅由某一个要素或某几个要素所构成，具有一体性。

价值性。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就能在提高企业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和创造价值等方面比竞争对手做的更好，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最具权威性的评判者是市场，即消费者群体，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能给目标顾客带来独特、更多、更好的价值和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满足顾客的需要，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价值。

动态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它作为支撑企业长期发展的主动力，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生命周期也远远超过了一般产品的生命周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竞争优势，总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治理模式以及企业资源等要素息息相关。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发展演变是客观必然的，也有一个产生、成长、成熟乃至衰退的过程。

独特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沉淀下来的个性化的东西，它是特定的人员组成的特定的组织、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而形成的，因此，每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无不打上该组织的特色烙印，其他组织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模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是独一无二、为企业所特有，没有被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所拥有。它不仅与企业独特的技能与诀窍等技术特性高度相关，还深深印上了企业组织管理、市场营销以及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非凡烙印。作为特定企业个性化发展过程的产物，企业核心竞争力既具有技术特性又有组织特性，企业的运作模式、营销方式、规章制度，企业员工的素质、能力、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因素共同支撑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核心竞争力很难被竞争对手完全把握而轻易复制，更难进行市场交易。

拓展性。拓展性是指企业能够从核心竞争力衍生出一系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核心竞争力有从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最终产品的延展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拓展性使企业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不仅是当前的需求，而且包括了潜在的需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有能力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一部分，影响其他能力的发挥。核心竞争力作为一种知识技能，既可以使企业在现有领域保持竞争优势，也可以通过在相关领域扩展，获得竞争优势。

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存在问题的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体上比较偏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企业缺乏战略规划。发展战略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地位是最高层面的管理，对管理者的要求也最高。笔者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众多企业缺乏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没有意识到战略在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战略管理的理念和功力，在战略规划和管理中显得力不从心，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策，如很多企业盲目进入与原产业关联不大或跨度过大的领域，结果是难以发挥企业的资金、技术、人力、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甚至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统计，企业由于轻视战略规划作用导致传统技术领域比发达国家平均落后10至15年。

2.企业知识储备及研发能力不足。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特征来看，知识是企业独具特色的技能。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核心竞争力，必然表现为对知识拥有的广度和深度，在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更显出企业竞争中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知识等无形资源的学习和积累，而在许多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文化程度偏低，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市场营销及技术与管理等复合型人才普遍缺乏，多数企业忽视市场信息、商标、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的积累与维护，忽视知识结构的重组与知识技能的提高，制约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3.企业创新机制还未形成，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还有赖于在企业内部建立一整套创新机制。包括企业价值观的更新、企业文化的培育、人才获取和使用机制、激励机制、企业创新环境、内部民主及沟通渠道、知识管理机制等。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不少企业经营者观念落后，墨守成规，惧怕风险，排斥创新，以致企业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成员对企业变革的信心和支持降低，甚至抵制，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和凝聚力弱化，企业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现阶段，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中，大多数还属于半机械化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不足10%。投入技术开发的经费约占全国研究经费的40%，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同时技术引进速度慢、开发效率低、技术人员匮乏。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发展。

4.企业过度多元化,分散企业资源。目前我国企业尚未建立起高效生产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遇到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挑战。在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不少大企业、大集团为了实现其资产规模的扩张，在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开始在本行业进行大规模收购兼并，并将投资范围扩展到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领域，盲目实施多元化经营。其后果是：横向产业跨度过宽，纵向产业链过长，核心产业虚弱，结果分散了企业的有限资源，不仅没有培育出新的利润增长点，甚至还丧失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水平要求比较高，如果运作的不好，不利于竞争，无论是产品的质量，还是企业的竞争力都无法构成实质意义上的集团企业，而只能是简单的规模扩张，难以形成长久的生命力和较强的竞争力。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通过上述对于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分析，本文将从树立核心竞争力意识、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核心技术创新力度、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4个方面阐述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1.培育核心竞争力意识。任何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企业为其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对企业所需资源的争夺战，企业竞争力是企业争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为确保企业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要有比其他对手更强的长期性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要有很强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要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思想，制定和研究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企业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一个组织长期的发展方向，企业无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基层员工，都应该认知发展战略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他们真正重视和关心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这样才可能在重视和关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在经营管理、技术、产品、销售、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特色，最终才可能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可以提高消费者效用的技术、方式、方法等，而这些就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规范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核心竞争力是成长在公司良好的土壤之中的，制度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障，改造和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使之更科学、更合理、更规范、更现代化，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所以，提高企业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企业制度创新就是要根据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地革新和完善以企业财产制度为核心的各项基本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3.加大核心技术创新力度，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企业要形成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可以说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核心技术或创造核心技术的能力主要是指企业是否有明确的优势技术和专长；优势技术和专长具有多大的独特性、难以模拟性和先进性；企业能否不断吸取新技术和信息，以巩固和发展优势技术和专长；优势技术和专长能否为企业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优势技术和专长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企业能否基于核心技术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在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在了解的前提下对现有技术进行分解、归类和整合，然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专有技术和要害技术进行研究、攻关、开发、改造，并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

4.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与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总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对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先进的企业文化对内具有凝聚人心、激发潜能、营造员工忠诚度、提高企业凝聚力和亲和力等作用，对外具有宣传、导向、提升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价值等功能。因此，企业文化被许多人认为是新时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主要包括：确立企业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员工创造公平、宽松的工作和成长环境，营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文化氛围，培养合作进取的团队精神。创造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创新机制，鼓励有利于企业文化创新的思想、行动、方案和建议，使文化创新变成一种风气，形成良好的文化创新机制。

当今企业的经营实践表明，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当今企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和培育核心竞争力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梁建军.浅谈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25）

2.李正中，智勇.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起源及内涵

第3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斯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借鉴美国 发展 新经济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时策。

1新经济的发展与内涵

    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绕后·明确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经济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大市场为塞础，创出了长达100多个月的超长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低通涨、低失业率、持续强劲增长的经济态势.使美国进人了“新经济时代”及产业调整时期，其产业结钩过去传统的三大支往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及钢铁业转到了现在以电脑讯、航天和 金融 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态。山于美国的经济信息产业的迅速突进.对基因层次生命技术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成就等.可以认定:新经济来抓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按术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 网络 经济之上的一种经济:知识经济追求的是知识创新、创成为新经济的心。而网络在经济空间的大最使川.则是新经济的最是以 现代 化高新技术产动力的新发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场霭木，成长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点，而且经济达不依赖千大规模物流为特征的物质，它依靠的是一种信息链.譬如网络传输的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生物技术传输的是笼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术的本质特征是知识与创新。

    新经济是扣对旧经济而言。说明了知识资本的形成和积篆。可以使人类支配的资该得到量和质的全面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墩长新的动力。以网络为摧础的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且还以几伺数峭长。新经济对比旧经济，其不同特征是增长动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网络及信息为增长动力:二是生产方式不同，它以集约型为主;三是交换方式不同，它以 电子 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四是经济主体交往不同。新经济趋向全球一体化;五是资薄共享。它对人类的供给适无限的、对人类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过对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网络成长的背后是微电子及 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支律;集约化生产的下面是知识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换位的互助，电子商务普及前提是信息网络平台和社会信用休系的建立，经济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味着新一轮利润再分配的起。在新旧经济更迭中。在生产力形态上，“新经济”是“泪经济俘的延仰。在生产关系形态上。新经济冲是“旧经济”的扬亦和异化.因之.没有传统的生产就没有现代方式的销鲁.没有人力的资本化就没有传统资本的退出空间，一新经济扮的腾跃踏板正是旧经济，，新们经济是扣互渗透，融合和转化的。新经济既是一种理论上对传统经济 规律 的挑战也是一种对现实经济形态的冲击，是关于经济变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经挤代表了未来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因此将逐步出现翻天贾地的交化，新经济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2美国发展新经济的启迪

美国新经济的形成约用了10年的时问.美国经济之所以新。发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为技术革命—以数字信息为伙心的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二是因为投资革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在信息科技领域的投资狂潮.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履战略.形成美国式的”新产业政策”.从70股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和设备投资作为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美国总资本存量.使资本形成规模.构成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井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标志着美国已从 工业 经济向新型的信息经济、从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其宏观经济政策已不仅是将重点放在总量的简衡上.而更注意结构阔整l创造一个有利于私营 企业 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保证政府对研究开发的充分投入.砚已成为仅次于国防投人的联邦预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碍政府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环境法制，完善领导机制.推动技术开发、应用与扩散。建设面向即世纪的支撑和泥进工商业的圣础设施.实现军事和民用产业的技术据础一体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创造以知识为纂确的新经济。工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生产成本的第一大项.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大大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使得9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即低失业与低工资并存。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饮速革新、井由它带来经济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时代.

第4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会议中心城市；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8-0085-06

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国、跨区域的经贸会议、展览活动日益频繁。据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ICCA)2007年的统计，全球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中，参加国超过4个、参加人数超过50人的国际会议有40万个，其市场价值超过2800亿美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与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会议在中国召开(王春雷等，2006)。同时，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种类型的国壬堂郴嵋椤⒄估阑疃也日益繁荣。2006年全国举办的3000多个各类展会，带动交通、酒店、通信等lO多个相关产业的收入高达1260亿元人民币(马勇，2007)。

在中国的旅游学研究领域中，虽然理论界对推动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战略建议(鞠航等，2006)，但是对于会议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本文将运用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如下问题：(1)导致中国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经济地理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2)这些因素在中国会议产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3)为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产业集聚文献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得自马歇尔开创了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的先河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种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看，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因为它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因此，研究产业集聚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克斯(Perroux，1955)运用“增长极”的概念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所谓“增长极”是指“围绕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当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并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新产业区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年意大利的社会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通过对意大利东北部(第三意大利)地区特点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并将“新产业区”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之后，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主要有皮埃尔和塞伯(Piore和Sabel，1984)、哈里逊(Harrison，1992)等。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产业区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解释。

新经济地理的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克拉格曼(Krugman，1991)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在分析工业集聚现象中取得了成功。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3)地区经济水平；(4)交通运输条件等。

2．2 会议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理论和实践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都认为会议产业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Crouch和Ritchie，1998；Rutherford和Kreck，1994)。会议产业不仅通过乘数效应迅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与会者的口碑和重复访问，推动旅游业的进步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会议产业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因而很多城市把会议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发展部门(Kim，Chon和Chung，2003)。

根据ICCA 2007年的统计数据，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举办了147次国际会议，位居2006年世界10大会议城市之首。亚洲城市中，新加坡和韩国首尔分列第3、第7位。

为什么某些城市对于会议主办方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国外，协会组织者和会议策划者是会议选址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会议目的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会议的规格，进而影响到会议的成败。对于目的地城市来说，理解协会组织的会址选择过程能够帮助他们在会议市场营销、宣传、服务等方面更具有竞争力，进而赢得协会组织的青睐(Lee和Back，2005)。因此，对于会议选址偏好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

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研究，会址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状况；(2)合适的场馆；(3)高质量的服务；(4)资金保证；(5)目的地形象；(6)旅游休闲设施；(7)安全等(Weber和Chon，2002；Crouch和Ritchie，1998；Oppermann，1996)此外，一些学者还发现价格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进而建议目的地城市运用价格战略在竞争激烈的会议市场中取得优势(Hu和Hiemstra，1996)。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目的地城市之间会议设施和服务的差异性均不显著，而休闲设施的差异性是区别目的地城市特征的关键因素(Bonn等，1994)。

关于会址选择影响因素的评价，学术界比较广泛地采用了IPA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即设定量表，请被调查者对相关因素的重要性和表现做出评价。由于IPA使用和分析都比较方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被研究者广泛使用(Baloglu和Love，2003)。

本文并不否认目的地发掘自身特色、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等是会议选址决策和与会者做出参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Co和Govers，1999)。但是此外是否还有更基本的要素导致会议 产业的集聚?

通过ICCA 2007年的会议城市排名发现，国际上排名靠前的会议城市在城市特色上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点：(1)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2)旅游资源丰富。中国会议城市的排名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旅游与会议的关系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已经有很多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是协会组织选择会议地址以及个人做出与会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Fenich，1998)。然而，对于另外一个特点，即为什么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更容易产生会议产业集聚?仅仅从旅游学的角度，通过研究会议选址过程以及采用调查表进行调研分析的方法很难得到可靠的结论。

本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因素。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对于会展产业而言，经济比较开放的地区，经济文化活动相对频繁，市场信息交流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广，会展业的确得到较快的发展优势。但是，对于造成会展产业集聚的其他因素，经济地理并没有给出解释。本研究进而将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对会展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在肯定经济地理因素会对地区会展产业初始的集聚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新经济地理的因素通过收益递增的影响对产业集聚具有增强效果。在指标设计上，本研究引入了城市级别(直辖市与非直辖市)和城市区位(沿海城市与非沿海城市)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引入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地区消费者需求、信息传播等因素衡量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此外还引入了对外开放程度指标分析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通过对10个会议中心城市的实证检验得出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3 数据来源

在样本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10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采集了近5年各城市面板数据，对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为会议产业集聚要素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所选取的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青岛、大连、天津。在这10个城市中，既包括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省会城市(杭州、成都、广州)，也包括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深圳、青岛、大连)；既包括沿海城市(青岛、大连、天津等)，也包括内陆城市(成都、重庆等)，因此，具备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统计数据限制，本研究选取了上述城市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会展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尽管由于中国会议产业发展时间不长，对于会议产业的统计和调研比较有限，因此在计量分析上本研究只能选用5年的数据，但不可否认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入研究会议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不断创造有利于会议产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实现会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研究方法

通过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理论和会议中心城市聚集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会议中心的城市集聚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Yit=α0 +α01X1i+α2X2i,t-1+α3X3i,t-i+εit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个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这是度量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变量。为了便于计量，本研究采用了某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与 10个城市的年收入均值之比。一个地区的会议产业收入份额上升了，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会议产业的集聚。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不完整，对于Yit不统一的数据本研究采取了标准化处理。X1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本研究对相应变量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使这些解释变量成为被解释变量被观察到之前已经被决定的变量，以减少模型的联立性偏误。其他希腊字母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X1――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沿海地区”和“直辖市”两个哑变量作为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1)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但另一方面会议产业对城市经济发达的要求并非绝对，因此，本研究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会展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有正的影响。

(2)直辖市哑变量(city)

中国4大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会议产业的进入，所以本研究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正的、

X2――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选取了5个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分别如下：

(3)第三产业比重(service industry)

会议产业需要住宿、餐饮、娱乐等相关产业的配套和支持，同时也拉动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本研究采用了第三产业GDP占当地GDP比重与10个城市历年第三产业比重的加权平均数的比值，衡量会议产业外部性。

(4)城市化水平(urban)

考察城市化因素对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宋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10个城市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

(5)城市交通状况(road)

考察城市交通因素对于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相关性。本研究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10个城市均值之比来代表相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6)人均GDP(pergdp)

本研究使用人均GDP对数值与各年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从而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和市场规模。

(7)信息传播能力(internet)

本研究使用该城市当年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该城市的信息传播能力水平。

X3――经济政策因素变量

第5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企业财务会计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本国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客观因素的情况直接决定了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途径和方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国企业财务会计的的不同和差异，这就使得企业财务会计这一概念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特征。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应与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协调发展。

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未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企业财务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文件。从这一概念我们不难看出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起到根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项：一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二就是使用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现如今，随着科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观、思想观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与实际的社会经济严重脱轨，甚至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求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愈演愈烈都已经说明传统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1）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所谓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靠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而来、并与其相区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识资本取代资本资产的首要地位，提高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它们取代了传统经济形态下资本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经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责任观”日益受到重视，它要求经济、高效的利用资源；三是信息高速传递，信息产业崛起为改革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提供了条件。（2）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新经济形态对企业财务会计的贡献在于它扩大了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的视野，弥补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不足，它是对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它把企业财务会计特有的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拓展到了知识的领域。一份完整的财务报告在报告之外还应该涵盖和说明与之相关的情况信息以及先关资料。其中，财务报表有报表本身及其附注两部分构成。附注是财务报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3）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的信息传输技术条件下，以报表的方式来交换信息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成为国际通用的信息传递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以数字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数字信息，一方面导致许多难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直观，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较高的素质；二是时效要求严格，企业财务会计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简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其企业财务会计的作用就越大，在企业财务会计界当中始终不变的话题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在新经济经济形态下，要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我们不但要研究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会计环境的特征，完善企业财务会计理论，还要加强企业财务会计队伍的培训，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模式之中。

第6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7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参考文献：

安虎森.2009.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陈光.2015.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6）：98102.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梁琦，李晓萍，简泽.2013.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J].统计研究，30（6）：5157.

刘海洋，刘玉海，袁鹏.2015.集群地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识别：集聚效应抑或选择效应？[J].经济学（季刊）（2）：10731092.

年猛，孙久文.2012.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8996.

孙久文，原倩.2015.“空间”的崛起及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伟.2015.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J].统计研究（7）：3236.

颜银根.2013.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从新经济地理到新新经济地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312.

杨开忠，董亚宁，薛领，等. 2016.“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第8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网络时代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与挑战，在目前国内学界所提出的优化途径中尽管有着诸多有价值的对策，但也存在着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必须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限度性;坚持“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处理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关系，帮助受教育者实现良好的“自我认同”。

一、引言

2008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2.1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职业构成结构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8.8%，而这其中文化程度本科的占16. 1%、大专占18.7%。对于紧跟时代步伐的青年学生而言，网络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以这一群体为重要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必然要将视线投向网络，“要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们在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对策的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果颇多。本文试图分析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对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二、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网络是把“双面刃”，它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大量的信息资源，使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虚拟性及开放性却也极易对人们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网络在提供一种新的教育载体的同时，更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对此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界争论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持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利的一方认为，网络中高容量的信息环境，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自由性都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资源;网络中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创建了自由对话的平台，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中那种单向式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权威主义教育模式，促进了双方信息与意见的交流，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而网络的开放性则有利于教育者在第一时间内进行真实信息的收集，进而能够作出迅速有效的预测和防范。此外，个性化的服务环境、多样化的服务平台满足了不同个体的需求，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深人人心。与此相对应的是，也有不少学者从网络的虚拟性等基本特征出发，强调了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网络世界的交往由于缺乏身体在场，从而使得交往主体脱离了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极易产生道德冲突、道德价值取向错位、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以及社会责任感弱化等不良现象。而目前的网络世界信息鱼龙混杂、多元文化夹杂其中，、迷信信息泛滥，随意的个性环境和缺乏理性的环境极易令青年学生沉酒其中，丧失自我。这些都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网络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因噎废食。库尔特·卢因说过“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人渠道或者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对此，针对网络的虚拟性、瞬时性、开放性及互动性等特征，研究者们主要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探究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途径及方法。

一方面，主张将重点放在“自律”上的学者们，提出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的要求，并推动双方的互动协作和共同建设，从而达到教育的“合力”。他们指出，教育者应由“教会顺从”的训导者转变为“教会选择”的指导者，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主动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一支专业化、高效化的网上“环保”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主动培育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增强正面宣传，引领舆论导向;教育者还应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营造健康的精神环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并完善政治环境，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此外，受教育者自身也需要自觉倡导网络“自律”精神和遵守“网络伦理”，抵制不良信息的腐蚀，积极参与营造科学的网络环境。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着重强调要从体制、法律法规的建设及加大人财物的投人、提升网络技术水平等“他律”的角度来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他律”一要靠立法的完善和及时，要加强法律法规对网络的监管，并形成制度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同时更要加大物质投人，广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更新硬件设备、提高网络技术的安全水平，净化网络空间，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还可采用实名制，并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和管理以建设有序的网络环境。而更为根本的则是要从家庭、学校、社区及传媒等大环境人手，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群策群力共创良好网络环境的大氛围。闭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针对网络社会中的多种特点，学者们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合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们深人了解网络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与帮助有着很大的价值和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观点与论争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泛泛而谈，难显实效。或由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缺乏较深人的了解，平时接触不多、研究不够;或由于缺乏有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励机制，使得目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只是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附属，重视不够。虽然广大研究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呈现出多样性及复杂性。然而目前的研究较多停留在对于现象的描述层面上，缺乏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等的深人研究，因而提出的对策也缺乏针对性，很难收到实效。一些泛泛而谈的对策显得空洞且滞后，另一些脱离网络世界关键特质的对策则只是美好的愿望。当然，这些研究也有赖于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

第二、观念陈旧，模式落后。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来，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上，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大多将其视为传统模式的一种延伸或附属。现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或原则等也大多是由传统工作方法改头换面而来。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如今的互联网世界，已非新生时对现实社会的简单虚构。虚拟社区、虚拟商店、虚拟会社等等新的名词，与现实社会的社区、商店、会社相比，他们不仅仅只是多了个“虚拟”一词，不再只是反映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更多的则是揭示出一种“异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和发展，甚至是以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和道德准则对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反讽与矫正。由此，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及时更新自我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第三、缺乏立场，随网起舞。与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头换面”直接应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对的是，一些研究者陷人了“随网起舞”的误区。面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不少人以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于是忽略了本该坚守的立场，随着网络的指挥棒乱转。网络世界虽然表现出虚拟性、匿名性等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特征，然而其终究无法脱离物理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网络交往的主体也是实实在在的人。在幻像万千的网络世界中把握其本质和规律，既要以“变”的思维和“变”的目光来审视其发展，也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沉着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教育者在思维模式上真正转变了，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新瓶装旧酒”传统思维的超越:问题中解决对策的探寻

据上所述，针对已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思索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

首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凭虚人实”，坚守“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

作为全球化最显形的投影一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网络社会，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面对的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折射。“立世德为首，立德育为先”，肩负着育人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守住“身体在场”的教育，不能“随网起舞”。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扬优抑劣，及时矫正青年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失范行为。但是须知网络生存毕竟基于现实社会，虚拟身份亦有确切所指。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遵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以化名或匿名的身份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近距离交往的同时，更要凭虚人实，做好“身体在场”的教育。即摒弃“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在适应时展的同时，自我反省、回归本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教会人们怎样与世界相处、与伙伴相处、与自身相处的实践活动。正如高德胜所说:如果学校教育能够回归本然，在教育过程中使每个人建构好自身，学会与自己交往和对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空间中迷失自我，动辄着火的缺陷。我们承认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根本不同，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质不可能完全迁移到网络空间之中，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真正的德性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持久性。学校教育要由教育引导向教育关怀转变，由读写算的技术性工具性职能向教会学生关心自己、关心他人、关心自然社会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的物品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方向转变。也惟有如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为“看不见的手”，真正做到“净化网络环境”，当好“环保工人”。

其次，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在实际教育中量力而行。

在探索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如何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转变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克服“新瓶装旧酒”的懒惰思想。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毕竟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网络空间的思维逻辑和客观规律。万维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曾阐述道:从原理上讲，要使网络成为一种普遍的资源，就必须使其毫无限制的发展。而从技术上讲，如果有任何控制中心的存在，它就会立刻成为限制网络发展的瓶颈，这样网络就永远也不会发展壮大。人出于社会关系、劳动及需要的本质而寻求人际交往，互联网最大的长处莫过于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交流、共享的需求。人们上网是为了消费信息或在娱乐、消解信息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几乎没有人上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据在大学生中调查，经常浏览网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或网页者仅占6. 8%，有时浏览者占25. 8%，偶尔浏览者占38.7，从未登陆过的占28.6%48.1%的学生从未听说过学校有关党的知识专题网站，26. 4%的学生听说未访问过，23肠的学生听说过并只在组织活动时才有2.5%的学生访问过。川这组调查数据充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的效果不佳，也对我们倡导思想政治教育占领网络阵地，引领舆论导向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毕竟网络世界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主义，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世界的逻辑规则必然会被网民所冷落。思想政治教育亦有自己的规律和前提，在强大的信息网络面前既不能“随网逐流”更不能包办一切，应该量力而行。举例来说，“实名制是反网络的，与网络的本性不符，也与大多数网络行者的需要相悖，强行推行的结果只能是毁灭网络。就好像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陌生人的世界里生活的好处是自由，没有熟人社会的处处约束，坏处是孤独和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但我们不能因为都市生活的孤独和冷漠而让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在胸前插上自己的名卡。

最后，还必须要做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帮助实现“自我认同平衡”。

第9篇：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驱动力。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成为企业迅速崛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 增长极 技术创新

伴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旨在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梳理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内，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市场竞争条件充分，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就会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均衡发展。但是，这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无从解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这些地区并不具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源禀赋，而市场力量的最终作用结果通常是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并非完全充分竞争中的市场供求关系能决定资本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极理论，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当代社会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新经济的崛起。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产业和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就被称为“增长诱导单元”，也称为“增长极”。例如，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当这种产业增加资本或者购买服务时，也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最终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引来质疑之声不断。例如，1957-1966年期间，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区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南部选取4个增长极典型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融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论有待完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没有就怎样来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推动型产业的支配效应即集聚经济的正负效应表现如何，增长极理论自身的数量、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解决进行理论推演。第二，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在该理论中经济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从考察任何空间中两个地方的各种物质流、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也就无法找到增长极的支配效应、联系效应以及分配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劳动力、技术和制度，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渗透作用则是复杂的。无论是从范围经济还是范畴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而制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保障因素，以保证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各种企业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包含忠诚信任、互惠双赢、竞争与合作的内在依存性，进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通过知识渗透和传递、人力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形成区域优势与特质。基于上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美国于1944年11月提出“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园为载体，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传奇和辉煌；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也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和渗透作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升级进行差别化竞争。

在现代社会，低成本竞争大幅度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了产品的衰退过程，促进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在“性能/价格”或产品技术含量比竞争对手更具有优势的产品，以此来占领市场份额。《全球创业观察》研究报告表明，创业创新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业创新活动水平的不同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1/3，可见，技术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和区域，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消化已形成的生产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社会的转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