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局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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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充分认识继续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我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对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强化保障支撑作用。

二、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原则

（一）政府引导。各级财政部门通过保费补贴等调控手段，协同农业、水利、气象、宣传等部门，引导和鼓励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参加保险，积极推动农业保险试点业务的开展，调动多方力量共同投入，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二）市场运作。财政投入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保险业务以经办机构的市场化经营为依托，经办机构要重视业务经营风险，建立风险预警管控机制，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自主自愿。农户、龙头企业、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各级政府等有关各方的参与要坚持自主自愿。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县（市、区）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

（四）协同推进。保费补贴政策要同农业信贷、其它支农惠农政策有机结合，以发挥财政政策的综合效应。农业、水利、气象、宣传等有关方面要对经办机构的承保、查勘、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工作给予积极支持。

三、保险试点工作方案

（一）保险品种。种植业为水稻、玉米；养殖业为育肥生猪、能繁母猪、奶牛。其中，育肥生猪保费补贴政策待省政策下发后另行下发。

（二）保险金额和费率。水稻一般灾害险和旱灾的保险金额分别为300元/亩和100元/亩，保险费率分别为5%和10%；玉米一般灾害险和旱灾的保险金额分别为292元/亩和100元/亩，保险费率分别为5%和10%；能繁母猪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头，保险费率为6%；奶牛保险金额为5000元/头，保险费率为5%。

（三）保险责任。种植业和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责任执行2007年政策。

（四）承保规模。保费测算时，各县（市、区）财政分别按种植业40%、能繁母猪100%、奶牛100%的承保面计算保费，并据此安排预算资金。

（五）保费补贴政策。各扩权试点县按川财办〔2008〕22号文件规定的补贴标准执行。非扩权试点县种植业保费分担比例为中央35%，地方财政4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0%），农民25%；能繁母猪为中央50%，地方财政3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0%），农民20%；奶牛为中央30%，地方财政3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5%），农民40%。

（六）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继续执行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所有品种的县（市、区）财政保费补贴资金从财政部门开设的中央特设资金专户划入市级开设的中央特设资金专户，由市统一拨入保险经营机构开设的“农险资金专户”。

（七）风险控制和管理。2008年风险管理和理赔支付办法按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达市府发〔2008〕35号）规定执行。

第2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第3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4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5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作者简介:贾　康(1954-),男,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观间接调控所主要依仗的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异同及协调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财政政策侧重于调结构和货币政策侧重于调总量的分工,并具体讨论了在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结合部”领域的合理协调,最后强调了优化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

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 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 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 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 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 15 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第6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在1998年第1季度后，经济发展的宏观统计数据一出来，政府遂决定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应不理想的情况下，考虑更多运用财政政策实施扩张。1998—2003年期间，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进行宏观调控，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以此实现拉动社会总需求，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增发长期国债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调整税收政策来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增加社会保障、救灾和科教领域的重点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仍然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4万亿主要用于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上。后经过两次调整，基建项目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方面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用于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所占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作用明显。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7．8％，7．6％，8．4％，8．3％，9．1％，10％，10．1％；有效扩大了对外出口和消费需求，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长率也处于6．1％～34．7％之间，说明虽面临通货紧缩状况，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乃至亚洲经济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处于低迷期的经济拉回到平稳较快增长轨道，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2％，2010年为10．3％，2011年达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长率，居民消费需求也呈现逐渐扩张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的情况看，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0年增速达到了23．3％。政政策实施期间，固定资产年投资额与递增率均呈现上升趋势。拉动经济增长，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特别是2008年后，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付诸实施，使得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达到了30．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3．1赤字问题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社会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但财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从1998年的第一轮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财政赤字问题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财政赤字年年递增，2002年更是达到了3149．51亿元。2008年以来的第二轮财政政策实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从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间，只有2007年财政是盈余的。这反映出以中央财政投资性支出为引导，地方投资性支出为配套的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了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另外，赤字财政政策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3．2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可发现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的GDP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特征：首先，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国的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0．4％和78．6％。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70．23％。国家发改委的资料证明，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电网改造的资金安排占总资金的比重达到了37．5％，而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比重只占3．75％，这样一种偏向于基础建设和重工业的投资方式，强化了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

4对策及建议

4．1国外经验借鉴

4．1．1美国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银行倒闭风潮，并且危机到了实体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失业率持续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变化率皆表现为紧缩状态。鉴于经济快速下滑，奥巴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大力投资公路和桥梁建设、大规模改造学校硬件设施、安装节能系统、在美国各地推广宽带网络应用、改善医院等设施等5个方面。另外，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年初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4．1．2欧盟联合应对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应对。财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欧盟经济、扩大内需的财政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则注重协调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尽量将各国政策措施纳入统一框架，以整合全欧盟资源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从2008年至今，欧盟的财政相关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机发生并不断恶化，欧盟在这一阶段将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上；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末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债危机，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债务危机国家和建立安全网；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强化财政纪律上。

4．1．3俄罗斯稳健财政政策俄罗斯普京政府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用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稳定财政。并设立财政稳定基金，将政府在资源丰沛期获得的一部分“超额”收入存储起来，以备资源枯竭时使用，以便化解财政收支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财政风险，保持政府预算长期稳定。出于这一目的，俄罗斯于2004年开设稳定基金。短短几年内，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为俄罗斯稳定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储备充沛的俄罗斯稳定基金有效发挥了抑制经济波动、减缓经济衰退、加速经济复苏、保障国家预算平衡、防范财政金融危机发生的积极功效。

4．2几点建议

第一，慎用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连续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会总是可持续积极的。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故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而行，政策调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间。第二，权衡短期与中长期发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考虑，调整财政政策，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局面，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系统规划，进行全面绩效管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扩大内需，以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从而带动消费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财政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5结束语

第7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第8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我国宏观调控体制

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借鉴与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宏观调控的相关知识，包括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学派，使我国从分认识到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相互关系，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国宏观调控体制主要是指我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管理，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考虑，通过各种手段，主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管理和控制，促使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作用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方式，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有着很多无法通过自身调控的不足，例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无效，对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很大波动，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资源的市场配置无法充分发挥。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调整，如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区域发展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所以，在发挥市场在配置的作用时，必须进行从宏观上进行调控，才能弥补市场经济自身的不足，使市场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从我国体制来说，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起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科学的调控分配，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益，促进社会的更加公平。当前，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经济运行中仍有很多问题存在，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实施宏观调控中，要不断改进和修改，结合实际情况，适应新环境的变化要求。

三、我国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

1、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针对我国目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取得很大的成效。对于部分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行业结构不合理、通货膨胀等问题，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减少货币供应量、消减财政赤字、减少地方债务发行规模等措施，达到对行业不合理的盲目投资问题的治理，从而道道经济结构的优化，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要注重二者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

2、及时调整财政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人员就业状况。目前，我国存在劳动力充足过剩现象，对于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财政政策及时调整，改善就业难现象。具体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建立针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培训，提升技能，保证资金的专项专用，保障未就业人员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与相关部门协商，设立专门的资金，鼓励和重点扶持一些对社会就业贡献较大的企业，并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并能逐步增加就业人员。最重要的话，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达到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3、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是社会更加公平。当前，我国税收主要针对生产和经营环节，整体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当局限。政府应该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完善相关的税收体系，对收入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当前社会巨大的贫困差距，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4、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对于金融体制，一方面是改革，一方面是完善，通过对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保证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为宏观调控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政策的引导，顺利传递到微观主体上，保证调控的效果。

5、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通过对产业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引导，保证产业发展的正确性，防止盲目跟风、重复投资现场的出现、产业政策的制定要包括很多方面，如产业结构、产业规划等内容。对于产业发展过程出现过快过热的情况时，可以积极运用金融和财政政策，合理控制，达到合理发展范围内。并通过科学的政策引导，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使整个产业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6、注重区域间资源互补。政府应该针对各区域的特点，进行优势互补，使整体得到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落后较大，但近年来，各地都纷纷上马很多项目，和地方财政相结合，区域间的竞争更大，而合作较少。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要及时控制把协调，防止地方盲目过分发展，可以在政策方面对中西部进行相应的扶持，引导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和共享，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协调共进发展。

第9篇：财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政府制度，政策效应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 工业 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 影响 发展 的全局。本文依据 现代 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 方法 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 企业 )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 分析 ，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 社会 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 自然 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 影响 ，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 经济 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 政治 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 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 理论 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 发展 ，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 分析 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 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 问题 ，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