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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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人类的思维是遵循着神学思维、玄学思维、科学思维的规律向前推进的。周有光老先生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围绕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认为：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他这里批评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但人文学科也应来自实践，也应由实践检验，也应是符合现实并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试想，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文学，一种与现实生活不沾边、对现实没有多少作用的人文学，会有谁理睬呢？不错，人文学本质是批判性的，并具有思辨性的特征。但无论是批判性也好，思辨性也好，都应言之有据，因为有据才能有理，只有有理才能评论、思辨。比如，我们批评当今我国的一些大医院丧失了公益性，而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根本。但这一结论必须有事实作依据，这不是单靠思辨就能解决的。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供了一批人文医学实证研究的成果，为我国的人文医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春风，实在催人奋进。

以人作为主体对象的人文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2]5人文学科是评价性而非描述性的，人文学科的内涵是它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的人，“人文学科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与价值观，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源。”[2]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挥人性的场所或器具。”“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自我认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人文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与攸关国计民生的以经济学为主干的社会科学明显区别开来。”[2]6因此，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也不能排斥科学，相反它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依托科学，医学人文学科的对象和基础是科学。因此，作为医学人文学科，只有与医学科学结合，将医学科学精神渗入其中，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引领医学发展方向和为医学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的作用。

这就要求医学人文学要走进医学，特别是要走进临床医学各学科的实践，走进卫生保健工作的各种实践，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学科和工作领域中的人文社会问题，找出人文与医学科学的交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充实的、与医学科学紧密结合的各医学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唤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唤对人、对生命的关爱，而是通过医学科学的各种实践体现对人和生命的关爱，而这正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软肋。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像人文医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是一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人文学科，和其上属于的母体人文学科有所不同，它更贴近实践，更依赖实践，一刻也不能脱离其立身的科学土壤。

医学人文学科能够从哪些方面吸取医学科学精神的营养呢？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关注医学发展中的新观念、新成果，及时探讨种种新观念、新成果在应用中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研究这些医学成就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将之纳入人文学的研究范围。

其次，是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引进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一些人文课题，不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要做定量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别关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新成就。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当前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面临一些争论不休的课题，如果能提供数量的分析，医学人文学的信服力与吸引力将大大提高。

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尽管人文学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对一位患者诉说病史的描述，对某一医患对话进行描述，对医生诊疗活动进行描述，并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的医学人文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人文主义的科学实验研究，也可视为人文学科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学科之—的心理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费希奈（Gustav1801年～1887年）创用实验方法，以物理刺激的变化转化为心理经验的历程；20世纪初，H.艾宾浩斯（1850年～1903年）就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记忆的研究，从那时起联想主义的心理学开始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近几年来，神经伦理学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动向，即伦理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提出了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在大脑中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伦理道德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发探讨伦理学道德认知的神经科学基础。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神经本质论，即大脑比基因更多的决定我们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这种个人身份对个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对伦理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关注的课题。类似这种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呢？

第2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人文主义；英语专业教育；视听课；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001-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然而英语专业学科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尽管我国早已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英语教育依然沿袭过去的教学方法，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滋养，抹煞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终导致教育质量下滑。另外，在市场经济和应试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英语专业教学变得越来越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其结果使英语专业变成了一个英语培训班。[1]如果这种重语言技能、偏离知识实际的教学方式不加以改变，不仅难以吸引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更不能营造良性人文环境，进行人文关怀。因此，加强外语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学生的人文修养，已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当务之急。[2]

一、转变思路——倡导人文主义教育

曲思于细者必忘其大。在语言技能训练中，把学生的精力过多地引向精微毫末，强调模仿记忆，必然会忽略学生的个性存在，忽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更多的是把学生当作一种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这有违教育宗旨及教育发展规律。因此，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指出英语专业学生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应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3]而人文主义教育恰好倡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这与我们的培养目标恰好吻合。

人文主义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人文主义教育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人文主义教育反对教育以预设的、人为的、外在的教育目的支配教育，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总而言之，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认为教育要以人为本，促成人格的完善，达成人性的全面发展，使人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二、教学实践途径——以视听课教学为例

1.矫正教育目标，培养创新精神。围绕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陆谷孙教授指出，是否可以提出“技能、思维、修养”三方面的综合要求。[4]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求教育模式从知识传授型向智慧开发型转变，摒弃以发展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认知和情商协调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的目的不应局限于培养有专业知识的人，而在于使人类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为学生启示方向，鼓励他们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人格。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对学生应达到的听力技能做了描述，却并未提及人文素质的提高，这与新大纲提出拓宽学生人文学科知识的目标不符。因此笔者在自身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除了践行大纲所做的规定外，还秉承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以视听能力为基础的语言交际能力。通过电影、电视、戏剧片断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他们将兴趣转化为稳定的学习动机，使其树立自信心，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体会语言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同时，在真实语言素材的引导下，让学生熟悉各国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了解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围绕上述教育目标，笔者对视听课教学模式及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期达到学生能力素质双提高。

2.构建“自主性”教学模式。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家罗杰斯（Rogers）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出了以教会学习为主的方法论。[5]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同，建立在自主学习基础上的课堂教学，其动力来自于学生对课堂的期待。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带着对课本、对教师的挑战来到课堂，使课堂充满求知欲和表现欲。为此，笔者在上课之前，提前告知学生下节课的上课计划，对于不在上课计划中的课本内容，要求学生课下自学。然后把课堂前十分钟拿出来，大家一起对答案。这个过程不是由老师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学生通过回答问题，报出答案，检验自己所学成果。这样做，一方面防止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肯定他们自主学习成果的过程。课堂之外，笔者鼓励学生建立学习小组，大家分享学习资料，互相帮助，然后针对各个小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行指导。这种英语教学模式变讲堂为“学堂”，强调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3.教学内容多样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人为本是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真正目的所在。虽然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规定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但笔者以为，课堂是教师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的核心场所。因此，针对目前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中出现的“强调语言技能、淡化文学教育”的现象，笔者依据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在视听课程中融入文学及文化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学作品，学生可以获得天文、地理、历史、人生等各种方面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直接经验十分有限，更多的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文学丰富的内容提供了这种可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感知、体会、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世界，其想象能力、感受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培养。

笔者在视听教学实践过程中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融入文学内容。其一，课堂上欣赏名著改编的电影片段，这样可以把学生喜欢的电影播放教学形式与文学内容有效的结合起来。以《新傲慢与偏见》为例，通过播放该片，学生再次温习了奥斯汀的名著，体会剧中人物的傲慢与偏见。另外由于该剧全部在英国外景地拍摄，所以学生看过电影之后对英国的地理地貌多了一份了解。还有，该剧导演将《傲慢与偏见》看做英国的现实主义故事，因此保留了很多原著中的对话，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18世纪末英国的贵族生活、社交礼仪等。学生普遍反映，观看影片之后对英国的历史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二，课堂上收听文学作品录音版。之前，笔者所在学校的一名美国外教每次课堂拿出15分钟给学生阅读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深受学生好评。在他的启发之下，笔者尝试在课堂上选取名著录音片段进行播放，时长为10分钟左右，听完之后以复述、评析的方式，检查学生的听力效果。这样的上课形式，让学生既练习了听力，又受到了文学作品的熏陶，一举两得。

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个人范例对于受教育者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最有效的阳光。”可见，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养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教师人格的影响。因此，作为教师，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在人文环境中汲取知识、运用知识，成为学生学习的顾问、信息来源和评估者；另一方面，教师一定要发挥“严谨治学、身正为范”的作用来感召和带动学生，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人文环境中学习知识，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将其当做普通的、对各种事物有兴趣的人，从而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人文主义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精神和教育方法，除了在教育方法上有所创新突破之外，笔者在教育精神上一直秉持这样的人文主义信念：师生之间在授业之外还有一个弘道的问题。教与学远非传递标准答案那么简单，因此教师应该不仅具有启发学生智慧的宏深学问，也能以其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成为学生们的人生导师。

在缺乏人文关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很难有一种人文的自觉，很难认识到人文在整个社会中应该具有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依靠自身的精神力量，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完善，不断追求知识，追求真善美，它为一个人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潜能。加强英语专业的人文主义教育，使学生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已经成为英语界的一个共识。笔者在英语专业视听课教学中尝试人文主义教学模式，以其对学生实施全人教育。笔者以为，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情感需求，将人文精神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起来，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使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帮助学生获取创造性地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这才是外语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何兆熊.对英语专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几点思考[J].山东外语教学，2004，（6）：3-4.

[2]张中载.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453-457.

[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陆谷孙.关于英语教学的三点杂感[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7）：1，27.

[5]张武升.罗杰斯的教学思想史[C]//田本娜.外国教学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第3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张斌贤、褚洪启等．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4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人类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与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波普尔受康德的深刻影响，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完善的科学观。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观，学术界意见不一。笔者认为，波普尔的科学观强调科学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在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处处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研究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科学观及近代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

科学观是指一定时期人们对科学及科学发展的整体认识。近代以来。科学观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融合。科学主义偏重于科学理论和语言，强调科学的纯粹性。培根的经验论和笛卡儿的唯理论奠定了这种科学观的基础，休谟则通过否定形而上学将唯科学主义科学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现实中，自然科学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它的推崇，而人的价值和意义被日益忽视。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关注人的地位和价值，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康德看到了科学主义的弊端，并试图建立人文主义科学观，他说：“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康德借助于理性的批判使人重新回归到无论物理世界还是道德世界的中心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对于形而上学解释力的不信任，他的尝试并不成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唯科学主义的发展也日甚一日。但是康德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却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建立打开了第一扇门。人文主义科学观受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指引，人文主义哲学偏重于理解人(尤其是个人)的生命，倡导人的价值。19世纪中叶产生的生命哲学、唯意志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都是人文主义哲学的代表。人文主义哲学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科学观表现为反思科学的种种不良后果，重新思考科学理性与人的关系问题，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主义科学观的代表人物有费耶阿本德、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

波普尔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仔细思索，他发现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的起源归为经验观察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康德作为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波普尔科学价值观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帮助他建立了理论先于观察的思想。波普尔认为，康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借助知识获得解放的故事”，他把康德的伦理学精神概括为：“敢于做自由的人，也尊重别人的自由”。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深深地蕴涵在他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波普尔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以及《客观知识》等，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科学观。

二、波普尔科学观的人文意蕴

在波普尔的著作中，他一直强调人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科学的本质是属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属人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

(一)借助于康德——“第一个清楚地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的理论，波普尔重新树立了人在科学知识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波普尔说“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可列入他的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出前人未曾看出的一个谜，一个问题，或一个悖论”。波普尔分析说，作为牛顿的先驱，哥白尼曾经清楚地认识到，从历史或发生的观点看，观察并不是一个人的观念的源泉。观念先产生，并且它对于解释贯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观察必须根据这些观念解释。观念是观察的前提。因此，康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他看到，那种认为牛顿的理论是从观察推出的观点是荒谬的。波普尔从直观上、逻辑上以及历史三方面分析了康德对于牛顿的批判。康德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和天文观察一样，甚至物理实验在发生上也不先于理论。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它按照它的设计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强迫大自然答复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拖住大自然的裙带，让她牵着我们走”“……未经事先周密计划作出的纯属偶然的观察，不可能……与规律相连接。而规律正是理性所探寻的东西”。

从康德的论述中，波普尔认识到我们必须从问题出发，让自然面对假说，要求自然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回答，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自然回答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科学知识得以形成和增长。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属于人的问题是科学知识增长的起源。很显然，问题恰恰是人的精神、意识积极能动的活动的结果。从问题出发这种认识是唯科学主义的禁忌，却是人文主义科学观的生动表现。

波普尔对于规律的认识与康德的态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却从康德那里找到了对假说、观念和理论的肯定。波普尔把康德那句名言，即“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稍加修改，变成了“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同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加于自然”，这就使我们不难把握这一点，即：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即是人对于科学的设想，科学源于猜想使得我们的宇宙带有我们心灵的印记。同时，波普尔还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感觉材料不再是“客观的”，“非人属性的”，我们在消化我们的感觉材料时总是主动地把我们的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加于这些材料。可见，从科学发展的一开始，它的价值就在于为人服务。

(二)错误之于科学的重要性，是科学的人性方面的重要表征

波普尔建立了科学知识可错论。即：科学源于猜想和假说，而猜想和假说是充满非理性因素的，是可错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知识的可错性是人的可错性的外延。在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人的错误往往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可证伪性的基础，即是科学分界的基础。波普尔在《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说，“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波普尔认为，“先是人，然后才是人创造了科学。既然人会犯错误。那么这种特性就会反映到科学中来，因此，科学家是会犯错误的”。由于人是可错的。我们可以不再将不可认识或者认识的错误归咎于我们之于上帝或者其他主宰者的罪恶，并彻底与权威决裂，真正从人本身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批判科学理论。波普尔认为：“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从波普尔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对错误的认识是对人性特点的全面把握，他始终在理解人性，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

(三)批判理性的建立使人的理性能力成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

“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唯科学主义的一大特征。康德对于形而上学是失望的，因而他诉诸理性，“他的哲学目的是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详加探讨，研究知识的起源、范围和界限。以便最终回答批判所关心的两大问题即自然必然性的原因和人的自由的原因”。虽然波普尔本人对于哲学同样不抱过多的信任——尽管我们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科学观。但他依然认为哲学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且我们的哲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它对我们的行为和生活的影响却常常是破坏性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通过批判来改进我们的哲学”。波普尔深刻地认识到，“人文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不是“人文科学”，即我们不能把人文主义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学科。他继承了康德的批判精神，他的科学增长模式强调要充分运用人的批判理性来推动科学发展。波普尔反对自然科学必须接受来自第一哲学的原理的学说。他认为，同纯粹数学或应用科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属于人的意见领域，因而是可以批判的。

人文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关注人的精神的成长，而这正是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的终极价值导向。波普尔说人的精神成长归功于其他人的批判，因此合乎理性就是准备倾听批判。反之。理性的批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人的精神的成长。同时可以使我们超越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从而使人避免陷入极端的、近乎唯心的人文主义。波普尔说“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理性是人性的重要内含，是人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批判理性则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的重要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普尔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

(四)波普尔的“世界3”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前提的

波普尔把知识区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所谓主观知识是“预期”和“信念”，指那些天生的意向和意向的获得和改变。包括具体的精神、气质。客观知识是由各种已知陈述组成。包括人类语言表述的理论及思想内容。客观知识被波普尔称为“世界3”，所谓的客观不是指唯物主义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指可以被主体间相互检验。“世界3”在波普尔那里是相对“世界1”和“世界2”而言的，他把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称为“世界1”：把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或许包括行为意向的世界称为“世界2”。“世界3”不是孤立的、纯粹的，“世界2”一经表述或者形成文字——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就纳入“世界3”。科学的分界完成于“世界3”。不难看出，波普尔的“世界3”中即包括了所谓的纯粹的科学。也包括那些科学观念、方法等等。波普尔认为。归纳或者演绎等规范性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人的批判理性——是批判理性，而非科学理性才相对可靠。科学不是纯粹的经验积累或者方法的演绎，而是存在理论架构的变化。这种理论架构的变化是人渗透着人的精神的。

波普尔认为知识的白板说是错误的，他的理由是在生命进化和一个有机体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必须假定具有倾向和期望形式的某种知识存在，即背景知识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背景知识的实质是人的精神成果的积累。波普尔的“世界3”存在的前提是“世界2”，并且“世界2”与“世界1”能够互动，即依靠精神、意识的力量来完成“世界3”的建构。波普尔强调精神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根据波普尔的逻辑，如果失去精神的这种联系的作用。“世界3”的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把倾向和预期归为背景知识，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与此同时。强调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继承性，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这是人文主义的要求之一。

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许会说。波普尔的“世界3”是对科学与人性的割裂。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根据波普尔的思想，“世界3”的内容不仅仅是科学。“世界3”的增长必须依赖人的意识和精神。波普尔的“世界3”如果失去了“世界2”的支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世界3”作为单独的世界加以区分恰恰是对人的创造性精神的尊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

综合来看，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具有如下特征：强调科学活动中人的主观精神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把人的自由作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不能从属于科学，科学是属人的，认识的目的在于向真理的逼近并最终使人能够认识；打消科学的优越性，一切理论都是猜测性的，是可以批判的。可见，波普尔的科学观深深地印有人文主义的烙印。

三、波普尔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当代价值

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不同于传统科学观，他反对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化、纯粹化。反对将科学的功能无限扩大。科学的起源就是“问题”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和预见。同时，波普尔的科学观又有别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他反对过分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人的中心地位，更不同意将科学与人文人为地分裂。那样既不可能也无益处。波普尔没有简单地将科学与人文糅合到一起。而是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增长方向，让我们切实地看到，无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特征还是外在表现上，科学与人文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之所以说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在波普尔的所有关于科学的思想中。都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对于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强调人文主义科学观，有助于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深层表达。科学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涵盖了理性、求真等基本原则，但却不能完整地进行反思，科学精神的目的性中缺乏对自由与发展的追求。因而科学精神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更多是功能性的，缺少终极关怀。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使人在追求真理中实现自我，而不至于使人在科学中失去自我。波普尔的科学观恰恰可以使人和人的属性充盈在科学内部以及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这既保证了科学的属人性，又使人尊重科学，不至于丧失科学性。

第二，用人文主义引领科学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科学发展的脉搏和方向。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唯科学主义将导致科学的失控或者不可知论；而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的极端形式)又使我们失去了认识能力，不利于认识的进步和对世界的改造。人文主义所包涵的东西，如果用波普尔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更多的是不可反驳的价值标准性的东西，因而，它无所谓科学与否。然而，毕竟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科学认识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精神的成长。因此，在科学认识问题上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用人文主义精神引领科学认识。波普尔的科学观把人的价值深藏于科学结构内部，让人的精神与科学一道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第5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希腊神话；英美文学；影响

一、希腊神话的来源和地位

神话作为早期各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不仅是早期文化的起源，也为后代文士创作文学提供了写作灵感和参照范本。每个民族的神话故事都凝聚了当代民族的文化特点和精神。神话虽然在文字叙述上粗陋，但是它的独有性往往展示了每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模式以及那令人叹为惊止的审美。其中作为西方文化源泉的古希腊文明与希腊神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与众不同的希腊神话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于古希腊诗人荷马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巨作中。14世纪到16世纪在欧洲由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两大阶级进行了一场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古希腊文化在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中被重新搬上历史的舞台，开始再一次受人们厚爱。古希腊神话蕴含着童年时期自由自在的意念、自我的认知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其中人本意识是希腊神话的重要呈现，同时也是欧洲文学的关键所在。古希腊神话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史，特别是在欧洲文学史上，都据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希腊神话的特点

希腊神话之所以能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占据着主要位置，并对英美文学产生深远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希腊神话自身所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特有的文化艺术魅力。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定神，并将神进行人性化，古希腊人将理想中人的完美形态赋予了神，让神具有人的一切情感和美好品德，神与人的最大区别就是神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所不能的能力，而人却要经历生老病死，人是脆弱的。人们将自己心中的向往寄托于神，开始崇敬神，以求得到神的帮助，在古希腊神话中，对于人类本性的弱点提出了批判，告诉世人正是由于人类本性的弱点造就了一些可悲的事情。虽然人们对于神十分的崇敬，但是人们只是将其当做精神的寄托，并不是过分的将其作为道德的权衡标准。从中不难看出，希腊神话中的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除了赋予神人性化外，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希腊神话也有着文学特点。希腊神话作为早期的文学表达方式，其写作手法、故事内容和审美角度都有着其独特的吸引力。通过将浪漫主义融入其中，并借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将神形容的有声有色。希腊神话中的神其实也是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完美而具有哲理的话语阐述着神化的现实，神话故事通过介绍人类的发展、神的存在和天上神们的日常与情感，为人们展示着这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主体，有着极高的艺术含量，古希腊人通过自己独有的审美向世人讲述了神界的纷争和邪恶，同时也向人们描述了大自然的和谐美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美的追求。古希腊人因追求美的极致创造了神，希腊神话将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遐想和实际等融为一体，这是人们那所独有的审美观所创造的，是绝无仅有的。

三、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在早些时候，人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关注的是自己内在的感觉。出现的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神代替解释，神因此被创造了出来。神虽然外形和人是一样的，但是神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古希腊人借用神来实现自我的解放，神所具有美好生活和超能力都是人本位意识体现。在希腊神话中，也存在了较多与神一样的人类英雄，这些英雄的创造也是希腊神话的特点，就是人们对英雄的推崇。这些英雄人类为了荣誉、爱情和亲情与命运做着斗争，从这一点也表现出了古希腊人多人自然和个体性的尊重。古希腊人将人本主义和自我认知通过神和英雄表达的淋漓尽致，对英美文学的具有极大的意义。英美文学将人本认知和自由意念作为主要思想，为文学创作供应了无穷尽的写作素材，希腊神话中追寻自由和宣扬个性推动人们对于自身价值和意义进行探寻，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将人文作为主要思想，坚定以人为主，通过努力确定人存在的意义。文艺复兴活动就是对人性和人格的肯定和维护，倡导人人平等，反对封建思想，这种人文思想正是出自于希腊神话中人本主义和自我认知，其中还含有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文艺复兴是英美文学的巅峰所在，将人文主义推向了最高峰，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作家通过希腊神话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

第6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1回归人文是当代医学面临的迫切课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由于遵循生物医学发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无论是就现代医学的诊疗思想、许多诊疗技术的实际运用,或是从保健政策的宏观决策与医院管理的某些举措,还是从眼前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来看,强化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文性,不仅是广大患病人群和全社会对医学的期求,也是广大医学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医疗保健服务如何增强对病人的关爱,如何使医学成为一门充满人性的医学,要从多方面着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卫生保健政策对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涉及医院管理各个环节如何体现对病人关爱,革除那些在病人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破坏和谐关系的种种陈规旧制;当然也涉及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如何强化对病人生命与健康负责的职业良心和尽心尽力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变生物医学自身对人、对生命尊严的冷漠,是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本身改变着运用医学的医生的人格,不断夺去医生对生命的尊严观”[1]97的特质。因此,探索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某种对人性冷漠的属性,恢复医学以往那种闪耀人性的光辉,促进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既是医学专家的追求,也是医学人文学者的期盼。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医学人文学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和改善医学人文学的教学,开展有关医学人文课题的研究,组织医学人文学术交流,其最终指向仍是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促进医学科学的人性化。所有一切医学人文活动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医学专业实践,并且也只能是医学专业实践。这就是说,医学人文的教学成果,医学人文研究的价值取向,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最终仍是只能通过医学专业的人性化,通过医生们人性化的诊疗服务,才能给病人带来福祉;医学人文学并不直接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生们的诊疗实践实现的。因此,医学人文学者不能满足于几门人文课程的开设,不能将医学人文停留在学术层面和讲稿层面,虽然搞好人文教学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也是医学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2当代医学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进医学与人文的结合,首先要弄清楚医学与人文分离的症结。本来是充满人性的医学,为何在其获得科学意义的存在以后,反而总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评呢?这要从现代医学的渊源与结构说起。众所周知,现代医学为了摆脱古代医学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的缺陷,为了突破宗教神学设置的禁锢。在14世纪～15世纪整个科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培根、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实验科学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论的影响,在维萨里、哈维、魏尔啸、科赫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努力下,撇开与人体密不可分的心理、社会、环境的关系,将人体及其组织作为一种纯粹客体的物质加以研究,并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进步,涌现了无数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哲学影响下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及特异性病因说的医学思想,认为任何疾病必然表现为局部的器质性病变,都有特异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异的方法来治疗,整个医学近几百年的努力,可以归结为寻找特异性的病因与特异的治疗方法。正是在这种医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体组织与人的整体、病与人、心与身发生了分离,并形成了重疾病、轻病人,重治疗、轻照料,重实验证据、轻病人体验,重器质的恢复、轻心理调节与支持,重技术处置、轻伦理社会思量等一系列诊疗规则,而其后果当然是对人、对人的心理与情感的忽视以及对病人关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汤比因与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科学中,医学部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获得业绩的关键是选择、定量化、机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科学思维方法上的,科学给医学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现代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时,自然就成为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96这就是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们探求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期盼恢复医学的人性,须从纠正此种医学思想着手。人们在对现代医学人性冷漠提出种种批评时,常将目光指向医生,指向医院及相关的管理机关,指向推行保健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确,部分医务人员对病人不负责或不够负责的言行,一些医院的不当管理措施及不当管理,使人性化的医学蒙上了阴影,在人性化的医学上增加了灰尘。而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保健服务市场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来在原质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医学的弱点推向了极端,新闻界论文格式报道的因无钱支付费用发生的见死不救的惨景,极个别的医院半夜将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抛在荒郊野岭的事例,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对医疗部门的公愤与不平。但是,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这些方面,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医生,不是医院,甚至还可以说不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而是医学自身,是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诊疗思想与理念。

3从根本上转变医疗思想

克服当代医学对人性的冷漠,不能仅限于对医生提出一些重视人文行医的要求,也不能仅限于端正医院人文管理的理念,虽然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要彻底扭转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局面,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医学思想着手。

3.1努力促进医学模式的转变,切实推行全人医疗的理念,克服病与人、身与心、病与环境分离的医学观念,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就要求:(1)在诊疗中提倡对病人的全面了解:重视病,同时也重视病人;不仅要了解病,也要了解病人,要全面了解病人。“观察病人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2]108(2)对疾病的认识与判断,不仅重视对疾病的生物学的了解,同时也重视对疾病的社会学、心理行为和疾病历史学的了解。(3)不仅是要重视解除病人器质上的病变,消除疼痛,还要致力于解除病人的痛苦,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安宁的支持。(4)为此,需要探索临床医学学科的重新组合与多学科的协作的形式与方法,革除只重专科的弊病,强化心理社会支持,不断探索心理、社会支持与服务的方法与途径。

3.2探索人性化的治疗理念与方法。人性化的医疗很大程度是通过各种具体诊疗环节实现的,一些人性淡薄的医疗也常表现在具体的诊治环节上。探索改进诊疗方法,提高诊疗方法的人文性,充分体现对生命的尊严与关爱,是医学专业与人文结合极为重要的方面。(1)不断探索对症治疗与整体治疗的结合,正确处理整体固本与清除局部病变的关系、清创与维护机体的自然力的关系。(2)提倡微创或无创疗法,尽力减少对机体的损伤,减少对机体不必要的干预,维护机体的自然抗病能力,谨慎地使用手术、介入疗法。“自然力是疾病的医生。”“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自然的治愈力。”[2]131(3)提倡规范治疗与个体化相结合,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提倡适宜技术,不搞过度医疗,不滥用药物,尽可能地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4)重视对病人生命的维护,同时也重视病人生命质量的提高,在危重病人的治疗上尽力探索延长生命与提高生命质量相结合的方法。(5)重视对病人的照料,为病人提供全程服务与心理支持。特别是晚期病人,老年病人,这种服务应当成为医疗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当前病人住不上院、看不起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太高。那么,有没有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呢?这种负担是否仅是国家对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呢?据《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4月22日报道,黑龙江省卫生厅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省两所体制相同、规模相近的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诊疗总量、重症患者比例、治疗水平大体相当,但是2008年度的经济收入分别是19亿元和7亿元。相差竟到12亿元。这条新闻的作者要求医院要算算良心账[3]。无独有偶,2005年6月3日,辽宁省卫生厅公布了省属14所规模较大的医院单病种每例病人平均医疗费用、药品价格、医疗收费、患者满意度五个项目的调查情况,其中胃癌(没有并发症,只接受一次手术,未接受化疗)治疗在锦州医学院附属二院为8800元,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为47000元;单纯阑尾炎治疗在沈阳市两家大医院费用相差1700元[4]。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生物医学的缺陷为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反过来又极大地扩大和提升了生物医学的缺陷。生物医学的缺陷与市场的结合,是通过医生笔下的处方实现的。这说明当前医疗费用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生的医疗决策所决定的,是由医生为病人治病采用的方法决定的,而这种情况又与现在的生物医学模式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和辽宁省一些大医院收费相差悬殊的情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思想的体现,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办院思想的体现,即以人文的理念行医、经营医院,还是以谋利为目的行医、办院方针的体现。尽管可以在医院各种场地高挂“一切为了病人着想”的标语,尽管医生可以带着微笑服务,尽管可以在病人生活方面安排得井井有条,但这一切如果都是为了谋取高利的本质,都是为了更多的收取病人的费用,这又何谈医学人文精神?这不是什么人文精神,这是“人文秀”。医学人文的实质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够真正落在病人健康的实处,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3.3关注临床诊疗中的伦理社会问题。在新技术的运用、实验性治疗、临床试验、新药物、安慰剂的使用等问题上严格把关,执行相关的伦理规则,正确处理诊治中的伦理社会问题,为某些诊疗方法设置伦理底线,维护病人的生命尊严,不歧视病人,避免以往发生过的诸如手术戒毒、手术切除精神病患者少女子宫的背离伦理原则的医疗行为再次发生。

3.4重视与病人的交流与沟通,认真履行知情同意原则,引导病人参与治疗决策,尊重病人的自。

3.5促进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结合,提倡临床医学走出医院,进入社区,进入社会,开展健康教育,对常见的慢性病进行行为干预,积极推动医疗保健与全民健康管理的结合,进而促进医疗公平的实现。此次研讨会上,南京医科大学的王锦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郭方华,北京玄武医院的李明,中国医科大学的王丽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张万岱、汪能平等教授的发言,就此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应当说,自现代医学从受到人性冷漠批评的那一天开始,医生们和一些医院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克服医学冷漠化的努力。以上医学人文化的种种构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医院或医院某些科室的实践。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和总结医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医学人文化的新成果,现代医学一定能够焕发她昔日那种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光辉。

4为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平台

鉴于当前医学与人文的分离已经是生物医学一个历史时代的现实:医学专业的教学,不讲医学人文;几乎所有专业教材中,没有任何讨论伦理社会问题内容的章节,不关心医学面临种种伦理社会法律问题;医学专业刊物,没有人文的席位,不发表任何人文内容的文章;医学专业会议,没有人文的报告和论文,没有人文的声音;一些医学专业人士,将医学人文视为医学的异己与医学专业不相关或多余的事情,医学技术与人文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医疗技术的运用与实践可以完全避开伦理社会问题。尽管在现时的医疗实践中不时出现一些医生关心医学人文、积极探索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现实的诊疗体制与学术结构仍是排斥人文的。因此,突破此种格局,迫切需要构建两者结合的阵地与平台,为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结合提供机会,为两方面学者的接触提供场所。为此,在会议中一些学者建议向医学界发出如下倡议:(1)在临床学专业课的教材中适当增加阐述涉及该学科伦理问题等人文内容的章节;(2)在医学专业期刊上设置人文专栏,发表医学伦理等人文内容的文章;(3)在医学专业学术会议中开辟医学人文讲坛;(4)在内、外、妇、儿、影像等临床教学中安排适量学时的人文内容的授课;(5)邀请临床医师参加医学人文方面的学术会议,也邀请人文学者参加医学专业的会议;(6)提倡人文学者主动与临床医师交朋友,加强人文学者与医师之间的交流;(7)人文学者主动参加疑难病例的会诊和医患纠纷的案例研究。20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的小说家、分子生物物理学家兼政府官员查尔斯•P•斯诺发表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斯诺以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双重身份,呼吁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加强联系与合作。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分化成两个群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是乱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5]243“双方的相互不理解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5]246他指出,这种分离及整个西方世界,尤以本英国更为明显,其原因:“一个是我们对教育专业化的狂热信仰;另一个是我们倾向于社会形态的具体化。”[5]249他认为,“这样的两极分化对大家来说只能造成损失,对人民,对社会也是一样。”[5]246因此,他呼吁实现两种科学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论文格式合,呼吁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加强合作,加强相互交往。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当然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5]249此次会议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大庆、丛亚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涂玲,广州医学院的刘俊荣,南京医科大学的孙乐栋等教授发言,也证实了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改变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分离的状况,实现两者的结合。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学与人文的分离与结合的课题,不也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与结合的问题吗?加强这两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为他们相互沟通创造条件,不正是促进两者结合的最佳途经么?

5提高临床医师的人文素养

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的结合,有赖于医师们对当代医学人文缺失弊端的深刻了解,有赖于他们对人性化的医疗实践的探求,有赖于他们对医疗技术及技术结构的不断改进与革新,而这一切的基础,取决于医师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文水平的医师,就有什么样的医疗人文水平的诊疗实践与服务。医师的人文素养与品格包涵的内容较为广泛,一般地说,以下几方面最为重要。首先,是对医学人文观的全面理解与认知,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是医学人文的基础,也是医学人文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医学人文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视生命如蝼蚁,对危在旦夕的生命没有怜悯之情,对那些带着期盼与乞求的病人无动于衷,对那些痛苦难忍、之声不绝于耳的病人路若旁人,那是没有医学人文可言的;其次,是人文服务的热情及诚挚的服务态度,对病人的亲切关怀与体贴,从言语到医护人中的一举一动,使病人感到关怀与体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生命与健康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这是医学人文的情感力与感染力;第三,是医疗服务过程中人文的执业能力。因为医师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着病人转,都要多次接触病人,要与病人交谈,要和病人的家属沟通;要了解国家的相关医疗政策、法规与其他有关方规定,同时要了解与治疗相关的伦理、社会、法律、经济方面的知识及如何实际运用这些知识;要处理医生、医护之间的种种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就必然养成医师之方面的执业能力。如“人际沟通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情绪调控能力,人性化服务能力,医德认知能力,医德修养能力,危机处理能力”[6];此次研讨会上,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曹永福教授做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医师的执业能力应包括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人文服务能力、和谐行医能力、依法行医能力等五方面的能力。从我们观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以为,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和水平,在诊疗实践中最影响诊疗效果的执业能力较迫切和重要的是:对影响疾病与健康的人文社会因素的发现与分辩能力及采取相应的对策能力;对医疗决策中涉及伦理、社会、法律、经济问题的认知与处理能力;危重病情或某些紧急事件应变能力。我们以为,这方面的能力有无,基本上反映医师执业的人文水平的高低。此次会议上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赖永洪教授对医生执业能力的培训工作的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涛教授关于医学人文管理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医院人文管理,对于促进医学的人文化与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医学的人文水平,不仅体现在医师的人文执业水平,同时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医学自身的人文水平高低,而医学人文水平,又与医师的人文水平是正相关的。医师的人文素养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促进医疗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能力,即对医疗技术本身的人文性的谋求与探索的能力。就当前在临床中实际运用的许多医疗技术而言,虽然它们在治愈和减轻各种疾病的痛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也存在改进和提高人文性的巨大空间。如目前对各种心脏病的治疗、对癌症的治疗,对肾衰、心衰、呼衰病人的治疗,对截肢病人的治疗,对帕金森综合症和其他一些认知能力消失病人的治疗,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病人痛苦挣扎的面容,都可以看到这些疗法人文关爱的不足。任何一个人文意识强烈和对病人尽职尽责的医师,都会意识到医学在这方面的责任,都会产生致力于改进此种人性不太完满的医疗技术的意愿与要求。事实上,由于一些医师们的努力,许多医疗技术已经在人性化方面做出了成效。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肿瘤综合治疗;开通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的治疗;乳腺癌保乳治疗方法的探索;癌症晚期患者的安宁医疗(包括减轻其疼痛的三级镇痛法);糖尿病从治疗走向预防;在不影响疗效前提下尽量缩小手术切口,微创手术的广泛采用;采用llizarov牵拉成骨组织以避免截肢、重建肢体功能等等,都是人文精神渗透到医学技术中的成功范例。这是医学最高境界的人文关爱,也是病人对医学最迫切的期待,我们应为此而努力。超级秘书网

6向人文科学注入科学精神

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还包括向人文注入医学科学精神,使人文精神科学化。当前在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的呼声中,我们人文学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而影响人文学科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以人作为主体对象的人文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域,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7]5人文学科是评价性而描述性,人文学科的内涵是它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的人,“人文学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与价值观,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生活在之源。”[7]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挥人性的场所或器具。”“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以自我认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7]6因此,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也不能排斥科学,相反它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依托科学,医学人文学科的对象和基础是科学。因此,作为医学人文学科,只有与医学科学结合,将医学科学精神渗入其中,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引领医学发展方向、为医学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的作用。这就要求医学人文学要走进医学,特别是要走进临床医学的各学科,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学科领域中的人文社会问题,找出人文与医学科学的交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充实的、紧密与医学科学相结合的各医学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唤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唤对人、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医学科学的各种实践体现对人和生命的关爱,这正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软肋。医学人文学科能够从哪些方面吸取医学科学精神的营养呢?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关注医学发展中的新观念、新成果,及时探讨各种新观念、新成果在应用中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这些医学成就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将之纳入人文学的研究范围;其次,是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引进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一些人文课题,不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做定量的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别关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新成就。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8]当前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面临一些争论不休的课题,如果能提供数量的分析,医学人文学的信服力与吸引力将大大提高;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尽管人文学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对一个病人诉说病史的描述,对某一医患对话进行描述,对医生诊疗活动进行描述,并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的医学人文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关于人文主义的科学实验研究,也可视为人文学科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学科之一的心理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费希奈(GustavTheoderFechner,1801-1887)创用实验方法,以物理刺激的变化转化为心理的经验的历程;20世纪初,H•艾宾浩斯(1850-1903)就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记忆的研究,从那时起,联想主义的心理学开始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近几年来,神经生理学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动向,即伦理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提出了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在大脑中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伦理道德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发探讨伦理学道德认知的神经科学基础。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神经本质论,即大脑比基因更多的决定我们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这种个人身份对个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对伦理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关注课题[9]。类似这种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呢?正确看待人文学中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是关系医学人文精神要不要科学化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强调非理性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正是唯科学主义将理性绝对化和普遍化,而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测性等。但是,人文主义不应绝对排斥理性,不应将理性视为人文科学的敌人。其实,人文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的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7]23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观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科学的发展,而且认为:新人文主义可以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人们文明的中枢。”“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7]32人文主义当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试图用科学精神武装全部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全部理性化,那无疑会妨碍、毁灭人文精神,但人文主义绝不能无条件的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学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场所理性化,将会给人文科学带来新品质,增加人文学科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896:97.

[2]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册)[M].程之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佚名.新华之义会每日电讯:压缩医疗成本要算良心账[N].报刊文摘,2009-04-09(1).

[4]佚名.医院收费曝光医疗市场地震[N].大连晚报,2005-06-14(B14).

[5]任定成.科学人文高级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董茂龙,胡大海.重视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2,10(1):126-128.

[7]尤西林.人文精神与现代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第7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人文主义；理性；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83- 02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哲学的最高的目标，这是众所公认的认识世界的阿基米德点。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曾讲到：“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病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佳显著。”

一 、“人的发现”的革命

瑞士学者布克哈特认为：“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处在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纱幕之下”。人文主义使人们的目光从天国降到了人间，将人类从理性的迷茫之中解脱了出来，人类的自身的本来的面目得到了重新的展现，人的现实性、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新的挖掘。他们将古代的关于人的自身的理性的认识纳入到了现代人的思想体系当中，在更广泛和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伟大。那么，人被重新“发现”的是什么呢？

（一）人文主义发现了多元的人。它追求人的多元化的发展，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是有个性的，多元精神坚持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反对统一化、普遍化的要求。正如卡西尔认为的那样，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概念应该来取性动物的说法，人任通过“劳作”所产生的文化成果集中地表现为各种符号形式，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正是通过这些符号的研究和认识，总体性的人才能被揭示出来。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的人。

（二）人文主义重新发现了人的自由。当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自我发展的自由，打破教会繁琐的宗教礼仪的束缚，然而最重要的是摆脱思想的禁锢，实现个人思想的自由。具体而言就是，让自己可以发展自己的一切的个性，比如说爱情的权利、物质的享受、荣誉和友谊的追求等等。但丁认为，自由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判断选择生活的道路。

（三）人文主义发现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价值。自然科学的兴起是其理性的方面的论据，而之所以说其有非理性的方面就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多元精神、自由精神的结果，它往往表现为反对限制和统一，追求个体的多面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理性的精神正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自然倾向的继承，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利用理性和自然科学作为反对宗教神学、蒙昧和无知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人们利用理性和科学来鼓励科学研究，追求科学知识，提高人类的主体性创造能力，正如达芬奇所言“好人的天生的欲望是知识”，但是，我们发现理性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超过人类控制的范畴，它主要还是作为人个性解放、反对神学工具的面目出现的。

二、人文主义的另一个视角

人文主义者克利斯朵夫・马娄（1564-1593）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当中记载了一段天使、凶神和浮士德博士的对话，描写浮士德博士在书斋里，天使和精灵同时降临，天使代表教会，要他读《圣经》，精灵代表科学，要他去追求科学，他内心矛盾，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浮士德说：“这些念头已曾长期占据我的心灵！我是否应让精灵替我去来我索要的一切，为我解决全部的疑难，为我做出我所想到的各种惊险事业？我要让他们非到西印度去搜索黄金，到大海里去打捞珍珠，寻找鲜美的水果和高贵的珍馐；要他们把奇怪的道理读给我听，说出全部外国帝王的秘密；要他们在德意志周围造一道铜墙，让莱茵河的激流环绕美丽的威吞堡；要他们在各个大学课堂里堆满丝绸，学生们可以穿起漂亮的衣装；我要用他们弄来的钱招兵，把帕马公爵从德国驱除，让我在全境作为一的君主；我要叫我服役的精灵们去发明，比炸毁安特卫普桥梁时使用的火船，还更新奇的冲锋武器。 ”

不可否认，此对话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妥和受批评的地方，一方面博士要去追求知识，要认识和了解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宗教的束缚。但是他最后还是顺从了自己的本性，这些分析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如果还是能够在其中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对话当中浮士德博士表述了自己用精灵（科学和知识）去追求的目标有“黄金”、“珍珠”、“丝绸”等等物质方面的东西，还能发现具有殖民意义的东西，如“新发现的大陆”、“全部外国帝王的秘密”。最值得警惕的是他竟然要当德意志“唯一的君主”，并且还要利用手中的知识去创造“新奇的冲锋武器”，我们能够发现这在大工业时代各国家并不稀奇。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在其本身崇尚人性、追求知识的内部已经孕育或者暗示着理性主义的未来了呢?当然，仅凭这一段对话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如此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说。但是，坚信人可以利用自身的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开创一个未来美好的世界却在题意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方面，人的思想解放为人追求科学，个性发展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透露出的人类中心、人定胜天以及个人为中心的内容已经在预示着人类发展的一定结果。

三、人文主义的背叛-理性主义

整个的18、19世纪的思想史一言一蔽之就是理性主义统治一切。不管是法国启蒙学派，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极大体现出了理性主义的支配性。尤其，黑格尔“绝对理性”观念，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上帝，人成为绝对理念实现自己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的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根本颠覆。那么，理性到底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奥克肖特往下说，就是造成了政治和自由的危机。

(一)理性主义对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奥克肖特认为的那样，在最近400年里，理性主义对生活大部分部门的掌控在其牢固性性上是有变化的，但是在政治上它的控制却稳固地在加强，现在比以往任何的时代都要强。所有的当代政治都感染了理性主义。政治理性主义的表现是其完美性、书本化（意识形态化）、功利性。在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支配下,人们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国家则利用科学技术在人们心中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性。因为国家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创新，将政治问题变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技术问题。

（二）理性主义对自由造成的伤害。西方自由学说贯穿着一种理性自我导向说，理性是人的自主力量，也是人的得救力量，人被假定为富有某种崇高的使命，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使人实现这种使命。自由即是解脱，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摆脱自我加之于自身的枷锁。伊塞亚・伯林看出了这种“理性-自由”模式的危险，他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到人的领域，反对哲学问题专家化，反对理论理性对实践理性的入侵。在他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生活的原则，一个确定的目标或使命，这往往是理性主义的、一元论的。伯林考虑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把我理性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我自己的生活目标、生活模式，是不是也可以是别人的？能不能以我为楷模建立一种社会秩序?由于在理性主义的假设当中已经存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又是确定的、不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所以，理性的开始就是反自由的。

四、回归人文主义

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也由来已久，在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叔本华、尼采就站在“意志”的立场上提出重新发现文艺复兴个体以及丰富的主体个性的重要性。“世界是我的表象”，只有这个世界在被我感知的时候才能存在，在主、客体的关系当中 强调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凡是存在着的，就只是对于主体的存在”，并且认为直观高于理性，重视艺术等非理性主义形式。[7]之后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都可以看作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批评。我们必须承认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各方面确实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现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技术、工具等理性工具的支配下，人类接受着新的奴役。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世界当中，保持对理性主义的警惕和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的批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对人类的负责态度。从文艺复兴开始，我们人类开始认识到人的地位和作用，人文精神从此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理性主义的萌芽。但是，当时人文精神没有经受如近现代一样的科学技术滥觞的考验，因此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这个总体框架，相反，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技术理性暴露出了其对人文精神的颠覆特性，把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彻底的打翻了。我们现实当中应该做的是我这种人本的精神贯彻到社会运行的各个机制和环节当中去，使人类自身能够朝着一个每个个体自由健全的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6.

[2][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p143.

[3][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p35-38.

[4]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p162.

第8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第9篇：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范文

一、平等民主基础上的语文探讨

先看一个教学片段：一位老师教学《渔父》时，让学生用一个词语概括屈原是一个怎样的人。几位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似乎都离老师的答案很远，最后老师启发总结：“刚才几位同学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看，屈原面对这种污浊的世界，为自己的清白选择了以死殉志，可以说是（等待学生回答，但没反应）执著吧？（板书：执著）他可以选择妥协而在楚国过着富裕的生活，但他没有，而是自投汩罗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概括为（等待，学生说不出来，老师直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板书）。”

这类的教学对话在我们的课堂中很常见，看起来老师尊重学生的发言，师生关系是平等民主的，但老师对学生用语和思考不加探讨，这种教学是低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语文探讨，是一个思维碰撞的过程，是一个语言积累与运用的过程。只有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学生才能畅所欲言，才能保证语文探讨的充分展开；只有民主，没有探讨，则没有半点语文的味道。

二、丰富情感下的语文训练

语文教学应该以情感动学生，以情涵养学生，用情感每一个教学环节，用情感滋润语文学习，使学生感到学习语文的乐趣与魅力。

就如高中文言文教学，教师常常以几类文言特殊现象的讲解与识记作为教学重点，还有一些课堂甚至把对文本的品位也放弃。结果学生学得吃力，学得无味，更重要的是没有感悟到古典文言的魅力。如果以朗读为主，在有感情的朗读中引领学生辨析、理解字词句的意义，学生不仅能得到文言知识，而且能在语言吟诵中形成良好的语感。语文训练，教师要精心设计，使之与理科的训练区分开来，让训练充满情感，即使是识字教学，也应该用语言文字的艺术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从而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益。

三、个性光芒中的语文规范

个性化教学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学生的个性情感特征，也尊重老师丰富的学术涵养基础上的个性教学，但个性化的教与学，并不是说不需要规范，缺少规范的语文教学，就显得模糊且走向虚无，也就无法达到语文素养的形成。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性化解读常被老师的权威“答案”取代。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解读，就应该让学生在学习中充分思考，创设条件让学生畅所欲言，然后在老师的引导（是引导，而不是诱导）下规范学生的用语，规范学生的阅读取向，并进一步形成规范的学科素养。如在教学《沁园春・长沙》时，一位同学概括下阕内容说是“写了作者青年时代的艰苦生活”，理由是文中有“峥嵘岁月”一词，从字面上看“峥嵘”似乎是“艰苦”的意思。于是我引导学生：“峥嵘”是“艰苦”的意思吗？学生找注释，知道是“不寻常，超常”的意思，我又趁机追问：“不寻常、超常”等于“艰苦”吗？学生通过再次诵读，明白这两个词的不同之处，然后再一起分析下阕，概括出下阕写的是“作者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生活”。针对学生的回答，老师尊重但不迁就，而是适时地引导思考，加以规范，使学生更为科学地思考答案。

四、整体感悟后的语文分析

重分析轻感悟，已成时下语文课堂的陋习。如一位老师在教学《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时，抓住文中的关键语句“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和后面“无话可说”、“说不出话来”分析文中表达的作者思想感情。切入点很好，评点也到位，可整堂课对文本语言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品味得较少，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些干巴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