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路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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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风险资本市场；自主创新；政策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24－03

目前在我国，小企业提供了约66％的发明专利、74％以上的技术发明、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真正实现产业化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5％。我国在1999年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至今共资助了5000多个项目，由于缺乏市场支持，风险资本的成长较慢。即使从2004年中小企业板在深圳成立以来，截至2007年10月底该板块上市公司仅有176家，与我国13万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规模不相称。就上海市而言，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仅有6家，更是与上海市科技创新水平极不对称。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对资本市场融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应该说，这也是现代金融服务业要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科技创新的自身发展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构建一个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是我国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

一、上海市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与存在问题

上海市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前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无论是基础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都是如此。直至1999年8月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成立，上海市资本市场开始逐步服务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的转化。上海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属于“政府主导”模式，以上海创投为代表。上海创投采取“基金的基金”模式，吸引海内外各种社会资金，并联动科技界、金融界、产业界建立了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体系，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但是，从上海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创新型城市”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来分析，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对资本的分类与风险资本对资本市场发展、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推动作用的认识不够充分。资本的形式可以分产业资本、风险资本和金融资本三类，近年来上海市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总量不断增长，而风险资本增长缓慢，在三类资本总量中的比例偏低，与发达国家风险资本的比重相比更是有很大差距。尽管上海创投自身发展迅速，由起初的6亿元到2006年的30亿元，但是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相比，风险资本的总量仍然偏少、增长缓慢。

其次，境内外创投合作以及创司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在上海金融人才与金融环境优势的吸引下，外国风险资本纷纷进入我国，但近年来越来越少地投资于科技型企业，这说明我国现在缺少引导他们为我国自主创新型经济做贡献的对策。同时，上海的很多私企创司是由母公司企业拿出部分资金从事专门投资业务组建而成，组织形式上一般隶属于母公司，对创投业最适用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管理制度缺乏必要的共识，真正以“有限合伙”制运作管理的不多。

再次，“政府主导”行为的挤出效应显现，市场化创司发展的“环境边界”僵化，支撑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我们发现上海市政府创立的上海创司以及相关的政策，对私企创司或国外创司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公司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一些研发机构和科技园的合作，基本都是同股同酬的投资收益模式，比较美国政府出资三分之二受益10％的特殊投资收益分配机制而言，上海政府的投资收益机制不合理，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求；第二，根据调查，上海市近年来成立的从事或挂名的创业投资公司已经有50余家，但是这些公司的投资方向大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性创业无关，这说明我国吸引市场化创司投资于科技创新的激励明显不足；第三，政府控制了一些技术资源、信息渠道以及相关政策等，限制了创投资本发展的“环境边界”，产学研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机制不顺，现有中小企业自身的科技水平偏低，而高校的技术由于体制问题也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真正走到前台。

最后，创投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投资和实现价值升值仍然比较困难。“退出难”是国内创业投资机构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应该说，上海创投与金融投资机构、产业机构合作，对退出渠道进行了积极探索，实现退出的项目大多是通过并购完成的，这与国外创投项目退出方式接近。在国内处于技术领先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市场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并购业务的发展。但是，国外大量项目的并购是通过OTC市场实现退出的。相对而言，产权市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投资和实现价值升值的功能弱小，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有限。同时，上海市对于中小企业IPO方式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二、上海近期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支撑科技创新的可行路径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创投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技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都会造成在某个“时段”(如处于种子期的科技项目)私人资本望而却步，出现“市场失灵”，这种现象只能靠政府去填补。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不能以市场化手段激励国外与社会风险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政府在此方面的大包大揽也是不足取的。就上海市而言，“政府主导型”模式需要向市场化方向作出适当的调整，政府目前的可期作为和可行路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推进“有限合伙”制：为境内外创投合作以及创投管理建立有效的机制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有限合伙制是促进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机制，国外创投大多实行的是有限合伙制。这种有效机制能够有利于促进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有利于鼓励创业，并形成创业一成功一成功后再创业的良性循环。

近期内，政府可以宣传上海创投基于“有限合伙”制发展的成功经验，向私企创司推广“有限合作”制管理模式，使之成为国内外创投合作的机制，共同支撑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二)提升动力机制：由上海创司试点，实施鼓励与激励政策，增强国外与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同时，市场化发展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并放松、创造有利于创业风险资本发展的“环境边界”

美国通过向委托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在公开市场

募集资金，以出资三分之二受益10％的特殊投资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组建小企业投资公司，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向科技型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上海市政府可以考虑借鉴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在鼓励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调整中，先由上海创司试点，增强对国外基金、特别是国内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创新的吸引力，以政府较多投资较少收益的激励机制引导创司资金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

与公募市场的发展相比，中国私募市场的发展相当滞后。上海近期内应考虑避重就轻，先从私募股权资本市场着力，以此作为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和支持科技创新的切入点。私募资本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组织管理团队、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这一角度看，私募风险投资公司是一只非常重要的支撑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力量。就政策路径来说，可以让私募股权基金逐步浮出水面，实现公开化、市场化，并以鼓励与激励政策引导其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撑科技创新。(1)在政府配套性融资与出资政策上，如与风险投资共同投资，为企业的融资提供配套服务或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支持性投资等等；(2)税收优惠政策上，如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美国在税制方面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从而使得风险投资税率从49％下降到20％；(3)在政府采购政策上，对一些风险投资企业的产品，为鼓励发展，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政策予以支持。

同时，可以考虑放松、拓宽创业风险投资的“环境的边界”，积极改善创司发展环境的服务性、支持性与规范性，促进产学研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融合，引导高校技术向中小企业转移，也加强对高校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力度，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的一番作为。

(三)强化基础层次的退出机制：整合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升级创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形成区域性OTC市场

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基础层次的OTC市场是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也是大量创投项目为大企业或上市公司并购实现退出的主渠道。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OTCBB可以说是NASDAQ的预备板，大量风险科技项目首先在此市场经受考验。上海市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相对最为成熟，已基本实现了科技成果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2006上半年，技术产权交易增势明显，为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资本动力，实现技术产权交易额68.89亿元，同比增加75.49％；高新技术项目成交同比增加87.14％。这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建设提供了优良的基石和载体，因此上海要积极在产权市场基础上升级创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并以此作为基础层次资本市场，让其承担起区域性OTC市场的重任。

第2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企业主体；市场导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003-02

当今世界，迅猛的科技变革、激烈的国际竞争、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使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综合国力竞争的迫切需要，成为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要素。近十年来，中国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2006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确立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控和调配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同时，由于建国初期中国资金资源匮乏，必须由政府出面集中力量取得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就形成了政府是科技进步主体的局面和路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单元，具备一定的科技创新的能力，科技创新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国家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利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研成果主要集中于科研院所，与直接从事生产的企业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和隔阂，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不协调、不匹配，科研成果难以商品化、市场化。二是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长远发展。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不仅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安身立命、增强活力的关键因素，企业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赢得市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以国家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使企业从事科学研究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因此，必须扭转政府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局面，明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调整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开发的关系，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建立自有的科研机构，对企业的科研活动进行管理和规划，吸引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企业中进行科技创新。加强与高校、研究所等专有科研机构的沟通和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中小企业要发挥自身潜力，增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把科技创新作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突破点。

二、明确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导向——市场

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适应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才能促进自身的生存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进步。一是市场是技术生长和技术扩散的重要机制。市场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通过优胜劣汰，促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由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和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和部门流动，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劳动者素质提升和科研队伍的壮大。二是市场是实现经济与科技共同发展的基础机制。科研成果只有在市场中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才能真正发挥其效能。市场的需求和竞争为企业、院校和研究机构提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经济与科研主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有利于科研成果发挥作用的完备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为科技创新提供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环境。

第一，培育和完善国内技术市场。建立公正、诚信、规范的技术市场秩序；引进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发展壮大技术市场中介组织，形成辐射面大、影响力深、凝聚力强的大型技术交易市场或信息平台，提供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和前沿动态；打破条块分割和行业垄断，增加中小企业的科学研究活力；完善相关的经营服务、资金支撑、管理监督、法律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第二，利用和吸收国际市场中的科技资源。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也带来很多机遇。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便于引进外国的技术成果和创新资源。我们在应对挑战的同时更要抓住机遇，以战略视野充分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使中国的自主创新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丰富的资源，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外科学技术的依赖，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和主动。

三、优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环境——宏观管理

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一个法律法规健全、政策制度支持、交流合作畅通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需要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加强科技创新的宏观管理。同时，政府还要加大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投入，推进基础前沿研究的发展，带动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一是健全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各级政府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完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尽量协调统一行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推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实现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连续性和联动性；继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出台有关技术市场形成和完善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对技术市场和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审核认证、经营机制、组织结构、权利义务及从业人员资格进行明确详细地规定；通过向科技创新倾斜的财税政策、分配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搭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平台。

二是加大政府科技投入。政府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宏观管理，不仅表现在为企业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表现在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持和有效补充。企业的创新活动主要面向市场需求，而对投入大、收益慢、外部性强，但又对国家科技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前沿研究则鲜有参与，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前沿研究，为提高企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中国科技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此外，中国除大型国有企业外，其他大部分企业普遍发展规模较小、生长时间较短，对政府资金和技术扶持的需要较为迫切。

四、拓展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投入——社会化多元投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研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在这个知识和智慧竞相迸发涌流的时代，科技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推进大规模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已经不是单个个人或企业所能承担的，需要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因此，科技创新投入除了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支撑外，还要调动全社会投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作为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的重要补充，形成合力，实现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投入的社会化和多元化。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除了自有资金投入和政府财政拨款外，还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投资机构和科技中介等第三方组织吸引国内和国外资金，全方位、多渠道增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投入。一是通过银行贷款。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可适当提高用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贷款比例，设立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专项资金，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市场的培育。二是通过证券等金融产品及衍生产品向社会集资。借鉴国外经验，设立有利于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投资产品和投资机制，以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吸引国内外资金的流入。三是通过科技中介、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吸收国内外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例如募捐、赠予、设立专项基金等，形成社会支持，加大科技投入。总之，要形成一个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政府投入为支撑、以金融信贷为拓展、以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对科技创新的社会化多元投入结构。

五、巩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力量——人才培养

第3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1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总体思路

l.1协同创新的目标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要立足农业科技、农业发展和农村实际，以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其具体目标应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从共同需求切入，联合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农业科技问题。二是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相互开放和共享。三是支持联合、共建各类科技创新机构，鼓励科技园区、高校和企业发展多样化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区域特色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四是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科技人才联合培养，促进京津冀农业科技交流与发展。

1.2协同创新的指导思想

依据京津冀三地各自农业资源特点，发挥三地的科技优势，秉承以北京为创新中心，以天津为孵化基地，以河北为应用支撑区的思路，开展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

北京具有信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是重要的知识、技术创新源，是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中心。天津是农业科技开发和有效承接北京研究成果的应用示范基地,承担着部分农业科技成果开发的任务，是京津冀地区主要的农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河北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吒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区，处于创新应用层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前线，推动着整个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

三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一个由研发到转化到生产的良性循环的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最终将京津冀建设成“创新中心+研发转化+高端生产”分工合作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基地。1.3协同创新的组织机构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需要一个能有效协调合作重大问题，协调三地政府机构的高层次组织。建议京津冀三地农业政府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并设立领导小组，由京津冀三地农委主任或农业厅厅长担任组长，负责协同合作中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京津冀三地的农委，实行轮流负责制，每年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开合作会议，遇到重大科技合作事项，经协商可召开临时会议。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下设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京津冀农业科技转化服务平台和京津冀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中心(图1)。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是三地农业科研联合攻关的核心，应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为主体，着力围绕现代农业全局性重大战略、共性技术难题和区域性农业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协同创新。

京津冀农业科技转化服务平台以北京农科城、天津滨海新区农业科技园和天津农业科技创新基地为载体[3]，由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发起,并负责组织和管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服务活动。该平台通过培育一批星火科技示范带，组建一批农业科技传播站,将农业科技成果外移并转化，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带动京津冀地区农业发展。

由河北省农业厅牵头，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中心。一方面,依托河北省现有生产基地和园区，围绕蔬菜、林果、玉米、小麦、花丼等市场主要农作物品种，建起一批安全、品质高端的生产示范基地，并推进奶牛、生猪、家禽、水产养殖基地建设，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根据生产现状和市场需求，及时向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反馈科技需求,以便创新中心制定和调整科技需求计划和措施。

2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重点领域

2.1种子种苗产业

作物育种是京津的优势学科'需要加强研究实力，进一步提高种业科技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从5个方面开展种子种苗产业的协同创新:（1)粮棉油作物新品种选育与开发技术提升。（2)选育低能耗、抗病虫害能力强、抗逆性强、高品质的设施专用品种。（3)开展蔬菜优质种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4)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选优与收集％(5)将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有机结合,研究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创新育种技术体系。

2.2农产品现代物流保鲜业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的升值空间，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京津冀地区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必将是未来的发展重点。围绕农产品物流业，重点要以果蔬、水产品为主要对象，从农产品采后生理、保鲜技术和农产品物流信息化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农产品采后现代贮运技术手段，推进科技生产力和流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具体包括:（1)开展果蔬采后生理、采后病理、采后病害及病害控制和保鲜调控技术研究。（2)开展农产品物流保鲜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施的研究。（3)开展信息技术在农产品物流保鲜中的集成应用研究。（4)开展农产品物流过程品质动态检测、跟踪与控制技术研究。

2.3设施种植业

目前，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的“五化”是设施蔬菜和设施果树产业化开发的建设重点。因此，设施种植业协同创新内容包括:（1)优化温室结构，开发适合京津冀三地地理条件的节能型日光温室，研发合理采光、减少热损失和夜间保温技术;研发高透光、高保温多功能覆盖材料。（2)研究开发设施蔬菜保质减药技术。（3)研究设施蔬菜土壤资源可持续髙效利用技术。（4)开展设施果树优质高效栽培管理模式的研究。

2.4畜禽健康养殖业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人，天津市和河北省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业地位有所提升，养殖业已成为津冀农业总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粮畜矛盾、家畜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违禁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滥用、重大疫病的流行等问题，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成为畜禽健康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畜禽养殖业协同创新应以构建安全、优质、高效、节能、环境友好型畜禽养殖业技术体系为目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畜禽养殖规划与预警系统研究；研发畜禽主要疫病诊断制品与疫苗；研制畜禽健康养殖专用伺料,通过营养调控提髙营养物质的利用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泄量。

2.5都市现代渔业

目前，京津冀地区渔业发展的目标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安全的健康水产品，还要提供休闲垂钓、观光度假的理想场所和优美的生态环境，要求更高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因此，更加需要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京津冀都市现代渔业协同创新内容包括:（1)运用生物技术、遗传基因工程等手段强化优质种苗的开发，尤其是高效益的海、淡水鱼品种及高档观赏鱼品种的开发。（2)研究构建不同养殖品种的生态养殖模式，开发新设备。（3)研究构建病害防控平台％

2.6水资源利用

京津冀水资源总量有190亿m3,仅占全国水资源量的0.68%,人均水资源拥有量190m3,占全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的1/5,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降水减少的趋势日益明显，降水已不能满足农业正常生产需求，农业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供给，据统计，70%的农业用水来自地下水。大量的用水需求导致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水位快速下降，地下水漏斗快速下降，个别地区出现地裂缝。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京津冀地区急需开展水资源利用方面的协作，保护水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减少农业用水量，提髙水资源利用率。协同创新主要内容:（1)研究能够提高粮食作物用水效率、减少农业用水的技术替代措施，以效率的提高替代规模扩张。（2)开发利用污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替代措施，增加农业用水的可供水量。

2.7休闲观光农业

休闲观光农业是依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条件,充分挖掘农业的生活、生态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产业有机结合、互促互动的新型农业。吸引城市居民节假日到农村进行采摘、休闲观光，环境宜人以及新、奇、特是观光农业成功的关键。京津冀三地开展休闲观光农业协同创新，首先要以《京津冀休闲农业协同发展产业规划》为指导，开展各项工作，根据三地各自优势，推出京津冀休闲观光农业精品路线，打造京津冀休闲农业旅游圈1，培育京津冀休闲农业整体品牌。其次，加强果蔬、花卉和苗圃园艺与旅游结合的研究与开发。适应休闲观光对农产品新品种的需求呈现差别化、多样化的特点，重点培育栽培新、奇、特的农作物新品种。并且注重花卉、新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技术研究。

3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保障措施

3.1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

依据京津冀地区的农业科技资源情况，确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和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为协同创新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三地农科院已有的科技优势，促进农业科研集约化，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优化京津冀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完成2个方面的资源整合，以便集中投人形成合力，增强农业科研创新实力。第一，整合科研机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下设14个研究所，涉及农、林、牧、渔等各产业，综合创新能力较强。与其相比，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需要兼并天津市水产研究所、天津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并理顺科研、行政管理、推广等部门职能，提高其科技创新综合能力。第二，整合科研资源。整合京津冀三地分散的科研基础设施和设备，建立实验室、试验设备和文献资料等科研资源的使用管理制度,实现科研资源的共建共享。

3.2完善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

通过各种方式，最终建立一套能够打破区域限制，实现京津冀三地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有效合作机制。（1)由三地农业科学院轮流牵头，定期举办京津冀农业科技合作与发展论坛和峰会，增进三地农业科研院所在学术和科研领域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整合三地优势科技资源，充分促进三地的优势学科和技术在京津冀地区的渗透和扩散，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增强京津冀地区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整体实力。（2)由“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统筹协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集中资金和科研实力，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促成京津冀创新主体间的协作，共享信息、人力、技术以及科技成果。（3)京津冀地区农业科技人才总量上具有优势，但结构上存在不平衡问题，以至于人才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合理配置京津冀三地农业科技人才,促进三地之间农业科技人才的交流和共同利用M，应建立“京津冀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库”，优化配置专家资源，加强京津冀农业科技合作，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3.3创新体制制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制度在协同创新实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京津冀地区农业科技管理制度普遍存在着弊端，如部门调控分割严重，研究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综合性重大成果少，成果转化率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进步，影响了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顺应协同创新的发展趋势，必须创新机制，为协同创新提供制度保障。⑴创新科技管理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借鉴国内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先进经验，改革现有农业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简化农业科技立项环节，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评审和转化的流程，提高科研项目管理效率。（2)变革现有的职称评定制度，建立多元化的职称评定体系，将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以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3)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稳步落实科研成果处置权改革，农业科技成果采取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许可方式进行转化所取得的收入扣除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直接费用后获得的净收人，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分别核算，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拥有单位可从中提取60%~95%的比例，一次性奖励给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

3.4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

资金投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条#?。借鉴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投人的经验，探索建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投人机制，包括设立协同创新专项资金，配套建立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保障专项资金的长期支持和有效使用。（1)“协同创新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于京津冀财政投资，由“协同创新联盟”组织项目实施，并负责资金管理，受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审查。“协同创新专项资金”用于农业科技重大项目研究和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建设。①用于农业科技的基本研发，遵循“重点扶持、连续投人”的原则，重点支持作物新品种选育、设施农业技术、农产品物流保鲜、动植物体细胞克隆、渔业科技等农业科研重大创新项目研究。②用于科研协作平台建设，包括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仪器设备购置和升级改造、试验示范基地和实验室等建设，通过稳定、长久的投人，彻底改善京津冀农业研究的基础条件。(2)配套建立“协同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制度M，建立严格的协同创新专项资金投入责任制和绩效评估制度，提高财政投资的投人效益。

3.5搭建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信息网络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协同创新信息网络平台'既方便于京津冀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便于开展科技咨询服务。首先，整合并统筹京津冀农业科技资源，将三地的科学仪器、科技文献、实验室和试验场等农业科技资源进行清査和登记，建立“京津冀农业科技数据库”，以便于京津冀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其次，建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公共服务信息系统”，打造协同创新主体互动交流的公共服务平台，既可为协同创新主体提供京津冀农业领域的科学数据、文献资源、科学仪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项目、科技报告等科技信息资源，又可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科技信息统计服务、行业竞争力情报服务等。通过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资源互补的优势，形成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第4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科技新闻；大数据；数据新闻；创新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80-01

科技对社会的价值与之被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连。但是，面对中国转型社会中公众对科技知识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面对众多与科学知识相关的危机公共事件，当前我国科技传播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数据新闻开创科技传播新格局

大数据时代为科技传播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数据新闻是大数据时代下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新闻呈现方式，它通过数据挖掘，探寻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新闻，并利用图表和交互式多媒体等形式将新闻内容视觉化呈现。科技传播就是有关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其核心目标是把科学知识以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效果传播出去。数据新闻在科技新闻传播中的应用，使数据与科技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要在大数据时代把握科技新闻传播的机遇，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科技新闻数据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专业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人才不足。数据技术普及率低、实际操作难度大等问题给大数据在科技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带来不小的现实障碍。虽然科技新闻工作者对技术的接受程度较高，但他们作为非技术人员，对于大数据的实际了解和掌握程度十分有限。新闻单位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而其数据新闻生产的实际操作者――记者和编辑又缺乏熟练的大数据相关技能，这使得数据新闻生产存在实际操作者不懂技术运用，而懂技术的人又不懂内容编排的现实困境。

（二）缺乏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在各个行业、领域，信息正以数据存储的方式高速增长着，海量信息这笔宝贵的财富仍有待开发和挖掘。虽然大数据在总体上蕴含着巨大的价值，但其本身却有着价值密度低的特点，也就是说单位数据的价值量并不高，如何充分挖掘其价值，成为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又一大挑战。

（三）科技新闻选题内容不够贴合受众的实际需求。目前国内的数据新闻仍然处于尝试发展阶段，特别是传统出身的新闻从业者，对其理念的接受度及实践操作熟练度都有待提高，很多时候还是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宣传的思维进行科技传播，只是顶着数据新闻的帽子，换汤不换药，同样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三、科技新闻数据化的创新传播路径

（一）坚持开放的理念。大数据时代的科技传播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即尽可能有效地向社会开放。同时科技传播体系内部不同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体之间应具有包容性，即口耳传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所有传播方式都能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有机会整合，使科技传播得以不断完善。

（二）组建专业化团队。数据新闻的表现形式以其独特的工作流程，对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有一定要求。特别是对于科技类的数据分析，其对专业性的要求更高。结合国内外的数据新闻实践的角色分工，一个完整的数据新闻团队应该包含以下几类专职人员：团队负责人、数据记者或编辑、数据技术人员、可视化设计师。

（三）扩展数据来源，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在制作数据新闻时，有的数据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媒体可以直接从相关渠道获取；有的数据则不是公开发表的，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获取方法才能得到。对于公开发表的数据，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搜索、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或权威数据库资源获取数据。对于并未公开发表的数据，或是与报道主题相关的数据只是散见于不同的信息源中的情况，可通过采访相关人员，或直接向有关部门、机构或个人提出数据检索请求；策划实行对相关新闻事件和话题的问卷调查；还可以通过发起用户众包等方式来采集所需要的数据。

（四）营造个性化叙述。傅爱军在《中国科技新闻十大百姓化趋势》中写道：“科技新闻中一些顽疾之所以难以克服，是由于没有在一个百姓化的大环境中去解决，没有放在社会化的坦途去考察，因而不好下手。”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新闻，应当注重数据新闻内容的信息化、故事化、个性化以及人文化，从而引发受众的自主传播。

（五）注重与受众的互动。科技传播首先要在信息的形成上体现互动性，即在科技传播中，要设计互动环节来增加受众对科技传播的参与性。与受众的互动还体现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

参考文献：

[1]彭兰.“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J].编辑之友，2013（1）.

[2]盛毅韬.数据可视化在科技传播中的应用――以BBC与《~约时报》埃博拉病毒报道为例[J].科技传播，2014（10）.

[3]解莹.大数据在科技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J].科技传播，2015（11）.

[4]傅爱军.中国科技新闻十大百姓化趋向[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5]何苏六，张国平主编.科技与传播策略及创新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第5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和发展经济、吸纳就业人口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本质上属于资源型产业，其存在和发展依赖良好的环境质量，有赖于自然的馈赠和社会遗产。但在经历了持续快速增长后，旅游业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负面性逐渐显现出来。受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的影响，以“不断保持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给旅游区的居民公平地分配旅游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宗旨的“可持续旅游”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其内涵已得到普遍认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的社会必然，需要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理解，强化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促进旅游业的公平发展，改善旅游接待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生活，保护未来社会旅游资源或产业开发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质量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

但从全球范围考察，由于发达程度、实践主体、利益导向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迥然不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技术条件、物质环境比较优越，在获得可替代资源、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规划水平以及公共管理方面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而且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凭借资本力量将市场范围拓展到全球，在事实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环境公害输出，获得了局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胜利。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地区，由于基础薄弱，国家经济政策的优先权、公共管理的结构、环境问题、过度商业化和国际旅游系统的结构等因素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挑战。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决策必须基于当地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平衡，必须在各方利益中不断博弈。贫困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障碍，减贫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减贫的现实目标之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在决策中倾向于现实利益、经济利益，即在寻求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名义下，旅游业的决策会更加强调经济利益，保护环境或遗产屈从于经济发展。同时由于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问题，旅游发展中会出现经济下滑、资源破坏、环境恶化、旅游满意度下降等问题，进而形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障碍。

解释各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程差异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是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源自于生物学，原指物种进化时，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在经济学界，路径依赖最早用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随后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有关路径依赖的研究涵盖了从个体组织到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各个范畴。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诺斯指出一旦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就会增强这一进程。这种自我强化机制使得一项制度一旦形成便会沿着既定的轨迹呈惯性式的演化并不断强化，从而使制度被锁定在某种状态中，形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就过程而言，路径依赖是一个非遍历性的随机动态过程，它严格地取决于历史小事件(small historical matters)；就状态而言，路径依赖是一种“锁定(lock―in)”，它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或低效的。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替过程，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发生的，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利益主体的目标追求构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约束。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的供给和需求，而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收益一成本分析以及新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预期收益L,~S J。我国目前的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的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要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即使新的体制较之现存的体制更有效率。旅游业是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领域。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立足于我国旅游业发展制度环境的变迁，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工具，解读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并从中寻求制度创新的方向与思路。

二、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对可持续性的挑战

(一)旅游业发展制度变迁的轨迹

建国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第一阶段是计划管制期(1949年-1978年)。此时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旧的旅游业运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新的旅游事业开始萌芽，成为外事工作的组成部分，接待规模有限，政治色彩浓烈，不谈经济、文化意义。这一阶段先后出现了厦门华侨服务社、中国国际旅行社等事业单位，出台了《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等管理制度，在1964年明确了发展旅游的方针任务：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经济上为国家吸收自由外汇。历经30年发展，旅游始终从属于外交事业，旅游业内的组织体系和业务运营是按照国家外交和宣传的需要来设计和开展的，没有独立的产业地位，增长和发展空间与同时期国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相比微不足道。第二阶段是体制转型期(1978年～2001年)。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旅游业走出了外事接待的影子，成为独立发展的产业，经济功能得到极大的重视，初具产业规模，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时旅游业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中央集中控制有所弱化，旅游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由前期的集中控制转为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全面启动。第三阶段是初步市场体制时期(2002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旅游市场逐渐开放，旅游政策逐渐向市场体制要求靠近，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社会现象的综合效应开始显现，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具备较强的供应能力，旅游业发展进入成长期。

总体上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历史时期。当前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型、社会发展多元化以及公民旅游需要普遍化为旅游业发展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必需的环境，也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要求。

(二)旅游业发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1.经济目标导向。尽管旅游业是关联性极强的综合产业，但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经济功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改革初期强调的“旅游创汇”，还是1998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强调的“旅游扩大内需”，宏观的发展方针都侧重于旅游业的经济功能，无形中弱化，甚至忽略了旅游在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效益。现阶段旅游业综合衡量指标依然以经济指标为主，如国家旅游局对旅游业统计的主要口径是旅游接待人次数、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等，对于旅游发展的生态、文化、社会效应没有涉及，旅游业发展的外部效应也无从衡量。在这一目标导向下，关于旅游业经济功能的社会认知十分普遍，形成了社会共识，决策者的价值趋向十分明显，对旅游业性质和功能的认知局限在了“经济产业”之上。

但单一地或过度地强调旅游业经济功能，以及经济利益至上的旅游发展评价体系客观上将人们对旅游业的关注局限在经济利益上，旅游的综合效益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对具体实践没有明确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旅游资源的价值理解狭义化。资源是资财的来源，经济目标的定位将这一认知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旅游资源在促进文化传承、保障环境的完整性、多样性、原真性等方面的价值有所忽视，旅游业发展的意义被局限在经济增长上。在实践中导致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和浪费现象，甚至走进“先污染，后治理”的误区。

第二，旅游综合效益被弱化、淡化。旅游发展侧重经济评价促使国家、地方在制定旅游发展的方针、政策时特别强调旅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而导致对环境问题的疏忽、对社区居民人文关怀的缺失、对旅游发展外部不经济性的漠视，难以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2.政府主导发展战略。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安排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国际上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当处于启动阶段时，旅游业通常选择政府主导战略，由政府充任旅游发展的“催化剂”，并以行政力量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政府主导发展战略，并一直延续使用。该战略通过运用行政体制力量，快速动用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加快旅游开发和建设，迅速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和供给能力，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战略选择在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旅游业发展之初，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市场失灵的领域广、程度深，亟需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以弥补市场主体的缺位或弱化。同时，由于当时旅游产业基础极其薄弱，必须依靠政府的主导力量才能促进众多部门与行业的协调，营造和改善旅游大环境。

但政府的干预要和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相结合，不管政府职能如何扩张，经济运行都应以不损害市场竞争为基本原则，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发挥基础性、持续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才能相互补充。目前我国旅游业已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具备了相当的产业供给能力，旅游业发展进入成长期，既有的政府主导战略在转型时期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两个方面的阻滞：第一，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第二，政府居于市场之中，以参与者的角度去设租寻租，容易导致旅游市场行为中行政粘连过多，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屈从于政绩导向、现实利益导向，影响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3.逆向发展模式。在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依赖旅游扩大外汇储备的约束之下，我国旅游业选择了逆向发展模式与路径，即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以最大限度赚取外汇，扩大旅游经济收益，以及以最快速度追赶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步伐。实践中逆向发展模式的运行主要依靠以旅游景区为依托、主打团体观光旅游的“点线旅游”经济体系。进入1990年代后，国内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大为增加，加之旅游交通网络和交通设施的完善，国内旅游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发展出境旅游，形成三大旅游业务支撑的旅游产业规模。

逆向发展模式与“点线”旅游经济体系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我国是旅游资源大国，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在发展初期以团体观光旅游的形式开发旅游产品基础良好、市场广大、立竿见影。但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流于肤浅，资源内涵挖掘不够，同时旅游业内在经营素质的挖掘和培养也极其缺乏，导致旅游业内产品结构单一、旅游经济体系单薄、旅游发展后续乏力，旅游经济效益的提升主要依靠旅游接待规模的增长，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容量形同虚设。旅游是环境友好型产业，但一旦超过旅游环境的承载力，加之急功近利的规划和建设，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至。而且在现实利益驱动之下，叫停过渡开发与接待十分困难，旅游目的地将陷入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造成长期的“不可持续”。同时由于不少旅游资源分布于边远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治理污染、修复环境的难度更大。实际上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是通过粗放式的经营方式来实现的，旅游业的集约化程度较低，旅游资源的破坏、浪费现象严重，有违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

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创新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变迁形成了路径约束，其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原有发展路径中锁定的利益分配机制。霍沃斯(Howarth)把可持续性定义为代际间的机会公平，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保障旅游发展的利益和权利在代内和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尽管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的阻滞作用是客观存在，但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旅游业必须针对路径依赖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意识地创新，以减少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产生的负面影响，缩短制度变迁的周期，尽早实现有利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一)产业定位：战略支柱产业

产业定位是明确产业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换有着重要的作用。旅游业是世界公认关联性很强的部门，据统计关联到29个部门108个行业。针对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巨大作用及其良好的发展预期，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目标，将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为旅游业发挥其先导作用、连锁效应和扩大社会就业指明方向、奠定基础。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使旅游业所彰显的产业效益和市场前景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确认，产业地位空前提升，为旅游业深化改革、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扩大产业规模、促进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新的产业定位优化了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突破旅游业传统经济定位目标的路径约束，使旅游业自主发展的需求得以实现，着眼于产业发展潜力、产业规模效应、产业带动能力等关键领域培育产业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战略性支柱产业定位的落实需要从三个方面人手。第一，深化旅游企业改革，促进国有旅游企业改组改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投资旅游业。第二，规划旅游产业布局，围绕旅游核心 吸引物组建由具有竞合关系的旅游企业、相关企业和支撑机构组成的价值链群，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发挥集群作用，实现规模扩张和资本扩张的统一。第三，通过业态拓展，强化旅游业水平拓展、横向拓展、纵深拓展的能力，增强旅游业带动能力。

(二)政府职能：有限政府主导

战略性支柱产业定位目标实施的原动力是市场作用，但政府的宏观调控必不可少，可以调节“市场失灵”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旅游业进入发展阶段，政府职能面临转型的需要，南“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推行“有限政府主导模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最优功能组合。这一模式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旅游业自主发展综合需求的客观条件下应运而生，追求政府主导的有限性旨在利用政府的能力，以低成本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实现“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发展方向，最终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限政府主导模式有利于突破完全政府主导的旧体制，通过制定相应制度来规定和理顺私营部门之间、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回归，市场运作效率得以提升。

有限政府主导模式的实施要求包括：第一，规范性要求，即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组织在旅游业发展中加强自律，规范自身行为，尊重市场规律，实现政府干预的理性退让；第二，间接性要求，即政府间接调控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第三，服务性要求，即政府着重建立和完善旅游法律体系，规范是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促进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政府对旅游企业的服务和支持。

(三)法律保障：健全旅游法律体系

《牛津英语辞典参考》中将法律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制定的规则或约定俗成的条款，是对某些行为的准许或禁止，通过强加惩罚来执行”。法律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法律建设与改革也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国旅游业法律建设旨在通过专门法制来确定市场经济的人本主义、平等和尊严、等价交换、诚实信用等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进而规范旅游业中复杂而综合的社会关系，解决暴露出来的矛盾、纠纷和问题。因此旅游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保护机制，建立保障当代公民参与旅游、分享利益的机会和权利的公平机制；建立旅游资源适度利用与有效保护的约束机制、建立经营行为和消费行为的约束机制、建立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的约束机制、建立保障代际公民参与旅游、发展旅游、分享效益的机会和权利的公平机制；建立旅游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机制、建立旅游法律体系与相邻部门法律的协调机制、建立我国旅游业与国际旅游业的协调发展的法律机制、建立旅游发展相关的法律体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宗教习惯等柔性制度的协调机制。新的旅游法律体系有利于增强新制度和现有制度的能力建设，进一步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对制度变迁的约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旅游法律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处理好改革创新和规范立法的关系，加快制定旅游基本法，完善旅游单行法和现有管理条例；解决好单项立法和综合立法的关系，妥善处理旅游法律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衔接；明确旅游法律规范的执法主体问题、明晰立法条文和可操作性；全面整合旅游行政资源和执法资源，强化宏观调控，统一协调旅游社会关系。

第6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141-03

一、引言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从2015年起教育部将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具有开创型个性和创业基本素质的人才为目标，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其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2015年11月，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快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从而带动更多地方高校加快转型步伐，推进高等教育全方位改革，为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性、创业性较强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首当其冲。通常来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由于涉及国际货物与服务的谈判、交易、报关报检、结算等一系列过程，涉及大量的国际贸易实务和专业操作知识，对专业教育的要求较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驱动性。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上海自贸区和中韩自贸区的建立，支持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的提出，都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兼备发展高等教育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培养适应区域发展需要的人才，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存在的问题

（一）对创新创业教育重视不够

应用型本科高校完整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发展。但在许多地方本科院校中，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学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化和非主流的地位，尚未纳入主流教育体系，具体表现为：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案中没有鲜明体现，课程体系设置不健全，没有形成鲜明的学科和专业；在思想认识上，一些高校还没有将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整合上升到办学理念的高度。虽然学校一直强调创新创业，但是在专业教育的具体过程中，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足，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二）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独立

当前，许多高校设置了多个学生实践环节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但在专业教育过程中，创新创业教育尚未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体现。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仍相互独立，两者缺乏紧密的融合。国际贸易专业，本质上就是培养如何与各国各地区商人进行贸易的人才，该专业的实践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在授课过程中纳入创新创业教育十分必要。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国际贸易专业教育仍然是以实务性操作和基础性理论知识为引导，侧重于如何进行操作，未将创新创业教育归并其中，从创新创业的角度去鼓励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做得尚不到位。尽管一些专业教师已经意识到这点，从实验课程的设置、实操环境的模拟、实训基地的建立等方面尽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但受限于时间和环境的约束，学生仍然难以将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相结合。

（三）缺乏复合型师资队伍

教师在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教师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和学科，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非常稀缺，大多数院校从事这方面授课的教师也仅限于就业指导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存在教师学历、职称和年龄的不合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课程缺少长期规划等问题，难以保证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进行。一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充分意识到在专业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从多途径增加专业师资，师资队伍由名牌大学毕业的专业教师，或常年在一线从事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员组成，然而，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么过于关注专业教育，要么过于关注创新创业教育的某一方面，缺乏能将二者有效结合、既有专业背景又在相关领域进行过创新创业实践的教师。

（四）缺乏创新创业与专业知识相关教材

市场上专业教材较多，传统的专业教材侧重于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对所学课程进行解析，突出专业重点和特色，而缺乏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知识相融合的教材，因此教师只能是将不同的教材进行拼凑，用于教学。但这样容易出现知识体系不系统，衔接不规范等问题，不利于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效融合。且大部分创新创业知识倾向于实践性，在专业教育过程中难以体现和传授。

三、专业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设计

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应努力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一方面，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以专业教育为依托；另一方面，专业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会更好地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理论和实践更有效地衔接在一起。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教育体系是未来国际经济与贸易教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一）打造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融合型的师资队伍

高校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要想真正将专业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打造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融合型的师资队伍。因此，学校应大力选拔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的专业教师到企业相关岗位或部门学习和培训，了解企业实际运行状态，学习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促进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为教师提供参加各类创新创业领域学术交流的机会，提升教师的创业素养；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实践教学竞赛，进行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成果展评。此外，广开渠道，扩大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师的来源，充分利用校友等社会资源网络关系，聘请国际贸易相关企事业单位专业人员，或企业家和优秀的创业者担任专业课的实践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教师，通过校企双方的教育教学经验交流活动，打造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融合型的师资队伍。

（二）构建“专业+创新创业”教学内容体系

首先，在课程大纲中加入创新创业内容。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建有针对性的、时效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并将其纳入到学生必修学分里面；其次，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将学生参与竞赛活动、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充抵为专业实习学时，将学生开展创新实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第三，在教材的选定上，可以适当选用带有创业板块或者专题的教科书。

（三）丰富教学形式

在现有教学形式的基础上，加入创新的教学形式，例如创业专题讲座、企业对口培养、暑期实践模拟、与企业联合开展竞赛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指导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国内外的各种竞赛，如品牌大赛、企业策划大赛、国际贸易业务模拟大赛、国际商务专题竞赛，提升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四）构建创业孵化平台等支持环境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融合需要企业、社会等多方提供支持。因此，可以借助学校、企业和社会力量来推动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新思维，强化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首先，学校和企业合作构建创业孵化平台，为在校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真实平台。其次，学校应借助校友、社会关系等渠道吸引资金，利用国家相关的扶持政策，建立“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的示范基地，为学生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相融合奠定资金基础和推广平台。第三，学校可以通过实验室模拟仿真、创业模拟大赛等方式，为创新创业教学提供硬件基础和软件环境。例如，大连财经学院打破学院各专业和年级的限制，与大连金普新区双D港跨境电商产业园合作组建了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对具备创新创业潜质的学生进行系统的培训，该中心计划开设创业理论、创业实务和创业实践三大课程模块，由校内教师和企业专家联合授课。

（五）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要想做到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应改变教学方法，在课堂上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式，诸如通过研讨课、演讲课、案例分析、模拟演练、项目研究、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将创新意识、创业情感、创业兴趣融入到专业学习或专业实践中。同时上课形式应更趋多样化，进行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互动式教学，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整合班型，增加小班化教学覆盖面，推动教师把前沿学术发展情况、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中。运用慕课和微课等最新的教学手段，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在授课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情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素质，包括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创新创业心理品质和创新创业知识；培养战略眼光、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营销能力和决策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

（六）改革考核方式

要将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紧密联系，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也要有所调整。改变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考核内容，不再强调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强调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来；改进考核方式，根据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特点，积极探索能考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多元考核方式，提高平时作业和课堂表现的考核比重，改变标准答案式考试模式，积极探索和实施非标准答案式考试。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用参加创业大赛、进行创业实践等加分考核方式，既能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能够有效把握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仅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效果，还能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而言，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应考虑地域特点和专业优势，构建符合地方人才培养需求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教育体系，提高大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拓宽大学生创新思维，激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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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 “基础课”实践教学 运用现状 形式创新 路径探索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些灿烂辉煌的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当中，引导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的教学目的之一是“塑造人的品格，美化人的心灵”，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既是“基础课”的重要理论源泉，又是“基础课”教学体系的有力支撑。然而，枯燥的讲授并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在教学中不断创新，不仅要在课堂教学环节中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还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在实践教学中的形式，改变当前思政课育人效果不甚理想的困境。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在中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现的。而当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不够理想，大学生对此热情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入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深厚的文化意蕴，显得很苍白。

近十年来，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成立以通识教育为中心的复旦学院和通识教育研究中心，2006年在全校开展通识教育。2006年以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实施了“经典阅读计划”，引起教育部有关领导的关注，在国内众多高校产生积极的反响。在湖南大学，每位新生入校后的第一课，就是走进岳麓书院，感悟先贤们千年积淀的厚重文化底蕴。北大团委在2009年推出纪念中国传统节日主题图文展之后，2010年又推出“古韵新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图文展，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

但是就两者的融合来看，国内高校整体仍然处在低层次、低水平状态，还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础课”中的应用而言，没有找到有效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辅助功能，通过开设传统文化选修课和传统文化论坛、讲座等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而不是将“基础课”作为主要渠道；二是从“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来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失，政治性的内容所占比例过重，道德性、文化性的内容太少，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占到一席之地。三是在“基础课”的实践教学上，没有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形式单一，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理论教学中的形式创新

（一）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培育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人们用激情豪迈的语句，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和对本民族的深切依恋之情。随着时代的前进，爱国主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这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与捍卫国家的尊严、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振兴中华密切联系在一起。今天，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我们弘扬传统爱国主义精神。

《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故事，张扬的正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一优秀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的战火连绵、分分合合中克服重重困难，至今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髓对当今大学生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能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增强他们面对困难的信心和毅力，培育他们独立、进取的人格。

（二）推崇“仁爱”原则，塑造宽容品格。

我国古时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把道德责任与安身立命连在一起，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认为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主张推行仁政和德化，启迪人善心和责任感，使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能爱人才能宽容人。老子说“不争”为德。墨子提出“兼爱”说，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周易》说：“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要求君子应当有大地之广阔胸襟，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宽容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体现。挖掘这一资源，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科学对待人生环境，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三）追求“内圣外王”，形成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人格理论的精粹是“内圣外王”，是儒家对理想人格的一种最高追求。“内圣”指人的内心通过自我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指人的道德修养的外化和外在表现。儒家学者认为，一个崇高的理想人格，应当是由德（道德）、知（智慧）、志（意志）、美（审美）诸要素铸成，是真、善、美的统一。它既强调道德对个体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又体现了满足自我与满足社会需要的统一，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圣外王的道德追求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修养及社会责任感，自觉抵制和消除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三、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实践教学中的路径探索

（一）以研练中心为依托，开展形式多样的研练课。

2009年，我校创建了一个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广阔平台——大学生思想政治心理品德素质教育研练中心（以下简称“研练中心”）。通过创设特殊的课堂教学环境，以研讨练习、教师点评为基本教学形式，实现了由“让学生学”到“学生主动学”的转变。目前，在我校，“基础课”一学年的研练课安排次数为六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选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安排形式多样的研练课，其具体实现形式可以包括传统礼仪示范、小组案例研讨、诵读经典等。

1.传统礼仪示范。通过传统礼仪进课堂，学生亲身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我们可以在学生中开展古代“成人礼”仪式。“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寓教于“美”的文明教化方式，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人文传统。汉族传统的成人仪礼“男子加冠，女子及笄”，自古以来影响巨大。先民为跨入成年的青年男女举行这一仪式，是要提示行冠（笄）礼者：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唯其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社会成员人。因此，行冠（笄）礼就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成人礼”仪式的开展可以帮助大学生唤起社会责任感，从思想意识上真正做好成人的准备，进一步启发青年人爱国、进步、理性、奋进等应有的精神品格。

2.小组案例研讨。通过自由式的讨论、启发式的提问，加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如以汉朝法律规定“亲亲得相首匿”为切入点，寻找相关案例，让学生探讨中国传统“孝文化”和现代孝道的区别。尽管在今天看来，古代的法律规定不尽科学，但是维护孝道是非常必要的，毕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关系稳固，全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角色扮演方式，演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经典故事。在准备和表演的过程中，学生已经受到深刻的教育，理解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

3.诵读经典。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是几千年传统中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体系，涵盖了人生教育的四个阶段——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等。诵读经典，既锻炼了大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又在这些国学经典中学到了人生智慧。诵读之后，还可以让同学们交换各自的观点和认识，在思想的碰撞中通晓做人做事的道理，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二）与学校相关部门联手，打造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

1.走出校园，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学生广泛地参与社会服务活动，能强化其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活动的开展可以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感恩教育为主线，参观历史博物馆，走进敬老院、儿童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提供志愿者服务等。在活动中让他们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生价值的指引、精神境界的陶冶。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能够扩展大学生的视野，强化他们自强不息奉献服务的精神，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从而激励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把个人的道德意志转变为道德行为。

2.联合社团，举行传统节日纪念活动。民族文化不是空洞的，它渗透于各种节日、典礼和生活的细节中。通过主题活动的设计，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自豪感。例如，端午节可以举行“端午祭”民俗传统文化展示活动，以龙舟、屈原、粽子、端午四项主题为内容，让学生详细介绍端午节的历史起源、传说故事和各地习俗等知识；同时还可以让学生身穿传统服装，手持艾草祈福，在对先人的缅怀中理解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此外，重阳节可以开展尊老爱幼主题活动、清明节可以开展感恩教育主题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可以让传统节日生动起来，变得好看、好听、好玩，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传承良好的中华传统美德。

3.定期宣传，展示学生的各项优秀作品。我校的研练中心建构为“一廊五室”，长廊和教室的墙壁上由简明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组成了一个情境教育的载体。因此，我们可以将学生诵读国学经典的读书笔记、传统节日纪念活动的剪影，或者传统礼仪示范的图片等定期进行展示。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促使他们积极认真地准备每一次活动，而且向全校的其他同学传递了正能量，在参观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升华。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基础课”教学的有效结合有助于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形成，道德理想的全面提升。只要我们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齐头并进，就能做到“润物细无声”，在良好的氛围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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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萌，张立成.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11）.

第8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关键词：产业科技；创新；模式；路径

基金项目：江宁区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模式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6E02）资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8日

一、引言

新常态下，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同时南京市江宁区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必须依靠产业空间集聚、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培育经济增长新优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近年来，江宁区坚持把创新驱动摆在引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位置，在创新型经济发展上已取得丰硕成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创新支持体系。江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2015年突破1，500亿元，人均GDP达到2.39万美元，五年均翻了一番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全省第三位，2015年达到191.7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达3，000亿元，比2010年增长1.3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由59%提高到64.2%。对外开放优势不断扩大，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是“十一五”的1.4倍；外贸出口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保持平稳增长，总额与增幅连续三年居全市第一位。

当前有关产业科技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内涵的分析和路径的探索方面。关于产业科技创新的内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Fridrich（2011）指出产业科技创新的目的是发现新技术，增加知识存量，提升现有结构和流程的价值，增加产业链利润。Jiang Hong等（2012）认为产业科技创新是一个包含了设计、研发、生产和运营的知识产生、扩散及应用的过程。刘嘉宁（2013）认为产业科技创新平台是一个地区知识、技术、人才等系列要素的集成。谢学芳和韩晓芳（2015）指出产业科技创新与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着较大差异，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方面，技术创新能力是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的关键构成。

二、现状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江宁统计年鉴》、《江宁科技年鉴》相关数据，构建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分析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标体系与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指标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X32、X21、X12、X22、X31、X11、X13、X23、X33，其中企I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占比、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发明专利、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权重分别为30.29%、21.36%、20.57%、17.44%，表明了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占比、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发明专利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是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因素。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占比、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分别是一个地区科技环境的体现，发明专利是一个地区科技储备力量的集中体现，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是一个地区产业科技成果的表现，体现了一个地区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产业发展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因此科技创新环境和产业科技成果对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有显著性影响。（表1）

从理论上讲，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为产业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产出的增加导致投入的增加，如此形成一个科技发展的良好循环。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优秀的内部环境，对于科技活动的开展、科研机构的活跃度都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因此说，科技创新环境是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是一个地区科技水平的主要考量标准，也是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反映。丰富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显示着一个地区强大的科技能力，由于是成果的体现，所以对于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有着更直接且客观的影响。因此说，产业科技成果是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因素。

（二）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有科研活动的企业数占比和外商投资企业出货值占比的权重不到1%，教育经费投入的权重也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说明它对于我们研究对象的解释不够明显。有科研活动的企业数占比理应对科技创新能力有一个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我们得出的结果同理论假设相违背，经过分析，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解释该现象：一是历年来产业科技高速发展，需要大批科研人才，而江宁区教育经费投入和研发类企业数量不足，这种科技储备能力的薄弱使得无法充分发挥其对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显著作用；二是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目前江宁区经济结构的发展尚不成熟；三是这些指标反映出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劣势所在，即政府对于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不够，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由表2可知，2013～2015年综合得分呈现稳定增长，而2012～2013年则是一个迸发式增长，究其原因，2012年无线谷一期、U湖未来网络科技交流中心正式投运，80多个项目、公共平台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落户三个紫金特区和东山研发园。新增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58家，院士工作站1个；创建知识产权示范企业33家，被认定为省知识产权战略示范区。多种产业优势的集聚极大地推动了江宁区经济发展，为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新动力。（表2）

三、模式与路径分析

（一）模式分析――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当前，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超过70%，我国却仅为10%左右，大量科技成果“沉睡”在实验室里，造成巨大浪费。究其根源，在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足，创新驱动乏力。“一个斯坦福能带出一个硅谷”，资源整合、协同作战是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相对于独立创新、开放式创新的浅层合作，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追求的是一体化的深度合作，必须清除政产学研之间互动的障碍，坚持“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原则，形成合作“磁场”，使之成为多赢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政产学研联合体的发展。

1、一致的愿景和战略是基础。在创新活动中，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大学追求科研和教育成绩，政府追求社会福利，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影响各方对合作利益的评判，为此必须认同与包容各方行动目标的差异性，在利益分配、风险承担等敏感问题上找到利益平衡点，达到多赢的心理预期，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

2、以人为本的体制改革是纽带。政府应该提供相关政策，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实行“以人为本”的体制改革，使得人才的流动是双向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体制改革，促使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不仅仅是直接购买技术、成果，而且通过“人的引进”享受技术和成果，同时增强企业技术实力和稳定的技术优势。

3、高效的沟通和管理机制是手段。在政府方面，要为协同创新体系创造良好环境，从政策鼓励、法律保护等方面搭建合作平台，为企业和学研方提供财政政策倾斜、资金支持。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方面，重点在于完善人事聘用、岗位设置、考核激励等一系列人事管理的政策和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离岗创业和在岗创业，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在企业方面，重点在于建立吸引高校教授研发团队到企业兼职，建立反哺和支持高校学科建设、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回馈机制，形成与高校“谋长远”、“可持续”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二）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路径研究

1、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根据上文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显变量表征潜变量：科技进步（r1）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GDP占比（a1）、发明专利（a2）和教育经费投入（a3）衡量；产业培育（r2）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a4）、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占比（a5）和有RD企业数占比（a6）表示；制度新（r3）用单位专业授权量（a7）、研发中政府资金占比（a8）和外商投资企业出货值占比（a9）代表；江宁产业科技创新水平用江宁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南京市比重（a10）衡量。结构方程路径图中椭圆表示潜变量r1～r3，方框表示显变量a1～a10。借助SPSS16.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Smart PLS3.0将标准化数据（a1～a10）导入软件测算，据此分析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路径，如图1所示。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检验。通过Smart PLS3.0测算结果的AVE、CR综合评价指标的效度，如表3所示，对潜变量的效度进行效度检验（没有间接效应，所以信度是1，无需检验）。各潜变量的CA都超过门槛值0.7，AVE均超过门槛值0.5，说明本文数据通过了效度检验，具备较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表3）

（2）影响效应。通过路径系数可以观测变量间的影响作用，如表4所示。国有控股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占比这两个指标系数为负，其余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在江宁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政府的过多参与可能会对其有一定的束缚，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表4）

从路径来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路径系数均为正，产业培育的路径系数为负。这说明，在江宁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技术上的进步和制度上的创新均对其有正向作用，产业培育对其有负向作用，这和江宁区当前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相比于鼓楼、玄武区这些市中心区域主打发展服务业，江宁区当前仍是南京的重工业聚集地，第二产业占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利的作用。

四、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现实基础，着眼于科技基础、产业基础和制度基础等三个层面，分析了江宁区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模式和路径。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大科研投入，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江宁区要强化科技资源的吸引、集聚和配置，积极吸引在国内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研发机构入驻江宁区，同时重点关注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及留学生的引进，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端科技人才流向企业，促进产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现代产业。江宁区应通过优惠的产业政策，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的集聚，积极培育现代产业。除了一些优惠政策外，还要提高服务业在江宁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具有优势的服务业集聚功能区建设。

（三）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江宁区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对于产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评估、中介、转化等功能。建设与完善科技中介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提升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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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

>> 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深度融合的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路径选择 西安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首都经济圈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高校协同创新的组织文化路径 高校协同创新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高校组织内部的协同创新路径研究 地方财经类特色高校校内协同创新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高职院校开展协同创新的问题与路径 行业特色型高校协同创新比较优势和路径选择 协同创新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高校协同创新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高校协同创新的现实困境 高校协同创新工作路径初探 高校企业协同创新模式选择研究 区域高校科技物理资源共享的协同创新机制 面向区域发展的保定高校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内部科研资源整合的路径分析 区域协同创新研究进展与展望 区域高职院校专业协同创新的问题与策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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