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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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1、相关文献简述

国内有关人文素质教育的研究较多，注重如何同步提高大学生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在高职教育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理论知识、技能操作的培养，还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有创新精神和内在品质的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丰富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因此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便是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的素质教育中，还存在一部分学校往往只重视科技教育的传授，没有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技能摆在重要地位，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育的重视不足。

2、研究过程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本文研究材料的收集整理主要是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中国知网两种途径，对儒家人文思想进行评析，通过在知网中输入“人文素质教育”、“儒家文化”、“高职学生”等关键词进行搜索。阐述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重在儒家文化在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实践研究。科学合理地运用儒家思想来分析高职院校教学的不足，进而提出解决路径，是当今学校教学研究中又一重要的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此领域的研究很少。

2．2专家访谈法

高等院校在具体实施方面主要是邀请儒家研究学者在校内不定期开设讲座。今后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将重点听取他们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评价、存在问题，深入了解儒家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在国内实施路径，弥补文献研究不足。

2．3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荣文龙的《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调查分析》，选取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的高职学生为调查对象1000人，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了解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现状，研究切实可行的人文素质培养对策。通过对高职学生问卷和抽样调查，整理出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知识的现状及需求。结合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制定出既体现出课程改革的综合性、选择性和均衡性，又能适合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提高当代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具体实施路径。

3、结果与分析

3．1学生对素质课程的理解

问卷调查了四门与人文素质教育关联密切的课程，了解高职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看法和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高职学生对这种人文素质课程不感兴趣。我校《修身九讲》课程的反馈情况较好，约44%的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兴趣。

3．262%的同学并不了解人文素质教育

和人文知识的差别，人文素质教育相较于专业素质教育而言，39%的高职学生认为专业素质教育比人文素质教育实用性更强。以至于46%的学生认为人文素质教育应在中小学开展大学阶段学习并不重要，不过仍有53%的高职学生认为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水平。

3．3高职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兴趣

研究表明通过高职学生学习儒家文化之前与之后相对比，可以看出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之前，只有32%的学生对儒家文化感兴趣，而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之后，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有很大的改善，72%的学生认为对个人价值取向有积极影响，35%的学生通过接受儒家教育之后改变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消极看法，81%的学生学习儒家文化后提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

4、对策与建议

(1)在校开展《论语》、《中庸》、《四书》、《五经》等选修课，并在校内的课程教育中增加其它一些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结课并考核合格后获得5学分，以此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2)在校内开展丰富的儒家文化有关的校园活动，让同学们从不同方面认识儒家文化。可以开展如儒家人文知识竞赛、儒家文化交流会、儒家经典诵读、论语书法展览、儒家文化辩论赛等，让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我校开展了《修身九讲》选修课，笔者也选修了这门课程，通过这几次的上课学习，让我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认识了《诗经》、《论语》等儒家文化的经典书籍，体会到了“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的吸引力，让我学到了为人处世，让我能够潜心学习，让我对孝道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校通过儒家文化等课程的熏陶，提高学生们的人文素质，能够感悟德行的真谛，教会仁、礼、智的做人之道，提高自身品格。同学们变的更加珍惜自己在校的学习机会。(3)在人文素质教育中，要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儒家文化，领悟其中的人生哲理。不仅要通过学习相关课程来了解儒家文化，而且要将儒家文化精华列入大学必读的经典书目中，交由学生自己主动阅读，这不仅能解决课时安排困难的问题，还能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汲取儒家文化精华，领悟其中道理。(4)通过社会实践让学生感受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儒家文化的弘扬不仅仅只限制在校园里，还应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不仅要让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文化古迹，还要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我国各地的文化古迹中和一次次社会实践活动中亲身感受儒家人文精神的存在和价值，还可以多听听儒家大家的讲座，耳濡目染中我们就从中领悟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笔者在假期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参观，在那里感受着儒家文化的气息，让你了解古代文化、增长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涵。有些人就在孔子塑像之前叩首拜祭，表达对儒家先圣的崇敬之情。(5)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利用学校的路牌、标语、宣传栏、主题场馆等宣扬优秀儒家文化，还要充分利用学校中各种可以传播文化的途径如宣传栏、校园网、校园报刊、校院广播等来宣传儒家文化中的精华，让学生在校园中感受到浓郁的人文氛围。

【参考文献】

［1］栾青林．儒家文化如何影响现代中国［J］．社会政策研究，2017(1)

第2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关键词：韩国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经过不断发扬光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传，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我们在平时韩语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了解到，韩国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在韩国，虽然有多种宗教存在，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科技发达了，人们更多愿意面对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心心念念着电子游戏，而对一些传统游戏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学校会为学习传统文化专门开设课程，这导致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当我们为圣诞节大肆庆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包粽子、做汤圆，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买粽子和汤圆。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重视。

二、儒家文化对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开展关于儒家文化的系统性的课程较为合适，一来，大学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足，没有特别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强。高校中是学生学习多元化的知识的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淡忘，学习传统文化是每个学生都要做的。

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校人才教育中，更显示出其非凡的现实意义。重视儒学经典教育，让每个学生终身受益。学习儒学经典著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学经典精髓，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流传到韩国后也相当受重视。韩国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设立有关儒家文化的课程，反观我国学校中开设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要学会根据韩国的儒家文化来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开始着手。大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仅要从专业知识技术的角度，更要是从人格素养的方面来考虑，一个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现在，中韩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去学习关于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也不难发现两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相似点，当韩国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毕竟这是我国的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代即将出世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高校的发展

细心观察，在韩国语的部分词语的运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会使用“我妈妈”或“我爸爸”等词，而在韩国语中，却用“？？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们妈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韩国本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早在1960？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丽大学中设有“职业与道德、道德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孟子著作导读、韩国的儒家等一些选修课程。而且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 由此看来，韩国相当注重儒家的发展，对我国高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上课前，见到老师说：“老师好。”下课时说：“老师再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虽然说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模式有助于推动学习氛围，但是尊敬老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而且要用行动来表示。或者还可以举办有关儒家的文化节、知识竞赛等一些有趣的活动，这样寓教于乐更加可以让同学们接受，因为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儒家理论课程比较枯燥，没有很大的学习动力。

通过对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分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相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韩国德育现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而我们能够感觉到我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也在加强，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成语大会等，但儒家文化传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别是韩国适时地发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这些对于提高和完善我国学校的德育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如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这一点也无疑是可以为中国高校生所学习的。

而中国式家庭教育，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爱”这样的词汇。家长们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却往往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例如现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补习班，为此失去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乐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体罚又是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不仅家长，甚至学校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所谓“尊师重道”，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据我们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高校虽然都设置有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基本为选修课程，而大学生往往会因这样的课程枯燥而放弃学习。这就导致了除了在学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学生很难在学校内接触到儒家相关课程的教育。对此，我们建议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儒家文化馆，并辅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观看纪录片，舞台剧表演，创新方式的导入也许会吸引一些高校生学习与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其人际关系的加强和集体意识的培养都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国高校可以借鉴好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氛围，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取长补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第3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儒家文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留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值得现代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儒家的思想文化涉及道德、政治、生活和教育的方方面面，它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文化，特别注重对人的关怀，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内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一是人本主义精神。就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更主张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道德的修养的自我完善，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的一种精神状态。二是内圣外王精神。主要是培养人的奉献精神，是宣扬群体价值取向和培养一种救世主的忧患意识，能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贡献大小论英雄的忘我精神。三是积极入世精神。就是通过对外界环境的体验，从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出发，领悟到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所在，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生活。总之，儒家文化理念的精神已经侵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依然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

二、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义

如今我国高校教育是开放的，正面临多种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学生都难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丰富的内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研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就是通过“绿色、环保、健康”为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它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礼，是中国文化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它强调整以体秩序为最高价值取向，体现庄重之美的内涵，但在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通过视觉传达呈现出规范的秩序，让观赏者在设计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和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包括在现代展示空间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雅色调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礼的影响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对万物有仁爱之美，这是儒家生命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自身内心修养的培养，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视觉设计艺术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国教育的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

目前，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就是在现代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风格的定位即体现了时代特色，又保留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使其在设计艺术中更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种风格并存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发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一定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将儒家文化思想进行科学的构建，让其在当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体现出应有的“美”。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家思想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即要吸纳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也要吸纳现代的美学精神，要在设计中协调出整体之美，创造出热烈之美，并将其内在之美传承开来。这也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育教学现代化发展形势所趋，渗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同时在教学创意中，也会呈现出怎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来。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将传统艺术设计元素与国际化的设计理念相结合，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设计风格来。如著名艺术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就是取材于传统的凤纹，它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理念当中，寥寥数笔却显得那么简洁有力，却能给人们一种舒适的飞行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感觉，这也体现了设计作品风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们如何对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进行培养，如何开拓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呢，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教师在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传播还不是很积极，在培养学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识上还很薄弱，以致于学生在进行展示空间设计时，很难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设计作品中去，使设计出来的作品很难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看起来缺乏强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意识和精髓不断地扩展到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中去。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儒家文化的内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着重挖掘具有继承价值的艺术素材，学会把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元素进行分类和总结，提高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审美意识，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能用独特的思维去树立自己的作品设计理念和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去多看优秀设计作品，了解更多的设计风格，并掌握先进的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不断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作品，使自己的视眼变得更加开阔，掌握的设计形态更加全面，并能对西方文化进行分解和还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这样设计出来的展示空间艺术作品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风格。例如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在他的作品中就经常主张把中国民族艺术和儒家美学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现代设计理念进行结合，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实践中要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传承、融合和创新”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去，引导学生重新解读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并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完美结合起来，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才能培养学生先进的、具有时代气息又不失民族风格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来。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及商业展销中心如雨后春笋，这也间接地体现出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在我国各个相关产业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前景是极为广阔的。一个好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是展示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通过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融合、多元的格局，给人传递一种美的享受。而这种美正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理念下的美学精神的真实反映。如今，我国高校对展示空间设计专业的教学越来越重视，展示空间设计作为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空间艺术设计专业在内容、时间、规模上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即具展览、观赏、文化教育的功效，还起到商务推广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萌发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展示设计艺术教学中要以不同的设计理念体现时展的脉络、特征，并将时代的精神、文化的观念，充分能反映出自然及社会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现出来。可以想象得到，在不远的将来，在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将以一种竞争、融合、多元的格局呈现出来。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为一种现代视觉语言的传递方式，其特点就是不断寻求创新和求变，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多种因素的互动设计上面，使其形成相连的、内存的、互动的关系，最终体现出一种整体的作品展示效果。再说，在全球来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展示空间都具有历史延续性，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对各种文化的需要就越急切。这就要求展示空间设计应该努力去挖掘关于地域、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现代的设计手法进行新的诠释和传承，这是现在及未来展示设计探索面临的又一大课题，也是展示设计向地域化或者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立足于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在展示空间艺术设计教学上来，用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精髓来指导展示空间艺术创作和教学。笔者相信在儒家文化思想下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将会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第4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关键词］价值普世性；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个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也是神秘的，这既激发了世界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好奇，也使他们保持着对未知文明的戒备和难以避免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展示给世人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普世价值资源受到制约的重要根源。从这一点讲，孔子学院的活动成功地搭建了一个文化平台，国外民众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中国文化遗产（如国画、武术），可以体会中国文化产品（如古典名著），进而接受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传递的价值观意义。

第5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 研究生 心理压力 纾解

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将达200万。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越来越重要。但是，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心理问题不断引发各种令人心痛的后果。大力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助于研究生身心健康和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生属于较为卓越的人才。卓越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良好的心理素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在当下高节奏的社会，卓越人才尤其需要纾解自己来自职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纾解有多种渠道，但是从文化角度而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反应模式都渗透着所在文化的特点。仅以心理疾病表现而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的人，其心理疾病表现也不尽相同。畲族在50年代精神病的分裂症多表现为乱唱山歌、手舞足蹈，而60年代以后的发病率迥异，主要表现为落落寡欢。研究者认为：“这与该民族的往昔爱好对歌，以后不再对歌的实际情况相符，说明精神病症状的内容随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而相应改变。”作为在中华文化下浸润成长的中国学生，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与自然、社会保持和谐关系等特质对于心理压力纾解有重要作用。

首先，儒家对压力有正面的认识。儒家认为压力有其积极意义，正确地面对挫折与苦难，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所以，不要畏惧压力，而是视之为一个自我提高的机会。《庄子・让王》里记载了孔子对困苦的看法：“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即，孔子几乎到了一个生存的绝境，但是他依旧“弦歌于室”。孔子的弟子子路和子贡不理解，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大意为：君子通达于道谓之一以贯通，不能通达于道谓之穷而无路。如今我信守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带来的祸患，怎么能说成是走投无路！所以说，善于反省就不会不通达于道，面临危难就不会丧失德行，严寒已经到来，霜雪降临大地，我这才真正看到了松柏仍是那么郁郁葱葱。陈、蔡之间的困厄，对于我来说恐怕还是一件幸事啊！之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也受到感发“M然执干而舞”，子贡则认识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孔子的这种面对困厄的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卓越人才面对压力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其次，儒家的核心范畴是“仁”。“人者，仁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认为“仁”不但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准则和最高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不但适用于人际之间，在人处理和面对自身问题时，也有积极价值。对自己仁爱，就是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重视自己，学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更好地了解自己。在面对压力时，学会接纳自己，包括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接纳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接纳所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学会不过分要求自己，不过分苛求自己，无条件接纳自己。

再次，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世间万物的总法则，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运用在心理压力纾解方面，中庸的重要意义就是保持心理平衡，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借鉴到本文的语境中，“时中”就要求处于当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时代的卓越人才时刻把握自己，调节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时刻使内心世界居于安适平衡状态。

第6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养成教育；青少年；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21-016-2

“养”初见于《孟子》：“以善养人”，“才也养不才”，“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成”指“成人”、“成器”，即达到教育目标。青少年的养成教育，从广义上说就是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多渠道的协同教育和影响，使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行为习惯，全面提高他们的“知、情、意、行”等思想道德素质，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蕴涵良好的养成教育的精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背景下，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思想对青少年养成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儒家文化中养成教育内容的现代意义

关鸿羽在《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中指出“养成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它往往从行为训练入手，综合多种教育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知、情、意、行’，最终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知、情、意、行是青少年养成教育的四大要素。儒家文化中关于‘知、情、意、行’有着精辟的论述，有着广泛的现代意义。

第一，学而知之。“知”是指青少年的道德认识，对是非善恶的认识和判断，正确的道德认识是培养学生良好养成教育的思想基础。我国古代儒学家非常重视在教育中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儒学创始人孔子强调“学而知之”，即“多闻”“多见”“择善”“识之”。《论语·述而》中记载了孔子的话“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孟子在《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北宋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的思想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来践行道德规范，他认为“所谓致知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羞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明朝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良知是人固有的先天道德标准，是人们判断事物的准则。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经济转轨带来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其严重影响了中学生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部分家庭教育中的溺爱纵容使得很多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和“利己主义”者。因此，提高青少年的道德认识是培养学生良好养成教育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主张的“学而知之”即通过学习获得良好道德认识的观点历经千年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养成教育中值得借鉴。

第二，道德修养。“情”即道德情感，指人们对事物爱憎、好恶的态度。儒家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完美境界。正如《论语·大学》开篇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 是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根本，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现代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儒家思想积极追求理想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道德修养观倡导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儒家道德修养观所建立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主张依靠个体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行为，反省自律，不仅为人们理解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人们行为选择和实践的行动指南。

第三，意志品质。“意”是古代儒学家非常重视的环节，良好的品德与坚强的意志是密切联系的。孔子和孟子都极力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尚志，孟子曾曰：“居天下之广居，走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也是强调坚强意志的主要性。

养成教育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过程就需要坚定的意志品质。这也是儒家思想宣扬的“修身养性”、“内圣外士”的重要构成之一。所谓“士不可不弘毅”，只有在坚定意志为支撑的基础上树立的理想才能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人志向。

第四，知行合一。“行”即道德行为。古代儒学家重视知行合一，慎言躬行。在《论语》中“子张问行。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为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荀子不仅强调学行一致，而且有“行”高于“知”的思想，认为“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明朝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古代儒学家注重在日常行为中恪守行为规范，将道德要求与自身修养紧密结合，这同样对现代青少年养成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儒家文化中养成教育方法的现代借鉴

《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代儒学家的教育教学方法是在实践中总结和验证的，为我们现代教育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循序渐进。

所谓“养成”，即“养”而后成。“养”是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决非一日之功。而“养”的前提是老师的教和引，要教得“勤”，引得“到”，才能养得“成”。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在现代养成教育中存在一些运动式、口号式的教育方式，希望习惯的养成能一蹴而就，那是错误的观点。古代儒家家循序渐进的方法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第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即对不同的学生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促进每个学生发展，这一教育理念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弥足珍贵的教育思想财富。孟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指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已成为自古到今经典教学原则。

第三，道德践行。

古代儒家学者将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强调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的统一。明朝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方法。当今许多青少年中存在只是高谈修养、道德而在生活中却不能践行自己行为，其原因在于我们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停留于说教阶段，忽视了通过社会实践等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素质的引导。所以，现代养成教育过程中要避免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就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能力。

第四，言传身教。

《论语·子路》中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强调的是教师要注意自身修养，树立榜样的作用。教师的言行、举止、仪态、作风、为人处世等表现一方面有利于把枯燥、抽象的道德规范具体化、人格化，从而增强德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对学生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教师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师表，是直观的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最活生生的榜样。塑造良好的师德形象是加强对学生养成教育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正所谓“正人先正己，教人先自教”。

儒家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是现代教育一笔博大精深的宝贵财富。教育者应该继承与发展，学以致用，在现代养成教育中将儒家思想的“知、情、意、行”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

[参考文献]

[1]李贵臣.孺家知行思想及其对中学德育意义的探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2]张心亮.孺家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J].焦作师范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4）.

[3]朱明贤，郑克卿，赵国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J].理论视野，2007（12）.

第7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我们企业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仔细追究其根源，恰恰是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文化在根本上背离了儒家的思想精神，如“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义利统一”“和为贵”“诚信”“反求诸己”的思想。然而在我们企业经营和运作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不但没有树立起来，相反提起儒家思想，有许多人想到的是腐朽没落，僵化教条、如何束缚人性、如何阻碍创新，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误解造成的，也正是这种误解，使我们对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思想和手段更多地停留在引进和消化上，而很少吸收再推陈出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关系的表面探讨上，在儒家思想对企业行为如何起作用的义理阐述上有所不足，在如何利用儒家思想建立企业文化、指导企业管理方面的实践有所不足。本文试图结合实际的案例，用系统的方法分析：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我国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企业，这个阶段大体相当于生命周期的青春期、盛年期和稳定期，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企业是赢利的，在市场上也基本上站住了，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关系逐渐理顺。在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创始人的德才能力外，对企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只是技术专业知识的学习，这里的学习能力指的是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

1.具备学习能力的领导者。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成长，能够提前发现企业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原来管理中的不足，于是对企业原有的潜文化进行扬弃、总结提炼，并突出放大企业原有的优秀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所处的环境，借鉴先进的经验和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通过适宜的方式强化企业的宗旨和理念。对内以人为本，企业员工的整体学习能力增强，企业对员工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管理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员工的满意和主动性化作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得到顾客的认同。并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善行来，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样的企业往往能够顺利从青春期到盛年期到稳定期，而且还能够在这些阶段上不断地创新，克服这些阶段可能出现的缺陷，而不进入贵族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寿命周期。

2.一般的企业领导者（创始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领导者感觉良好，看不到员工需求的变化和企业渐生出来的问题，领导者性格中的弱点开始暴露，员工因为企业效益渐长而渐高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这样的企业也有进行文化建设的，但只是一种形式，是为了赶潮流，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是形成文件和视觉形象，让外界看来，也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没有得到员工心理的真正认同，没有起到改变员工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的作用，企业不能真正发挥员工的潜力，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样的企业大多能够过渡到贵族期，然后渐渐走入衰败和灭亡。

（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经营企业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利润，但是有些企业利润的获取抛开了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甚至违法经营。于是为了获取利润，出现了以下问题：以牺牲环境、掠夺式消耗资源为代价，发展企业、追求利润，还觉着是大环境造成的，非这样做不可；采取送礼、腐蚀拉拢、偷税漏税等不合法甚至非法的经营手段来获取利润，破坏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也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风气。追求短期利益，不是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赢得顾客，而是靠欺骗来获取利润、以仿冒造假来获取利润。企业的“善行”较少，企业的利润来自于社会，企业通过力所能及的善行来反馈社会，如慈善捐款、投资教育等公共事业。这些行为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会在社会公众、顾客及其政府、银行等相关方中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会为企业的发展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投入很少。

2.诚信缺失

对待员工和顾客，重许诺，轻落实。对内，企业管理者言行不一致，对员工的许诺不兑现，企业出现了问题，不能真诚地解释原因，不能承认问题的存在，而是想法隐瞒，员工对企业没有信任感；对于利益相关方如企业供方，欠债不还，形不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对顾客，重视广告的作用，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服务，产品出了问题，顾客投诉，不能真诚地承认、做好服务及后续补偿工作，而是想法推脱责任，达不到顾客的满意，认识不到诚信的价值。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国企业诚信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3.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1）在待遇上不公平。决策集中在企业主和管理层手里，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待遇相差很大，对于私营企业，还常常发生侵犯职工权利的现象，造成职工的失衡甚至仇恨心理，企业的发展决策员工不认同，措施制度也不会很好地被执行，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在企业工作只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别说为了企业的发展主动创新了。一旦外面有了更好的机会，员工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企业；（2）不能满足员工发展自己的需要。如员工参与、创新机制建立不起来，不能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强调员工素质低，而提供给员工培训学习、提高技能的机会少。认识不到人才的真正价值，形不成吸引人才、留用人才、发挥人才所长的环境。

（3）管理者不能真正地对员工尊重、关心和信任，和员工的沟通少，只是利用员工为企业创造利润。

4.在制度和行为上

（1）不重视制度的作用。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对制度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制度没有尊重严肃的态度，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随意性强。

（2）存在着制度的空洞。如在全员参与、创新方面、员工的权益福利保障方面、规范领导行为方面没有制度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3）制度的有效性差。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没有和企业实际真正地结合，而是为了搞形式，对付上级或获取证书用；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对公司的制度不能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修订完善，使制度慢慢失去约束力。第四、规章制度往往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领导，管理不是靠规章制度，而是靠领导的意愿、偏好等不成文的规则，这样规章制度的作用被削弱，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被破坏。另外，对制度的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

5.缺乏学习创新能力

（1）表现在“跟风”和“两张皮”现象严重。不能对外来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真正地吸收，在引进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红火了一阵后，就慢慢黯淡下来；还有现在搞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各种认证，许多企业想的不是如何根据标准反思自己的不足，把企业的管理真正搞上去，而只是拿证作宣传，搞速成，于是实际做的一套，文件写的又是另外一套，就象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的“买椟还株”.许多企业的文化建设也是一样，别人的企业搞文化建设，自己的企业不能不搞，于是模仿别人的企业，请能人编口号、写册子，号召员工齐行动，花了钱，轰轰烈烈一阵后，不合格品照样出，员工的不满比以前一点也没减少，顾客的利益照样漠不关心，内部的勾心斗角、部门的利益之争照样存在，管理者的行为没有丝毫改变。

（2）不能从错误、矛盾和冲突中学习。当企业出现了问题，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惩罚或掩盖，而不是去找真正的原因。

二、借鉴儒家思想管理企业的成功案例

在中国的古代和现代，有许多人以儒家理念经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形成了儒商精神。他们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内部充满凝聚力和详和；对待顾客，坚持以义取利、以诚待人。日本及东南亚等亚州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儒商精神是优秀的企业文化，下面仅举几例对借鉴儒家思想经营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具有儒商精神的李嘉诚

对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人们都惊叹其成功，他赤手空拳起家，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如果我们探索其成功的原因，会发现他父亲从小灌输给他的传统文化，在他日后的成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从小会诵《三字经》《千家诗》，这些童蒙读物，使他最早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没有给他留下一文钱，却给他留下了“求人不如求己”“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人须有骨气”“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贫穷志不移”的遗言。这些道理和父亲遗训变成其灵魂的一部分，并成为其从商和做人的准则，使他终生受益。父亲去世，“孝心”使十四岁的他，当时只有一个心念，就是要养活母亲和妹妹，他谢绝了舅父供他上学的好意，毅然辍学，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挣钱养家之路。第一份工作就是茶楼堂倌，然后做过钟表学徒工、推销员，在当时纷纭变幻的世界里，刻骨铭心的先父遗训，使他始终朝着正确的人生方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残酷的求职和打工生涯中，他时时以此言鞭策自己，“诚”“信”“勤”“敬”“谦”成就了他骄人的业绩。

有一次当别人说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时，他认为自己首先做好了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纵观他商海搏击数十年的经历可以知道，虽然他的企业采用的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但是他奉行的是“反求诸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待人、以和为贵、广结善缘、“仁爱”等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

例如：李嘉诚说：“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是企业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在长江厂后来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真诚、信誉、为顾客着想和勤奋使他抓住了公司发展的机会。为保证质量、不断地推出新样品，他不惜重金聘请香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订单很多，但厂子资金有限，设备不足，怕影响质量和交货期限，他不敢放手接订单。资金的限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伤透脑筋之时，一位欧州的批发商对他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生产出这么世界先进水平的塑胶花感到惊奇，答应先借给他资金，让他扩大规模，然后再做生意，大量订购他的产品，条件之一便是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作担保。在他找不到担保人的情况下，虽然批发商只表达出了订购三种产品的意向，但他和设计师连夜赶出9款样品，每种产品都设计了三种样品，以期打动批发商，即使打动不了，就送给他做纪念，争取下一次合作。批发商对他的样品非常看好，但更看好他做生意奉行的诚信、互利互惠的原则。最后批发商对他说，你的真诚和信誉，就是最好的担保，就这样解决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也把产品直接销向了欧州。

（二）蒙牛的诚信文化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可以说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也正是他的忠实实践，催生了蒙牛。“财散民聚，财聚民散”是他的养母从小教育他的，也是他经常说他的话和做的事。

“诚信是策划的最高境界”是蒙牛的口号之一，他们认为诚信是一种战略资源，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包括了对顾客的诚信，也包括对员工的诚信。对待质量，他们的理念是“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产品质量的好坏等于人格品行的好坏”“营销的98%是在家里完成的”.对于服务，他们把“最可爱的人”安排在第一线，与客户打交道，正是这种理念，才有了蒙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才有了顾客的认同和市场。对待员工，诚信体现在了言行一致上，分配公平上，这样员工才愿意为企业卖命。

三、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借鉴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形态，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处事原则进而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儒家文化已经通过企业员工、社会文化等方式被带入企业，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不能直接用来治理企业，必须通过中介物质、制度、行为来实现。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以精神层次为指导，用精神层面向其他层次渗透。

1.儒家文化对企业精神文化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团队精神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论文格式对于君主及士大夫而言，应修身正己，实行仁政，讲求大义，所作所为合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任意恣性，鱼肉百姓，否则“水能载舟，已能覆舟”将危及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在企业中则要求领导者个人修养、道德水准达到一定的高度，为人处事公正、符合企业整体的利益。对于员工而言，则强调“舍身取义”,为企业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将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目标联系到一起。

（2）追求整个企业乃至这个社会的和谐共存、稳定发展。在一个组织内部，强调“和”为贵，成员之间精诚团结、风雨同舟。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不是面和心不和，甚至搞宗派，拉山头，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和不忘争”,“内和外争”.在整个企业内部，各阶层和睦共处，各按其位。

2.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

人的眼神、表情、说话的语气节奏、处事方式、行为举止的做派都能够透露出文化、修养及品位。个人的行为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的渗透，其中家庭教育对个人修养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中对“家”极为重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亲应爱子女，子女应孝敬父母。感谢亲恩，子女之间应互相爱护，互相关照，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世间的风风雨雨。爱人的思想通过父母之爱传递给子女，教会子女如何爱人。“孝道”、“知恩图报”、“勤俭节约”等品德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儒家文化中关于“教”学的研究比较深刻。从孔子收弟子讲学到开设学堂，对现代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学校通过设立教学计划，组织教师讲课，将知识及做人的准则传递给学生。教师通过讲述英雄事迹，奖励学习典范的模式将“忠”、“诚”、“孝”等理念灌输给学生，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准则。社会则是通过道德规范和准则，使个人行为得到完善。这些规范行为的模式为企业规范员工的行为提供了借鉴意义。儒家文化通过“言传身教”,道德约束的方式达到规范个人的目的，这一方法被融合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中，并被企业所接受。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行为文化的形成过程、员工的处事方式。如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要做到忠诚和服从，而上级对下级要尊重信任、以礼相待。员工之间要互相关爱，互相团结。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做到关爱下属，对员工以诚相待，对客户真诚；而员工做到对客户及外部人员有礼貌，对内部同事关爱照顾，那么企业经营绩效会稳步增长。

3.儒家文化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

儒家特别注重挖掘“礼”所蕴含的文化。“礼”是制度规范，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做事恰当。恰当的具体含义是考虑到每个人的需求，又为了群体结构的维护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礼”以达到“和”的程度为贵，但不能为了“和”而不讲差别，而要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企业文化制度层面设计原理与“礼”的原理相同。利用制度规范来制约员工的行为，从而维护组织正常有序运行。在保证领导者权威性的同时，营造企业内部和谐的氛围。

儒家“礼”需要配合“仁”方能完成。虽然有强制性，但约束力是靠道德约束来实现的。通过宣扬“合礼的行为”方式，使人们主动接受，主动学习“礼”的规范，依靠群体压力，使群体中的个体依照“礼”制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企业的制度文化，除了道德约束外，还有强制性的奖惩措施，并以奖惩约束为主。迟到了，罚款；早退了，罚款；工装穿戴不整齐，也罚款。制度的推行的确应依附强硬手段，但更多地应将它演变为个人自觉遵守的规范。一个公司如果员工每个月上缴的罚款过多的话，说明这个企业的制度规范一定有问题。规范制度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有序地被完成，是可以被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如果规范制度难以被施行，就说明这个规范制度是缺乏可执行性的。“礼”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所有员工对老员工的尊重。虽然中国对老字辈的尊重不如封建社会严苛，但在企业中对年长者及老资格的尊重仍会出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会更明显一些，一些退休的员工被返聘回单位，继续为企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可是这种现象正慢慢消失，现在的企业更喜欢招聘年轻而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年限越来越短，企业越来越留不住人才。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市场经济要求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被放在第一位。企业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喜欢培养、招聘年轻的员工，年长的员工不再被委以重任。而员工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家单位积累经验后，合同期满愿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企业。

4.儒家文化对企业物质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通过物体体现精神。《礼记·礼器》中提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起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覃之安，而稿和之设。”礼中包含继承先辈不忘本的思想。体现在器物上：祭祀用浓酒时，高处摆放着淡酒，因为浓酒的根是淡酒；使用快刀时，高处挂着钝刀，因为快刀的根是钝刀；使用柔细的席子时，高处挂着粗硬的席子，因为柔细席子的根是粗硬的席子。企业文化物质层面就是通过物质来表达企业的文化，如名称、标识、服装、产品包装、广告等均可用来传递企业文化，其中最能体现企业文化的还是员工的个人形象。顾客对企业员工印象的好坏会直接反射到对企业整体形象地评价上。儒家文化通过礼仪规范人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人的着装及精神面貌等。儒家文化表现在服装上，要求员工穿衣要庄重、整齐，打理好个人卫生。体现在员工风貌上，要求企业员工注重个人修养、道德情操，时时刻刻为企业、顾客着想。除此之外，企业物质文化中的标准色、图形、名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设计企业名称时，应体现民族特点，融入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出有本企业特点的名称。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均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特点，采用一些有积极含义的词语为外资企业的命名，其效果远胜过音译，如通用、奔驰、宝洁、宝马、可口可乐。

总之，企业的物质文化必须与企业精神文化相一致，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通过物质文化的宣传，从物质文化中折射出企业的经营哲学、企业精神、工作作风和审美意识等企业理念，缺乏了企业精神文化作核心和灵魂，企业物质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变得毫无生气。而儒家文化通过对企业精神层面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其“教”与“学”的理念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修正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二）融入儒家思想构建优秀的企业文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企业中融入优良的企业文化，剔除阻碍企业发展的不良文化。如何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经验融入企业文化中，并真正为企业所应用。儒家文化中关于治理、教学方面的理论，为企业文化的修正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西方文化发展理论及经验为企业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经验基础。

1.在精神理念方面

（1）从职工最关心的内容做切入点

在做企业的儒家思想培训时，可以从职工最关心的孩子教育、家庭关系、朋友关系、身体健康入手，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有无穷的伦理资源，而且非常地适用，能说到员工的心理去，非常容易实行，把道理讲透了，员工就会试着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以前的缺点，改变自己过程中的难度和反复，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行为的改变导致对别人看法的改变以及别人行为的改变，这种效果会使人的心灵产生震动，体会到以前没有的快乐。即使看不到明确的改变，他也会比在企业更有坚持的耐心。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言行其实就是家长言行的影子，通过儒家思想的学习，人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真要改变孩子行为的话，就必须力行儒家思想教诲，对家庭成员仁爱和谐、对孩了诚信、克制自己、给孩子做榜样等，孩子稍有改变，就会很高兴，从而激起在各方面去实行的信心。但是有时效果并非很明显，人改变自己的行为也很难，这时候，企业可以组织一些座谈会，交流心得和方法，使员工从心理上真正认同这种思想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一些人会自觉地把这些理念用于实际工作中。

（2）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引导

在员工对儒家思想有了认同以后，再进行儒家思想用于企业管理、企业各项活动的引导培训，如儒家思想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战略、营销、生产和运作等方面的运用，另外要应用儒家思想的观点针对现在企业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使企业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说企业质量不高，服务水平差，顾客抱怨多，那么就重点讲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反求诸己”就是企业不能抱怨外部环境和顾客，从内部找原因，“仁爱”“和谐”“诚信”等观点的阐发使企业的员工能够理解顾客，尊重顾客，提高处理好与顾客关系的主动性。通过培训只能使大家在思想上有这么一个意识，而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员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看到效果如不合格品的降低、同事关系的融洽等，从中体会到自我提升的乐趣。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做出表率，修己安人，让员工看到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改变，这样能够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力行这些教诲，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员工也会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如企业管理者就以前的错误向员工真诚地解释道歉，以前板着脸的领导开始主动与员工沟通，通过公司的决策、事件体现出这些思想来。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贵州海尔一名职工因煤气泄露而中毒，企业管理者把员工送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而且还给所有的员工安装防煤气泄露装置，这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实体现，这一行为比喊无数遍以人为本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在行为制度方面

把企业的精神理念、目标和愿景内化为企业的制度和员工的行为，要对企业的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企业生产和运作方面的、人才评价和考核方面的、顾客需求调研方面的等等，有许多具体的科学的操作方法，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学习。另外，要把儒家思想中的“知行合一，谦敬”的观点，转化为企业管理中严格执行制度，认真工作，尊重工作的精神。

对于儒家思想在企业物质层面的作用，主要通过精神理念和行为制度层面体现出来，如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在这方面不再多作论述。从百家博弈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很多的精髓已传至世界。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管理哲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也有许多关于管理活动、预测和战略决策方面的精辟论述，至今仍需我们认真地研究、学习、挖掘，这是我们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智慧资源。企业家是当今最有力量改变世界、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的一群人，应结合国情和现实需求，充分借助这些文化精华，力行圣贤的教诲，构建起真正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第8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在浩大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阵营中，作为在小说界有着较高声誉的张炜就是深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不仅富有非常浓厚的“正统”向度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内质，兼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个人阅历、生命体验及其生存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共和作用，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便更大，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炜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不仅表现出情有独钟的喜爱，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及其所富含的精神意义、审美价值进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精神探索。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脱离传统的某些倾向，他深感“传统文化之核”在当下社会的严重偏离，或是被现实功利主义、唯科学主义等进行无收集整理情解构，以致消弭、遗失；也曾满怀忧虑地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以及痛彻心扉的呼吁。与此同时，张炜小说创作中民间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精神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从文化的内涵上说，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但三者之间亦存在着某些重合与关联，而且民间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固的部分应该是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其中，以“仁”、“义”思想为内核的儒家文化，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道家文化；开放浪漫、哀乐无极的荆楚文化，等等，这些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宏浩绚烂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不是以零零碎碎的形式散落在民间，而是从上到下在不断冲击、改造民间的同时，被世人作为世俗价值吸纳、接受，进而成为民间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与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相比，更深入张炜之心、并更坚固地据有他的文化立场和情感的，是传统的民间文化。”①对小说家张炜来说，它们像一些纵横交错、繁复相织的精神脉络，既渗透在其具体的小说创作，又延伸于他的整个文学世界的建构之中。

儒家文化促成了张炜小说伦理思想的内在结构

作为一个植根于齐鲁大地的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始终高扬着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这首先来自于儒家文化对他的积极而直接、持续、深沉的影响。儒家文化（即通常意义的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内在的仁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和完善道德人格；仁者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儒家精神要求人不仅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且要求人能够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儒家文化的这种“仁”、“义”精神穿越古今，激荡天地。对于从小就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小说创作又扎根于齐鲁大地的张炜，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欣赏齐鲁文化，更无不对之有着极为深刻的领解与透析，并自觉地将之纳入到自己小说世界的建构中，从而赋予自己的小说以浓厚的儒家文化意味和深刻的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这从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便可见一斑。张炜在其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闪烁着儒家人格理想的“理想人物”，比如《古船》中的隋迎之、隋抱朴，《柏慧》中的导师，《家族》中的宁周义、曲予，《外省书》中的史珂、鲈鱼，《能不忆蜀葵》中的桤明等一系列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在性格上存在着某些软弱，也未免过于保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不仅有所坚守，而且特别隐忍，有的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即便是其小说中对某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一潭清水》中的老六哥、《秋天的愤怒》中的老得等，作者也极力赞颂他们的美好品格和人文德性。在作家看来，这些人物虽然憨厚淳朴，但爱憎分明、勇敢忠义，具有民间人物特有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内质。所谓“礼失求诸野”，张炜在民间大地上寻找这种正在失落的理想人格，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蕴示和审美理想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张炜小说中的山川风物、生活场景、人物故事，其多情重义、温柔敦厚的仁义精神、忧患意识和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齐鲁文化的特质。齐鲁文化的核心是沉稳厚重，是带有济世思想的儒家文化。然而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曾受到无数诘难，对此，张炜的文化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肯定其价值，并辩证地去看待儒家文化。“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他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是充满文化辩证法思想的。张炜反对纯粹化的物质主义和单质意义的技术主义，认为它们不利于世界的持续发展，更会对人们的思想情感、文化意向、精神本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一旦丢掉了儒学文化，也就丢掉了“诗意”，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②正是这种极力倡导、宣扬儒家文化精华的行为，让张炜的小说创作更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我国优秀的主流文学传统的本质。

道家文化幻化为张炜小说创作的精神品格

儒家理想是把仁爱精神由己及人、由己及宇宙万物，主张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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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提升到超越人与我、物与我的“天人合一”之境。但是儒家的“天”与“人”的关系，“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终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道家文化主张自然、无为，返璞归真，倡导个性自由，歌颂生命自我的超脱飞越，成为世俗人生的一种选择模态和精神存在方式，因而道家文化与民间伦常是血肉相连的。

民间是相对于上层庙收集整理堂的下层指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另一个精神家园，当游离于政治中心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可以将其作为退守之地。事实上，古代文人崇尚自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由于远离了政治权力，亦趋边缘化，济世思想得不到实现，不得不沉到更为深层的民间“起自民间，通往的终点仍然是民间”。张炜有自己的入世情怀，甚至一度高扬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但是传统价值体系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功利社会的侵扰，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较为尴尬、举步维艰。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民间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张炜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寄寓了个人的民间理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固守葡萄园，踯躅于脚下的大地，要在纸上建筑一个精神的自由王国。于是我们看到，张炜固执地在文学创作中书写孤独的“自己”告别喧嚣，逃离现实，融入野地，更在现实中建立起了一座封闭的现代书院，并试图用微薄之力来挽救正在跌落的人文精神。即使是小说中那些仗剑行走天涯的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放荡不羁、逍遥自在、超然物外的胸襟情怀、精神气性，也体现着作者苦苦追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更不消说那些苟活于大地上的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安分守己，甘于穷苦，淡泊名利，完全是自由自为的生命状态。作者说，我想我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没有作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就永远不会产生那种文学。”④因此，张炜是以一个大地之子来看待自己与自然世界的各种关系及其关联的，这又与道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古船》中，一些人物的命名竟然来自老子的《道德经》，比如“迎之”、“不召”、“抱朴”、“见素”，甚至是“其生”；而“含章”出自《周易》，《周易》虽被列为儒家经典，但也属于道家的经典文献，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我们不妨“断章取义”，从名字上判断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实际上两者是基本吻合的。其实在张炜心底有自己的一片葡萄园，他说：“登州海角……类似的葡萄园当然是很多的，但完全相似的一片也没有。它只能是作者心中的田园。”⑤张炜做不到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做不到像大文豪托尔斯泰一样在庄园里躬耕劳作，出世的情怀萦绕在侧，又无法在现实面前彻底实现，只好根据自己有限的生活体验和细致的观察付诸于笔下的文学虚构和想象。晴耕雨读并不容易，抵御外界的纷扰和世俗的诱惑，且战且退，张炜“得道”却没能“成仙”。

荆楚文化生发为张炜小说精神意蕴的超然品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根基在于老子、庄子的思想，老子和庄子大概可以划归楚文化圈，接着楚国又出现了一位影响后世的人物屈原。屈原思想的核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九死未悔、有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与主张无为的道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两者在宣扬自然和浪漫主义格调上却如出一辙。浪漫主义是屈楚文化的思想精髓。浪漫主义也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特征。纵观他的所有小说作品，无不充溢着一种超然之气和精神浪漫，小说中的生活或许是沉闷的，但是人们的心底却是自由的、张扬的，在精神上是不可压抑的。因此我们看到，张炜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神奇的想象，非常注重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和生存体验，或是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呓语倾诉，或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宣泄自己的情感。

张炜对屈原有着一种特别的好感，甚至是向往和崇敬之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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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古代文人爱慕、追求高洁人格普遍具有的一种情结。张炜始终保持着与古人精神上的沟通感应，而与两千年前的屈原更为靠近，因为两者具有很多先天的相似性。或者张炜在后来受到屈子的影响很大，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惺惺相惜，学习仿效。屈原在《楚辞》离骚篇中开首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对于自己的高贵血统非常自信，而张炜在小说中也常常在追索自己的家族历史，叩问自己的身份，追记过去家族的荣耀以及所受到的历史苦难，这在《家族》一书中得到了体现。屈原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楚辞》中的他身穿奇伟的服饰，浑身缀满鲜花，披挂着香草，饰物闪烁，散发出兰馨的香气；他不仅在身上装饰奇异的花草，还以它们自比，映衬自己高洁的性格和完美的人性，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主义。张炜对此由衷叹赏，更将其视为伟大人格操守的必然修为，还列举出了爱兰的孔子，爱菊的陶渊明，梅妻鹤子的林逋……虽然张炜的手脚上沾满了泥土，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但他也喜爱美好的自然事物，花草树木，山水，动物，作者都以平等的姿态去看待芸芸众生，去关怀身边的巨细。1998年秋天以来，张炜常常去一座山中的老屋，在那里耕地翻书，这次看的只有屈原，“我被淘洗被冲刷，接受着真正的神启与惊愕”，“然而我在午夜的寒冷或温煦中，在经受生命之水的洗涤中，却能自信地感知他的声音”。⑥作者写道，“我沉浸陶醉的时刻，大山之外正泛着‘全球一体化’的喧声。这喧声几可淹没我们的白天和夜晚。但我融入的一片时光属于另一个天地，人类历史上至为绚烂的一章就写在这里。如果连她也被‘一体’化掉，那么末世之哀又将疼过几千年前。”⑦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由此，张炜写下了《楚辞笔记》。他用审美的眼光去把握《楚辞》与屈原，应和着两千年前屈子的行吟，一唱三叹。屈子的不朽辉光映耀着张炜，张炜也在解说着屈子。

阴阳家、方士文化和“聊斋文化”等

丰富着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血脉

其实早在先秦，楚文化与齐鲁文化在不同时期就有过此消彼长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即使在各地方文化特点消失、全国统一文化形成之后，楚文化在齐鲁文化里还留有很多深刻的遗迹。齐、楚两地在艰苦创业、追新逐异、兼收并蓄、尚武爱国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一直到今天，这种文化渊源仍不可能完全消解。灿烂多样的古代哲学文化在当代民间仍有余续，甚至成为人们骨子里不可更易的东西，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性格气质。

同样的，张炜还受到齐国邹衍、淳于髡、徐福等阴阳家和方士文化，以及“聊斋文化”的影响，这让其小说创作涂上了“怪诞”色彩。怪诞一词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说的，由于邹衍等人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思维方式与儒道不同。早期的神仙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鬼仙神怪，让张炜的创作也越来越蒙上了魔幻色彩。尽管张炜对蒲松龄的志异小说评价不太高，但在创作实践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考察一下明清以来在齐鲁大地上生活过的小说家，他们都离不开传统文化、齐鲁文化，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浸和影响，齐风鲁韵，成了他们不可抛却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思想源泉。张炜曾经说，其小说创作借鉴过《聊斋》的“山野精神”、“民间精神”，比如《九月寓言》和《刺猬歌》。但对作者来说，或许这不是刻意的杜撰，因为在民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态。人们立身天地，崇拜自然，笃信天命，敬畏鬼神，相信万物是有灵性的，信奉生命轮回，因果报应，因此与其说是张炜在故弄玄虚，不如说这是对民间大地做出的最真实的反映，是民间大地的慷慨的精神馈赠。

第9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

首先，成为“很像样的人”。他说:“‘仁者人也’本生之义，我觉得原来只是说‘所谓仁者，是很像样的人’的意思。在许多人中，有若干人出乎一般人之上，为了把这种很像样的人和一般人有一个区别，于是后来另造了一个‘仁’字，这应当即是‘仁者人也’的本义。”［3］P136其次，成为“真正算得人的人”。他说:“‘仁者人也’第二步则发展而为‘所谓仁者，是真正算得人的人’，此一句话是含有纯生理上的人并不真正算得是人，而应当在生理之上追求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的意思。”［3］P136如此，就以“仁”的观念赋予了人以主体性内容，这种主体性是一种个体的主体性，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反省与自觉。当个人主体具备了道德责任感之后，自我意识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升和内化，发展为“爱人”。徐复观说:“‘爱人’确是‘仁’的一种主要内容。但《论语》上所说的人，固须涵有爱人之意，却不可说爱人即等于《论语》上所说的‘仁’。”［3］P133所谓“爱人”，是指“道德的自觉自省，是由一个人的‘愤’、‘悱’、‘耻’等不安之念而突破自己生理的制约性，以显出自己的德性。德性突破了自己生理的制约而生命力上升时，此时不复有‘人己’对立的存在。于是对‘己’的责任感，同时即表现而为对‘人’的责任感;‘人’的痛痒休戚，同时即是‘己’的痛痒休戚。于是根于对人的责任感而来的对人之爱，自然与根于对己的责任感而来的无限向上之心浑而为一。经过这种反省过程而来的‘爱人’，乃出于一个人的生命中不容自己的要求，才是《论语》所说的‘仁者爱人’的真意。”［3］P136－137可见，“仁者人也”是“爱人”的前提，“爱人”则是“仁者人也”之推广与表现。“爱人”作为自省自觉的结果，就个人来说，自然是主观的东西，但就其每一人有此自觉自省以达到此状态来说，又是客观的。由“仁者人也”到“爱人”的逐步推己及人的过程，使一个人的内在主体性不断向外扩展和延伸，从而使得个体道德主体性逐渐转向公共政治主体性。徐复观对“仁”的基本涵义的分析，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字面上的解读，而是通过这样的解读，揭示了个体自觉意识的意义，指出了道德主体性与政治主体性的关系。他说:“一个人，基于道德的自觉以否定其个体，这是把个体融入于群体之中;若非基于道德的自觉而未意识其个体，则其个体全为一被动的消极的存在，失掉了人性主动自由发展的作用。社会上有道德自觉者究系少数，若大多数人缺乏个体权利的政治自觉，以形成政治的主体性，则统治者因不感到客观上有政治主体的存在与限制，将于不识不觉之中幻想自己即是政治的主体(如‘朕即国家’之类)，于是由道德上的无限的责任之感，很容易引发权力上的无限支配的要求，而不接受民主政治上所应有的限定。一个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限定，这是民主政治起码的要求。”［4］P14可见，有了这种人性的自觉，才能使道德责任感由被动转为主动，才能使权利个体变为政治主体，用现在的政治术语说，即以自由产生民主，以民主来保障自由。在“仁”的次级涵义中，“义、礼、信等名词，对于‘仁’来说，都是被仁所概括而为其次级的概念。同时，观于‘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的说法，勇也可以概括于仁之中。所以在《论语》中‘仁’可以说是概括了全体，义、礼、信、勇、及恭、敬、忠、恕等等都不是可与仁相平行、相对举的概念。”［3］P144徐复观指出“仁”的次级涵义，主要为了说明“仁”同时具有“即工夫，即本体”的特征。他说:“‘仁’的本体即含摄着‘仁’的工夫，‘仁’的工夫亦即是‘仁’的本体。孔子平时所说的‘仁’，多从‘即工夫，即本体’上说，如‘忠恕’、‘忠信’、‘自讼’、‘改过’、‘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都是实现‘仁’的工夫，亦即是‘仁’的本体在各层次各方面中的显露。”［3］P143因此，“仁”的基本涵义可以理解为“仁”在本体层上的涵义，而“仁”的次级涵义则是“仁”在工夫层上的涵义。从工夫层上来看，求仁也是求学。他说:“‘仁’在孔子的心目中，不是与其他学问相对而成为特定之一物，乃是由自觉自省而来之责任感及由责任感而来之向上的精神与实践。这是学问的动力，同时又是学问的内容。《论语》上常常是‘学’与‘仁’不分的，这是孔子之所谓‘学’的特性。”［3］P141徐复观对于“仁”的基本涵义和次级涵义划分，是对居于伦理道德思想核心的“仁”作了一种政治哲学上的分析。“归仁”即主要解决了儒家文化由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转化问题。

二、“转仁成智”:主体客观化过程

徐复观将仁、义、礼、智、信中的“智”作为与“仁”平行的观念讲。他说:“能与‘仁’的概念看作是平行而真正是对举的只有‘智’的概念。‘仁者静，智者动’，‘智者乐，仁者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是向内的沉潜，所以用一‘静’字去形容。‘智’是向外的知解，所以用一‘动’字去形容。仁向内以显露道德主体，智向外以成就知识才能。仁虽为孔学的骨干，但孔子对于智，实已付与以一个与仁相平行的地位，以成就其‘内外兼管’、‘体用该备’的文化建构。”［3］P144所谓“平行”，是指“仁”与“智”作为人性的两个面向，性质上一静一动。所谓“对举”，是指“仁”与“智”代表了主体活动的两种方向，在实现方式上一个是“向内的沉潜”，一个是“向外的知解”。“仁”的涵义，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关于“智”的具体涵义，徐复观没有明确所指。在他的相关论述中，“智”概括起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作为知性的人性，另一方面是人认识与体验自然(主体以外的客观世界)的方式。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智”就是指知性。他说:“仁性与知性，只是人性之两面。只须有此一觉，即可相得益彰。在向两个方向的努力上，其共同的起点，将为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共同的终点，将为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矣’。”［1］P38而以往儒家人性论，多强调的是仁性的一面，而缺乏知性的一面。他说“儒家系仁性、道德性方面去阐发人性的，此乃人性之一面。在这一面中，不能成就科学。科学是要靠‘为智识而智识’的人性中另一面‘知性’的发展。投入于为知识的知性之中的对象，知性对之除了只问把握的真不真以外，可以说是采取无善无恶的态度。因之知性的发展，是顺着对象自身的法则性而推演下去，知性即在对象的法则性之把握中而得到满足。”［1］P35这里，一方面是主体的道德自觉，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是主体的知识能力，体现了人的认识属性。这种作为认识外界客观世界的“智”与西方文化当中的“智”不同。他说:“儒家所称的智，都是站在道德方面，站在道德实践方面而立言，因之，儒家的智，是心的灵明向内在的道德主体的烛照。推而广之，亦止于人伦上之用心。其主要任务，不是向外去把握与实践无关的对象，分解与实践无关的对象。所以儒家的智，与西方之所谓智，有其基本性格上之区别。”［1］P35－36可见，儒家文化中作为知性的“智”，将人的认识能力与人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与西方以主体把握客体的实践不同，是一种“以主体去把握主体，把道德的主体性，从人欲的‘拟主体性’中显露出来，而加以肯定，加以推扩。”［1］P37从人与外界的关系来看，“智”是指“把自然演化于人之中”的认识原则与方法。徐复观指出:“自然之价值，不在自然之本身，而在提出自然者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西方科学，把人也演化于自然之中;而儒家精神，则把自然演化于人之中。”［1］P37儒家文化中缺少西方近代意义上所讲的科学，但这并不代表儒家精神是反科学的。相反，儒家“勉励大家以仁心来理解科学，使无善无恶的科学，只在完成人的道德上发生作用，而不致利用为反道德的工具。于是科学在儒家精神中亦可看出其新的生命与价值，而益增加其应当自由发展之信念。”［1］P38他一面分析了传统儒学中缺乏产生科学的文化土壤，一面又指出了现代社会儒学接纳和汲取科学的必要性。他说:“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没有科学，只是由道德实践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发展;由道德的主体之重视不知不觉地减轻了事与物的客观性之重视。但是这种限制与减轻，并非出于道德本身之必然性，而只是由开端时精神所向之重点不同，遂由人性一面发展之偏而来的。不自觉科学的成就，是人性另一方面的成就。”［1］P37他提出:“今后的儒家之需要科学，不仅系补其人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缺的一面，并且也可辅助我们文化已经发展了的一面，即仁性的一面。仁性与知性，道德与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1］P38在这一层面中，主体的知与行不仅是一种道德自觉与道德实践的统一，还包括了主体对知识对象的认识和把握，相比作为知性的“智”，有了更为明确和客观化的内容。在这一层关系中，“仁”与“智”的关系，就是道德与科学的关系。从上述两方面内容来看，“智”都不是独立于“仁”而存在的概念。“仁”与“智”在人性论上形成了体用关系，具体而言就是道德主体在人伦日用之中的实践活动;在认识论上形成了辩证关系，即道德主体规范知识主体的活动，知识主体揭示道德主体的外化和客观化。“转仁成智”就是“仁”与“智”在这两层关系上的互动和转进。“转仁成智”既是传统儒学现代转进的方法，也是过程。在“仁”与“智”的体用关系层面，“转仁成智”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他说:“中国今后的文化，是在一面恢复仁性，同时即‘转仁成智’，使知性在道德主体涵煦之中，但不受道德局格的束缚。在人之大本之下，以成就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这种在人性之全的大觉悟下，作新生即转进的双重努力，不仅有此必要，而且是绝对可能的。仁性的文化，是‘个个人心有仲尼’的文化，是‘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文化。”［1］P45在“仁”与“智”的辩证关系层面，“转仁成智”是使人的德性成为一种客观知识的过程。他说:“《论语》中的‘仁’所概括的东西，实际是内底实践的有机历程。历程的自身自然形成一种统一，这是道德实践的特性。但为了立教的关系，则须把这种内底实践的内容客观化到外面来以使人接受了解，则原有之实践，至此而成为一种摆在外面的知识。”［3］P145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作为过程，“转仁成智”就是充分地挖掘出儒家精神中人的主体性内容，通过道德和知性的实践活动，赋予主体性以客观实在的新涵义。如果说“归仁”主要完成了人的主体自觉意识由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转化，那么“转仁成智”则是通过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科学间的实践活动，来说明儒家文化现代转进的方法和路径问题。

三、“仁智双成”与民主政治

徐复观从阐释“仁”的观念出发，提出通过“归仁”与“转仁成智”，来到达“仁智双成”的目标。“仁智双成”的目标具体指什么?为什么“仁智双成”能够作为中国儒家文化新生与转进的目标?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徐复观从人性之全的角度作接引，也就是从儒家的人性论来推衍“仁智双成”的可欲性。他说:“在人类历史文化两大纲维提撕之下，自觉于人性之全，使仁性知性，互转互忘而互相成，这是儒家精神新生转进的大方向。于是中国的新生，不仅是儒家精神，而系人类文化之全体，以向‘无限的多样性’之人性之全迈进，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为中国，为人类，开一新运会。”［1］P46人性论具体而言性善论，作为儒学基本精神和基本性格的重要内容，无疑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进的根基。他说:“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在其长期发展中，必有不少的曲折;但最后与以规制力量的，还是来自它的基本精神及其基本性格。我说中国文化在政治方面是与民主相合的，乃从其基本精神与基本性格上所导出的结论。”［1］P247如此，以人性论来论说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进，也就是将“仁智双成”来接引民主政治。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困难，不仅在于我们文化中缺少了知性的一面，而更在于连儒家所成就的仁性之一面，也并未能保持。所以我才提出儒家精神的新生来，为现代的人‘先立其大本’。但仅立其大本并不算完事，这里须要我们作一面新生、一面转进的双重努力，即仁智双成的努力。”［1］P45“仁智双成”一方面从理论上对传统人性论中仁性与知性观念的内在本质与功能作了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历史逻辑关系中，探索“内圣”与“外王”的现实可能性。这就是徐复观一再强调，“儒家的政治思想必归结于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之应以儒家思想为其精神之根据”。［1］P33正如李维武教授所言:“徐复观的思想上表现出极鲜明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印记，实际上是把中国儒家的性善论作为了接引西方的民主政治来到中国的一道桥梁。”［5］P240考察“仁智双成”之所以能够成为促进儒家文化新生与转进的因素，也就是考察徐复观是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儒家人性论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的。这与他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他曾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的内容和政治的形式两个层次，他说:“对于国家各种政治问题所作的主张，我称之为政治的内容。对于实行政治主张所采取的方法，我称之为政治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与内容，是体与用、常与变的关系。作为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形式，需要具备几个特征。首先，民主政治的形式具有普遍客观性。他指出:“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抽象为政治形式而发挥其普遍性，正因其可以不粘着于某一主张，某一团体，而成为一客观的存在。各政治集团通过此一政治形式的选择而亦得到客观的价值。被选择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集团，此时可以说是由主观性的私，变而为客观性的公。”［6］P35所谓普遍客观性，也就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客观存在，即民主政治最终要落实到制度的建立和保障上面，而不是在传统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当中打转。因此他说:“就民主政治的本身而论，则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选举的自由，及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等原则的运用，这都是构成民主政治的内容，除开这些内容，即无所谓民主政治……只有民主主义的政治，即所谓民主政治，是以涵摄众异为其自身的内容的，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才具备了政治的普遍性，才可以构成政治的形式。”［6］P33－34其次，民主政治的形式其主体是多数的人民。他说:“政治主张的决定力量，不是政治主张者的本身，而系主张者以外的客观势力，即系选民的势力。任何好的政治主张，不经过此一政治形式的客观承认，而以其它阴谋暴力取得支配的地位，则此主张纵然是好，也只能算是主张者主观上的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政治集团乃至公民的拥护，因而必形成互相克制之局。”［6］P35－36政治的内容最终由政治的形式来决定，而决定政治内容是否合理的标准，是公民的利益。针对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他还指出:“近代以来的政治，既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替我们负责，也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替我们负责，而是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政治路线在作祟。我们今日只有放胆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首先把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公民，公民能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公民由统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转而为自己站起来的民主。”［4］P15再次，民主政治的形式，源于政治主体的理性自觉。他说:“民主主义的成立，是基于人类理性的觉醒。民主主义的保障，是建立在人类有共同的理性，因而有平等的人格之上……个人人格的形成，乃基于通过自由而对理性的自觉。个人对理性有了自觉，即系对理性负了责任;所以民主主义下的自由，必然会产生法治观念、责任观念。并且有了理性自觉的个体，在理性要求之下，自然会团结起来，完成其时代的使命。”［6］P36－37民主政治源于人的理性自觉，其实就是民主要以自由与法治为根基。能够达到这种个体权利的自觉而又要避免由争权利而导致的“安放不牢”的情况，则必须通过道德上的自觉。从徐复观对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以及他对政治形式的特征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仁智双成”与民主政治的形式具有相似性。“归仁”建立起的政治主体不再是专制政治下的君主，而是民主政治下的大多数公民;“转仁成智”显发出政治主体在道德和知性两方面既相互依赖，又各自发挥其不同的功能;“仁智双成”即是儒家思想通向民主政治的理论依据和客观构造。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他说:“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早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建立了基础;而中国的传统政治，也早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做了许多准备工作。”［6］P41－42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