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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管理;历史;体系
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古典管理理论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的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逐渐的建立,不断出现丰富的思想火花,反过来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管理理论出现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实践基础是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科学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成为古典理论阶段的产业基础。
⑵特征: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使小企业获得生存和把企业获得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以组织为整体,以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科学管理理论。泰勒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作业管理、组织管理、管理哲学。作业管理,由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组成。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实行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如重大的企业战略问题和重要的人员更替等。
②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六大职能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以及管理。并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提出了法约尔14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
韦伯的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现代官僚制也称为理性官僚制或韦伯官僚制,它的内涵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人类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
⑴背景: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古典管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人的研究,古典管理理论涉及的非常的少,逐渐从科学管理理论转向了行为科学理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行为科学理论出现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在客观上要求新的理论出现。
⑵特征: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心理、行为等。重视高效率实现组织的目标。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霍桑试验: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资产阶级管理者们研究什么决定了工人的效率,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开展了著名的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前后共进行了2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主持下进行的。试验共分为:车间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试验、访谈试验、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试验。通过霍桑试验,人们发现了影响员工效率的因素。霍桑试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金钱不是刺激人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②个体、群体行为研究。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出现了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研究。人作为社会中最小的单位,研究个体人的行为,是研究组织的基础。个体行为研究中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沙因的复杂人理论。霍桑试验之后,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样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群体行为研究研究主要是指群体动力学。
③领导方式理论。在西方领导方式理论分为2个部分,一是对领导者品质的研究,二是领导方式理论的研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亨利和鲍莫尔都提出了成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的品质,例如:能与人合作、忠于组织、灵活机智、责任心强、掌握领导艺术、具备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能力等。领导方式理论,包括连续统一一体理论、二维领导的模式、Z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管理理论的经济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科学技术背景。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协作化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而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的渗透则是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
⑵特征:现代管理理论体现出了管理理论的渗透性、相交性和多样性。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现代管理理论又被称为管理丛林时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的管理流派甚多。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流派之多,思想之丰富。现将最具有影响力流派介绍如下。
管理过程学派理论来源于法约尔思想。该理论后经孔茨得以发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职能是分不开的。管理是个普遍的过程,它与组织中的层次没有关系。
决策理论学派,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西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观点、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四、当代管理思想阶段
⑴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军事实力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制造业的生产、流动资金的发展,是当代管理思想的的经济原因。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旧的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是管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⑵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战略”这个词语被引入到了管理界。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动荡的环境中,迫切的需要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动荡的年代,出现了以彼得斯为代表的适应变化的管理管理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兼并和企业的发展,波特创造出来战略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彼得斯的管理思想、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威廉大内和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等。
关键词:管理特征;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管理要求
管理活动自古就存在。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管理存在。然而,管理活动真正形成为理论,却是在工业企业产生之后。工业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管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企业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技的发展,使管理工作不断复杂,仅仅凭借个人的经验管理企业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与需要,企业迫切地要求提高管理水平,把多年的管理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用科学的理论代替传统的管理。最早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就是美国的泰罗,泰罗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
一、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
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奠基的管理理论。它实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美国泰罗为代表,另一个以法国法约尔和德国韦伯为代表。前者称为科学管理学派,后者称为行为科学学派。
1.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重点研究了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主张一切管理都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其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倡导工人与雇主要通过“精神革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科学方法与原则,如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培训、实行管理与执行的明确分工、管理控制上的例外原则等。泰罗思想主要侧重于企业生产的现场管理。
泰罗之后,还有一些人对科学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如:甘特,发明了编制作业计划和控制计划的横条图管理技术,使生产组织工作逐步标准化,他还对工资制度更深一步研究,提出“甘特作业奖金制度。”福特,在1914年—1920年首先在汽车工业中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把生产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为实行生产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2. 法约尔的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法约尔。法约尔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与一般管理》(1916年) ,他提出把管理分为五大要素,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并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项原则。他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概括了一般管理的理论、要素、原则,着重研究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问题,指出工业企业经营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他认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
另外,德国的韦伯也是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并提出了三种权力种类,认为其中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集权组织的基础。其代表作为《社会和经济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是适应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需要而提出的。
它具有里程碑性质,影响十分深远。
科学管理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着重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提出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严格的奖惩制度等,这对于以后的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忽视社会条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忽视了人际关系的研究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924年,以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为代表,创立了“行为科学”的学说,由此管理理论的发展进入行为科学理论的时期。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学派是一种诞生于近代,形成于现代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早期为人际关系学派,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通过霍桑实验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梅奥。他的代表作是《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及产生行为的原因,指出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才是管理的最佳办法。其主要观点是:不能把工人看成是单纯的“经济人”,他们是复杂的“社会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强调领导者的能力。
另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是行为科学派的一类。马斯洛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并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通过满足人的不同需要来达到激励人员的作用。不过,马斯洛的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的一般关系,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需要的反映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而且他没注意到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该理论的不足,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 ,对需要层次理论作了补充。他划分了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界限,分析出各种激励因素主要来自工作本身,这就为激励工作指出了方向。[ Www.]
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侧重激发人的创造性。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三、当代西方的各种管理学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协作关系更为复杂性,各种管理理论随之产生。
孔茨等人把法约尔的行为科学理论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维护一种环境,使身处其间的人们能在集体内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体的目标”。
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自成一家,他在分析了个人与组织后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给出了协作系统在共同目标下的组织的结构关系,目标是使组织有效率。
西蒙继承了巴纳德的思想而创立了决策理论学派。西蒙等人认为:组织就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在他的组织系统中使理论上决策最优和实践上的令人满意二项标准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数量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目标。在企业的目标下,用数学来解决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特色。
德鲁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技巧,是用技巧来解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问题。
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经理所承担的角色体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角色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从舞台术语中借用到管理学来的。角色就是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演员、经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角色。
四、现代企业管理新理论及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愈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战略管理理论。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年) ,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企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其所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必须进行五项修炼,即‘锻炼系统的思考能力,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的远景与开展团队学习”,以建立学习型组织。
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应顺应以下几个趋势:
1. 以经营决策为中心。经营决策是对企业整体行为过程和各种经营活动所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应采用的策略和方针所进行的抉择。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决定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2. 把人作为中心来管理。企业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好人的工作,注重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全面提高职工素质,采用各种措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更多地关心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广泛地吸收优秀科技成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还包括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企业如果不善于利用新技术去开发新产品,就不能牢牢地控制市场,更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企业要根据自己的规模、类型、人员等条件,构建良好的组织结构,建立合适的企业制度,实行集中决策,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授权的管理艺术,调动不同部门、岗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现代管理理论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各学派理论将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必然会有更合理的理论出现。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更应汲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之付诸实施,这必将会提高中国的管理水平,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 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古典管理理论是研究管理行为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的开始,形成于20世纪初,其本质特征是科学和效率。主要由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所构成。
(一)科学管理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其长期工作实践研究的结果,其基本观点包括,“第一,管理者应负责收集知识并把知识简化为规则和应用,从而能按照科学方法来处理。第二,管理者应该运用科学方法来挑选和培养工人。第三,管理者应使工人学到知识,从而使工人之间‘精诚合作,完成任务’。第四,管理者要和工人一样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1](P29)科学管理原理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要雇用合适的人员,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机器操作培训,工作要求要在工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劳动报酬要与工作的难度、所实现的生产效率密切联系起来。所以,科学管理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提高每个岗位工人的行为可靠性、可预见性,减少疲劳等问题,以便于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关注的是人—机关系。泰罗的组织和管理理论原本是为提高工业组织的理性和效率而创立的,但结果却同时也被美国的教育界所采纳。比如,麦克柯诺夫在1918年写道:“这是一个讲效率的年代。在公众眼里,最为严重的指摘莫过于说学校效率低下了。”[2](P30)所以,博比特就告诫教育家们应当采用工业界的做法,并为教师提供“如何进行工作、如何达到标准、如何采用各种方法及如何使用器具的详细指导。”[2](P30)因此,在“效率崇拜”的影响下,学校里到处留下了科学管理的痕迹,正如迪戈蕾所言:“20世纪初,教育家们开始像办工厂那样去办学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学校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工厂车间直接移植到学校教室里来的。现在,保存记录、制订课程表、布置教室、划分学期、安排上课时间和课间休息、管理制度、教学和年级划分等都实现了标准化。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地区都有详细、准确地写明如何行事的手册。质量控制和可以互换的观念从工厂引入到了学校。”[3](P14)丘伯利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就是工厂。原始产品(儿童)被造成成品以满足各种需要。20世纪的文明对产品制造的规格提出了要求,根据规格的规定来塑造学生是学校的职责。这就要求有良好的工具、专门的机器、对产品进行不断的度量,以便看看是否按照规格行事,是否消除了制造中的浪费以及是否带来了产品的多样化。”[4](P325)无疑,科学管理已给教育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逐渐使教育管理走向标准化、程序化及效率化。其实,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化行动之上的,在每个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朝着他们的效率目标前进的过程中而逐渐牺牲个性和人的精神。
(二)一般管理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法约尔更多地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来看管理问题的。其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一般管理理论。在书中法约尔第一次将经营和管理区别开来,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经营之中。他通过对企业全部活动的分析,将管理活动从经营职能(包括技术、商业、业务、安全和会计等)中提炼出来,成为经营的第六项职能。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为了更有效的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的职能,法约尔提出了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等14项一般管理原则。他还认为管理不只是管理人员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要加强管理教育,让所有的人都理解和遵循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法约尔管理理论的重心是通过科学或理性的管理过程和管理原则的运用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其理论也适应于教育管理。“法约尔等提出的管理原则作为学校经营管理的有效文献范例,今天在不同程度上都依然在使用着。”[5](P117)当然,一般管理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不足,比如,一般管理理论对人性的研究也仅属于表层的东西,只是停留在“经济人”假设的范畴之内。“在‘管人’的问题上他基本上和泰罗一样,主张以纪律(惩罚)进行经常性的监督,虽然他也提到了激发首创精神,并且将组织比作生物有机体,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更为深入的分析。”[6](P73)
(三)科层制理论及其教育影响
如果说泰罗关注的是管理方法的科学化,法约尔侧重的是管理原理和原则理性化的话,那么韦伯的重心则是组织制度的科学化和体系化。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理论(Bureaucracy,亦译作官僚体制)要求在组织中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建立系统的组织制度,运用制度来管理。他认为科层制的特征是效率与合理化、分工与专门化、权威的层级节制及非个人取向等的综合。且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也优于其他组织体系。所以,“发展完善的官僚机制同其他组织机制比较起来犹如生产的机械化和非机械化的差别……精确、清晰、谨慎、统一性……在严格的官僚制管理中这些标准提高到最高程度……个体官员在这种机制的管理下是不能任意妄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被固定在整个运行及其定地方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5](P118~119)较早运用科层制理论研究学校管理问题的是美国学者阿博特。在他看来,学校组织符合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的科层组织的特征,比如,学校组织具有专业化分工的特点,学校内部具有明确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等。因此,他认为学校管理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学校组织管理的程序化与规范化。总体而言,科层制组织效率的提升具有技术理性和非人格化的取向,正如马克•汉森所言:“科层制度的主要功绩是它的技术性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这种效率是通过重视精确、快传、专家控制、连续性、处理权限和对输入的最适宜的回报来体现的。科层组织的结构完全排除了各种人格化的关系和非理性的需要(敌意、焦虑和情感的卷入等)。”[2](P23)上述分析表明,古典管理理论的倡导者都把高效率地完成组织任务视为管理工作的最高目标,并毫无例外地认为“效率原则是衡量任何组织的基础”;都提倡分工和专业化,把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经典信条;强调要有明确的指挥系统,即组织中要有一条自上而下的明确的权力等级体系,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要服从来自上级的指挥;提倡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同时把严密的规章制度看作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证。但古典管理理论一开始就遭到了人们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表现为:一是忽视了对人和人性的研究;二是仅仅把管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客观存在;三是忽视了组织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等。所以,教育组织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存在的不足,尤其要从教育组织自身的特性出发,要关注教育组织中人的因素,要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仅仅关注所谓效率的提升与理性的培养。
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当时古典管理理论虽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它只强调科学性、精密性,忽视了人的因素,把劳动者当作机器的附属品,当作“经济人”,从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因此,梅奥等人开展了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强调对工人的尊重与沟通,满足工人的社会需要。但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以后遭到了企业界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直到50年代人际关系学说发展成为行为科学以后,才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际关系理论及其应用
第一个较为全面阐述企业中管理者和工人关系的学者是福利特,她在《新的国家》等著作中讨论了行政中“人”的因素。她认为,各种组织的基本问题,在于发展并维持组织成员中动态的和谐关系,建立起能够协调人的资源的合理机制,生活和工作在同一组织中的人们,都有权力重新建造他们的权力关系。她甚至认为,决定由谁来指导某一具体活动的因素不应是等级地位,而应当是情境的法则;一个人不应该向另一个人发号施令,两个人都应该同意听从情境给他们发出的命令。[7](P287~288)但使人际关系理论系统化并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则是梅奥等人所领导的霍桑试验。梅奥等根据霍桑试验的结果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认为工人应该是“社会人”,是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员。所以,工人不仅仅是单纯地追求金钱收入,他们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人际关系理论在教育管理中的采用主要是受到了杜威所倡导的民主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8](P97)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会对工人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学校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种使现存社会的工业秩序延伸的领地,而应作为改造这种秩序的场所;学校领导应通过与别人交换意见进行领导,而不是孤立地依靠理性、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教育观念与内容强加给别人。由此看来,人际关系理论为教育管理所接受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人际关系理论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社会需要,忽略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把完成工作任务和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割裂开来,特别是强调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因此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
(二)人性假设理论及其应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了“X理论”和“Y理论”。在他看来X理论代表着“传统的指挥和控制观点”,其假设是:人具有一种不喜欢工作的本性,只要可能就会逃避工作;采取强迫、控制、惩罚的手段促使他们工作;人有一种逃避责任的倾向,宁愿受指挥,对安全的需要高于一切。Y理论则相反,其假设有:工作是人类的天性;人们能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挥,故控制和惩罚并非唯一的管理方法;在人的工作报酬中,最重要的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人在恰当的条件下不但能接受而且能追求责任;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都具有解决组织问题的能力。显然,X理论和Y理论是关于人性的两种假设,对更好地认识、理解人性尤其在教育管理中更好地用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两种理论的假定也存在着片面化的倾向,忽略了人的可塑性与多样化的问题,很难适用于复杂的社会情境。
(三)激励理论及其应用
如何激发行为动机,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则是行为科学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激励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及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归为五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人的低级需要满足后,就不再有激励作用,就有了高级需要,所以,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组织成员提供条件满足其需要,而需要的满足也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赫茨伯格则把工作中的两种激励因素进行了区分:一是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成绩、奖励、职务的责任、未来的发展等;二是保健因素,包括行政管理、监督系统、工资制度、人际关系、工作环境等。前者是积极因素,后者是消极因素。管理者就是要把这两种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引导组织成员在工作中获得满足。亚当斯提出了“公平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报酬是否满意,不仅仅看报酬数量的多少,他还要同社会上其他的人进行比较。如果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报酬之比和其他人的贡献与报酬之比是相同的,就认为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无疑,激励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会在管理过程中对激励行为的促进产生积极的意义,但也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需要层次论未能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只要解决需要,人的积极性就来了,同时,需要层次论更多地是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而忽视了人的需要满足程度与其它社会因素的相关性。“双因素”理论所对应的应用对象不具有广泛性,而且划分也过于武断和绝对化。而公平理论则存在着客观问题主观化的倾向,至于是否公平则主要与个人主观判断的标准有关,这在现实的管理中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从人的心理需要出发,从激励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入手进行管理。因此,在行为科学理论的影响下,教育管理学家更加重视管理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增强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完善的能力。教育管理者也开始关注激励下属的工作热情、事业心、责任感及成就欲等。这对教育管理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西方许多学者还围绕教育领导、人际沟通、组织发展与变革、角色冲突、组织文化及参与决策等专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管理的理论内容。但由于行为科学理论过分重视组织中的个人而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学校组织和个人的影响而受到人们的批评。
三、教育管理科学理论
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兴盛并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它是一种力图将教育管理构建在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管理科学”运动。从某种程度说,“管理科学”是泰罗开创的“科学管理”的延续与发展,所不同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更加重视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以更为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科学规律”。“管理科学”运动颂扬科学,认为一个基于客观的和实证主义铸模的教育管理科学能够把教育管理从哲学家、道德家和其他主观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科学的基本理论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管理科学或理论运动的核心是把教育管理理论建设成为像工程学或医学那样的科学理论。就这一运动的目的而言,是为了将教育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改造为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科学的过程,其基本观点包括[9](P16~17):第一,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应该如实地对待现象本身,而不能规定现象。如哈尔品所言,研究的即刻目标不在于提出人的行为如何为好的规范,而在于使我们能够对事件做出更为精确的预见。这就意味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为了获得具有类似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一系列假设,而不是实践操作规范。第二,强调教育管理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研究中要摒弃价值观成分,要尽可能用实证手段描述教育管理问题。管理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在研究时应该“去价值”,只研究事实,而不关注情感、价值,教育管理科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纯粹的教育管理事实。第三,假设演绎体系是比较好的理论泛型。第四,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的应用将能照亮教育管理实践之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也应该在管理实践中发展,以便于增进人们对组织和社会的了解与理解。显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教育管理理论要回答的是关于“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种事实存在进行研究,解释、说明和预测这些教育管理事实,但不规定这些现象应该如何。因此,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为未来的教育管理找到了研究与发展的方向。正如格里菲斯所指出的,理论运动主要产生了三大影响[10](P31):一是管理的词汇、语言较之于1954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教育管理的研究者和研究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那些谈论教育管理并从事著述的人,大多来自于其他专业而不是教育专业。很多教育管理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论题性质大多归属在理论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下,外加对操作主义的广泛运用。二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和理论性文章增长极快。20世纪后半叶,一个有目共睹的变化是,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以及理论文章增长极快,尽管与商业管理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三是理论运动使教育管理学由实际技艺的地位逐渐变成有学术地位的科学。使教育管理学科与商业管理、工业管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管理学科同样快速发展。卡伯特森也指出:“在诸多转换中,对科学概念从松散到严谨的界定、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事实到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明确拒绝对‘价值自由’探究的倡导和倾向是知识探索的标志性转折。”[11](P17)但教育管理科学或理论运动也是有局限性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2](P28~29):第一,教育管理科学忽视了教育管理中实质存在的权力关系,将管理“技术化”,对实质性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尽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管理问题”,造成管理问题与教育问题脱离,使教育管理名不副实。这种技术化的管理活动,极端化的推论结果是教育管理活动最后可以由设定相关程序的电脑来完成,人最终被机器所奴役。第二,教育管理科学将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组织上,而不是集中在人行使权力与作决定的经验上,不是集中在教育管理的现象学上;这种教育管理观只见组织不见人,看不到人在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第三,教育管理科学舍弃了人类选择和理性研究当中的价值。这种教育管理观只注重人的理性方面而忽视人的非理性方面,在人的理性中只注重认知理性而不看重价值、伦理。这种把价值排除于教育管理过程之外的行为无疑使教育管理问题走向简单化了。
四、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要求对现实重新进行解释。其主要是拒绝传统的历史分析法和理性主义,采用综合整体批判,质疑科学的有效性和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等。后现代主义也非常关注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社会,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则摒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所以,后现代主义不是把人看作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关系网中的一个交汇点。因此,“主体间性”内在地成为“主体”、“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后现代主义思想运用到教育管理领域的学者众多,著名的有格林菲德、霍金森、福斯特等。格林菲德是较早将后现代主义引入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去的西方学者。他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时指出,“理论运动”所持有的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它势必要把教育管理研究带入到一个狭窄的羊肠小道上去。他认为:“在理论运动倡导者所信奉的科学中,只有可定量和可计算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是与带有局限性的理性(limitedrationali-ty)唯一相吻合的东西。这种研究模式丢弃了人类的意图、价值和承诺———人类的热情与潜力,丢失了人类的意愿与选择,丢失了人类追求目的的完整力量,丢失了人类对某些人可能称之为善、另一些人可能称之为恶的追求。”[13](P23)他批评哈尔品时曾指出:“作为一位区分了目的与手段、价值与事实的真正实证主义者,哈尔品唯一感兴趣的只是管理者的行为及其‘有效性’。至于该行为有助于实现什么目的,那对科学家的哈尔品来说毫无意义。”[14](P209)为此,他提出用一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来取而代之,这种广义管理科学概念将把管理科学看成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因此,它不仅要研究事实问题,更要注重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人越是仔细看社会现实,越会认为它更少有物质性。组织是人们在行动中创造的,是非物质性的。它们建立在观念、价值和个体的行动上。”[14](P99)霍金森持与格林菲德有类似的观点。他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且仅研究事实的错误主张,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价值”及其在管理哲学中的地位,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管理不应只涉及实然层面,更应关注应然层面。既然管理实践无法避免地关涉应然的价值层面,那么教育管理和领导则主要是价值的而非事实的。
福斯特是把批判理论引入教育管理领域并试图建立批判教育管理理论的学者,他指出批判理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挑战和质疑,并认为20世纪的组织管理理论家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向度表现出近乎病态的倾向,而且这种理论倾向极其残酷地把“大量的人类事物从真理王国中排除了出去。价值、伦理和道德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断言和偏爱……它不容许对人类价值问题作任何详尽的探究,宣称关注这些问题从科学上看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价值陈述是无法科学地证明的,因而它们在科学体系中就无任何意义。只有科学才是能够提供真实的、可检验的知识的惟一体系。”[15](P35)这种观点无疑表明组织理论把与管理实践工作中的价值、伦理向度完全割裂开来。所以,“当代教育管理理论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它不愿关涉那些真正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管理理论都是借自于商业管理和公司理论。”[15](P93)福斯特同时也批判了实证主义组织理论不关注人的发展及不重视社会公平与人的自由的现象,认为“批判理论并不是要为管理者提供行为准则,以便更好地控制学生、控制下属。批判理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批判和反思,使我们那个被习惯束缚得太深的心灵真正放飞,使我们从那些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制度的正统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15](P90)概括而言,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核心性的观点主要包括:“教育组织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教育组织的主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教育的正义和平等,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教育管理知识不是实证的而是情景和价值的;教育管理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对抗的而是对话的。这说明,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方法可能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也就是说,教育管理理论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多元的教育管理理论又是整合的:具有共同的精神,如强调组织、权力、知识的发展性和多样化,强调对话、理解、交流、解释等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管理民主化、分权、公正,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价值和创造等。”[16](P26)所以,“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主张‘主体间性’的确立,追求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崇尚正义与平等。”[17](P1)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能够使人们以更为宽容、开放与多元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和审视教育管理实践,以对话、理解与交流等方式实现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社会理想、人生意义、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可能导致教育管理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出现,无疑会影响到教育管理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通过对上述教育管理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管理理论有了人和人性的浮现,行为科学理论有了人际关系及人的主动性的研究,教育管理科学理论有了技术理性人的探讨,而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则对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出现了主体的人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这些无疑都对教育管理实践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使得教育管理实践中关于人及人性的探索也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使教育管理实践中管理者的管理行为逐渐走向多样化。但就整体而言,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科学管理及科层管理思想带给教育管理实践的影响则更加深刻,正如希尔兹等人所言:“它的影响力太普遍、太强大了。我们还是受官僚式和机械性思维的影响,还是忍不住赞美理性。”“这种影响自然也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在学校领导的理论与实践中导致非人性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理性哲学、机械论世界观以及的局限性所在,对他们在由人所组成的机构或团体中的应用加以认真审视。”[1](P23)欧文斯也指出:“毫无争议,学校过去一直按科层式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或像现代贬义词所述,以工厂为楷模进行组织管理,现在大体上仍然如此。大部分教育行政人员把自己的工作概念化为对操作程序的管理。很明显,此概念在强调管理的同时,阻碍了学校领导的发展。”[18](P329)也许行为科学理论中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实践更具有启发性,但由于其仍没有摆脱工具人假设的局限,所以影响也并没有那么突出,陈孝彬指出:“尽管人际关系学说在50年代以前的20余年中已受到管理专家和学者的注意,但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科学管理的效率主义思想。”[7](P291)所以,“一些理论家虽然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开始关注人的因素,但其着眼点仍是把人当成工具,旨在通过满足人的需求而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效益和生产力。”[1](P44)相对于教育管理科学理论,霍金森认为“理论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组织论一开始就将自己界定于价值领域之外。它使自己研究的领域非人格化和客观化,从而有助于获得对这一领域的控制。而它所得以控制的是一种幻象(或者说是一幅抽去了所有生命的组织图画),这种幻象表面上看是完美的,但里面没有任何实质内容。”[19](P71)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人性观更加全面、深刻,但因其实践基础的薄弱甚至是缺乏,似乎也没有给教育管理实践带来更大的影响与冲击,威罗尔和福西斯对格林菲德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即是例证。他们指出,尽管格林菲德的立场指向了主观主义的意义或唯心主义(idealist)的价值概念,也指向了对定性研究方式胜过定量研究方式的期待,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作过解决伦理问题的实质性的现场研究。他们还对其他的理论进一步评论道,批判理论建基于对社会的激进批评,它常常被看作是乌托邦且对实践者过度的批评。而后现代主义表现得比其他各种思想观点更为晦涩,并且充满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者看来都不会给教育实践者应对学校日常工作提供动力(Wil-lowerandForsyth,1999)。[13](P28~29)
【关键词】管理学 研究范式 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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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现代管理方式的企业文化的发展演变
追根溯源,人类早期的管理行为,多产生于生产和军事行动之中。一场稍具规模的生产或军事行动,涉及到很多的环节,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需要详细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因此,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管理行为。很多被认为较早涉及管理文化的论述和观点,都散见于人类早期的著作中,比较典型的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常常借用和移植其中的管理理论、组织方法、领导艺术。
到近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型管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非理性主义管理,再到企业文化管理方式五个阶段。
经验型管理方式顾名思义即凭借管理者(往往也就是企业所有者)的个体智慧和实践经验对企业实施组织管理,其管理思想并不具备理论形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中的一些经验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以生产为中心,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而展开的,包括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学派。泰罗制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由于泰罗制的实施,企业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亨利·法约尔着重分析研究高层管理效率和一般管理原则,他第一个明确阐述了“一般管理”理论,并根据自己总结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十四点管理原则”。马克斯·韦伯对近代管理理论的贡献是提出“理想的组织机构模式”。他认为,行政组织体系应当具有准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只有这样才具备提高工作效率的条件。古典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管理的科学性、严密性和纪律性,但缺乏对人的认识和关怀,排斥人的感情因素,导致了整个社会感情匾乏,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行为科学理论逐渐兴盛。行为科学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人的本性与需要、行为与动机,以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其中,人性假设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出发点,激励理论是它的核心内容,群体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支柱,领导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行为科学侧重于“社会人”研究,关心职工的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后期侧重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关心职工在其工作中能否自我实现,有无成就感和自我满足的目标追求。同古典管理理论注重提高生产率和强调行政组织的作用不同,行为科学重视人的因素,把对人的管理看作是管理的中心,运用多学科从多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心理与管理的关系,这是管理思想的重大变革。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管理思想由物到人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方管理学取得的新进展之一。
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组织具有明确的意图和目标,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管理人员运用精确的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就可以选定能够达到目标的最佳办法,从而做出合理决策,即一切都是理性化的。非理性主义的管理理念把当代科学理论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决策理论、模糊理论等等应用于管理规划和管理流程中,它认为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并不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来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地方,完全理性地合乎逻辑支配行为的人几乎找不到。人的动机和意图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清晰地推知和直截了当地加以选择。目标的选择涉及人的价值取向,与其说靠清晰的思考,不如说取决于影响个人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而且组织管理的过程,不仅仅是决策制定的过程,还包括了执行过程和创新过程,而后两个过程更是充满了变化和强烈的个人感彩,所以,科学的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非理性”的,“人的问题要求人性地解决”,完全理性,必然把人机器化,进而破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理性管理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将各要素加以简单化和抽象化后所概括出来的一整套明确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方法,属于精确性认识;而“非理性”管理理念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突破了传统的理性化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时代的不适应性,而后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模糊性”认识。古典管理学也重视员工,但其对员工的重视与老板爱护机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新型的管理理念则注重人情、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管理的灵活机动性和变通性;不主张用哪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式去机械地管理变动中的企业和复杂多变的人。管理不是制造一件产品,但管理比制造产品更难;人也远比机器复杂得多,所以管理无法过于“精确”,必须引进“模糊机制”,这便是“非理性”思潮。非理性主义要求实现管理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是要以人性化替性化。所谓人性,既要包容理性因素,又要包容非理性因素,把人的非理性和理性统一起来,这种管理模式就是人性化管理。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管理以文化为基础。他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因而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虽然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并很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根植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管理和管理人员也会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管理理论发展演变的实质之一,就是管理学对人本身的不断重新认识,在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人的本体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关注人的情感与精神需求,从而不断提升人的价值。管理理论不断演进更新的过程,就是从把人当作单纯的管理客体到强调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从片面运用科学原理对工人的操作行为进行控制监督,为追求效率而把人当作机器附属来驱使,到把文化概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理论的中心,强调通过保护和倡扬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获取良好的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鉴于此,当今文化被视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内涵
从外延看,企业文化包含有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从内涵上看,文化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即理念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的运作系统,又可划分为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和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使命、思维方式、核心价值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作风、企业美学和管理宗旨等等,这是企业文化的灵魂部分。企业文化的本质深藏于现象中,需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则是企业文化的载体部分,包括了企业环境、企业形象、员工行为、企业组织模式定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模范人物故事、企业标识和产品标识、企业内外宣传口号和广告用语等等。它们相互作用,共同表现着企业文化的本质。
所以,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强调活动显像、氛围和仪式。但是,企业文化其本质是组织文化,它体现出的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共同的信仰理念及价值追求。企业文化不仅关注企业现象层面的活动,更致力于企业运行中深层次的基础因素的建设,如企业的经营哲学、核心价值观、企业人文精神、战略发展、团队建设、管理规程等等。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状态和效益,进而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文化当然就属于组织文化。
企业文化是人本文化。在企业管理体系中,“人本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或物本思想提出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一种哲学价值观,它揭示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根本、什么最重要、什么最值得关注,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从实践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企业生产效益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管理思想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的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就是把人作为管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人的发展是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在企业的资源系统中最宝贵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资金、技术、信息、时间等等都要靠人操作支配。但是,并非什么人都宝贵。企业发展需要的是忠诚负责、积极主动、富于创新精神的员工,这样的员工才是名副其实最宝贵的。如何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员工呢?实践证明,金钱可以换来一时一事的积极,但换不来永久的忠诚;权势可以换来服从和逢迎,但换不来积极主动。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优秀员工,需要理念灌输,需要制度塑造,需要环境熏陶、习惯养成,这就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滋养。企业发展尤其是长远的稳定的持续发展,需要资金、设备、技术,需要机遇机巧,需要监督控制,组织协调,但这一切需要有一个环境平台。企业要成长为顶风抗雨、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百年大树,必须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更加凸显出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管人来管事务,通过提升人来提升效益,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改变人的行为,通过创建优秀的员工队伍来创建优秀的企业,实现企业效能的放大。企业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全面贯穿于企业运营的全过程。
三、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变革
现代管理不只是一门技术知识,更应是一种理念、文化。企业文化是将文化特点和规律应用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的素质提高作为基本途径,以培育企业经营哲学、价值评判和选择、企业精神等核心理念为主要内容和引导方式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现代区域文化管理理论认为,当一定的区域或组织形成某种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共同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以后,在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矛盾中就找到了一个统一的理想的“结合点”。由此,在“区域文化”这个公正无私的“管理者”面前,个人的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同化;被管理者没有来自管理者的压力,却无形地受到区域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任何人时时刻刻都必须考虑自己的举止言行、道德品质能否被无形的、却又客观存在着的区域文化所接纳。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习俗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组织成员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观念和行为的自我控制。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引导、激励、凝聚、约束和规范作用,它可以通过组织机构、制度规定、程序和仪式、观念和习俗、人际关系、环境氛围、心理活动等等的塑造实现对全体员工的全程引导,从而塑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企业文化必须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建元点
由于各个企业在行业属性、地域背景、历史条件、组织体制、产品结构等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客观上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在个性基础上形成的比较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比较优势必须依靠自我创新,创新又来自于文化,企业文化素质决定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决定比较优势,有了比较优势才能具备核心竞争力。许多企业的兴衰成败一再证明:文化作为企业的制导系统、经络系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状态;文化的丢失是生存权的丢失,文化的缺憾必然带来企业的畸形。如果企业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比较优势,也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当今信息社会,由于各种传播手段的发展,企业之间信息传递的障碍越来越少,技术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同一行业的企业,其技术设备、操作流程、管理方法往往大同小异,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正是这样,企业才十分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文化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而企业文化本身就孕育着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同样的操作流程、同样的管理体制、同样的经营范围下,不同的企业文化,会产生不一样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战略,从而造就出不同的竞争态势。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文化成为推进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发动机”
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严格精细管理,强调过程管理、过程控制,要求在管理全过程中,坚持推行ISO9000、ISO14000标准,严格程序,扣紧环节,实现规范化操作,标准化管理,精益生产,敏捷生产,清洁生产。实施现代化管理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这支队伍必须依靠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把文化的特点和规律运用于经营管理之中,把传统的员工管理的经济主导方式、制度主导方式改变为文化主导的方式,着重于文化启发,注重挖掘开发员工内心美好优秀的元素,并使它升华为理性的认知,从而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模式,激发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制度是一种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刚性约束,文化则是内在的自我认同的弹性约束,能够有力地驱动员工心甘情愿的行为。文化与制度都是规范,文化是引导性规范,启发员工忠于职守、追求卓越;制度则是底线规范,告诫员工什么是不能做的,越线将会受到惩罚。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二者的作用,能有效地放大管理的效能,企业文化成为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企业文化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充实的动力
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能引导全体员工把个人目标和理想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归属感和主动精神。企业要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体系,让员工坚定地确认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营方针、管理规范等等,自觉地把自我价值与企业价值、把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500年的企业和做500强的企业等同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从价值观、企业精神、伦理道德、管理宗旨到规章制度、员工行为、企业形象等方面,以规范严谨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体系,营造起企业的精神家园,为企业发展长久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四)企业文化引导着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变革
Abstract: Human's behavior is a major factor of tourist accident.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the tourism, human's unsafe behavior will be impa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behavioral science into tourism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afety analysis, further propose the measures to enhance safety training and on-site management, improve incentives and create new culture of tourism safety.
关键词:行为科学;旅游;行为分析;安全管理
Key words: behavioral science;tourism;behavior;safety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3-0123-02
0 引言
目前,我国的旅游安全事故形势严峻,如何有效确保旅游的安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旅游生产活动离不开人的行为,而旅游事故的发生也与人的行为不当有重大关系。从行为科学理论的观点出发,关注员工的安全行为能够减少其冒险行为,从而最终减少意外事故和伤害,因为人为失误是中国旅游重大事故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将ABC行为分析法运用到旅游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并贯穿于整个旅游的生产体系,加深了旅游安全管理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重视程度,对提高人的可靠性、降低旅游生产过程中发生事故的频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行为科学与安全管理
1.1 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指的是在人群关系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又称组织行为学;它着眼于一定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研究,重视人际关系,人的需要,人的作用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学科的出现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其由以“事”与“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由靠监督与纪律的管理发展到动机激发,行为引导的管理。行为科学的基本内容包括:
1.1.1 个体行为研究 是行为科学分析研究企业组织中人们行为的基本单元。在个体行为这个层次中,行为科学主要是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两大类问题,一类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另一类是关于个性的人性假说。
1.1.2 动机与激励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而动机是由于人们本身内在的需要而产生的,能满足人的需求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在安全管理中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表明行为科学已正式进入我国安全管理领域。而行为安全分析是从不同角度对组织内的各种行为因素进行研究,进而掌握员工思想的细微变化,有利于增强安全管理工作的预见性,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1.2 行为安全管理 作为一种管理方法,行为安全管理是以行为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安全管理,是安全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相互融合形成的安全管理方法,能够促进形成安全氛围,培养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对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纠正,进而提高组织的安全管理方法安全水平。员工的积极参与在企业安全管理的行为安全管理中是被注重的,员工安全有关的行为的发展、员工主动应对能力增强以及主人翁责任感的提升,通过这些的共同作用,使安全水平有所提升。
组织运营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人的行为,人员行为对于旅游企业,更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影响安全,整个旅游的生产活动都应该有行为安全管理。为旅游员工行为达到系统管理,本文通过ABC行为进行分析,激励安全行为形成一种习惯,减少不安全行为,或是杜绝不安全行为,使人的行为隐患减少,旅游发生事故的频率降低。
2 旅游员工的行为安全管理分析
在旅游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多数的旅游安全事故是由于人的不规范行为或不安全行为所诱发的。而人的行为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测量性,是可以管理的。将ABC行为分析应用到旅游安全管理中,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促进“以人为本”安全管理体系的形成。
2.1 ABC行为分析 所谓ABC分析法是“Activator―Behavior―Consequence”的英文简称。A代表原因,属于刺激或促动因子,它出现在行为之前,促使、激励或鼓励人完成某种行为,鉴于原因总是先于行为的特点,可以用原因来引导行为;B代表行为,是可见的人的一系列由激励或促动因子所导致的可测量动作,包括说话、动作及执行任务等举止行动;C代表结果,是发生在行为之后的并且能改变这些行为在将来再次发生的概率的事件,结果可以转变成原因。原因、行为和结果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在图1中,各种安全警示或强化、各个岗位操作程序说明、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以及编制安全教育手册等都是旅游企业中促动或激励的主要因子。奖罚制度则是结果,这是一种常见的控制职工行为的手段用在目前旅游企业,结果会对激励进行反馈,然后也可以促动或激励因子进行修正和改变。原因与结果的双重作用在旅游安全管理中应被高度重视,只是通过结果来决定奖励与处罚不一定会达到人员行为进行的预期效果,对于人的行为,安全文化氛围、工作习惯、管理方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运用ABC行为分析,针对旅游生产活动,对每一个环节描述不安全行为与行为者,对这一行为的原因与结果进行,确定问题的严重性,提供依据给解决方案的设计。
2.2 交流安全行为,反馈信息 旅游安全管理部门要对ABC行为分析的结果进行交流和总结。一是通过系统观察,明确安全行为并鼓励旅游职工继续保持,必要时给予适当的奖励,树立榜样;二是指出不安全行为,并认真分析和研究不安全行为的根本原因与结果。同时,相关责任部门应该编制安全行为研究报告,及时将ABC行为分析结果向BBS队伍、各级领导和旅游企业所有员工反映,以便提出警示并及时作出积极的对策。
2.3 校正不安全行为 在旅游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安全行为的存在,要及时地进行校正。经过探究,BBS队伍制定出解决方案,纠正当前存在的不安全行为,并通过培训的方式对不安全行为者进行教育。一般情况下,一个新的方案常常要经过旅游生产实践的验证,因此,要深层次的进行探析和整理,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2.4 员工行为的转变 通过行为安全管理循环过程,鼓励安全行为,不断纠正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从而使旅游生产活动中的安全操作行为不断完善,意识、行为、习惯及潜意识的发展与转变依次让员工的行为经历,使之固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为止,从而使旅游事故发生的概率减少、安全水平得到提高。
3 基于行为科学的旅游安全管理对策
现代旅游安全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安全管理,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和旅游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系统的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旅游的整体为出发点,注重控制危险源,推行全员、全面以及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在旅游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危险行为是诸多方面的,例如:劳动强度大、重视程度不够等等。行为安全管理针对于人的行为的有效管理,所以,旅游企业要实行多样化的手段以便使旅游系统更加的安全。
3.1 塑造新型的旅游安全文化 决定组织的效率与风格、健康管理与安全承诺的组织或个体的行为、胜任力、认知、态度、以及价值观模式的产物――安全文化,它是做为一个重要指标存在于组织安全管理中,也是决定安全管理能否成功的因素。旅游安全行为与安全文化是分不开的,安全文化对旅游企业的安全生产能力的提高、旅游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安全行为的形成与发扬都有利。旅游企业应营相应造安全文化,它视群体、个体的不同情况而定,从而对组织行为、群体行为及个体行为实行安全综合利用与控制,使旅游的安全生产与管理得以实现。
3.2 强化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考核体系,完善激励制度 旅游企业要建立各个工种的安全岗位责任制及各个服务人员、各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层层落实、分层管理、职责明确。生产过程中必须规范场作业行为,约束现场作业行为,强化安全管理,逐级负责。同时,制定安全管理和行之有效的、规范的生产运作的考核办法,实行管理绩效、生产任务的逐项分解量化考核,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的工作要到位。将职工的日常工作表现、业务素质与评定结果挂钩,将职工安全意识积极性的主动提升得到进一步调动。
3.3 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在旅游企业推行丰富种类的安全教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人才质量,而且有助于培养职员的综合素质能力,将安全意识深入到企业员工的内心。以首旅集团旅游大巴车队为例,它推行的是“五个一”的安全培训方法,从而增强了企业职员的安全意识。通过安全培训的工作,使员工在思想上就会意识到安全性的重要,员工因此也能够了解其工作岗位或许遇见危险的类型和程度,同时掌握一些自我防范常识,进而使企业员工在遵守规章的基础上认真的做好各个环节的操作。
另外,在旅游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设立结对和帮促制度。一个管理员结对的对象只能是一个岗位或者一个班组,由班组管理至现场操作,帮助其监测操作中的危险行为,探析导致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成因,从而制定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
3.4 加强旅游生产现场管理 在旅游安全管理中要加强人员和技术的现场管理。全体员的工共同参与是现场管理所需要的,把每个员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纠正与监督员工的操作,将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事故与隐患彻底消灭。员工在工作中相互分析,相互观察,通过反馈向组织反映对管理方法、制度的意见或调整个体行为,使制度能被及时调整,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4 结语
行为科学在我国旅游安全管理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将行为安全分析和管理引入到旅游安全领域,是旅游安全管理手段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将行为安全管理模式运用到旅游安全管理中,从BBS的管理理念、分析方法入手,通过对旅游行业员工行为实行有效控制和科学管理,实现员工工作状态的提升和旅游安全管理的优化。在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旅游企业中的行为分析和管理,对有效减少旅游事故,改善旅游安全生产状况,提高旅游安全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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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科学;金融系统;理论创新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各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各金融理论的适用范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认知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探寻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有序发展的方法,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断革新,深受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影响。从当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来看,现代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资产组合理论等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对金融系统的实证检验证明,其假设基础具有局限性,不能对如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金融现象作有效解释[1]。此后,行为金融理论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范式,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并解释了部分“异常”金融现象,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受到现代金融理论支持者的质疑。实际上,这两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都已经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相关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为研究任务,是一种全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代表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科学范式下金融理论与应用”(项目批准号:11BJY1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90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049023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09H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1969-),男,北京大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孟涛、刘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梳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简称系统金融理论)框架,阐明了其理论基础、核心思想观点和体系结构,并将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与系统金融理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的优越性。
二、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一般属性和运动规律,研究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有序和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系统科学不仅将揭示这些规律作为其基本任务,还要以揭示的系统规律认识系统,并在认识系统的基础上控制系统。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属于一种方法论学科,可以作为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提供金融理论研究技术、方法。
通过对当前系统科学理论的梳理和综合,可以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当前系统科学理论划分为非线性科学(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混沌论、突变论、协同论等)、复杂性科学(包括CAS理论等)系统动力学等三大组成部分[2]。为清晰的了解当前系统科学在金融研究中的进展情况,下面将按照上述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文献梳理。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1. 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George C.Philippatos和Charles J.Wilson(1972)最早将熵作为风险的度量。他们用熵函数代替方差,来计算最优投资组合系数,建立了对非正态的概率分布同样适用的均值一熵模型代替均值一方差模型。Gulko L.(2002)将最大熵原理和无套利资产的定价相结合,分析了熵在资本定价市场中的经济学意义[3]。
国内主要有:雷华(1996)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系统现状,指出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通过系统负熵流的输入和涨落机制的作用,改善系统自组织功能,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李华、何东华、李兴斯(2003)等则改进了马可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提出用熵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建立了新的证券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张世晓,王国华(20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运用“金融熵”指标建立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分析了武汉市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及演化机制[4]。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ters(1991)运用R/S分析方法检验了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市场的分形特征[5]。Ghashghaie等(1996)对美元/马克的汇率数据的标度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汇率变化的概率密度与两点间的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进而认为在外汇市场中也存在信息级联,必须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汇率的变化。Lux和Marches(1999)、Ausloos(2000)则利用DFA方法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外汇、证券市场的标度不变性,证实了分型特征在当今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国内主要有:胡雪明、宋学峰和王新宇(2003)利用DFA方法计算了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标度指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标度区域,上证指数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深成指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沪深股指在中短期显示出状态持续性,长期表现出状态反持续性。曹广喜(2007)利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均证明了我国股市的长期记忆性的存在。徐文坤,张卫国(2011)进行了金融时间序列分形维参数方法估计方法的比较,认为Whittle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并对沪深市场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应用。
3.混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Day R.(198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混沌性,单一的货币政策非一般或非正常操作能够导致整个系统行为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和整体涌现性。M.A.Torkamani(2007)研究表明:可以用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进出口等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认为某些非线性因素导致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6]。
国内主要有:李玉锁,齐中英(2006)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对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Kolmogorov熵值,认为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具有混沌特性,从而不可能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做出长期预测[7]。唐雨丁(2010)运用混沌理论和分形市场理论,探讨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汇率波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汇率的记忆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4.突变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rron(1989) 把突变点作为外生给定,运用结构性突变单位根检验, 对美国经济变量作结构性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趋势稳定。Oskooee、BrookS(2006)使用结构突变技术考查了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传统购买力平价。
国内主要有:南旭光,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评价中,并且构筑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定义了金融脆弱度。刘磊(2009)采用突变级数法对贵州省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得出了经济较差的农村生态环境水平普遍较低,但经济好的地区不一定高且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马太效应。贺凤羊,刘建平(2010)从结构突变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进行了内生结构变动的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的数据生成为两次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一阶单整过程[8]。
5.协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Fields等人(2007)研究了美国等几个国家银行保险业并购中的协同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效应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购双方的地理位置显著相关[9]。Chakraborty等人(2008)应用协同理论研究了并购中反收购、金色降落伞和讨价还价问题,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实施反收购行为不一定总是最优行为。
国内主要有:鲍丹(2008)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要素协同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序参量。罗嘉(2010)将协同学引入金融监管的研究中,运用开放系统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系统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宏观上处于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10]。黄先可,张伟(2011)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应当创造条件使系统进行协同运动,及时、有效地引导序参量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金融创新。
(二)复杂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复杂性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1993年,圣菲研究所的阿瑟、霍兰、勒巴伦、帕默和泰勒等人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模型研究,它不但可以产生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预期均衡的结果,包容经典理论,而且也能够显现出主体与系统的协同进化及复杂度加深等复杂适应系统的性质, 结果也表现出与真实数据相似的统计特征,这种方法逐渐发展为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学。Tesaftsion(1998,2001)建立了一个多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用于分析市场结构、雇佣关系、工作行为和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主要有:刘洪(2004)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部分绩优公司与停牌或已经退市公司在管理活动、R&D、市场营销、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企业形象6个方面的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和变形性6个复杂性指标的分析与比较,验证了公司成长与复杂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和沿着复杂性增长路径发展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应尚军等(2005)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股票巾场仿真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巾场的复杂性特征,考察了投资者从众行为这一投资心理与巾场复杂性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11]。石丹(2008)指出金融创新系统具有聚集(aggregation)特性,系统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组成的聚集体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比如涉及多个创新领域的金融集团,比如金融中介与研究机构联盟,比如拥有固定客户群体的创新网络联盟等。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SD)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研究解决复杂动态反馈性系统问题的仿真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De Long等人(1990)明确提出了正反馈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由理易者、理性投机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这三类交易者在证券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博弈模型。Ozdenoren和Yuan(2008) 从正反馈交易行为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来影响公司现金流的角度研究正反馈交易对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是强烈的正反馈交易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12]。Alessandro Vaglio(2010)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复杂性以及人口“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表示为一种过程,外生地产生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劳动分工并使社会机构更复杂[13]。
国内主要有:巴曙松与栾雪剑(2009)应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模拟模型,对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下的经济周期发展进行模拟,得出了对比数据,得出了一些对政策组合效果的评价结论,并据此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14]。罗天勇(2009)把经济运行系统作为货币动力学系统来研究,通过定义货币流通速度,推导出货币运动的数学物理模型。据此提出应控制货币总量,确保货币供给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高能运行,达到国家输出价值观的目标。李敏(2010)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应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性[15]。
(四)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的应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注重进行数量技术层面的实证分析,但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范式看做是物理学、统计学以及热力学等其他具体科学研究范式。因此,这种研究存在范式归属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理论。
由于我国较早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因而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优越性,认识到混沌、分形、协同等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金融问题,在范式归属上也同国外学者一样,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归于物理学、信息论的研究范式。
综上,国内外已经开始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还不系统,理论范式归属还不清晰,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此,建立较为完善的系统金融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的概念的界定
构建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对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概念予以界定。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以下简称系统金融理论)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指导,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结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优化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研究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金融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以及金融有序与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实证/实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金融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复杂性建模和仿真,深刻认识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律,并据此提出预测与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创新、设计和实施金融管理政策等优化与控制的方法和技术,力求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全面认知、优化与控制。
(二)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
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要素围绕着资金的流动、集中和分配聚集而成的具有跨时期资源配置功能的整体,包括连接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三)系统金融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系统金融理论认为,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因此,应当将金融问题放回到复杂的金融系统及其环境中,应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有:
1.金融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混沌、分形、协同、突变等非线性机制。金融系统的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也是其演化的动力源泉;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并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呈现出混沌状态;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因而具有相空间的分形结构;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必然通过协同作用走向高级有序态;而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
2.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样性、非线性、流、聚集、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性和机制,系统组分、子系统具有自适应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演化。基于自适应主体(Agent)的复杂系统建模技术,可以研究金融系统从微观行为到宏观行为的演进规律
3.金融系统具有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是动力学系统。金融系统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正负反馈作用。金融系统的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参与者等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反馈环路。
(四)系统金融理论的框架体系及主要内容
依据当前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划分的,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相对应,可以将系统金融理论体系划分为非线性金融理论、复杂性金融理论、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三大部分[16][17]。
1.非线性金融理论主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系统的的耗散、混沌、分形、协同等非线性特征,并研究如何应用非线性建模仿真技术对多目标交互行为进行优化、控制,主要内容包括:
(1)耗散结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与金融熵运动的规律。金融系统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因此要:分析系统的开放性及其与环境的熵流交换;分析金融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熵值耗散;建立金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研究、评价系统,进而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调控。
(2)混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混沌性与混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呈现出混沌状态,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计算其李雅普诺夫指数、关联维等,研究金融系统走向复杂性的时间演化的非周期性等特征;应用混沌模糊逻辑控制方法(T-S模型)对金融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与控制。
(3)分形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分形特征与基于分形测度金融系统控制策略。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即相空间的分形结构。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空间分形结构;研究金融系统中金融信息传导的时滞性,对相关指标进行R/S分析;应用相空间重构技术重构系统相空间,研究金融系统的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采用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实施控制。
(4)协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协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此时可以用协同金融理论来研究支配子系统协同作用的原理。因此要:研究不同开放条件下的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研究金融系统的序参量的产生条件及作用;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控制参数与控制系数。
(5)突变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与突变控制策略。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可以用突变金融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行为,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产生突变的条件和基础;研究金融系统突变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找到相关控制参量。
2.复杂性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金融理论,非线性自组织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非线性金融理论部分进行研究)、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金融理论和综合集成金融理论等。主要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特性及机制(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运用模糊认知图、复杂适应性系统的MAS建模仿真和复杂网络建模仿真等复杂性技术手段构建多Agent模型,采用Swarm等复杂性仿真平台研究各子系统间的交互协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流、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征和机制;分析系统的层次性,识别系统中各类自适应主体Agent,从而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认知。
(2)研究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仿真模型。研究金融系统的消费类、投资类、监管类、决策类、金融类等Agent主体的Agent属性集、Agent货币政策交互事件表、Agent货币策交互规则库;应用Multi-Agent建模技术(简称MAS建模技术)、模糊认知图(Fuzzy Cognitive Map ,FCM)、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等建模仿真原理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系统仿真模型。应用大型复杂仿真系统的VV&A技术(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仿真监控技术)体系优化仿真模型,调整各Agent主体交互规则,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优化措施。
(3)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协调控制策略,研究使金融系统多目标协调运作的控制环路。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性,会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当运用复杂适应性理论构建Agent模型,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技术的协调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3.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的主要包括:系统反馈金融理论和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金融理论。主要采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研究金融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分析研究金融系统的正负反馈、作用平台和关键点,探寻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通过仿真预测来预测金融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18]。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结构,划分子系统;深入研究系统的构成因素,并对变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研究反馈回路的正负极性。
(2)研究金融系统的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建立金融系统的相关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建立金融系统的流图以及流图中各变量间的方程;应用Vensim仿真平台对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交互行为进行仿真和预测。
(3)研究相关参数的调节和控制,分析金融系统对不同参数(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敏感度;研究最优的参数调控(包括参数的选取和数值确定),最终实现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的三大部分,虽然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彼此间有着相互联系,见图2:
因此,应用系统金融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时, 不仅仅要注重某一理论的应用,还应当看到各理论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研究范围,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因此,系统金融理论本身也是系统的,也强调理论应用的系统性,注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
(五)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
1.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当前金融理论过于偏重于定量研究,而系统金融理论认为,对金融系统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金融系统的定性研究。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技术(R/S检验、复杂性建模仿真、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也注重以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动力学行为,认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对金融系统的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2.采用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非线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分形、协同、突变等特性,因此可以应用混沌系统的模糊逻辑控制、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等仿真控制方法对金融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多样性、聚集、流等特性,因此可以设计金融系统的Agent模型,应用MAS建模技术,建立MAS复杂系统仿真模型,借助Swarm等仿真平台进行主体模拟仿真等;系统动力学着重分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并进行仿真预测,因而主要通过Vensim等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模型和结构流图进行实证研究[19]。
四、金融理论的演化路径及各金融理论的比较
金融系统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显现出其非线性、复杂性。从现代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再到系统金融理论,其演化是有路径可循的,符合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如图3所示:
可见,系统金融理论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它提供了认知金融系统规律的全新思维方式,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实现对金融系统认知、优化和控制的有力工具。它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表2所示。系统金融理论完全摆脱了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假设基础,具有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主要表现在:
1.系统金融理论直接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系统问题,承认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等行为,研究基础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其结论也就更有意义。
2.系统金融理论以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非线性理论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的非线,而不简单地做非线性问题线性化处理,能够更彻底和有效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3.系统金融理论充分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演化运行机制,能够达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系统金融理论完全以金融系统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不进行特别的假设安排,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是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所不能触及的。
4.系统金融理论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致力于实现建模人员、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融合,能更全面、深入的解决问题。
5.系统金融理论借助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直接以现实金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无需做任何线性化、无摩擦化假设,因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具有很高的优越性,更趋近于现实,必然会使其成为未来金融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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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儒家;“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53-02
现代由于科技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管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管理的矛盾,加之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在另一个方面暴露着西方管理学的弊端。所以现代管理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本文就儒家思想中“善”进行分析,发掘其对现代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性“善”
管理学从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到当代管理学与东西方管理学的互动与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对于人性的假设一直是管理学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斯密、法约尔等人的“经济人”假设,到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马克思“全面发展的人”和现代管理的“复杂人”,以及当代管理实现中的“博弈人”和“文化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作为行为管理科学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因为在每一项决策和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设。而且管理是人本管理,它不应该是对人性的压制,而是对人性的张扬。如果不研究人性,就不可能把管理做好,要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管理。这样管理才会有效率。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思想,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儒家思想,整个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儒家认为天地间家人是最宝贵的。既然是管理人,必然从最基本的人性来分析。孔子《阳货》中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包含这人性善恶的萌芽,具有发端意义。这里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孔子并没有展开解释,只是说人的本性原来差不多,只不过由于环境和教育习惯不同,而使人的习性差别越来越远。对于人虽然“性相近”,但是并不完全相等,而是有不同的等级之差,由于智慧、认知能力的先天性而分为不同等级。
到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继承孔子的学说,从“性相近”发展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首先从人性出发,提出它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人”的本质。这就是作为人所持有的善德,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他认为人性的四种德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共性,从而主张人性平等。而这些先天的善的萌芽,就是“善端”。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是一种精神到物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扩充善端,主要来自于个人主观的修养,通过自我追求以达到善的目的。
而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只能是作为人的形体、感官的自然本能属性。而不是以孟子的天赋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人性。人性的物质欲望是本性,如果不加以节制肯定是“恶”的。至于善则是后天的人为努力的结果。荀子把恶放在人的本望上,而把善放在后天的认为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对立。因此他提倡“化性起伪,积善成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实质都不是张扬人的自然性,而是教化人性善的方面,赋予规范和约束的必要性。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美国的麦格雷戈的X- Y理论有相似之处。X理论是人性本恶,认为人们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人们的工作本性是被动的。所以应该用各种方式加强监管措施。Y理论是人性本善,认为人们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主张用人性激发的管理,使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会趋于向工人授予更大的权力,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机会,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X—Y理论阐述了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的内在关系,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不可能存在着工作懒惰和勤勉的本性,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要还是决定于人们在工作中能、责、权、利是否能够统一。所以对于加强工作监控还是松弛的管理方法都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儒家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主张对于现代管理的人性管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的X—Y理论有一定的先进性,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向“善”,这样个人有了“善”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仁“善”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关系。在组织管理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团结。团结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反,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就缺乏凝聚力,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感情关系就会破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加剧,试问一个组织像一盘散沙似的,如何能够承受住困难和挑战呢?但是如果成员之间的感情融洽、关系和谐,他们就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齐心协力地工作。可见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效率和组织效益的好坏。
在儒家的“善”关于人际的关系的理论的是“仁”,“仁”字是二人,原指两人关系,尤其在春秋时期应用更加普遍,孔子看到春秋战乱,民不聊生,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让统治者宽厚待民。在论语中,有109个“仁”字,作为道德原则使用有大约105次,足见其在孔子“善”思想中的地位,而“仁”最基本的是“爱人”。子曰:“爱人”就是爱人,相互关心,互相体谅,帮助别人,同时人要自重自爱。这种爱人是广泛的,不仅在家族、贵族、城邦、还要推广到普天之下。这种爱和西方基督提倡的博爱有相似之处,都是提倡广泛的爱别人,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但西方更强调无私,无阶级,没有等级差别。“仁”的实质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缓和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使社会安宁。在不同的阶级中“仁”发挥着它的不同作用,在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仁使他们协调一致,维持原有的等级和特权。在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仁使前者宽厚,后者恭顺。在一定程度上让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但是孔子的仁具有一定人道主义,它提倡泛众爱,把一切人其中包括奴隶当人看,这也是其进步的一面。
西方的企业管理中,过去一直非常注重目标、制度、结构、战略,缺乏对正确价值观的强调;注重强调企业经营的非道德性和法律的制约,忽视伦理规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片面地把个人视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关注个体的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忽略对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等关系的协调。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突出普遍和谐是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以人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仁”的最高境界“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整个企业的员工时,采取思想疏导、道德教化的手段,对员工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满足员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先让员工有所得,才能让员工心甘情愿、齐心合力地为公司作出贡献,这样,管理者才能实现其管理的目的,提高公司的利润、创出业绩。管理者要认识到人是管理的主体。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管理者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让员工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更自觉自愿地为企业服务。
三、和“善”
只有正确认识和引导人性的“善”和正确处理和调节人际关系,才能达到管理的“和”也即管理善之美。儒家向来重视“和”,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以和为贵”的命题,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管理的五大职能的目的是实现各要素的最优组合与和谐运作以达到过程最优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管理不仅是各要素和各功能之间的和谐,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和谐。过去管理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性管理,实际是对管理的一种误读。这种管理与管理战略的全局性和长期性发展相违背,只能使管理走向失衡,企业的管理走向死角,只有让失衡的管理重新回归和谐,实现和谐管理,体现和谐精神,才是现代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管理学的这一和谐走向,赋予了管理学以全新的和谐内涵。
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比西方唯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企业要使自身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团队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一支充满团队精神的高绩效团队,是企业决策层的管理目标之一。要尽可能使该支队伍趋向于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望,有着相近或类似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以致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团结进取。
其培训的着眼点不仅在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更要让员工对公司和企业文化的认同,这样才能把理念传达给合作伙伴和客户,以及整个医药行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方针,办公室注重人情味,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根基,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将这些思想灌输到全行业,进行规范行业秩序以达到良性循环。在激励方面注重员工的物质保障和福利的同时,激发员工爱国爱家爱公司的热情等等。这种正是现代社会的企业所学习和运用的原则。
关键词:钱学森;科学观;哲学与科学;统一性
NO2
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
[3]邬.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哲学的全新突破[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