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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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茶马古道；文化传播；社会文化功能；精神

“茶马古道”的概念源于唐代的茶马互换交易的史实，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向西南地区进行茶叶运输、茶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将滇、川、青、藏四个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川藏道的开通时间最早，且运输量最大，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历史作用最大的古道。2002年云南剑川县沙溪镇寺登街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古集市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因此茶马古道重新映入人们眼帘，并得到新的关注，目前已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旅游胜地，成为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西部开发的新起点，增加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渠道。

1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概述

茶马古道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一条完全用人、马踩踏出来的，无数血肉之躯铺成的古道。几千年来古道途经多个民族，包括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通过古道彼此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进而使沿线的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目前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再次被人们所重视，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提供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新途径，现阶段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已经与旅游业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的格局。“茶马古道”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经查阅大量文献可知，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茶马古道是指人们进行生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遍布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原始古道，经过长期踩踏产生的道路，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进行人类交流开始。茶马古道的兴起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原始状态，即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时期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以及马帮古道。正因为其经历了这些原始状态，才有了茶马古道的兴起，换句话说，这些形态是茶马古道兴起的必要条件。狭义上的茶马古道主要是指唐朝以来内地与西南地区进行交易的通道，因其主要是进行茶叶与马匹交换而被称为茶马古道。据考证，茶马古道是根据唐朝的茶马互市的史实而命名。茶马古道的兴起促进了各民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凝练。虽然茶马古道经历历史变迁在清朝开始衰败，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对于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加速了茶文化传播与交融，促使各民族茶文化升华，进而扩充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2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六朝以前的史料记载，巴蜀是茶叶最初兴起的地方，可以说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起初，茶是作为一种药材被人们所熟知，到西汉时期开始成为人们饮用品，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饮茶真正形成一种风气始于唐朝后期，逐渐出现茶馆，种茶、制茶初具规模。茶文化的普及为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时期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茶叶，制定了茶叶贸易政策。主要的政策有三个：一是推出了“茶马互市”政策，并在唐玄宗时期允许茶马互市“在赤岭实行；二是加收茶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收取茶税的时期；三是实行榷茶制度，即茶叶专卖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茶马贸易，当时的贸易经营和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贡赐”是其主要的贸易形式，形式单一。由于西南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不断扩大，茶马贸易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贸易地区逐渐涵盖了西部大部分地区，致使唐朝后期初步形成茶马古道，为宋朝时期茶马古道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时期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古道也随之兴起。茶马贸易扩展为两种形式：一是延用唐朝的“贡赐”形式；二是宋朝政府铺设茶马司，在茶马古道沿边各地进行“招募蕃商，广收良马”的贸易。宋朝通过茶马司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且严格实行榷茶制度，用以保证茶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宋朝政府出台了“茶引”制度，即茶商缴纳茶税后由官厅发放的茶叶专卖凭证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施行极大促进了茶马贸易向成熟时期迈进。元朝政府颁布了健全了马政制度，在茶马贸易带来巨大的税收刺激下，促使元朝政府提高对茶叶向藏区销售的重视程度。元朝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古道的开拓，还在古道沿途建立了驿站，扩展了滇西北、川西与的茶马古道。明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贸易形式上有所创新，主要的形式是：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私茶贸易。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则铺设大量的茶马司，且制定茶法和茶课。茶马古道因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远超过其他时期。清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清初，国内局势动荡，战火纷飞，清政府需要大量的战马，这一需求促使云南茶马互市大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的发展。川藏道形成了南北两路茶道，两条古道的交汇点是昌都，同时昌都也是滇藏和青藏的交通中枢，因此昌都成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中心。清朝末期至时期茶马贸易的发展逐渐衰落。时期由于日寇封锁了部分交通要道，导致中华民族大后方物资紧缺，这时茶马古道肩负起运输物资的重任，支撑起整个抗日物资的运输。茶马古道也因此成为大陆上现存的还在运转的、唯一的文明古道。

3茶马古道的社会文化功能

3.1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高、最壮观、最险峻以及环境最为恶劣的古道。茶马古道纵横交错地在滇、川、藏三个地区之间。因而古道沿线的地势差异较大，地质结构复杂，途经之地大部分都是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再加上变化多端的气候，使得茶马古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其中高海拔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茶马古道沿线海拔多处于2000～5000米之间。茶马古道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其通行的难度之高在世界上各文明古道中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古道也不为过。险峻也是茶马古道上的显著特征之一。且不说茶马古道的恶劣天气，其自然的险峻也足够给茶马贸易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古道是穿梭在各山脉和跨地域的道路，致使大部分的古道都是狭窄的，一般只有两尺多宽，有的甚至更窄。且随处可见断崖绝壁，鸟道湍流，各种新式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茶马古道上施展。因此，在茶马古道上运输商品对于马帮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莫测的影响也使得茶马古道的险峻成倍增加。由此可见，茶马古道的发展是艰辛的，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而且还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3.2多元宗教的交融与共生随着茶马贸易的迅速发展，茶马古道随之不断地扩张、延伸。各民族的文明与随茶马古道的发展得到广泛传播，如藏传佛教就是沿着这条古道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广泛传播的。宗教文化的传播是双向性的，佛教是从中国内地地区传入，并逐渐在发扬光大，形成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而后又向中国内地地区进行传播。佛教的传播方向是以大理为中心的，西行经丽江、中甸、福贡，横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等地。其主要的传播路线基本上与茶马古道的沿线相重合，也就是说茶马古道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在茶马古道的沿线仍存在很多寺庙，这就是茶马古道传播宗教文化的有力证据。茶马古道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宗教的融合，比如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就存在大量的大乘教的措辞，从中可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可以说是通过茶马古道的传播互相进行交融、渗透，最终达到共生。茶马古道的不断延伸，加速了宗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相交融。也就是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茶马古道不仅是商品贸易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宗教文化传播的大道。3.3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茶马古道的概念来源于茶叶与马匹的互市，因而茶马古道成为世界上茶的起源中心，茶文化也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茶马古道将生产茶叶的地区与需要茶叶的民族紧紧连结在一起，沉淀出极其深厚的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茶马古道沿途经过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居住区，贯穿滇、藏、青、川四大区域。正因如此，茶马古道被称为民族迁徙的大走廊、民族文化的大观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者”。茶马古道不仅是藏区茶叶补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沿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文化传播地势最高的古道。在这条古道上附着着各族文化，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等等，各族文化通过这条古道进行融合、发展。此外，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连通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一座桥梁，其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今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其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而成为开辟沟通汉藏经济文明的纽带。茶马古道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探险与旅游的黄金线路，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4结语

“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正如这句话所说，茶马古道在我国的历史上的作用与丝绸之路一样，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是当前世界地势最高的经济文化通道，同时也是现如今唯一一条仍在运转的文明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内地地区、东亚以及南亚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虽然茶马古道逐渐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茶马古道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加强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为巩固祖国疆土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以研究茶马古道为基点，能够扩大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视角，多角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促进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迈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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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巴楚民族文化；地域性；同源性；趋同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圈，即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从远古时代开始，其地域范围就是属于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先秦时属巴国和楚国的一部分；秦汉时分属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以东长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这个区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及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四个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石门县，贵州省铜仁地区(辖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县)。

巴楚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是在这个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时期民族融汇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传承。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在这～地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将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利用其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等资源，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各民族聚居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有关传统文化、法律意识、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致于整个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独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在地理上处于北纬30度，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区域文化的领域看，都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区域。“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尽管“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但这个地区依托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是一个完全处于华夏族“包围”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圈。

这就是我国唯一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异。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

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化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在人们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而人们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生活，又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的差异，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与华夏族文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儒家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成为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这种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民俗，即今人所谓“民俗区”、“民俗圈”，汉时则称为“地分”或“域分”。史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礁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对于民风民俗的地域性，西汉人已认识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关乎各地区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不仅是因地域形成的区别，因人所致的差异，也是构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为，如果将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对的地区特定性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项特征。则“因人而异”未尝不可视为“因地而异”。特定地区的稳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为“民族”)，同样也构成“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仅包括政治地缘的范畴，而且也应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区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环境的因素相对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u，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又“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觚赢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汉中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可见，巴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早在汉代就为统治者所认识。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通常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进化过程，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种原因先后组合而成。早在远古时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苗蛮”部落集团在向民族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多元化的分流运动，一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汉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祖先。现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作为“苗蛮”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鲜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就区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的关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传统意识、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诸方面，仍保持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即是明证。“多流”则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现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这与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适应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古老部落联盟。与其他众多民族的起源一样，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山海经》，也将巴人的来源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西南有巴国，大白皋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启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贵族争夺酋长位置的斗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至迟在殷商时，巴人及其建立的国家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之为“巴方”，并有巴方与殷商屡次发生争战的记载。表明巴国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方国。此后，巴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逐步向南扩张，成为镇抚周朝南土的诸侯国之首。《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迫于强邻楚国的军事压力，逐步南迁。《华阳国志・巴志》称秦举巴以前，巴地“东至鱼复，西到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一区域大致指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迄渝东南及黔东、湘西等地区。尽管巴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濮、{、苴、共、奴、犷K夷、蛋等若干部族，广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泛称为巴人。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将巴人视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民族学、考古学对“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早期历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历史文献中被冠以“蛮夷”、“南蛮”、“苗蛮”、“巴郡南郡蛮”、“板J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蔑称的族群，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传说和图腾崇拜：盘瓠

盘瓠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创造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南蛮”诸族多有盘瓠图腾崇拜及盘瓠神话的广泛流传。在《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风俗通义》等诸多古籍中有盘瓠神话记载。

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盘 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骨禺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椭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梁《十道志》则称：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巴国后，并未挥师继续东进，在秦楚之间留下了一个巴人小政权。约20年后，楚顷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庆涪陵)，巴国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说明作为“盘瓠种落“的武陵蛮与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搜神记》：“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缔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盘瓠”条中，引用了一条唐人所记关于盘瓠的神话：“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上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者。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孙氏也。’亦盘瓠神话之异闻。”巴东向为巴人活动的地区。这个神话在无意间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盘瓠蛮部族与巴蛮部族有着同源的关系。

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显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盘瓠的始居地，也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民族文化与盘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荆州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唐人张守节《史记・苏秦传》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硬。”《九国志・楚志・彭师禺传》：五代时湘西地区“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舆地记胜》：“蛮则盘瓠之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序：“五溪盘瓠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称：“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等等。

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以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或古老的图腾(犬)崇拜。如苗族神话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盘王》等；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棰髻跣足，衣边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每年农历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瑶族盛大的“盘王节”。畲族的神话史诗有《歌》(也叫《高皇歌》、《盘瓠王歌》)。土家族有“跳丧”习俗：“初丧，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众多盘瓠文化遗迹与事象遗存，如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盘瓠祠等。这些文化遗产，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态化的。特别是，因盘瓠神话与盘瓠崇拜而产生的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服饰、工艺等等，在民间至今仍有所遗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盘瓠文化对华夏族的影响。华夏族将本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话，演绎为天地开辟之推原神话。盘瓠也音转为，成为能给人以光明与幸福的王。南朝时，梁人任日方在《述异记》中把盘瓠氏推崇为“天地万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具有趋同性

在《辞海》中，“趋同”被列为生物学概念：“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形态特征。”其实，世间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趋同的现象。文化趋同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趋同是文化进步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显示，少数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呈现出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华夏文化的融合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民族观念转人隐性，文化趋同性演变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泛，包罗了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礼仪式、神话传说、农耕起源、巫术占卜、婚嫁习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我国边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各民族主要经济模式都是以山地农耕为主，兼营林、猎、牧业。他们的分布区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杂居，杂散居住区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绝对单一聚居区的构成始终从属于民族大杂居这一总体范畴之内。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相互接触、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这都为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创造了外在条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先秦时，苗蛮部族的分支荆楚部族创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创造了具有浓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来的走向却是相互混融，成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断吸纳其它文化因子。新发现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类型文化交融的特点。现本区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遗传基因”。

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国腹地的地域特点，使其与周边华夏族紧密相连，交流频繁。经过长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深重影响，其民族色彩相对淡薄，凸现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尤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种表层结构上的趋同远比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趋同要深刻得多。

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目前的通用语言，是以汉语四川方言为主体的西南官话。这里的湖北人、四川人、贵州人、湘西人互相用自己的家乡话交流基本没有障碍。现绝大多数土家族人都使用西南官话，在土家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但有的也兼通汉语，呈双语状态。

第3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茶马古道；纳藏结合；文化；旅游

绪 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纳、藏等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在古道上由成千上万汉、藏、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等组成的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伴着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尤其纳、藏两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圈。

一、茶马古道的纳藏渊源

伴随着叮当叮当的马铃声，常年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赶马人正往雪域高原一里又一里地延伸。没有人能考证出是哪一个具体的人最先开辟了这条古道，但纳藏两地的经济、文化、宗教、生活习惯却因了这条古道而得以交流。

（一）茶马古道的纳西族和藏族

从古道的历史发展步履来说，丽江自古就有“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之说。丽江与蜀地成都之间的步道，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打通。这条沉积着深厚历史风尘的古道有两条：一是丽江起经永胜、宁蒗、盐源、西昌、筇都、灵光、邛来至成都，此线路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之上的“灵光道”；一条是从丽江经大理、姚安、西昌道成都，此路线因大部分险要地段的道路仅有五尺之宽而被称为“秦开五尺道”。无论是“灵光道”还是“秦开五尺道”，在丽江汇合后继续往西北方向挺进，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茶马古道” 。当然它的最终成型比前两者大约要晚上一千年，但它同样在历史上位各民族间的交融、团结、商贸往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古道上的纳藏两个民族，随着时代的迁移与发展，许多纳西族和藏族互联姻亲，和睦相处，变成了藏族中有纳西族，纳西族中有藏族的独特纳藏渊源。

（二）纳西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的相似性

纳藏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纳西商人与藏族商人在风俗、性格、语言、生活习俗上比较相近，尤其宗教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茶马古道的不断延伸，藏传佛教也沿着这条古道广泛在青藏高原及周围地区传播。这种传播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佛教从内地传入，逐渐形成具有特点的藏传佛教后，又向祖国内地传播。从其传播的路线来看，多同“ 茶马古道”是重合的，如大理的宗圣寺、剑川石窟、宾川鸡足山、中甸归化寺、的秦东竹林寺、碧土寺、左贡寺、田安寺、昌都向巴林寺、类乌齐喝玛丹萨寺等等，这些寺都是沿“ 茶马古道”修建而成的。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有大量的大乘教借词，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 丁巴什罗”“、东巴”“、能科”以及“ 参禅”“、金刚杵”“、天尊”等等。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通过“ 茶马古道”所进行的交融。随着茶马古道的不断开拓与发展，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也在沿着这条线路不断的传播，最终形成了纳藏两个民族在宗教方面的突出相似性。

（三）纳西族与藏族的互补性

纳西族善于修沟造田，筑墙建屋，种植水稻，像巴塘的许多梯田都是纳西族人的启蒙带动下开发出来的水田。还有藏区各地普遍种植的芜菁，也是纳西族传进藏区的农耕生产品种。其外煮纳酒技艺、磨豆腐、磨凉粉和制革、制皮毛、缝鞋等技术，也是纳西族带进藏地去的。他们在移居青藏高原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藏族人民一道从事各种生产，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而藏族人在给人们带来麝香、贝母、鹿心血之类的山货药材的同时，更是带来了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沿着茶马古道前来内地传法的高僧和前往担负使命的内地大德同样络绎不绝，通过这条道路，两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二、纳藏结合的优势

许多纳西和藏族商人不仅是生意上密切合作的伙伴，也结成好朋友，相互扶持帮助，如纳西商人李烈三与盐井的藏商央隆映、都堵化敌为友，结下兄弟情谊，在经商中相帮互扶。丽江古城纳西商人杨守其一家与中甸藏商马铸材一家还结下了一段有口皆碑的佳话。于是，在不断的商务往来中，这两个纳、藏商人结下了笃厚的友谊，也方便了今后的贸易发展。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实现了“羁縻”政策，从而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此，“茶马古道”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一样，在促进西南地区，尤其是丽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茶马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也是重要的政治之道。在治藏安康方面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经济上，由于纳西商人与藏族商人在风俗、宗教、语言、生活习俗上比较相近，性格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纳藏两族商人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交流中建立了信誉，结为主顾，藏语称为“匆爸匆厦”，意为“做生意的朋友”。藏族商人从藏地带来的货物，首先都优先销售给丽江的纳西“匆爸匆厦”，这些纳西主顾不要，才请他们住宿的店主（藏语称为“奶波”）代为向外招卖。生意落盘，由买方出每元二分的“牙拥”送给店主，要运回的货物也多请纳西主顾和店主代为筹办，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在文化上，古老的茶马古道既是经济发展之路，亦是民族文化的迁徙走廊。在这条古道上，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和藏族的雪域文化在这里冲突、碰撞、互动、融合，形成了我国民族融合发展史的“ 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壮丽奇观。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 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形成了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形成了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

三、茶马古道纳藏结合对旅游业的现实意义

2002年6月，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了规模宏大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实地考察活动。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研讨，认为“茶马古道”虽然今天已成为著名的古历史文化遗产，但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条件下，如果对它进行深入的挖掘、精美的包装、大力的宣传，研究和开发“茶马古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旅游产品开发

中国旅游出版社曾在“茶马古道”艺术中预言：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加快，“茶马古道游”将是继“丝绸之路”和“长江三峡游”等知名旅游线路之后，又一极具吸引力、蜚声国内外的旅游线路，将成为21世纪我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之一。

而茶马古道沿线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丽江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随着西部旅游开发的升温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茶马古道已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条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同时也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今天我们把目光聚集于此，是看准了其不可复制的旅游品牌效应，以及蕴藏的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同时根据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特征以及消费趋势，我们不难发现茶马古道具有很高的体验式旅游开发价值。所以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必须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建设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等，同时大力开发相关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茶马古道沿线的经济活起来。

（二）旅游线路设计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可以说是回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所以在产品的开发设计过程中要注重游客的体验度，周边产品的原始态性。而茶马古道历史文化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区新兴的重点主导品牌，不仅提高了本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拉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还扩充了民族文化内涵，可以说是潜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我认为选择丽江作为进入香格里拉旅游区的古道入口处，利用藏纳文化交融互补的特色，开发茶马古道上沿途的各处具有浓郁藏纳文化特点的旅游景点，让人们在体验古道的古朴宁静的同时体验沿途各种民族的文化交融，是一个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项目。

D1:从丽江出发，向德钦进发，过奔子栏（旧时为滇藏茶马古道上有名的古渡口，其藏式手工艺别具一格）、东竹林寺（迪庆藏区第二大藏传佛教寺庙，藏有镀金弥勒佛像、白度母像、三世诸佛像、文殊菩萨像、唐卡阎罗王群像等珍贵文物），之后途经白茫雪山自然保护区，沿途欣赏藏式民居和建塘民居。经过德钦县城后，沿澜沧江峡谷而上，傍晚时分到达明永村（梅里雪山脚下）；调整片刻后骑当地藏马上雪山，2小时后抵达明永冰川边的冰川山庄，用晚餐。

D2:早餐后上明永冰川（形成于现代的抵海拔、抵纬度冰川，从卡瓦格博峰顶如一条银蛇蜿蜒而下，奇伟壮观，令人叹伏），骑马返回后驱车沿澜沧江峡谷北上，途中翻越红拉雪山，通过藏区最大的食盐生产地盐井，体验多元文化的纳藏交融。进入自治区境内抵达芒康县。

D3: 早餐后往西翻越横断山脉，进入左贡县境内，沿途可观赏牦牛、牧马，采集珍贵药材雪莲花。抵达通往藏区各种物资集散地重镇昌都，参观格鲁派重要寺庙――强巴林寺。 之后可自行进行物资补给。

D4:早餐后驱车进入318国道，翻过海拔4700米的雪山垭口，进入类乌齐县，沿途渺无人烟，地形复杂，有草原、高山、峡谷和河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处清澈山泉，鱼儿特多，可垂钓。途中还需横渡一条水深1.5米的大河。抵达丁青。

D5:从丁青出发，沿途可观看多种野生动物，但不能捕杀。看不见一颗树木，只有地表植被，人烟稀少，抵达索县（西部有少数较开阔的气候区，可参观氆氇、卡垫及民族服装和民族手工艺品以及制陶加工）。

D6:驶出索县，可观看至今仍保留着的古时天葬台和髅墙，然后驶入一望无际的藏北大草原，路况良好，晚间抵达那曲（古为苏毗部落，是土蕃王朝主要的军事粮草和马匹供应基地，唐宋以来为主要交通驿道。）。

D7：出那曲沿青藏高等级公路直抵拉萨，穿越整个藏北草原，欣赏蓝天、白云和草原连成一片的净世美景。参观有丰富地热资源的羊八井地热群，时间允许的话可沐浴洗尘。抵达圣城拉萨。随后可接在的各类旅游行程。

结 论

在茶马古道上，藏族与纳西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东巴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相互交融。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等各民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而“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促进了纳藏两族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沿边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可以说，茶马古道不仅是边疆地区物资运销之路，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丽江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区，今天大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通向圣域的门户，必将在这条黄金旅游线上闪烁出另一种迷人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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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钟颖，邓琨.古城苍茫-亲历茶马古道[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第4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一、扩充知识，做自信有趣的演说家，教师自身要有足够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引入丰富多彩的课外知识

一堂课的讲述首先是由教师的备课开始。对于老师来说，备课已经成为了一件老生常谈的事了，把握本单元的任务目标，深入研究阅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结合课外知识这方面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马虎带过。适当引入课外知识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讲到杜牧的《赤壁》时，除了要预备讲述简要的三国历史外，还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来。“那时候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大显与世，文化发达对法交流颇为频繁，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对盛唐的讴歌并不是无用的，当学生们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时，“中唐”大背景的带入显得特别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讲述的。这样“”与“低谷”相结合，赞美讴歌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了课文教学的核心。

社戏是人们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在介绍鲁迅《社戏》时，教师可以从详细介绍社戏入手，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把课文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二）做一个自信有趣的演说家

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尤其是新老师，演说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说无趣是影响教师在课堂“完美授课”的两大拦路虎。在课堂上教师扮演着“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台，带动台下的观众，成为教师所要练习的“必杀技”。在完整的备课后，教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或者空旷的地方练习演说，随着熟练度的提升可以和亲人朋友一起练习，相信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你的自信度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了自己演说的自信度后，是该想想怎样使自己的演说风格变得更有趣了。在过去有一种职业叫说书（又叫评书），他们在演说的时候除了语气音调的变化外，常常会伴随着简单的音乐做辅助。我想我们的教师可以从古代评书家那里找到经验，在授课时除了语气音调随情节的变化外，有时也可以选用适当的多媒体音乐视频来辅助自己的演说，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胜！

二、双管齐下，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在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理论贯穿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实践，使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具有指导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夯实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双管齐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将更加深刻。

（一）理论铸造思想

理论是思想的指导者，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多而杂，老师教授知识滔滔不绝，却不一定能转化成思想原料灌输给众多的学生。此时位置反转，学生成了思想争夺战的主力军。检测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教会学生主宰自己的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后期的重要任务。

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思想，教师可以通过做一些相关命题的作文检测来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状态，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有机会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从沈从文的《端午日》单元发起对学生对“端午节”由来、发展、意义的讨论；从中秋咏月诗三首单元激起学生对“中秋节”传统风俗的热情。

（二）实践激起民族文化的热情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多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现象，俗语有云“家和万事兴”，而“小则家大则国”的和平与安定需要靠人与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来牵引。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骄阳，加强学生对本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意义非凡。

第5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文化自觉；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

一、文化自觉的涵义及提出

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它最生动、直观的表征着人类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含量，记录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水平。文化作为“人化自然”，作为特定民族改造世界的成果，世代相承不断积淀、融合、扩展与进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①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贵在自知之明，贵在自省，贵在自我更新。

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是在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交融的形势下，需要对社会的变革、转型和发展在文化层面上做出新的解释和定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深入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交通的便捷、媒体迅速的传播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各民族共同和谐地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尊重和理解。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文化自觉现状

（一）思想上未能形成文化本位意识

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许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生活方式进入我国，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不但对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新的挑战，使人们产生价值选择与追求的困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一场反思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争论。而这些观点都缺乏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正确认识，都陷入了文化的不自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不利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

“文化作为人类进化的标志，是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文化一旦形成就有其自身独有的结构和运动规律，成为一种对人和社会发生影响的客观力量。”②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对于文化的认知程度，因此我们要以文化自觉为旗帜，以建设和谐文化为目标，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实现真正的文化发展大繁荣。

（二）实践上缺乏文化创新精神

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是文化建设的生命和灵魂，是文化自觉的落实和实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力量。缺乏文化创新，就不能破除阻碍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旧思想和旧观念；缺乏文化创新，就无法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不能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缺乏文化创新，就不能为人民提供思想信仰，科学知识，社会主义事业将失去精神动力，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创造也就缺乏基础与依托，社会难以进步、经济难以发展。

对文化及其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而我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仍未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文化产品的原创力不足，缺乏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科技水平较低。文化产业的发展仍存在着许多的误区和不足，无法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方向上缺乏发展目标

“文化为谁”的问题是文化自觉的核心认识和归宿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和不同的面貌。而我们当前的文化发展缺乏方向性和目标性。我们的文化应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高价值取向。树立文化旨归意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全面完善公益性文化事业、调整文化结构失衡现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调整文化市场膨胀无序。不断创造优秀的、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三、坚持文化自觉，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与中国化相链接，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当前的文化价值观构建有机相结合。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并注重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功能。

（二）加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中国的国际形象取决于我们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如何采用政策把这种价值观向世界传播并使其被认可、接受和欢迎。在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时，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考虑如何把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和人类的普适性价值观相结合。不能仅仅在政策层面利吸引其他国家支持我们的政策主张，还要在文化层面把我们的软实力打造成国际社会的主流的价值观和规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坚持文化自觉并吸收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在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不断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使我国的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中散发出熠熠光彩。

注释：

①费宗惠，张宗华.《论文化自觉》[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②熊黎明.《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J].学术探索，2003，（4）.

参考文献：

[1]费宗惠，张荣华.论文化自觉[M]. 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叶启绩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自觉[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第6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国际间的商品流通日益频繁。各个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竞相推销本国产品，其中一个重要的促销手段就是利用广告将本国的商品和厂商的声誉向国际推介。商标作为商品的符号，是国际广告中一种特殊而且极其重要的形式，它随着商品交流的扩大而声名远扬，最终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商标翻译原则

商品是销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因此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商标翻译者要处理的是个别的问，他面对的却是两种文化。面对激烈的竞争，要想泽出音意俱佳，使商品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商标名，翻译者必须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冲破语言形式对等观念的束缚。

1.尊重和把握民族心理差异，洞察译名联想意义。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态环境、演变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必然不同，从而产生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联想意义和消费心理。例如:我国很多出口商品商标是以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来命名的。在翻译这样的商标时，译者一定要事先了解商品是销往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以便搞清楚哪些动物或植物在国外受欢迎，哪些又是应该避讳的。

2.结合商品特征，反映商品信息。译名必须符合商品本身的性，体现原文中的定位概念。如:Procter&Gamble公司的原译名“宝碱”就不如现在的名称“宝洁”好，后者充分体现了公司所生产的洗涤、护肤、口腔保健品等属性。又如:美国生产橡胶轮胎的公司Goodyear和Goodrich则分别被译为“固特异”和“固特立”，译者将原来的人名改译为能表明产品经久耐用特点的名称，非常新颖而且极有吸引力。此外，由于销售商在生产某种产品时都有比较明确的消费层次和销售对象，因此商标翻译还要瞄准其消费群，译名的发音和用字应尽可能与商品的市场定位及其所面对的消费群体相结合。如:AVON(雅芳)，Italina(伊泰莲娜)，Vichy(薇姿)， Maybelline(美宝莲)等译名都是针对女性及其爱美心理，选用了“芳”、“莲”、“娜”、“姿”等女性喜爱的字眼。

3.语言朴实规范，节奏简练明快。商标翻译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广大消费者通过译名“一劳永逸”地记住自己所代表的产品，建立长久深远的销售网络。为此，商标译名就必须朴实规范、简单易记，形象生动。例如：Head&Shoulder原译为“海伦仙度丝”，译名很长又让人不知所云，远没有现译名“海飞丝”生动。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仪器与小型电脑制造商Hewlett Packard Co.在大陆曾长期音译为“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后来逐渐被港台的另一个译名“惠普”所取代，既简明又给人积极意义的联想，成为该行业的著名品牌。此外，还有快餐店McDonald’s用“麦当劳”代替“麦克唐纳”，英国名车RollsRoyce用“劳斯莱斯”代替“罗尔斯――罗依斯”等使用更好的译名来促进销售。

三、国际商标的翻译策略

为使文化因素有效地融人国际商标中并最终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本文以下归纳出了一些成功译名的经验和失败译例的教训，拟提出如下可在翻译商标时参考使用的策略。

1.省音。外文商标在译成中文后多采用两字或三字的形式，双音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三字商标则多起源于中国传统的老字号，如“同仁堂”、“全聚德”、“稻香村”等。因此中文译名可减原名的多音节为二字或三字商标。如Pentax译为“宾得”、Fiyta译作是“飞亚达”、McDonald译为“麦当劳”、Sprite译为“雪碧”、Aquafresh译为“家护”牙膏、Parasonic译为“松下”、Toshiba译为“东芝”、Accord译成“雅确”(一种手表的商标)等。

2.加字。在译出原名的主要音节后，可根据需要加上符合商品特征或是关键意义的字，以深化商品文化的特征，突出产品的宣传性，吸引消费者。如Rock唱片译为“滚石”，Power香皂译为“波尔肤”，Colgate护齿洁齿系列商品译为“高露洁”等。当然在加字时一定注意所加的字在意义和音色上都要与原文商标相宜，否则就会画蛇添足，多而不当。

3.字眼的选择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名的音节，寻找切合商品的字词，而不要拘泥于在音色上的相似和模仿，如Ricon译为“理光”、Canon译为“佳能”，两者都是摄影和复印器材的商标；Seiko钟表译为“精工”、Comfort衣物柔顺剂译为“金纺”、Reebok运动服装译为“锐步”。

第7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新疆民族舞蹈文化是连接新疆各民族人民内在情感的重要纽带，是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由于民族舞蹈在新疆民族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它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托，因此，对新疆民族舞蹈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加强新疆民族文化建设，特别是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建设，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有利于新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新疆综合发展实力与各民族的凝聚力。高等教育具有促进文化和谐的职能。文化和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把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中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价值观置于同一个平台——大学，可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借鉴、吸收和融合，进而消除歧视、敌视与冲突，最终达成共识与和谐。该职能因国家、企业等职能所限，难以完全承担，唯有高等教育才可促其实现。新疆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民族融合和先进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摇篮，我们要建设和开发一批涵盖新疆各民族舞蹈艺术的表演课程，通过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培养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的理解、尊重和欣赏的情感，使学生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和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征。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学生可以形成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摒弃文化偏见，接纳文化差异的社会能力。

新疆民族团结教育要培养学生跨文化、跨民族的交往能力，这种交往能力通过简单的知识传授和说教式的教育难以实现，只有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热爱大美新疆的精神，使学生相互尊重各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民族间的矛盾或民族文化的冲突时，能够顾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由于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新疆各民族居住区相对集中，不同民族居住区之间来往有限，与外界的交流也很少，形成了一个个民族色彩强烈的文化、生活的区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自小就接受了区域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其地方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处于不太了解的境地，这就存在着误解、歧视和冲突的风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我们校园文化建设中适当增加一些各民族文化的元素，让各民族学生更好相互理解相互学习，融入到多民族的校园文化环境中；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通过民族舞蹈所展示的新疆不同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让学生领悟不同民族舞蹈文化的精髓和对各民族舞蹈文化的感情，进而感悟民族舞蹈的真谛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不同民族大学生组成一个个学习的团队，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实践教学，实现互动交流、互相理解和互相欣赏，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在相互交往、协作中逐渐淡化地方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认同感，增加各民族学生之间的融和与团结。21世纪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将引领着舞蹈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但在新疆，由于中亚泛伊斯兰化影响对新疆悠久的民族民俗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妇女不再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一袭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区甚至禁止音乐、传统歌舞、绘画、雕塑等社会文化活动。如果我们不能倡导和繁荣优秀的民族文化，发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的民族文件，那么新疆文化的倒退就是难已避免。因此，我们要结合新疆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实际，增加新疆各民族世俗化的文化因素，大力发展新疆民俗文化和民族舞蹈文化，使其和现代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合，抵御中亚泛伊斯兰化思潮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最具有发展潜力和最具有引领时代文化特质的当代大学生中，开展此项工作，使他们成为传承、推广、创新和引领新疆民族舞蹈艺术文化的使者，成为维护新疆维定和民族团结的合格社会公民。

二、新疆民族舞蹈课程动作技能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

新疆民族舞蹈是以欢快的肢体语言表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实践，新疆各民族学生可以广泛了解各民族舞蹈文化内涵、理论知识、肢体艺术、舞蹈语言、人体生理、运动结构和训练机理等知识与技能。同时，在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系列的肢体训练，可以改变学生中不良的肢体行为习惯，使学生个人形体和运动行为变得更加有韵味和美感，增强学生的乐观自信。各民族学生通过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实践，提高了各族学生对优美民族舞蹈的感受，使学生充分体会新疆民族舞蹈艺术所孕含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培养各族学生积极乐观的性格。通过肢体语言的培养和培训，内化其气质、涵养和风度，更好地展现出新疆各民族青年人应有的活力。优美的体态、良好的行为、丰富的情感及丰厚民族文化的熏陶，使新疆高校学生具有区别于内地大学生特有的气质，这是新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追求的最高目标。随着新疆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发展，如何通过舞蹈教学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民族团结素养和就业创新能力，是当前新疆高校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新疆高等教育开设新疆民族舞蹈课程，就是要通过新疆丰厚的民族文化这个载体，提升新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文化交融及理解能力和社会工作的能力。因为舞蹈是一项团体的行为表演艺术，对队形动作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学生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通过不断的练习配合，培养各民族学生的耐心、互助和团队合67作精神，最终达到整齐和谐的表演效果。这种长期的团队训练既可以培养各民族学生的集体意识，也可以增进各民族同学之间的友谊。同时民族舞蹈的训练与演出，可以使学生感悟民族舞蹈丰厚的语言和文化，使学生在无意识中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并学会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和道德修养，丰富新疆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

三、新疆民族舞蹈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的确定作为“歌舞之乡”

新疆有着丰厚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它们是新疆民族舞蹈课程教学内容的载体。我们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优秀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和汉族的民间舞蹈节目，采取“项目”型的教学组织模式，让学生选取节目类型，进行创编、训练，直至最后的演出。我们在新疆民族舞蹈课程教学内容确定上，要根据新疆的地域特点、民族习俗、民族文化和学生的民族构成，构建具有本校特点的民族舞蹈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既要体现民族民间舞蹈传承的特点，又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在尊重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前提下，进行民族民间舞蹈的创新。在教学实践中，依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逐步完善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教学内容。新疆民族舞蹈课程为每学期必须开设的人文素质课程，周学时为2个学时，以某一民族舞蹈表演为载体，采用课堂练习与课后练习加表演的教学组织形式，使新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每人至少具备5-8个不同民族舞蹈节目的表演能力。在新疆民族舞蹈课程教学模式的确定上，应遵循5个原则：一是课程教学组织的多民族原则。要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开展教学。

学习小组应该跨越班级的界限，由新疆不同民族学生组成，不允许同一民族组成同一学习小组；二是课程教学的“行动导向”教学原则。每组某一学期以一个民族某一民间舞蹈节目为课程学习的载体。学生首先对舞蹈节目的整体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单一动作技能的训练，然后进行组合动作的训练，最终完成某一民间舞蹈节目的表演。三是注重学生情感培养的教学原则。重点是培养学生对学习民族舞蹈的兴趣和情感，在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的自我优越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晚会，让他们在舞蹈的训练和表演中感受成功的喜悦。这种亲身体验的机会对学生自身的影响是很大的。四是师生双向交流学习的原则。舞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双向活动，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情感和兴趣的心理交流。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和学生交流，关心学生的成长，通过表扬和鼓励，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同时还要发挥各民族学生舞蹈的直观情感优势，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生关系。五是社会实践教学的原则。只靠学生校内的民族舞蹈课程的学习，是难已培养出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同的。我们要利用学校多媒体等设备，在校内民族舞蹈课程教学中给学生放映一些新疆民族的纪录片和舞蹈视频；鼓励学生参加当地的民间舞蹈活动，或者以学生小组的形式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实践为农村集市表演节目；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去了解与掌握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舞蹈特点，最终使各民族学生掌握不同民族舞蹈的艺术内涵和文化潜质。

四、新疆民族舞蹈课程的发展将促进新疆文化产业的发展

新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才，需要跨学科复合型的创业人才，需要掌握现代营销技术的推广策划人才。有了这些人才，才能完成对新疆丰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的系统挖掘整理，才能实现在保护与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有效地实施文化艺术资源优势的转换创新战略，才能形成一批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舞台艺术精品和优质文化产品，才能实现借助现代媒体形式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形成支撑地方经济的文化优势产业。我们要充分利用乌鲁木齐市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积极将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和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向外输出。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工业设计技术，使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形式，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走向世界。在弘扬中国舞蹈文化和新疆民族舞蹈文化的同时，将新疆高校舞蹈教育事业逐步推向国际化发展的轨道。在新疆高校中普遍开设新疆民族舞蹈课程，可以实现培养复合型的新疆民族舞蹈应用型、技术型、经营型的专业人才，可以实现新疆民族舞蹈艺术与会展、旅游业的结合，与现代工业设计的结合，与装饰装潢的结合，与计算机多媒体的结合，与营销策划的结合和与动漫设计的结合。这种结合可以拓展新疆民族舞蹈艺术产业发展的领域，使具有新疆民族舞蹈艺术特色的文化作品、工业设计作品、动漫作品、旅游工艺品等文化产品逐步走出新68疆，走向世界。

第8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的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它包括饮食、服饰、节庆、建筑等物质层面，也包括传统的习俗、礼仪、宗教、价值观和道德观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每个民族都会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反映了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内含和意义，对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才能保证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族文化的特点

1、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特点。如藏族向客人敬献“哈达”来表示最隆重的礼节，敬献的哈达越长越宽就表示礼节也最为隆重，在敬献哈达时，对于不同的群体，姿势也会有差异；壮歌久负盛名，壮族会定期举办对歌赛的“歌圩”盛会，另外，壮族刺绣、竹芒编等建筑艺术名扬远近；满族人大部分居住在我国的东北三省，其中以辽宁省最多，满族人是一个非常重视礼节的满族，平时见面要行请安礼。

2、民族文化具有地域性

民族文化的地域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由于民族分布都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所以由其创造的民族文化也分布在这一地域中；第二是民族文化往往与周围的地域环境先协调，而自然环境是无法人工复制的，所以民族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环境中得以保存。

三、民族地区文化对旅游发展的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之一，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域十分的广阔，约占我国总面积的74%。从地域分布来看，西南、西北及东北及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通常居住在边缘山区，这些地区通常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但也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整个社会基本停留在原始的社会状态，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成为其独特的吸引点。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不同的居住空间创造了丰富多彩、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中，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外在特色，都是这个民族文化内容的具体表现。这些文化和习俗源于创造它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并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和交融，最终使得多元文化能够得以和谐共存。正因为每种民族文化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从而使得不同民族地区旅游各具有其独特性，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环境，在今天我国民族旅游发展中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多依赖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并且沉淀于此。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当地居民的生产劳动、服饰、饮食、语言及礼俗等方面表现出来，极具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作为引导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形式，民族地区旅游在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相互交错，两者相辅相成、共生互动。

民族地区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不可获取的动力来源之一，它在民族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代表着其所属民族的文明程度高低水平，这种文化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它比有形的基础设施等对民族地区旅游的影响更为深远和重大，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而言，文化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只有先有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存在，才意味着有发展区域旅游的前提。

四、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对传统民族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使民族传统文化发生本质的改变，又有可能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从而使得民族文化得以持续的发展，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在发展民族地区旅游时，是否正确利用了当地的文化资源，并对民族文化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利用。

民族旅游是推动各民族文化交互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个活动中，她是它使不同的少数民族在通过与外来族群文化的撞击与交互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助于提升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促使少数民族居民借助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机遇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复兴，这就使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延续和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让民族文化得到与现实相适应的良性发展。

民族与文化是共生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就是其文化的发展；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才是这个民族最根本的发展。民族旅游这个概念，并不是对于任何地域的少数民族都是可以利用的。一个成功的民族旅游地的开发，实质上是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传承和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在展示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同时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第9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摘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经受着深重的考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音乐作为强势文化挤占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空间。本文在坚持文化相对论基础上探讨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音乐 西方音乐 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况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以及与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除六代乐舞及其他多种乐舞的发展和整理,礼乐制度的阶级化和等级化,大司乐机构的设置,三分损益律的运用等有重要影响之外,尤其在“八音”乐器分类中“琴”(七弦琴)及其音乐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音乐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对多处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乐器方面,作为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代表实例,可以举出由奚琴到胡琴类各种拉弦乐器的形式。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相传西周初,周穆王曾经带着规模颇大的乐队到西方各国进行音乐交流。此后,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也入传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引进乐器、乐律、音阶。作为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后又被改造为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就颇具代表意义。

二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过:“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同样,一个抛弃传统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音乐文化状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今世界是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传统音乐到底将何去何从、传统音乐在这个潮流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逐渐成为众多音乐学学者关注的问题

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异质性文化的冲撞、互动是由可能的、时而发生的,互相借鉴、缺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但中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文化的主体也是平等的。传统音乐之所以能与中国社会同时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流传到今天,可见其所蕴含的强大的稳定性和坚韧性。

众所周知,唐朝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要远远大于汉朝,但是谁能说唐朝时鼎盛一时的歌舞伎乐就一定比汉朝时的鼓吹乐先进;更有后来的戏曲音乐,谁能说戏曲音乐就一定比歌舞伎乐先进呢?不仅音乐、美术、文学同样如此,这是艺术的普遍规律。我们说在现代社会物质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抽象艺术、后现代艺术就一定比几千年前古希腊艺术先进吗?如果这样的话,黑格尔也不用“高贵的纯洁和静默的伟大”来形容古希腊艺术了。

当然,除了物质基础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福柯曾经说过“知识就是权力”,不同的人掌握的知识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在知识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知识创造的主体也就慢慢在无形之中“奴役”了知识的接受者。因为知识的生产者是少数人,而知识的接受者却是大部分。当群体慢慢接受了这少数人所创造的知识体系之后,也就完成了被“奴役”的过程。所以,知识的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奴役”和“被奴役”的过程……

在中国,西方音乐之所以能以优势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将传统音乐挤压在一边,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我们的音乐文化传播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全部都是西方音乐理论架构下的知识体系,而对中国本体音乐理论却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必然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下的“被奴役者”,他们很容易纳入西方的音乐体系,使西方音乐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音乐的经典之作的判断标准,当这种音乐的主导性和中国传统音乐所谓“边缘性”、“落后性”比较起来,西方音乐自然也就占了上风。当然,这种现象还要归因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我们也不能责怪历史开的这样一个玩笑。

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灾难促使着大批热血青年向西方学习,以寻求拯救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灾难中的方法。近代新音乐的先驱者如曾志、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萧友梅等都是走出国门,寻求音乐振兴之路,通过学习他们成为西方音乐的传教士。当前辈先驱们将其所接受的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传给下一代时,下一代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种无限制的知识循环必然促使大范围内的思维定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变成这种知识的被奴役者。相反,由于传统音乐特殊的传承方式和其生存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接受者却日趋衰减,包括现在我们许多著名的传统音乐学家也都是西方音乐体系启蒙,之后返回来再思考并研究传统的。所以,日积月累在文化的对抗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了弱势。

哈佛著名学者杜维明在他的《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指出:“强人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他民族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突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这容易导致文化的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最终导致文化的封闭和落后;“弱者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以突出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这必将导致把西方文化看成至美文化而全盘西化,直至放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错误主张。

在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之下,音乐文化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造性地使地球成为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一体的谐和栖息地!世界因不同而精彩,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公平地对待人类的多元文化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否先进”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国家经济发展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科技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艺术是没有国界,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都应该为拥有如此光辉灿烂的艺术而自豪!

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是一个定态模式,只不过是由于空间上的不同分布而造成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适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模式,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亦是如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等价的,研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有利于发现贯穿于不同民族间的共通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注意,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这个“度”就是自己民族的“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就是因为其中有中华的文化。康有为按公羊学的理论,认为华夷之辨是在“文化”。如果失去传统,企图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全面的西化,那就等于“文化自杀”,就成了文化上的“流浪汉”。切勿过火地将传统音乐的灵魂给“化”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没有灵魂也就等于没有传统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其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理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思想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音乐的优势与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自我发展,传统的延续与复兴将会在当代人越来越多元、自由的精神选择中,重建植根于这方黄土地上的文化故乡,增加人们血液中传统文化的浓度,从而使经济、科技塑造的全球化的时代中,民族和个体保持清晰的身份,而不至于继续迷失,重新接续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血脉,使传统音乐能够在世界音乐之林中大放光彩来,以此体现我们中华的乐风!

参考文献:

[1] 张开城:《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10月第二十六卷第5期。

[2]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3] 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华文出版社,1999年。

[4] 卫丽军《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战略》,《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