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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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研究方法；达芬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58-01
一、文艺复兴的起源与发展
文艺复兴发生在13世纪末，起源于意大利，后来扩展到欧洲各国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完全是14―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特定时期，他强调个人主义，人们对于他的批评大多是反对他把文艺复兴看成是突然出现的、截然不同于中世纪的时代，而认为是中世纪与近代的过度时期，并主张从中世纪中区追溯经济社会历史转变的根源。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想欧洲其他国家扩展，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他的字面意思，就如鹿特丹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首先把文艺复兴的内容扩大到宗教方面，用来指宗教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值得指出的是，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场刀剑碰撞的暴力革命。革命者们更注意的是思想输出，而非物理消灭。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艺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这一种爆炸式的发展。杰出的艺术家如同天上璀璨的明星，在历史的银河里大放异彩，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其中最为人光彩夺目的一颗星星，非达芬奇莫属。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博学者，他不仅是一个画家，他还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师、植物学家和作家。达芬奇对现实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们更深刻、更有远见，他把文艺复兴时代美术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了崭新的阶段。他的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精神对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等大师一起，将盛行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高峰。
三、达芬奇的绘画艺术
达芬奇对于艺术的突出成就在于对人体的研究。在达芬奇看来，人体是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其对于人体研究的代表之作当属著名的维特鲁威人完美诠释了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所提出的关于人体分割比例的观点。在这一幅画作中，达芬奇利用自己丰富的人体结构和几何学知识，以及精湛的绘画技巧，实现了抽象的几何科学和具象的绘画艺术的结合。无论是其对于人体研究的意义，或是其在艺术表达方面的成就，都可以称之为卓越。
达芬奇最为著名是他的油画作品。其中又以肖像画蒙娜丽莎、祭坛画岩间圣母和壁画最后的晚餐为代表，被后人视为达芬奇一生中的三大杰作，其中蒙娜丽莎又被称作达芬奇艺术成就的最高表现。
蒙娜丽莎这一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画作内主人公嘴角那一抹神秘莫测的微笑。这一抹微笑忽隐忽现，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据专家考证，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包含了高兴、厌恶、恐惧和愤怒四种矛盾复杂的情绪，比例分别是83%、9%、6%、2%。油彩由些微不同的颜料组成，营造出蒙娜丽莎嘴角模糊和阴影效果，令人隐约感到她在微笑，但仔细看时笑容就消失无踪。由于画上找不到画笔涂抹的痕迹，科学家认为当时达芬奇应该是将油彩涂在手指头上作画。蒙娜丽莎这一幅作品，充分展示了达芬奇精湛的绘画技巧，以及对光影色泽运用的深刻理解，数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人们一直在试图追寻其中隐藏的秘密。直到今天，因为解构主义的盛行，很多解谜都无视现实意义，一味的向着神秘虚无的方向来过度解读蒙娜丽莎，虽然有些解读会显得无聊，但也在另一个方面证明这一画作的迷人魅力经久不衰。
随着人文主义的思潮兴起，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会越来越多的考虑如何在作品中表达人类人性之美，而非只是单纯的诠释天神高高在上无法接近的形象。开始尝试用人性取代神性，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创作的一个重大变革。因为有了这个全新的指导思想，注定这是一个珍品大爆炸的时期。
四、结论
通过研究赏析达芬奇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伟大的艺术成就皆来源于其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和思考。达芬奇的创作离开不文艺复兴的这个历史大环境，正是以人为本的倡导，人文主义的思潮才蔓延开来。通过一些离经叛道式的创新，达芬奇将艺术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让艺术创作不再是服从于宗教表达，而是实实在在的传递情感和美感，传承历史开拓未来。这也就是文艺复兴的核心，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质，艺术应该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者，依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研究一个人及其作品应该以创作背景为前提，分析那个时代富于人物及作品的伟大意义，这样更能使我们作出透彻的解析。
第2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一、本体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消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 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郭元祥.“回归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全球教育展望，2005（9）.
[2] 郭元祥.生活与教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纪德奎.当前教学论研究：热点与沉思.教育研究，2007（12）.
[4] 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统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 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 [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第3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62-07
作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理论创获之一，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是冯友兰、方东美和唐君毅等现代大儒，在“包含了儒家思想内容的分类、儒学价值的开掘和落实、儒学存活和发展途径的寻找”的儒学更新运动中，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进行现代化改造与阐发，以拓展和挺立传统儒学内在价值与人生智慧的现代新型理论形态。其中，冯友兰的境界说為历代学人所关注，但长期在此论域的个案性偏重，却形成了对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思想之学派性统观的缺失。特就最具代表性的“人生觉解四境说”、“二层六境说”和“心通九境论”而言，虽然他们分别以新理学、生生哲学或新心学等理论形态自觉承续了儒学史上不同的学脉传统，却又殊途同归地构筑了从宇宙本体论、人性论到境界说联贯如一的人文主义人生境界论体系，并在其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之间表现出鲜明的“家族性”特征和理论宗趣。
一、扬厉儒家人文主义
弘扬儒家人文主义是现代新儒家的根本方向，也是其人生境界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20世纪初，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争随武力挟裹下的西学东渐袭人中国思想界，特别是“五四”以来，科学主义掀起的反传统主义浪潮几近淹没传统儒学。与其对垒的现代新儒家则“遥承原始儒家与宋明新儒家，以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為己任，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和新开展，使之重新成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力量”。虽然其理论关注点与具体路向不尽相同，但他们“大多以‘人文精神’标识儒家传统”，以对治科学主义思潮和物化主义的泛滥。总体上讲，“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审美意识的提升、宗教情怀的满足，提高人生境界，这一种‘怡情养性’的生活，这是儒家人文主义的根本标志”。新儒家正是发扬这种人文精神构建了一系列人生境界理论。
方东美自觉选择了人文主义哲学路向。他疏论科哲之辩，肯定科学的功绩，更批评其僭妄而走向科学主义；通过甄别“宗教的”、“科学的”和“人文的或人本主义的”哲学道路，他坚信人文主义乃正途，“因為实在说来，人文主义便形成哲学思想中唯一可以积健為雄的途径。”沿此以人為本、以价值為中心的路径，坚持充量和谐之道，哲学方可摆脱宗教和科学之附庸的地位，独立发展其内在积健為雄的精神，即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作為“人文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唐君毅為弘扬人文精神并实现理想的人文世界鞠躬尽瘁。流自生命的人文精神是唐君毅哲学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通过对人文精神的多维阐发，唐君毅认為真正的人文主义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开放性、涵容性、有机性、精神性和超越性；而以“平视的眼光”对中西人文精神和文化活动的多向比照，使他从人类整体人文观出发，勾绘了一幅生命境界不断超升、多元文化交融互摄的人文世界蓝图。怀着对民族文化慧命的高度自信，他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儒家人文精神為主导，来“儒化”、“华化”或“中国化”西洋文化。虽然“正的方法”多少有些淡化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人文光辉，但他只是“将西学放在‘技’的层次，而最终皈依中国的正统哲学，提高到‘道’的层面，信奉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境界说与体验、体悟的方法学”。他借西学之技正源于探究人性、人生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因此，人生觉解四境说、二层六境说和心通九境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神契于儒家的人文传统。
现代新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思想以及传统儒家的人文精神有着“家族相似性”，又因时代背景、文化境遇、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向的相对性而别具特性。现代新儒家的人文精神不能被化约為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中国延续，亦非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简单复归。首先，较之与神本主义对立的西方早期人本主义，新儒家人文主义不特重反对神本思想，甚至肯定并“内摄”宗教精神的价值。其次，相比于重生命冲动轻实践理性而流于直觉主义、浪漫主义的近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二者一致批判科学主义和物本主义，但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际分道扬镳。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对唯智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偏向，现代新儒家则由此确立了道德理性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再次，对“人权”或“人伦”侧重点的不同是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内容和取向差异。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人文主义大都侧重于人权维护，而新儒家伦理本位的人文思想始终质疑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一致强调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识。此外，比之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二者都重伦理价值、道德理性而反对人的物化，但现代化诉求使新儒家更為开阔地把宗教、科学、民主、道德等价值都摄人人文世界，使宗教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道德精神俱化于人文精神，成為现想人格的内在要素。其人生境界说透见出现代新儒家对中西人文精神的融通与超越。
二、开显生命的精神空间
提斯人的精神性、开显生命存在的精神空间，是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的理论重心。就人之生命存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而言，对人本主义的追问则究及“何為人之本”，即人究竟是什么？科学主义者依物化主义人性论视人為生物进化链的一个环节。除了理性，人在生物学上与动物无本质区别，在心理学上不过是多种心理素质或心理原子的聚集物。人及其生存世界因此被平面化、数理化和逻辑化，“科学主义只承认形式构造的逻辑知识与可藉感官经验检验的经验知识，至于理性主义或观念论所说的理念世界或超越世界，那不过是幻想罢了”。现代新儒家拒斥物化主义人性论或平面化的一层论宇宙观，并在对人及其世界的多重分别中凸显人的精神性，在物质空间之上开拓意义世界或精神空间。
冯友兰从形上学视域划宇宙為真际与实际，沿宋儒理事之辨思想，把真际世界视為实际世界之外或之上的潜存领域。整个宇宙随着真际的被觉解而获得意义，即随着真际世界逐渐“澄明”，实际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也被“照亮”。在境界论中，“澄明”状态的那部分真际世界被称為意义世界或境界，即人的精神世界；而实际世界就是人的存在世界，即人展开其生活的物质世界。前者為“人所实际享受底世界”，因个体差异而大小不同，后者為“实际底世界”，是人人所见并生活于其中的公共世界。人的本质区别在意义世界、精神世界或境界，与物质生存世界无干。人生在世要实现人之所以為人者，必须超脱物质空间的困限而拓显其精神空间，提高人生境界。人生觉解四境说所标示的层级序列或超升过程，就是人超越物质空间以扩展精神空间和生命格局的过程。
方东美的“层叠宇宙观”把世界分為形下自然和形上超越两个层面的二重化世界，人类也相应有两类人格境界：“自然人”和“形上人”。前者处于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和心灵境界，体现了人的生命存在之物质、生理和心理等要素，因其生命格局困限于物质性生存因素或条件而居于较低的人生境界。后者则超跨物质空间而升进于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实现了生命的真善美诸价值，并在无穷神圣奥妙的精神世界获得自由。唐君毅在精神与物质二元框架中探究人性。他认為，自外观人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存在，人即其身体；自内观人当下即是一种精神存在。在根本意义上，“人是精神是自由是无限。而非物质非有限非不自由”。从本体论讲，人的生命存在之心灵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存在，正由其对更高境界的不断追求开显精神空间。“人之心灵之自觉与其所觉间，应有的精神空间。此空间之量，人可生而即有或大或小之分，然亦可由修养而开拓小以成大……人对真美之境之体验，则為直接开拓上述之精神空间，以成就尽性立命之道德实践者。”心通九境论就从万物散殊境到天德流行境开显出一条提升人生境界、拓显精神空间的大道。
拓显精神空间、建构意义世界基于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本质的深刻把握。人类生存世界二重化正源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之二重性。“人的生命是由生理机体和精神活动两者结合而成的。一个正常的人，不仅要有‘生理的自我’，还要有‘精神的自我’，两方面都活泼健全才算完整的人。”考虑到宗教精神，又可谓“人不仅是生物的存在，也不仅是动物的存在，也是神圣的体现，人有永恒、超越的一面。”“生理的自我”不过是类同它物的现实物质性存在，而“精神的自我”或“神圣的体现”则是富有创造力、能从事社会实践而灵长于万物的精神超越性存在。就前者言，仅有物质世界便足以保证人类物质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从后者讲，人必须超越物质世界，构筑自為的意义世界，即拓展精神空间以实现人在物质世界未满足的精神需求。故而人的生活世界注定二重化或多重化。科学主义者和物本主义者无目于此，将宇宙人生逻辑化、平面化、物化，将人的精神空间和意义世界打碎、漂白，从而招致精神迷失和意义危机。针对这种情形，现代新儒家则从境界层位规划到人生终极目标设立，都教人淡化物质享受、超脱物质困限而追求生命精神价值，最终在“安身立命”之境实现精神自由。他们从人及生存世界的二重化出发，力图对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义、形下与形上、实然与应然给予“天人合一”式的融通，并在价值分判中彰显精神、意义、应然的形上层面。其人生境界说的贡献就在于重新找回人的精神世界，从儒家人文主义立场力求集人类所有智慧重建意义世界。
三、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
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不仅从生命与世界的多样性、立体性开显精神空间并指明“安身立命之地”，而且要规划蕲向“圣域”的超升途径，即如何实现从形下物质世界到形上精神世界的超越，让生活在物质空间的人看到可能无限广阔的精神空间，并在精神超越中不断靠近形上世界的崇高价值和终极人生目标。“对于世界的两重划分，亦成中外各家哲学的共法之一。儒家亦然，它划分了应然世界与自然世界。而它做这样的划分并不是断然而截然的。这只是超越的区分，也是方便的区分。因為就儒家的理想而言，是要透过道德实践去缝合这二重世界的鸿沟，使其通贯一体的。”这是整个儒家学派二重世界理论及超越思想的基本特征。现代新儒家不像基督教、佛教以及西方哲学传统将形上与形下世界截成两橛，而是以与佛耶迥异的儒家式超越把两层世界关联成“一元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杜维明曾言：“超越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超离，也就是远离原有的基础；另一个意义是扩展、提升，也就是能够站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的努力以突破自己的限制……儒家的超越不是超离，而是一个能逐渐扩展与突破限制的观念。”新儒家人生境界论正是发挥了这种内在超越精神。
冯友兰视“安身立命”的天地境界為“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境，“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达此境者，一方面，由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使生活具有全新的意义，表现出最理想主义的出世间特征即“极高明”；另一方面，又不离人伦日用，尽天伦天职与尽人伦人职合而為一，这种最现实主义的即世间特征即“道中庸”。合观此境则出世间而即世间，此中生活是最理想主义与最现实主义的统一。“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是冯友兰对内在超越的思议与言说。
通过中西形上学形态比观，方东美把内在超越作為中国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人类形上学基本方向。他批评西方宗教家、哲学家以“分离主义”思维模式把世界隔绝為形上与形下两截而无从沟通，这种引领主流的“超绝形上学”使形上价值“超绝”于形下物质世界，彼岸的至善从罪恶的此岸分离，毕竟无效于人的意义追求和精神超越。中国人“即理想即现实主义”的超越形上学或内在形上学才是真正的形上学，它从不许价值理想与有形世界和现实人生脱节，“‘超越形上学’在理想价值的完全实现方面看来，又一变而為‘内在形上学’，一切理想价值都為内在于世界的实现、人生的实现。”即内在即超越精神使他的境界论把超越起点置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依次层层升迁，直到生命至境——宗教境界。尤其“双回向”路径的开通，使宇宙普遍生命挟同神性和真善美诸价值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世界之间无限循环、生生不已，将内在超越精神发挥极致。
唐君毅肯定“儒家之精神，在开始点乃纯為一理想主义超越精神”，即“似现实而极超越，既超越而又归于现实”。他以内在超越性為心本体的特质，坚信由此才能进一步把握其至善性与完满性、涵盖性与主宰性、恒常性与真实性等特征，并据以肯定现实宇宙的真实性和无限价值。在心通九境论中，人能不断拓展精神空间以开显三类九境，实现“科学的”、“人文的”、“宗教的”超越，并由客观世界的万物散殊境逐层升进于超主客的天德流行境，关键有“生命存在心灵”的超越性与主体性為无穷动源。正是其无止息、不陷溺的感通活动所彰显的主体性、超越性提引生命存在自形下物质世界超拔而上，祈向超主客又合主客的人生化境，才终能成就真实而超越的生命存在。
人类都有形上向往的精神需要，新儒家人生境界论拒斥西方式的“超绝性”、“超离性”，而把内在超越视為儒学价值理想与终极关怀的标识与践行模式，所以他们一致“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政治网络、有着权力色彩的凡俗世界中另外创造一套精神领域”。这种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论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家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特别路向。“强调儒学的认知与强调儒学的宗教代表了儒家的不同走向。前者的主旨在于使儒家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适应，以真正成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后者的意图则是要强调儒学的超越性，以发挥其社会批判功能，起到安身立命与转化现实的作用”。正是沿着后一种走向，现代新儒家不但要把传统儒家的价值取向和超越精神带给现代中国人，还要传给精神迷失的西方人，以儒家式内在超越补救西方外在超越之弊端，帮助现代人在真实、合理的形上追求中免于意义危机。
当然，西方人是否认同这种超越方式则另当别论，毕竟中西文化对形上超越的理解与体验明显分歧。一个是“罪感文化”，一个是“乐感文化”；一个是“主智的文化”，一个是“主修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西方式“外在超越”和中国式“内在超越”都寻求一种超越的、形上的东西，但各自所求的超越者不同，“一个是寻根，一个是求真”。显然，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宇宙人生观差异势必导致超越观与方式选择不同。把儒家“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平视為人类向往形上超越的或然选择是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以世界主义情怀推广儒学价值的底线理论目标。
四、勾绘超越的生命层级
新儒家对人类精神超越的历程和基本环节都做了具体、细节性的勾画。因為要真正实现形上超越，就必须了解这种超越可能经历的具体环节、步骤及其递进关系。人类已有超越理论的具体环节和现实进路不仅随超越方式不同而迥异，且因学派或教派分歧而相去。同是儒家“内在超越”，《中庸》就开出“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路径；理学家有“致良知”与“格物致知”之别；佛家也有渐、顿之分。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正是通过规划渐进的具体环节或生命层级赋予内在超越可践行的现实品格。
冯友兰划分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就是从实际世界向真际世界超升道路上的4个步骤或阶段，也是相应呈现的4种人生姿态。天地境界更细分為知天、事天、乐天和同天等4个环节，使本来玄虚、神秘的人生至境透显出具体性、现实性，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方东美以“二层六境”塔型结构展示了客观存在世界与人的生命境界共同超拔的具体进程。人循此塔型路线图逐层攀升，终能在“塔顶”与形上实在或终极价值觌面。其中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心灵世界、艺术世界、道德世界，直至宗教世界表征客观存在世界由低到高的层级性和超越历程的阶段性。前3层是形下自然层次，后3层则是形上超越层次。在不同阶段成就相应的不同人格：“行能的人”、“创造行能的人”、“知识合理的人”，3种“自然人”统一则谓“完满的自然人”；继续升进為“艺术的人”、“道德的人”和“宗教的人”等3种“形上人”。而“宗教的人”是“理想化与圆满无缺”、尽善尽美之“全人”，即“儒家所谓圣人，道家所谓至人，佛家所谓般若与菩提相应的人，就变作‘觉者’”。唐君毅早在人生十境思想中把人的成长历程描述為人生超越的10个阶段。晚年的“心通九境论”又以人的心灵活动次序及其感通方向為轴线，将人的形上超越进程分解為客观境、主观境、超主客境三层九境。从“万物散殊境”向上跃迁，直至“天德流行境”才算真正实现超越。新儒家相信，只有内在超越才是真正的超越，只有按其规划的具体步骤践行，形上超越才能真正实现。
这种境界层级划分，与其说是对超越历程的设计，毋宁说是对人类生命层级、人性要素、人生内容的揭秘。人生的分层研究是古今中外人生哲学基本进路之一。尽管哲学家“对人生的研究视角并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归纳為对人的分类和对人生境界的分层（历史发展形态可归入分层）两个角度，从实际上看，由于人生因素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横向分类完全可以化约為或对应于纵向的分类，反之亦然。”从孔孟人格境界论、王充的三命三性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韩愈的性情三品说、道学家的希贤希圣说到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宗白华的六境界说等，都以人性论或人格论角度探揭人的生命层级问题。存在主义大师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和傅朗克的“意义论疗法”等理论对人类生命层级性和人性多面性、复杂性问题同样做出了西方式探究。
在超越历程与生命层级问题上，如果说冯友兰的境界说已肯认科技价值的话，那么方东美的“二层六境说”则把物质生活、科技知识、艺术、道德和宗教等都融入其“塔型结构”；唐君毅更是竭力把人类各种文明成果、学术活动、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统统摄入“心通九境论”，并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给予“判教式”归置和融通。即使如此，现代新儒家仍然难免他人对其儒家道德中心主义倾向的指摘和批判。也正是有见于此，傅伟勋教授创建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模型，以矫正任何化约主义的偏失，包括科学主义对人性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单向度态度与对待方式和新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偏差。傅伟勋的境界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与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旨趣同归，但更自觉地表现出对后者的纠偏补正式更进开展。
五、恪守道德中心主义
众所周知，作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有着完整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哲学体系。就中国传统学术形态而言，“儒家的性格，是亦哲学，亦道德、亦宗教，唯其如此，所以儒家的礼乐伦常，可以成為人民生活的轨道，而儒家这个天人合‘德’之教，乃能安顿中华民族的生命”。儒学作為即哲学即道德即宗教的学术思想，為经学时代的中国社会构建了一整套德性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為一切文化活动的价值根柢与归依。它既发挥教化和评价功能為现实生活划定行為准则和指标系统，又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从而不仅激发了中国人的道德主体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安顿了形上向往的精神需求。所以，面对黑格尔等西方学人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质疑，牟宗三格外强调儒家重道德主体性的根本特征：“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為‘内在道德性’，即成為道德的主体性。”
虽然“五四”名士高呼“伦理的觉悟”并发起对儒学的极端化批判，现代新儒家仍然自觉承接儒学德性主义传统，并把重建和挺立道德主体性作為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和目标。当然，他们也不能无视戴震等人对道学家“以理杀人”的指责和“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者发出的“礼教吃人”的攻讦。这使他们必须对传统儒学的泛道德主义从内容到外在形式都有所改造、调整，并对来自各方面的相关诘难与批判给予积极回应。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努力方向。在规划境界层级时，他们一致肯定认知理性及其在人类理性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意识到人不仅要过道德生活，还必需过物质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等等；人的活动也不限于一般的道德活动，还有探求外部世界各种知识的求知活动、抒情寓志的审美活动和向往精神超越的宗教活动。
冯友兰视人為“理性底动物”并以此相别于禽兽，“此‘是理性底’，可以兼此二义。有道德底理性，所以他能有道德底活动。有理智底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底活动，及理智底生活”。他自称与道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均有不同，即在人禽之辩问题上，道学家侧重人的道德方面，西方哲学家却偏尚人的理智理性，而“我们说人是理性动物时，我们不只注重人的理智底理性，而又注重人的道德底理性”。顺言之，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社会组织、道德规范、伦理秩序是人发挥其道德理性的结果，而科学、技术等则出于人的理智理性。依他之见，这两种理性对完满的人格都有内在价值而不可或缺。在其境界理论体系中，且不说其境界说的形上学根据和人性论基础都是主要运用理智理性建构的结果，仅从划分4种境界的标准也可清楚地见出两种理性的并重。他以人的觉解程度判定境界之高低，而觉解一方面在思维形式上倾向于知性范畴；另一方面，其实质内容却是道德理性的觉悟与发挥。由此可见冯氏德智并立的理论企图。此外，他认為自然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都无所谓善恶，二者似乎不可以道德衡论高下。其实自然境界之人因道德理性根本未觉醒而不知有善恶，更不能有道德行為；天地境界之人却由于道德理性完全觉醒，不仅知解社会之理和伦理规范，更识得天理而為大仁大智之人，其行為是即道德而超道德。以道学家的“梦觉关”、“善恶关”判分，二者高下之别显而易见。在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际，冯友兰“照着”传统儒家义利观和公私之辩中的道德量尺把道德境界置于更高层位。这样，冯友兰似乎以双标准来划分境界层级：理智形式的觉解是显性的理智理性标准，道德内容的觉解则是隐性的道德理性标准。其实他以前者遮盖了境界论中隐伏的道德主义价值取向和理论实质。人生觉解四境说虽然体现了冯氏对理性的二重化理解、运用和整合的努力，但终究难掩其道德中心主义倾向。
方东美视“含情契理”的生命為统摄宇宙万类的本体，道德性则是此最高形上存在的本质规定。他认為在人类三大文化系统中，中国文化对生命的这一本质发挥最好，是“妙性文化”，或如凯瑟林所说的“品德文化”。虽然在文化世界的层次和价值结构设计中方东美肯定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价值，但最终还是把道德视為生命之本、价值之源和人生之所向，其他一切只是助人“止于至善”的手段或资具。因為“道德是生命的本质，也是生命价值的具体表现，我们本着中国人酷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民族性，不愿把生命只看作盲目的本能冲动，所以先要慎重地选择高尚理想，并且奋发努力，促使这些高尚理想一层一层地完成实现”。在“塔型建筑组织”中，作為人之存在基础的物质生活资料、自然生命以及生理禀赋与心理习惯、各种科学知识、艺术、道德和宗教等一系列价值都被井然有序地安置于由低到高的各种境界中，表征人要超越特定境界所必须凭借的资具。特别在现实生活世界里，道德价值居于最高层位；道德的人也高于其他各种人格。相比于传统儒家，尽管方东美对道德以外的各种价值表现出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但其道德中心主义旨向还是依稀可见。
唐君毅是最具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大儒。早在“中心观念”确立期，他就用“道德自我”收摄了人的12种基本活动。后来在“理想人文世界”的蓝图中，他以“道德理性”之“精神的太阳”普照整个文化意识宇宙，并由“一多”或“本末”框架，涵摄人类一切文化理想和文化活动。而“心通九境论”又以内涵饱满的“生命存在心灵”取代了“道德自我”和“道德理性”，使心灵活动远远超出道德范围而涵化了认知、审美等多种活动，以海纳百川之势统摄、融通中西印古今人类所有学术、思想和人生哲学。当他以空前的开放姿态意欲冲破儒家道德一元论时，却把儒家“天德流行境”推上九境系统的制高点“以立人极”，“摄智归仁”的理论路向终究一目了然。特别是面对科学主义的狂妄，他更是强调道德之统帅地位以及儒教的显贵价值：“人之科学的理智，若无人心以主之，而真任其往而不返，则推类至尽，必落于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而科学知识技术之应用，亦可无价值。由此可知中国文化中仁教之可贵。”在唐君毅的境界论体系中，所谓开放性与道德中心主义之间有着不可消解的张力，并最终以道德中心主义弱化了思想的开放性和活力。
总之，无论是对时代精神的响应或外来攻讦的回应，还是出自儒家内部的反省，现代新儒家在构筑人生境界理论时都不同程度地肯认道德理性、道德活动以外的认知、审美、宗教等其他活动的价值，尤其注重容纳现代性的科学和民主两大精神。他们主动汲取其他民族智慧与理论资源，大力发扬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传统精神和智慧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表现出空前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倾向。就其对生活世界多重价值的肯定而言，现代新儒家在尝试着“谋求本身偏‘行动中心的处境伦理’与现代西方偏‘规律中心的公正效益伦理’之间的一种中国本位的现代化综合”，使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一本性”而恪守儒家传统，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理论仍未摆脱道德中心主义的羁绊，使其种种努力和“谋求”，包括开放性、多元化倾向，都失去或淡化了应有的光彩。不过，也有论者认為在批评现代新儒家為“泛道德主义”时应保持审慎的态度，因為新儒家的道德理性对其他文化活动和价值的“统摄”只是相近于康德所言的“规制的”作用，而不是“构造的”作用，从而并不妨碍其他文化活动及其价值的独立意义。
第4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性功能。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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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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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发展连续性断续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全面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往往就是矛盾凸显期，新思想和新观念会层出不穷并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活跃。在这种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安全尤为重要。新形势下，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一种怎样的安全？考察意识形态变迁的表现与本质，进而确立一种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新安全观，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确保改革稳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一、意识形态的理论起源
培根通过其著名的“四假象说”，对虚假和错误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但从认识论的维度挑战了经院哲学，同时也间接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这一批判路向经过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人的努力得以推进。尔后，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特拉西在其撰著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正式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后来，这一概念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常用。对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问，它主要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着重关注的是如何确保人的观念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以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在此意义上，特拉西并没有脱离培根所奠定的经验论路向。问题在于，如果观念的正确性是从感觉经验中来的，那么它对自己没有经验过的新事物就无法把握，然而事实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每天所面对的事物常常都会超出旧有的经验，这个日常事实就等于宣判了意识形态缺乏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感觉经验根本无法把握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如此一来，特拉西用意识形态概念为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一切科学重新奠基的努力就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因为“单凭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的”［1］。可见，在特拉西的意义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因为感觉经验是一种既定的记忆印象，它不会被外部的观念所否定；同时，由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缺乏积极的意义，它本身就很容易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是应当被进一步加以理论化提升的对象。马克思依照特拉西的idéologie这个法文词创制了德文词Ideologie，但二者却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应当肯定的东西，而马克思则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展开分析，将其理解为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是代表和维护着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这样一来，这一体系领域自然而然就成为社会斗争的重要阵地，由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正式得以呈现。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一意识形态概念至今仍为我们所秉持，并为我们分析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迁，打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阈。
二、意识形态变迁的连续性表现与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虽然到18世纪才被提出来，但是意识形态这个事实却是自初民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2］。通过考察欧洲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新兴意识形态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并对旧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挑战，最终取代旧有意识形态。苏格拉底之死即源于一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城邦的意识形态是神话体系，人们公认各城邦的合法性源于各自神祇的护佑。而当苏格拉底试图通过理性思辨来重构城邦秩序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在挑战神话秩序的意识形态安全，所以苏格拉底必须舍生取义，否则就不足以激起众人思想上的震撼和反思，意识形态就无法实现从神话秩序向思辨正义的过渡。苏格拉底之死无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人们迅速开始了对城邦社会的反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由此开始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构建政治学，从而彻底瓦解了无思辨的民主城邦的意识形态。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从神的正义到自然的正义再到人的正义”，“这是希腊人的理性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历程”［3］。思辨正义关注的是城邦公共生活的秩序，并不关心私人领域的生活。事实上，古希腊的公民缺乏私人生活空间，“个体私人生活是根本不予认可的”［4］。紧随其后的希腊化时代，就是要填补个体生活的缺失。人们依照自然法将生活的重点从城邦政治的维度转移到伦理道德的维度；同时，自然法被理解为宇宙普遍法，其效力绝不局限在一个城邦或国家之内，于是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思想逐渐取代了思辨正义的意识形态地位。虽然同是理性主义，但相比城邦时代的思辨正义而言，希腊化时代的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思想无疑更加抽象和广泛，在此基础上，私人领域和法律传统成为延续整个罗马时代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安全，核心在于维护神学的至高地位，不论封建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二元主义等各种思潮，都缺乏普遍认同和主导力量，不足以挑战神学这一意识形态的安全。实际上，中世纪的黑暗导致了人类关于内心与外在的意识基本上被置于一层纱幕之下而始终处于朦胧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5］。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体系，基督教信仰产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对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挑战，因为超越主义的价值观和对来世的信仰，“无疑大大降低了国家和政治生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6］。的彼岸性是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观念体系都缺乏的，而现在它产生并且取代了前者的意识形态地位，并逐步体系化为神学。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兴意识形态掀开了西欧精神史的一个新纪元，它直接反对教会和神权，并积极肯定个人的世俗生活。对此，彼特拉克说得最为直接：“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3］p11而启蒙运动则为人的世俗权利找到了理性这个坚实的基础，从而深化和巩固了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是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17、18世纪也常常被称作理性的时代或启蒙的时代”［7］。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是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逐渐发展并在20世纪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与理性主义和斗争。由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完全凸显了出来。
三、意识形态变迁的断续性本质与社会发展
意识形态史呈现出的连续性只是它的现象，而实质上，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却是断续性的，这种断续性决不否定意识形态史在逻辑上的连续性，而是说意识形态转型在根本上是源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这一点必须通过唯物史观的视阈，深入到本质层面才能厘清。“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8，而存在是什么呢？它是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所以马克思批评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8］。这就提示我们要在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中来考察意识形态变迁的本质。苏格拉底之所以要用理性思辨去教化大众，同时又抨击当时雅典城的直接民主制，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将社会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手中”［9］。可见，思辨正义之所以会逐渐取代神话秩序，根本原因在于雅典的民主政制到了那个时期已经不能选举出合格的领导者，反而成为城邦生活堕落和混乱的根源。同样，当希腊化时代的个体主义和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取代城邦时代的思辨正义时，也可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找到根源。正如麦克里兰所说，亚历山大帝国的成功恰是希腊式政治的失败，因为帝国从事实上证明了强权对理性的成功。后来帝国分裂后，强权进一步增强，理性进一步被政治生活推离，由此，理性必须另寻一片能够施展的领域，这就是伦理道德生活的领域。自然法、个人主义和世界帝国等思想以疏离政治的方式为强权让出空间，因为强权经不起理性的追问，越是辩护就越是暴露，而当时又缺乏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手段，所以维护强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意识形态转而关心伦理道德或经济生活，使大众保持政治上的无知和行为上的温顺，以确保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能免于被诘难，甚至得到拥护。基督教在早期传播过程中被罗马帝国视为威胁，然而在帝国的高压和迫害下，基督徒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生根发芽。究其因，它宣称“上帝的国近了”，“骆驼穿过针眼也比富人进入天国容易”，［10］这就赋予了底层民众荣誉和尊严，让其拥有“超越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精神上的自由”［11］。终于，基督教信仰迅速理论化为神学体系，并伴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最终彻底取代了斯多葛主义早已所剩无几的影响力，继而成为漫长中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诚然挑战了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安全，但神学统治了中世纪近1000年，而人文主义这一反对思想却迟至14世纪才在意大利北部逐渐形成一种潮流，足见信仰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漫长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教会的鼎盛正是因着其教义、仪式、信徒、主教、法庭的各种美好象征，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12］而实质上，中世纪的欧洲是贫困落后的，加之黑死病的肆虐，本就民不聊生，教会却在道德上急剧腐化，开始从一种庄严的团体堕落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处境下，欧洲各国的君主们开始与商人阶层合作，而商人家族又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赞助者，这种情况尤其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佛罗伦萨、比萨和热那亚威尼斯等大城市［13］。于是，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纷纷涌现，在虚伪的信仰和世俗的生活之间，毫不犹豫地“要求凡人的幸福”。延续这一路向，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信仰逐步挣脱了教会的束缚，转向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神学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主导作用也被急剧消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启蒙运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彻底化，它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发展，为人文精神找到了理性主义这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锋芒主要集中于神权和教权的话，那么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高峰的启蒙运动中，人们更加精准地将自然和人性的本质理解为理性，于是理性开始变成最高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4］。启蒙理性作为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化，它延续了文艺复兴的思路，对中世纪的一切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所有的批判又都集中在一个明确的旨归上，这就是要改变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启蒙思想家们虽有理论分歧，但是在攻击旧制度这一点上，他们总是能够采取高度一致的行动［15］。意识形态的每一次变迁，其动力都源自新生意识形态的猛烈攻势，后者的抨击严重危及旧的意识形态安全，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旧的意识形态黯然退场。这种变迁过程，如果单纯从现象的视阈来看，它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思想运动；可是，深入到本质层面来看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变迁真正的根源在于人们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意识形态变迁在本质上来说是断续的。所谓断，是因为新的意识形态源生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求；所谓续，是因为新的意识形态总是以挑战旧的意识形态安全为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与前者构成了连续性。当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对旧的意识形态发动攻击时，几乎可以说必然会成功，因为支撑它的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优势，而是整个社会的呼声，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强烈需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当人们只是为某种理念而执着时，它仅仅就是一场论争，可是当这些理念关系到生存状况时，它就会变成一场战争。
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联系
社会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分秒不停，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必定在时刻变化。变化本身并不可怕，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真正威胁也并不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而是旧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从而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的障碍。因此，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源于意识形态依照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断做出自我调整，经过这种自我调整，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社会在稳定中发展。因而所谓的安全也绝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发展中确保二者共同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就是意识形态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首先，意识形态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根源。技术革新造成人们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必然导致思想状态的改变。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其基本原理，对社会中出现的新思潮进行研究改造并理论化，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实质上，这个过程就是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过程，并且也是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的关键环节。另外，由于能够将纳入的新思潮加以理论化，因而意识形态的这一改进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现状的机械反映，它同时还能从中进行归纳和反思，从而对社会发展的态势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由此就具有了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这就在发展中确保了自身安全。其次，意识形态应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效能。当意识形态将社会上的新思潮改造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一方面可以真实地了解社会的主要动向和发展趋势，从而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改进，甚至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重要而可靠的参考依据，并由此推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不断得到合理改善。另一方面，再通过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社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引导。由于“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16］。因此这样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就具有全面而潜移默化的效力，使社会大众提高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对公共事务的认知能力，并促进整个社会从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意识形态安全。再次，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永葆意识形态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无国界，技术日新月异，要单纯依靠网络管控和过滤网络信息的方式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要真正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根本的途径还是推动社会发展。当前，宜当对内坚持群众路线，保持言路畅通，充分倾听群众心声，汇聚群众智慧，共铸中国梦；对外，正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新事物新情况、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17］。要双管齐下，内外兼明，在充分了解国际国内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社会和文化机制的改革提供创新理论指导，同时通过高效的宣传工作传播正能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在意识形态阵地上把握主动权。要通过改革和建设，使国家综合实力得到稳步提升，社会整体在稳定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现实世界发展，的综合优势就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自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认同。这就从根本上巩固、维护和发展了的意识形态。一句话，意识形态发展是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因为它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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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2](P49)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那么，为己之学的具体含义及其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2](P49)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3](P4)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4](P226)为己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一种功利价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己或涉己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己。学与切己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己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总要以“我”为整个思维的支点。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省，来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为己之学不仅在思维中是切己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涉己的。既然道德修养或为己之学要切己涉己，那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论语·卫灵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自身之内，不在
自身之外，如何实现这种价值，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讲的为己，只能是自为，而不是他为，是靠自己的躬身践履。儒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这就必须从自我做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1]（《泰伯》）“仁以为己任”就是说这是做人的责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实现。
那么，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
第一，儒家的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这一方面是指为己之学的内容是德性心性，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导向。在儒家学说中之所以会出现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穷根溯源，与儒家（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各国的养士之风与私学兴起，使“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成为各家及儒家的办学宗旨，与此相关联，儒家把利禄视为为学的当然所得，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功名利禄虽不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须在符合仁义道德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儒家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因此，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方面必然强调道义为先的价值导向。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模式，儒家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从内圣中才能开出外王。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不仅要成圣成德，独善其身，还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学以求人知”、“学以求功名利禄”，自然会成为儒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应该说，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由“内圣外王”的理念所导致的为己与为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矛盾中，儒家坚持为己之学的导向，为己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从孔子儒家的“为己之学”中，鲜明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儒家这种强调人的德性价值的人文关切虽然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但这种提升人性的人文关怀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
肯定。修心、进德、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苟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货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谓矣。”[5]（《荀子·修身》）这种内在精神诉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不在彼岸，也不在来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归宿。而“为己之学”就是这种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体实现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旨归，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实现自身心灵的安宁，而不为外物所动。
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为学的内容，把弘扬人的德性内在价值看作其为学宗旨，那么，自然认为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为己之学是一种正确的、良好的学风，并对那种追求外在的虚名，把为学当作谋利进身的工具的不良学风进行批评。因此，为己之学是一条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道路，而为人之学却以学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禄，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更无以成就万物，这是一条逐末忘本的歪门邪道。虽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为学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不能完全排斥学以致用的工具性价值，但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是坚持以修身养性为为学正途、根本和基础而反对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民众价值趋向及学风教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价值理性得以弘扬。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智性主义文化。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别是经过，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经过这之后的科玄论战，似乎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对大众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
的孔门儒家则被作为“孔家店”****了，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虽经新儒家的奋争、创造性转化和弘扬，但似乎效果仍不显著。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种偏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自我或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身临这样的社会背景，笔者以为仍需要弘扬儒家的德性主义的为己之学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当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儒家的德性主义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漠视前者。幸福，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才是长远的、深刻的，才会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宁祥和而不假外求，才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己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切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价值和自我完善，这显然是有现代意义的。为己之学的德性主义价值导向、为学动机、思维方式如能深人人心，则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道，籍以成性成德。虽不能说学以致用是错误的（同样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会和个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会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漠视为学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形成诸多不良学风。时下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腐败的种种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者主体身上来检查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这正是儒家所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追求外在价值的这种现代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不良的教育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持。这就使现代教育忘记了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怀。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加入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继承发扬儒家德性主义的人文传统，对开展和加强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3]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7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就业、入学、就医、土地纠纷和下岗等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福利。“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对于改革的受损者可进行事后补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竞争的一切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等充斥着科学主义的观点占据了话语霸权，GDP仍是政绩最重要的衡量。长此以往，只能不断加深社会裂痕。因此，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反思发展的人本本质，在实践上制定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这就要求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朱成全教授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为基础，撰写的《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四个文明耦合”发展模型，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为我国乃至各个省市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的基础，对我国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本书的创新点和对学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野新，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不仅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而且从宏观方法论层面指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是我们研究HDI的指导思想，可以克服目前HDI研究中科学性有余、人文性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外HDI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提供中观层面的建模思路和微观层面的实证技术，推动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进一步具体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二，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哲学基础——以自由看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在需要、能力、个性与关系等诸方面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
第三，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可以归纳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上，所以，应该从这一文化思潮的基础——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从科学层次来看，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对经济学低层次的理解；从精神层次来看，经济学是人文，这是对经济学高层次的理解。人文是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也具有人文性。第一，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第二，经济学的人学本质：人的欲望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第三，经济学的道德特质。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维度及其当代意蕴。马克思“新唯物论”思想所蕴涵的评判“万物”的两个维度有：客体与主体（或物与人）、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身体与灵魂、利与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改造世界”，也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由此可见：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
所以，作者认为，应该从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从科学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这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应该从人文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这后一种理解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
第四，基于自由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演进脉络及扩展研究。以避免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为出发点，具体考察了人类发展指数的修正实践，指出人类发展指数蕴涵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因素，再根据马克思和森的发展理论的渊源关系，指出从四个文明角度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建立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是可以实现的。最后从四个文明所涉及的领域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出发，建立了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扩展了人类发展的指数。
第五，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计算方法的选择。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发展观的反思与重构，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实意义在于HDI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良性媒介，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视角从狭窄的经济领域走出来，扩展到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教育和环境等领域。
第8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意大利绘画；时代气质；文艺复兴
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概述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有成就的艺术种类就是绘画创作。19世纪法国美学批评家依波利特.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第二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曾经这样描述：“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公认为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包括15世纪的最后的25年和16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美的人类。”从丹纳的这些描绘我们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伟大艺术家活跃的年代，是意大利文化史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主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的有两个画派，他们分别是佛罗伦萨派和威尼斯画派。其中佛洛伦萨画派注重用科学方法探索人体的造型规律，并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手法运用于绘画中，绘画创作中大量采用宗教神话题材，将抽象的神世俗化，成功的创造了人物画的新风格。而威尼斯画派不太注重雕塑般的造型和硬朗的轮廓线而强调追求色彩和光线的细微差别，具有非常温和的抒情风格。从历史影响看，佛罗伦萨画派的成就要明显大于威尼斯画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而后者的代表有乔尔乔内和提香等。
2.特征分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第一个特征是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的，意大利在15世纪和16世纪引领欧洲潮流的。以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为例，无论是绘画的风格和题材，还是美学理论的建设，抑或是诸如解剖、透视、素描、色彩等绘画技法的发展与完善等，都比欧洲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更系统、更成熟。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或威尼斯画派，有代表性的名家辈出，科学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使得意大利画派的绘画技法不断得到完善，不少传世作品记忆超群，至今仍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以达.芬奇为例，在解剖学和力学上的造诣使他得作品极富逻辑性，达到了造型和科学的完美统一。正是由于文艺复兴盛期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共同努力，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登上了人类绘画艺术的巅峰。
意大利画派的另一个特色是倡导以重视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为主义。正是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才能摆脱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神，通过不断实践和艰苦探索，并汲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的营养，最终谱写了人类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意大利画家们确立了求真实的原则，运用科学原理，发明了透视法，解决了在平面上真实地表现三度空间的方法。在改革技法的同时，他们还在油画材料制作上大胆创新，大大地提高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力。正是由于这些可贵的探索，才在半个多一点的短暂时期内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画家，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荷尔等。
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是威尼斯画派都把人体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意大利画派普遍不重视风景画，田野、树木和工厂只是绘画的附属品。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那些东西应当让才力较差的人作为消遣与补偿，因为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体。尽管威尼斯画派的晚期也画风景画，但那毕竟是整个意大利古典绘画衰落时期的作品，而真正的创作旺盛期到这个时候已经结束。
启迪人文思考和提高审美修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派的又一特征。以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为例，作品的素材虽然取自宗教，但是画家对人的赞美、力量和智慧的描绘，明显体现了对于世俗的人的赞美，而不是出于对天神的敬畏。所以，《创世纪》所体现的是米开朗基罗的人文思考，而不是对于一个宗教传说的简单重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作为一种表达时代精神的有力手段，也启迪了整个意大利民族的智慧。这一点正如丹纳所言：“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就必须从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学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由此可见，艺术的繁盛带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正是意大利在15世纪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契合了意大利艺术发展的目的。
3.结语
总之，还如丹纳所言：“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品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意大利画派的共同特征正体现了整个意大利民族思想的成熟，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发于意大利的缘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意大利绘画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那就是主张个性解放，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一特征在真诚歌颂人体艺术的意大利绘画中得到了典型体现。意大利画派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这个比例广泛应用于诸如建筑等其他审美创作活动中，从而热情讴歌了人本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从表面上看，以16世纪意大利绘画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和罗马美术样式的复兴，但在实质上，在这场艺术革新人文主义精神在欧陆兴起的过程中，世俗精神的体现在意大利绘画中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依波利特.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第9篇：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社会背景；现状；可行性方案
面对时展的严峻现实，面对扑面而至的21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都开展了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对必须注重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形成共识，尤其对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呼声最为强烈。
1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社会背景
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看，人类社会发展在呼唤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呼唤着人文素质的提高。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将和谐的人文原则以及对人类进行长远关怀的人文精神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教育更需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情感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自觉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时代使命。
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教育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事业，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经济发展培养智能型和复合型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能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并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培养出善于学习并有能力进行终身学习的人才。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意识”而忽视教育的“教化意识”，过度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导致了人才的知识面窄、人文底蕴薄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唯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起“科教兴国”的时代重任。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看， 20世纪末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潮——科学人文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并不排斥科学。教育应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兼容与和谐的理念指导下，培养现代人的完备的人格，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发展之需要。
2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2.1 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
许多高校将人文素质教育错误地等同于人文知识教育。事实上，人文素质并不是单纯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和叠加。开设了人文知识教育课程、开展了人文知识活动，并不等于受教育者或参与活动者就具备了相应的人文素质。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也不仅仅指人文知识。你是一名文学博士，而却可能一点人文素质也没有；你是一名物理学家，但却可能拥有深厚的人文素质。一个人要拥有人文素质，当然要具备基本的人文知识，但人文知识要转化为人文素质，除了人文知识教育之外，人文教育的约束与导向、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能否把握使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的动因等等，显得十分重要。
2.2 人文素质教育的导向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无疑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的形成，主要基于后天的人文素质教育。目前的人文素质教育，尽管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范围也几乎涉及到不同学科的所有学生，但由于考核方式的约束与导向问题，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目前，人文知识教育主要侧重于测试受教育者对已学人文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而人文知识教育对学生产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影响，人文教育的实际效果往往却被忽视。由于这种考核方式的约束和导向，人文素质教育也就只是停留在学生对人文知识的掌握上。
2.3 人文环境的退化、失缺问题
从高校自身层面而言，近几年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原有的校区已经难以适应各种需要，于是，许多高校都纷纷通过置换老校区来建设新校区，宽阔、整齐、美丽的高校新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而高校新区往往是多所高校集中在一起，形成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营造总体的高教园区文化氛围，但同时，各所高校自身的特色往往很难得到体现，独特人文素养的形成也受到了相互的干扰。
3 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可行性方案
3.1 以人文精神蕴涵为中心，通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合，改革课程体系
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拥有的教学资源，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必固执统一的模式，只要有利于传导人文精神，都是可选择的。但是，不论如何安排，必须考虑到它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衔接与避让，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具有明显的人文素质教育的特征，它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起着灵魂的作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当以精神的传递为重心，在课程设计上，还应当尽量避免单一学科设置，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通过特定主题进行多学科整合是较好的做法。如有些学校开设了“科技与社会”课程，涵盖“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方法论”、“科技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等内容，这种安排笔者认为值得肯定。
3.2 以对社会和谐性的观察，反思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促进和谐发展
要培养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素质，不仅在知识习得的基础上的建构，更需要内化主体的思想观念，外化主体的积极行动。这要求教育者必须将受教育者的行为与社会实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实际联系起来，将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行为情境联系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处理他们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实践中，巩固已经习得的人文知识和思想观念，并逐步促进这些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此，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以和谐性为标准去观察社会，发现与和谐理念背道而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努力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方法；与此同时，促动他们反观自身行为，从而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3.3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发挥校园环境“化育人文”的优势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增添学校的人文气息。学生置身于人文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心灵会得到净化，境界会得到提升。报告会、演讲会、朗诵会、辩论会、读书节、文化艺术节以及校园人文景观、校史陈列等形式远比课堂上的课程学习效果明显、直接。同时，校园文化实际上也以隐性课程的形式承担着教育重任。高校要着重通过校园文化培育、校园环境设计等途径，充分实现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的功能，以创建和谐校园为起点，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3.4 以人文精神的展现为目的，改革人文素质教育的考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