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评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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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计价；基础理论：方法

社会有关部门都是自成体系的复杂系统，对这些系统的计量评价早已普遍展开，并出现了一大批评价机构与人员，出版了大量的论文著作，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力图从计量评价原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进行初步探讨。

1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计量评价理论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原理研究的由来与基础有以下几点。

1.1 计量评价的地位和重要性

社会经济领域的理论多种多样，而笔者在对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计量研究中发现，整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讨论的客观对象，无非是揭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被揭示的数量关系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一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大小多少强弱相比较而得出的指标值的关系，是某阶段不同事物发展状态的指标比较关系。

二是事物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非因果性时序关系，即人们常说的历史规律的计量表述。

三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在运动变化中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也是讨论得最多，在理论体系中占比重最大的科学。

所有的基础理论科学(不包括技术与方法性科学)所讨论的计量分析内容都没有超出这三者的范围，任何一个学科都是研究这三大关系中的某一部分内容。这三大关系都可以用数学方法表述出来。

计量评价要讨论的是第一种关系，即已经给出评价对象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水平高低、能力强弱、影响大少、发展速度快慢等等一些条件。它是研究客观世界的三大关系之一。

在这三大关系研究中，事物的计量评价关系研究是基础。因为事物的时序关系(历史规律)是事物状态(计量关系)的变化过程与变化规律，通过状态数据的变化体现出来，没有事物在各个时点上的状态数据，便无法定量讨论事物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事物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也要建立在统计评价数据的基础上，没有数据作基础的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就成了无源之水。需要说明的是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因为相关关系也是部分程度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我们要进行规律分析、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必须先了解不同事物的各自状态，从各自状态在相互运动中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他们之间的连带关系。如果各个事物的状态数据都没有，便不能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因此，事物的状态计量与评价是关于事物的一切分析的基础，没有事物的状态计量就没有其他定量分析，可见其地位是多么重要。

1.2　计量评价的历史现状与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正因为社会领域的计量评价如此重要，所以这方面的探索有着较长的历史、较多的成果、较大的规模。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成立国会服务部(CRS)，直接针对各委员会及议员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与评价，而其中与科技有关的分析与评估即可认为是评估的雏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该项工作在美国已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工作，并建立了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支持系统。其它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丹麦开始于20世纪的40-60年代：瑞士、瑞典、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新西兰、泰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基本效仿美国开展科技教育评价活动的国家有瑞典、德国、丹麦、荷兰、澳大利亚；部分借鉴美国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估的国家有瑞士、匈牙利、墨西哥、俄罗斯等。日本的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科技审议制度，到90年代已形成了完善的开放型研究评价体制，增加了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估的透明性、公开性，使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评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世界各国对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计量评价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方法与步骤。由定性分析转向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手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也有以定性分析为主的国家。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英国、瑞士的评价以定性为主，瑞典基本上是定性分析。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体系。概括起来这些机构已有两种属性(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和三个层次(国家级、地方或省级、科研院所高校级)。由于各国从事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的历史背景不同等诸多原因，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作用也有所差别，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评价组织机构的设置都相当健全，两种属性和三个层次的机构并存，所不同的是日本高层的评价机构较多，欧美则较少。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至今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还是根本性的，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系统的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的理论基础；评价的主观性、经验性太强，而科学性太差；评价的组织者不规范；评价的内容较紊乱；评价的数据源多种多样；评价的方式参差不齐等方面。

1.3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理论的构成

社会计量系统评价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重要问题，方法研究较多，对基本原理的研究较少。因此，构建计量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还不成熟；但与评价相关的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等学科则较成熟。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3.1　科技计量评价理论由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构成

总论包括两大块理论，即各种评价都需要运用的最基本的四大评价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效益指标与综合指标)理论和评价过程中的四大关键环节。即指标选择、指数分类、指标建模、结果检验的数学规则与方法。

各论是把基本指标用于特定对象的评价。在总论中我们用四大指标基本覆盖了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中的全部内容，在各论中，有多少评价对象，就有多少种评价。各论的计量评价方法体系要庞杂得多，但它们都离不开对四大基本指标的运用。现把各论分为两大块，①特定对象评价，包括：区域评价(一个省、一个市等的某一方面评价或几个方面的综合评价)、部门评价(如工业评价、农业评价、教育评价等)、单位评价(如对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医院等单位的评价)、工作要素评价(如职工队伍评价、经济状态评价等)。②工作方面评价，包括工作水平评价、工作质量评价、创新程度评价等。

总之，各论中的各种评价都是运用总论的理论

与方法，结合实际进行的评价是应用性评价。

1.3.2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的四大基本指标的内在联系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所有评价指标都可以按从简单到复杂的依次包含关系分为四个等级(或叫四类)，每个等级(每类)又包含一些子指标。如图1所示。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评价也好，测算也罢，所有指标都包含在以上四类指标之内，它们四者构成了层次分明、相互联系、指标繁多的体系，覆盖了评价领域的各个方面。

数量指标是直接从测算对象数出来的与量出来的单个指标。如一个地方的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科技人员数、科技经费数、科技成果数等。

质量指标是由两个以上数量指标而体现的，在数量指标的基础上得出一定规模的地方与单位的活动效果水平的大小，质量指标包含了数量指标，如人均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科技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科研经费等等。由效能指标、功能系数、标高分析等方法解得的数据也是由两个以上数量指标结合计算而来的。

效益指标是数量指标、质量指标与成本的关系的体现。效益指标既包含了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又增添了成本指标，因而更复杂。

综合指标是近些年讨论最多的。但又是不明确的指标，现在看来它是由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效益指标、能力指标等四者所构成，并经复杂计算而得的指标。

由以上可见，各指标的关系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关系，是依次构成和包含而不可替代的关系。

1.3.3　提出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的四大环节的基本方法与处置原则

即评价指标选择的原理方法，评价指标分类的原理方法，评价指标组合建模的原理方法，评价指标结果的诊断方法原理。

2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四大基本指标测评的数学原理

笔者认为对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系统四大基本指标的评价，总的指导思想是远离主观意识，贴近客观自然，在具体研究上找出科学的测度方法和计算方法，用科学方法代替经验方法。具体的创新性思考如下。

2.1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数量指标评价的科学原理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数量指标是整个评价指标的基础，其他三种指标都是在此基础上繁衍出来的。数量指标本身多种多样，有直观的、有潜在的、有明确的、有模糊的。对于明确直观的数据，直接统计即可，如人口数、生产总值等；对于间接的、潜在的数据，可以通过特定的测度方式或特定的数学转换方式把它测定出来，如统计学上的定类尺度、定序尺度、定距尺度、定比尺度就很好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于模糊不清的数量指标，一直是不能不面对的难题。过去大多采用人为的划等级赋值的方法处理，现有不少人提出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解决。但评价实践中很少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原因是计算太复杂，不适用，要求实际测评者有深厚的数学功底。

笔者提出运用隶属函数和模糊判别的方法进行简化，得出步骤清晰明显的处理方法。

①隶属函数的模糊事物截距方法。首先要明确两种不确定性，即评价对象论域U到[0，1]上的映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复杂性，而概率论中从事件集合到[0，1]上是反映客观事物的随机性，但两者都具有不确定性。隶属函数的方法就是在复杂的不确定性事物的[0，1]范围中，找出其临界值，在之上为1，在之下为0，使不确定的模糊数字变成了精确的定量的概念。

②模糊识别与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数据测度方法。评价对象的某些数量特征模糊。有明显层级性，但无精确数据，如人的能力大小、水平高低等。要转化为精确数据，运用模糊识别的方法，通过建立模糊向量及其内积外积、笛卡儿乘积、贴近度等途径，采用最大隶属原则、择近原则等方法抽取事物的数量指标。

③理顺了不同的繁多的数量指标，并进行分类构建。首先分为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平均指标、内在差别指标等四类，每类再细分，由此形成体系。

2.2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质量指标的评价原理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质量指标是测度其评价对象内部和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能力价值内涵的指标，它是由两个有联系的数量指标进行对比而产生的。另外，两个有联系的质量指标对比也产生新的质量指标。把物体的变量(数量指标)与体积(数量指标)对比得出比重(质量数据)：把受不同教育程度的人(质量指标)与相应人口数(数量指标)对比得出人口文化程度构成的质量指标，质量指标的高低与总体范围与规模没有直接关系。对质量指标的测度有直接测评法，如衡量论文著作质量被引频率的测度、单位生产水平的无量细化测度。

因为现在评价质量指标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数量指标乘权重。过去的权数多为主观赋给的，现在要运用相对客观的数学方法。目前常用的有质量指标权数的模糊评价法、质量指标权数的模糊关系方程计算法、质量指标权数的矩阵向量评价法。

通过直接测度法、无量纲化测度法、权数评价数学法等方法，基本上能给出有理论基础的、科学的、相对客观的评价方法。

2.3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效益指标的评价原理

在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中，明确了效益指标的内涵。它与质量指标相比有共性也有差别，共性是两者都表征着评价对象所达到的水平与能力，不同的是质量指标只考虑评价对象所达到的整体水平与整体能力，而不考虑成本和投入，不考虑总成本与总收入的关系。近些年关于大学评价与排序，绝大多数评价者只考虑了各高校在本、专科教育上所达到的相关产出指标与拥有量，即各高校在论文、著作、科研立项、获奖等达到的指标，不考虑政府与社会对各高校在投入量上的差别，所以这只是一般的质量指标评价，而不是效益指标评价。效益指标是考虑投入的，要把投入与产出联系起来分析。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效益指标的计算方法，总的指导思想同样是尽量避免主观感性的定量分析，采用具备科学性的全面定量的评价方法。目前运用的方法有效益指标的直接比较计量方法、多因素简易计算法、量本利分析方法、拓扑分析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这些方法在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讨论。通过这些方法对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进行的评价既全面系统又较为彻底。特别是社会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拓扑分析方法是《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原理》一书中首创的分析方法，它包括了从一因一果到多因一果，再到多因多果的分析方法，从线性变化关系到非线性变化关系的分析方法。从正常时期到非正常转化时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同时还都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模型与检验方法。从这些模型特点出发，推论出了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关系和影响机制。

2.4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评价原理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评价的指标叫综合指

标。综合评价是用得最多，而评价的主观性太强。为了在综合评价中把主观经验性评价转变为科学客观性评价，笔者首先把综合指标看成由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效益指标、能力指标(也可把能力指标列入质量指标)四者所构成的综合体系。

①列出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四大部分，即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科技发展指标体系。这是一级指标，还可从中划分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②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功能系数评价法，即运用功能系数评价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标的方法，这是一套相对系统的方法。

③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模糊聚类评价方法，包括明确二元模糊关系等概念。

④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综合指标联合概率评价法，也是《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计量评价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方法，即把各分子都看成各自的概率指标(各指标都有不确定性)，各子系统的概率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称其为联合概率关系，这些都可以用数据表达出来，也可以用概率的方法计算总体结果。

3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的四大环节的处置规则

在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过程中，有四大基本环节，这都是评价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评价指标的选择标准和分类问题、各评价指标之间在构成数学模型时的方法原则问题、评价结果的检验问题等。能否提出科学的数学方法对此予以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系统性方法。

3.1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计量评价指标选择的数学方法与原则

在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计量评价中，往往有许多的相关指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作用程度大，有的作用程度小。在评价中收集采用的指标越多，所得结果越准确，但计算的工作量则越大。如何既把主要指标不遗漏地收集进来，又把作用稍次的指标放弃，这就需要对指标进行科学的选择。在该领域用得最多的是温伯格的科学评价指标选择准则。基本要点如下。

①要回答的问题：开展哪些研究是更合适的?该领域科学家的研究能力如何?

②外部准则：包括技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根据其价值大小，确定临界值进行选择。

③内部准则：包括研究方向选择的正确与否：研究主体的研究能力如何?技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高度如何?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给出的指标，采用数学方法得出评价标准，进行判断选择。

3.2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指标分类的依据与方法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指标的分类，过去是凭主观经验进行，现在要用数学方法依据事物间的相似性作为类层划分准则对评价指标进行区分和分类。因此，属于无监督分类的范畴，在分类过程中人们必须先给出一个分类标准，分类分析能够从样本数据出发，自动进行分类。分类分析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常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不同研究者对于同一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所得分类数据也未必一致。

①层次分类及Q型聚类与R型聚类。层次分类是根据评价指标之间的亲疏程度，将最相似的对象归类在一起，以逐次归类的方式将评价指标分类。直到最后所有样本都聚合成类，分为Q型聚类与R型聚类两种形式。前者使具有共同特点的样本归在一起，以区分不同类的样本，后者是将具有共同特征的变量聚在一起，以便从不同类中分别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变量作分析，从而减少分析变量的个数。

②指标的相似程度测量。有一个测度方法，即对一群有待分类的指标标志值用P个变量描述，则每个样本点可以看成是R空间中的一个点。因此在数学上可以用“距离”来测度标志值之间的相似程度，即最短距离法与最长距离法。

3.3　科技经济评价指标的综合建模方法与规则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的评价过程始终离不开建模，将复杂样本的模糊数据转化为精确数据，要建模测算。将不同数量指标转化为质量指标，将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转化为效益指标。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效益指标等概括为综合指标，每一步都离不开建模测算。建模是根据评价目标、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来构建的。在数学上建模有以下基本规则。

①加法规则：根据评价的需要与数据的可能，采取直接相加或加权平均等方法测算的基本规则。

其中各项指标可以线性地互补，一项指标得分低，哪怕为0，其他指标得分高。其总评价值仍较高。

②乘法规则：有自己的建模测算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要求各项指标都取得较好的水平才能使总的评价较高，只要有一个指标低，总分就低。如有一个指标为0，不管其他指标多高，总分便为0。

③其他规则：除上述两种常用规则外，还有比率法、乘除法、功能系数法、主次兼顾法、指标规划法、指标分层法等，各自都有自己的建模规则与适用范围。

3.4　科技教育经济社会评价结果的检验与控制

第2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在总交易成本（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中的比重，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荣超和.论运输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第3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民办幼儿园；经营；教育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0-0029-02

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同时总伴随着一些非议，如新学期开始各大网络报刊陆续刊登有关“天价幼儿园”的报道与评论。“天价幼儿园”现象体现了某些民办幼儿园“高标准、豪华型、高收费”的办园倾向，从组织的发展角度看，民办幼儿园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高标准、高收费”的办园倾向不一定是短期行为，可能是为抢占市场份额、赢得更多生源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经营行为。那如何判断并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合理经营呢？

一、民办幼儿园的经营与效益

1.民办幼儿园的经营行为有可能性与必然性

在当前学校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学校管理活动逐渐转向为学校经营，即学校组织从自身行为特征实际出发，以提高学校资源效率和效益为根本目的，以学校资源多层次优化配置整合为基本途径所实施的学校经营环境分析、经营思想确立、经营目标确定、经营策略选择以及经营操作方式等一系列的筹划营谋活动。[1]民办幼儿园作为承担培养与促进幼儿健康发展并服务家长的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教育组织是可以经营。

我国民办幼儿园与企业有类似之处，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 所以为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经营。民办幼儿园的经营活动是在面向幼儿教育市场的前提下的幼儿园开发与谋划，是一种充分考虑家长需求、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新要求的经营，它主要通过幼教市场开发、幼教产品开发和幼教品牌开发三种形式，满足家长对优质幼儿教育服务的需求。经营民办幼儿园的理性在于满足教育消费和投资需求，在于从根本上提升教育投资效益。

2.投资管理效益和教育经济效益，后者才是民办幼儿园应追求的本质目的

投资效益越高，民办幼儿园能获得越多的发展基金，投资及管理者也能获得更多的投资管理的合理回报。但是经营民办幼儿园不意味着幼儿教育可以不考虑国家、民族、孩子的利益。民办幼儿园的教育属性决定它必须以培养促进幼儿健康发展为本质目的，为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带来了好处。这种好处又称为教育经济效益，包括可用货币表示并直接计量的直接效益和不能用货币表示并计量的间接效益。[2]民办幼儿园所能带来的直接教育经济效益体现在通过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促进幼儿健康发展与成长，为幼儿以后的成才并取得报酬奠定基础，通过民族后代整体素质的提升带来未来国民收入的增加。间接效益又称为外在教育效益，民办幼儿园提供的教育服务能为他人及社会带来没有成本的好处，也因此具有公益性。

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的教育经济效益的实现有三方面条件：培养合格人才、合格人才进入生产领域并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教育经济效益，前提是培养合格幼儿，合格幼儿培养的前提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所以民办幼儿园应尊重幼儿教育规律，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才能实现教育经济效益。它是幼儿园作为教育组织的本质目的，是个人投资管理效益实现的基础，民办幼儿园只有实现教育经济效益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有可能实现组织的发展与投资管理者的合理回报。民办幼儿园的经营是一种手段，经营行为要尊重组织的教育属性，才能实现组织的教育功能，为幼儿及社会带来教育经济效益为目的。所以在尊重幼儿教育规律不违背教育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合理合法的投资管理效益的经营行为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

二、民办幼儿园的片面效益取向的表现与危害

追求教育经济效益和个人投资管理效益都是投资管理者的理，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的经营活动中，民办幼儿园的投资及管理者往往将手段变成了目的，忽视幼儿教育规律而重视个人投资管理效益的获取，可以说他们的经营活动行为持有一种片面的效益取向。具体表现在：

1.对教育资源的过度利用

民办幼儿园过度利用的资源主要是人。有的幼儿园为了“减员增效”尽量减少在岗人员的数量，或者给在岗人员增加工作量，使教师身兼数职，并占用教职工的休息时间而不给予报酬。这样导致幼儿教师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报酬低使教师队伍出现明显的职业倦怠，流动性大，不稳定等现象。幼儿经常面临更换教师的危险，频繁更换教师使班级常规很难建立，难以形成民主自由的管理氛围，难以形成良好的师幼互动。

幼儿教育服务质量实现与提高的关键在教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相对质量保证体系而言的，主要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减少不必要资源配置浪费，并不是什么成本都可以降低。

2.无质量保障的产品经营

教育产品是学校所提供的能够满足教育市场需求的教育成果，其形态可以是不同规格的学生，也可以是各种形式的教育服务。[3]民办幼儿园产品经营中的产品主要是指民办幼儿园提供的各种教育服务。其经营模式主要是投资一流的硬件设备与先进的教育理念树立优质幼儿的品牌形象，面向对优质教育服务有需求的幼儿家长，营销各种特色课程。但是在实践活动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幼儿园为吸引高收入阶层家长，对幼儿园进行大规模过度装修，竞相追求园舍的高档化贵族化以树立幼儿园优质品牌形象。

不能否认环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在幼儿教育资源有限时，将其大部分投入在环境美化上，一方面加重了家长的负担，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诱导教育消费者盲目消费，带来幼儿教育成本的整节节攀升。

品牌代表质量，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树立品牌关键要有质量的支撑。如果民办幼儿园投资及管理者忽视幼儿教育规律，重品牌形象建设而不重品牌内涵发展，重形式而不重教育质量，就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3.重物不重人的投资模式

幼儿园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教师，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努力创造条件培养教师，吸收优秀教师，建立适宜教师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是民办幼儿园成功经营的基本条件。民办幼儿园一般通过投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主要是品牌）来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但是不重视对组织人力资本的经营与投入。大多数民办幼儿园没有重视到稳定的教师队伍所起的作用，他们对教师只利用不开发，只要求不给予，致使教师频繁流动而没有组织归属感也不可能深入认同并落实组织的教育理念。

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也是民办幼儿园建立优质品牌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优秀的教师合理利用其它教育资源，民办幼儿园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效益。

三、民办幼儿园片面效益取向的原因及调整

影响民办幼儿园投资及管理者片面效益取向的原因有三：一是利益主体不同。在两种效益有冲突时，决策主体会优先保全自身利益；二是教育经济效益的实现具有间接性、迟效性和近似性，考核幼儿教育的质量十分困难，投资及管理者不免有机会主义行为，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三是幼教市场供应不足。笔者认为民办幼儿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投资及管理者应当树立正确的效益取向--教育价值取向，即将经营民办幼儿园看作是促进每一位幼儿健康成长的过程，经营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保证民办幼儿园效益取向的合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1.加强幼教立法工作，民办幼儿园的办园章程中应规定能体现幼儿利益的决策形式，经营者必须是有相应资格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民办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及议事规则等。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据此结合当地实际应制定更详细的实施条例。民办幼儿园是一个利益相关组织，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参与管理与决策表达其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保障自身利益并实现组织的利益均衡。所以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决策机构应有多方利益主体参加，如家长、幼教专家等，确保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当民办幼儿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于一人时，不能避免投资者为了投资收益而牺牲教育效益。所以民办幼儿园应将经营权交给有相应资格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园长。

2.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评估督导，评价标准科学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目的指向健康发展。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托幼机构教育实践活动是否满足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及满足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需要的程度进行的价值判断。[4]当前我国幼儿园的质量评价标准一般包括园舍设施、师资队伍、园务管理、保教工作、卫生保健和家长参与。评价内容虽广，但是评价标准重视园所管理、物质条件，相对忽视与教育质量密切联系的教育活动部分的内容，如教师/儿童比率、班级人数、师生互动、教师的在职培训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幼教专家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以教师行为为核心的班级教育活动为主要因素的幼儿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为杜绝民办幼儿园的机会主义行为，评价主体应当是教育行政人员、幼教专家、园长、教师及幼儿家长的按权重比例的组合，并实施熟人回避制度。质量评价应有利于督促民办幼儿园的投资管理者从思想意识上重视幼儿教育规律，通过评价结果的反馈，促使其反思问题与不足，同时也能引导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消费观。

参考文献：

[1] 靳希斌主编. 教育资本规范与运作[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137

[2] 张素蓉编著.教育经济学原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355

第4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效率；社会哲学

高等教育日益显现出教育效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等发生冲突，引发了学术界对如何衡量及实现高等教育效率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些冲突的产生在于对高等教育效率认识的简单化和窄化，解决这些冲突有赖于对高等教育效率内涵的深入理解与把握，

一、高等教育效率的结构形式

社会哲学认为，任何一项人类活动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但人类活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要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对某项人类活动的认识就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活动自身的运行方式、活动范围及活动效果等；二是活动与其所在的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作用等。这样，人类活动的效率也就要考察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活动的自身效率；二是人类活动的社会效率。就自身效率看，人类活动是一种利用资源，经过生产活动形成产品，并对这些产品进行消费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因而将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效率称为经济效率，就自身与外部效率看，人类活动对社会影响的情况即被称为社会效率。因此，社会哲学把人类活动的效率归结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双层结构，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可或缺。由此，作为人类活动的高等教育，其效率势必同样存在着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两种结构形式。

1．高等教育经济效率

高等教育经济效率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第一层次，体现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高校活动将投入(资金与人员等)转化为产出(培养的学生、提供的服务等)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短时间内以少的投入形成更多的产品就能达成高效率。因为根据社会哲学理论，效率包括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物品或劳务的质量和数量；二是生产者以最低限度的投入或成本获取最大的劳动成果；三是这种物品或劳务对消费者或群体需要的满足和促进程度[1]。前两者指明了效率的时间要求和投人与产出关系的要求。而第三个要素则揭示了效率对产品与消费群体需求关系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产品能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相促进，那么活动的效率就会较高；反之，则是生产越多越低效。因此，高等教育效率还要包括其内部系统产生的产品与外部需求的关系。据此，可将高等教育经济效率分为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是指通过系统内部的优化实现资源的最佳使用。高等教育的内部运行系统包括高等教育的层次、种类、形式的组合调整，课程、方法的选择，教学技术的改进，管理控制等。改变内部效率的方法很多，如确定合理的师生比例，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图书设备的使用率，改变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组合，调整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等。二是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社会是高等教育消费者的集合，因此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指高等教育在一定的投入下，其产出(培养的学生、提供的服务)对社会需要(人才、技术)的满足状况。高等教育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存在着三种关系：内部效率低，外部效率低；内部效率高，外部效率高；外部效率高，内部效率低。内部效率是外部效率的基础，高等教育不能良好运行，没有较高的内部效率。必定会无法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外部效率是内部效率的方向，高等教育如果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内部效率无论多高也毫无意义。这也许是“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可能有很高的内部效率，但其外部效率很低”的原因[2]。可见，无序地追求内部效率会偏离社会现实需要。萨缪尔森在反思人类劳动效率提高而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获益时提问到：“人并不能仅仅靠效率而活着，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有效率?为谁而有效率?”[1]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高等教育效率的思考。

2．高等教育社会效率

高等教育社会效率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第二层次，体现为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状况。高等教育社会效率不仅包括有形的经济收益，也包括难于平衡和评估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无形的收益。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率包括多个方面，鉴于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学术界探讨较多，在此只以高等教育对政治和文化道德的作用来分析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率。

首先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政治的作用，这里暂称为政治效率。大学不单纯是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更是促进社会融合，实现阶层流动，发展民主与公平的摇篮。“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更伟大得多叫刘。在社会客观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大学为人们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其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以教育的公映并促进社会公平是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教育民主、公平的水平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的作用，这里暂称为文化、道德效率。大学承担着引起社会观念与伦理道德的变化，提升人的精神品位，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的层次，规范社会发展的使命。“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创造源’、‘人才库’、‘孵化器’，同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具有引导社会发展、成为社会精神领域的‘思想库’和‘灵魂’，成为社会进步的灯塔的功能”[4]。恰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言；“大学并不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时达到了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真正的目标”[5]。正是这些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效益，使大学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常生常青，保持永恒的生命力。总之，高等教育社会效率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得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尺度，失去了对社会效率的追求，大学将是无本之木，难以持久生存。

可见，高等教育作为承系社会各方面期望的复合体，其效率具有双层结构和多样化特征。一方面，高等教育效率既包括作为第一层次存在的自身活动的经济效率，还包括作为第二层次存在的对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产生作用的社会效率，经济效率是基础，但并不是经济效率高，就有高的高等教育效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本身又包括具体的内容，它们同样是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高等教育效率是一个统一体，其效率追求与评价不能缺少经济、政治、文化等任何一项内容，如果仅把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率或政治效率当作其收益的全部，而忽视其他效率，则是人为地缩小了高等教育效率的内涵，抹煞了高等教育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效率”一词由经济领域引来，由此造成了对“高等教育效率”理解和应用的狭义化和经济取向，导致了高等教育在实践中的偏颇，加深了高等教育效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公平等同题的冲突。

1．内部效率提高的同时对外部效率的忽视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领域对效率的典型认识是：“效率是就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而言”，“高等教育的效率提高与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样，其基本途径是降低成本”[6]。在这种认识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不断进行系统内的改革，调整管理体制，提高教师素质，应用新的教学方法等，教育系统呈现出日臻完善的局面。而与此相对，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降格使用的“教育过度”问题；一些生产领域人才供应不足的“教育不足”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在提高内部效率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外部效率因素，不顾社会的需求情况，教育规模超常规发展，形成人才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脱节。其结果是高等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率。

2．偏重经济效率，教育民主、教育公平问题突出

一段时间以来，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拉动”作用成为评价高等教育效率的焦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抓大放小”成为人们考虑高等教育决策时实际遵循的原则。这一策略在一定时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兼顾’成为一个很软的概念，往往意味着可以‘不顾’。因此，这一口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强势的经济主义成为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效率优先’成为不容置疑’的：硬道理’，导致教育公平价值的旁落，在教育决策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7]。在实际操作中，助学贷款制度远远落后于收费制度，奖学金数额杯水车薪，导致一些学生因为经济问题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同时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民办院校等，在“放小”的处境下如履薄冰，缺乏保障，面对不公平竞争，其生存境况十分困难。历史证明，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不能自动促进民主、公平的发展。从长远看，教育民主与公平发展的滞后必定影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同，致使自身发展的失调，其经济效率也不可能长久。

3．文化、道德效率的缺失

文化道德效率主要通过两方面活动实现：一是高校通过培养拥有自由精神、汲取古今思想精华的人更广泛地传播先进的道德文化；一是高校直接参与社会文化、道德活动，利用学校的图书、教师等资源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服务。反观现实会发现当前高校的这两种活动都处于失效状态。在追求经济效率下，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实际目标指向了“经济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学校和学生的首要目标；毕业后能够胜任具体工作，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是评价学生学业成败的标准；大学高谈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却无所作为；高等教育自身更多地是把社会参与作为发展经济的直接手段；理工科、管理学科与社会联系密切，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工厂、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培训，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封闭在学校内。文化道德成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奢侈品”，高校将会因此而缺少发展的底蕴。

多样化是高等教育效率的内在性质，这种多样化效率的实现也是高等教育持久稳定发展的基础。把高等教育效率简单化、窄化将会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陷入困境。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实质上正是对高等教育多种效率的追求。为此，必须转变高等教育效率观，促进高等教育多方面效率的协调与实现。

三、高等教育全面效率的实现

1．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实现高等教育多方面的效率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入的全面自由发展。偏离了这个规定，就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因而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效率追求都必须服从于培养人这一基本职责。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必定关注社会的发展，保证学生在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得到发展。它将以合理的教育结构，适度的规模和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方式，根据社会的需要传授给学生生活需要的知识，使更多有才华的人不会因外部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学生领会人类思想的精华，形成崇高的精神情操，发展多方面的兴趣。这样，高等教育的多方面效率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促进人的发展是统一高等教育效率的核心。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出现偏颇一定程度上与高等教育过于经济化，忽视人有关。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原点上，切实把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

2．变一维思维方式为多维思维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形成了一元论思维方式，对事物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分析习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将高等教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大学参与政治的情况来评价大学，大学的其他价值都被忽略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上升到统治地位，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培养专业人员，参与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是人们考虑大学效果的唯一标准。社会的发展证明了一元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它使人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采取简单化的行为方式，不利于事物的协调发展。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不单单是政治或经济活动，它具有多种价值，高等教育的活动要体现多方面的效率。

首先，在教育对象上，要把人视为全面的人，而不是单一的“经济人”或“政治人”。其次，在教育效率观上，要全面认识高等教育效率的多样化存在，既要考察内部效率又要考察外部效率，既重经济效率又重社会效率。第三，在时间维度上，要保证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考虑以前的基础、现实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要求，不可重复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先恶化，后改进”的现象。

3．营造市场、政府、高校协调互动的环境

公众能否形成多元的思维方式，高等教育能否切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多方面的效率，取决于社会能否形成一个有利于多方面力量相平衡的环境。市场、政府、高校是社会的三个基本力量，这种平衡环境的形成有赖于三者的协调互动。具体需要三方面的条件。其一，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是社会发展的灵敏反应器，是公众需求的晴雨表，健全的市场会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向高校提供社会需求人才的数量和结构信息，使高校及时调整教育结构、规模和计划，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把多种效率追求相统一。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多方面效率必须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二，政府规划与调节。市场不是万能的，它能够反映当前信息，却难以预示未来发展；它强调竞争，却对弱势力量不加关注；它显示“热点”，却使人们忽略同样重要的“冷门”。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政府作用的方式和范围不应是对高等教育各项工作的直接控制，其主要的职责是制定宏观的规划，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其三，高校自我规范，自我发展。高校必须明确自己的教育性，把培养人作为核心，确定其基本的教育指向。这也就意味着高校要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发展，而不是政府或经济的附属部门，应该主动参与市场，回应政府部门的调控。

[参考文献]

[1]史瑞杰．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29．

[2]唐玉光，高等教育政策的效率目标[J]．高等教育研究，1998，(4)：33．

[3]J．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71.

[4]彭泽平．高等教育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J)．扛苏高教，2003，(5)：29．

[5]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I．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97．

第5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 学前教育 市场化 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619.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Market Road of our Preschool Education

MENG Zhenzhen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With the marke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hina's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emerged fees are unreasonable， unfair equality in education， these problems can not be effectively addressed， will affec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areer. This paper proposed a number of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rket.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market；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1 市场化与学前教育市场化

市场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潮流，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出现的一个概念，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特点。教育的市场化也顺应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在教育的市场化中，教育被当作一种产业，教育的运作被看成是一种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过程，市场作为一只“无形的手”时刻控制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学前教育领域也渐渐引入了市场运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学前教育机构依据市场的法则运转，学前教育也就作为了一种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在产品市场上交换学前教育服务，其发展也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手段进行控制的。

2 我国学前教育市场化的发展现状

2.1 学前教育市场化的原因分析

学前教育走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分析如下： 据统计，自1999年和2005年，国家拨给学前教育的专项费用一直占全国公共教育经费的1.3%，这对于中国庞大的幼儿群体而言所占比重过低，2004年有15个省市幼教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在1%以下，其中：湖南仅为0.29%，为最低；山东0.44%，海南0.56%，河南0.98%，东北三省都很低，黑龙江为0.75%，辽宁为0.63% 吉林为0.40%，在全国幼教经费所占比例很小的情况下，说明这些省市幼教经费困难情况更严重。

公立幼儿园有限。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我们的公立幼儿园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公立园都是集体性质的，也就是说，其服务对象也仅限于一个小的集体范围，比如某某纺织幼儿园就是针对的某个集团或者是某个单位的职工子女而设立的。父母有工作单位的幼儿去幼儿园还好说，那些父母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家庭住址比较偏远的幼儿上幼儿园就成了一大问题。

2.2 学前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问题

（1）幼儿园发展不平衡。在区域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地区，为了争取学前教育市场，争先开设幼儿园，使得幼儿园过剩，园舍空置，相对于那些较贫困欠发达的地区，因为幼儿园资金不足造成幼儿园紧缺现象，幼儿入园困难。

（2）幼儿园间恶性竞争加剧。学前教育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表现在幼儿园所数量的急剧增加、幼师队伍的日渐庞大等方面。然而，由于政府财政拨款和管理有限，公办园的数量远不及民办园，公办园势单力薄，民办园逐渐成为学前领域的主流。为了解决办园的资金运转问题，吸纳更多的生源，也为了迎合目前家长那种盲目的心态，园所之间不惜靠打出“个性”教育、扩建园舍、更新硬件配置、提高收费等手段搞竞争。在利益的驱使下，办园者将教育的真正对象——幼儿，远远抛到了脑后。这场学前领域的“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实现了优胜劣汰，而是让市场化现象在学前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怪圈，周而复始，必将导致学前教育事业的无序发展。

（3）幼儿园收费不合理。目前一些幼儿园尚未达到真正的优质优价的标准，几所省、市级示范园或等级园的收费标准大大低于一些没有等级的幼儿园。根据有关部门规定，幼儿园设有两项收费内容，即应收费（保教费及留园费）和代收费（体检费及伙食费）。公办园因为由政府资助，未多考虑经营成本及盈利问题，因此较民办园收费低，并把所收保教费全用于幼儿园日常开支及建设等方面。公办与民办之间的差距，造成家长们认识上的错误，对学前教育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重大的消极作用。

3 我国学前教育应对市场化的策略建议

3.1 努力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的性质是国民基础教育，它与国民素质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孩子的幼儿园生活与小学教育之间的重要衔接部分，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的基础阶段，是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学前教育若想健康快速地发展则必须将其纳入义务教育。国民的基础教育必须由国家宏观调控，在国家宏观调控的体系下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学前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现阶段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会得以解决，就目前看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许有些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将学前教育中的最后一年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或者在部分地区率先进行试点。

3.2 引导不同类型幼儿园进行渐进改革

我国实行的是自由竞争的办学体制。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公立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两种类型的幼儿园。公立幼儿园主要是由政府、集体投资建立的省、市、县的一批示范性幼儿园。其代表着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它们却往往不具有民办幼儿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适时引导公立幼儿园进行改革，使其构建新的办园模式，提高其办园活力，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从而提高整个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民办幼儿园主要是由私人投资和向家长收取费用为资金来源而建立起来的。对于民办幼儿园的改革，要让办园者明确其教育和服务的双重责任性质，不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应把保育和教育教学放在首位。

3.3 强化幼儿园之间的有益竞争

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功效，促进学前教育的最快发展。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学前教育领域中不同性质的幼儿园、甚至是同性质的幼儿园之间都存在着恶性竞争，出现了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要强化幼儿园之间的有益竞争，必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需适度加以干预和指导。对于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之间的竞争，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做好各种宣传工作，使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对于非法、不合格的幼儿园，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在社会上建立一些积极的社会评价机构，对幼儿园的竞争加以引导，使幼儿园之间的竞争焦点转移到提高保育和教育教学的质量和幼儿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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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义才，杨军.经济学基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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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东平.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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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菲利普·科特勒，凯伦F·A福布斯.教育机构的战略营销[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

[7]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 黄人颂.学前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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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澜.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R].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 朱永新.中国教育蓝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6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校农村贫困生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据有关部门2002年的调查统计，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生有近300万人。其中，特困生占近10%，贫困生占近30%。并且这种贫困人数和比重呈迅速增长趋势，而在高校贫困生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一、高校农村贫困生的基本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影响力。高校贫困生是指在大学生群体构成中拥有教育经济资源包括学习性资源、生活性资源等相对匮乏，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且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

(一)教育经济资源的贫困性。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比如根据福建师范大学05级社会学研究生对282位就读于全国53所高校的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的随机调查，被调查对象所在家庭月均收入超过1000元的仅占9.9%，大多数不足1000元，生活困难。他们一般每天的生活费为5—7元，许多贫困生很少吃有肉有蛋的饭菜，多以馒头和素菜充饥，有的为了节省几角钱，一日只吃两餐，有的人大学几年衣服一直没有得到更换。

在教育资源方面，大多数的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对学习资料的购买非常谨慎，比如根据绵阳师范学院学生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四川8所大学的学生调查，51%的被调查贫困大学生认为学习用书能够借的尽量借，60.2%的认为必要时才购买，只有11.1%的只购买专业必修课教材、大学英语、计算机，20.6%的认为不是必用书籍几乎不购买。

在基本的学习、生活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少农村贫困生感到巨大的学业压力，他们或者因四处奔波打工而没有充分学习时间，或者因生活窘迫而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致使学业受损，成为高校中的“多困生”。

(二)个人心理上的脆弱性。更为令人担心的是，经济上的负担往往使这些贫困学生在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不少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依靠向亲友借债勉强支付大学学习费用，他们在大学学习的同时，又要考虑未来偿还债务的问题。

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抑郁、孤僻等心理问题，部分贫困生产生“自我封闭”行为，有意无意与大家疏远，尽量少参加班级活动，不愿与同学和老师交往，渐渐地失去了与人交往和沟通的能力，人际关系冷漠，性格内向。

其中有一部分贫困生因家庭经济的过度拮据以及心理上的焦虑抑郁，而对未来迷茫悲观，感到前途无望，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及当前改革的态度看法等一系列问题。有些甚至离群索居，悲观厌世，或者仇视社会和他人，在某些情况下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对待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视角下高校农村贫困生家庭致困的原因分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它与物质资本一样，都对经济具有生产性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取得要消耗一定量的资源，即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舒尔茨把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归纳为五个方面，即:(1)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支出，用于发展保健事业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2)在职培训;(3)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成人教育计划;(5)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以提供有关信息。

世界银行1999年对世界23个国家2万多穷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给消除贫困的各项议题进行排序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穷人都表明他们把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们·71·能赢得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可见，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巨大的决定作用，而我国高校农村贫困生群体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其所在家庭以及政府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相对低下的结果。

(一)家庭成员文化素质偏低，实际技能缺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素质贫困论”，他认为贫困的真正原因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即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差。他主张不发达国家应当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提高个人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

“素质贫困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高校农村贫困生产生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国农民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统计数字表明:2004年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其中的12.95%。表1 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项目平均每百个劳动力2004年不识字或识字很少7.46小学程度29.20初中程度50.38高中程度10.05中专程度2.13大专及以上0.77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1.

可见，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甚至文盲的弱势群体构成。许多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素质低，对现代科技的接受能力较差，难以适应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需要，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存在构成了“低素质屏障效应”，强化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格局。这部分群体文化水平较低，又缺少专门技能培训，即使来到城市打工，也只能干粗重、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难以根本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

(二)家庭人口负担重，人均收入降低。在我国农村，3口之家的家庭劳动力比例高，家庭负担相对较小，此类家庭比较容易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掌握现代经营方式。另一方面此类家庭参与非农业就业、从事非农业经营的能力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而农村中规模较大的家庭，如3代或3代以上人共同居住的联合家庭，家庭劳动力比例低，需要支付大量费用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家庭教育和医疗支

出相对较高，这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根据安徽省计生委、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安徽省高校贫困生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安徽省高校贫因生的58.7%都来自5口及以上人口的大家庭，其家庭子女数大都在3个及3个以上，占被调查家庭的56%。就全国情况而言，一些农村贫困生家庭确实存在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把大量资金用在超生子女上导致家庭规模增大的现象。这说明，农村地区严重的超生情况，成为导致当今显性贫困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表2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安徽省高校贫困生研究课题组调查贫困生家庭的人口及子女状况家庭类型占家庭比例家庭子女占家庭比例2口之家1.7 1 73口之家10.6 2 374口之家28.7 3及以上565口及以上之家58.7资料来源:马芒，赵捷，董亚杰.农村多子女家庭:高校贫困生产生的重要原因[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11).

转贴于 (三)迁移投资水平偏低，农村就业信息服务差。迁徙投资指个人用于在地区间进行就业机会转换的投资。农民的迁徙投资构成了农民的流动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交通存在供给不足、通达深度不足、已有道路等级率低、养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无法充分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增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成为影响农民生活改善和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问题的障碍。

此外，我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建立，目前为农民服务的中介组织还没有专门设立，由中介组织所进行的包括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劳动力从正规部门获得可靠、全面的就业信息的机会不多。农民外出打工的信息来源有限，基本上是自发的。他们大多是靠老乡介绍，导致劳动力流动趋向单一，影响脱贫致富的实现。(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民缺乏健康投资意识。在人力资源中，人口健康状况是一个重要指标，当健康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健康投入的多少就决定了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多少。健康投资是指一定时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及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所花费的支出。

从比例上看，中国的卫生资源配置呈倒金字塔型，约80%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和资源严重匮乏。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或县城，农村基层相对缺乏人才和设备。200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2/3。在政府健康投资不足的同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居民对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很多农民家庭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家庭，比较缺乏营养健康、医疗保健知识和保健意识。从全国范表3城市及农村卫生费用构成及比例年份城市卫生费用(亿元)城市卫生费用比例(%)农村卫生费用(亿元)农村卫生费用比例(%)2000 2621.7 57.2 1964.9 42.82001 2793.0 55.6 2233.0 44.42002 3448.2 59.6 2341.40.42003 4150.3 63.0 2433.8 37.02004 4939.2 65.1 2651.1 34.92005 6287.1 72.6 2372.8 27.4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72·表4中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变化年份生活消费支出(元/人)医疗保健支出(元/人)医保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1985 673.2 317.4 16.7 7.6 2.48 2.391990 1278.9 584.6 25.7 19.0 2.01 3.251995 3537.6 1310.4 110.1 42.5 3.11 3.242000 4998.0 1670.1 318.1 87.6 6.36 5.252001 5309.3 1741.1 343.3 96.6 6.47 5.552002 6029.9 1843.3 430.1 103.9 7.13 5.642003 6510.9 1943.3 476.0 115.8 7.31 5.962004 7182.1 2184.7 528.2 130.6 7.35 5.98围来看，农户的医疗保健支出(健康投资)比例都低于城镇家庭，农民往往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第一考虑的地位，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压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这样一旦家庭成员患病时(特别是大病)，整个家庭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任由疾病折磨。如根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北京8所大学来自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0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在造成农村大学生家庭贫困原因中，本人或亲属患重病占14.3%，这部分学生原本不在贫困生行列，但由于家庭成员突然患病，最终也被迫加入到该行列。

三、高校农村贫困生家庭致困的思考及解决对策高校贫困生问题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校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的解决应该依靠政府、社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的共同努力。

(一)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当前农民培训内容普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许多农民只能掌握零星而非系统性的技术，这不利于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新型农民的产生。因此，农民培训工作应从源头抓起，政府应从财政资金上给予扶持，建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各级政府要在当地财政预算中列入农村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经费，确保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对农民免费培训，提高教育培训水平。

要依靠社会力量，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培训投入，把农民的培训持续化。积极探索扩展农村职业教育融资渠道，可以通过联办、合资、股份等各种形式吸收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和国外资金投资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借鉴美国历史上兴办“赠地学院”的做法，在有条件地区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开展农业和工业等实用技术教育，转变就业观念，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机会。

(二)拓宽农村健康投资资金来源渠道。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这类家庭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负担较重，而且老年人口患病的可能性大，应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政府应该向农村地区增加更多的卫生投入，提高那些经济状况欠佳但最需要医疗服务人群的支付能力。建议政府增拨卫生专项经费，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农村公共卫生项目和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及人才培养，在资金安排上对农村贫困地区给予政策倾斜，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卫生发展差距。

政府应积极拓宽卫生筹资渠道，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筹集卫生资金。通过建立“大病风险救助基金”，对因病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特困农户给予资金救助，资金来源包括财政补贴、发行医疗救助彩票、国际援助基金、慈善捐款、扶贫基金等。

(三)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多、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群众生活困难家庭致贫与生育过多往往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而且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一方面抓经济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尤其要杜绝多胎生育。在计划生育工作落后、超生问题突出的贫困地区，要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引导农民尽快走上少生快富奔小康的富裕之路。

参考文献

[1]熊尚鹏.高校贫困生非正式支持的现状与拓展[J].教育评论，2007，(4).

[2]黄东阳.对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7，(5).

[3]姜惠莉，王福恒.高校贫困生问题与对策[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

[4]陈晓飞，夏牡.帮助经济困难大学生阳光撒满求学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5).

第7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力市场划分；教育供需；行为经济学；对策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近年来，毕业生的总体就业形势是比较艰难的。据教育部统计，从2002年开始，高校扩招的大学生陆续毕业。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45万人，较上年增加了27.1万人，增幅达23.1%。2003年有212万大学毕业生，2004年超过250万人，普通高校毕业生2005年为338万人，增幅达到21.4%，毕业生总量为扩招前的2.9倍。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没有找到工作。200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堪忧，毕业生待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2009年高校毕业生611万，加上前些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待就业人数将达800万以上。①

二、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一）从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看

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企业、大机构和大公司中的工作岗位，报酬较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相反，二级劳动力市场则更多的提供的是小企业、临时性的工作岗位，报酬较低且不稳定。

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划分在我国也是现实存在的。从经济人的立场考虑，大学生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自然会争取进入待遇优厚的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意考虑条件相对较差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因此，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型国企、外企、事业单位成为了大学生选择工作的首选。即使在就业市场低迷时，一些大学生宁肯不就业也不愿意到西部地区工作。但是，尽管毕业生数量大幅的增加，较发达地区对员工的需求量却并没有大量增加。反之，一些比较热门的行业对员工的需求已逐渐趋于饱和，毕业生的供给大于需求，就业也就自然相对困难了。

(二)从教育的供给与需求看

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其主要体现在毕业生数量急剧增长与就业岗位增长缓慢的矛盾。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每年以较高的速度急剧增加, 而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岗位的增长幅度却较小,造成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大的局面,这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主要矛盾。

(三)从行为经济学看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立足于人的行为，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在做经济决策时动机、态度和期望等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②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每个人在面对复杂问题和情境时都会采取捷径来进行决策，决策是一个结构化和连续性的过程，因而决策的非理性是正常性存在的。行为经济学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的,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行为决策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产生认知偏差。

大学生就业中的非理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大学生过度自信方面。心理学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估计往往会过于自信。过度自信会导致人们高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低估其面临的风险，夸大自身对整个事件的控制能力，因而使决策产生偏差。大学生把个人价值最大化作为其追求目标，还会追求受人尊重、高效益部门、待遇优厚以及扬名的机会等等。再者，大学毕业生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还存在基于信息、报酬及声誉的“羊群行为”，这同样会影响大学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做出的决策。

三、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研究

充分就业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否能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迫切需要的问题。

（一）各级政府要从政策上促进大学生的就业工作，进一步完善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由于就业渠道不畅通,人事管理制度依然有较强的计划体制色彩,造成不少缺位以待的用人单位受到限制，无法顺利进行人才的招聘。政府有关部门鼓励各类企业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就要为其提供便利的条件和相应的服务。对企业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的人才政策,取消落户限制，使用人单位、高校、大学毕业生在人力资本交易中都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严格控制高校扩招速度及规模,提高其办学质量。高等教育应当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扩张规模,教育投入和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会使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越发严重。因此,各高校应充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有效控制招生规模，按照社会发展方向设置专业，把握社会实时经济走势和就业市场的变化情况,适应市场需求。高校教育质量提高了,能有效消除结构性失业。

(三)加强高校办学自、调整专业课程结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的管理措施，离开教育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去解决大学生供求结构性矛盾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加强高校的办学自,使其真正走向市场。同时，高校应该积极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专才与通才平衡,使两者互相调剂,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问题上,高校必须切实重视就业咨询与指导工作,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社会需要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同时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自己在人才市场中的竞争力。③

(四)大学生应加强自身锻炼,提高综合素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了能更好的应对这种局面，首先，大学生应摆正心态，认真分析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职业定位，努力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其次,大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利用大学空余时间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培训等,增强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再次,提高自身沟通能力,增强团队合作能力，着重提高自身在外语、人际交往、沟通协作等方面的能力。最后,大学生必须转变就业观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毕业生数量日益增多，人才流动性加大，就业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择业、就业可能伴随一生，因此大学生要树立大众化就业观念。均衡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毕业生要有面向西部的就业意识，从大局出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能力。相信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做出一番成绩。

总之,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开发就业岗位,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提供就业服务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更关键的是,大学生自身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利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优势,形成以政府促进就业为动力、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的就业机制,逐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而使大学生为实现小康和国家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岩松.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C].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8).

[2]赖德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4).

[3]赵丽霞，单联娟．关于大学生就业观念转变与创业意识形成的思考[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5)．

[4]薛求知、黄佩燕、鲁直、张晓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79-83.

[5]张波，朱晓辉．大学生就业现状的问题探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7，(15)．

注 释：

①陈岩松.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C].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8).

第8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 过度教育教育不匹配技能不匹配

一、过度教育的定义

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使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的劳动力从事低学历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一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过度教育。李志仁认为过度教育就是教育的供给超过了需求①。刘雪梅认为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就是过度教育②。曲恒昌教授认为教育过度的具体表现是:1.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2.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学非所用;3.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从事通常由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等等;4.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③。

教育经济家亨利・莱文教授认为,过度教育包含三个含义:一是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其受过教育后经济地位的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是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之教育技能。④达肯和霍弗曼将教育划分为个人所受教育和工作所需教育,工作所需教育是从事某种工作实际需要的教育水平,当个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反之,则称为“教育不足”⑤。

上述定义方法存在以下不足:

1.用正规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和技能是不恰当的

劳动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知识和技能,如正规教育、自学、在职培训、边干边学等,而且各种途径可以相互替代,劳动者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去替代自学、在职培训等方法,也可以通过自学、在职培训和经验替代正规教育。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经常出现从业经验丰富、正规教育较少的劳动者和从业经验较少、正规教育较多的劳动者同样胜任工作的现象。

2.受教育者知识和技能同质的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

劳动者由于个人天赋、兴趣爱好、勤奋、教育机构等因素的影响,学习相同知识和技能的效果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学不会,有的人可能学会了却无法转化和应用。因此,接受相同正规教育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并不一样。

3.工作的同质性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

相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地区和单位对员工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是不同的。例如程序设计,不同规模的公司对员工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正规教育不可能提供工作所需的所有知识和技能,这就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育与工作不匹配,学非所用;第二种情况是技能与工作不匹配:技能使用不充分,能胜任工作;第三种情况是技能不足,不能胜任工作。

综合以上分析,在定义“工作所需的教育”时,我们不应该仅仅用正规教育年限来定义,而应该用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来定义;在判断是否发生过度教育时,不应该仅仅比较受正规教育年限,而应该比较劳动者实际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与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差距。当劳动者实际具备的知识和技能高于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时,即使他的正规教育年限不够,也不能否认他通过其他的方式达到与受正规教育者相同知识和技能,就不能认为他教育不足;相反,当劳动者受正规教育的年限达到要求,也不能就此认定他具备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劳动者有可能会出现学非所用无法胜任工作和技能不足无法胜任工作,这是教育不足的表现;劳动者的技能使用不充分,多余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充分使用,这才是过度教育。

二、过度教育发生率

1.研究对象。为了避免不同的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笔者选择某高校的350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210人,女生140人,大学所学专业涉及理工、教育、管理、经济、外语等,职业分为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非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员。

2.研究方法。笔者借鉴Jim Allen & Egbert De Weert的研究方法⑥。

教育不匹配可以分为教育专业领域不匹配和教育层次的不匹配。有的工作专业领域性很强,如果工作与劳动者的专业领域不匹配,有可能导致学非所用,知识和技能无法发挥出来;如果专业领域相符,教育层次不够,有可能导致教育不足。

如果教育专业领域和教育层次是匹配的,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使用情况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情况是技能使用不足,即劳动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技能没有发挥出来;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有足够的空间充分使用自己的技能;第三种情况是技能缺乏,即劳动者只有拥有其他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即为技能不匹配。

为了研究流动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每次变换工作要求填写一次。

三、结果分析及结论

1.工作的专业领域性影响技能使用情况。专业领域性强的工作与专业匹配性不强的工作相比,技能使用不足要低14.0%,技能使用充分的要高20.8%,技能缺乏的低8.3%,说明教育不匹配更容易导致过度教育。

2.企业特征影响技能使用情况。在教育匹配性强的领域,技能使用不足的占19.7%,并且75.4%分布在中小型企业,72.5%分布在中低层,说明企业规模小,工作相对简单时容易发生过度教育。技能缺乏的占8.0%,53.6%分布在中小企业,75.0%选择了需要补充其他的技能,说明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广泛可能产生技能缺乏。在专业匹配性不强的领域,33.7%的人选择了技能使用不充分,同时表示需要补充其他的技能,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占78.0%,这就说明一方面已有的技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技能缺乏,需要补充其他的技能,这就出现了技能不足和技能使用不充分是同时并存的现象。

3.技能不匹配比教育不匹配更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从全体样本来看,满意度较低的是技能使用不充分的,其次是技能缺乏的,而技能匹配的满意度最高。

4.流动有利于减轻过度教育。除去初次就业的,专业匹配性强的技能使用不足和技能缺乏减少5.8%,专业匹配性不强减少7.6%,因此,初次就业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注释:

①李志仁.关注教育过度――对人才高消费的深层思考.计算机教育,2004,(1).

②刘雪梅.过度教育及其对策.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3,(3).

③曲恒昌.若干国家过量教育的持久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8,(4).

④[美]亨利・莱文著.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21.

⑤Duncan,G.,& Hoffman,S.D.The incidence and wage effects of overeducation[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1,1,(1),75-86.

⑥Jim Allen & Egbert De Weert.What do educational mismatches tell us about skill mismatche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7,Vol.42,No.1.

参考文献:

[1]孙志军.过度教育:西方的研究与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01,(5).

[2]文冬毛.过度教育研究的方法、结论及启示[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9,(2).

[4]孙志军.过度教育的经济学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1,(5).

第9篇：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关键词：助学贷款；实施；阻滞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6－0009－02

收稿日期：[HTSS]2006-09-18

作者简介：李萍(1983-)，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推动的一种信用贷款，它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对象是普通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含高职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目的是用于帮助他们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日常生活费。这项政策自实行以来，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阻滞。

一、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阻滞的表现

2003年，国家助学贷款大面积停贷，这是助学贷款政策自1999年试点以后的第一次阻滞。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下达2003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指导性贷款计划的通知》，推出双20标准，即对违约率达到20%且违约人数达到20人的高校，经办银行可以停发贷款。依据这个文件，各经办银行因此暂停了不少高校的贷款业务，被列入银行“黑名单”的高校起码有100多所，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

2005年8月29日，在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会上，副部长张保庆点名并斥责了海南、天津等八个省市的助学贷款工作搞得不理想，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引起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点名的八个省市也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2005年9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以国家助学贷款为重点的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规定：（1）明年一律调减这些地方和有关高校的大专(高职)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计划。（2）暂停这些地方和有关高校硕士、博士点的审批。今年已经审批的硕、博士点，亦暂缓执行，不公布，不下达。暂停对新设置高校、高校升格、高校更名的审批工作。暂停教育部与这些地方的高校共建工作。（3）在部委属高校中，凡未落实资助政策、学生或家长反映较多的，是985工程学校的，一律暂时停拨有关经费。不是985工程学校的，一律暂停安排维修经费。（4）暂停同这些地方的高校共建工作，也不安排高校的共建经费。减少中央对这些地方的教育专项的转移支付资金。与此同时，对财政困难、且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开展得好的省份，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支持。同时，财政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不安排对地方高校的共建经费，并减少今年教育专项的转移支付资金。（2）对财政困难且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开展得好的省份，用“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支持。

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阻滞的原因分析

1助学贷款政策方案本身的合理性

公共政策执行困难，首先要考虑的是该政策本身的问题，政策质量的高低关系着执行的结果。国家助学贷款方案在设计之初，就存在着种种漏洞和不合理的地方，正是由于这种设计上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03年的双20事件的发生。在1999年、2000年设计的国家助学贷款方案中，关于还款，我国主要采用了分期定额的方式，既规定最长在毕业后4年内还清债务。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要求在毕业后四年还清贷款，我国的国家最高负担率在约29％～42％之间，大大超过了国际上通行的10％的标准。（2）学生的还款负担率过高，导致了高校学生的违约率过高，以致引出2003年银行停贷现象发生。国家在2004年6月出台的新的贷款方案中对还款期限作出了重新规定：实行借款学生毕业后视就业情况，在1至2年后开始还贷、6年内还清的做法，但这与国际上通行的10年还款期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从1999年颁布助学贷款政策以来，一直都在不停地探索和完善原有的方案。

2成本―收益预期失衡

法国行政学家夏尔・德巴什认为，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期望的东西不相符合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过程中，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面都有其各自的利益追求，不可能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而这种政策的出台，恰恰也是对这种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在助学贷款的各利益主体中，银行对于成本―收益预期失衡表现得最为关心。我国实施助学贷款方案的是商业银行。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性银行，它在西欧各国习惯上被称为信贷银行，是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的的，在执行助学贷款政策时，会尽力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2003年，高校学生贷款的违约率突显时，与银行预期的成本―收益有很大的差距，银行的利益受损心理，直接影响了它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积极性，也导致了银行一系列的惜贷、停贷行为。“尽管的官员很少明目张胆地违反(中心)法律，但是很多研究已表明，他们还是要大胆地行使权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以满足自己组织的需要并对付自己环境中的紧迫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双20标准就是银行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大胆行使权力，而不顾整个政策的总体利益的举措。

3责任混淆及缺少独立的监督机构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至今，仍没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助学贷款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监控机构，政策执行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赏罚不分明，往往流于形式，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2005年八省市在实施助学贷款政策时对政策的规避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构来监督这项政策的实施，发现问题以后，又难以认定和划分各方的责任，银行、政府、学校各方面到底是谁的责任，是谁没有积极实施这项政策，谁也说不清楚。虽然教育部和财政部对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不力的省份出台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助学贷款的实施，所以这种惩罚措施出台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4各方利益主体冲突

利益集团往往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政策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时，会用各种手段抵制和削弱政策的执行，也往往会因为其自身利益与各种利益集团发生矛盾，造成政策效益的损失和社会价值的浪费。在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有四个主要的利益方面：银行、政府、高校、学生。根据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是有限的理性的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总体的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但它并不代表每个经济实体效用的最大化。以银行为例，虽然国家助学贷款有着很强的正外部性，但银行是个经济实体，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过程中，与政府、高校等其他利益方进行着利益博弈，当政策不利于银行的利益时，银行当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阻滞政策的实施，如惜贷、停贷等。

三、推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的对策

1完善助学贷款政策的设计方案

助学贷款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即该政策方案的设计能否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在扩招和学费上涨的背景下，资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这无疑是必要的，应该的。但在助学贷款操作技术的选择上，如助学贷款资金的来源、申请的程序、偿还等方面，都要符合中国现在的社会背景和资源状况，如，是否能把还款期限延长到10年，以减轻学生的还款压力等。

2健全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

对于责任追究，要明确认定和划清各方的责任，一旦出现问题，要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办法。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要根据助学贷款政策目标确立监督标准，发现、收集、分析各方执行行为与标准行为之间的偏差信息，采取必要措施，及时纠正一切违反助学贷款政策执行要求或有悖于政策目标的错误行为，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3整合和兼顾各方利益

从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银行、高校、政府、学生四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利益冲突不断升级。助学贷款有很强的社会外部性，是不完全市场，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当这种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这种助学贷款，而不应该由银行来操作。

政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毫无疑问，政府是公共利益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是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的。国家实行助学贷款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即使更多的人进入到高等教育中来。政府这种公共利益的性质与国家助学贷款有着天然的契合。而银行和这种助学贷款的目的存在着冲突，银行惜贷的现象在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就很普遍。中央部属重点高校的贫困生可以很容易地贷到款，而地方普通高校的贫困生却很难申请到贷款。银行有利益选择的偏好，在银行看来，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高，还款率高。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真正贫困的学生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高校，而非重点高校，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高校的贫困学生贷不到款。银行的这种利益驱动是和开展助学贷款的目的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由政府来拨款和管理国家助学贷款，就可以兼顾各方利益，就不会导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中的阻滞。教育公平是政府的使命，政府会兼顾最大的公平、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孙绵涛．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3］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钱再见．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深层机制探究［J］．理论与改革，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