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文化和历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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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程度采用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第2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民族语言 历史文化 历史地名 影响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81-01

前言

地名的形成不仅仅是为了对某一地点进行命名，还包含了该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很多地名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更名、雅化等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也能够反映出当地在某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这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下面笔者就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1.能够发现蕴含在地名中的历史故事

民族语言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和地名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人们寻找出当地历史文化。例如新疆中的呼图壁，该地名不是新疆范围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也不是汉语，而是满语。呼图在满语中的含义为鬼，而壁在满语中所表达的意思为有，该地方主要是指有鬼的地方[1]。该名字的由来要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锡伯人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为满语，其奉旨来到新疆伊犁驻守，当途径乌鲁木齐西部较为荒凉的地带时，由于当地风大、坟多，并伴随着很多动物的鸣叫，使锡伯官兵彻夜未眠，所以便给此地命名为呼图壁，主要是指该地有鬼。而在军队离开之后，当地人们并不了解满语所表达的含义，便也将此地一直呼作为呼图壁。该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但其不仅反映了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当地在当时的生态信息，对于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此外，除了呼图壁，还有很多城市的地名都与民族语言有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呼和浩特，其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是蓝色的城，也可以称之为青城，该名字的由来主要是指当时该地位于大青山，表明从最初该地一直为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2.能够反应出当地的自然生态情况

地名的由来有很多种形式，根据当地的自然情况给所在地起名也是地名重要的起源方式之一，人们通常会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对其所生活的地方进行命名，通过利用民族语言对地名进行研究，能够清楚了解到当时该地的自然生态情况。例如乌鲁木齐，该名字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主要是指肥沃的牧场，虽然在现在其已经成为了新疆的省会，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在几百年前该地还依然是一片草原[2]。还比如吉林省的和龙，该名字在满语中的含义为山谷，由此能够推断出当初和龙是位于长白山中的山谷。除了这些地名能够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翻译之外，还有一些地名如果想要明确其在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应当熟悉并掌握相关的音韵知识，才能够破译出来。如鲁克沁、吐鲁番等，鲁克沁应被称为鲁陈，而吐鲁番则被称为吐蕃，这些地名的读音主要是因为音节入声尾发生了脱落，导致音节变短而使读音发生了变化，转音成为了其他地名。因此，在翻译这些地名时应当以音韵学为基础，才能够了解到其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启示

1.民族语言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启示

很多地名经过民族语言表述以后，在含义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宁古塔，宁古在满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为六，而其本身地名单词为ninggute，该词所表达的含义为六个，而汉族利用自身的语言将其音转译成为宁古塔。虽然最开始此地的含义为六个塔，但实则没有，其相传清皇族有六人来到此地居住而得此名。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时应当先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才能够使地理的研究和考证更为精准。很多地名除了是少数民族语言直接音译过来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少数民族自身独有的特殊文化而产生的。这种形式地名多见于北京，如、XX营等。

研究地名领域的学者，不仅要重视民族语言和地名之间的关系，还应当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口语和语言学等领域当中。语言不仅是人们用来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还能够反映出民族文化，甚至保存有一个地方在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事件等，利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解释能够充分反映地名背后的故事，对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2.民族语言对地名工作的启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便需要对新开发的城区和街道进行命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历史地名进行保护，对地名工作所产生的启示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应当重视民族语言所形成的地名。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当中应当重视利用民族所产生的地名，特别是在一些各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如北京，该地中的地名由民族语言而形成的地名已经很少了，但就是这些具有特色的地名体现出了北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其次，地名不应该随便被改变而失去其原本的含义[3]。对地名进行更改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其进行简化和雅化，其应当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而发生改变，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意愿随意对其进行更改，否则将会使其失去地名原本的含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日后进行地名工作时，应当尽量保留地名所表达的本身含义，不应对其进行过多的更改。

总结

总之，在我国辽阔的疆土之上生活着很多民族，不同民族语言都能够对地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人们要想能够对地名有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先了解当地民族的语言，根据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研究地名形成的历程和其所表达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并且了解我国历史地名形成的规律，还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地名工作，使所产生的地名符合我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赵寰熹.试论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影响[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01）：133-136.

第3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区　旅游资源　利用

近年来，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包括制定了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详细规划，建立了保护区相关法规，完成了南池子保护区危改试点工程等等。总体上说，保护区的工作主要涉及到三个环节，即保护、更新、利用。目前保护区的保护、更新工作已经步入正轨，而利用方面则属于薄弱环节。因此，合理利用保护区旅游资源，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1保护区定性分类及旅游利用的可能性

    通过对北京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历史风貌、建筑特色、人文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可把这些保护区划分为传统商业保护区、传统胡同住宅保护区、近代建筑保护区、皇城保护区、寺庙建筑保护区，以及风景名胜综合保护区等六种类型。

    传统商业保护区可考虑与旅游民俗购物相结合，突出老字号商店的传统风貌，形成各具特色的北京传统商业街。传统胡同住宅保护区可限时、限量地开展“胡同游”等旅游项目。近代建筑保护区可考虑部分建筑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皇城保护区可作为一个完整的浏览地区，开展综合旅游项目。寺庙建筑保护区可开展再现老北京寺庙区的传统历史风貌及民俗风情旅游活动。风景名胜综合保护区为什刹海地区，开展胡同游、水上游等项目，远期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民俗游览为主题的综合旅游。

    对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定性分类，研究其利用的可能性，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确定各保护区在城区中的功能、定位，以协调保护区与城市其他地区、保护区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各保护区的特色，进行针对性的分类保护，力争达到保护、利用及城市功能改善的共赢格局。

    其二，通过对保护区的分类，可发掘各保护区的资源潜力，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其三，从长远看，对确定各保护区旅游的定位、功能、项目策划、浏览主题、市场开发以及各保护区之间旅游特色的协调均具有现实意义。

2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策划的方法与原则

    旅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就世界范围而言，旅游已成为继金融业、汽车制造业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旅游被誉为“无烟的黄金工业”，其低成本、高产值、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被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重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旅游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约8000万人次，人民币收入700亿元，占全市社会总产值的1 0}v，占全市GDP的2C} 0Io。其中，以保护区为主体的民俗风情游占有相当的比例。

    针对什刹海护国寺地区、鲜鱼口地区、南池子地区和琉璃厂文化园区等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在进行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分析开发历史文化保护旅游资源的可行性，提出具体操作的方式及建议。旅游策划涉及现状调研、资源评估、前景预测、旅游规划、经济估算配套环节等诸多内容，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利用有重要参考价值。保护区的旅游策划不同于一般旅游区的策划，应有其特定的原则及模式:

    1)有形资产“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

    2)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政府引导，各方参与”的原则;

    3)旅游区各文物单位、景点要统一管理、规划的原则;

    4)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定较完善的旅游规划;

    5)“突出特色和品牌，走文商旅并举之路”的经营模式;

6）以旅游带动保护区土地使用性质的调整，使城市功能趋于合理，原住居民生活有所改善。

3完善旅游资源利用的配套环节

    为了合理地利用保护区旅游资源，应当完善相关的配套环节。

    1)调查环节

    在调查环节中，应当收集有关的文字资料，如历史沿革、社会经济状况、城市旅游发展政策、相关的规划与法规等等，并进行现场调查，如街区格局、建筑形态、文物古迹等。重点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包括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旅游价值、发掘现状可利用性等，最后由专家组根据调研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可采用加权评分法定出可利用资源的等级，制定评估报告。

 2)规划环节

    目前，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没有关于旅游方面的规划。为了合理利用保护区的资源，适度、规范地开展旅游活动，制定保护区旅游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旅游规划应包括文本、规划图纸、基础资料汇编三部分内容，并以国家相关法规及现行保护区详细规划为依据。

    3)资金筹措与项目建设环节

    保护区内旅游项目建设的资金可由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筹措。市政设施应由政府实施，单体项目可由社会建设，新建项目应符合保护区相关法规的要求，与保护区风貌相协调。

  4)管理与立法环节

    对较大的旅游开发区(如什刹海等)，应依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具有对保护区内旅游开发及再建项目的初审权，并承担保护、监督、行政、日常管理和执法工作，使保护区内各项工作步入正轨。此外应制定相应的法规以保证保护区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

    5)相关配套环节

    ①根据对什刹海多年的调研，建立保护区内的旅游行会可以协调行业协作，避免不正当竞争，创造互惠互利的局面。旅游行业协会属群众性社团组织，接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服务于政府和会员单位。②对旅游产品进行深度开发:对景区景点的包装，包括游览项目、住宿设施、交通方式、饮食内容、表演特色、购物商品、环境氛围等;对附带产品的开发，包括服饰、旅游纪念品、票证等;确立标识、申请专利，打造旅游项目的品牌特色。③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是旅游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从景区的环境质量、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方面来建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第4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 英语口语 高中

随着我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对英语方面的人才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这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英语口语能力的教学一直都是英语教学工作中非常薄弱的环节，绝大部分的老师都把教学的重点的放在语言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以及对学生笔试应试能力的培养上，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普遍较低。另外，绝大多数的教学工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应用并不十分重视。

一、跨文化交际知识导入效果调查比较

笔者对本校高中二年级教师和学生就习语、身势语、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展开测试以及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①在习语方面，老师使用停止手势让学生停止朗诵，示意学生进行下一项教学活动，学生会意老师意图，停止朗诵，开始进入课堂状态；老师打开课本，开始讲授本节内容，并书写板书，学生则一脸茫然的看着黑板，等待老师讲授知识；老师讲解本节内容，遇到重点和难点时就稍加讲解，学生无精打采地学习，低头看着教材，只有少数学生看着老师，学生学习效率低下；结束课文，老师提问是否有问题要问，学生则面无表情，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②在身势语方面，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学生埋头看着课本，老师双手放在讲台上，和学生交流互动很少；老师使用图片海报等辅助教学时，学生对老师辅助教学工具表现出兴趣；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使用一些强调性指示动作时，学会了解老师意图，注意力会稍加集中；当学生回答问题时，老师要不眉头深锁看着学生，要不就是低头翻看教材和教案，当老师看着学生时，学生则表现为紧张，回答问题则语速过快，老师不看学生时，学生则向旁边同学求助或者翻看课本。③在文化内涵方面，上课之前，老师随意的向学生说“class begins”，学生则懒散的站起来说“good morning teacher ”；老师开始讲解新课，学生面无表情等待老师讲课，老师讲解新单词，学生则不加思考的看着新单词；老师给学生几分钟时间让学生朗诵单词，学生在朗诵单词时并没有把注意力投入到朗诵单词中。

在应用跨文化知识后，对学生和教师再次展开研究调查发现，①在习语方面，老师面带微笑使用停止手势让学生停止朗诵，学生看到老师表情，很快恢复平静；老师翻开课本讲解本堂内容之前，引用一个习语来引导学生进入新课教学内容，学生感到新鲜，注意力都集中在老师身上；在遇到难点是，老师除了讲解重点知识外，还让学生讲解深层的文化知识，学生在听课期间感到无比轻松，紧跟老师思路，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解文化知识；老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本节课程，等待学生提问问题，学生则表现十分活跃，积极主动地向老师提问问题。②在身势语方面，老师在讲解课程内容时，适当的加入手势动作，学生看到老师的动作，认真听着老师讲解；老师使用精心挑选的图片进行辅助教学，学生看到精美图片产生浓厚的兴趣，认真地等待老师讲解。学会回答问题时，老师面带微笑，给予学生鼓励，学生得到老师鼓励，充满信心，自信的回答问题.。③在文化内涵方面，老师在上课之前声音洪亮的向学生问好，学生被老师的情感感染，响亮的答复老师问候；老师讲解单词时如“dog”时，并向学生讲解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西方狗还是忠实、幸运的意思。在中国文化中狗却却是贬义词，并讲授一些趣闻轶事。学生被老师讲解内容吸引，课堂内容变得充实，课堂效率提高；老师让学生朗诵单词，学生认真大声地朗诵，并和周围同学相互交流讨论，认真探讨每一个单词。

二、提高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的措施

要想提高高中学生英语口语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在阅读材料中融入跨文化知识，老师在讲授课堂知识的过程中，适时地添加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并利用西方文化知识辅助教学，鼓励学生在课外多阅读一些著名的英语作品，让学生从这些经典的作品中了解西方文化，培养英语学习的情趣，进而应用经典作品中的英语进行交流，提高口语能力。②高中英语教学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理解英语词汇的深刻含义，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认为老师讲解的知识就够了，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学习英语的途径，老师要让学生知道，课堂教学的内容并不是非常全面的，例如一个词汇就有好多种汉语意思。所以学生在课外要通过其他途径有效拓宽自己的知识面。③将跨文化知识应用到课堂内外活动中，丰富的课外活动锻炼学生口语能力重要手段，因此老师在进行口语能力教学时，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结合跨文化知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④学校可以不定期举办英语口语讲座，让学生从讲座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还可以定期举办各种英语演讲比赛，选择和跨文化相关的主题，让学生提高口语的能力。⑤组织学生看一些有文化内涵的英语电影，举办电影模仿秀活动，让学生从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感受到跨文化带来的魅力，进而提高自己英语口语能力。

三、总结

英语口语的教学不仅仅是讲授英语语言，同时也是为了交流情感、传递信息、以及文化传播。对于学生来说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这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恰当的语言应用十分的重要，跨文化交际知识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5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文化产业；外溢性；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44-03

引言

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延伸，大国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层面，更进一步体现在观念、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上。早在 1970 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1]。有学者指出，冷战后，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运用文化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认识到文化软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硬力量的合法性、吸引力、号召力。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软实力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化不只形成了今天的财富，更影响和决定着明天的经济。随着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力和文化力所高度联姻的产业形态――文化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公认的朝阳产业，是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显示着越来越强劲的软实力，文化是综合了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精神财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表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与文化的竞争力。发达国家都已经明确地将文化产业提升到民族经济复兴的重要高度上。

一、基于外溢性的文化产业发展价值

外溢性，也称外部性，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在20世纪初由马歇尔提出，指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者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况。外溢性认为任何市场活动都构成环境的一部分并将对没有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即构成正外溢性或者负外溢性。

文化产业外溢性的认知逻辑：

（一）文化产业外溢性

关于文化产业正外溢性的标准定义不是很多，一些学者结合外部性特征与文化产业的特征对文化产业的外部性特征进行了分析、阐述。Baume（2003）认为文化产品是具有为人们带来潜在和实际收益的文化产品。人类生活有重要意义，属于“优效品”，Payne在Baume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产业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探讨了文化产业的四类正外部性类型：“一是文化产业自身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活动；二是文化产业会促进互补性商品和服务类型的发展，如旅游和其他的服务性行业；三是文化增强了一个既定社区的有益品供给；四是明天的文化，主要是文化创新、文化保护及对后代的影响”。

结合上述学者关于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阐述，我们可以对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作出如下总结：文化产品是具有大量社会价值和潜在收益的优效品，但是由于文化产品综合价值的难以评估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并没有因此获得额外的经济效益，从而使文化产品给生产者创造的个人收益小于对整个社会的总收益，于是出现了正外部性，导致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需求并没有达到市场最优。

（二）文化产业外溢性的产生因素

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过程中，额外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积极价值，却并未因此获得文化产品应带来的更多的报酬，便导致了文化产业的外溢性的产生。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潜在收益，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产业能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产品具有娱乐属性和教育价值，同时还是传播政治观念、国家意志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在流通与消费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灌输给消费者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伦理的价值观念、思想。行为主体希望通过这种柔性传播的影响作用，从人们的思想深处增强对国家、政党、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同时，通过文化产品的流通、消费，还可以否定一些有碍于中国体制、国家安全的观念、思想与主张，从而达到维护中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稳定目的。

2.文化产业能优化城市综合功能，树立良好城市形象。从城市文明起源以来，城市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生活聚集地。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城市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各种复杂的系统，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城市功能，最主要的有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等功能。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城市的各种功能不断完善和优化，使之更适应人类的需要。在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城市的文化功能日益凸显，文化产业的繁荣、文化产品的丰富和文化场所的发展，加快了城市综合功能的不断优化。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兴元素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文化产业，日益紧密地和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复兴、城市升级等联系在一起，在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产业促使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市的整体魅力和社会影响力。

3.文化产业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索，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创造力是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2]文化产业是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融为一体的行业，城市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所提供和生产的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能够产生大量知识与智慧，从而形成巨大的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全面进步的“文化软实力”。

二、文化产业外溢性与建构软实力

（一）软实力的构成因子

软实力（SOFT POWER）是指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这一思想。他认为，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3]。

有学者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即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即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和推销这些价值观的时候。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即政策需要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二）文化产业外溢性在构建软实力的核心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文化产业外溢性的各种表现，而文化产业外溢性在构建软实力方面的核心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体现。

1.从国家层面上看，文化产业能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吸引和感染世界各国认同中国文化。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软实力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这种吸引力和感召力。约瑟夫・奈曾经说道：“如果它能够建立一种机制，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它所希望的那样行动，它大概就不再需要过多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和大棒。”[4]有的学者认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一个国家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魅力”。软实力尽管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但却能使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更加易于被别国接受，减少国家使用硬实力时付出的代价，增强别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重新崛起应走文化复兴之路”，“这样全世界都将会看到，中国的雄心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要以一种充满活力的，高层次的，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化来使其文明重新绽放光彩，使中国人民享受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这样的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5]因此，中国通过自身文化建设来增强自己软实力是广受欢迎、大有可为的领域。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要靠国内文化建设的发展，还要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

中国的软实力构建已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许多效果。譬如中国文化年活动的举办，孔子学院的设立等。中国文化年已在俄罗斯、法国等许多国家举办。而孔子学院的设立，据新华社报道，迄今已有123所、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促进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从区域层面上看，文化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和制度支柱，推动软实力的提升。在区域层面上，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直接诉诸心灵的方式，动员和发挥心智能量的作用来达到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依靠对内激励民众的士气，整合民众的力量，发挥民众的聪明才智，对外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包括工业技术和管理、组织技术），以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目的的能力。现代经济学分析证明，这种能力以区域文化、人才素质、公共服务和区域形象为基础。其中的区域文化，既包括具有区域特色的、静态的文化，也包括区域的文化生产力。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地位――如首都、省会城市等具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虽然是一种无形而重要的资源，而且也是区域吸引力的来源之一，但是它一般并非区域本身争取、建设的结果，而更接近于资源禀赋一类，而资源禀赋主要是作为区域硬实力发挥作用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在于：文化生产能够创造价值和获得额外收益，这是促进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文化含量具有提升产品使用价值的功能。在物质生产中，对文化进行深度嫁接，能带来产品品质的提升，文化含量与文化附加值在现代商品中越来越高。商品的构思、造型、款式等都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素养。能促使商品在一定的销售区域和层次增值走俏。文化因子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其产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越高，在市场中所实现的价值也越大。消费者所购买的不只是商品本身，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能与消费者心理需求产生共鸣的文化。具有相同使用价值和技术质量的商品，其经济价值不仅可能由于使用功能和技术质量的改进而提高，而且更会由于其附加的文化含量的不同而上升。科技、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支持力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越来越大，科技提供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与源泉。

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和价值观。各个国家独特价值观组合犹如一个社会的经济指纹，它们是破译一国经济成败的深层因子。曾是美国开发署官员的劳伦斯・哈里森在《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一文中，分析了三十年来东亚的经济奇迹和近十五年来拉美的经济变化，指出进步文化与停滞文化在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美国都以其独特价值观念组合，激发国民的创新精神，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同样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因为日本政府把精神要素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认为文化发展直接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重视文化、精神的作用是日本的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世界上的一些强国，诸如美国、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崛起，自立自强，不断超越历史的途径都要靠民族精神。

3.从企业层面上看，文化产业能推动企业发展，提升软实力。在企业层面上，软实力是指企业以直接诉诸心灵的方式，对外占领利益相关方的心灵，对内依靠运用员工心智能量以达到企业目标的能力。在企业内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组织模式、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其软实力资源，而在企业外部，品牌和服务、社会责任和企业知名度三个方面则是其软实力的资源基础。

企业软实力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力、社会责任力、企业创新力、品牌商誉力和集成整合力五方面。企业文化力是指通过企业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推动企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是企业“软实力”形成的根源。企业文化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企业风俗习惯、精神面貌等鲜明的企业特征，其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深层次力量，具有非实体性特征。

企业文化软实力作为企业综合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其根植于企业自身的文化土壤，具有明显的企业特征。这种文化软实力在企业内部体现为领导与管理机制、内部凝聚力；同时，品牌作为软实力的另一种体现，在企业竞争与发展中亦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的外溢性对建构软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层面看，文化产业能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吸引和感染世界各国认同中国文化；从区域层面上看，文化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和制度支柱，推动软实力的提升；从企业层面上看，文化产业能推动企业发展，提升软实力。

参考文献：

[1] 冯・皮尔森.文化战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3.

[2] 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5-28.

[3] 约瑟夫・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刘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85.

第6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城乡结合部 管理问题 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21-02

一、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科学管理的意义

1.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用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的方法指导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有利于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助于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序协调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

2.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城乡结合部一方面承载了传统乡村的基本特征,又同时具备了城镇生活的多种特点,加强城乡结合部的科学有效管理,不仅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国民经济作出贡献,同时能够为新农村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3.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政府在城乡结合部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快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城乡结合部管理新格局的构建,进一步提高城乡结合部管理的整体效能。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管理存在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仍然滞后。(1)流动人口多,治安管理混乱。流动性导致人口的不稳定。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不得不以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的身份出现,增加了管理难度。外来人口中有些人素质不高,又无固定职业,由于缺乏管理,各种违法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使城乡结合部成为犯罪人员的聚集地,社会治安的死角,刑事案件发生率大大高于城区。同时,由于暂住人口较多,给计划生育、子女普及教育带来许多新的问题。(2)道路拥挤,交通管理滞后。在城乡结合部内,很多道路没有与城市道路相连,无法构成完整的道路系统。再加上人员流动性大,城乡结合部经常出现道路堵塞、交通拥挤的现象。而城市交警无力去承担城乡结合部的交通管制,在城乡结合部内又没有设立相应的管理部门,长时间的道路堵塞、交通管理混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和城市化的发展。

2.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管理相对薄弱。(1)征地程序混乱,农民利益受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被城市政府大量占用,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费难以保障他们在失地后获取与从前经营土地相当的收入。城市政府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后,以高价转让给开发商,谋取巨大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利益遭到了损害。(2)经济管理失调,产业结构失衡。大部分城乡结合部在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过程中,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组织,出现了恶性竞争、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城乡结合部的第三产业,大多以房屋出租、小型餐饮和零售商业为主,少数的实业公司也只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3)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就业困难。村民们形成的传统思想观念,在城市化过程中并未彻底改变,浓厚的乡土小农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使得他们很难适应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在再就业过程中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3.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规划管理不够完善。(1)城乡结合部布局混乱,与城市总体规划不符。大多数城乡结合部在道路方面没有与城市道路进行整体规划,无法满足人流、物流、停车及消防的基本要求,排水、排污设施不成系统。受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城市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的规划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地区虽然有比较完善的详细性规划,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2)城乡结合部内违章建筑居多。房屋租金的冲击、再加上政府的拆迁补偿,使得城乡结合部的房屋越盖越高,越来越密,但房屋质量越盖越差。(3)公共基础设施少而且差。城乡结合部普遍缺乏城市基础设施,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管网线路设施不全,且布局混乱,质量差。幼儿园、小学、垃圾站、社区活动服务中心等严重缺乏。许多村落用地功能紊乱,缺少树木和绿地,生活、建筑垃圾随处可见,街道越占越窄,生态环境很差。

4.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还比较落后。(1)城乡结合部基层政权管理问题。村委会、党委会政权建设不力,在村委会和党支部进行选举时存在许多问题,如选人标准过于笼统,有些村民不能正确行使权利等,影响基层政权建设。城乡结合部基层政权组成人员普遍文化素质低,领导素质低,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低。一些基层干部的群众观念相当淡薄,群众基础较差。(2)城乡行政管理体制交错。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使城乡结合部存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不统一的问题。尽管在自然属性上城乡结合部产业非农化,居民职业构成也非农化,但在社会属性上依然将其农村部分定位为农村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和属性的不统一,导致城乡结合部行政管理权力交错,管理混乱。一方面它必须接受以管理城市为主的“区”的领导,但又没有实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它虽然是农村社区的组成部分,但大部分的劳动力转向了非农产业,许多农村政策失去了贯彻对象,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也难以进入城乡结合部地区。近年来城市政府已经介入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乡镇领导和街道管理的地域交错、职责不清,在实际工作上常常相互推托责任,很多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三、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管理的对策建议

1.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管理观念的转变。在新型的管理观念中,管理就是服务,只有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的实现城市管理。就城乡结合部管理而言,要引进“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重视对人的“改造”。管理者要急群众之所急,利群众之所需,做好宣传、说服和维稳等工作,提高城乡结合部群众对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政府发展方案要承诺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乡结合部群众的文化技能水平,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2.完善管理方式,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为了城乡结合部城市化更好的发展,需要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证等制度,让城乡结合部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确保农民自主决策、自主建设、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大胆改革创新,根据各村实际实行“一村一策”,创造性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办事,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拆除违法建设。还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使政府管理方式向民主、透明、便民、效能和法制等方面转变。

3.创新管理手段,更好的实施公共服务。(1)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重视城市整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充实城市整体规划的内涵。做好乡镇企业特色工业园区规划,确保乡镇企业合理布局。做好农村点规划工作,改变城乡结合部环境“散、乱、差”的局面。(2)建立城乡结合部居民劳动再就业体系。大力实施更加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打造就业平台,完善就业服务,加快推动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政策扶持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及技能培训网络等向城乡结合部延伸,推进城乡结合部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现代农业转移,积极促进被征地农民和下岗职工就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更具导向性、操作性的鼓励扶持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强创业培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创业活力,引导和促进更多的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自主创业增加经营性收入,带动和增加社会就业。(3)注重产业结构的提升。使城乡要素在城乡结合部区域内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真正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作用;把高效优质农业生产投入品引入城乡结合部,引导和帮助农民科学种田、精细养殖;把科技人才、科研机构和科技成果积极引入城乡结合部,开展产品研发、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协助培养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科技和创新意识,提高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综合能力,促进城乡结合部第一、二、三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以求城乡结合部协调可持续发展。(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而以居住地为主要标准,并按常住人口、暂住户口、寄住人口进行户口登记管理,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和政策调控相结合的户口迁徙制度,逐步放开城镇户口限制,积极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按照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要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2)构建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城乡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等各类保障的覆盖范围,稳步提高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加居民保障性收入,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进一步增加农民资产性、保障性收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要更加重视解决重病、残疾、孤寡、丧失劳动力等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困难,不断加大对他们的救助帮扶力度,让他们更多地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热情和温暖。(3)实施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在城乡结合部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和基本内容就是在城乡结合部打破城乡分割架构,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结合部二元结构体制,取消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农民改为居民,村委会改为居委会,集体经济改为股份公司,土地村集体所有改为土地国家所有,实施单一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区。(4)完善城乡结合部土地开发管理机制。政府首先应对地方政府的征地权进行必要和适当的控制,使政府征地权的行使建立在为公共目的的基础之上,而对非公共目的使用集体土地则应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次,无论公共目的用地还是非公共目的用地,均以农地非农化市场价格定价;第三,要建立公开竞争的土地有形市场,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土地价格,以纠正价格扭曲和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损失。

[项目资助: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FIB060370);河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7);河南师范大学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08062)]

参考文献:

1.冯小英.城乡结合部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J].城乡建设,2006(2)

2.付加锋,宋玉祥.城乡结合部的问题与对策[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2(2)

3.李世峰.大城市边缘区的演变机理与发展策略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第7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国内外对于葡萄酒旅游的基本定义是“对于旅游者来说，旅游的目的主要是游览葡萄种植园、葡萄酒酒庄、参加葡萄酒节以及品尝和体验本地区葡萄酒品质为目的的葡萄酒展示活动。”

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葡萄酒旅游应当定义为一种与葡萄酒及葡萄酒相关产品为主要旅游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葡萄酒、美食、旅游以及艺术是葡萄酒旅游的核心产品。

二、中西方葡萄酒文化

（一）宗教神话

除中西方葡萄酒发展历史不同之外，宗教神话的不同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因为葡萄酒是酒精饮料，所以适量饮用会让人兴奋喜悦，大量饮用则会心智狂乱。因此，《圣经》中推崇信徒引用葡萄酒，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则严格禁酒，佛教也严格禁酒，但是中国的道教却不反对饮酒，只是反对酗酒而已。

西方葡萄酒文化受到宗教神话影响深远，但是对于中国葡萄酒文化而言，则影响不大。所以在中国的葡萄酒旅游地往往会出现教堂之类的建筑，或者是借助建筑等来强调自身与西方尤其是法国葡萄酒文化之间的关联。例如云南弥勒红酒庄就建有法邑基督圣恩教堂，为了强调其与法国传教士两百年前带来的法国葡萄品种的关系。毕竟葡萄酒属于舶来品，所以这种模式的葡萄酒旅游实际上也是在模仿西方文化。

（二）饮食文化

西方较开放和个性化，并且因为其自由的游牧和还想文化，都对葡萄酒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肉、蛋、奶是西方饮食结构中主要成分，葡萄酒可以帮助其中的高脂肪和蛋白吸收，适量饮用可以降低高血压、血脂等问题的出现。所以葡萄酒成为佐餐必备。因此西方饮食文化带领着葡萄酒发展壮大，所以西方人对葡萄酒颇有研究。更加注重品酒的过程。

中国作为农耕国家，自给自足。尽管已有上千年种植葡萄的历史，但是因为葡萄酒从西域传入，所以被称作“胡酒”。所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以及白酒文化的作用下，形成了特殊的中国葡萄酒文化。中国的饮食结构较为合理，所以酒只起助兴作用，并非每日必备。此外，中国价值观倾向于集体主义，所以酒的作用是用来烘托气氛，但是葡萄酒却是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所以无法达到白酒烘托气氛的目的。并且价格较贵，一般聚会不会采用， 这些都是葡萄酒在中国发展的阻碍。但是近年来因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深入，并且处于养生角度，中国对于葡萄酒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三、中西方葡萄酒文化旅游的区别

因为葡萄酒起源的原因，所以西方葡萄酒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因为西方葡萄酒庄的灿烂历史文化。并且法国是世界公认的葡萄酒王国。以法国为例，法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葡萄酒文化，可以说法国的宗教、政治、文化、艺术、生活都离不开葡萄酒。法国的葡萄酒庄文化源于教会，有修道院的地方就有葡萄园，这些葡萄园的存在已经上千年，具有浓厚的宗教以及历史沉淀，所以后来人们说，喝法国葡萄酒能够体会到身处天堂的感觉。因为这种深厚而文化积淀，去法国葡萄酒庄旅游的人们能够感受到历史沧桑轮回，从而加深对葡萄酒精髓的理解。这些体验也许只是因为那些存在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堡，也许是那些与庄园年龄相同的葡萄老树，也许只是古老的手工作坊。拉菲庄、拉图庄、玛哥庄、红颜容庄以及木桐酒庄这五个庄园是法国最为具有代表的酒庄，这些酒庄要么是具有伟大的历史，要么是出产宫廷用红酒，或者是出产最为顶级的葡萄酒，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让旅游者震撼和敬仰的原因。即便不去这五大酒庄，其他不太出名的酒庄也肯定都拥有自己与生俱来的传奇故事。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葡萄酒旅游仅仅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且发展缓慢，近几年才开始稍作提速。尽管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已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从葡萄酒旅游的目的地――葡萄酒庄来看，历史最长的张裕葡萄酒庄也不过是19世纪末建立的，到目前为止只不过有100多年历史。并且葡萄酒旅游也只不过近年来才开始发展，所以中国的葡萄酒庄并不具有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中国的葡萄酒旅游自然没有西方国家的历史韵味。葡萄酒庄的建筑园林设计上一般是采用欧式园林景观，例如张裕；或者是像云南红酒庄一样是融合中西的风格。在葡萄酒旅游的游览中，游客一般只是走马观花般参观酒厂、酒窖以及文化中心，然后就被带进了葡萄酒销售中心，这个过程太过简单，游客并没有真正理解葡萄酒文化，酒厂也侧重葡萄酒销售，所以导游讲解时候都只是介绍葡萄酒的相关常识以及本酒庄的企业文化，对于葡萄酒的历史很少讲解，导致游客没有获得全方位的体验，没有深刻地印象。

第8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朋友文化――温暖世界的精神食粮

文以酒生辉，酒以文成趣，文化赋予了酒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高度认同感；这种高度认同感赋予了酒品牌的市场价值。“卖酒就是卖文化”，这句话已被业内人士广泛认同。但是，如何定位产品的文化和提升产品文化成为青酒面临的又一艰难的抉择。白酒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此，青酒高度挖掘白酒的社会属性和功能，以中国传统的社交、友情等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文化――“朋友文化”。

酒文化是一种历史赋予的价值积淀；这种积淀必须表现为一种品位和流行时尚，才会对白酒的品牌价值有实质意义的拉动和提升，才会与这个时代形成和谐的共鸣，从而得到消费者高度的认同。

21世纪是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交往越来越少，人情变得愈加冷漠，友情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人们渴望友情，呼唤友情。

从中国春秋时期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到当今流行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从中国已成为世界的礼仪之邦可以看出，无论是我们的先祖还是不断拼搏的当代人，无论是国际交往还是简单的朋友情谊，都彰显出了友情文化和社交文化的社会功能。

青酒正是抓住了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精心打造的朋友文化，并率先启用明星代言，推出了“朋友”系列广告，以刘青云憨厚诚实的形象，加上其在演艺界有口皆碑的声誉，将青酒的文化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喝杯青酒，交个朋友”朗朗上口，简洁明快的广告语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无论是朋友相会还是同学小聚，无论是职位升迁还是大小喜事，但凡都会以酒助兴，大家在一起或豪饮或小酌，即使不会饮酒者也会以茶代酒或以水代酒，推杯换盏间人们都会端起酒杯，话语祝福，“喝杯青酒，交个朋友”成为最好的问候与祝福，成为朋友间最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语言，不仅使青酒的朋友文化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流行语，更使得青酒的品牌文化得以最大化的提升。

随着青酒朋友广告在各大媒体的频繁上镜，“喝杯青酒，交个朋友”传遍了大江南北，温暖了这个时代，唤起YAWl7对情感的珍视，掀起了青酒市场的一次又一次的热销狂潮，拉动青酒营销市场在这个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一路狂奔，使青酒成为了大家聚会、庆祝的首选白酒产品。从而让青酒迅速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的后起之秀，并表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连续10年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成就了一个中国白酒企业陕速飞翔的梦想。

洞藏文化一讲述青酒远古的传奇

青酒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有着过硬的品质，个性化的包装，更多的是依托青酒的品牌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青酒高层深切的感受到，仅仅依靠单一的品牌文化是难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为使企业迅速的走出这一窘境，公司深挖历史，率先提出了洞藏文化的新概念，并将洞藏文化与朋友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品牌文化内涵。

青酒产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贵州镇远，这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空气氤氲，为白酒的酿造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据史料记载，这里也是中国洞居文化较早的地方，这里的洞居历史可以追溯到i000多年前，那时的先民就有着古法酿酒和山洞藏酒的历史，今天，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先民古法酿酒的影子，依稀可以嗅到那香醇的酒香在美丽的舞阳河畔的芬芳；

为全面实现产品和品牌文化的顺利升级，公司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洞藏基地，开发出了洞藏青酒系列产品，并将地方原生态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产品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洞藏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一种传统工艺的延伸，它充分的利用洞里的恒温状态，加快了白酒的老熟和醇化，使白酒中有益微生物衍生加快，从而使酒体更加香醇，青酒的洞藏基地年存酒能力达10000余吨，这样规模宏大的洞藏基地在中国绝无仅有，而其工艺与法国的白兰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007年，青酒的洞藏青酒酿造工艺顺利的入选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青酒洞藏文化全面提升的一个契机，是青酒品牌文化全面升级的助推力量。与此同时，青酒新的广告洞藏文化篇应运而生，新的广告不仅向受众传递了一种全新的品牌文化，更是传递了一个远古的传奇。

新的品牌文化势必成为新的增长点，也势必会拉动青酒销售市场的全面飙升，青酒凭借新的品牌文化，凭借新颖的包装和良好的品质，迅速成为白酒市场新的焦点。

酒乡好酒――青酒传统的血脉

贵州是中国传统的酒乡，在中国有着云烟贵酒的说法，在纷繁的白酒市场，尽管白酒品牌琳琅满目，无以枚举，但贵州酒依然凭借其悠久的酿酒历史，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和过硬的品质使贵州白酒深受消费者好评，青酒更是保持着较快的发展趋势，并迅速成为贵州省第二大白酒产销企业，2007年被贵州省省委、省政府列为贵州省重点白酒生产企业。

第9篇：酒的文化和历史范文

【摘要】云南是优秀的葡萄与葡萄酒产区，也是旅游、文化大省，本文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从论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最具备产业融合发展时代特征的战略性产业入手，分析了葡萄与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探索创新等促进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对策。

【关键词】葡萄与葡萄酒；旅游；文化；融合；对策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1.011

近年来，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十分迅猛，作为一种朝阳产业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旅游文化产业也充满活力、方兴未艾，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那么，有着朝阳产业称号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和起着龙头作用的旅游文化产业能否融合发展？二者怎样融合发展？下面，笔者以云南省为例，谈谈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同仁。

一、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产业特征分析

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一个高度复合的产业，和农业、工业、服务业、文化业（也被称之为第四产业）关联度高，与四大产业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就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开始破题。2015年6月，在第二届中国葡萄酒论坛上，中国酿酒大师、山东滨州医学院刘树琪教授首次提出“葡萄酒+”，来论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问题[1]。

笔者认为，“葡萄酒+”实质上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向其关联产业融合、延伸。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高，向其它产业渗透力大、融合速度快、延伸能力强，极易形成葡萄酒旅游、葡萄酒养生健康、葡萄酒体验休闲等新的产业业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成本低、效率高，而融合出来的新产业具有高成长、高效益、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之特征。因此，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本身不仅是关联性极强的产业，也是绿色、生态、高效和成长性极好的产业，这是它与其他产业融合的基础。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延伸到不同的产业领域内，以不同的演进方式，形成富有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新业态，最终将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直接促进行业变革升级，激活一个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构架出融合型的产业新体系。

其实，所谓的“葡萄酒+” 即是指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和其他关联产业的融合。它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更进一步分析，这种融合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工业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最大化为中心，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为基础，依托与多个紧密关联产业之间的融合，形成相互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和互补关系的新型产业形态。当然，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还可以将“葡萄酒+”理解为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产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产业关联度高、融合能力强、具备高成长、高效益、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才能成为融合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完全具备这些特征，其他关联产业可以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为依托进行产业间的融合，引发新业态的形成和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所以，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完全能够成为融合某个关联产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看，“葡萄酒+”不仅反映了葡萄酒业与众多产业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联性，而且反映了葡萄酒业与众多产业之间融合的可能性，既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础，又拓宽了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围和空间。从实践上来看，实施“葡萄酒+”战略，让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作为基础和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发展，就能够优化市场结构、促进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复合产业，实现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葡萄酒+”的这些特征和作用，也决定了葡萄与葡萄酒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具备产业融合发展特征的战略性产业。

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最适宜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间能否融合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是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关系紧密，高度关联，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葡萄酒、旅游都是人类历史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葡萄酒、旅游离不开文化，更进一步说，文化可以当之无愧的成为葡萄酒、旅游的灵魂，是文化把葡萄酒和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必须有载体，例如葡萄酒、旅游等其他能够物化承载的东西。刘云山同志在2010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上指出，一次难忘的旅游，必定是一次文化之旅、精神之旅，时刻都在触摸着文化的脉搏、感知着文化的神韵、汲取着文化的营养[2]。这是对葡萄酒文化、旅游文化则是最好 的诠释。

自古以来，葡萄与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相生相伴，形成了葡萄酒旅游和葡萄酒文化。有史记载 ，人类最早发现葡萄酒是在山野中结伴游玩时 发现的，漫山遍野的野葡萄藤下散发出芬芳的酒香，这就发现了最早的自然发酵的葡萄酒。后来就有了葡萄酒文化。看来，葡萄酒文化的传播者是葡萄酒旅游者，葡萄酒旅游的根本动因就是文化需求，葡萄酒旅游的核心资源在于文化资源。通过葡萄酒文化来促进交流沟通、获得精神愉悦、审美享受是旅行者出行的最大动机。从目前情况来看，葡萄酒旅游过程实际上是葡萄酒文化的体验和享受过程。葡萄酒旅游拥有文化底蕴和内涵，就会魅力无穷，一旦失去，就会索然无味。一言以蔽之，葡萄酒旅游活动是一种高品位、综合性的葡萄酒文化体验活动。

从国内外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来看，现代葡萄酒旅游的第一资源一定是葡萄酒文化资源，旅游的最基础要素在于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品格和文化环境。一个葡萄酒产区要实现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业融合发展，一定离不开葡萄酒、旅游、文化这三大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独特的元素来支撑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就云南旅游来看，云岭高原上的高山大川孕育了云南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高原水城丽江、风花雪月”的大理，千姿百态的元谋土林，“香格里拉”― 中甸的神奇，世所罕见的“三江”并流，孔雀曼舞的西双版纳、江狭水凶的虎跳峡……云南旅游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绝无仅有，弥足珍贵。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多元化综合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已经吹响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进军的号角。因此，地处大西南的云南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独一无二，为云南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提。

从云南葡萄与葡萄酒来看，在这神秘的云岭高原，培育了我国海拔最高的特色葡萄产区-大香格里拉，产生了中国的ROSEHONY（玫瑰蜜），俗称“云南红”，云南自然成为中国葡萄酒的摇篮。目前，云南已经把葡萄酒产业作为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重要战略产业重点扶持，云南葡萄酒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葡萄园和酒庄建设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品牌优势。这是云南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

就云南文化底蕴来看，“彩云南现”给神秘的云岭高原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地理地貌、历史变迁、民族分布都很特殊，尤其是多样的民族文化让人们感觉到云南的神奇瑰丽。神秘的云岭高原孕育着多元化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推动着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云南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

综上所述，文化底蕴深厚的云南已经具备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作为一个边疆、山区、多民族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省份，推动云南经济的跨越发展，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施“葡萄酒+”战略，推动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促进葡萄酒旅游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在众多可以作为产业融合依托的产业中，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产业融合的最好的基础产业，这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认可。在国外，美国纳帕、法国波尔多等国外产区，因葡萄酒而形成的葡萄酒旅游文化这一复合业态超常规发展是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3]，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数以亿计的旅游者来到这里的葡萄酒产区参观葡萄园与酒庄美景，品位鉴赏体验葡萄酒文化，为当地带来了很多的财富和人气。

在国内，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如火如荼。近年来，国内葡萄酒旅游文化产业伴随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到葡萄酒产区去旅游体验葡萄酒文化蔚然成风，葡萄酒旅游文化活动呈现出井喷增长的态势。今年以来，作为我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国际葡萄・葡萄酒城烟台大力实施“葡萄酒+”战略，推动葡萄与葡萄酒与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局面，实现了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目的。据统计，今年国庆期间，仅烟台蓬莱葡萄酒庄旅游人数达到上万人次。截至目前，2015年蓬莱葡萄酒文化旅游突破10多万人次。今年来烟台进行葡萄酒旅游的海内外游客将超过千万人次，旅游收入将达百亿元[3]。烟台的实践证明了葡萄酒产业融合旅游文化产业的巨大魅力。国内的葡萄酒企业张裕公司、君顶酒庄、云南红酒业公司等运用“葡萄酒+”，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来客和不菲的综合收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内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说明葡萄酒同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大有潜力可挖。因此，葡萄酒产业要取得持续发展，必须要与旅游文化深度融合，而旅游文化产业的腾飞同样要融合于葡萄酒产业之中，达到互补互促的效果。

我国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开发葡萄酒旅游文化市场的，运用“葡萄酒+”，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融合发展刚露端倪。在国外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早已开展，比如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葡萄酒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成熟的旅游模式[4]。葡萄酒原产地欧洲联盟主席卡尔巴斯特表示，葡萄酒旅游繁荣的秘诀之一，就是要重视其背后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他说：“葡萄酒是很多国家、城市历史长河的一部分，而每个城市的历史都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应当发掘自己独特的葡萄酒历史和文化[5]。”

文化是葡萄酒的灵魂，更是葡萄酒旅游的依托。国外许多著名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以法国的波尔多等地为例，当地在推广美酒的同时，会把一些看似关联度不高的元素整合在一起，例如在旅途中融入酒的历史、品牌等知识介绍[5]。这样的旅游规划叫做“配套服务”，而这一点正是我国在葡萄酒旅游上的短板。葡萄酒旅游文化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品牌故事、独特的资源及配套服务。品牌故事包括一款酒名字的来历，独特的资源是指每个酒庄背后独一无二的故事，例如不同的葡萄品种和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制作工艺等，旨在调动消费者的兴趣。与旧世界葡萄酒国家差异最大的旅游要素在于我国的“配套服务”还不够完善。

正是品牌、独特的资源、配套服务这些独特的元素促使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之间产生了诸多的必然联系，让其融合更为顺畅、高效。可以说，没有美酒就没有一种良好的旅游文化氛围。旅游者似乎离不开葡萄酒与文化，而葡萄酒和文化也似乎离不开旅游者，没有旅游者的青睐体验，再好的葡萄酒也难以成为美酒，再丰厚的葡萄酒文化也无法张扬。旅游者之所以对葡萄美酒情有独钟，并不仅仅在于葡萄酒本身的风味，更在于葡萄酒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于旅游者对葡萄酒文化内涵的高度追求，才使旅游与葡萄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文化才是旅游与葡萄酒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不仅是最完美的结合方式，也是业态创新的最好途径。

三、促进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和旅游文化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葡萄酒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这一旅游过程实际上是文化的体验和享受。“葡萄酒+旅游+文化”之所以成为葡萄酒与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基本模式就在于此。那么，我们如何做好“葡萄酒+旅游+文化”这篇大文章，促进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洋为中用

向国外葡萄酒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学习融合发展的经验，洋为中用。只有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拿来为我所用，才能少走弯路，加快融合进程。目前，在国外葡萄酒业发达的国家，葡萄酒旅游业搞得相当出色，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业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国外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业融合发展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葡萄酒旅游已经涵盖了旅游活动的重要部分，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为葡萄酒业和整个社区以及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收益。据澳大利亚制酒业联合会预测，每年通过旅游文化活动和酒窖直销给酒业带来的直接效益在4至5亿澳元之间。以维多利亚一个州为例子，该州葡萄酒旅游的每年总收入就达1.85亿澳元，其中大约0.7亿澳元来自酒窖直销[6]。

再比如法国、意大利、美国、南非、摩尔多瓦等国。这些葡萄酒生产国为了扩大本国葡萄酒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且提高本国葡萄酒产品市场占有比例以及销售量，就把旅游文化业与葡萄酒业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以葡萄酒业丰富和提升旅游文化业的内涵和吸引力，用旅游文化业来带动和促进葡萄酒业的稳步发展。当然，国外在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上，特别注重葡萄酒环境创新、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新的旅游文化业态培育以及整体规划等等。国外的一些经验表明，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一定要做好葡萄酒旅游文化环境创新、葡萄酒旅游文化产品开发、 新的旅游文化业态培育、推广好葡萄酒旅游文化。对于我国发展葡萄酒产业文化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云南来说，要很好地学习借鉴，做好葡萄酒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规划。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实施“葡萄酒+”，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的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打造葡萄酒旅游文化形态，彰显葡萄酒旅游文化的魅力和风采，才能真正促进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古为今用

在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上，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古代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等资源，可以很好的古为今用，使我们的葡萄酒旅游业文化发展的更加完善。云南具有悠久灿烂历史，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资源，如，云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历史悠久，农耕文化灿烂文明，具有以包容和谐为最大特征的云南农耕文化，如能运用“葡萄酒+”，促进葡萄酒、旅游和农耕文化深度融合，即实施“葡萄酒+旅游+农耕文化”战略，把云南高原的葡萄酒庄变为融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文化休闲体验及旅游于一身的复合体，让它们尽情发挥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特色，让来云南的旅游者在遍布葡萄园的山野与彰显古今中外特点的各种各样的酒庄建筑之间徜徉，在葡萄园采摘葡萄与酿造美酒中体验，在葡萄美酒与琴棋诗书画之侧鉴赏，尽情畅享彩云之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的休闲情趣[6]，那么，结合古老的云南农耕文化，让葡萄酒旅游与云南农耕文化深度融合，即通过实施“葡萄酒+旅游+农耕文化”战略，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古为今用”的目标，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此外，云南是开埠较早的省份，开埠文化历史悠久，要紧紧抓住这些厚重的开埠文化史实，实施“葡萄酒+旅游+开埠文化”战略，充分将开埠文化与旅游及百年葡萄酒历史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建设云南红葡萄酒文化博物馆、历史风情街、历史建筑遗存和各种文艺形式、传媒，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赋予新的时代气息，把葡萄酒与旅游及开埠文化深度融合，让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葡萄酒、旅游相辉映，张扬葡萄酒旅游文化的丰厚底蕴，显示葡萄酒的文化张力，大大提升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的品质，增强吸引力，扩大影响力。

（三）探索创新

由于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业的融合发展在国内还是发展中的新事物，在发展中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亟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相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葡萄酒文化的推广、葡萄酒业的健康发展，葡萄酒旅游文化业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并将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收入增长点，甚至是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所以，我们必须充满自信，必须结合国情、省情，运用“葡萄酒+”，必须自我探索、摸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之路。

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决不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运用“葡萄酒+”，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固定的模式可循，必须以自我探索为主，结合国情、省情以及产区实际，摸索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省情、符合产区特色的葡萄酒旅游文化运作模式，并精心培育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旅游文化产品。换言之，运用“葡萄酒+”，促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就是要以葡萄种植和葡萄酒消费为基础，以葡萄酒文化体验为主题，以酒庄为依托，融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节 事旅游、会展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于一体，互相促进，协调发展[6]。当然，具体产品的开发应当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形成类型多样、多层次的产品体系。近年来，云南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七大葡萄产区之一，云南的多个子产区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弥勒产区种植的特有葡萄品种“玫瑰蜜”、“云中舞”，迪庆高原产区的有机葡萄园及赤霞珠干红、冰红酒，楚雄的早熟鲜食葡萄等。因此，必须结合云南葡萄酒产区的这些实际，创新思路，自我探索。如结合“玫瑰蜜”文化，即十八世纪中叶，年轻的法兰西传教士来到云南，在香格里拉的茨中坝子，种下了第一株来自法国的古老酿酒葡萄，于是有了云南红。1904年来云南南部修筑滇越铁路的法国人在铁路沿线车站院落里栽培了许多酒葡萄，成为云南高原最早的“玫瑰蜜”酿酒葡萄园；围绕这些文化历史，可以编撰一些葡萄酒的故事、小说、电影、电视剧等，还可以围绕这些历史整理出版一些经典性书籍，编撰云南葡萄酒史志，使之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结合云南多民族（26个）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的特点，开发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节典、婚恋、丧葬、礼仪、生育、图腾、语言、宗教、文字、禁忌、审美，把这些个性鲜明的文化链与葡萄酒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把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页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与葡萄酒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既增加了云南葡萄酒旅游的文化内涵，又能够围绕这些开辟新的葡萄酒旅游文化景点（产品），从而给旅游文化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业的大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把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作为产业融合的基础，高度融合旅游、文化产业，就一定能够推动云南的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够促进云南葡萄酒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从而形成以葡萄酒产业为基础、旅游为龙头、文化为支撑的葡萄酒旅游文化融合发展新格局，整体上带动云南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目前，葡萄酒产业与旅游文化业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云南葡萄酒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才刚刚破题，产业融合的经验不足，融合进程中困难不少，有些问题亟待解决。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乘当今世界产业融合的东风，更好地实践运用“葡萄酒+”理念，大力推进葡萄酒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就能够促进旅游文化大发展，促进葡萄酒业快发展，实现云南“旅游文化q强省之梦”的共同梦想。

参考文献

[1]韩永奇，刘世松.开创中国葡萄酒的美好未来――2015中国葡萄酒论坛综述[J].中外葡萄与葡萄酒，2015（4）：60-66.

[2]刘云山.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2010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的主旨演讲[N].光明日报，2010 -03-21（1）.

[3]刘树琪.葡萄酒产业密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90.

[4]韩永奇.张天良之经营智慧[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56-62.

[5]李鹊.葡萄酒旅游重在文化中外配套服务差异大.[N].国际在线，2014-08-01（2）.

[6]韩永奇，刘世松.2015年我国葡萄酒产业将进入新的发展平台[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5（6）：45-48.

Study 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Wine Industry and TourismIndustry around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HAN Yongqi

（College of Viticulture & Enology，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tai264003，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