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意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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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调其现代意识，这不仅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更是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自身需求。当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现代艺术实践发展迅速，陈旧落后的思维体系是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的。民族音乐理论是指导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思想，民族音乐理论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因而，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观念，坚持与时代同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对民族音乐理论进行完善与升华，这样才可以保障当代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先进性，为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我们加以继承与发扬，使得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能够得到肯定与发展，这样就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为我国广大的人们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建设。

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以及文化因素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对于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困惑的时期。当前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于实践，脱离了实践，对于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方式，如新民乐、新民歌、后现代主义音乐、先锋派音乐等，这些新的音乐方式的出现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者走向社会，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文化活动时，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矛盾的时期，既要对传统的理论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又要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指导，二者之间显示出一种矛盾的关系，因而民族音乐理论该如何向前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三、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尤其是文化艺术的理论，文化艺术本就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其相应的指导理念也应当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发展，当然，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是不可抛弃的，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应当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现实的基础上，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得到全方位的拓展，以科学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的开展才会促进实践的科学发展。因而，为了保障民族音乐理论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指导作用，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保障其先进性，这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现代意识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是人们对于新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思想。现代意识不是独立的存在，其有对于传统的接纳，同时又有对于传统的否定。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能够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考体系，能够指导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科学开展。虽然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具有科学性，但是由于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也会对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代意识会不断发生改变，指导着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开展。

四、结语

第2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主要聚居在湘西北地区。湘西古代邻近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厚的巫医文化色彩。笔者主张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客观看待巫医文化，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与存在形态分类，并从心理内涵、医疗效果等方面客观评价其当代价值，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关键词 民族医药；巫医文化；湘西；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资助：湘西民族医药资源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传承开发策略（编号：2012ZK3014）。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没有文字做载体，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都带有浓郁的巫医文化色彩，在医学强调循证、科技、理性的今天，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非常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研究和保护。我们认为，民族医药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它的文化性非常强，抛开特殊的文化内涵后，民族医药研究将是无水之源、空中楼阁。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1湘西少数民族巫医文化的源流

1.1中国先秦两汉巫医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巫术是人类对自身力量在幻想形式下的一种想象的补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早于宗教，对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全世界性的信仰，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先秦是中国巫术的兴盛期，巫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3］，他们掌握天文、历法、医药等，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巫在祈祷禁咒治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最早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巫咸”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能沟通人神而用药治病。《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一般认为巫彭为商代巫医。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之名屡见，风疾、痛疾、疟疾等病名丰富。先秦是巫文化的兴盛期，但是到秦汉时期巫文化式微。

中国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经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当时的“六不治”之一，说明战国时医学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独立的科学。汉代《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理性科学时代，但在书中还残留有一些巫术观念，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篇》和《灵枢·邪发梦篇》都有占梦色彩，以梦论病。《移精变气论》更是推崇类似禁咒巫术的“祝由”法治病［4］。但秦汉时巫医文化已经迅速衰落，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可见一斑。

1.2巴楚巫文化对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影响湘西自古毗邻巴国、楚地，湖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苗”、“九黎”及后来的“荆蛮”，包括楚族和苗、瑶等民族。巴楚文化充满巫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祀”。一直到《旧唐书·刘禹锡传》仍提到刘禹锡在任朗州（湖南常德一带）司马时，当地“蛮俗好巫，每祀鼓舞，必歌俚辞”。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记载苗人“病不服药，祷鬼而已”。近代学者龙长顺认为湘西神巫文化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崇拜，至今侗族、苗族、土家族等百姓家里供奉的神龛仍然五花八门，巫医一体现象很常见，如花垣县著名苗族医师龙玉六老人就是几代相传的巫师。湘西神巫文化是湘西人民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虚幻的外衣下内含科学文化的某种属性和些许真理色彩［5］。湘西土家族巫师有“梯玛”、“端公”等，土家人凡遇精神恍惚、久病不愈则请梯玛杀羊为祭，作法解邪［6］。田华咏研究了土家族歌谣“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梯玛神歌保存了土家族医药文化，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

2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形态

巫术曾是一切原始民族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原始人知识、力量的不足产生生存的恐惧和困扰，因此巫术作为替代行为可以令紧张的情感发泄，巫术体现人类思维早期情感因素往往压倒理智因素［9］。

2.1巫术形态分类法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三章“交感巫术”中将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触染律。模拟巫术认为“同类相生”，类似中国人的取象比类思维。接触巫术认为物体一经接触，中断联系后仍能远距离起作用。另外巫术也可以分为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湘西巫医文化这几种分类模式都有所体现。

2.2湘西巫医文化的几种形态①祭祀：如湘西苗族每隔几年都要椎牛祭祀，“吃牯脏”，目的是乞求祖先保佑子孙昌盛发达，祭典中有崇拜泥土或面粉捏成的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属于模仿巫术。②占卜：苗巫占卜的方式很多，铜钱卦、木棍卦、水卦、蛋卦、鸡卦、蜘蛛卦等五花八门，蛋卜是将煮熟的鸡蛋在人身上滚动，最后切开鸡蛋去除蛋黄，看蛋白上是否有黑色阴影，以判断病人是否被鬼祟缠住，后来发展成民间疗法中的“蛋滚疗法”；土家梯玛占卜有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占卜法，用的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广泛用于丧葬、驱鬼等仪式中。③驱邪：湘西土家人认为最凶恶的邪鬼是“麻阳鬼”，麻阳鬼缠身则神魂颠倒，哭笑无常，即“中邪”“失魂”，需请梯玛巫师施法捉鬼，保靖县一带通常请梯玛杀猪宰羊，驱邪除恶。规模大的需踩“地刀”或上“天刀”，小规模的仅杀羊为祭品。④克毒：湘西苗族放蛊之说盛行，因而有相应的克毒疗法，放蛊属于黑巫术，接触巫术，苗女养蛊害人之说自古就有，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即记载了百余毒虫相啖存一的造蛊之法，近人研究湘西蛊毒病后认为克毒药物为止血、止泻、利水、解毒等药物，咒语法解毒为心理、精神疗法，克毒是利用物物相克之理治病，如苗医治疗蚂蚁症（蚁毒侵体）时用穿山甲粉末酒服，因为穿山甲是蚂蚁的克星［10］。

3湘西巫医文化的当代价值审视

3.1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基础巫术的基本文化功能是强化主体的自我价值，赋予主体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巫医禁咒治病的方式是对患者进行祛病意识的强化，这是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意识不发达的时代或群体中，以强化情感思维的方式增强对病愈结果的期待。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和知识永远存在，人总是面临某种自然力量的压迫，因而巫术有抚慰人类心灵的心理功能。这也是巫医现象尽管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依然存在的原因。

3.2湘西巫医文化的合理内涵

3.2.1巫医文化的精神核心是珍惜现实，积极求生湘西地势险峻，秦汉以来人口很少迁徙，与世隔绝，少数民族自古生存条件恶劣，因此往往性格剽悍，富于求实精神。湘西人民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没有受到佛教来世说、道教降神驱魔等思想的影响，对神鬼不是一味的顺从敬畏而是积极掌控，充满斗争精神。现代疾病治疗理论也认为患者积极的求生意志对疾病的向愈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3.2.2巫医的神秘色彩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巫医现象存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些民族医师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治病方法，其间也有用所谓巫术的时候。如土家族医生治疗骨鲠卡喉的化水疗法，看似神秘，效果却得到当地百姓肯定，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巫医的神秘性越强，老百姓对他的崇拜感、信任感越强，客观上加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治疗的开展。

3.2.3巫医文化背后心理疗法的辅助作用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例如湘西苗族巴代文化认为“巴代”是善用草药、起死回生的人物，巴代有巫医的职能，治病时不仅治身，也注重治心，跌打损伤、咽喉梗阻等小病小伤用神咒法水，严重的疾病用草药医治［11］。应该说神药两解是民族医药中心理-药理疗法的综合运用。

3.2.4巫医治疗方法背后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湘西土家医在治疗惊症时，对乌鸦惊（患者双手伸直颤动，口张如鸦叫，眼睛直视）的治法是用火枪中的火硝末冲开水服用［12］。火枪能射鸟，表面看是模拟巫术，有相似律意味，实际上《本草纲目》里已有火药、硝石作为治病药物的记载。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与科学精神最为接近，因为它们都相信自然是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的，因此原始巫术包含后世科学的发端。

3.3巫医文化的未来湘西巫医文化是在先秦两汉中国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秦汉之后湘西人民迁徙较少，文化闭塞，中医、西医文化也是在晚清时才传入湘西。巫医文化形成后长时间内变化很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发现的重要步骤，巫术仪式有强大的聚众效果，能有效组织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巫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作用。湘西巫医文化是湘西民族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我们应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巫医现象存在的原因，客观宽容地对待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部分。随着医学科学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医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可能长期局部存在。予以理解，顺其自然，是目前对待湘西巫医现象、神药两解现象的最好态度。

参考文献

［1］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6.

［2］J.G.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8.

［3］何平立.略论先秦巫史文化［J］.上海大学学报，1993，（3）：70.

［4］战佳阳.巫术在《黄帝内经》中的一些遗痕［J］.中医文献杂志，2014，32（2）：4.

［5］龙长吟.再论湘西神巫文化［J］.湖南社会科学，1991，（6）：38.

［6］游俊.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略论［J］.吉首大学学报，1991，12（4）：64.

［7］田华咏.“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医药文化解读［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6（6）：10.

［8］萧成纹.论侗族医药民俗文化与养生保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1（11）：60.

［9］译.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66.

［10］杜江，杨惠杰.苗医克毒疗法概说［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7（7）：36.

［11］王文明，易宇.湘西苗族巴代文化的构成与特点［J］.怀化学院学报，2014，33（2）：1.

第3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新疆 少数民族大学生 网络时代 文化反哺

一、文献回溯与问题提出

1.“文化反哺”的国外研究

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是究青少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反应。

传统的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即父母、老师和其他教育机构作为施教者，青少年作为受教者，接受父母或老师关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这是因为父母与老师是传统知识与权威的代表，一个新的社会成员若要能够在已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存下去，必须向这些传统权威与传统知识的代表者学习基本的言行思维的标准规范。但当社会出现剧烈的变迁，这种文化规范的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就会受到冲击，从而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

人们对“文化反哺”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传承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又有晚辈向长辈提供最新的信息与生活模式，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可以为长辈指点迷津，提出建议与意见。1968 年，贝尔发表《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1970 年，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理论，指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而且后喻文化也成为新时代的一种基本文化传递模式。”同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克在其著作《美国的返青》中提出“第三意识”理论，指出“年长一代应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学习进行再教育”，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1986 年，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指出：“后喻文化影响下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这一取向首先是基于对同喻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化教育的批判”。

2.“文化反哺”的国内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将上述国外论著译介到国内，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此开始，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1988 年，周晓虹先生发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至此国内开始了有关“文化反哺”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1）研究“文化反哺”的内容与表现。例如：陈正良《“文化反哺”现象及社会意义探析》（《宁波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白显良《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研究“文化反哺”的成因。例如：刘浩《青年文化反哺现象及对策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年第1期）；弓丽娜《现代社会青年文化反哺的新趋势》（《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3期）。

（3）研究“文化反哺”的社会意义。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7期）。

（4）研究“文化反哺”与学校教育。例如：雷维运《从伦理角度看文化反哺对师生关系的结构与重构》（《大众文艺》2008年第6期）；吴小红《从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学与管理》2011年第8期）。

（5）研究“文化反哺”与家庭教育。例如：杨立《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研究“文化反哺”的引导。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7期）。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从教育方面的、亲子代际方面的、以及一些概括性研究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青年文化反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新疆是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他们的民社族会心理、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文化反哺的内容、效果有特殊之处。对上述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能够完善这一邻域的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反哺”是新疆未来的多元文化的前期准备，由于医学生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认知能力使得他们的“文化反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正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而又充满魅力的部分。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2.网络时代中的青少年所面对的社会生活与学习状况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即使在新疆的边远农村地区电脑与网络的使用也非常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思维活跃，有较高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心理上对采用新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有极强的一种渴求感，传统的社会化内容与方式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今天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青少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新时代的需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多数成年人包括父母与老师对电脑与网络的知识与应用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青少年。这些使得青少年在与父辈的交往关系中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父教子承、师传生受的学习方法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网络时生了极大的变化。

3.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以新疆医科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生为调查对象，从2013年4月开始，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收集资料，并辅以个案访谈。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有效回收率88%。

二、数据分析

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使用极为普遍，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会之外有了另一个交往与生活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处于新技术的领先地位、新观念的引领地位、新规范的制定地位，他们凭借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技术与心理上的优势，与以成年人为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发生着或轻或重的冲突与不协调。

1.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

在问卷中，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从而设计这方面的问题，用来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社会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背景下，由于在技术上拥有优势地位，及对“文化反哺”所拥有的看法及产生的变化。

针对问题 “当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不太了解网络等新技术时，您是否建议他们试着学习使用”，88人中，“强烈建议”的占15%，“一般建议”的占52.1%，认为“无所谓”的占25.9%，“从不建议”的占5.6%，“其他”为1.4%。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当今网络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学习使用网络等新技术的建议是相当积极的，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他们对“文化反哺”的一种积极认同态度。也可以看出， 他们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父母或其他长辈在电脑网络等新技术上的不足能较为敏锐地察觉到，能够自觉地对父母等长辈进行劝导，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您从互联网上获得最新的消息或新的知识，您是否会主动告诉父母？”在所有填答的回答中“几乎不告诉他们”的只占总人数的1.9%，而回答“总是告诉他们”和“经常告诉他们”的却占4.9%和30.3%，其总数共占35.2%。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长辈获得信息渠道的单一性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和时间普遍超过成年人，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都是从传统媒体无法或很难获得的。子女将这些信息告诉父母、老师等长辈，也是“文化反哺”的重要形式之一。

2.“文化反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

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可反应现出网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如果您的父母向您请教电脑方面的知识时，您会觉得怎样？在88人中，30%的回答“觉得自豪，乐于解答”；41.66%“觉得他们基础差，应付一下”；6.9%对此“不屑一顾”，另外2.5%有“其他”答案。通过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面对父母长辈关于电脑网络的咨询，青少年很乐于帮助。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更不用说是子女教父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了。但是，从从此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长辈请教自己关于电脑网络的知识十分自豪，很乐意解答，父母与子女在这方面的交流是相对畅通的。这样的交流也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体会到了成长的喜悦，对于他们掌握新技术的积极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更加自信乐观。

3.网络时代“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家长的表现

为了了解长辈对电脑网络知识的态度的目的，问卷中设计：问题，“当您使用电脑、网络时，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是否表现出兴趣？”，其中选择“很感兴趣”和“一般”回答的分别占32%和50.4%，肯定性的回答占总数的82.4%，而明确回答“父母不感兴趣”的问卷只占16.5%，两者之间具有巨大而明显的差距。

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的父母承认您的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他们吗？”回答十分一致，回答“承认”和“口头不承认，但心里承认”的人数之和占填答总数的92，其中口头承认的占66.6%。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成年人已经意识到并承认，在电脑网络方面他们的子女已经超越了他们。

从这样的结果来看，少数民族家长对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是比较感兴趣的，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这方面的技能，对向子女学习的行为也能认同和接受。这是成年人对青少年技术优势的认可，既体现出是对现代技术的理性认同，也体现出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三、对于少数民族医学生“文化反哺”行为调查结论

从本次调查看来，网络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传统的教育模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中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地由父母或长辈等传统教育力量对青少年进行知识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教化与指导，出现了很多由子女向父母长辈进行逆向的教育行为，其中电脑互联网知识及技能的传递尤为突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时代中对“文化反哺”显得十分积极主动。

首先，当今社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对于民族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他们在学校学习现代互联网技术，锻炼良好的语言能力，知识较为多元化，他们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次，青少年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母长辈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方面的不足；第三，他们对于自己在向父母长辈推广电脑网络知识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有着很明确的认识。

2.“文化反哺”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家长提高自己的电脑网络知识及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化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同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较好的作用。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沟通良好的“文化反哺”，可以建立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家长与学生间的沟通与交流，明显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与积极性，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向上和乐观主动的心理素质，有助于青少年的人际交流的能力培养。

3.考察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父母长辈的表现，可以发现，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生活在电子信息化的洪流中，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已经深刻体会到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也感受到自身在这方面的欠缺和紧迫感，所以他们能比较坦然接受技术上的落后，对子女在掌握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表示了认同，同时希望能到帮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积极作用，以期提高全社会的电脑网络知识水平。

作者简介：

蒋英 （1977―） ，女，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西域文化

第4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14-02

当前有学者产生了这样的担忧“许多来自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原本并不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意识’，但是当他们在民族院校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课程之后，民族意识开始萌现并不断强化。”

本次调查为了真实了解客观情况，特选择西南民族大学作为研究样本。选择西南民族大学是因为西南民族大学有在校学生近2.5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有较大比例，加之学校地理位置靠近少数民族地区，即具有代表性，也具有重要性。

一、研究思路

为测量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我们首先需要对于民族意识的概念进行界分。在哲学体系中，经典作家都曾论述过意识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把“社会意识”这一概念明确地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来使用，指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定义是对复杂意识问题的哲学概括。

具体到民族意识这个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学者们的论述大体都是把意识的定义套用在民族这个对象上。王希恩教授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笼统地讲，此话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此为民族意识定义，则显然过于宽泛，过于沉重了。譬如给一个三岁的小孩穿一件三十岁大人的衣服，他撑不起来，也难以承受。”民族意识“是一种具体化的心理现象，它包容于总的意识、精神活动之中，却又反映的是民族心理的特殊内容～，因此他倾向于在心理学范畴内使用意识定义，他采用列举法来界定民族意识，认为民族意识包含社会成员对于自己民族归宿的感悟和对于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两大部分。

笔者赞同王教授采用列举法来界定民族意识的做法，只稍作调整的是，笔者将王教授认为与民族归属意识重合的民族边界意识单独列出来，认为民族意识包含民族归属意识、民族利益意识和民族边界意识。

二、调查过程

鉴于以往对于民族意识的研究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概念逻辑推理的方法，笔者尝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辅助以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宏观层次的研究以外寻求个体层次的探讨，以期能以不同的视角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调查小组在西南民族大学在校学生中投放问卷200份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75份，考虑2.5万名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不足50％，现回收175份问卷，抽样比例超过1％。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抽样。

三、结果分析

(一)民族归属意识

王希恩教授将民族认同即对民族归属的感悟视为民族意识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熊锡元教授也认为民族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但如何建立起这样的归属，这种归属意识如何表现出来?

对于民族归属的讨论实际上又涉及到对于民族这一认同主体的界定。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旧按此观点，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民族成员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就是建立在对于民族特征的认同上。我们的调查也表明人们确定族属的标准主要还是一些客观的民族特征。

我们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判断同属一个民族的标准以民族语言、民族风俗、共同地域等客观特征为主(占62％)。因此笔者选择把对于各个民族特征的认知感悟作为测量民族归属意识强弱的指标，一个人对于民族各特征若做出积极地评价，我们就可以视为其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很强。

表1我们直接测量他们的民族归属感，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归属感很强，这两组数据之间是符合的，我们可以判断民族类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归属意识很强。

(二)民族利益意识

“没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是不存在的，而有共同利益却又不能觉悟的群体却是很难表现自己作为群体存在的”。在谈论民族意识时仅仅等同于民族认同，而不去考虑民族利益意识，那么民族对立、抗争、冲突等现象的解释就显得困难。王希恩和熊锡元教授都主张把民族利益意识作为民族意识的第二个部分。

熊锡元教授认为除了民族认同意识以外，民族意识还包括“在国家生活中，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强调民族认同是基本内容，民族利益意识是核心要素。这里所定义的民族利益意识是一种宏观整体的观点，意味着民族成员对于民族整体利益的感悟。但现代社会中存在多重认同，我们具有多重不同的集体归属认同――家庭、性别、区域、职业团体，党派和族群――并且随着环境的需要可以从一种认同转向另一种认同。在此种环境下，即使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整体利益受损，但他仍可以选择转换认同主体，通过对于其他集体的认同来防止自己的个体利益受损。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紧密关系时，民族利益对于他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民族利益意识应该包含两部分，一是对于个体与民族利益关系的认知，二是对于民族整体利益的感悟。只有在第一个认识很强的时候，对于民族整体利益的感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否则人们很容易通过转换认同主体来逃逸，而非捍卫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在调查中对于这两个部分都进行了测量。

调查中，61.7％的学生对于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评价。表2显示89.1％的人认为国家的强大是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学生不会认为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对立关系，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利益意识就不会驱动学生为了民族发展，而对现有国家政权提出民族利益的诉求。

(三)民族边界意识

王希恩教授把民族意识分为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意识，认为民族边界意识不过是民族认同的重合。对此，笔者认为民族认同形成个体对于民族主体的归属，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并不必然形成对于非民族成员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由民族认同的情况推知其对于其他民族的态度。两种意识之间的关联性不可否认，但简单地混合起来视为一个概念却是不妥的。人群的主观认同往往由界定及维持群体边界来完成，在民族关系之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畴界定了民族的边缘，民族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民族边缘、民族特征被强调出来。因此，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民族现象的最佳位置。民族边界具有自己的内容，民族成员对于民族边界的感悟是不容忽视的，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次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边界意识。

调查显示86.9％同学对于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呈现一种积极态度，调查发现64.6％的同学都会在生日聚会这样的私人交际活动中邀请其他同学参加。67.3％的学生择偶时不考虑对方民族身份。由此可以断言：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意识。

四、最终结论

针对当前学者担忧“民族院校的民族理论教学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意识”的观点，调查组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民族院校大部分大学生都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在民族院校的特殊环境中民族归属意识确实存在强化的可能，自身较高的认知水平，与异民族的交往，民族院校教学过程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都对于民族归属意识的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5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一、城市化与城市民族关系内涵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之物，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伴随人口集中，农村地区不断转化成为城市地区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城市数目增多，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

民族关系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在人们的交往联系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社会关系。

“城市民族关系是指城市区域内各民族的信息互动关系，其信息的载体是各民族成员、其方式是各种社会活动。”换而言之，城市民族关系也就是发生在城市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发生在所有城市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

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多民族化的现状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快速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到来一方面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这种过快的集中，使得各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因此，正确把握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多民族化的现状，对于增进民族团结，调适民族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看，当前我国城市多民族化的现状有如下表现。

(一)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民族成分大幅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员逐渐摆脱了封闭，以务工、创业、求学、婚嫁等形式来到市场经济活跃的城市。据统计，北京每天100多万流动人口中至少1/10是少数民族人员。首先是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加较快。据统计，1982年北京少数民族人口为32.2万人，到1990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42万人。其次是民族成分大幅增加。1949年北京的少数民族成分有38个，到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55个少数民族均可在北京找到。

(二)城市异族通婚，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现象明显增多。测量民族关系好坏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异族的通婚。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在未离开民族地区之前，受民族传统以及宗教教义等的限制，跨民族通婚现象较少。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员的“双向流动”，使得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内通婚遇到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其他民族人员通婚，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汉族通婚。据1990年统计，全国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有6756042户，通婚人口29798457人，这分别占全国少数民族户数和人口的42.2％和41.9％。

(三)鲜明的文化多样性。文化交流是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大量少数民族人员进入城市，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带入城市。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方面相互融合，并逐渐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而且民族文化已成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在文化内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作用下，很自然地要与各种文化进行碰撞与交流，形成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

三、影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

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本民族和所居城市人口中的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其作用绝不可忽视。城市少数民族人员分布的行业多，社会联系广，与本民族地区联系密切。纵观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其主流与我国已建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相一致，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建设自己的城市已成共识。当然在民族之间的交往中，不是没有矛盾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都有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具体讲，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指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少数民族青壮年走出闭塞的民族地区，来到城市务工、求学。他们大多都没有城市的常住户口，形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些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员大都具有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从业范围广等特点。并且现行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不完善，同时民族人员的风俗习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子女教育、职业培训等得不到有效的管理，他们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一系列的问题处于城市民族关系中最敏感的位置。

(二)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一个民族成员进入城市，即使居住的时间再长，民族意识的特性仍保持完好。只不过以前这种意识表现呈现出内在性特征，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民族交往的增多，尤其是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的差距拉大，促使民族意识问题日益外在化，并且日趋增强。一方面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强于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即使原来素不相识，只要是同一民族就感到格外亲切，关系也会自然亲近。但另一方面，如果对这种民族意识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只强调民族特点、民族利益，而忽视或损伤全局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这极其不利于城市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民族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民族关系得以完善和发展，也能使民族关系出现裂痕和倒退。如何正确引导城市民族人员的民族意识和全面指导城市民族人员的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这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三)城市传播功能的增强。现代社会媒介和通讯的发展十分迅速，这也为城市民族关系推波助澜。有时某一地区发生了影响民族关系的事件，消息传播的非常快，极易造成大面积的民族纠纷和冲突。还有一些媒体报道中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和风俗习惯；文学作品中污蔑丑化少数民族人员，这些都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给城市民族关系笼上了阴影。

四、构建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对策

我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发展经济，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当前的重要任务。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还将不断增加，各民族间的互动和联系将更加频繁和密切，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将是多元化的，面临的形势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市

少数民族之间要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针对城市少数民族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途径。

(一)建立联动、有效的协调机制。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需要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民族交往关系。首先，加强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人员流出地政府可以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教育与引导；人口流入地的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禁忌等来对少数民族流入人口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其次，以社区为依托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对流动人口实施社区化管理可以加强他们与城市社区的联系，这样，社区可以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从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少数民族人员能尽早地在语言、生活方式、就业、心理适应等方面与社区及城市协调，从而增强他们在城市的归属感及幸福感。再次，由于原有的政策法规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因此要加强对流动少数民族人员权益的法律保护：建立快捷有效的流动人口登记制度j建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法律援助中心等。

(二)培植城市少数民族人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所谓民族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同和情感依附。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各民族的自治、平等权利。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这些都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但是，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同时也要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由于我们还没有自觉地形成“国族”这种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育。所以，我们要首先来培植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并且形成对这一文化的认同。其次，要强化各个民族都是一家人的意识。最后要强化各民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只要城市少数民族人员能培育对中华民族在这些方面的认同，他们在城市的归属感、幸福感都会提升。

第6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 历史教育 素质教育 作用

一、历史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在历史教育过程中，我们对历史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及综合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但是，对如何发挥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很少探索，对于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认识不清。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及历史教育探索的不断深入，发现历史教育在提升学生全面素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全面素质包括审美素质、道德水平、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

（一）历史教育涵盖诸多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涵盖诸多学科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教育是与其他社会人文自然学科教育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加强历史教育可以使学生的思路更敏捷，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各种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都得到很好地锻炼，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极大提高。除此之外，通过历史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其他课程内容，同时对历史课程本身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

（二）历史教育推动德育教育的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在德育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传承民族精神，形成良好个人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外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是对学生进行政治观点及阶级教育的良好素材。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人文自然学科不能及的。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始终，通过历史教育，学生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思想方面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使学生以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世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历史教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加强德育教育，实现历史教学活动中的史论合一，实现教育过程中德育教育与历史教育的完美统一。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德育水平，同时对发展学生智力，促进历史教学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历史教育素质教育的作用

（一）历史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教育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育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学科的独特性，使其在人文素养培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哲学能提供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文学能提供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那么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更全面更综合地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历史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在学的过程中变得更明智。历史教育使学生进行价值选择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也使学生了解到自己肩负的使命，使学生有勇气面对各种挑战。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民族意识。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思想意识和民族精神、文化及传统。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加强历史教育可振奋学生的民族精神，将自己的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除此之外，加强历史教育可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自觉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之后中国近现代史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唤起学生的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历史教育，尤其是本国历史教育，乃国民意志的表现。借助历史教育可以形成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可以将民族理想转化成每一个民族独立个体的理想，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将这个理想转化为现实。

（三）加强历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历史教育的对象是人，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历史教育实现学生在思想及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人格（Personality）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人具有的意识倾向性及经常出现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通过历史教育，学生认识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鼓励学生用历史观点看待人的生存轨迹，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和成功。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全面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历史学习获得人生启迪与感悟。

三、结语

通过中外历史教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人生启迪和感悟，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育过程中使学生明白个人目标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的乐观积极态度。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历史教育要摆脱应试教育束缚，探索历史教育新方法，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玉欣.浅谈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J].鸭绿江，2015（1）.

第7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摘要]民族与民族主义从概念上说都是现代性的，无论东西方文明，传统上都没有对其明确表述的词汇。虽然，民族意识可能是人类文化中固有的心理意识，但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才逐渐得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并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实现最终崛起。可以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互为基础，二者相互促进。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历史分析

一、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概述

有关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解析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但按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主张，一类是认为有关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都是现代性的，是伴随着王朝国家的覆灭、资产阶级革命而出现的时代的产物；一类则是建立在对这种现代性推论进行怀疑批判与补充的基础之上的，一般认为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不只是现代性产物这么简单，而是尝试从更客观的历史角度去阐释和理解它们。而笔者更倾向于一种综合观，即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现代才出现的，但现今的民族观与民族主义在类型和意义上也绝不等同于历史上传统社会中所有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现象。

（一）民族

汉语中的“民族”这个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偶有出现，但显然不同于现代该词的涵义，①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是由日本翻译引入的外来词。英语中“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意为“被出身”、“生存之物”，在古罗马人那儿，该词意为因出身相似而聚居在一起的人，西塞罗在其作品中曾经将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称作natio，意为出生便是奴隶的人。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2世纪晚期，在意大利的一些大学中，nationes是指来自不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自治团体。至此，“nation”一词虽有一定的民族自我识别意识，但仍未有现代该词所特有的政治涵义。因此，至少从概念词义演变上，我们可以判断“民族”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概念。

在对民族现象的认识上，主要有主、客观两种类型，主观派可化约为前面提到的现代主义和工具主义范式，有许多经典的表述，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②客观派则强调“民族”特征的客观性与历史属性，可化约为永存主义和原生主义范式，经典表述如斯大林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虽然，对民族现象是现代“被创造”还是历史渐进式的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但对现代“民族”现象的政治诉求特性却是得到公认的。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把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③

（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民族”一样，是一个现代概念。理解民族主义应该注意区分民族主义作为思想观念的存在和作为政治运动的存在，这两者互为因果，但在表述上却有不同的侧重点。作为思想观念时，民族主义被表述为如卡尔顿·海斯的：“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现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④如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⑤作为政治运动时，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指对那些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人口围绕着政治独立主张的动员；一种是指对一个现存国家的人口围绕着伴随着那个国家的强烈的身份认定的动员。第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贯穿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当持某种宗教或语言的统治者征服了另一宗教或语言的民族时，这种民族主义便会出现；而第二种民族主义主要是积极参与国家的国际战略的意义上的，出现在战争狂热之中，这在19世纪以前是很少见的。⑥我们不能不说，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二、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主义

（一）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如前文所述，虽然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到底是原生或历史上已有的还是现代性的存在着巨大争议，而对作为一种政治运动——“针对一个现存国家的人口围绕伴随着那个国家的强烈的身份认定的动员”——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以后才独有的现象这一点却是达成了广泛共识。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出现之前，就连明确的“民族”概念都没有，更别说“民族主义”了。所以考察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1870年后，民主思潮彻底质疑君权神授的说法，尔后，如何动员公民遂成为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⑦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现实需求。

中世纪的西欧，是由罗马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封建割据为基础构成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教权是至高无上的，教皇拥有绝对权威，其次才是各个封建领主。此时的西欧人，正如博伊德沙夫尔指出的一样，“人民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良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⑧因此，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占主流的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人们不可能产生出清晰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随着封建领主间的领土争夺日趋激烈，战争成为了那时西欧国家的常态。为了更好地集中统治区内的资源，应付对外战争，就必须一方面压制封建贵族与各教区教会的权力，一方面设法获取更多的财政税收。因此，最后明智的国王都做出了历史性选择——联合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打击封建贵族与教会势力。⑨此时兴起的王朝国家被学者称为绝对主义国家，以区别之前的传统封建国家和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在绝对主义国家内已经将教权尽可能的加以弱化，但毕竟国王还可以以“君权神授”的身份享有统治的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得以壮大，在自由主义的民主自治政治诉求下，市民资产阶级最终利用民众力量革了国王的命。在此过程中，如何动员公民推翻国王统治，尔后又如何继承国王利益享有新的统治合法性？尽管自由民主足以使公民接受革命的事实结果，但却仍不足以拥有动员全社会资源的合法性。因此，使得国家=民族=人民等式成立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二）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族主义

众多学者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然而“民族主义一旦从民族国家抽出，就像软体动物被从硬壳中抽出一样，立刻就软绵绵的了。”⑩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现象的兴起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首先，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不断扩大，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商贸人员跨地区流动的频率也大大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信仰，甚至不同肤色的商旅长期大规模地进行异地贸易交流，不免会因各种原因与其他商旅团体或当地居民、政府产生矛盾冲突。这种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容易使得公众产生出普遍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转贴于

其次，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加之在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因此，传统社会的团契关系开始崩溃瓦解，人们从先前的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被卷进了近现代高度流动的社会中，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传统依附，利益无从诉求。恰逢此时国家间战争不断，国内代表不同利益的革命不断，面对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刚刚从传统团契和熟人社会被抛洒出来社会基层大众在心理上出现了归属感真空，急需一种范围更大的利益认同。这也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形成了很好社会心理基础。

再次，理论层面上，自由主义学者对民族主义的认同，终使政治需求和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了起来，这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自由主义理论随之兴起。起初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简直就是反市场、反生产的，因为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会严重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民族的划分并不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但后来的自由主义学者在同传统势力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被传统势力所批判排斥的民族主义吸引，抛弃了斯密等人有关民族的反对意见，并于学理和口号形式上找到了与民族主义的相通。他们指出，第一，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即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是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从此得出民族是和人类社群由小到大的演化历史相叠合，并最终导向未来的大一统世界，这一点同自由主义的国家发展史观具有一致性；第二，民族主义也有类似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同自由主义宣扬的价值观相通。{11}这样，民族主义便同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更加具有了适应性。

[注释]

①古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大致可作集合词理解，即民与族，多指民众与宗族类似今天的“社会大众”一词，在特殊语境下，偶附有区别于夷的华夏集合体之意，但断难推出今天基于明显的群体自我识别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②③⑦{1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④转引自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166.

⑤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⑥[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⑧转引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J]，世界历史，1994第6期.

⑨⑩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6]姜鹏.民族主义与民族、民族国家——对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考察[J]，欧洲，2000，(3).

[7]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J].世界历史，1994，(6).

[8]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孙益.欧洲中世纪大学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的作用[J].教育学报，2008，(2).

[10][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1]初育国.试论民族国家的演进及现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12]宁骚.论民族国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第8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随着艺术的发展,钢琴专业在社会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我们传统的民族音乐却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为发扬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使我国的钢琴教育和演奏水平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既给民族音乐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也给钢琴专业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民族音乐是我国的艺术之根,民族音乐得以有效地传播和发扬,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把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钢琴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是以西方钢琴的教育体系为主的,即西方钢琴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仍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我们所期望的民族化的教育并不相适应。一位作曲家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现在中国那么多钢琴曲还未被好好演奏和推广,何必再创作新作品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与目前现实存在的消极对待教学演奏、不积极推广中国民族钢琴曲的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只有改变这种消极的倾向,发展中国钢琴音乐的大道才会畅通。

    现代钢琴专业的教育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工作者,还是音乐文化的传承人。在钢琴教育中,其所传播的音乐文化不能单一、更不能专一,特别是对于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发展史的我国来说,艺术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将民族优秀文化与钢琴教育融合贯通,对我国民族文化和钢琴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大帮助。中国的民族音乐从民族性的音韵提炼到钢琴音响的发挥,要创作出大量观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好的作品来,并形成我国特有的钢琴学派。社会的进步给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要想促进我国钢琴音乐的发展,钢琴教育就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钢琴音乐为己任,秉承教学相长、踏实苦干的精神,创造和发展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文化,使我国的钢琴音乐演奏乃至整个艺术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巩固民族意识

    当把民族音乐和钢琴乐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钢琴音乐中所包含的民族意识也就逐渐凸显出来。钢琴乐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在吸收外来精华文化的同时,还要结合自身特点,从实际出发,让其为我国音乐的发展做出贡献,即“洋为中用”。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国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的文化,特别是钢琴的起源地——欧洲,有着积淀深厚的钢琴音乐底蕴,自然被视为是“正宗”。当这些外来精华文化像潮水般涌入时,我们只有以谦逊的态度接受它、研究它,才能真正的转为己用,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与艺术的向前发展。

    时代的变化为各个国家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国的钢琴教育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都是以“正宗”为首的音乐作品,即绝大部分都是国外作品,就连专业院校的课本中中国音乐作品也很少出现。尽管如此,我国钢琴创作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包含着民族意识的音乐作品也崭露头角,这也是目前我国钢琴教育的现状。

    作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传播的不仅仅是音乐文化,还有其所包含的民族意识,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唤起民族音乐的觉醒,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钢琴音乐,加强学生民族音乐意识的培养。

    民族音乐的巩固

    西洋钢琴教育体系是成功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成功的教学经验,还要将其转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钢琴作品纳入到教学课程中,让学生多接触和了解国内钢琴作品,使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提高整体的文化意识。同时,学习和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有助于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音乐传统文化和艺术。

    民族音乐与钢琴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法,还是民族音乐得以发展进步的有效途径。现代人多喜爱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而带有浓烈时代气息的民族音乐并不被现代人理解和接受,现代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其艺术价值,而钢琴的出现则给了民族音乐一个转换的余地,使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在钢琴教学中加入民族音乐元素,或用钢琴演奏民族音乐作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钢琴,还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民族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我国高等院校可定期举办中国钢琴作品演奏或比赛,或者举办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另外,学校也可以鼓励教师个人举办“中国作品独奏会”,展现和推广具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曲,弘扬我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成果。同时,传授者应注意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加强对多元化的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钢琴音乐风格特征及作品要领的分析,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需要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化,只有这样,民族音乐才能得以继承和巩固。

    民族音乐多元化的创作

    钢琴乐器自传入我国以来便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音乐艺术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创新,并将其转换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奏风格,因而我国钢琴音乐的创作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例如,在题材的开拓和技法的创新方面,思路越来越宽,很多作曲家一直坚持在中国调式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和声的革新与试验。上世纪80年代后,更多的作曲家则立足于新风格的大胆探索,追求新的音响结构;还有一些作曲家选择性地使用各种无调性变体手法——或者直接运用12音技法写作,或者变化使用12音技法;更有一些人独创技法体系,使理性的思考与创作实践同步进行,产生了不少风格狂放不羁的钢琴音乐作品。随后,钢琴音乐的哲学观和曲风受到时代的影响,也进入了多元化的年代,大批量的、富有新意的作品也都相继问世,它反映了中国钢琴作曲的创作趋势,即多层次、多元化的变化。

    中国钢琴作曲界在打破了“民歌加和声”的创作思维框框之后,又越过了热衷于单纯改编曲的阶段,开始走上了独立创作的钢琴音乐发展道路,使钢琴作品在现代音响的基础上不仅体现出浓厚的民族韵味,还使作品在多样民族韵味的表现上更具优越性。但在中国钢琴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时代性和民族性相融合的一种追求,体现出技术性与标题性相结合的一种创作立意,体现出朝着音乐创作的“可听”、“可用”性方面贴近的趋向。中国钢琴音乐的新作品,已开始了量与质的升华。

第9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文化的地理扩散表现为人员、物质交流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就非物质文化因素而言，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技术与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进步 “黑非洲”原始班图人向中非、东非及南非的迁移，引导着铁器文化的扩散，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和文明古国的建立；“绿色革命”源于50～60年代的墨西哥和菲律宾，两种新粮食作物培育成功后迅速传到印度，并引发了印度社会面貌的变化等等。可见，文化的地域交流参与了技术革命和思想的变革。

二、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宗教是文化的载体。“黑非洲”传统宗教与巫术支配了黑人部族的世界观，到公元20世纪初，伊斯兰教输入黑人部族的生活，开始出现泥砖建筑和木石建筑，取代了树枝茅草搭成的建筑，同时，阿拉伯文字广泛使用，伊斯兰教育大发展。到15世纪中期，基督教介入，对黑人传统文化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使得传统宗教改变了固有特色。佛教传入中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并与当地的社会禁忌和习俗相互融合，形成了地方性佛教，如西藏的喇嘛教。而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经500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到元朝时，形成了我国的伊斯兰新民族——回族。以上黑人宗教的嬗变、喇嘛教的出现以及中国回族的形成，都是宗教文化扩散的结果。

三、语言的交融发展 伴随着殖民入侵和移民现象，英语扩散到了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形成了地方特色的英语；东非的班图语，由于阿拉伯人的贸易关系混合形成了斯瓦希利语，成为当地语言。在加拿大，英语法语并存已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分离的政治问题。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文化扩散中体现得最普遍、最复杂。

四、民族意识的增强和民族精神的同化 同一民族由于其内部的凝聚力而很难被其他民族融合，如犹太人，由于历史原因而分散世界各地，至今没有共同地域，但由于其在民族迁移之前已形成了顽强的民族意识，故未被其他民族融合。而有的民族由于其内部文化的先进性、普遍性，因而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如中国古代的华夏族，主要指黄河流域当时较为发达的夏、商、周族，除此之外还包括已被华夏族同化了的历史上入侵的异族。古努比亚（今苏丹境内）与古埃及又是一个例子，古埃及以其先进的文明同化了努比亚，虽然历史上努比亚曾以武力征服了古埃及人，但在文化上却已被埃及人征服。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的同化是民族精神扩散中的两种可能。

五、体现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对美的追求 黑人音乐将歌舞、哑剧和道白揉合在一起，以其奔放、新颖的个性极大地丰富了世界音乐宝库，如美国本土的通俗音乐即非洲与欧洲风格的融合。俄罗斯文学中朴实、伟大的人格力量是向世界文坛输出的宝贵元素。

文化扩散的本质即寻求文化的认同和弥补文化差异的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看，扩散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某一先进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系统主动向相对落后的文化区传播和扩散。即按民族文化扩散的一般规律：由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扩散。如古埃及文明向努比亚地区的扩散即是另一种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发展。如非洲雕刻中神秘野性的风格影响了现代的西方艺术、绘画中的立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