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科技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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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西方现代化；中国发展

近年来，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迎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种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土壤中应运而生。这对于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一种学习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敲响了警钟。因为它并不单单是一种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新思潮，在更大的意义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其现代化的问题反思和教训总结，体现了西方社会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迅猛扩张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怀疑和忧虑。因而，在我们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要慎重对待西方现代化模式，取精去粕，避免重蹈覆辙。

一、研究背景

（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

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后”并不是指一种单纯的时间序列关系，它的出现也不意味着现代主义或者说是现代性在今天已经消亡，已不再统治我们的生活。诚如科布教授所说，“现代性仍旧统治着我们的公共生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开始了对他们崇拜已久的现代性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这里的否定，并不是否定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否定它的绝对统治，即在肯定和接受现代化带给我们物质和精神文明双向进步的同时。渴望摆脱的是现代化带给我们的负担及一系列恶劣的后果。于是，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二）关于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的观点

在本质上，关于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视角。哈贝马斯认为，各式各样的后现论都是对现代性提出的某种形式的批判。他同样谴责现代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的一面。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视现代性是一项方案而非历史时期。这项方案还没有完成，但是能够并且将会完成。与之不同的是，以利奥塔和福柯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则认为现代性的动力已经完全衰竭，应代之以新的方案，那就是后现代主义。

同时，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利奥塔和哈维有着类似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连续的，处于同一个运动体系和过程中。其中，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而是存在于现代主义中的循环的历史阶段。哈维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存于这个世界上，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

不同于利奥塔和哈维的认识，瑞泽尔认为，我们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利奥塔所认为的分析方式。所以，我们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相信这种意识形态。

齐格蒙特·鲍曼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这与现代性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同的，它是对现代性所蕴含的局限和弱点的重新审视和估价。

与上述几位学者相比，布希亚则完全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全新视角，那就是以“消费社会”的概念来概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问题。

可见，关于后现代主义，学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而我们的现代化更是与西方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因而，对于后现代主义所反映出的西方现代模式的分析与探讨就更显重要。故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试图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各种现存社会现象所体现出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弊端，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现代化危机的道路，以加快实现我国社会的永续健康发展。

二、中国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现代主义弊端

（一）“剩女”现象背后的功利主义和价值观异化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公布的《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城市中有41.2%的女性和8.1%的男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也显示，当前中国18岁以上非婚人口已达2.49亿。而男女交往方面也越来越现实，仅14%的男性会主动将工资卡交给女方，52%女性认为房子仍是结婚必需品。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同年龄段中女性有582万处于非婚状态，择偶缺口达到613.9万。可见，当前“剩女”在我国不再是一个个体现象，而已成为一个群体现象，反映出很多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功利主义所带来的情感缺失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物质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使我们的女性日趋理性化和工具化。女性在择偶的时候，情感这个过去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已被“房子”和“车子”逐渐取代。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钱人”的价值取向。随着女性群体越来越务实，婚姻的属性更多地被寄予为一种改变命运，富足生活的砝码。所以，当婚姻的砝码不能达标的时候，更多的女性选择了单身，以避免“徒劳无获”。

其次，是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侵入所带来的影响。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这些都使得女性的个性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使得她们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产生怀疑，颠覆甚至是重构。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争取与男性平等甚至是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女性选择了放弃婚姻和家庭。此外，随着社会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婚外情、、试婚、、同性恋等渐渐出现，也使得传统婚恋观及婚姻价值伦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古国，如果这种“不婚”和“剩”持续发展，那我们的代际要怎么传承？我们的文明要如何延续？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员，我们可以自我发展，但却不可太过自私。

（二）科技发展背后的科技异化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转折时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那么，如何使科技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就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科技本身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出现将我们的社会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的文明。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技在带给我们物质殷实、交通便利，使我们各种欲望得到空前满足，生存发展空间得到空前拓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自身和自然界带来了众多的损害和威胁。诚如马克思所说，科技的过度发展，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异化。举几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汽车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的出现极大的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大量应用于汽车产业，汽车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成本降低，汽车不再作为一种奢侈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汽车，于是城市的交通开始拥堵，城市的环境污染也愈发严重。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是为了方便和改善我们的生活，却异化为损害和控制我们生活和自然良性发展的帮凶。同时在这种异化的状态下，科技不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反而成为了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使人服从其指令、控制人和剥夺人自由的异己力量。诚如有人所说，科技使“上帝死了，人活着”，但同样也是科技，使“人死了，机器活着”。

三、中国应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危机

对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做好持久的准备，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能够渴望在一朝一夕解决这些已经在我国存在多时的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只能是尽量改变我们的行为，减弱这些问题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其次，我们需要端正我们对现代化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因为现代化带给我们的这些弊端就对其全面否定，我们需要承认，西方现代化的涌入，的确让我们的物质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生活的确得到了改善。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对我们的馈赠。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短暂的优势和文明而对西方现代化全盘吸收，毕竟现代化最初根植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土壤中，其是适应西方资本国情应运而生的，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情是否可以稳定的相融这还是一个问题。同时，诚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现代化已经在西方产生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在自身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后现代主义思潮。把握和思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其现代化的反思和教训，谨慎对待西方现代模式，避免重蹈覆辙。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无论学者们的定位如何，评价如何，其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其所反映和总结出来的现代化弊端和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改正的：同时，其所倡导的批判和创造精神，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加以学习和利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断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将会是其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砝码。

第2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精神；基本内涵；培养策略

创新精神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改变客观事物的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是创新意识与创新人格的叠加，它既包含着创造的动力、情感和意志，也体现了人们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及由此形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研究和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是高校为国家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的前提条件，是加强学科建设的内在动力，是深化教学改革的推动因素，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一、当代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基本内涵

1　强烈浓厚的责任精神。强烈的事业心是当代大学生从事创新活动永不衰竭的动力。创新动机是从事创新活动与任务的原动力，它决定着创新活动的体验与评价，进而影响其所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发展。作为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创新的首要任务是要具有崇尚科学、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品质，要在认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充分把握个人的社会使命，使自己的创新活动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内化为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在责任感的感召下，当代大学生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转化成克服困难和经受挫折的精神力量并在具体的工作中产生求知欲和探究心，从而使创新性活动成为可能。

2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创新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必须以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住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弄清事物新质与旧质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进而弃旧图新，开创新的局面。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创新实践中坚持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要求，创新就很容易异化为盲目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标新立异”行为，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主观臆造。

3　大胆怀疑的批判精神。创新实践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如何对待传统和权威的问题。传统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时期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从而决定着他对事物的根本态度。而权威以凌人的气势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在权威面前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放弃自己的主张。更为复杂的是，在现实当中，权威和传统又往往具有一种内生的连带关系：权威以传统来强化，传统靠权威来固守。二者互动的结果是使得旧的秩序成为理直气壮的“合理”存在。这无疑增加了创新的难度。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大胆地解放思想，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和权威，彻底荡涤传统中的非合理成分和权威中的反科学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在不断前进的征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4　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新是一种“破”与“立”的统一过程，对旧有事物的怀疑和批判，是创新的必要准备，但不是创新的全部内容。创新需要“打破一个旧世界”，但更需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并且，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体现创新的本质。建设新世界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套用，需要创新者披荆斩棘、破山搭桥，在危险的“无人地带”铺就一条宽阔的通天大道。

5　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新的事物在没有开创出来之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总是朦胧不清、模糊难名的，人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机遇与风险相伴，成功与失败同行。面对这样的艰险，创新者必须锲而不合，百折不回，披艰历险，自强不息，这样才有望达到成功的彼岸。

二、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精神的策略

1　教育策略：注重教化引领，强化思想认同。通过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坚定的民族意识、自主创新的责任感。一是要“走出去”识理。充分利用驻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场馆、先进工厂企业等教育资源，让学生亲眼目睹国家改革开放成就中技术创新的用途，自觉净化心灵，培养创新情感。二是要“请进来”讲理。通过不定期组织一些为学院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以自身成长成才的切身体会，向在校大学生讲授如何做人、如何创新、如何创业、如何体现人生价值，澄清他们的思想迷雾，丰富他们的创新信息量，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三是要“坐下来”论理。通过经常组织在校学生围绕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开展创新问题大家谈、演讲会、报告会等，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思维的流畅力、与众不同的独创力、弹性的变通力，提高创新的逻辑思维能力。四是要“以身示范”说理。教师是大学生创新的“催化剂”。在实践中要求广大教师强师能、铸师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以厚德博学影响学生，以德艺双馨感染学生，以昂扬明快的生活情怀开导学生，以心怀事业的道德使命感引领学生，增加大学生创新挫折的耐受力。

2　教改策略：改进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一是由“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向“案例和情境”的教学模式转换，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探索的欲望；二是由“占有”的教学模式向“理解”的教学模式转换，给学生以结论权；三是由“单一”的教学模式向“多元”的教学模式转换，让学生更好地利用课堂教学资源；四是由“专制置入”的教学模式向“民主对话”的教学模式转换，拉近师生心理距离；五是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教学模式向“多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教学模式转变，给学生留有问题意识的空间。在教学中倡导并鼓励教师采用发现式、导学式、参与式、研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3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能力培养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185-01

语言承载着文化，传递着不同国家和种族不同的传统、习俗等文化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需要进行文化交流，若文化语言交流不熟练，则会出现语误现象，导致交际的失败。可见，要想成功完成跨文化交际，双方必备熟练语言能力，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增强对交际国文化的理解。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对外界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往往是跨国际交流中的最大障碍。以往的教学经历表明，大学英语初级阶段的教学往往只注重字母、单词和语法结构，但却忽略了语言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在教学中，文化背景知识应该被应用到文化交际的每个环节，教师要通过讲解、对比等方式让学生了解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语言表达。

一、创新有效培养大学生跨国际交流的教学模式

在很多人看来，高校大学英语课程只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更是了解世界文化素质课程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化在教育中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课程教学大纲》里有过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跨国际的交际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而且包括对异国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如何对待文化差异的灵活性等。因此，在培养学生跨国际交流课程中，除了培养学生的英语口语之外，还应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念、提高学生对异国文化的认识能力。如今高校的跨国际文化教育，看似有英语四级、六级，其实大多都是以考试为目的、只注重单词或者短句字面意思的讲解，并未涉及文化的灌输，导致学生语言学习和文化教育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机遇不断增长，这就要求学生所具备的跨国际文化交际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只有熟练掌握了异国的文化、才能了解中外的文化差异，进而才能更好地进行国际文化的交流。现如今，中国也加入到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行列，这样的话，加强“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探索出一种新型且有效培养大学生跨国际交流的教学模式，是大学英语教学课程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

二、探讨如何提升学生跨国际文化能力

国内外诸多的学者和英语教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大学英语的很多方面，比如教学方法、课程的安排等。从以往的教学过程中不难总结出教师们更注重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从而改善英语教学课堂的效果，以及提升学生英语自我学习的能力，而很少关注和研究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不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没有提高，而且以往学过的知识很少能在实际当中用到。近年来，随着跨国际文化交际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学生在跨国际交际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呼吁“文化教学回归”，提倡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加强对所学知识的文化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跨文学意识，提高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从以往的教学案例中可以看出，当前对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国际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仍然不够系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多方面分析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跨国际能力培养的现状、寻找提升学生跨国际文化能力的有效方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加强学生大学英语学习中的文化学习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1）加强学生大学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文化学习过程中只注重其口语等语言的学习、对文化知识并不涉及文化背景的教学理念，进一步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中语言学习与文化背景有机结合。（2）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

三、本国语言文化也要相当重视

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和探讨，不能只局限于学生对西方文化认知的构建，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从西方文化交际中所领悟出的文化意识用来推广本国文化的能力，这样能够更加深刻大学英语教育的内涵。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流成了当前英语教学主要目的。然而，由于英语教学的棘手，高校只能把焦点放在西方语言的传授跟文化的交流上，很少有人关注本国的语言文化，忽视了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魅力。跨国际文化交流的教育方式也是给了我国国民一个难得的平台，去发扬自己民族、自己的母语。在互相交流的同时可以结合中外思想将本族文化和语言理解的更透彻。

四、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应大力改善大学英语教学中跨国际教育的现状，重点探讨和培养学生跨国际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引导学生争取英语教学与国语相结合，进为而促进中外文化跨国际交流服务。

【参考文献】

[1]赵玉珊，常晓梅.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大学教学行动研究[J].外语界，2012（02）.

第4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折叠：跨越国界的痛

文・任冬梅

《北京折叠》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幻小说。作品的时间设置在近未来的某个时段，北京城进行了大面积工程改造，六环以内被人为打造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物理空间的城市，当其中一个空间出现时，另外两个空间就折叠起来，里面的人也处于休眠状态。其中第一空间生活着500万统治者和管理者，第二空间汇集了2500万白领阶层和学生，第三空间的人最多，高达5000万，他们属于底层劳动者，其中2000万是垃圾工，另外3000万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过活。三层空间，对应着三个不同的阶层，阶层差异被实体化为生活物质资源的差异乃至使用时间的差异，这就是《北京折叠》的世界观。

除此之外，《北京折叠》还有对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包括机器化和自动化带来的第一、第二产业劳工被取代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社会阶层更快速地分裂，阶层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试图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国家机器如何通过城市规划来解决失业的问题……面对这些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个“折叠的北京”来解决。正因为她敏锐地触动了跨国家、跨社会的痛处，引起的共鸣才超越国界，并最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

“二八定律”的终点是哪里

文・陈莹

未来的北京，被划分成三个彼此隔绝的物理空间，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们，生命被切割成不同长度的条块，轮流翻折，苏醒。“不平等”的折叠城市背后，其实是一个“不平衡”问题。这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发现的“二八定律”更为深广的推演：不仅是社会财富，所有的社会资源在人口分配中都是不平衡的。小说弥漫着一种由“不平衡”而引发的身份焦虑――一种具有普世意味的时代焦虑。生活在第二、第三空间的人，对自身的生存格局和身份状态充满怀疑甚至否定；而生活在第一空间的边缘弱势群体对自己身份的“下滑”有着更为强烈的恐惧。“二八定律”的终极状态会是怎样？作品没有给出答案。

两万字的篇幅，作者更多着眼于对社会问题的宏大想象，作品仍有许多引人遐思的未尽之处。北京是以何种方式被“折叠”的？作者并未通过科学想象给出技术上的解答，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科幻色彩。

抉择，双城谜的一个解

文・李白

冰冷的物质世界总是激起虚弱的愤怒。然而在这样的世界中，也总有星星之火让人心存向往，给人温暖和光亮。即使情是无奈、爱是虚幻、梦是艰难、怜是施舍，却仍舐犊情深、相信爱情、追求梦想、心怀怜悯。原来，这也是有人情味的世界，这人情在城市折叠时守护人们的心灵，鼓励人们一次次破茧而出。

这就是双城，是地上与地下、舒展与蜷缩、现实与理想、物质与人情的对立统一。作者虽然刻画了三个空间，但继续解构，仍是典型的双城。双城何去何从，非本作独有的议题，乃是千古的谜，无数人尝试作答：陶渊明的双城是山内山外，两相隔绝；狄更斯的双城是伦敦巴黎，血泪暴力；20世纪的科幻默片《大都会》的双城是地上地下，劳资纠缠；21世纪的科幻大片《雪国列车》的双城是车头车尾，杀戮循环。作者继承了前人前作的精神，在有限的篇幅里，紧紧抓住“人”这一解开“双城谜”的钥匙，突出人物的“抉择”冲突：彭蠡是否该帮助老刀，老刀是否该收钱撒谎，依言该选择哪个男人，葛大平该如何对待老刀，白发老人在做事与规则间该如何选择……抉择的冲突一个接一个，悬念不断，人物刻画也随之愈发丰满。小说最后以老刀经历一切波澜后选择如常按时上班落幕，给出了作者对“双城谜”的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无言”，是“抉择”，是无限可能。

小说如果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美好的乌托邦，也可以写成更为灰暗的反乌托邦，然而既有了开天辟地的寓意，就有了对英雄的呼唤，对击破混沌、顶天立地抉择的期待。

一座城如一个人，一个人即一座城，双城永远存在于人性的两面，静待我们的抉择。 郝景芳和她的《北京折叠》

用寓言刺醒这个时代

文・唐山

郝景芳揭示出现代社会深刻的断裂――我们被封闭在不同的空间中，明知对方存在，却怎么也无法走入其中，只能靠对另一空间的想象来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几乎所有的现代城市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场景：边缘地带市井文化暖意犹存，被剥夺了自尊的人们凭着传统道德习惯彼此抚慰；商业区的写字楼中，白领们繁忙地熬过一天又一天，多少年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近乎空白；中心区则一片寂静，真正左右规则的人们悄无声息地生存着，甚至连影子都不肯留下，谁也说不好，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那么多的资源。我们属于同一城市，说着同一种方言，受着差不多的教育，可能还是幼年的玩伴，而最终却成了永远的陌生人，再没什么能化开我们彼此内心那冰一般坚硬的孤独，这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更愿意相信，《北京折叠》其实是新寓言小说，与卡尔维诺在精神上颇有暗合之处。郝景芳并不是第一次写这种小说，她的《从前有一个小孩》《我的时间》《阿米和阿豆的故事》等，都带有卡尔维诺的影子。从新寓言写作的角度看，郝景芳也是异常成熟的，她并不追求加缪式的前后贯通的隐喻，而是更具莫迪亚诺式的随意曲折的色彩，所以她的文本更灵动，承载了更多的情绪。

当然，《北京折叠》可能还暗含了另一层隐喻，即“三空间城市”本身是科技的伟大创造，但它却又是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如果没有技术解决方案，老刀们本可以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秦天们的爱情也能圆满。当我们相信技术会扩大“人性善”时，却忽略了它也可能成为“人性恶”的帮凶。而这恰恰是雨果奖最喜欢的主题。

文学离不开对现实的关怀

文・施经

作品中的“北京”可视为未来的任何一座城市。为解决资源再利用等问题，城市进行了一场大变革，被分为三个相互隔离的空间，分别生活着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群。如魔方般翻转的城市无疑凝聚着作者对社会的独到思考，正是这份思考以及瑰奇而又朴实的想象打动了读者。然而也有人将该小说归于“寓言体”而非科幻作品。

如果说科幻小说必须满足“科”和“幻”两个硬性条件，即既带有科学方面的文学建构，又必须超越现实，那么《北京折叠》确实令人费解。整个故事设置在未来的某一天，可通篇里只有“手机”和“移动机器人”等科技产品，甚至翻转城市这一设定也得不到科学支持。与其说它前瞻性地预言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不如说略显悲观地指出了社会被分裂为等级的残酷与无奈。那么，它作为“科幻小说”的合法性源于何处呢？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关注与关怀。文学始终需要解决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必须介入生活，引导我们发现隐蔽的问题，启迪我们更富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科幻文学通过改造我们的生存境况，通过人物在新环境中的抉择与挣扎，使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在灯火阑珊处显豁开来。所谓科幻小说，不过是为作者放飞想象力开辟的独特空间而已。持“硬科幻”主张的人，缩小了小说的空间和可能性，看似在捍卫其正统性，反而束缚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北京折叠：多少爱情消失于无形

文・许辉

作者自述《北京折叠》只不过是一部有待写完的长篇小说的序章，尽管如此，作品所折射出的现实意涵已相当震撼。在科幻架构包裹下的是对现实的种种隐喻，描绘的场景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残酷但沉重，不黑暗却无奈。

第5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科技发展史上再次实现了飞跃。转基因技术在给人们带来丰富多样的转基因产品的同时，也给动植物健康和食品卫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同国家和政府对转基因产品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动转基因技术在其国内广泛运用的同时，倡导转基因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另一些国家，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代表，则从转基因产品给动植物健康和食品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出发，主张慎待甚至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三国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审批体制案，是这两大阵营矛盾斗争白热化的缩影。2006年9月29日，经过长达3年时间的审理，WTO争端解决机构散发了此案的专家组报告。了解此案的有关情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WTO多边贸易体制如何看待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洞悉国际转基因产品贸易未来的发展趋势。

案件的由来

所谓“生物科技产品（Biotech Products）”是指通过DNA重组技术创造的植物变种（Plant Cultivars），也可称为 “转基因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所谓转基因生物体就是指除人类以外的, 遗传物质已被非自然或/和自然重组方式改变的生物体。转基因技术在增加农业产量、抗虫、抗病、易于储藏、增加食品的营业成份、保护环境（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此外，转基因技术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经济合作组织（OECD）等许多国际组织以及美国、非洲、欧洲的独立科学家所认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率先开始进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1996年，世界首批转基因农产品――转基因番茄、大豆、玉米、油菜和土豆进入市场。2

生物科技产品自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其必将成为富有争议的新生事物，但其优劣之争至今仍没有停息。转基因技术的弊端具体体现在转基因产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3、对病虫害防治的影响4以及食品安全的影响5等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历来对生物科技产品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并对来自其他国家生物科技产品的进口规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

欧盟现行的最基本的管理转基因生物体的法规是2002年10月生效的《关于旨在环境中引入转基因生物体问题的欧盟第2001/18号指令》（以下简称《2001/18号指令》）以及于1997年制定的《关于新食品和新食品成分的第258/97号规定》（简称为《258/97号规定》）。《2001/18号指令》和《258/97号规定》提供了一套转基因生物体的审批程序。欧盟的审批程序有7个步骤：（1）申请的通知；（2）欧盟成员国的评估；（3）将评估结果散发其他欧盟成员国进行评论；（4）欧盟委员会的决定；（5）欧盟部长理事会的行动；（6）产品投放市场；（7）标签。

从1998年10月开始，转基因生物体投放市场的申请就在不同的阶段被阻隔。首先，欧盟监督委员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停止审批新的转基因生物体的通知，因为部分成员（主要是丹麦、意大利、法国、希腊、奥地利和卢森堡6）阻止了审批程序。此后，欧盟委员会就不再向欧盟监督委员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任何新的有关转基因生物体的提案。因此，虽然欧盟没有任何立法禁止转基因生物体的审批，但这种“暂停”实施与转基因申请有关的法规成为了事实上对转基因生物体的禁止。

针对欧盟的上述做法，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于2003年5月20日，正式向欧盟提出磋商请求，认为欧盟影响生物科技产品审批和销售的措施违反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GATT 1994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的相关条款。三个方的欧盟相关措施为：（1）欧盟“暂停”考虑生物科技产品的审批申请做法；（2）对于某些特定的生物科技产品审批申请，欧盟没有给予考虑和审批或者过度延误审批程序（特定产品暂停审批）；（3）欧盟成员国禁止生物技术产品进口或销售的保障措施7。

2003年8月29日，在DSB会议上，应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要求，WTO争端解决机构就此案设立了单一的专家组。中国等10余个WTO成员保留了作为第三方参加专家组程序的权利。

专家组的主要裁决

在2006年9月29日散发的专家组报告中，专家组就本案的主要问题做出了如下裁决：（1）欧盟自1999年6月至2003年8月“暂停”考虑生物科技产品的审批申请做法，在事实上导致了“不适当的迟延”（undue delay），不符合《SPS协定》附件C(1)(a)“各成员应当保证审批程序的实施和完成不受到不适当的迟延”的规定并因此违反了该协定第8条关于“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的规定；（2）对方列明的某些特定产品的审批措施，由于造成了“不适当的迟延”，因而同样违反了《SPS协定》附件C(1)(a)和第8条的规定；（3）对成员方采取的保障措施，专家组认定欧盟成员国没有进行《SPS协定》附件C(4)和第5.1款项下的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因而违反了《SPS协定》第5.1款和第5.7款的规定；（4）欧盟“暂停”审批的做法并不是《SPS协定》项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措施），因而驳回了方关于“暂停”审批做法违反《SPS协定》其他相关条款的诉请。

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守夜之责－政府的不作为＝违法

1．关于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暂停”（de facto moratorium）

方主张，欧盟的做法在事实上搁置了所有生物科技产品的审批程序，因而违反了《SPS协定》的相关规定。欧盟则认为其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的“事实上的暂停”措施，请求专家组驳回方的此项诉请。专家组审查了众多证据，包括对“五国声明”的审查以及1998年以来没有一项申请获得批准的事实，最终认定欧盟的做法构成了对生物科技产品的“事实上的暂停”措施。就“五国声明”而言，专家组认为，由于“五国声明”的存在，有理由认为欧委会在审批生物科技产品时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成员支持，这影响了欧委会充分利用相关程序以完成审批手续的可行性。专家组指出，其对案件事实的分析揭示了欧共体审批程序中存在一种“清晰并且反复出现的不作为或延误行为”。根据《SPS协定》附件C(1)(a)，对于检查和保证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程序，各成员应保证此类程序的实施和完成不受到不适当的迟延。专家组认定欧盟的上述“事实上的暂停”做法与《SPS协定》附件C(1)(a)不一致，并违反了《SPS协定》第8条。

2．审慎不能构成拖延的正当理由

欧盟在案件中就“不适当迟延”进行了抗辩。欧盟主张，采用谨慎和预防性的方法可能导致对生物科技产品审批过程的迟延，但不能认为其违反了《SPS协定》项下的义务。专家组驳回了欧盟的这一抗辩，指出在不造成不合理迟延的情况下完成审批程序与采用谨慎和预防性方法审批生物技术产品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冲突”（inherent tension）。相反，专家组认为，谨慎和预防性方法的采用并不是没有纪律限制的，预防性方法更是不能吞噬《SPS协定》规定的纪律。如果允许一个WTO成员以评估申请时，以采用审慎和预防性的方法为由搁置审批程序，《SPS协定》规定的条件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基于上述理由，专家组认定欧盟自1999年6月至2003年8月“暂停”考虑生物科技产品的审批申请做法以及某些特定产品的审批做法，在事实上导致了“不适当的迟延”，与《SPS协定》附件C(1)(a) 和第8条的规定不符。在欧共体在其“事实上的暂停”做法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专家组要求欧共体使这一“事实上的暂停”做法与《SPS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关键指向－“风险评估”

《SPS协定》第5.1款规定，各成员应保证其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制定以对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进行的、适合有关情况的风险评估为基础，同时考虑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风险评估技术。方认为，一些欧盟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和卢森堡）采取的保障措施不符合此规定。专家组引用了上诉机构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裁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指出，符合第5.1款的“风险评估”必须“有充分的根据”或者“有合理支持”。专家组对上述6个成员国的保障措施进行了审查，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例如，在审查奥地利采取的保障措施时，专家组指出，风险评估的结论没有表明涉案产品较之其他非GMO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更大的风险；奥地利采取的进口禁令是一种最为严格的SPS措施，风险评估的结论表明采取这一措施并没有充分根据。专家组认为，如果允许奥地利采取进口限制措施而不顾风险评估的结果，将使这种风险评估丧失实质意义而徒于形式。专家组强调风险评估要求是对SPS措施的实体条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要求。基于同样的推理和理由，专家组同时认定其他欧盟成员（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卢森堡）采取的保障措施同样违反了《SPS协定》第5.1款的规定。此外，专家组还裁定欧盟成员国采取的保障措施违反了《SPS协定》第2.2款的规定8。

慎思明辩－适用条文要准确

《SPS协定》第5.7款规定，在有关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成员可根据可获得的有关信息，包括来自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实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信息，临时采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欧盟主张其成员国采取的保障措施是根据《SPS协定》第5.7款采取的“临时措施”，因此并不违反《SPS协定》第5.1款和第2.2款的规定9。专家组认为，第5.7款规定的例外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采取临时措施时有关科学证据并不充分。在科学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一成员不能援引第5.7款的规定获得豁免。经过对案件相关事实的充分评估和审查，专家组认为欧盟成员国在采取保障措施时，有关生物技术产品的科学证据并不是不够充分，因此，欧盟成员国的保障措施并不符合第5.7款的要求。基于这一理由，专家组驳回了欧盟的上述抗辩。

釜底抽薪－“暂停”审批是SPS措施吗？

关于何为SPS措施，《SPS协定》附件A.1做出了明确定义。10但从《SPS协定》附件A的规定看，其定义一直被认为是十分广泛的。但是，本案中专家组却似乎倾向于限定SPS措施的内涵和外延。本案中，专家组认定欧盟的“暂停”审批做法并不是《SPS协定》项下的SPS措施。专家组指出，欧盟的“暂停”做法仅仅是一种“程序上的决定”,并不是拒绝所有申请的“实体决定”。专家组认为，一种推迟审批的程序决定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特定的SPS保护措施水平，故欧盟的“暂停”审批措施并不是SPS措施。由于方提出了其他一些诉请是以“暂停”审批措施是SPS措施为前提条件的，据此，专家组驳回了这些诉请11。

事易时移――对本案的简评和展望

转基因产品是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中的一个新课题，激发了世界主要农业国家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转基因产品具有高产、品质优良、抗病虫等优点，似乎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转基因产品可能存在对生态环境乃至食品安全的负面影响。美国是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国，技术领先。其它许多农业国家，包括欧盟在内，转基因的开发与技术都相对落后。由此如何对待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各国的政策也不尽相同。美国主张对转基因产品不能限制，不能歧视；而欧盟等国出于自身利益，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应该说转基因产品究竟优劣如何，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应该通过科学论证证明它的可取之处以及它的负面影响，从而决定取舍。目前的科技水平似乎显示转基因产品不存在不能发展、不能食用的结论，而且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仍在积极开发转基因产品。然而，转基因产品毕竟是新产品，科学的论证尚未穷尽，因此政府起码应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即对转基因产品应加上标识。这也是不少转基因产品进口国采用的办法。

第6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中国大战略 定位 主要依据 涉及面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2-0001-07

一、中国大战略研究何以受到关注

2005年中国学术界的新关注点之一是大战略，特别是中 国大战略研究。其标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战略研 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有国际学术界研究大战略的经典和 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而且有我国学术界精英的代表作， 如门洪华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与此同时，《中国社 会科学》杂志社也举办了中国大战略的研讨会。

众所周知，对于战略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始于今日，但明确 倡导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一、二年之事。何以如此， 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值得重视：

首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基本 事实毋庸置疑。尽管国际上有些人对此不喜欢、不承认，甚至 以“中国”加以诋毁；尽管中国人自己为了避免刺激当 下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大国，希望为自身赢得更和平的国际 环境，而把崛起解释为发展，甚至不提倡“崛起”这个词，但崛 起毕竟是事实。当世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时，中国 人自身对崛起的目标、进程、方式、后果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 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真的存在问题，至少是缺乏严密的战略 上的审视与设计，而这恰恰是大战略研究所擅长的。换言之， 通过大战略的研究，对中国崛起进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面临 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为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真正实 现和平的崛起和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咨询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对中国模式之讨论的回应与深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近 几年颇为活跃，特别是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 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后，这方面的谈论更为热烈。“北京共 识”概括了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其一，强调创新的价值，即在技术上不能沿袭陈旧技术和 发展老路；其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平等性；其三，自主理论。这三个定理并无太多新意， 文章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掀起“中国模式”讨论热，是因为文章的核心在于探讨中国发展模 式的国际影响，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模 式”的探讨表明，“中国”、“中国崩溃论”等等别有用心的叫嚣或非理性的偏见，无法 压制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敬佩与赞叹。当人们以更理性的目光 审视当代中国时，中国何以能迅速发展，其发展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世界会因中国的发展 产生哪些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等等问题就自然会产生。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中国的 重要地位与影响才会真正凸现出来。中国的确成为世界的中国，它的发展战略与模式已引 起世界性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讨论热，也促使中国人自己反思：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的 成绩、经验、问题、影响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到底够不够，我们是否有清醒、明确、 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战略?毫无疑义，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从宏 观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与道 路的总结。而建立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制度化的五年发展规划，也的确是国家战 略的反映。但是，这些还不足于替代一个完整的中国大战略。因为一个富有学理性的大战 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 方案。正是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很快加入到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大讨论中，以便在这一 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身、总结自身、指导自身。显而易见，由“中国模式”讨论热引发的理论 思索，同样把中国大战略研究推上前台。

二、大战略的界定与中国大战略的定位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对大战略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见解 是以下三种：

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仍然紧 紧围绕着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军事手段，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 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此外，战争的目标、目的更受到重视，而战争的手段 则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大英百科全书》(1967年版)将大战略定义为 “为了达到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动员一国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所有资源的艺术”。而 利德尔・哈特则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 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其新作中强调，“大战略告诉 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他仍然重视军事手 段运用，但着眼点却是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由此不难发现，大战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 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

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 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约翰・柯林斯的观点最为典 型。他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 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 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持同样 观点，指出“大战略要考虑国家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军事资源)，并有效地安排 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江忆恩则总结道：“美国学术界一般将大 战略定义为动员国家所有实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行为，这里的国家目标主要指的是反对外来 干涉威胁的战略目标”。显然，把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既拓展了大战略的范围(因 为安全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战争胜利)，又凸现了大战略的政治性(因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 政治事务，而不是狭义的军事事务)。但是，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传统安全 与非传统安全，这就导致了新的争论。

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 种见解是对大战略的最宽泛的理解。1964年版的美国《美利坚百科全书》把大战略界定为 “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 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大战略不外乎是 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它决定着国家的百年大计，它还必须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 文化革命”。虽然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见解使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的 限定，做更多的解释，陷入概念的陷阱。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研究大战略时更多的表现出对第三种见解的认同。比如胡鞍钢 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民强国’的战略”，其四大目标是“增长、强国、富民、提高国际 竞争力”。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 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 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叶自成认为，“大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实 际上包含了三大部分，即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家的内部发展战略，还有一部分既是对外战略 也是对内发展战略，是内外战略的综合”。此外，像中国军事科学院吴春秋、上海社科院周 建明等也都视大战略为国家总体战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了对第二种见解的认同。周丕启认为，“所谓大战略，是 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它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目的 的筹划和指导”。他刻意区分了国家安全的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并把大战略限定为国际 层面。门洪华也以国家安全为立足点，并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大战略是综合运用国家 战略资源实现国家安全及国际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战略资源和 战略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 观念和国家战略利益等”。由于门洪华在构建大战略框架时强调国家实力的评估以及重 视国家战略利益，加之他倡导“打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之人为隔阂，达致国内战略和国际 战略的总体协调”，所以在其论述中，大战略实际上已超出国家安全的限定，而有了总体 战略的特征。

鉴于上述概念梳理及其分析，本文主张立足总体战略来研究、构建中国大战略。因为当 代中国之复兴与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 然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 层次的综合性战略。

三、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

尽管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所以才会有将其定位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 全战略的见解)，但其实它总是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并且两者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大 战略的制定，其依据必然也离不开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许多著名学者阐述了这一观点。 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等人编著的《缔造战略》一书，列举了战略制定的诸多因素，如国际 环境、国家地理状况、历史经验教训、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技术要素、政府组织方式、战略决 策体制等等，并明确指出，“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 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 基础》一书则更为鲜明地强调，“所有各章都揭示出，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 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 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 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 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也是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 素。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正在增加”。本文赞同 从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寻求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除此以外，本文认为时代这一更宏观的 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现分别论述如下：

首先是时代依据。这里讲的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为标尺的大时代。当今时代 是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即真正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相互依存 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时若不考虑全球化主题 与背景，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战略。当今时代又是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倡导可持 续发展新文明的时代。换言之，讲时代的依据，不仅要突出全球化主题，还要突出文明转型 的背景。没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就难以确定富有前瞻性和人文性的大战略，而可持 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指向。时代作为大战略的依据较之国际与 国内环境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能否正确地判断时代及其新的特征，及时地认同时代的变 革和文明的转型，并据此确立新的战略观念，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将直接制约着大战略的历 史深度与广度。

其次是国际环境。这里讲的国际环境是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转型影响的国际关系环境，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但基点是政治。当今国际环境，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最 应关注之点是：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显然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突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从 而更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正如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所明确的，和平与发展并非是 完成时的既有状态，而是有待奋斗的目标。尽管战争与冲突仍存在，并有现实的合理性，但 在价值上，其重要性已开始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 更具价值导向的定位。

第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竞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并未 随冷战的终结而消失，但两者之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较 量，并且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审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更长远的眼 光，更适宜的方式。务必把立足点放在加强与发展自身，而不是试图简单地消灭或取代对

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的国际事务由西方所主 导，因为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肩，必须 理性地承认这一基本事实。而这一事实则要求防止、克服各种情绪化的政策，坚持战略的务 实性、有效性。

第四，国际机制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正是因为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及求和平谋发展 的客观需要，所以体现对话与合作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受到青睐。具体表现就是国际机制的 领域拓展、数量增多，强制性加强，认同度提高。当然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机制大 多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因此其公正性不足，作用也受到限制。

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与崛起。在审视当今的国际环境时，如果忽视了NCO、 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非国家行为体正从多领域、多层次上影响着国 际关系的议题、程序和进程，从而制约着各国的大战略。

再次是国内环境。就国内环境而言，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实力、政治进程、社会状况、国际 地位与影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革、政府及决策者的素质等等。

第一，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已成 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奇迹，从宏观经济指标上看，中国已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按现在的 经济增长速度，有人预言到2020年我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第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模式受到世人关注。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 中有了更多发言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渐进发展模式产生了吸引力。尽管“中国” 仍然不绝于耳，但中国的历史性成就的确让世人不得不理性地探究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色， 从而扩大着中国的影响。

第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国在审视和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正在从传统的、习惯 性的意识形态化转向非意识形态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非对抗性思维。这一转变为积极参 与国际事务，妥善处理国内外社会矛盾提供了更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这里要注意，非意识 形态化并非放弃意识形态，非对抗性思维并非不承认矛盾与冲突。重要的是不要时时、处处 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对抗性的思维认识与对待一切，要善于，以和合文化处理各种 事务。

第四，国际角色的重新塑造与定位。正因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大环境的 变革，所以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批判、抵制、斗 争的革命者、批判者转为一个建设性的融人者和有一定保留的认同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正是这一新定位的反映。显然，国际角色的转换对中国大战略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 大影响。

第五，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主义有所膨胀。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都在加强，这有助于对国际事务采取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与 此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甚至有失控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国大战略中 扮演什么角色，有待认真思索。

第六，法治化进程加快，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明 显加快，法治的理念日益深人人心，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更加规范与有序。相比较而言，民 主化进程与人们的预期尚有距离，与实际需要也不完全适应。所以，寻求一条稳妥而又不失 有效，渐进而又不失深刻的民主化道路，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关系到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与 实施。

第七，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与冲突复杂、尖锐。在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性进步与 繁荣的同时，不能不承认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加剧。这一现实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也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的怀疑。因此，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和 谐，就成为十分急迫而重要的工作。

第八，决策层坚持与时俱进。决策层的素质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国的内外事 务，中国最高决策层倡导与时俱进，自身也在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 社会等理论的提出与推行，表明中国决策层能够及时借鉴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指 导中国的实践。

四、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

立足上述依据，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理性应对全球化。在积极参与、融人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 不仅要有效维护本国利益，而且要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全球化的人性化。中国的大 战略必然是融人全球化的战略，这已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所证实，离开全球化来谈 中国的大战略就没有抓住核心，从而也失去了战略意蕴。

第二，高度重视文明转型，在价值导向、模式选择、制度设计等等方面，要自觉修正和超 越工业文明，创造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这是中国大战略的文明向度，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 确立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 制约性，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

第三，加速科技发展，强化科技兴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从 粗放转向集约，从资源消耗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这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

第四，坚持理性、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非意识形态化并非不要意识形态，而是不要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 唯一准则，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事务，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以 维护本国利益，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一个理性、成熟的大战略必定是使本国在国际舞台上 受到尊重且有良好形象与信誉的战略，否则就不是成功的战略。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和谐，在国际上坚持对话、合作、双赢；在国内努力建构民主、公正的 和谐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仅指化解矛盾，寻求稳定，更应挖掘其政治意义。这就是要变对抗 为对话，变你死我活为共存共荣，变集权为民主，变统治为善治。

第六，以和平的手段推进中国崛起，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已是一个 不可否认的趋势，关键在于让世界理解、认同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并且我们自身确实能 够做到和平崛起。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中国崛起不是要以中国为中 心主导世界，控制世界，而是要对世界做更多的贡献，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老大自 居、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心态都不符合文明发展趋势，也难以做到和平崛起。

第7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科学；科学本质；科学素养；科学课程

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应当是中学阶段科学课程的培养目标，本文将联系我国当前科学课程改革的实际，就科学素养的内涵、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以及科学课程的体系这三个方面谈些认识。

一、以科学的本质为依据，确定科学素养的内涵

1．对科学与科学本质的认识

科学是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这是不少人对科学的一种普遍的理解，但是应当指出，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能离开认识过程，所以如果从广义上看，科学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探究活动，这里有两点应当强调：一是科学就其过程来说是一种对自然的探究活动，而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理论只是这种探究活动的结果；二是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有可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探究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对科学更为全面的理解应当是，从科学活动的结果讲是科学理论——一种知识体系，而从科学活动的过程讲是科学探究。

如果我们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各种文化形态的神话、宗教、艺术、历史、哲学和科学作为人的认知活动，都曾经各自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描述和说明自然现象，试图具有认识自然的功能，但是历史证明，在这众多的文化形态中只有科学才为人类提供了认识自然的精确而有效的工具，虽然科学不是绝对真理，但是自从科学产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愈益正确和深入。原因正是由于科学在认识自然上所具有的一种“探究性”使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决不停留在事实的层次上，更不是采用引经据典、诠释经典，然后逻辑地演绎出关于自然现象的论述，而是进一步透过现象，深入事物的内部，提炼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各种“概念”和“定律”来，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探究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认为“探究性”是科学作为科学的核心所在，是科学所具有的首要特征。

进一步分析，我们必须回答的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究竟还包含哪些内容，哪些方面?搞清这些，对于深刻而全面地认识科学，进而教好、学好科学都是很重要的。

一是多样统一的自然界是科学探究的对象。

自然界不同物质形态之间，不同运动形式之间呈现出的是一幅多样又统一的画面，各个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而发生相互作用，并且相互交织、渗透，从而不断运动变化着，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瞬息万变、绚丽多彩、多样统一的面貌。以人体的生命活动为例，一方面人体内部的消化、呼吸、循环、泌尿、运动、生殖、神经和内分泌八个系统，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制约，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生殖与运动等生命活动，从而使人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人体又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体现出人体与环境的统一。自然界的这种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科学家们通过智慧并借助扩展感觉的工具，在探究自然的科学实践中确认了这一点，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孤立系统，其中的基本规律各处是一致的，探究宇宙一部分所获得知识也适用于其他地方。例如，关于运动与重力的同一规律既可解释地球表面的自由落体运动，也可解释月球和其他行星表面的自由落体运动，科学家就据此计算出了人造卫星的运行轨道。所以，更全面地讲，我们所探究的自然界这个对象是一个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多样统一、有规律地运动变化着的整体（综合体）。这一点告诉我们，对科学教育来说，单纯地分门划类的学科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创设条件，让学生也能从整体上来认识自然，了解科学。这一点还告诉我们，在科学教育中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通过观察、分析去探究规律，认识它并学会应用它，把握好科学的基本观念而不是死记一个个定义、公式与定理。

二是科学是一个具有可验证性、真理性和开放性的系统，它的可验证性与真理性决定了它对自然现象具有解释与预见功能。

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只能是相对真理，但它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由于科学理论是通过逻辑推理与实验活动而获得的，并经受过经验事实的检验，所以它是客观真理，也就是说科学具有真理性的特征，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然规律，亦即自然本质的认识，并且它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从科学规范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般而言，科学的规范总是修正而不是摈弃，其结构特点往往是保留、培育更为精确和变幻被更为广泛的认同。例如爱国斯坦在表述相对论时并没有抛弃牛顿的运动定律，而是进一步说明，它只是在更为普遍的概念中一个有限范围内应用的近似。为此，科学对自然现象具有解释与预见的功能。而可验证性正是科学与伪科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另一方面，已有的科学理论因为是相对真理，所以又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与范围内适用，牛顿力学就是如此。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知识会不断发展与进步，新的观察常常会对已有理论提出挑战，知识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在客体作高速运动情况下，牛顿力学就得由相对论力学来代替，因此，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然还应当指出科学也不能解决所有证明或反证。

以上，明确回答了科学的内在基本属性与作用。这一点告诉我们，在科学教育中必须重视科学实验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它还告诉我们既要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已有理论，又要防止把它视为永远不可逾越的认识顶峰，从而扼杀学生对科学进一步探索的向往与寻求发展的乐趣。即使科学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科学方法教学也不应程式化。

三是科学活动应经受科学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的双重约束。

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科学是理智的探索与追求；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事业，创新是科学的生命，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在其个性、情感、态度等方面体现出一种求真、理性、务实与创新的科学精神，自觉接受科学道德的约束。同时科学家共同体也是一个小社会，要使这个小社会正常而有效地运行，科学家也需要由一些社会化的规范来约束，也就是科学道德的约束，否则就会产生种种越轨现象，不利于科学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这里有一个科学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和正确对待科学事业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活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对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像原子能利用、克隆技术等都是如此。我们就是要让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防止与抑制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所以科学活动还必须接受一般社会道德的约束。这里揭示的是科学与人文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面对社会各种问题同样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解决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都有一个如何去解决的思路与探究过程。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且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乃至思维领域各个方面的今天，每个公民都会面临各种如何对待与运用科学去处理各种问题的决策与过程，所以基本的科学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对于现代合格公民，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差别仅在于程度与着重点不同而已。

这里从精神方面回答了科学的外在属性，它告诉我们科学本身就蕴含着道德因素、人文因素，我们在教学中不应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割开来，而应当统一起来，和其他课程与教育环节一起，共同为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社会责任感而努力。

四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

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标志。今天，它已经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科学在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和科学的发展也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它的这种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业，而且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每个公民都应当关注科学的发展。

这里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的性质和它与技术、社会的关系，或者说从社会文化方面阐明了科学的外在属性。这一点告诉我们，在科学教育中不应把科学与技术、社会分割开来，就科学谈科学，脱离学生生活实际与社会实际，从而抑制学生学好科学服务自身、社会、振兴中华的意识与实践，进而为全人类奉献服务的意愿。

2．必须从科学的本质来把握科学素养的内涵

人们通常从对科学的狭义观的认识出发，总是把科学教育仅仅理解为科学知识的传授，把科学素养仅仅理解为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而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相应地也就把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即所谓“双基”作为科学素养的唯一内涵。显然这种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这是因为，倘若教师在科学教育中仅仅强调科学事实，那么学生就会认为科学是事实的堆积；倘若只强调科学的概念，那么学生就会以为科学是一连串的概括；倘若教师只强调科学的原理，那么学生就体验不到科学探究的过程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与预见的功能。因此，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如果不能超越事实、概念与原理的局限，是难以促进学生科学经验的形成的。

与此不同，如果我们能从对科学的本质认识出发，效果就两样了，这是因为：既然科学探究是科学过程的本质特征，是科学的核心所在，当然过程、方法与能力就成为学习科学者必须培养的素养；既然科学就其结果讲是通过探究活动取得的对自然的认识，科学知识与技能当然应当是一个重要素养，科学活动应经受科学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的双重约束，这种约束的结晶就是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科学精神，它正是科学活动的规范，所以，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应成为科学学习者培养的又一科学素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全社会的事业，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就很自然地构成科学素养的又一要素。这样，科学课程，以全面培养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为目标的科学教育，其科学素养的内涵就应该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科学知识与技能，二是科学过程、方法与能力，也就是科学探究，三是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科学精神，四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在教学中如能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将四个方面整合好，我们的科学教育就必然会有效地促进学生科学经验的形成、科学素养的提高。近年来，在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科学课程改革，在课程标准中明确把上列四个要素作为构成课程目标的四个方面，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从教改实验区实施的效果看，成效是明显的，其中最可喜的一点是激发起学生学习科学、探究自然的浓厚兴趣。

二、立足学生的发展，全面提高其科学素养

为适应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对我们的挑战，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改革实践中，我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课程应当把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作为目标，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要实现它，下列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1．精选科学的内容，体现基础性、选择性、整体性、开放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使学生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在科学技术知识迅速增长的今天，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愈益成为科学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了给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内容必须精选，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要适应学生心理特点与认知规律；二是对每一个学生的共同需求来说，应当对他们的终身发展是必须的和基本的（适应个性发展、供学生自选的拓展内容则不受此限，但同样必须认真精选）；三是要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让学生了解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四是注重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一基本的认识；五是要反映自然的统一性、科学的整体性，注意不同学科领域知识与技能之间的融通与连接，通过科学的统一概念和原理（如物质、信息、能量、运动、系统等）、科学探究活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专题进行整合，使学生不仅了解各分科知识，还对科学有一整体的认识；六是对已有的科学知识要认真对待，但又不要把它人为地构成封闭系统，必须重视科学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特点。

为此，我们在新的基础教育7—9年级科学课程标准中，精选了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宇宙与空间科学领域的最基本的内容；对生命科学领域提出了生命系统的构成层次，生物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的调节行为，生命的延续与进化，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等最基本的要求；对物质科学领域提出了常见的物质，物质的结构，物质的运动与相互作用，能与能源等最基本的要求；在地球、宇宙与空间科学领域中则介绍了地球、太阳和宇宙的基本情况，人类在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地球环境中的阳光、大气、水、生物、地壳、土壤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最基本的关系，并力图通过科学的统一概念与原理，科学探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构成科学素养四个方面的整合，让学生从中学好科学，发展能力，培养素养。

2．突出科学探究，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离不开科学的认识过程，科学过程的本质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创设学习科学的情境，为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与帮助下自己动手、动脑，主动进行科学探究，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得以在科学探究的实践中，感受、领悟和理解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一些重要科学素养的培养目标，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些科学的结论。这是因为科学探究的学习过程能有效保持学生对自然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使他们体验探究过程的喜悦与艰辛，培养科学精神；能促进学生主动构建具有个体意义的科学知识与技能，习得科学探究思维的方式、方法和能力；科学探究的学习过程还有利于学生更多地接触生活和社会，从而领悟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此，在我国新的科学课程改革中，特别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例如在 7—9年级科学课程及其教材中把科学探究作为学生体验科学过程、理解科学本质、培养科学能力和学习科学知识的主要学习模式，要求学生多用探究的方式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不是把科学探究视为唯一的方式，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学生的学习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教学中要求运用各种教学方式与策略，让学生将探究方式的学习与其他方式的学习结合起来，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3．强调科学素养各要素间的结合与渗透，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在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人们应积极顺应这种变化，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导入文明、科学的轨道，形成一种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国自古以来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但相对来说，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乃是一个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近年来相继出现的一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迷信、愚昧活动甚至，却干扰、破坏了健康的主流，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学术界，科学道德的基本情况是好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急于求成、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和评价与宣传中一些浮夸不实的现象，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也偶有发生。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警惕与关注。现代社会又一突出特点是人类在获得了改造自然甚至改造生命的巨大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益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的科学教育，更应重视挖掘科学课程本身所蕴含的德育因素，将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精神、过程方法与能力进行结合、渗透，努力反映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与关联，注重培养学生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验学习科学的乐趣，培养科学探索的热情，养成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和献身事业，服务社会、祖国与人类的胸怀与情操，把科学精神的培养与人文精神的塑造统一起来，从而为大面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我们7—9年级的科学课程标准和依据标准编写的教材中对此都作出了具体要求与呈现。

三、以科学的探究对象与历史发展为依据，构建科学课程体系

在义务教育阶段采用“综合型”，在高中阶段则以“分科型”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以综合实践活动为内容的研究性学习课程，这就是我们对基础教育阶段科学课程体系的意见。这种安排的认识依据，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从科学探究客观对象进行考察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自然界是一个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多样统一的综合体，而就人工制成的事物来说，只要仔细观察剖析，也无一不蕴涵着多种物质形态或多种运动形式，是多种机制的综合体。譬如一个具有一定功率的电动机，从物理机制讲是一个电磁运动向机械运动转换的问题，而它的构成和质量就涉及构成它的材料、机械加工的过程、绝缘的措施、安全防护与环保等多个方面。这里既有物理、化学问题，也有生物、环境问题。这样，对自然界包括其他物质客体的认识，就需要我们既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剖析，又要从综合、整体的角度去探究。

2．从人类对自然认识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

再就认知规律来讲，从人类对整个自然界认知发展的历史考察：最初，人们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科学是笼统的自然哲学，它为人们把握自然界提供了一个总的画面；16世纪以后才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成各门学科分支，它使人们的认识得到深化；从19世纪至今，自然科学技术在总体上出现了结构性的综合化、整体化趋势，它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从总体上去把握自然界。由此可见，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正经历着一个螺旋式前进上升的过程，由于个体认识的发展过程与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所以，基础教育的科学课程按照“合—分—合”的思路来设计体系，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也反映了学生的认知发展历程。

3．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进行考察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分化，一方面不断综合，但从总体上说，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综合化、整体化趋势。在新的世纪，虽然学科本身的进一步分化和继续向微观深入仍然是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进入现代科学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另一个新的方向正成为更具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方面，甚至成为主流。这就是向着宏观、交叉、复杂的综合集成、整体化方向发展。像系统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空间科学、认知科学与脑科学及行为科学等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都已成为一批不断迅速发展的学科。“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社会”日益紧密相连的趋势，更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分化和综合可以讲是并驾齐驱。

4．从“综合型”与“分科型”两类科学课程各自的特点进行考察

前者力图超越学科界限，统筹设计、整体规划，强调各学科领域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联系整合。它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初中课程存在的门类过多、学科间相互脱节、缺乏联系的弊病。这样的课程，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认识自然和科学，根据统一的科学概念和原理与各领域知识之间的联系来构建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迁移和学习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总体安排，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科学方法的训练；有利于学生较为全面地关注和分析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生活问题，获得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整体认识。但综合型课程对任课教师与教学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实施、推广带来了一定难度，必须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后者作为一种单学科的课程组织模式，它强凋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其开发以学科知识及其发展为基点，其组织则以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为线索，这样的课程，有利于突出教学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使学生能比较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的系统知识，有利于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与结构性，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科尖端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便于提高教学效率。但分科课程易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导致学科之间的割裂，从而限制学生的视野，束缚学生思维的广度。应该承认我国原有分科课程的这些缺点是比较突出的。而采取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阶段综合与分科各有侧重的科学课程体系，既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又使两者可以互补，从而让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科学素养的培养。在这次新课程改革中，即使“分科型”的科学课程，像义务教育阶段在初中开设的物理、化学与生物也都强调科学素养各要素之间的整合，注重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从而使课程内容存在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的传统分科课程有了显著改善。在义务教育阶段，3—6年级作为科学启蒙教育，统一采取综合型，而进入科学入门教育的7—9年级则采取了“分科型”与“综合型”并存的组织形式（主要是照顾到我国当前师资的专业结构现状），各地区、各学校可根据各自条件任选。与此同时，创设条件使“综合型”课程逐步得到推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 （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袁运开、蔡铁权主编：《科学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生命伦理；治理；

Abstract: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ave brought a lot of serious ethical， social and legal Issues （ELSI）while it brings benefits for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open discussions and hot debatea among stakeholders related to bioethical issues， governance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ontents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examines the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Bioethics and biopolitics in China. Finally， the authors provid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bioethical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concerning th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Bioethics; governance.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下简称生命科学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们的发展将会给医学、制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引起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是负面效应，带来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研究引发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控制和减少其负面效果，需要解决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50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机制。随着生命伦理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显著，许多国家不仅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例如，世界上约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政府一级的生命伦理委员会[1]，并且形成了各种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命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的法规与准则也不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协调。由于生命伦理问题包含的领域广泛，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伦理问题已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把生命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伦理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伦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这一新概念为核心，分析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伦理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一）生命伦理问题的本质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一系列非技术问题，包括伦理的、法律和社会的问题（ELSI），这些问题主要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家庭伦理问题；由基因歧视、商业机密泄漏和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关“扮演上帝”等议题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基因决定论、医学目的等的哲学问题；涉及到R&D资源分配、伦理审查制度的政策管理问题；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执法的法律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与合作问题；生命科学研究和评价中的伦理学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是相互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堆积，其中伦理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国际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所谓生命伦理问题是指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医疗保健中的治疗和预防决策都涉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2] “应该做什么”或“该不该做”为实质性伦理问题，“该如何做”为程序伦理问题。其中，前者是生命伦理的根本问题，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中，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做”。例如：是否应该开展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允许人与动物的嵌合体？该不该为了达到增强后代的记忆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预生殖细胞系的基因呢？人类是否应该为了科学研究而在14天内毁掉一个胚胎呢？该不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强行采集珍贵的人类遗传样本呢？对于这些实质性伦理问题认识和解决的好坏直接关乎到对程序伦理问题及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应当如何做”是主要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疗中怎样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如何预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如何权衡人体试验中的“风险”与“受益”，应该如何符合伦理地开展“治疗性克隆研究”。“该不该做”与“如何做”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反对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此目的；而当赞成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上如何做好的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触及关于生命、人和社会之间的根本价值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观、安全观和公平公正观。

1.生命观：生命科学技术使人干预和改变生物体与生命的自然本性，触及到生命观的核心。例如，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提出的重要伦理问题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个人何时成为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那么简单，不同宗教、文化价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的反对者认为，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就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立足于他们的生命观。在他们看来，卵子受精的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而赞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则认为，胚胎干细胞只是胚泡中的内细胞群，没有滋养层的支持，不可能独立发育成胎儿，所以它们并不是胚胎。与生命观紧密联系的是人的尊严问题。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尊重。例如，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认为，为了销毁人类胚胎而制造人类胚胎，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2.安全观：这是贯穿于生命伦理各个领域的一个问题，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疗、干细胞的安全性问题等。安全性是由于技术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负面效果带来的，但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该不该应用、如何应用技术还是一个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与天然食品同样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安全隐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对待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起作用的就是伦理态度。对于安全性问题，需要根据“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制定技术安全性标准、安全性规程。

3.公平和公正观：生命科学的发展对公平和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带来了面向大众还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等尖锐的问题以及各国怎样分享利益等复杂问题。

其他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包括对生物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和歧视问题、生物技术对专利权的挑战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做出伦理上的辩护，常常需要多学科的辩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法律。

（二）治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现代生命伦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人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等），而且每一个领域中，伦理问题与社会和法律问题缠绕在一起，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界、医疗界、学术界（哲学、法学等）、政府、私人团体、公司、公众等，各方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随着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发展，生命伦理问题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

根据国际趋势，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影响到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相关利益者参与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英文中“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90年代以来，学者们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词明显不同。罗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3]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强调非正式的合作、协调，同行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方式。

科学与治理议题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5]，出现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对于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生命伦理问题可以采取“伦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的解决方式[10]，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带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根据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看，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机制包括：（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2）制定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3）加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4）设立伦理审查；（5）促进公众参与。

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

生命伦理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全球对话，使国际社会建立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国际上形成的一些伦理准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准则。例如，1948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为“二战”后人体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伦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更是将《纽伦堡法典》细则化，此后不断更新的《赫尔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时期国际社会对医学研究的伦理要求。1978年，由美国政府发表的《贝尔蒙报告》所倡导的“尊重”、“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原则被多数国家采纳。1993年世界医学理事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年修订）成为指导各国制定相关伦理审查办法的指南。虽然对一些复杂问题，各国并不能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如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就“治疗性克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各国对话和相互理解。

2．确定伦理准则和监管

通过制定具体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1）明确科学家的责任，使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有章可循，保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预防科学界的不端行为；(2)保证生命科技发展中的安全，降低研发中的风险；（3）保证研究参与者和公众的权益，促进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解；（4）促进生命科技发展与国际规范接轨。

有了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发达国家在生命伦理领域都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主要的特点是：（1）在政府机构设立新的专门机构，或者明确、调整现有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美国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和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等3个联邦机构共同实施监管。NIH下属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AC）和生物安全委员会（IBC）分别负责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和政策咨询、风险评价和研究监控，FDA也负责对基因治疗的监督和审查，OHRP侧重于对受试者的保护；（2）在现有伦理准则或法律框架下出台针对基因治疗的实施细则。在基因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国的RAC就针对体细胞基因治疗制订了指导准则——《考虑要点》（Points to Consider），并探讨审查此类研究方案的细则。

3．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

伦理规范、政策和法律法规是规范和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咨询是这些手段的重要基础。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生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都设有专门的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咨询。例如，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当下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行政当局，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1997年英国多莉羊诞生后，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国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建议。

4．伦理审查

为了把伦理指导原则和准则落在实处，把有效处理与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有效地保护受试者，必须建立一种正式的伦理审查机制。国际上普遍上采用的机制就是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是设在政府、研究机构、医疗协会、医院的决策咨询组织。为政府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依据公认的国际伦理准则和国家制定的伦理准则，从伦理学角度审查人体试验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

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学科，以便在科学研究自由、专业知识以及人权和公众利益直接之间做出调和。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府管理学等学科，在许多国家，通常还会有宗教学专家。另外，往往还会有一名非专业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区代表等。生命伦理委员会可以给这些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商的平台，运用各种知识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5．公众参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相关的生命科学技术决策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专家获得科学技术信息，而且科学家应该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不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公众参与生命科学技术决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

二、 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专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关安乐死和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全国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以及对汉中安乐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开辩论（1988年）。20多年来，我国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成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建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专著。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生部，1998年，2007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卫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3）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该组织在2000年改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也初见成效，包括医疗行业协会委员会（如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医疗/医院伦理委员会（如很多三甲医院都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药品生产的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4）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标志性的事件是， 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二）我国生命伦理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宏观管理机制缺乏

生命科学伦理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我国，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行政部门（卫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法规与管理办法，而在解决一些涉及范围广的生命伦理问题时，如基因资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2．对政策法规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

近十多年来，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规范我国相关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例如，卫生部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1993年）、原国家药监局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1999年）和《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2003年），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反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但没有任何论证。

3. 伦理审查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体系已经初建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为国家生命伦理议题提供全面咨询和审查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如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其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审查制度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有时只是走过场；（2）科学家保护受试者权益的意识较差，保护受试者权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对于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在生命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还不普及；（4）相当多的伦理委员会委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伦理审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对国内外伦理准则和管理法规了解程度也不够；（5）相关人员对伦理审查活动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伦理审查时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等。

4．伦理意识有待于提高

在我国，与生命伦理相关的领域，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疗伦理审查方面，国内有两种观点：（1）只要不违反科学原理和相关法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伦理审查；（2）既然西方已经充分讨论了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有较成熟的伦理审查制度，直接“拿来”，或略加修改即可，没有必要在小题大做。

赛百诺公司“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为Gendicine）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认识的片面性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当国内媒体为之欢呼雀跃时，国际科学界却意见不一，一些科学家质疑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监管的严格性。[11]

5．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

许多医院在医学伦理管理方面为保护患者的权益，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多数情况并不成功，许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基本不发挥作用。

三、 加强我国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建设的设想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把生命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利用其成果为国人造福。同样，我国也面临着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前沿进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应该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从“伦理治理”这一观念出发，建设和完善中国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伦理治理”一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启动的中欧合作项目BIONET引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此项目由欧盟第六框架计划资助，英文名为Ethical Governance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Chinese - European Co-operation，中方把这一项目的名称翻译为“生物学和生命医学的伦理管理：中欧合作”。中方专家与欧方专家在对governance一词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方专家把governance解释为“管治”，认为好的管治应该有：好的管理条例，包括伦理上可以辩护的规范、条例的实施是可行的；条例的实施、贯彻，包括教育和培训；监督／督察；奖惩制度；管理机构；专项预算。欧方专家强调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级分层管理的术语，指相互合作、协调和商议，不仅仅在国家组织（例如政府部门、市政、法院等）之间，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医疗机构、律师、学术杂志、病人团体等），不仅包括写下来的规则，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惯例、同行间相互监督等。[12]中欧双方专家对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实际所处的伦理制度环境不同，相比于欧盟各国，我国在规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较落后，且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不过，也存在着认识问题。把governance解释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没有充分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意义。中国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还应该加强，但同时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并建立和发展更丰富的机制使不同参与者充分互动和合作，因此用崭新的“治理”或“协同治理”[13]更能表达governance含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科学团体、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公众等各个角色共同参与的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开展前瞻性的生命伦理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参与制定国际伦理准则，大力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机制，主动、及时地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咨询

1.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的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职责是为国家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咨询，规范和统一国家各个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准则，制定地方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指导具体工作，培训人员。委员会可以在原卫生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组成。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2.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生命伦理问题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见，特别是公众的意见。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于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审查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沟通科学与公众

国家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团体应该发挥团结、统一科学界的凝聚作用，发挥沟通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制定科学家的研究伦理准则，以各种形式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活动，例如，就生命伦理的某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开展科学界与公众界的对话，并吸取各种媒体参与。

（三）加强伦理审查

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强伦理审查，促进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上面所建议的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伦理审查：

1.发展和完善各级伦理委员会。建立省级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给下属医院及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供指导、培训、咨询。机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本机构内研究方案进行独立、公正、及时的伦理审查，而且要对研究进行后续伦理监督和评价。有条件的医院和研究机构，应该单独或联合建立伦理委员会，条件不成熟的单位则可以通过已建立的单位进行审查。

2.明确并完善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能：（1）制订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保护受试者和保证人体试验顺利进行；（2）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独立地从伦理和科学技术上把关，对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暂缓的决定；（3）组织专家开展对研究者、资助者、各级伦理委员会成员、媒体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进行伦理学培训，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会；（4）伦理委员会要建立网站，公布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的反馈信息，并在网站上。

3.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的因素。委员会的成员在学科、年龄、性别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应有法律、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既要有专业人员，也应有能代表社区利益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公众；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应多吸收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同时男女委员比例要适当，还应该考虑委员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员们应能胜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参与，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加强生命伦理知识培训。由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类生命伦理机构（如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等）合作，对医护人员、机构伦理委员会委员进行有争对性、有步骤的培训，并针对具体伦理案例举办讲座、讨论会等，在医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普及生命伦理学知识及相关规范。

（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加强对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促进公众参与决策。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获取相关科学前沿领域的知识：（1） 医学广告；（2）科普读物（如、报纸、网络，等）；（3） 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4）专门的教育培训；（5) 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不良事件处理意见）；（6) 专业期刊和学术交流。在拥有了必备的科学知识后，公众参与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决策的程度和深度将会大大加强。

国家要确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促进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重大科学决策。公众提出的问题、建议应通过适当的途径为科学决策者采用，公众能对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五) 加强生命伦理学研究

1. 加强中国生命伦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为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制订生命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伦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以及解决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增强，生命伦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产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4.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生命科学伦理知识。生命科学伦理学界应该担负起向公众传播生命伦理知识的责任，提高公众的认识，使他们正确地了解生命高新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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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3.

[3]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6-87.

[4]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5] S .Funtowicez. et al. Science and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R].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October 2000.

[6] Dimitris Kyriakou and Giorgio di Pietro ， EDITORIAL. The IPTS Report on Science & Governance [J]. june 2000. 6.

[7] S.Glynn，etc. Science and Governance :Describing and Typifying Scientific Advice Structures [R]. IPTS Report 2001. 13-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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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Wilsdon. and J. Keeley. China: The next science superpower?[R]. Demos.6.

第9篇：如何对待科技发展范文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才的整体素质，因而历来受到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随后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从多个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强化。就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来说，上述两个“意见”均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从跨学科的视野来看，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只有立足于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具有综合素质的高层次人才的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才能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完善，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一、跨学科视野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陈旧，不能适应当前的新形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单一，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专职人员，工作落实不到位。［1］这种概括尽管比较全面，所指出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其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归纳，针对性不强。笔者认为，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审视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将其归结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偏重于宣讲政治理论，轻视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根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的意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选修课为“自然辩证法概论”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为“中国与当代”，选修课为“经典著作选读”。从课程名称可以看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基本都是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生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高层次人才，倘若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清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指导意义，不熟悉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应看到，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偏重于宣讲政治理论的做法，虽然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却也容易因忽视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而导致一些研究生对其所产生的困惑难以排解，进而引发各种问题。无论是在婚恋、家庭、学业、信仰等个人事务中，还是在人际关系、集体活动、社会实践、就业等社会活动中，每一个研究生受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个体性格、生理状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研究生作为特殊的、接受专业化与高级培训的群体，在拥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经济、婚恋等方面的问题及困惑，使其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困惑如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及时疏导，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现实生活中，研究生过劳死、自寻短见或者违法犯罪现象时而发生，让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存在不足。在解决研究生的某些困惑方面，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客观地分析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发现其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⑴过于重视政治理论的宣讲，可能会忽视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其他问题。长期以来，通过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向研究生宣讲政治理论既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也是实践中各高校的具体做法，这使得不少人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和片面认识，即在一定程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同于政治理论宣讲，误认为只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基本完成了。而研究生的身心健康、生活状况、业余活动等则相应地被忽视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教学内容也被省略了。即使是辅导员、班主任等一些专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也更多地是从管理角度对研究生开展教育。而能够给研究生带来心理、思想困惑的，往往是那些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政治理论教育难以关注的。⑵过于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教育内容的缺失。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当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培养的主要是研究生的政治素质，而这种政治素质的培养不仅仅是引导研究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接受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应包含有培养研究生具有健全的人格等方面的内容，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有明显的体现。然而，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政治理论教育，无论是在教导研究生树立人生理想方面还是遵守法律和道德方面，都是从“政治上更正确”的角度来进行教育而忽视了“学术上更专业”的问题。例如，当研究生在生活上面临着个人情感和物质利益的选择时，在学习上面临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时，在处理某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心理失衡时，其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都难以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可见，如果忽视与培养健全的人格相关的道德、法律、心理等课程，研究生在遇到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因得不到专业性的帮助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二）教学方式：偏重于教师包干和独白，轻视团队教学和研讨研究生与本科生处于完全不同的学习阶段，因而对其采用的教学方式与本科生有很大的区别，这在专业课教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高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样应当体现出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教学方式上的区别。然而实践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专职教师的数量相对不足，再加上一些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公修课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不少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照搬本科生的教学模式。这样做不仅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几乎“沿袭”了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种不足，而且使研究生形成了轻视思想政治课程的错误观念。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由教师包干某些课程和授课中实行满堂灌式的独白两个方面。由教师包干某些课程，自终至终只由一个教师授课是高校中比较常见的授课方法，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一方面，由于只有一个教师讲授某些课程，自然就不存在教师之间的竞争和学生对教师的评比，教师没有教学效果方面的压力，也就没有提高自己授课水平方面的动力。所以，一些讲课水平低、教学效果差的教师长期“垄断”某些课程，通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方式授课也就不足为奇了，研究生也很难对这样的思想政治课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在只有一个教师授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很容易带来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研究生合并上课的结果。“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3］研究生的专业课一般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而思想政治教育课还和本科生一样采取合并上课、大班讲授的方式，不仅授课效果差，还会给研究生造成学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不重要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主讲教师没有压力而不认真讲授，研究生不重视而不认真学习，似乎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通病”。满堂灌式的独白方式在我国高校的教学中一直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比较缺乏，使研究生的心理困惑、怀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随着困惑、怀疑程度的逐渐加深，研究生在心理上逐渐失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在行动上逐渐拒绝参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4］这固然有大班授课无法实现师生交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问题还是高校领导和相关专业教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认识存在偏差。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教育，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过于强化这一功能也易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和授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小心翼翼和照本宣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机械地完成上级安排的教学任务外，别的什么也不敢做，当然也不会加入自己的相关理解，更不敢直面学生提出的社会问题，从而避免自己因可能出现的不当言论而陷入麻烦之中。因此，本来应当以讨论、交流等研讨方式来促进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则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消磨时间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使研究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活动无非是宣讲一些“官话”“套话”，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会有吸引力，也不能达到对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专业划分太细会导致大学生的知识面过窄，不利于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因而建议大学开展“大文科”“大理科”式的教育。这种观点并没有改变当前高等教育的现状，过细的专业划分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专业和研究领域的划分更为细致。不可否认，研究生教育阶段细致的专业和研究领域划分能够促进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但过于精细的专业划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生的思维和视野。因而，有学者建议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认为“实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不仅是科技发展和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5］研究生教育中专业课程的设置过于精细确有其合理性，但是把这种更细致的专业划分带到属于公共必修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领域则显得很不合适。笔者认为，以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应当进行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这是因为：从内在因素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从外在因素上说，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要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当前我国特有的教育内容，古今中外的教育者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在高等教育中开展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头脑，确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当然，我国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原理的前提下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掌握群众的活动。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来教育、影响、掌握和引导群众的活动。思想掌握群众，既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掌握本阶级群众的活动，也是运用一定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掌握其他阶级群众的活动，其实质都是力图让一定阶级的思想上升成为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而影响和支配全社会的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一定阶级的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6］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当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不能完全局限于划分相当精细的理论学科，而必须实行跨学科发展。只有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但理论从来都不是封闭和停滞不前的，它总是不断吸收其他学科中的科学成分，使之成为自己不断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这一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学科，以包容的胸怀对待不同的观点，以扬弃的方式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益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今社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蓬勃兴起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必将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7］具体到教学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应当大力宣扬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还应当介绍与理论和方法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基本主张，并用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基本主张进行评析。这是由于，每一种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和批评观点的挑战，因而具有了相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许多观点和主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充实和完善。广大研究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鉴别力，能够运用基本原理识别判断各种理论和观点，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和授课教师形成互动，这必然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并取得新的进步。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概地拒绝其他学科，则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自身的完善。只有开展跨学科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目标。对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要用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研究生的头脑，进而转化为促使其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然而，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前提是其能够从思想上真正接受政治理论，这种真正接受尽管需要一定的宣讲来实现，但总体上说还要靠理论自身的说服力。毕竟，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更注重学术的争鸣和论辩，一种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其内心所接受，主要看这种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他理论。所以，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如果单纯地讲授理论而对其他理论只字不提，甚至回避理论与其他学科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既不利于研究生对理论的认可和接受，也不利于实现用政治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的目标。笔者认为，广大研究生不仅要从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角度来接受政治理论，而且还要为学术研究增加内容和色彩，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理论真正走进研究生的内心世界，进而武装他们的头脑。

（二）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要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跨学科对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也是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性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能够科学地解释研究生所思考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保守与开放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在上演，并不时地引发一些社会事件，形成一个个舆论热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必须勇于直面这些现象和问题，并用原理来分析和解释其中的复杂关系。由于社会现象的涉及面非常广泛，与不少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吸收借鉴不同学科的内容，通过开展不同学科的专门教育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更富有理性，更喜欢思考，因而，一旦其关注了某一社会现象，往往会采用寻根究底的方式进行深入地探索，并希望得到专业领域的答案而不是泛泛而谈的解释。同时，他们也会积极寻求“自己的真理”，而一旦研究生对某些问题形成一定的认识后，会显得固执己见，难以轻易更改。更重要的是，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生遍及不同的专业和学科，有些研究生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可能比单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更为深刻。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讲解太“外行”，就有可能导致研究生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政治理论本身产生怀疑。因此，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应针对研究生爱钻研的特点，用不同学科中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术语来帮助研究生解疑答惑，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培养研究生学习政治理论和其他相关知识的兴趣，帮助研究生拓宽知识面和树立严谨治学的态度。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由对某一社会问题更有研究的专家就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来给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可能会更好。有学者提出：“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能动作用，调动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在施教中以尊重学生为前提，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以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培养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发展、自主评价、自主控制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汲取。”［8］研究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个性，不同研究生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对政治理论课程的需求状况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仍对他们开展完全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不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有所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然会打折扣。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知识背景和学科特点开展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培养研究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兴趣，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美妙境界。

三、跨学科视野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

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建议。有的学者主张，针对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树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念，积极推行研究生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制，充分发挥研究生辅导员的作用，调动研究生会的积极性，有效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9］有的学者主张，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10］并强调深刻把握党建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内在逻辑，以党建“三步曲”带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创新。［11］在实践中，有的高校按照“构建导师团队是关键，研究生集体建设是重点，研究生辅导员建设是基础，明晰主体权责是根本”的思路，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12］这些研究和探索对推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从跨学科的视野来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因而从这两个方面来推动改革，是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探索。

（一）教学内容：开展政治理论教学的同时，兼顾人文和科学素质教育鉴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政治理论内容过多而缺乏其他方面素质教育内容的现状，可以考虑对教学内容做适度调整，在保持政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入其他素质教育的内容。这至少具有如下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⑴顺应我国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素质教育一直是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研究生教育阶段也不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加入人文和科学素质教育的内容，有助于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更健全的人格，增强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能力。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互补。思想政治素质与其他素质是互补关系，一个人文素质或者科学素质非常低下的研究生，不可能具有特别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反过来，其他素质教育做好了，不但不会冲淡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反而会使广大研究生从更为全面的视域认识政治理论，并强化其影响。⑶解决研究生的实际困难。研究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较多的困难是由于经济利益、学术研究、人际关系、情感归属、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因而只有加强这些方面的素质教育，才能更全面地解决研究生的实际困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沁入研究生头脑的目的。总之，在对研究生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兼顾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完整性。除了固有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所需要加入的其他素质教育内容，大致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生开展以法律和道德为主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素质教育，其目标是把人们培养成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公民。现代社会里，人们无论存在多大的差别，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当行使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履行最基本的公民义务，都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民道德。因此，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和道德教育。而广大研究生所面临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可能更为突出，由于其是基本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又是独立劳动的成年人，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对待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科研成果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也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理顺家庭生活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急需解决的，如果处理不好，则无法实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生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对于研究生来说，为了让其做好科学研究，必须对他们进行知识产权法律和学术道德教育，依据法律和道德处理好自主研发和科学借鉴、个人成果与单位成果、个人劳动与集体劳动等方面的关系，实现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研究生在人事劳动、社会交往、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和道德教育，帮助他们顺利解决就业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其尽早走出适应期而奔向幸福的人生。二是针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开展不同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对他们开展素质教育必须避免内容重复，并有效弥补其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这需要根据研究生专业的不同而分科进行。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各个专业的详细划分使人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感觉。一般来说，文科类研究生的科学素质相对不高，理工类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则相对欠缺。因而，可以考虑根据大的学科门类划分，对研究生分别开展不同的素质教育。比如，对文科类的研究生加强基本科学知识教育，使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大致状况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对理工类的研究生开展人文社科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同时，对非医药类的研究生开展卫生保健、医药常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等。只有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素质教育，解决不同研究生各自面临的问题，才能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为研究生所接受和喜欢。

（二）教学方式：组建专门的教学团队，并采取灵活的教育方法改革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比较庞杂，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很多，那种单纯地由理论专业的教师来开展教学活动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方式上需要关注师资队伍和授课方法两个问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上，可以考虑组建一支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教学团队，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⑴专职人员及其职责。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还是政治理论，因而专职教师主要应当是从事理论研究的教研人员以及热衷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素质课程教研人员。这一部分教师作为教学团队的骨干成员和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者，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并根据每年形势的变化来修订教学大纲和基本要求，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不偏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有关的文件精神和管理规定。⑵兼职人员及其职责。兼职人员应由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外，还应经常性地参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以高深的学术功底和专业水平向广大研究生开展人文、科技或者卫生健康方面的普及工作，使不同学科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了解到不同专业或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最新进展，感受到其他学科或者文化的魅力，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动力。⑶专兼职人员的关系。教学团队的所有人员采取分段上课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每一个教师都只负责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某一部分的内容。这样可以让研究生感受到不同教师的教学风采，时刻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保持新鲜感，期盼着更好的老师带来更精彩的学术大餐。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新闻舆论热点的变化，可以适时调整兼职教师，扩充或者压缩兼职教师的数量和教学任务，使整个师资队伍始终保持活力，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授课方法上，除了坚持传统的课堂讲授外，更应当注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开展教学，激发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兴趣。在这方面，不少学者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如有学者提出，通过微博在高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微博的集聚或明星效应，组建各种类型的微博绿色社区；以学生政治辅导员为纽带组建微博班级；以红色社团为先导建设基于同一爱好的微博社团社区；开设理论微博课堂作为课程教学的有益补充和教学方式的新探索。［13］有学者推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专题讲座教学法，认为“专题讲座教学法，可以克服目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满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要求，是增强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方式。”［14］还有学者主张发挥专业课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一个好的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导师要对研究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对学生的引导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上，而要贯穿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整个过程中。”［15］这些建议都切实可行，只要组织得当，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进行专题讲座和召开专题研讨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开展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专题讲座往往是由某一专业领域的名家主讲，内容非常灵活，时间和地点也可以适度调整，因而更有利于研究生学习。而专题研讨会可以把研究生列为主要发言人，由教师对其发言进行点评。发言者为了确保发言精彩，必然会查阅很多资料，这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研讨会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锋来说明某一问题，既能培养研究生的表达和辩论能力，又能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无论是专题讲座还是专题研讨会，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活动，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取代了讲授者的独白和自上而下的宣传，因而更能受到广大研究生的欢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自然能够实现。

作者:魏胜强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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