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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不仅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研讨会在黄帝文化方面主要讨论了黄帝文化的特色、现代价值和精神内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关于学风建设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系。王俊义教授指出,端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风气,是展开学术研究与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强调精神家园建设必须依托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中国文化自信;人才培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当下有利的形势,加快培养造就既熟知本民族又了解世界历史文化的对外文化传播高级专门人才,积极传播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有识之士赞赏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传播一时间还缺乏足够的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作为培养汉语国际推广与国际交流的专门高级人才,在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民族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身体力行地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自觉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者。
一、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
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和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作为世界古老文化中幸存下来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博大深邃的文化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继承和弘扬。
1、对中国文化作用和重要地位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打不散、压不垮,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她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和不屈的脊梁,根植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人文主义思潮、自强不息精神、“天下为公”理想等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态势下,对我们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强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战乱和外敌入侵却绵延不绝,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中华文明的规模巨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医学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却又独立的体系。但自从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国家积贫积弱,中国人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之中。中国人对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如何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下存续缺乏自信了。到了在,在“打倒孔家店”文化运动口号下,孔子成为了的标靶,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尤其是“”期间,传统国学又一次遭到了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深厚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形态伴随着西方物品进入中国,处在迷惘中的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模糊,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导致后来在对外交流和传播中的自卑和不自觉。
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我必须站在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高度战略,深刻的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中是文化起着重要地位与作用。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使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地去推动社会文化的体制改革。
第一,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美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是我们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并充分尊重和肯定这些丰富的价值,坚持保护和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创新,积极创建优秀文化体系并更好的传承下去,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振奋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二,自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的修养,并在共同的价值观、“大同”的思想指导下,自觉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二、加强外汉语人才培养,提高中国文化自信
在国际交流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以及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扎实掌握与汉语言文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
1、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理论基础和掌握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质是推广汉语,让学习者学会典雅规范的汉语言文字,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汉语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是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人才为主。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对外汉语专业提出的业务培养要求来看,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掌握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要受到中西比较文化的基本训练,还要熟练的掌握英语,最终目标是要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而“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之语言能力,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应用能力。如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古代汉语之所以重要是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词汇都是来源于古代汉语,且通过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更便于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而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作为支撑,只有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老师才能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然,外语水平对于对外汉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2、培养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专业人才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深受文化影响,反映文化的发展。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语言的有制约作用。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的文化对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往往只注意对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律的学习和研究而忽视了对制约工具使用的外部因素的学习和研究,因而使语言学习者只能学到静态的语言知识,只能了解语言符号的语言意义,但因为缺少“文化”面不能学到运用语言的知识,不能真正把握言语的语用意义。因此,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学习语言须注意考虑语言以外的行为和环境。汉语的产生和发展与汉民族的历史密切相关,渗透了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认识经验、感彩。如果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及文化内蕴,外国留学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某些词汇与语法。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注重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的特征,从语言和文化教学两方面着手,使学生不仅明确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规则,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交际习惯,从而得体地运用所学进行汉语交际。再如,中华饮食文化、刺绣、剪纸、丝绸等对外传播具有悠久历史,颇受世人瞩目。传播者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中国文化教学,树立语言离不开文化的教学理念,无形中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得对外汉语语言教学变得不再枯燥,学生们能在有趣的文化中学习语言,必将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由于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外汉语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要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尊重学习者的宗教、风俗习惯,以免出现影响国家、民族团结的错误。
一、文化强国的意义
1.文化强国是历史的使命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中华文化,而璀璨中华文化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曾几何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有何等的影响力,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化是何等灿烂。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趋下降,直到谷低。先进文化可以救国,先进文化可以启蒙,先进文化可以发展,先进文化更可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复兴不仅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文化,鼓舞民族士气,建立民族自信,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活力。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民族昂首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精神资源。
2.文化强国是时代的呼唤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渐渐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科学核心价值观时,它是指导力、精神动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
3.文化强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随着科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文化在经济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从发达国家的状况来看,文化产业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不协调、不平衡的方面,产业结构急待升级,创造力迫切需要增强,经济后劲急需提高。为此,做好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增强文化经济力就是必然选择。另外,从信息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引领生产的特点也决定着经济生产必须迫切带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成分。因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渐渐向精神、文化层面倾斜。一件物品仅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显然不够,它更需要有精神内涵、审美情调与思想品味。也就是说,当前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要加强经济的文化力。
4.文化强国是人民的需要
文化既是人民信念、信仰之源,也是人民丰富生活之源。随着改革开放与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生活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此而言,发展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也是民生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只有多创造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富有活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来源于百姓需求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只有让百姓亲切可感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是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
二、文化强国的建设
1.文化强国的本质是制度文化建设
从一般意义上看,文化可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在这三种文化形态中,制度文化显然是决定性的。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与工作规章制度等。在这些制度中,根本政治制度是最重要、最本质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营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更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华文化弥足珍贵,西方不少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先进性,但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只有才能引领中国发展,中国的根本制度文化必须是与社会主义。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然,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根本制度文化的地位,也不完全是由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决定的,更是由于它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决定的。是发展的,它以前是以后还将在跟不同先进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发展与丰富。
2.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建立文化体制
首先,要建立先进文化特别是理论建设制度。先进文化总体上属于文化事业,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文化事业,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文化。应该把这类文化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其次,要建立产业文化发展制度。产业文化不同于事业文化,从根本上讲属于经济式的文化。文化产业的性质是:“文化”是中介、路径与形式,“产业”才是实质。产业文化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是按经济发展思路来进行的,它服从的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规律。因此,对产业文化的加强可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来推进。再次,要建立文化事业繁荣制度。文化事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天生就有抵抗经济引诱的性质,对此不能用经济生产与经济建设的方式对待,应该给予充分政策上的优待与资金上的支持。
3.文化强国的关键是营造文化氛围
文化强国需要人人参与,需要营造尊重文化、爱护文化与利用文化的良好氛围,需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需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这样,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文化权益与文化资源,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才可能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只有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文化的创造力才能广泛进发,文化的品味才能普遍提升,高雅文化才不会因鹤立鸡群而受到冷遇。在激发文化向社会不同领域渗透与人民广泛参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至关重要。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指导思想,它可以普遍指导社会与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但它不可能遍及社会与人们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因此,提炼不同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生活发展就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引领社会各方面进步与人们生活各方面发展,但又不限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十报告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提炼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这对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文化强国的步骤是渐渐式推进
和谐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理想和目标, 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它是对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反映。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漫漫征程中,一方面使外部世界发生着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在实践创造中获得自由,在自由中完成新的创造, 这是对和谐文化的基本定位。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却体现着人的实践创造目标所在。以为指导,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进一步贯通与整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构建当代文化,这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和谐文化的实践定位
文化是人们实践创造的产物, 对文化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也将随着人们的实践进步而不断发展。和谐文化的提出,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更是在一个新的历史实践起点上, 对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和功能的解读。
文化体现着人类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人们在实践劳动中,将自己的目的、意图、理想、激情,通过劳动工具转化为改造客体的物质力量,在被改造的客体对象中,人在观照着自己的精神创造,这种精神创造在不断实践和观照中,代代相传,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哲学就是人的哲学。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 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动物不可能产生文化, 因为动物不存在一个有目的的主体创造客体的过程, 更不存在一个自我观照和总结的过程。人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获取了自由。“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当然,这种解读有可能将对文化的理解泛化,因为并非所有的劳动产品都可以被称之为文化, 历史上人们为谋生或其他目的所生产的东西比比皆是, 如是都冠以文化, 当然有些牵强。从人学思想来理解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在自由的关系和环境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铸造在客体中,才能使客体闪烁着创造的光芒。相反, 在一种扭曲和不自由的关系和环境中, 人是不可能有创造的前提的。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 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引渡出和谐文化的概念, 其哲学内蕴值得我们去深究。
在人类实践创造中所形成的和谐文化, 其定位有三:
(一)在多种文化样态的交汇中铸造进步的文化理想
现实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价值尺度, 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谐文化就是接受各种文化样式,不讲是非,不分善恶。事实上,和谐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贯通各种文化,使其相互吸收营养,构建面向全人类的进步的价值目标。如何去判定和谐文化的先进文化方向呢? 这当然就需要我们从唯物史观里去寻找答案。对先进文化的认定, 有两个基本标准:
其一,看这种文化是否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系统,其先进与否,可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也可能在就文化讲文化的话语语境中也说不清。这就要求放到时展的平台上, 放到生产方式的参照系上。如果能在根本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求, 代表先进的制度伦理, 同时能动员和激活人民的精神意志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这当然就是先进文化;反之,就是游离于时代与历史进步之外的文化样态。
其二,是否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也是文化成果的受惠者。和谐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丰富人的知识结构、提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高扬人的文化品格方面有所作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 和谐文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解释。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构建和谐文化、实现先进文化的过程。先进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着自身的目的与需求。在当代中国, 先进文化是以和谐文化的实践品格而出现的, 因为只有将先进文化价值渗透到我们当下的和谐文化建设中, 在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 积极探寻符合时代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因子,才能使之弘扬光大,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精神。这一历史选择, 就需要我们将先进文化有效融入到和谐文化的建构中。
(二)在和而不同、尊重多样的祥和氛围中构建
和谐文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有一段对文化理解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 把充满创造性的文化精神理解为一种准军事的纪律刚性规范。任何一种有个性的文化样态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而大加讨伐, 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的文化指向,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中西文化的智慧路径。认为,文化多样性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规律, 是各种文明形态得以发展的前提, 也是人类在社会文化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孔子早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005 年9 月,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 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天下大同”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如何达到“天下大同”? 这就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当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就指出:“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在相互汲取中不断丰富人类文化精神
文化体现着人类精神创造。这种精神品格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从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不可能天然地成为普世价值让其他民族文化去效仿。学习是一种取长补短的双向互动过程。善于学习,善于吸收不同文化的积极价值并为我所用,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中华文化把“和合”作为内在精神,在儒、道、佛的相互交流过程中,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能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正体现着中国文化善于学习、讲究和谐的优秀品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的过程, 也是中西文化在一个新的平台相互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国人应对自身的文化认真研究,弘扬光大,同时也要避免文化浮躁和过度张扬,警惕以一种“愤青”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大势,要以平和的心态学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中,有一种不平衡的状况,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有价值过度倾销之嫌。有材料显示,在当今全球信息流动中,90%以上的新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的;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生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6.7%,但电影流通量却占了世界市场的50%以上,电视作品的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种文化话语权的不平衡,可能会带来某种文化价值的过度放大,而使得文化的相互学习格局出现失衡。为此,我们需要在指导下,倡导中国“和合”文化,由和达礼,高高弘扬世界文化之“礼”。这种“礼”就是一种有序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合作规范。
二、在贯通整合中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是将不同的文化样态进行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文化相加,也不是一种文化样态吃掉另一种文化样态, 而是需要以为指导, 在明确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和世界一般性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为参照系,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根本标尺,守正创新,融会贯通,创造出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文化价值体系。
(一)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功能
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表现形态。中华文化是对中华民族的实践历史的反映,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综合反映。
其一,凝聚力是中华文化根之所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愈挫愈坚,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一种打不烂、摧不垮的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既是本民族的人从理性上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更从情感上认同这一文化,愿意为本民族的文化理想而奋斗。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的背景基础上,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实践交往中,形成了共同文化的价值理念, 这种价值理念已经渗透到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一旦触发了人们文化心理的这根神经, 就必然会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就会唤起人们的民族忧患感,强化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其二,历史传承为中华文化厚重之所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历史事件总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 但人们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思想提炼和文化概括,形成的一个民族文化走向,却是在历史中得以保存和延续的。文化体现着人的激情、理想和智慧的表达,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华文化的大气磅礴,正是中国一代代人的精神追求的历史描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实践和奋斗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在历经曲折磨难中得以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面对任何风险和困难,只要我们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现实,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其三,善于转换为中华文化智慧之所在。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能成为中华民族应对各种考验的精神航标, 就是因为中华文化能够善于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 并将这些文化成果转换到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 不断充实完善本民族的母文化。中国有56 个民族,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大平台上, 不断实现内部语言、价值、表达方式相转换的结果,这种转换使得中华文化更加充实,更有活力。同样对待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也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吸取其长处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转换,构建民族文化的襟、大手笔。
(二)进一步厘清世界文化的基本定位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一花盛开不是春,世界文化的春天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之花的竞相开放。相对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世界性具有以下的特点:
其一,普适性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础。相对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言, 世界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所组成的。世界文化在各种文化交往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共同的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着环境问题、共同发展的问题、反恐问题等等。当然,世界文化的普适性绝不是指它已经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绝对标准, 这种普适性也并不能简单照搬某个概念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中,并强行要求所有民族都按照这种文化价值去实践。世界文化的普适性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整体。
其二,共生性是不同文化相互联系的缘由。世界文化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机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每种文化形态都有鲜活的生命,而且各种文化形态都是根根相连,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化生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用一种文化去占领甚至消灭另一种文化,只能带来世界文化的大灾难。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存在方式,必然与人类的进步紧密相连,必然会与整个世界的文化进步紧密相连。
其三,对话性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的条件。世界文化包含着不同文化的对话性。应当承认,不同的文化形态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尽管世界文化的普适性可以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文化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各种文化之所以能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得到延续,就是世界文化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它能为各种文化提供对话的渠道, 能够促使不同文化通过对话形成和谐文化的状态。
(三)坚持指导,构建具有活力的和谐文化
如何整合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从和谐文化走向和谐世界,走向和谐的世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以下几个文化问题的认识:
其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要清醒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内容和当代价值, 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挑战。文化自觉是一种对世界文化格局的总体性认识,是一种对自身文化定位的总体性把握。面对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文化的交往, 我们需要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弘扬什么,反对什么,如何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等等,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和谐文化的提出,也正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
其二,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树立正确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必然是开放的,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也是应当得到全世界所尊重的。要构建和谐文化,我们首先要有宽广的视野,有包容的胸怀,善于发现并吸取不同文化的长处。文化一旦封闭,其创造性精神魅力就会失去。因此,在文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人为地分出文化的优劣,以某种文化形态独尊,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
关键词:文化产业;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播
一、高度认识我国文化产业的优势及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具备诸多有利因素。首先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如浓郁厚重的文化传统、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独特的人文景观、物华天宝的自然环境等;二是已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2000年我国已步入小康社会,当今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根据需求结构变动的经济发展规律,随着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消费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信息、教育、旅游、体育等文化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三是我国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相对较少,而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是符合国情、扬长避短的一种战略选择。
文化产业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可增强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长期延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文化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通过文化的内聚力提高民族的凝聚力需要坚实的载体。文化产业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新用。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使中华文化以更多形式和途径融入国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它可成为凝聚人心,提升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能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其次,可加快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时代需要。文化通常通过产品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市场运作的文化产业所提供的中华文化产品能适应发展的需求。文化产业能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强文化意识的普世性和开放性,并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精华,提高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增强其自我更新和改良能力。再次,可推动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崛起。众所周知,由于国际体系惯性及语言、社会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中华文化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面临诸多不利,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的束缚,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行径更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文化产业可激发中华文化历史性、资源性的优势,并可通过产业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优势助推文化复兴,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
此外,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能有效抵御强权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树立一面中华大旗,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极为有益。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帮助极少数发达国家达到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在当今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有效措施,全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利益,并将文化作为中国迈向世界中心的桥梁,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从国内来看,目前,在我国城乡,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相对于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言,已经形成“战略性短缺”, 这既关系到建设良好城市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等环境,也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二、使文化产业成为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利润的增长点已形成共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它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许多国家也都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条件。但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也只有少数文化能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从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可以看出,拥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的国家,都在充分利用其文化传播的优势影响世界,并使自身文化呈现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奠定了基础。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发展健康快速,而文化传播亟待加强。中华文化要成为强势文化,必须借势发展,与经济发展形成合力。
西方文化产业的兴起早于我国,西方文化产业对其文化传播也有着巨大贡献,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其本国文化扩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国内文化产业研究和成果转化日益增多。但现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国际文化贸易逆差大,缺乏自主品牌与民族品牌,文化影响力与文化产业的产值极不相称。我们要研究解决好如何在文化产业中倡导、融入中华文化,并借此提升文化产品民族品牌、增加国际竞争力。如何在文化产业中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改造其劣根性,使文化产业健康的发展,造福当代,影响后世。
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资源分布情况看,产业链不完整,尚未形成充分细化的纵向分工,难以确保文化创意和文化产品的规模效应。迫切需要有序地丰富和完善其文化产业链。如,文化风尚的形成往往有这样的市场操作方式:先在技术平台上培养和形成特定的文化消费偏好,然后才催生大规模的内容产品市场。我国一些文化娱乐企业可以走先构筑最新技术平台,再强化内容创新的发展路径。文化企业根据文化产业自身的价值规律,在技术领先情况下,确立盈利模式,把吸收创造的资本反哺到内容创意和内容生产领域,使企业的持续发展促进文化的持续发展。
要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与中国文化产业的互动。从时间纬度上看,互动的变化对文化影响力的增长有着良好的边际效应;从地区纬度上看,使不同地区间、国际间互动的差异对文化产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保有良好的边际效应。可以说,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是能够循序渐进、持续增长的市场化的力量,在延续文化企业的生命周期的同时,也丰富、创新了文化传播的内容。文化产业可成为推进中华文化强势传播的主力军。我们要借助产业之路,延伸文化之路。要科学分析环境,利用文化产业化解所谓“崛起困境”,通过文化“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使中华文化持续发展。
三、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助推文化资源的保护
全球化时代,失去文化的主导性,就只能处于文化弱势,进而影响和制约本国文化经济发展。中华文化资源中有着中国人永远需要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中国人也永远需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文化产业领域,每个国家应选择自身强项来发展。文化资源丰富即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提高文化资源的主导性意识可增强文化资源保护意识,提高保护力度。我们尊重文化的共生性,多样化,并且中华文化本身也是数千年来多种文化聚合而成。虽然文化有共生性特点,但缺少主导性,势必造成文化板块中资源的缺失,并丧失国际舞台上共生资源甚至固有资源的话语权。中国文化资源丰富,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主导性意识不足,现代保护手段落后,存在着被一些国家“掠夺”、“歪曲利用”的严重现象。我国政府自1990年以来,连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2003年,我国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与此同时,制定了《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在新的形势下,政府也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制定,最大限度争取我国的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同时,政府对文化产业因势利导,强化内功,使文化产业的各个子类在文化资源的保护方面做足文章。这些,无疑都为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是,浩大纷繁的文化资源保护工作不仅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努力,也需要借助产业运作的力量,运用现代产业手段和市场化操作,利用市场这个巨大的空间。
在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在市场条件中寻找和建立资源保护和市场状大的方式。我国许多地方在对待文化资源方面盈利性强,保护性、建设性不足。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而要将抢救与保护放在首位。如,各地要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或展示中心;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要抓住历史机遇,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文化遗产作为载体,严格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要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在将文化遗产当做珍稀物品加以保留的同时,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其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现代和未来生活的文化财富。其中,文化产业起到了一个引擎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资源体系中:文化遗产的国有比率过高。应通过文化产业来主动地发挥文化资源的多方面综合作用,使文化资源多渠道地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融入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同时,积极探索和建立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互动、互补的机制,使文化产业反哺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将能够纳入产业范畴进行保护和抢救的民族民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科学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传播,将具有含金量并能盘活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做大做强,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如,将一些濒危的民间传统艺术品和艺术表演形式,经过科学的论证和抢救、整理,通过文化产业的广泛传播而推向市场;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富有历史内涵的文化生态区以及民间礼仪和习俗,通过市场服务的形式进行挖掘、抢救和整理。这些运用产业手段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的合理、科学的开发,将会为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与补充。
四、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展中华文化的世界空间
[关键词] 中医翻译;传播文化
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发展,但在软实力上仍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繁荣文化软实力,加强软力量的积累与传播,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当今时代,只有使我国优秀的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传播,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掌握话语权,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十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取得很大进步,但与我国目前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坚持“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二、传播中医药文化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融道、儒、佛等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展现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中医药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系统整体的养生防病思想、独特的保健治疗方式等等传统文化的元素,是朴素唯物论与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集中体现,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特色。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具有巨大的医疗保健的实用价值。因此,中医药既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又是科学技术的硬实力,是体现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三、如何在中医翻译中突出文化因素
向世界推介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走出去”,中医翻译是第一道关,发挥着重要桥梁的作用。中医翻译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远远不只是语言转换这么简单。表面上看,翻译的是文字,实际上传递的是文化。中医与西医相比,有着其巨大的特殊性,中医是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宏观的医学体系。中医文章里的词语不仅能够传递出信息,而且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文化意义。
1、在中医翻译中突出文化因素,首先要注意翻译的策略。传统的中医翻译为了照顾西方读者,尽可能地借用西医中原有的词汇和概念来解释传统中医理念,导致翻译过程中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精髓无法完全、准确地传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甚至会引起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也影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因此,作为中医翻译工作者,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的思维定势和阅读习惯,不能一味的“比照西医”,牵强地以西医概念解释中医,而应在翻译中保留中医的原有概念,强调中医药特色,采取一种有别于西医的、科学合理的翻译方法和原则,以彰显中医药文化的华夏特色和东方特质,让使移入语读者真正进入中医的世界来准确完整地感受和理解中医文化。
2、其次,中医翻译工作者应深刻领会中医的文化内涵,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其文化内涵,包括中医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人文精神、医德伦理等。要让西方人理解中医,首先必须让他们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
中医药学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品格和特征。其天人相应的自然观,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从时间、空间的整体系统把握疾病的方法,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此,中医翻译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医药文化的以人为本、致中和及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强调调和、扶正劫邪、阴阳平衡的理念以及“救民济世”的传统医德。只有让移入语读者理解了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等,才能使他们真正理解中医,实现中医药文化的规范导向、同化功能,加强深层次身份认同,进一步促进西方人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切实增强中医文化的影响力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承不衰的为数不多的载体之一,是具有内在创新动力且实践性很强的鲜活的文化。中医药以其特有的医疗保健作用成为中国真正对西方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有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世界崇尚天然、回归自然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和理念也将会进一步深入人心。作为中医翻译工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调整翻译策略,彰显中医药文化浓厚的民族色彩,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精粹,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和精神,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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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照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课程规划视野中的文化学分析
框架要有效地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规划,就要在此方面有一个相对明晰的文化学分析框架,尤其是要明确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这个框架既要比较完整地反映文化学的框架,又要基于课程规划的视野。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这两个方面都还需要努力。(一)文化的大致范围对文化之范围的界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罗威勒(A.Lawrence)曾说:“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5]许多相关学者都努力去界定文化的范围,但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其中许多人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去界定文化的范围。笔者认为,需要用一种“集中弥散”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文化的范围,这种思维方式基于如下事实: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身的存在中心,同时又弥散性地与其他事物关联在一起,正因为这样,任何事物都既有其特殊性同时又与其他事物广泛地联系着。文化也不例外。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并基于文化的复杂现实和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类精神,同时这种人类精神又弥散到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之中。因此,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文化精神,即长期地积淀起来的人类精神,这是文化范畴中的集中的层面;二是文化形式,即积淀了人类精神的各种活动及其产物的形式,主要包括器物形式、行为形式、制度形式、语言形式、文本形式、思想形式、社会心理氛围形式等[6],这是文化范畴中的弥散的层面。(二)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由于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课程规划的范围也很大,即涉及到课程的各个方面,因此,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1.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课程文化,简单地说即积淀了文化精神的课程现象。文化的首要层次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本质”[7],它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文化精神渗透于课程现象并在课程领域积淀时,就形成了课程文化。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包括以下几个具体方面:一是课程的文化性质;二是渗透于课程领域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渗透于课程领域中的价值观念;三是作为课程精神之一个重要层面的课程理念,即课程的深层的、基本的观念。这三个具体方面是整个课程研究需要注重的,也是课程规划研究所需要注重的。2.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文化的历史变迁,因为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传承与延续、创造与发展的,课程文化也是如此。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相当复杂:从地域范围来看,既包括中国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也包括外国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尤其是西方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课程文化的内容来看,既包括课程精神与课程理念的历史变迁,也包括课程形式的历史变迁,所谓课程形式即课程规划、课程标准和教材(学材)等,这里尤指课程规划。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应该有历史的视野,应该体现历史性的延续与发展。3.课程文化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具有各不相同的课程文化,这些不同的课程文化一方面源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又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它们构成了全世界丰富多彩的课程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从课程文化的国际格局中来审视各国过去的课程规划,构建各国未来的课程规划,并达到关于课程规划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因此,课程文化的比较研究显得相当重要。4.课程规划文本的文化学阐释到目前为止,各国都已出现了大量的课程规划文本,而文本形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对这些文本做文化学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课程规划文本的文化学阐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之称谓的文化学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之内容结构的文化学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中体现的文化价值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中体现的课程精神、课程理念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涉及到的各类文化形式的分析。5.课程规划的文化使命研究人总是在文化中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是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首要标志和一个根本性的条件,为了保障和改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需要在文化的生成、延续与更新上下大功夫。同时,人类是需要进化的,而人类进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文化的进化。那么,如何实现文化的生成、延续、更新和进化呢?在此,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而要使教育在此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在课程规划上对此有充分的体现。因此,课程规划的文化使命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
当前中国课程规划面临的文化学问题
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规划,一个重要的宗旨是发现和解决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应该说,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是复杂的,因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而异。在当前的中国,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一)中华文化振兴问题中华文化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到后来,中华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中华传统文化步入龚自珍所说的“衰世”,即“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8]的状态。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中国一直处于全面的中西文化冲突之中,在这种冲突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劣势,到目前,中华传统文化只剩下一些碎片。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了无数中国人的伤感和忧虑,也引发和强化了无数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梦想。当前,人类又迎来了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既面临进一步消失的危险,又面临振兴的机遇,在此背景之下,振兴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理想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理想之一。从文化学角度来看,课程规划应该承载人类的文化理想,在当前的中国,即为中华文化振兴的理想。(二)文化继承与创造的关系问题文化的历史存在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是继承;二是创造。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阐明了这两种取向:“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9]中华文化振兴应该以文化继承为主,还是以文化创造为主呢?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造论”[10]的主张。笔者的主张是:同等地重视文化的继承与创造,将继承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要特别注意:第一,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课程规划中,是重继承而轻创造的,现在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大力加强创造的取向,走向继承与创造之间的均衡;第二,继承为创造提供基础和源泉,而更高的目标是创造,而且在课程规划中,应该以创造有力地拉动继承,因为,文化创造能有效地激发人的创造本能,激发个人的强烈兴趣,又能促进民族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的高度丰富和高度繁荣。(三)多元文化问题当今的文化格局具有鲜明的多元性,而且这种多元性趋势还在加强并深刻地影响着学校教育,因此,多元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课程规划面临的一个重要文化学问题。就中国而言,这又包含如下几个具体问题:其一,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社会致力于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二,如何保持和优化国内多元文化的格局?其三,“去殖民化”是当前课程革新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重要理想[11],中国的课程规划如何真正体现这一趋势和理想?其四,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课程规划如何体现和增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四)文化整合问题在当今极端复杂的文化局面中,文化整合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12]。在课程规划中,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基于如下几点:其一,文化整合是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形成与发展所必需的;其二,文化整合是教育促进中华文化振兴所必需的;其三,文化整合是教育培养人格健全、尤其是价值观念健康的学生所必需的。在课程规划的视野中,文化整合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层面:其一是中西文化的整合;其二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整合;其三是各地域文化的整合;其四是各种组织文化的整合。就课程规划而言,这四个层面都包含着各种文化成分的整合,其核心是形成一个有序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形式结构,并将此简化,以适合于学生的高效学习。
课程规划视野中文化学研究的特别注意点
【关 键 词】课堂教学;道德品质
中图分类号:G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1-0154-02
新课程语文课堂的探究教学,要渗透道德品质教育,充分运用语文教材中的典型人物和思想,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深入进行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教育和培养,“建构”中学生和谐、健康的道德品质。
一、语文课堂教学中要渗透道德品质的培养
新课程标准规定了语文课堂教学的目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学和人文思想培养是一个语文教师的重要任务。中学语文教材,本身是一部优秀民族文化的历史浓缩,也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精选,其中包含着价值观念、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的内容。在探究式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创设道德体验的情景。
探究式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是情景的参与者,是教学活动的体验者,在这种情感再体验中,学生掌握了基本知识,提升了能力,形成了价值观,培养了学生的思想品德,并为道德品质结构的稳定建构奠定了基础,师生一起学习并继承中华文化精神,一起拓展其精神价值。除了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之外,还要拓展中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真正达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有深深的危机感,把“阐旧邦辅新命”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以高堂的道德人物感染学生,既以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为营养,又以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教育教学,把学生的智育和德育真正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学生,这也是语文课独有的特点。真正体现当代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既有儒家文明的物质,又体现时代精神,把中国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仁”、“和”的思想和追求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融合起来,建立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树立中国人的自信和价值追求。
二、语文课堂教学中要深透人文思想
探究式语文课堂教学,通过运用大量的教学情景和大量的教学资源,对学生起到了人文思想培养和陶冶的效果。语文教学不仅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人文思想体现出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善良的人性、高尚的人格、文明的言行举止、丰富渊博的人文知识、重视生命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理念等等。而这许多围绕人类文明和人生价值而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在探究式课堂教学中能深化学生的思考,学生在探究和思考中,能更深地去体会生活、感悟人生、思考人生,从而崇尚人文思想,追求人类文明和人生价值。比如,莎士比亚、彼特拉克、马克·吐温等国外作家及作品、儒家经典著作等等,这些作品被精选出来,能培养人文精神。
在探究式语文课堂教学中,在完成基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同时,要引导学生体会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让学生追求人文思想。人文思想的培养是新课程标准确定的语文教学目标、任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培养人文思想,要充分运用语文教学中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以优秀的文化感染学生,不断肯定人的价值,倡导人的思想,歌颂人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国外人文主义思想和中国人本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并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认识作者、了解其作品的社会背景,又学习其作品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贡献、闪光点。“思想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这些花朵需要我们学习、传承、发展。
三、语文课堂教学中要渗透中华民族精神
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熏陶和影响,教材中各种优秀人物、人文思想对学生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影响,是通过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重新建构、体验,达到思想的共鸣和感悟体验,最后达到升华,形成学生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品质。而这一教学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对学生的思想形成将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民族英雄文天祥宁死不屈,屈原对楚国的深情和感慨,李白的报国理想,陆游的遗愿,林则徐的……从古到今,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改革图强所进行的勇敢创新和奋斗,无不凝聚着他们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使命。语文教学,不仅是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一、幼儿园时期教育的特点
1.知识面广
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具有对外界探知的天性,有很大的学习兴趣。而在幼儿教育的学习安排下,氛围也十分活泼轻松。一般以做游戏形式或者故事之类的情景模式传授知识。但是相对来说,灌输的知识也较多,例如,简单识字、唱歌、跳舞、常识相关的问题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感兴趣的或者好奇的事物也会成为教学知识,所以,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在教学中应不断创新,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2.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启蒙阶段的教育是教育阶段的基础。随着教育行业的发展,教育越来越精细化了,幼儿教育阶段作为教育的第一阶段,更应该引起重视。在幼儿教育阶段我们分为三个阶段:小班教育阶段、中班教育阶段、大班教育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学生的整体特征也会有差异。比如,小班一般是2.5~3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对外界处于萌芽状态,对外界很好奇,也是最好培养和开发大脑思维的最好阶段,在此阶段可以采用声像等进行教育,也可以根据孩子实际的状态进行动态学习培养。对于中班和大班教学时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是开始对外界有观点和看法的时期,也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除了基本知识的学习,一般以相关事件故事的形成引发他们的思考,以达到教学目的。综合来说,在幼儿教育阶段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幼儿阶段开启了孩子进入学习的大门,是开发大脑的最佳时期。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环境的引入探索
1.中华文化在启蒙时期的引入
幼儿教育的整个阶段是对世界认知和自我意识价值逐渐形成的阶段,被称为“启蒙时代”,此阶段也是培养孩子行为意识和优秀文化知识注入的时期。中国优秀的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一些文化思想精神和物质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引入,则会启蒙并促使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例如,可以在课堂中以故事的方式向他们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如岳飞的故事,通过故事引发他们去思考和学习。根据幼儿教育阶段的教学灵活性的特征,可以更好地向他们传授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美化他们的心灵。
2.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环境探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行业的发展不仅向着精细化和人性化发展,更多的是靠优越的环境对孩子的二次开发!探索幼儿教育阶段的中华文化环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本地区域文化特色加以引入根据教育所在地区文化加以引入,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以提起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文化的探索精神。对于物质文化,一般用于孩子的互动,以锻炼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例如剪纸、彩绘之类的。当然,各地的文化背景之类都有所差异,所以也显示了教育的大体性和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