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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各级政府、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海洋经济关注程度的日益提高,对海洋经济统计工作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2008年国务院赋予了国家海洋局“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及信息”这一新的职责以来,加强对海洋经济的监测与评估能力,增强对海洋经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已成为海洋经济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当前的海洋统计工作受数据来源、统计方法等限制,一方面无法适应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需要,难以全面、及时反映海洋经济的运行情况;另一方面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来源和统计数据质量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完善海洋经济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建立科学的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不仅是加强海洋统计工作的需要,而且也将在服务海洋经济管理及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海洋经济基本概念和范畴
美国早在1974年就开始了对海洋经济的研究,并提出“海洋GDP”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中国对海洋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78年“海洋经济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对海洋经济的认识随着海洋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目前,国内外有关文献对海洋经济的概念阐述主要有15个,对海洋产业及相关概念的阐述主要有23个。2003年,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国发[2003]13号)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对海洋经济作出定义,“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其相关活动的总和”。2006年,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在此基础上丰富并完善了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制定了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以国家标准的形式提出了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并提出了海洋经济的产业构成(见图1)。如图1所示,海洋经济包括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部分。其中,主要海洋产业12个,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9个和海洋相关产业6个,共分为2个门类、29个大类,106个中类和390个小类。因此,从统计上看,海洋经济是一个涉及行业广泛、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产业集合。具体来说:(1)行业广泛性。海洋经济囊括的行业广泛,横跨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共涉及国民经济行业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中类、313小类;(2)关联性高。海洋经济不仅内部产业间存在着广泛的关联关系,而且通过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船舶等支柱产业牵动着国民经济及地区经济的发展走势,特别是依托港口优势发展起来的临港工业区、保税区、物流区等多种形式的开发区,已成为地区经济重要的经济增长点;(3)综合性强。各种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海洋”而展开的,是依赖于海洋的经济活动,海洋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着活动场所、资源依托、初级产品原料等功能。因此,海洋经济不仅包括直接开发海洋资源的产业,还包括为海洋开发活动提品和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多层次、复合型的综合经济体系。本文提出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即是以的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为基本依据,其中涉及的海洋经济的内涵及外延皆参考该标准。
2建立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
编制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贯彻落实国务院赋予国家海洋局新职责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于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海洋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为海洋经济管理及决策提供翔实的数据依据,实现国家对海洋经济的宏观指导与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全面地监测和评估海洋经济运行状况,更科学地分析和探索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研究海洋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为全国海洋经济调查、国家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为国家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决策判断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有利于海洋经济统计和调查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进一步规范海洋经济统计指标的界定、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渠道,解决海洋经济统计与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标准、方法和范围不一致的问题,提高海洋统计数据质量,为海洋经济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3指标体系编制原则与设计思路
3.1编制原则
海洋经济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系统,具有行业广泛性、关联性、综合性等特性,为满足海洋经济管理与决策中对统计指标的需要,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编制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性。统计指标应科学、客观地反映海洋经济运行情况,系统而准确地把握海洋经济活动特征和发展规律,为海洋经济宏观管理与决策提供决策支持。(2)代表性。统计指标选择旨在全面反映经济情况的同时,力求选取代表性指标突出反映海洋经济统计与监测的重要方面和内容。(3)可操作性。统计指标要尽可能依托现有统计制度,突出指标体系的可获性和可操作性。
3.2设计思路
1)按照与产业分类的对应关系,以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为参考依据,以海洋经济活动和相关地域经济活动为核心进行构建为进一步突出海洋经济的特性,并便于与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对照使用,指标体系编制中参考了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海洋产业分类框架,在海洋经济基础指标设置上以产业为主线选取代表性指标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同时,为了反映海洋经济所依托的相关地域经济活动(如临海(港)经济区、海岛等),在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中设置了专题指标,来反映上述区域与海洋经济密切的经济活动。
2)根据海洋经济统计指标的功能、效用和重要性,将海洋经济统计指标划分为基础指标、专题指标和辅助指标三个类别面向社会各界对海洋统计的多元化需求,按照不同指标的功能、效用和重要性,将海洋经济统计指标划分为基础指标、专题指标和辅助指标三个类别。其中,海洋经济统计基础指标重点面向海洋经济统计与监测的业务化工作,是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核心部分;海洋经济统计专题指标重点面向海洋经济的专项调查工作,主要是反映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典型区域发展情况,包括沿海地带开发区、海岛经济两类;海洋经济统计辅助指标重点面向海洋经济分析评估的业务需要,主要是反映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地区社会经济活动。三个类别指标体系面向海洋统计的不同对象,解决不同问题,其重要程度依次降低。
3)依据海洋经济多行业门类的特性,按照“总分结合”的原则,将海洋经济统计基础指标划分为通用指标和业务指标两个类别由于海洋经济涉及的行业门类繁多,尽管各产业在从业人员、财务状况、能源消耗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是由于各产业业务领域差异较大,因此难以采用统一的指标反映各海洋产业自身的特色。因此,在指标体系设计中采取“总分结合”的原则,将指标划分为反映各产业共性的通用指标和反映各产业个性的业务指标两类。通用指标是指涉海企业和单位共同拥有的,可以便捷地从现行的定期报表中取得的指标,涉及财务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水和能源消费、用海状况六类指标;业务指标是指各海洋产业的业务活动指标,主要是根据各海洋产业业务经营特性而设计的指标,按照各海洋产业业务特点分列其业务指标。
4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框架和指标设置
4.1指标体系基本框架
依据海洋经济统计指标编制原则和设计思路,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分为基础指标、专题指标和辅助指标三个部分,见图2。
4.2海洋经济统计基础指标
海洋经济统计基础指标针对海洋经济统计与监测的业务化工作,包括通用指标和业务指标两类。其中,通用指标是指针对各类产业的普遍共性提取的各类涉海企业和单位共同拥有的指标,包括财务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水和能源消费、用海状况6个类别32个指标;业务指标是指按照各海洋产业业务经营特性而设计的指标,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上搜救服务业、海洋技术服务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文化产业、海洋科技、海洋教育、海洋管理21个类别164个指标。为尽可能满足海洋经济统计的各方需求,在具体指标筛选上力求突出行业代表性、公众公认性、社会关注度、可获可比性的原则,在多方意见征求的基础上确定具体指标(见表1)。
4.3海洋经济统计专题指标
海洋经济统计专题指标针对海洋经济的专项调查工作,主要是反映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典型区域的发展情况,包括沿海地带开发区、海岛经济两类。其中,沿海城市开发区11个指标,海岛经济22个指标(见表2)。
4.4海洋经济统计辅助指标
海洋经济统计辅助指标主要是反映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共22个指标(见表3)。
5统计数据资料来源、缺口及改进建议
5.1统计数据的资料来源
鉴于当前海洋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海洋经济统计指标的数据来源包括涉海企事业、涉海部门、海洋管理部门、统计部门四个渠道,从数据来源性质来看,具有间接性、多源性、不稳定性、地区差异性四个特性。为保证海洋经济统计指标的可操作性,并为地方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等用户提供统一规范的工作依据,在考虑现有数据来源渠道和相关统计制度的基础上,梳理了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参考数据来源如下:
(1)来源于统计部门的指标58个,主要是通过各级统计局现有的统计报表制度(如国民经济核算、工业、能源等统计制度)和普查资料获取相关资料或信息,涉及财务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沿海地带开发区、海岛经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等方面内容;
(2)来源于海洋管理机构的指标78个,主要是通过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的常规统计和专项统计获取相关资料或信息,涉及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技术服务业、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文化产业等产业以及海洋管理、海岛经济、用海状况等方面内容;
(3)来源于涉海部门的指标78个,主要是通过各级涉海部门现有的统计报表制度获取的资料或信息,如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统计制度和相关资料。其中:涉及渔业部门11个指标,旅游部门9个指标,交通部门25个指标,科技部门22个指标(与涉海企业交叉的指标有9个),教育部门6个指标,环保部门4个指标,海关部门1个指标。
(4)来源于涉海企业的指标69个,主要是通过各类涉海企业直接获取相关资料或信息,涉及财务经营状况、水和能源消费、科技活动等通用指标以及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业务指标。上述的指标数据来源主要是针对各产业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管理情况提出的参考来源,这其中既包括统计基础良好,具有比较完善的统计报表制度和数据资料,可以直接获取基础信息的指标;也包括需要建立新的统计制度和调查方法才能得到的数据指标,即统计资料的“缺口”。
5.2主要统计数据资料的缺口与原因
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资料缺口,主要是包括:一是面向企业的指标,如财务经营、从业人员及报酬等相关指标;二是新兴产业的指标,如海洋文化产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技术服务业、涉海金融服务业等相关指标;三是与海洋经济密切联系的区域指标,如沿海地带开发区、海岛经济等相关指标。上述指标存在资料“缺口”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1)体制机制障碍束缚海洋经济统计工作的深入开展。受限于现行的行业管理体制,海洋经济统计很难掌握或共享“第一手”资料,各级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层层设限,数据同源和共享是当前海洋统计工作中面临的较大问题。同时,随着管理层、研究层和社会公众对海洋经济工作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现行的统计制度和数据基础远远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各界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需要。虽然,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由21个涉海部委组成的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但是部分新兴海洋产业(如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还尚未纳入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范畴,统计渠道不稳定、不畅通也是当前海洋统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海洋经济尚未作为独立经济领域。现行各类行业统计中,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行业统计,尚未把海洋经济作为单独领域独立出来,因此很难分离出“海洋”与“非海洋”的成分,特别是海洋服务业受中国服务业统计工作整体滞后、新型服务业态统计尚未规范有序等因素制约,海洋服务业统计问题更为突出。
(3)对行业协会统计重视程度不高。行业协会统计是政府统计的重要补充,利用行业协会的组织优势,能有效与涉海企业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机制。目前,涉海行业协会尚未纳入海洋经济统计范畴,一方面缺乏政府统一的管理,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自身对统计工作重视不够,统计工作的规范性和连续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5.3关于改进现行统计工作的相关建议
针对现行海洋经济统计状况,建议海洋经济统计指标体系采取分步实施、分步建设的策略。近期目标是加强和规范海洋统计管理工作,不断加强海洋产业统计方法的研究,特别是新兴海洋产业调查方法研究。远期目标是积极拓展海洋统计数据获取渠道,逐步健全完善海洋统计制度。结合统计基础和资料来源缺口问题,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逐步扩大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应在目前海洋统计信息网基础上,积极吸纳涉海行业主管部门及大型企业的参与,通过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的平台逐步建立起长期、互信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不断拓展海洋经济统计数据获取渠道,从而提高海洋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和时效。
关键词:海洋经济;核算方法;剥离系数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17-05
引言
海洋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最后空间,即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海洋经济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如何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充分发挥所拥有的海洋资源优势,把握好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否获得新动力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是准确的核算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其核算有利于了解区域海洋经济布局、海洋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变化、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空间、海洋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源泉与新的增长点以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影响。
2006年,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国家海洋局正式发文启动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海洋生产总值核算。目前,海洋经济核算方法的研究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国内研究学者不多,张莉 [1] 对海洋经济概念进行了综述;郭越[2] 对影响海洋经济数据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乔翔 [3] 探讨了海洋经济核算的宗旨与原则问题,指出海洋经济核算是以人类利益导向和自然利益导向为宗旨,并给出了核算的七项原则及基于人类利益导向下的五项原则;舟山统计局 [4] 借鉴国家和浙江省的海洋经济核算方案并结合舟山实际对舟山海洋经济核算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了海洋经济核算中涉海性划分标准、层级确定、涉海系数确定几个问题,以技术规范和核算手段分析建立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并以专业核算和专项核算作为核算具体手段;王克桥、朱杰 [5] 简述了海洋经济核算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海洋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对应关系,然后详细阐述海洋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与思路;何广顺 [6~7] 在比较全面地分析国内外海洋经济核算现状基础上,确立了海洋经济核算总体框架,重点研究了海洋经济核算方法,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
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发现,虽然形成了一套初步的核算理论体系,但还不够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拟从海洋经济核算技术路线出发,按照海洋经济核算原则,分析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给出了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核算的初始公式,找出重点与难点,并提出几点思考。
一、海洋经济核算原则
一方面,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显然,其核算原则也需遵循权责发生制、现行市场价格等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另一方面,海洋经济核算是为了衡量自身发展状况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在核算过程中,海洋产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存在着多对一、一对多的问题,因而,其核算应当遵循:(1)可比性,即海洋经济核算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参照系,在总体框架、计算方法等保持一致;(2)全面性,即海洋经济核算应当全面反映海洋经济,涵盖海洋经济主要内容,对于尚未形成规模的产业可以暂不涉及;(3)可行性,即核算方法上可行,可以实际操作得到核算结果;(4)无重复性,即海洋产业在分类核算时,不能重复从国民经济中剥离;(5)无夸大性,即按照海洋经济范畴核算,容许核算误差,但不能过多纳入非海洋经济概念的部分。
二、海洋经济核算技术流程
海洋经济核算分为基础阶段、预处理阶段和核算与审核阶段三个阶段。基础阶段包括明确海洋产业构成部分、弄清相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以及收集基础数据;预处理阶段包括数据质量的审核以及核算方法的选择;核算与审核阶段包括海洋生产总值的核算及数据结果校检。技术流程(如图1所示):
(一)核算内容与范围
核算内容应当依据现实需要及其核算意义的重要性来选择,满足管理决策者的需要。从核算框架来说,海洋经济核算体系保持了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两者采用的分类标准所依据的都是国际通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标准。海洋经济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向海洋领域的延伸。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是简单地以地域概念来区分。从核算内容来讲,海洋经济核算包括三个部分,即12个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员和海洋相关产业,海洋生产总值反映的是海洋经济活动的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应,并且实现了海洋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可比性。从核算范围来讲,海洋经济核算范围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个中类和313个小类,将国民经济行业中的所有涉海行业均纳入其中。
海洋产业对应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选择,参照《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等。
(二)数据收集与审核
数据收集包括:地区国民经济总产出、增加值,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沿海地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投入产区表等。主要来源有:《渔业统计报表制度》、《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海洋统计报表制度》、《交通运输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报表制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其他资料,包括石油公司资料、盐业总公司资料、旅游部门统计资料、投入产出表等。
数据审核要求:(1)真实性,分析数据来源的可信度,审核数据的统计口径、统计方法、计量单位是否符合报表制度的有关标准;(2)逻辑性,从当前面板数据分析总分关系、平均关系、因果关系等是否合理;从历史数据发展分析是否合理;(3)时效性,对于所收集的数据满足计算过程中对于时间上的要求。
(三)核算方法及其适用范围
核算方法依数据收集和产业自身特点来选择,同样,核算方法指导数据的收集,主要核算方法有:企业核算法、增加值率法、行业剥离法、投入产出法、模型外推预测法。其中,利用产值作为剥离系数与增加值率法等同。
①企业核算法:海洋产业的涉海企业数目较少,且企业涉海的部分区分清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其精度取决于企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②剥离系数法:容易获得产业相关数据来计算剥离系数,如产量、产值、面积等,其准确度依赖于国民经济行业数据分类细致程度。③增加值率法:与海洋产业相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有数据的行业类别)比较单一。④投入产出法:涉及产业众多,其他方法难以核算,准确度依赖于主要海洋产业核算数据的准确性。
根据代码关系及上述原则,下页表1给出了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核算的方法及数据来源。
(四)结果核算与校检
数据质量和核算方法是影响结果准确度的两个重要因素,核算前需要做好数据审核和核算方法的合理选取工作,对于核算的结果,需要进行校检。根据前面获得数据与选择的方法进行核算,并利用国家级、省级海洋经济数据以及国民经济数据对结果进行校检;利用产业间内部关系的合理性进行校检;也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发展规律建立预测模型外推校检。例如国家海洋生产总值中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满足一定关系:比重维持在40%左右,变化幅度较小;与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和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满足一定的线性组合关系;呈指数型曲线增长。
三、海洋经济核算难点
海洋产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之间的对照关系并非一一映射,存在着多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相互交错关系,海洋产业分类不是国民经济行业前面冠以海洋名称那么简单,有些产业是把国民经济行业中某些小类(四位码)组合在一起,某些海洋产业包含的内容对应着国民经济行业同一内容(四位码),因而在核算过程中带来诸多难点与问题,在选择对应行业计算时须谨慎考虑前述海洋经济核算原则。
(一)某些海洋产业对应国民经济行业难以选择
前述海洋经济核算原则须遵循可比性、无重复性与无夸大性,因而在某些海洋产业在选取对应国民经济行业时较困难,例如海水冷却和海洋电力业(如表2所示):
行业交错、海水冷却和海洋电力都有国民经济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应。若采用增加值率法,只能计算总体来代替部分,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应各个部分的增加值率差异很可能较大,也就是说不能用全部的增加值率来代替部分的增加值率;若采用剥离系数法,同样只能寻找剥离总体的部分,并且有非海洋经济的部分纳入。
(二)某些海洋产业的增加值率难以计算
某些海洋产业的增加值率与国民经济行业的差异较大,对应国民经济行业的增加值率不具有代表性,或者是说不能够体现海洋经济与国民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如海水利用业中海水淡化(见表3),对应着国民经济行业中大类码(二位码)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包括三部分: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和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根据数学常识知道,a/b分子分母同时加上一个较小的数α,β时,(a+α)/(b+β)与a/b相差不大,但是α,β相对于a,b是同一数量级时,其合理性大大降低。所以,在利用该方法核算海水利用业中海水淡化部分容易失真,进而失去核算意义。此类问题容易出现对应国民经济行业的二位码数据没有,只能采用门类码数据的海洋经济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矿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海洋保险与社会保障业、海洋环境保护业、海洋管理、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等。
(三)某些海洋产业的剥离系数难以计算
海洋港口中海港装卸搬运和海港仓储、海底管道运输、海洋运输辅助活动中海洋运输服务,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业、仓储业、管道运输业,可获得数据信息量较少,导致计算剥离系数的对比变量无法找到,类似的还有海洋工程建筑业等。此外,有些剥离系数计算的合理性有待提高。
(四)统计口径不明确
海洋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海洋经济与非海洋经济相互融合、渗透,其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统计口径难以确定。如滨海旅游业,滨海国际旅游若采用旅游外汇收入相对应,无增加值,若采用细分的住宿业、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艺术业,其统计的范畴与口径没有明确,并且增加值率也难以合理核算。
(五)其他问题
海洋科学研究业、海洋技术服务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和海洋地质勘查业对应着国民经济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并且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同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这一大类码中,无细分的数据可获取,因而在海洋经济部分核算时,不能得到各个部分的值,只能核算出四个的总体值。
某些海洋产业可获得数据信息多样化,由此可以选择的方法也有多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之间(增加值率法与剥离系数计算法)的误差比较只能从定性上凭感觉分析,不能从定量上评价得出方法的优劣。
结论与建议
海洋经济核算是海洋经济宏观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依据核算数据合理地制定海洋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合理的核算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客观所需。海洋经济核算的准确性若不能保证,其核算将失去价值和意义。针对前述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借鉴外国的海洋产业分类,将某几个海洋及相关产业重新划分,便于核算以及与国民经济的对比分析。例如,将海洋管理业对照国民经济行业重新划分到海洋技术服务业、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设置新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公共管理、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2)某些产业根据企业单位个数来开展抽样调查或者全面调查的方法。例如,海洋港口、海底管道、海洋运输活动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中管道运输业的部分,管道运输业企业法人单位较少,可以用企业核算法核算。(3)结合国民经济行业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率(投入产出表数据较细),用历史投入产出表数据预测当前增加值率;结合投入产出表中行业产出的关系来核算。(4)改进剥离系数测算方法:纵向考虑,利用历史数据寻找规律递推当前值;横向考虑,利用面板数据,产值、产量、面积、职工人数、企业数等相关数据,参考其他省市标准;利用各种方法所得系数加权。(5)充分挖掘海洋产业的相关数据信息量,寻找有效的相关可比变量,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特点,更改难以实施的方法,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构造新的核算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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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舟山统计局.海洋经济核算方法探索[J].浙江统计,2007,(12):37-39.
[5] 王克桥,朱杰.对海洋经济核算方法的初步探讨[J].统计研究,2008,(11):92-95.
[6] 何广顺.海洋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6.
关键词:海洋产业;陆域产业;耦合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为了贯彻落实十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浙江省也相应提出“走海洋强省”的新发展思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规划》等纲领性文件更是明确了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2013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15%,但是,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低于陆域经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还不够深。
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分别作为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主体,是资源、空间等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产门类。海陆两大产业不仅存在着协同共生关系,还表现为耦合互动关系;而海陆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两大产业的健康发展,还可以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考虑到浙江省海陆产业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耦合发展,本文以2011年数据为例,对浙江省海陆产业间的耦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以确定两类产业间的耦合程度,希望可以为浙江省海陆产业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
1.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海洋产业的研究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考虑到海洋产业具有污染少、能耗低、前景广阔等特性,在发展陆域产业的同时,拓展海洋产业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通过加强海陆产业的综合管理,不仅能够促进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将会对区域经济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结果说明了这一点。
国内学者将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在一起研究的也比较多。近年来,全国海洋产业结构逐步向“三、二、一”型结构转型,其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我国海洋产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表现出其与陆域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并不成熟。海洋产业缺乏发展规划、结构不合理,海陆产业在资源和市场占有方面的矛盾,海洋产业落后于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等问题在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大类产业的协调发展。学者们也相继提出了海陆一体化、海陆统筹、海陆联动发展等概念。其中,妥善地解决两大产业系统发展中的问题,实现海陆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就会促进海陆经济一体化;而海陆统筹侧重于将陆域产业和海洋产业置于同一个系统中进行规划;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促进海陆产业的互动、协调发展就会实现两大类产业的联动发展。
在海陆产业统筹、一体化和联动发展的基础上,盖美等提出海陆产业耦合理论,更加丰富了海陆产业之间关系研究。“海洋-陆域”产业系统耦合指海洋产业系统和陆域产业系统通过各自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耦合产生的相互作用程度。此外他们均指出海陆产业系统耦合机理是指对海陆产业子系统间结构、功能和联系的耦合规律及运动变化的系统解析,包括耦合的动力、机制和方式3个因素。盖美等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产业规模和产业增长4个方面进行耦合度分析,认为中国沿海地区海陆产业的耦合处于发展阶段,并指出其发展是波动性的。李健等则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3个方面对天津市海陆产业进行耦合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其耦合程度正在稳步提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海陆产业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耦合”则是基于海陆产业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联动发展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协调形式。本文认为海陆产业耦合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利共荣的互动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陆域产业可以为海洋产业的成长提供一定的资金、技术以及工业原料等,海洋产业可以凭借自身优势为陆域产业的发展提供油气、海洋运输等便利。而随着海陆产业耦合系统的发展,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也会加快,产业分工更加明确,海洋产业的部分制造产业将会转移到陆地上,陆域产业的市场也进一步得到拓展,海陆产业耦合得到深度发展,其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会更加显著。
目前海陆产业耦合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而针对浙江省海陆产业耦合的研究更是空白。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耦合理论为指导对浙江省海陆产业进行耦合分析和探究,为全省海陆产业更好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海洋循环经济;人海关系;可持续发展
1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内在联系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地处太平洋西岸,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海洋生物2万多种,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应当指出,海洋所蕴藏的巨大潜在资源和能力将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21世纪,海洋将成为解决我国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主要出路。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和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1)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是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前提。
毋庸质疑,发展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宗旨。发展海洋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海洋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意义下强调发展,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的更新能力,实现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其实质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把发展经济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其过程是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通过延长产业链,在系统内进行“废弃物”全面回收、再生资源化、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目标不是高能耗、高产出、污染严重的物质文明,而是高效率、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因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和谐性和自我调节是海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系统,是新时代人海关系和谐的前提因素。发展海洋经济就是要实现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掠夺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闭合型演变的人海和谐生态轨迹,实现从只追求经济利益的一维繁荣走向社会、经济、生态、健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多维立体繁荣。
(2)构建和谐人海关系是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目标。
人海关系即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一种类型,其主要反映在人类对海洋的依赖性和人类的能动性两方面。纵观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依海式生活,海洋也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恩泽。然而,20世纪开发海洋的热潮,使得我国近海区域的一些海洋资源开发过度,环境遭到破坏,物种锐减,海洋污染逐年加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海域的综合开发效益,难以持续利用。所以,在新时代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的新型人海关系的概念,其实是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长的关系,人要尊重海洋,尊重自然,这样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永续发展。一方面,人类要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资源,供人类发展利用,另一方面,人类要积极地良化海洋环境,让海洋的生产力不断的提高,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构建和谐人海关系既是发展海洋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互相作用,不可分割。
2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思路设想
必须看到,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太平洋转移,而太平洋西岸更是世界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为了迎接海洋世纪的到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走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道路,以人为本,以海为源,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促进人海关系和谐。
(1)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勘探,充分掌握海洋资源情况。
人海关系和谐,发展海洋循环经济,首先应该着眼于开发利用新的海洋技术,加大勘测力度,发现更多资源,弥补陆地能源不足,缓解需求增长的压力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除此之外,还要反对海洋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走出一条以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基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为中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目的的发展道路。其次,应该明确未来海洋发展战略,坚持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的统一,重视海洋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海洋资源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怪圈,实现科学开发与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
(2)根据国家宏观政策指导,部署有特色的海洋开发战略。
从宏观层次看,必须明确发展海洋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海洋经济真正成为促进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以及环境质量提高的物质手段,由以海论海的狭窄圈子向海陆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转变;由粗放型无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向集约化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转变;由传统海洋产业向新兴海洋产业转变;由无偿使用海域、掠夺性开发海洋资源向海域有偿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利用开发转变,以人为本,把海洋开发作为全局性的战略任务进行综合部署,促进海洋生产力方式的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肯定,中国要提出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以制度体制创新(如海洋资源产权制度、海洋投资机制、海洋法律制度、海洋教育科研体制、海洋管理体制等)为重点的海洋开发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3)依托循环经济基本原则,促进和谐人海关系形成。
走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之路,要求我们依托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基本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海关系。主要表现在:1.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紧缺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2.以人的健康安全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3.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的重要原则。最大可能地延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有效延长产品的服务周期和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同化能力,实现资源节约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4.正确处理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关系。加强海陆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支援,发展既要以陆地为后方,又要积极地为陆地服务,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海陆并举,加快人海关系和谐步伐。
3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支撑体系
2006年作为国家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新举措,要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步伐,构置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努力人海关系和谐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在海洋经济开发的进程中着手建立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以法律为保障的支撑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支撑体系、以科技为动力的支撑体系。
(1)建立以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
吸取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深重教训,在海洋经济开发中必须建立以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下功夫综合治理重点海域的环境,努力恢复近海海洋生态功能,保护红树林、海滨湿地和珊瑚礁等海洋、海岸带生态系统,加强海岛保护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积极完善海洋功能区划,规范海域使用秩序,严格限制和制止开采海砂、围海造地的急功近利行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勘探和开发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国际海底资源。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以法律为保障的支撑体系。
对于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来说,建立法律支撑体系十分重要,有利于为全国海洋经济大发展创造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环境。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形成配套的法律体系,建立监督有效、执法有力的海洋管理队伍,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以此推动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形成和海洋法规的不断完善,逐步使海洋开发得到合理、有序、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支撑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推进海洋经济开发必须建立起以内需为基点、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主线的产业结构,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各种操作机制和交易规则,站在时代的高度重视海洋事业,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标准统筹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利益调节结合起来,遵循“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开放价值取向,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基本原则,实现人海关系的和谐发展。
(4)建立以科技为动力的支撑体系。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必须建立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发展重点是环境友好技术或环境无害化技术,具体由五类构成: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所以,要加强战略性的海洋高新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延长海洋经济的产业链,完善和实施“科技兴海”计划,落实人才强国和科技兴海战略,鼓励海洋科技的源头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并且使涉海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人海和谐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N].国务院公报,2003-18.
[2]杨玉民.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02).
关键词:科技中介 海洋科技中介 海洋经济 海洋科技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其中海洋船舶工业增长平稳、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海洋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亮点,特别是海洋科技的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蓝色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工作进展良好。继续在海洋经济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从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入手,提升海洋产业的创新驱动能力。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中,要加快海洋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中介机构,加强海洋科技的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化和市场需求的培育等,培育一批创新性的海洋科技企业,利用海洋科技中介组织使创新要素向海洋经济的相关产业聚集。
一、海洋科技中介的内涵和功能
海洋科技中介组织是利用自身拥有的人才、资金、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在参与海洋技术创新的政府、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进行联系、沟通、组织、协调等活动,为市场主体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专业服务的组织。王庆金等(2010)提出科技中介组织是市场中介的一部分,以一定的法律、法规、制度等为依据,以技术为商品,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以推动技术的开发、转移和转化为目的,在各种市场主体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为海洋高新科技企业、海洋技术的持有者以及海洋技术的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减少海洋科技创新及产业化的主体进行信息交流的障碍,改善科技成果供需状况,避免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市场需求脱节。田善武等(2015)指出科技中介能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技术扩散、技术评估、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管理咨询和创新决策等专业化服务,对政策制定、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等发挥着关键的促进作用。海洋科技中介组织能有效降低海洋经济相关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化解主体的创新风险,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海洋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二、海洋科技中介与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不同,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要求。伍业锋(2010)提出海洋经济的核心特征体现在资源依赖、资金密集、技术密集、高风险和国家主导等方面。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海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要注重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养护。传统海洋产业需要不断融入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手段,进行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完成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新兴的海洋产业则更加依赖高新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科技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风险较大,需要各主体进行风险共担。海洋资源为国家所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必然涉及到海洋资源所有权与海洋资源的使用开采权的分离,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做保障。刘明(2010)提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严重阻碍了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
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海洋科技中介组织能利用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和信息优势在诸多海洋产业市场主体之间,特别是企业、政府、大学及科研机构等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加速海洋产业内信息的流动;第二,海洋科技中介组织为海洋经济市场主体提供了一个能够顺畅沟通的渠道,有助于各个主体之间确立良好的互信互助关系,协调了海洋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第三,海洋科技中介组织能通过非官方的身份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整合与海洋经济发展相关的人力资源、资金支持和物质资源等,实现各种资源在各个主体之间的优化配置;第四,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服务,解决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增强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活力;第五,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利用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参与海洋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完善海洋产业的市场准入机制,从而规范海洋产业市场竞争主体的行为。此外,海洋科技中介组织还能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海洋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目前我国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在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导致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制约了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邵康等(2008)提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相关政策法规等不完善,对海洋科技中介市场的规范作用不明显,无法避免该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市场环境不成熟,不利于海洋中介组织作用的发挥;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融资渠道单一,多依赖政府扶持,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缺乏专业化的人才,组织的发展没有核心竞争力,且没有明晰的业务定位,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无法实现信息的共享。
三、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中介的策略
要实现海洋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必须扶持海洋新兴产业的成长,需要促进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这要求解决海洋科技中介面临的问题,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从政策、资本、人才等方面采取措施。
(一)加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完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政策法规体系,不仅包括宏观的政策、制度、措施的制定,还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性、执行性的措施、政策、制度,使政策法规有层次,每一层级的政策法规责任主体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与其他任主体相互配合、相互扶持,共同促进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相关政策法规更好地贯彻实施。明确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构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组织制度和发展模式,理顺海洋科技中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完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监管制度和市场竞争行为。同时,应加快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投资以及人才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推动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
(二)加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投融资体系建设
根据“政府引导、多元化融资、市场化运作”的理念,探索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投融资机制。在海洋科技研发上,国家和地方要联合建立海洋科技引导资金,引导资金的形式要多元化,为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重点基金支持、无息贷款支持、天使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等。完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资本市场,在政府引导资金的带动下,鼓励保险机构、银行以及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海洋科技中介组织风险投资基金。促进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相关财政政策的落实,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和服务于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建立起由天使投资、孵化器基金、风险投资、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等组成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投融资支撑体系,形成各种投融资方式之间的互动机制,共同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人才体系建设
为了有效提升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服务能力,一方面要建立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利于培育海洋科技中介组织人才创新的公共设施建设,有效整合海洋产业内的知识信息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便于知识的有效传播。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与相关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定制化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可以通过采取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引进国内外相关人才,并完善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相关人才的全过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立面向市场海洋科技中介人才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把科技中介组织人才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有机结合,实现海洋科技中介组织的持续成长和关键人才发展的有机结合。
(四)加强与国外海洋科技中介的合作
海洋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我国海洋科技中介组织与海外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合作和交流是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国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应积极借鉴海外科技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学习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专业化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我国海洋科技中介组织应注重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吸引海外投资,为发展壮大我国海洋科技中介服务业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此外。我国海外科技中介组织也应积极走出去,寻求与海外企业合作的机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庆金,周雪,李杨,等.科技中介组织与区域创新主体协同发展综合模糊评价模型[J].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3(4):74- 78.
[2] 田善武,王庆金,侯英津,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科技中介组织的作用[J].管理观察,2015(4):180-181,184.
[3] 伍业锋.海洋经济:概念、特征及发展路径[J].产经评论,2010(3):125- 131.
关键词:海洋经济;生态修复;产业替代;生态因子
中图分类号: X55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6.009
1 引言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途径,对于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我国海洋经济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石油天然气、滨海旅游、海洋船舶、海盐及海洋化工、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和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产业1。但是,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海洋产业出现了生态系统退化等不可修复的损失,据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报告,目前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总体欠佳,以过度捕捞为代表的对海洋物种的过度利用而直接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甚至物种灭绝问题十分严峻。海洋渔业生产事故、海洋渔业资源退化、海洋捕捞限制政策、海上权益冲突等事件对海洋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从1997年开始,海洋捕捞量一直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而据相关专家估算,中国近海渔场渔业资源每年可捕捞量大约为800万吨2,长期巨大的捕捞量是以捕捞幼鱼资源和营养层级低的劣质鱼种实现的,这种捕捞已经导致了渔业生态系统难以逆转的严重退化,表现在渔业资源数量结构上为主要鱼类个体变小,低龄鱼比例增加,鱼类性成熟提前,渔业资源已经变成低层次和低营养级3。报告还认为,传统经济鱼类在中国海洋生态系统营养结构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关键物种数量锐减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中其他种类的组织结构,海洋渔业的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同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破坏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失衡,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工程、海水淡化等海水综合利用工程、滨海旅游娱乐项目和景观开发工程等,都造成滨海湿地生境的不同程度的丧失,海岸带自然度明显降低,导致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受损和退化4。未来海洋的发展方向一是逐渐衰竭,不可修复;二是对已破坏的海洋环境实施生态修复,优化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因此,加强海洋生态的保护和修复,调整优化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致力于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态系统原本的面貌[1]。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极限性,如果人们持续地以不合理的方式开发资源并不断地破坏环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极限,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社会突然地、不可控制地瓦解,对生态修复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过程: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恢复过程[2][10]。海洋生态修复的基本内涵是根据海洋环境被破坏的情况、预期的规划和发展情况,海洋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并最终达到一种相对持续稳定、与周围环境和利用价值协调发展的均衡状态。生态修复不是单纯强调将海洋产业结构恢复到可持续利用的状态,而是更加注重海洋产业的修复过程与周围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复合生态系统,海洋生态修复的本质也是利用科学技术,遵循海洋生态演替规律进行的[2]。因此,海洋生态修复既要立足于对海洋环境的修复,也要关注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海洋产业的调整优化;不仅要考虑海洋资源的修复和完善,也要考虑生态修复以后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效益。目前关于海洋生态的修复还处于基础阶段,主要致力于将海洋恢复到可利用的状态,海洋生态修复产业替代模型的建立为进一步开展生态修复,在更高程度上建立与周围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提供了理论指导。
2 海洋生态修复产业替代模型
传统的生产函数模型主要考虑的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忽视了生态资源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生态资源并没有作为生产函数的基本要素,这也是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海洋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生态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利用[3]。因此,我们在对传统的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在改进的基础上具体考察海洋生态修复中的产业转型和产业替代的价值转化问题。
我们将生态因素引入到产业转型中,假定只有一种替代产业的关于投入资本K、劳动力资本H和生态因子i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6-7]:
(1)
其中,,生态因子i为产业转型后与转型前生态价值的比重为转型后的生态价值, 为转型前的生态价值。产出函数Y是对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资本H的消费与投资,假定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资本H的存量都以相同的比率 进行折旧计算(劳动力资本H的折旧包括劳动能力的下降、劳动力的死亡损失以及经验的净收益的下降,为了计算上的简便,在这里假定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资本H以相同的折旧率 进行折旧)。
生态资源的约束则为:
(2)
其中,和分别是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资本H的总投资,在折旧的情况下,两种资本的存量变化为:
(3)
(4)
(5)
其中,和是分别与和相对应的影子价格5, 是与生态资源约束(2)式相联系的拉格朗日乘数6,(5)式中的为我们通常使用的效用函数:
(6)
对J分别求C、K和H的一阶偏导并令其为0,得到投入资本K的净边际成本;J的二阶偏导即为劳动力资本H的净边际成本,由此可得两个存量的比例 。其中,的比例也表示了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资本H的净投资回报率:
(7)
将其带入生产函数中得到:
(8)
在无生态资源约束的情况下,Y、K和H的增长率和C的增长率将保持一致,即所有的量都将以净投资回报率进行增长,这是一种产业替代均衡情况下的理想模型。
然而,在海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生态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且总为正。假设替代产业的两种资本投入从K0和H0开始,就偏离上述所预测的值,则就要对两个资本存量进行离散调整来及时满足值,所谓的离散调整就是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一种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应的另一种资本存量的减少,以此来保证K和H不立即发生变化。当低于稳定状态情况下的时,Y的产出增长率与的比率是成反方向变化的,越是低于稳定状态的值,Y的增长率越高;而当高于稳定状态的值,与Y的产出增长率是成正方向变化的。这又呈现出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即越是超过的值,Y的产出增长率越高。
同时,生态因子i也会对生产函数的产出增长率产生影响,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的产出增长率会随着i取值的大小成同向变化,即i越大,Y的产出增长率越大(见图1)。综合看来,从整个产业价值转化的角度分析,只有转型后替代产业的产出与原有产业的产出之和大于转型前产业的产出时,产业替代才会有价值增值,产业转型才有意义;反之,产业转型是没有价值的。
图1 引入生态因子的替代产业非均衡的影响
3 基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决策分析
上述的产业替代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在只有一种替代产业的情况下,生态产业对原有海洋产业的替代,以及投资资本K和劳动力投入H在单一替代产业上的动态均衡。然而,在海洋生态修复和产业优化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存在着多种新兴产业对原有趋于衰退海洋产业的替代。因此,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对单一产业的模型进行修改,研究在多个替代产业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投资分配和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8-9]。
在追求生态经济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海洋产业的总投资额为W,假设存在替代产业A和B。为了研究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最优投资策略,在此引入生态经济投资边际效益的概念。根据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即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里指投资资本K和劳动力投入H保持不变),边际投资效益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当生产要素投入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增加某一部门的生产投入,边际投资效益呈现逐渐递减的规律。
图2 π和MU的基本变化规律图
图2中和分别表示替代产业A和B的投资效益,和则代表着替代产业A和B的边际投资效益。假设总投资W中用于A替代产业的投资为X,则用于B替代产业的投资总量为W-X,可以得到海洋产业调整生态经济的投资总收益为:
(9)
将式(9)和上述图2做适当的处理,可以得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方案。
图3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分配
图3中,为A替代产业的投资原点,为B替代产业的投资原点,用公式来表述总投资, 之间的代表着投资分配方案,用于替代产业A的投资总量为,用于替代产业B的投资总量为。根据生态经济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可以得到在为最佳投资分配方案。此时,和曲线相交,替代产业A和B的边际投资收益相同,即,替代产业A的投资总量为,替代产业B的投资容量为,总收益函数TB在处也达到最大值,在图中体现为、和横轴投资函数所形成的面积S。这样,转型后的海洋产业结构实现了最终的均衡。
4 总结
1. 海洋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难修复性的特征,过度的、不当的开发利用行为已经导致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生态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问题[4]。因此,在开发海洋产业的过程中应注意海洋生态的修复和保护,在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保证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和海洋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要对海洋进行开发性的生态修复,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到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替代产业的选择问题。
2. 海洋生态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出于资源和环境双重因素约束的考虑,海洋产业的结构调整应将生态因子考虑在内,它直接决定着替代产业的价值以及生产函数的产出增长率。在其他投入因素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当生态因子时,转型后的生态价值得到了提升,替代产业的产出增长率与生态因子呈同向变化,呈现出生态的溢出效应;当时,替代产业的产出增长率和生态价值的实现呈均衡发展;反之,当时,转型后的生态环境恶化,替代产业的产出增长率降低。
3. 当存在多个替代产业时,寻找替代产业之间边际投资收益相等的投资分配点,是实现海洋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最优投资分配,此时,转型后的海洋产业结构实现效益最大化。受到产业技术经济的制约,投资总收益函数TB呈现出先递增后后递减的趋势,最终在拐点处达到最大值,实现最优投资分配收益,投资收益函数TB也在处达到峰值。
4. 海洋替代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受制于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海洋的管理水平。退化的生态系统的修复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管理投入,同时又有临界阈值[5]。政府制定支持海洋替代产业的发展策略同时提高管理水平时,会增加海洋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推动传统的海洋产业发展模式向新兴替代生态产业的软着陆,同时还能吸引资金的流入,增加海洋经济的总投资额W总量,和曲线也随之平移,投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为了刺激海洋生态经济的总投资额,应努力提高海洋生态的边际投资收益,吸引投资资金向海洋生态经济的流动。同时,政府也应从宏观层面加大对海洋生态经济的资金和管理投入,提升海洋经济的整体生态效益。
5. 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将生态因子i的变化情况考虑在内,这是因为i在时间序列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在选择海洋替代产业的过程中,除了要将海洋生态价值考虑在内,也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选择产品附加值高、发展前景广阔的项目,且这种项目通常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因此,在考虑单一部门替代产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资情况以及多部门替代产业资金分配情况时,都需要对生态因子i加入后的影响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注释:
1 资料来源: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8月。
2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8年2月。
3 如我国瀚海传统的经济鱼类以小黄鱼、带鱼等为主,但由于捕捞过度,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则为杂鱼所替代,七十年代大型杂鱼进一步没落,被黄娜鱼、青鳞鱼等小型鱼类代替。八十年代以来,渔获量再度趋劣,目前渤海渔业是以虾、拼类和小杂鱼等为主。
4 如在我国胶州清东海岸的潮间带底栖生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120种左右,目前仅余20种,在辽东海、大连清等一些污染严重的海城,甚至出现无生物区。参见相建海主编:《中国海情》,开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5 影子价格最初用于货币市场上基金公司计算各类债券的价格,在解决如何使有限资源的总产出最大的过程中,影子价格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资源变化所引起的目标函数的最优值的变化,这个定义是基于线性规划中的合理利用有限资源以求得最好的经济效果的规划问题。
6 在数学最优化问题中,数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发现的一种寻找变量受一个或多个条件所限制的多元函数的极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将一个有n个变量与k个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转换为一个有n+k个变量的方程组的极值问题,其变量不受任何约束。这种方法引入的一种新的标量未知数,即拉格朗日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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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Industry Substitution Theory
GAO Qiang, GOU Lufe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在本期讨论陕西的“西咸新区”这个热点的时候,又一个“新区”横空出世,浙江的舟山群岛新区正式亮相。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相关新闻会上,对舟山群岛新区有如下表述:
“国务院要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发展要突出海洋经济科学发展这一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这一核心功能定位,努力将新区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和海洋综合保护开发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从上述文字的最后一段“积累宝贵经验”解读,窃以为所谓“新区”就是:前所未有。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为后来者探路、铺路,就是所谓“新区”的本意。
但要说“新”则并非易事,借“新区”之名,行土地商业化开发之实可能是最无创意的一种“新”。
诚然,把土地开发完全视为建新区的瑕疵也未必妥当。最早出现的上海浦东新区,理所当然是在上海老的城区土地资源已经不可能形成大规模新兴产业区域平台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还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浦东新区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以现代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为象征的经济、社会综合区域平台。
浦东的经验可资借鉴,但不可简单复制。此后国务院又陆续批准建立重庆两江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加上今年亮相的陕西西咸新区和舟山群岛新区,五个新区在国人的眼中成为一个群体性名词。
五新区的共性是省级内部的区域产业强化,在产业强化的背后,有一个可以寻觅的区别,如浦东新区的初始状态是一张白纸,包括土地和产业,画画写字可以挥洒自如,天津的滨海、浙江的舟山群岛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类似之处,但陕西的西咸就未必,在西咸提出来的几大产业构思中,与周边乃至于区域内现存的产业有重叠之处。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浦东的成功离不开上海的国际化定位和中国经济的窗口效应,而这种国际化定位和窗口效应源自上海百年来的历史积淀,在其它的几个后来者中,是无法在短期内培植出这样的基础的,必须另辟蹊径。滨海新区有点走浦东路线的模样,但条件、环境不同,效果就差强人意,这是天津市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直观感觉。
西咸新区与上述几家又还不一样,西安-咸阳一线,本来就是陕西的经济热点、文化热点区域,在西安-咸阳一线创立新区好处是起点高,难处也是起点高,起点高的另外一面是创新更难。
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及发展政策中。2004年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将“海洋经济”明确定义为“直接依赖于海洋属性的经济活动,或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于海洋作为投入,或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海面或海底发生的经济活动”[1]。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相对应用比较广泛的是2007年国家海洋局起草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的国家标准”中启用的海洋经济(oceaneconomy)定义,即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综合。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世界范围内的海洋产业发展经历了从资源消耗型到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海洋经济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现代物流体系和相应的物流服务能力的基础之上。近几年,高端物流平台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关注。国内学者李芏巍(2008)将高端物流定义为:物流过程中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物流一体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是一个以供应链为核心的物流集成系统。包含:物流策划与供应链的管理咨询系统;物流与供应链解决方案的设计;物流与供应链实施与控制;物流与供应链的运作与管理;全球化的网络服务;物流信息化与信息化网络服务;供应链上多个环节的资源整合服务;物流的特殊服务[2]。刘念(2009)认为,高端物流是现代物流管理向供应链管理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物流形态,它是处于供应链高端的物流活动,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高产业带动力、高辐射力和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特征,并且符合世界物流发展的主要方向,即:物流内涵的向外拓展、物流过程的上下延伸、物流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以及物流管理的日益专业化、标准化和信息化[3]。武京军、刘晓雯(2010)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分析法、系统聚类分析,考察沿海各省2001—2008年海洋产业发展情况,结果表明:海洋物流运输业在全国主要海洋产业关联排序中位列第一[4]。高端物流平台集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及产业供应链专业化管理于一体,是供需双方及第三方物流的领导支撑力量,其聚合并优化海洋资源,为客户提供贴身供应链解决方案。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物流平台的同时将带动沿海地区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承接国际新产业、新产品的转移与升级,对未来提升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性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构建高端物流平台,提升与海洋产业相关的物流发展水平,促进物流新技术在海洋经济领域应用,提高通关效率,优化港口环境和服务水平,以高端物流为纽带,促进陆海统筹发展,就成为全球和全国沿海城市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连云港、青岛、厦门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也都陆续提出了“发展高端物流、建设高端物流产业园区”的物流业发展思路。因此,研究高端物流平台与海洋经济发展联动作用及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端物流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
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加上港口建设等使得海洋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物流业在此过程中得以大力发展,陆与海的有效结合形成促进物流发展的两个双翼。笔者研究海洋经济与高端物流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的在于通过以高端物流为纽带,实现海陆统筹、通过协同发展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进而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一)实施沿海开发战略
当前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海洋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海洋经济意识普遍增强;人口、经济向沿海地区聚集,人类经济活动与海洋资源利用的联系日益紧密;河口海岸和河口岛屿成为海洋经济开发的热点和重点。在我国,一系列数据也可以说明,国民经济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海洋经济。在推进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应由浅海向深海延伸、由单一向综合转变、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把海洋资源优势与陆域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海陆统筹的港口集疏运、能源供给、水资源保障、信息通信、防灾减灾等网络,实现海陆产业联动发展、基础设施联动建设、资源要素联动配置、生态环境联动保护。基于此,我国海洋经济布局包含了整个沿海地带。从北往南看,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渤海新区、江苏沿海经济带、福建海西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以及2011年批复的山东、浙江、广东三省的规划和成立的舟山群岛新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带状和点状空间布局基本成形。
(二)实施港口发展战略
港口既是海洋运输的必经通道,又是高端物流的重要节点。在当今国际供应链系统中,港口集成了系列服务功能,为沿海城市带来大量的物资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并以其强大的资源集聚和整合能力,为港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加之内陆无水港的发展以致现代港口物流追求的集运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物流运输方式从车、船换装提升到联合运输、联合经营等,港口为此提供相应的服务功能来满足需求,港口从传统装卸服务发展成为以国际集装箱为主的门到门多式联运[5]。港口发展战略可以有力地推动港口和港口产业的发展,港口和港口产业的迅猛发展又能有力地推进城市及其经济圈的腾飞。当今港口已经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成为沿海城市吸引和集聚现代工业、物流业的最佳区域,是一个区域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和推动力。根据《全国港口布局规划》,港口建设和航运事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港口建设方面,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地区要尽快建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珠三角地区要有效整合港口资源,完善广州、深圳、珠海港的现代化功能,形成与香港港口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珠三角港口群体;天津滨海新区要建成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形成以厦门港、福州港为主,布局合理的东南沿海地区港口发展格局;江苏沿海地区要重点加强沿海港口群建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打造泛北部湾港口物流中心。港口不仅成为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吸引了大批的商业机构聚集于此。国际经验表明,港口及临港经济区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其设施规模,而在于因地制宜的总体规划和管理。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把握发展机遇,是各级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不能不关注的主题。
(三)海陆联动战略
海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国内、外实践也表明,单纯的海洋资源开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加强海陆经济的联动,实现海陆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和布局对接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发展使得海陆关系越来越密切,海陆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动性和经济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陆海结合,以陆带海,以海补陆,综合利用,既可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沿海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前景。在实施海陆联动战略中要打破海陆分割的二元结构,破除海陆界限的束缚,树立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互联的海陆一体化发展新理念,统筹规划海陆产业、统筹配置海陆资源要素、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整治生态环境,把海洋与临海、涉海产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推进,集中力量,开发大港口,紧盯大项目,培植大产业,抢抓大配套,形成强力推进沿海、沿江开发的态势,促进陆海联动,形成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海陆协调、整体推进的新格局,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高端物流平台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国内外沿海地区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举措。国际化知名自由港均制定并着手实施以构建高端物流平台为切入点,发展海洋经济。我国实现高端物流平台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构建高端物流支撑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1.大力发展物流金融。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加深,国际航运中心要求同时是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基本规律。目前伦敦在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等航运金融业上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先位置;纽约、汉堡在航运融资、船舶融资领域,东京、纽约、汉堡在海上保险领域,香港、新加坡、纽约在航运资金结算及国际航运价格衍生品交易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相对而言,近年来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迅速增加,在全球10大综合港、集装箱港中均占有半壁江山,但航运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为此,国发[2009]19号文件中,把上海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建设重点放在了通过航运融资、海事保险、航运交易、航运资金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的培育上。近年来,上海决策层也明确提出将上海港的发展重心,从货物吞吐量增加转移到以航运金融为核心的航运服务业培育上。
2.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林绍花(2010)认为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大力发展战略型海洋新兴产业,提升海洋经济的素质和水平必须依靠科技力量[6]。目前,国际上海洋高技术发展有以下五个重点领域,即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生态系统模拟技术、海洋油气资源高效勘探开发技术、海洋环境观测和监测技术、海底勘测和深潜技术。在这五个重点领域中涉及到高端物流的有海洋环境观测和监测技术、海底勘测两大重点行业,这对于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高端物流的核心是突出系统整合、优化的理念,对分散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运用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手段,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有效结合,从而提高效率、优化服务,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协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3.完善海运配套服务体系。在国内、外海运企业和海洋运输产业发展的同时,集国内水运服务企业、国际船舶公司、无船承运业务企业、国际船舶管理公司、外籍航商办事处等多种服务机构或企业于一体的海运配套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善。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政策配套机制,重点发展提供融资咨询、融资担保、结算、通关、信息管理及相关增值服务的供应链管理企业,鼓励引进为电子商务交易提供物流及相关增值业务的综合服务型企业。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依托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点,再通过这些增长点向周围辐射、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崛起。目前我国海洋经济中的物流业大部分还处于低端产业,在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背景下,打造高端物流平台将对海洋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以临港经济为依托,打造高端物流平台
物流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物流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繁荣的物流背后都有强大的区域经济作后盾。物流业的发展是港口经济和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大港口只有与大工业相互依托,才能带动区域经济的繁荣,进而激活腹地发达的物流业。因此,打造高端物流平台,实现“原料产地海洋运输临港工业制造多种运输途径进入不同区域市场”的大生产和大运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将充分利用国外、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1.构建冷链物流平台。目前,在我国海洋水产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冷链物流发展滞后已经成为造成物流体系增值服务水平偏低和物流主体发育不良等问题的重要因素。冷链物流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发改委、农委、交委、商务委、供销社等部门的横向联动以及政府、物流协会、企业的纵向联动。一方面各部门应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冷链物流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行业协会协助政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相关企业合作支持加以运营,合力推动冷链物流的逐步发展。加快发展海洋水产的冷链物流,已成为未来市场不可阻挡的强烈需求和发展趋势。我们应建立以国有企业为龙头、民营企业为支撑,打造全程低温冷链物流体系,在国家政策与市场需求条件的支持下,抓住发展的关键时刻,与国外企业合作,加快冷链物流项目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冷链食品的运输及下游销售,上台阶、出亮点、增绩效,迅速抢占市场。在构建冷链物流平台的过程中,首先要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包括:(1)制订各类海洋水产品原料处理、分拣加工与包装、冷却冷冻、冷库储藏、包装标识、冷藏运输、批发配送、分销零售等环节的保鲜技术和制冷保温技术标准,制定冷链各环节的有关设施设备、工程设计安装标准;(2)围绕海洋水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和质量追溯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制定数据采集、数据交换、信息管理等信息类标准;(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HACCP、GMP、GAP、ISO等质量安全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4)对于海洋水产品等密切关系居民消费安全的产品,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其次,要打破行业、地域、所有制等方面的限制,合理配置资源和健全经营网络,培育和壮大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先进、核心竞争力强的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
2.构建物流金融平台。我国金融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国内、外物流企业都力求抓住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积极开拓自己的金融物流业务。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物流业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展很快,众多的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将金融物流这一理论成果应用于实务,开展了一系列金融物流业务。中储、中外中远物流、广东南储等国内大型物流企业,怡亚通、越海物流、飞马国际等新兴物流企业,UPS、DHL等跨国物流公司在中国金融物流市场已经占据了各自的竞争优势。物流金融是银行热衷开发的信贷产品,是中小企业欢迎的融资渠道,同时给物流企业创造了监管合作的空间,形成多赢的局面。因此,金融物流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3.构建物流信息平台。物流信息化将成为物流产业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内容。现代物流服务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货物包装、配送、仓储或者寄存等常规服务。由常规服务延伸而出的增值服务正在成为物流发展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物流信息改造及物流平台建设将涵盖加强物流技术装备的研发与生产,鼓励企业采用仓储运输、装卸搬运、分拣包装、条码印刷等专用物流技术装备;鼓励企业采用集装单元、射频识别、货物跟踪、自动分拣、立体仓库、配送中心信息系统、冷链等物流新技术;以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为支撑,建设区域性电子商务综合平台,加快建立安全、方便的网上支付体系,实现信息互通共享、集中。以企业、产业的信息需求为动力推动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建立以物流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储存、信息共享和信息使用为核心的标准化、多功能、一体化物流信息处理平台,为各类企业提供物流信息服务,促进物流信息资源共享和物流网络互联互通。
4.构建供应链平台。供应链管理观念的形成和供应链平台的构建将加速物流服务方式向网络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企业物流整合,分离外包速度加快,外包的方式由简单的仓储运输业务向供应链一体化深入,制造业与物流业进一步融合。金融物流就是物流业和金融业融合发展的结果,物流业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物流业发展的新趋势。供应链金融是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在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向客户提供的结算、融资和保险等相关服务的创新业务,其核心是物流融资,即物流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合作创新,对供应链上企业资金投放、商品采购、销售回笼等经营过程的物流和资金流进行锁定控制或封闭管理,依靠企业对处于银行和物流企业监控下的商品和资金的贸易流转所产生的现金流实现对授信的偿还。
(三)以临港经济为纽带,促进临海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
推动临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对于企业开发资源,拓展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临港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服务模式,正在成为未来沿海主要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证明,依托港口发展枢纽经济,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港口和区域经济的快速驱动下,临港经济必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优化的港口效率、环境和服务水平将作为临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优化的航运集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完善的港口联络协调机制,简化的通关流程和促进服务便利化的改革政策等,对进一步提高港口工作综合效能,提升港口集聚和辐射功能,对提高我国港口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临港经济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临港经济为纽带,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保护“岸、滩、岛、景、渔”等资源,坚持海陆统筹、合理布局、增强陆海资源互补性、产业互动性和经济关联性。加快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完善海洋公益服务,合理布局发展空间,突出海洋新兴产业的核心地位,把积极培育和发展以港口为中心的海运业、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五大产业作为我国临港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以上举措将天然的临海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的海洋经济优势,使海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 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 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