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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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1.当代生态思想产生的背景
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主要有温室效应、水土流失与水污染等。
1.1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严重
作为人类生命之源，我国拥有的水源仅占世界平均的20%左右，由于水污染严重，大约有4成的中国人都喝不到干净的水。水资源的枯竭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地方的湖泊、江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尤以长江为甚。我国在长江沿岸建立了约9000家各类化工企业和大约2000座的化工厂，使得长江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为特大水源污染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其次，水土流失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农业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第一，水土流失不仅会破坏良田，还会毁坏耕地，使土地变得更加贫瘠，致使我国的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大幅减少；第二，长期的水土流失会将大量的泥沙带入江河，造成河床上升，洪水泛滥，洪涝灾害频发；第三，水土流失还会使得自然环境极度恶化，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1.2温室效应加剧
随着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全球环境和气候也产生着重大变化，如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枯竭以及土壤侵蚀愈加严重等。巨幅的气候变化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温室效应会加剧农作物的虫害，造成农业减产，甚至全球3成到4成的生物灭绝。全世界环境的恶化导致气候变暖、冰川融化而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以及紫外线辐射加剧，严重危害人们的生活。其次，生态环境逐渐变得单一化，且造成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与生态、环境、经济、健康、社会等方面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危害最大的大气污染是酸雨，且呈急剧蔓延之势。由于我国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使得我国酸雨降雨量大幅增加，逐渐形成了以四川盆地、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华南酸雨区。现在又逐渐形成了以南昌、长沙为中心的华中酸雨区，以及以上海、厦门为中心的华东酸雨区。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植根于当前日趋尖锐的生态问题的当代生态思想就应运而生了，当代生态思想深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力图对目前的生态问题做出积极的应答，并实现一些“生态学”的实践活动。
2.当代生态思想与哲学的联系
随着滑坡、泥石流、沙尘暴等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的出现，社会逐渐加大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力度。“生态危机”这一名词的流行也意味着生态环境再也难以承受人类的索取，自然灾害的频发要求人们必须正确认识生态并采取相关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指导人类进行进步革命的哲学也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关注，并企图与当代生态思想建立积极的联系。但基于思想的部分观点，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些误解，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对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下面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阐述。
2.1和生态思想相互对立
持两者对立观点的人大多是受某些思想的影响，比如自然生态界和哲学界两者之间相互关注较少。总体来说有如下几点：2.1.1马克思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将“自然界”排斥在外，他赞同用技术能够改变生态的观点，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对自然生态掠夺的问题。2.1.2马克思哲学体系重点突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但是却忽视了人的自然化以及自然界的转型问题。2.1.3哲学在人与动物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生态学者将自然生态作为中心，是货真价实的“非人类中心主义”。2.1.4信奉科学，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所有生态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不少人对在生态主题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他们将倡导的“劳动”、“生产”、“实践”等问题绝对化，完全否定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2.2的生态学
哲学认为，人与自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的历史一直处于一种相互辨证的关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本质，因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和利用。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技术的局限，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家醉心于资本的再生产而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当然，即使是的信奉者也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自然生态资源，产生一定的生态破坏在所难免。但是，在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一定要让自然生态的破坏力度降到最低。因此，者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结束语当代生态思想源于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哲学并不矛盾，相反地，还能为当代生态思想提供科学的指导。它们能够更加和谐的共存于人类思想体系中。
参考文献：
[1]吴晓明.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与现实,2010(06)77-84.
[2]于秀玲.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哲学解读及其当代意义[D].山东师范大学,2009.
[3]赵志升.生态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D].兰州理工大学,2014.
[4]李春红.生态文明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吉林农业大学,2011.
第2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 中国画审美 中国传统 传统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积极探析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1.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调，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辅助，两者在精神内涵和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对于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1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
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在中国哲学这片沃土上，中国画学得以迅速发展和进步。从中国画学理论不断健全的阶段看，哲学思想是画学理论的起点。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依照仁游艺的理念，就被后期画学作为美学的基本理念，大巧若拙的思想成为中国画学的艺术理论内容。简单来讲，中国哲学对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从根源上开始的。到后期中国画学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山水画走向独立，为中国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1.2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灵魂
中国哲学有艺术性的特点，其形成的中国艺术精神，使得中国哲学以深入画作生命和灵魂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审美。哲学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强调人的生命精神，将实现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境界，在思维上强调整体外在形式和心灵体悟之间的融合。在这样的哲学特性的影响下，中国画学以体现中国哲学思想为追求，希望将深奥的哲学思想活用在绘画创造上，实践证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审美判断标准，或者是审美趣味，都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影子，这充分证明中国哲学已经融入中国画学的血液中，成为引导画学审美理念、理想和品格的源泉，成为塑造文人群体文化品格的审美趣味。
2.传统哲学视角下中国画的审美原则
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这与画学要求绘画有意境，而意境要求画家的情感和自然美景之间高度统一。从传统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坚持情境交融的审美原则
情境交融是创造和生发意境的重要方式，不同于简单地对于自然景物进行绘画，还需要将主观情愫融入其中，使得景物和情感自然融合，以展现中国画的哲学思维，这代表的是主体和客体实现完全融合。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是情感和景物相互生发，简单讲就是景生情，情生景，以自然的绘画手法创作，借助画家的手将自然的情愫表现出来，这是情境交融的最高追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创作者就要积极观察大自然，使得主观情思物化，并且使得客观景物主体化，假设景物有自己的情感，如同对待人一样对待景物，就可以真正情境交融。
2.2坚持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
虚实相生同样是绘画中进行意境创设的重要途径。在哲学思想中有无和虚实的理念，就这样被融入绘画创作中。以虚带实，以实带虚，使得虚和实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如在宋代化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实际景物和虚幻景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很好地展现哲学中的阴阳观点。具体来讲，在传统画学中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笔墨的虚实相生；其二，遵循笔墨为实，空白为虚的原则，出现留白手法；其三，画内作为实，画外为虚；其四，从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角度看，将自然景观看做为实，将功名利禄看做为虚。
2.3坚持动静相成的审美原则
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关于动静的理论，认为两者应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将这样的理论运用到绘画上，要求动静相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方面探析：其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动与静之间的融合，可以展现出绘画的动态性；其二，从绘画作品内意境的宁静和灵动展现；其三，从创作主体内心心灵虚境和跃动的角度展现。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动与静是相对的，画家要有虚静的心胸，才能掌握动静相成的规律，由此更好地展现审美情趣。
3.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效能
审美应该符合当前社会的审美观，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势保持吻合，并且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养分，以促进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的充分融合。具体来讲，应该积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其一，高度重视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关系研究，树立哲学影响绘画的基本理念，正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画的影响，积极了解更多的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二，找到中国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根源，将其作为审美的依据和标准，实现对于中国画的深层次理解；其三，在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化审美方面效能的时候，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得传统哲学思想成为我们开展绘画实践的理论指导。
4.结语
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我们应该正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挖掘传统画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哲学思想，从更深的角度理解，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绘画的精神和内涵。当然在理解这些之后，可以将现代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绘画的创作源泉，处理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使现代绘画的内涵和精髓不断延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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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晓芒.中西艺术精神比较[J].艺术百家，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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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 悖理图形；道家哲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 J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729(2008)04－0021－03
图形设计与哲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图形设计就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图形表达。所以图形设计总是与观念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等相联系，进而成为时代文化的重要构成。
悖理图形是图形设计中图形形态和特征的构形手段之一，与常规图形相比，悖理图形常常将人们所熟悉的、合理的和固定的程序，移植于逻辑混乱的、荒诞反常的图形中，显现出矛盾的、有违常理的、非真实的虚幻效果；它以经验为基础，但并不是去适合经验，而是与人类的普遍认识相违背，尤其以设计师能够不求真实、打破主观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创意、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为根基，这与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相一致。本文拟从道家思想出发谈谈悖理图形的哲学思想和审美价值。
一、悖理图形与中国道家哲学思想
1.悖理图形与“天人合一”
老庄哲学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作为其思想精髓，而悖理图形常常是通过不着边际或看似荒唐的偶然结合表露某种思想或精神，寄托某种情感。如荷兰著名画家埃舍尔，其作品乍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事实上其中却蕴藏着引人入胜的幻觉事物。观者如果把真实世界与埃舍尔的虚构幻象相比较，就容易产生迷惑。图1是埃舍尔在1961年创作的《瀑布》，这是一幅奇异的建筑式图画，他依据彭罗斯的三角原理，将整齐的立方物体堆砌在建筑物上。画面中有一条瀑布从三层楼直泻下来，落在底层的水池中，然后循着曲折的渠道流去，意外但却又自然、合理地流回到了原来的三层楼上的瀑布口，再倾泻下来，如此轮回不绝，造成不确定的视觉幻象。这种违反地心引力、利用幻象来掩饰事实的不一致性，无疑浸润着他对循环、再生、悖论、相对性等方面的思索与感悟。他选取的景物实为自然景观，即把对自然的崇敬发展到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移情。这恰恰显现了道家以“道”为宇宙的主宰，一生二、二分阴与阳、生生不息、衍生万物、人与万物共生的哲学思想，也是对其悖理表现的合理论证，更是对“天人合一”认识论的形象阐释。
2.悖理图形与“有无论”
悖理图形中的黑与白可以说是对中国道家哲学的一种印证，也是老子有无论、虚实观的图形体现。老子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推衍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时又相应地提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和“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这里“有”“无”不是本与末的关系，而是同时并生并存的哲学概念。用悖理图形来阐释就会清晰地发现，这一深邃的哲理是以一种隐喻来实现的：“有”指的是悖理图形具体、直接表现的内容，是可见的实体；“无”是悖理图形形象、间接呈现出来的内容，是虚无的空白。老庄从“道”出发，以虚无为贵、无为本，有乃无之用，认为虚实产生了活跃的生命。这一思想在悖理图形中也得到体现，如悖理图形中就常有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实相生的形态设计。《1979福田插画作品展》是日本当代视觉设计大师福田繁雄的作品宣传海报。在海报中，福田利用“图”、“底”间的互生互存关系来探究错视原理。作品巧妙地利用黑白、正负形成男女的腿形，上下重复并置，黑色“底”上白色的女性腿形与白色“底”上黑色男性腿形，虚实互补，互生互存，创造出简洁而有趣的效果。这种形态的创造从真实感上而言是不客观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程式化、哲理化的典型表现。设计者采用错视手法，以相对单纯的黑白色和简练线面构成，将不可能的空间与事物进行巧妙组合，达到了视觉上的新知，用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共同营造出奇异的视觉世界，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使简洁的图形成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进而通过表象来揭示一种天地意识与人文精神。这就是利用了黑白这一特有表现手法的结果，也是对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有无及虚实观念的形象阐述，真正达到了“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境界。
3.悖理图形与“道法自然”
悖理图形所描绘的通常是幻想的异次元空间，它利用人的视觉错误，以考究的手法生动地表达出各种荒谬的结果；但其所揭示的规则及合理表象下的矛盾与荒谬，都是设计师从自然大道中汲取灵感而创作，再回归自然的结果――正如老子所说：“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所以，图形设计师都关心自然法则与空间逻辑，并试图深入地了解它的规律。埃舍尔就很了解立体几何学与空间逻辑之间相互决定的关系，其作品《有带子的立方体》就说明了这一点，带子上的凹凸是我们觉察它们怎样与立方体缠绕在一起的视觉线索。埃舍尔作品中的视觉模拟与今天的虚拟三维视像及数字方法非常相像，而他的各种图像美学也表现了存在于很多事物之中的普遍法则，充满了现代气息。这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创造大美真美的设计师所必然经历的道路，也是为什么图形设计既需有内在美、又要有外在美的重要原因。
二、悖理图形的审美价值
悖理图形通常是在单纯中表达丰富、在丰富中又归于单纯，用它本身图与形的特殊视觉面貌来营造图形的特殊表现方法。设计师以相反于事物固有自然规律和逻辑规律的手法去表现事物，并充分发挥主观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将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幻、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图形作品中反常、变异和矛盾的视觉形象画面。悖理图形充分利用喻意深刻的形象来表达天地万物，从某一方面体现设计艺术的高度概括性，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正是由于它反事物发展规律或反时空的形象创造，才赋予了悖理图形丰富的含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4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中国古代艺术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其艺术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具有美善统一、情理统一、认识与直觉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境界。伴随着中国古代艺术思想成长的中国工艺美术，始终具备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性格，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各个方面服务于民，又通过品种的类型体现不同时期的艺术潮流。
陶瓷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个种类，也是最有代表性、影响颇广的类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承载着巨大的中国文化内涵，品种繁多的陶瓷造型，又通过其功能来展现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之间的关联。
一、中国传统陶瓷的造型意识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世界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以其鲜明的艺术特点和工艺特点著称于世，并获得一致的赞誉和高度的评价，是因为中国传统陶瓷有其独特的整体风貌和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地区的风格特点，并且都有着新的形式和特定的艺术内涵。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陶瓷不论从技术到艺术，还是从造型样式到装饰纹样，都具备一种独立的特质，世代相传，不断发展，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的交融和凝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说的“造型”是单指人们所创造的陶瓷器物的形态和样式，区别于广义的“造型”，主要说的是具有一定抽象特征的陶瓷器型。
从陶瓷艺术的本质特征来说，陶瓷造型是第一性的，陶瓷装饰是第二性的，陶瓷造型在整体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本文由收集从新石器时代出现陶器开始，继而到商代中期烧造出原始瓷器，进一步发展到东汉后期烧制出真正的瓷器，中国的陶瓷不断发展，从陶到瓷，然后陶与瓷并行发展，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创造了大量优秀的陶瓷艺术品，构成了中国的陶瓷艺术传统。从陶瓷造型的产生起，推动其发展演进的因素就不是单方面的：首要的是生活水平、条件、方式；其次是科学技术水平、工艺制作能力；再就是审美习尚与爱好。
从物质和技术方面来说，陶瓷造型则是运用不同材料和不同技术而构成的，直观地展示着当时创造者对工艺材料的认识，对工艺技术的掌握，表现出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和文化发展分不开。尽管陶瓷造型所包含的并不全都是造型艺术的成分，尽管陶瓷造型较之装饰纹样更具抽象特征，但是造型意识方面却表现着潜在的丰富的文化内蕴。
二、中国传统陶瓷造型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中国艺术思想产生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数千年来，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统一的和持续的传统，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趣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
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中国陶瓷艺术，冷静深入地去分析和认识潜存在传统陶瓷造型中的创造意识和影响，以至支持这种创造意识的哲学思想与审美心理特征，将有助于认识传统陶瓷造型的特点。
（一）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艺术思想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表现在理论上，便是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通观整个中国艺术思想史，美善统一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对善的实质、内容的理解，以及美善如何获得统一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儒家美学中这一点最为清楚。汉代“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成为中国文人的最高审美标准，汉陶瓷的矩形体现了实用功能与审美外观的结合。比如：壶、鼓腹、长颈、盘口，通常壶肩有铺首衔环，非常优美。壶是饮酒器，腹部呈圆形可使容量增加。博山炉，呈豆形，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海上的仙山“博山”，这和宗教意义联系起来，烟雾飘渺、宛如仙境。这些陶瓷造型都体现功能与形式统一的思想。
尽管中国美学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美同感官愉悦、情感满足的重要联系，并不否定这种联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它同时强调这种联系必须符合伦理道德。从中国传统陶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古代哲学思想深深的烙印。
（二）情与理的统一
中国艺术思想远比西方古典艺术思想更为强调艺术的情感方面，它总是以情感的表现和感染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这种不同，也分别表现在东西方
转贴于
艺术的发展上。在古希腊，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大都是再现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如史诗、雕塑、戏剧。而在中国古代，则以乐为中心，充分地发展了艺术表现情感的功能。而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和以乐为中心这一古老深厚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中国美学强调情感表现，同时又十分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即要求艺术表现的情感是合乎伦理道德之善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中国艺术思想也讲艺术真实，但不是对外界事物的模拟再现的真实，而是情感表现的合理的真实。中国美学极少如西方美学那样讨论美与真的关系，真就包含在善之中，善必定同时真。
以宋代哲学思想为例，宋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设计思想，天理就是受天命的封建伦理纲常，是永恒不变的，而享受生活是伤天害理的人欲。理学家提出“言理而不言情”，精绝的宋瓷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主流审美取向是追求淡泊含蓄、平淡天真的风格。宋瓷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有许多独创性的成就，丰富性远远超过前代，造型风格简洁优美，比例尺度恰到好处，达到完美的境地，充分体现了宋人崇尚的典雅风度和独特的审美意趣。例如：梅瓶，口小颈短、肩以下逐渐内敛，线条简洁、流畅、形象端庄妩媚，宛若亭亭少女，很好的表达了宋人的理学审美观念。玉壶春，口沿微微外展，颈部修长，腹部微鼓，形成优美的s线形，使人感到增一分显胖，减一分则瘦。那完美的比例尺度、含蓄优雅的身姿浑然天成，令人浮想万千、叹为观止。“理”与“本文由收集整理情”应当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三）人与自然的统一
基于中国哲学中重要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国艺术思想总是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两者统一。外在自然物的美根源于它同人的生命发展有密切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韵律同人的内在的伦理道德情感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吻合、统一。
第5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一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方法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发展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这三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一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法律、道德、社会（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一、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政治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历史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一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一，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艺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二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一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一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一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一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一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研究这一思想发展线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一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三
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科学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代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二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一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有所指，即指一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达，描述一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二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一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一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一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一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一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一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影响，使人类的知识达到一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四
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方法，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一。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一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一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一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 (Dasein) 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一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 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一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一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一脉相通，他一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一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一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一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一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一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 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五
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四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一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一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一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一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一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一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一个未知数x ，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宗教信仰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一无所信者仍是一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一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一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一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四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一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四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一转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一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参考文献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 W. Beck，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The Bobbes – Herrill company， 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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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第6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 庄子穷欢乐实践意义局限
一、庄子的穷欢乐内涵
庄子的生活状况：人生在世，总是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庄子的穷苦只表现他的衣食住三个方面。从衣这个方面来说，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庄子认为，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那是潦倒，比贫穷更可怕。从食这方面来说，庄周家境很贫穷。一天，因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便向监河侯借粮。庄子如果不是揭不开锅，没有果腹之食，则断然不会借粮。从住这个方面来说，《列御寇》篇记载：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按现代的话来说，“穷闾厄巷”可以翻译成贫民窟，若是庄子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工作来源，则不可能住在贫民窟。贫穷也许让人沮丧、颓废，但也可能让人有承受压力和磨难的勇气，不被贫穷压倒，得到精神的超脱。显然庄子没有被贫穷吓倒，反而有独特的穷欢乐思想。
庄子的穷欢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活在当下，追求人格独立的快乐。庄子《至乐》说：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苦与乐互为前提，互相渗透，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对待苦与乐的态度是获得幸福人生的关键。要善于从痛苦中寻找快乐。不一定贫穷就是痛苦，关键看心境。人要有宽广的胸怀，能容纳下生活中的悲喜宠辱，得意不张狂，失意不自贱。二是享受精神的满足，不追求物质财富的快乐。《庄子·庚桑楚》：“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庄子追求的快乐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通过克服现实的苦难生活，达到精神境界的超越，在与天地万物相融合中获得欢乐的感觉。庄子认为只有去掉对各种各样的物质欲望，才能解放人的心灵，使心中平静不受干扰。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快乐。“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蝴蝶之化是庄子借用蝴蝶的意象将人生化作快乐幸福的蝴蝶，这是精神化或意化的快乐。“‘蝴蝶之化’是自然化人，但不是把人客体化，因为是主体把自己化作客体的，是主体自由自觉的客体化。这个过程是只是借助了一个自然物象，……所以人化自然可分为主体化自然和客体化自然，蝴蝶之化是前者，其特点是，前者是自由主动、能动、快乐的意识化或实践造化；后者是自然主宰的无主体能动自由的不自觉的过程。”［1］四是超脱生死的快乐。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人生哲学的独特在于对生死的超脱。庄子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这种自然规律不能人为地被改变。“悦生而恶死”使得人们畏惧死亡，无法享受快乐。其实人的生命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生是生命的起点，死是生命的终结，有生必有死。
二、庄子穷欢乐思想的实践意义
现代人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部分人把社会本位转向个人本位，这些人追求务实化、个人化和功利化，只注重实现自我价值，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学习庄子的穷欢乐思想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帮助人们摆脱对金钱的过度追求。中国的经济起飞，融入世界经济，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人唯利是图，过于追求荣华富贵。从富贵两个字来说，“富”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层是物质富贵，第二层是精神富贵，人们最希望的是两个层面都富裕。当今社会，似乎偏向于强调物质层面的富裕，没有或是很少讨论精神层面的富裕。部分人眼里只有钱，认为钱是万能的，不考虑赚钱的途径是否合法，只追求一夜暴富。只讲经济效益，没有精神追求。“一叶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真正的快乐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智者之所以快乐，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想要的金钱和一切，而是他所拥有的他都热爱，即活在当下、乐在当下，而不是唯金钱而快乐、唯物质而享乐。累积财富是为了发展自己，贡献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才能真正快乐。“价值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的世界、人的关系，是主体化人的世界和关系，是主客体的互相造化关系，是主体与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是人快乐、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是生命价值意义的策源地”。［2］
二是有助于人们减弱对权利的向往。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现代社会，部分人认为当官可以实现对权利的满足，对虚荣心的满足，对金钱贪婪的满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点，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贫乏和认知肤浅。在庄子眼里，当官只是权力的表象，虽然他在生活上比较穷苦，却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人拥有越多，顾忌就越多，庄子正是因为没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他思想的自由就上升到了极限。
三是庄子哲学具有强烈的民间哲学意蕴，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其穷欢乐的价值取向适合民间特别是那些物质生活匮乏的人的需要。当今社会贫富差价加大，如此，其穷欢乐的价值取向和自由行为，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相对贫苦、贫困的人们来讲具有超越物质财富不足、融入和追求精神世界快乐幸福的人生意义。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对这种穷欢乐价值和存在的肯定。
三、庄子穷欢乐思想的局限性
庄子的穷欢乐思想忽视社会生活的快乐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快乐生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类的社会，人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庄子的穷快乐思想具有乌托邦的浪漫色彩。庄子不被外界所束缚，他认为受制于物是不会快乐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要生存，离不开衣食住行。庄子实现乐活境界的方法是“心斋”和“坐忘”，这是一种纯粹精神体验的乐活方式，缺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基础。
庄子穷欢乐思想过度贬低物质财富的价值，这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生进步。我们所说、所追求的穷欢乐是反对功利主义或唯利是图意义的穷欢乐，是在穷困中保持自信和乐观精神的穷欢乐，是通过诚实劳动超越贫困，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生态度和生存选择。我们在借鉴庄子哲学的穷欢乐思想的同时，要以哲学的实践精神为指向，这才能创造和拥有真正的幸福、自由和快乐，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庄子的穷欢乐是孤立的个人欢乐，无法真正抵达欢乐的境地。“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5］快乐是社会性的，本质上是人对人的关系，是共同体的快乐。如此，我们要摆脱这种不现实的鼓励的个人快乐，追求共同体的快乐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晓元.人学走进工作世界——主体化人学初探.人民出版社，2012：152.
［2］李晓元.人学走进工作世界——主体化人学初探.人民出版社，2012：161.
第7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苏珊·朗格；艺术哲学；卡西尔；文化整体观；美学思想；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将美学和逻辑学相区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已标志着美学自身的合法性，克罗齐最终完成了美学合法性的确立。在克罗齐之后，卡西尔对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各种文化形式的本体论研究，提出美和艺术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性符号形式的观点，完成了艺术符号自律性的阐释，最终确定了各种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基础。卡西尔将人类文化视为多样统一的哲学理念，直接影响着苏珊·朗格整体观下符号论美学理论的构建。
一、符号整体观
苏珊·朗格整体论美学思想资源极其丰富，但对其产生深刻广泛影响的莫过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整体观。朗格曾诚恳而谦卑地说过：“是卡西尔——虽然他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是美学家——在其广博的没有偏见的对符号形式的研究中，开凿出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则将要把这块拱心石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连接并支撑我们迄今所曾建造的工程。”[1]（P.477）这里的“拱心石”是人们所熟知的，即卡西尔的符号论。但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是，这“适当的位置”在朗格艺术哲学理论构建中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实这“适当的位置”就是朗格从她的老师卡西尔那儿秉承过来的文化哲学理念——现代科学整体观。朗格如同卡西尔一样，将现代科学整体观作为自己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石，而卡西尔的符号论只是朗格美学理论展开的关键词。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遵循康德的“批判哲学”路径，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图式论思想，构建了在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符号文化哲学体系。“图式”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它是起沟通联结作用的一种认知的形式结构。它是一种“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2]（P.140），正因“图式”这一感性条件，纯粹知性概念才得以运用。但在现代科学整体观的影响下，卡西尔已经不满足康德的“图式”思想，认为康德的“图式”缺乏一种伸展性，只是囿于自然科学的狭义范围。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图式”扩展为能说明人类诸种文化的“符号形式”。卡西尔认为，人类文化所创造的一切符号形式，无论是神话（宗教）的、艺术的还是历史的，都和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同样是真实的，并非实证的才是科学的。卡西尔以符号的独特视角为起点，切入人类文化的各个扇面，通过对各类人类文化基本特征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著名论断。那么，“符号”在卡西尔的理论中又作何解释呢？卡西尔告诉我们：“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是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3]（P.109）这样，符号不仅能像康德的图式那样在科学认知中起中介作用，构想自然界的景观，而且也能在人类文化诸形式中显现出人应有的世界。神话（宗教）、艺术、历史与科学等都是人类文化打开的不同扇面，各自体现了文化本原性的赋形力量。由此我们可知，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符号活动得以对象化的，文化的符号形式展示了人自身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卡西尔对符号论的研究方法尽管是分析的，但他的人类文化观则是以整体论统摄的。卡西尔认为，虽然人类文化形式的符号极其丰富而且多变，但只要我们坚守整体观就能对诸文化形式进行整体的把握。因为“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4]（P.107）在此，卡西尔运用现代科学整体观，把具有抽象化的图式与功能在于象征某种意义的符号统一了起来，把康德哲学中只有在科学范围内才具有的“真实性”扩大到了人类全部文化领域，以独特的符号形式作为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阐释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卡西尔试图用符号整体统一诸文化形式的构想，为朗格研究艺术哲学夯实了整体观的哲学基础。可是，朗格并没有沿着卡西尔的逻辑路线将艺术哲学理论建构于符号的理性方面，而是从符号的原始功能入手进入到符号的感性方面。卡西尔用分析的方法对思维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诸文化符号形式分为逻辑符号和非逻辑符号两大类。朗格通过细致的考察，认为卡西尔关于符号两分法中的非逻辑符号可以置换为表现性符号。即所有的符号都存在传达形式的问题，作为艺术的传达形式不宜使用“非逻辑符号”这一概念，因为它过于宽泛，没有揭示出艺术独特的本质特征。符号应分为推理性符号和表现性符号，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整体论语境下给艺术一个自足的空间。推理性符号将我们导向“外部的客观现实”的描述，帮助人类探索外部世界发展的模式；而作为表现性符号则将我们导向“内部的主观现实”，使我们内在的主观情感显现为感性的世界，体验情感发生的全过程，本真地把握生命的生成运动。朗格在其艺术哲学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科学与人文两大文化形式进行整体性观照。朗格的看法是，艺术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抽象思维方式为主，但它在根本性上与自然科学达成一致。两者因文化的历史发展曾作暂时的揖别，但最终它们将会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一个契合点上再次携手共进。艺术家相对的原则是艺术这个有机的整体，如同科学理论构建中整体性诉求一样。在艺术作品中，人的生命力彰显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形式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符号显现在人们面前的，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二是艺术的各符号之间保持自足的契合，不能假借“创造”之名，随意地割裂。否则，生命形式只能是一种碎片化的人为拼凑。因为艺术遵循的是符号构形，借助直觉思维“言说”着推理性符号不能言说的东西。艺术的符号形式之所以能够传达出我们的情感世界，正是这一符号形式与我们的情感世界有着逻辑类似性的缘故。“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以至于在人们看来，符号与符号表现的意义似乎就是同一种东西。”[5]（P.24）艺术就是通过感性赋形将我们情感世界显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形式，更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朗格进一步指出，不管是推理性符号还是表现性符号，都存在着非理性的直觉。直觉是新的思想产生和释放的过程，是一种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直觉思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占据着本源性地位，直觉思维渗透在人类的一切符号活动和文化形式之中，是一种不须经过推理过程而达到对现实把握的特殊认识，凡是文理相通的人无不具有高度的直觉能力。表现性符号中的直觉不是可供理性思维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感性表现形式。在艺术具体的感性表现形式中，艺术所创造的符号无疑是一种虚幻意象。这就意味着艺术的虚幻意象是一种具体的抽象，是思维外在传达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如同科学中的直觉一样，引导艺术家越过逻辑思维的理性制约，而直达创造之物的内在本真。艺术直觉形式不是对各种形式要素的机械组合，而是依照艺术家的最终目的荷载意义。像舞蹈，它的符号形式绝不是实体的人的物理运动与组合，而是虚构出来的表现生命力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是人的一种纯粹的直觉表现形式，它连接着我们整个的生命运动，让我们从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意象中感知生命的意义。
二、形式整体观
卡西尔将符号视作其文化哲学的支撑概念，但符号何以认知？在卡西尔看来，我们认知符号的途径便是形式。如果没有符号形式的有效传达，就连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定律和关系都是不可思议的。卡西尔在谈论艺术时指出，艺术是感性的符号形式创造，这种形式不是别的形式乃是一种生命的形式。“生命形式”这个概念是卡西尔在他的三卷本《符号形式哲学》中首次提出来的，虽然卡西尔在这部著作中对艺术没有进行具体地阐述，但是有关艺术本质的问题，卡西尔显然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哲学把握。当卡西尔文化哲学理论形成体系并发展成熟时，这一问题便在他晚期的《人论》中得到了具体集中的探讨。卡西尔通过康德的《论德国建筑》以佐证自己关于艺术是生命形式创造的观点：“艺术早在其成为美之前，就已经是构形的了，……人有一种构形的本性，一旦他的生存变得安定之后，这种本性立刻就活跃起来。”[4]（P.21-222）卡西尔主张，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自由创造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体现了人类精神创造的不同力量、结构和组织原则，共同构造了人的经验世界。因此，只有通过对各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结构和规则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人的完整的精神结构。艺术形式并不是牛顿式的机械排列，倒是诸矛盾张力经由作家的整体观照而获得的内在和谐。即便我们否定艺术创作的整体和谐预设，但我们在接受艺术文本时仍然会运用整体观念。把艺术仅仅视作一种自足的语词存在，显然是狭隘的、不合适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寻找各独立存在的外在联系与内在关联，从整体的语境中指称存在的角色并赋予其语义。当一部作品离开了其存在的整体语境时，它什么也不能被指称，只是一堆无法显现意义的孤立符号。卡西尔的艺术形式整体观直接影响着朗格对现代美学思潮的反思。朗格认为，符号不仅是世界的表征，也是人类能动把握世界的有效方法。人类的经验材料通过直觉赋予形式，直觉将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虽然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对艺术本质一次尝试性的解释，但其解释的意义显得缺乏逻辑的清晰度，且带有神秘主义的玄惑。朗格在借鉴传统美学理论时，以综合发展的眼光从符号整体论角度对艺术作了新的界定。朗格在其1953年出版的《情感与形式》中明确地指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1]（P.51）因为“艺术品本质上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它们所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本质。”[5]（P.7）朗格借用现代物理科学中“场”的理论构想，在艺术研究中创造了一个“艺术场”的概念。物理学中的“场”是指一个限定的域，是一种整体的存在。场中的每个部分的性质都由场的整体性质决定，但场的整体性质并非其各个部分性质简单相加或算术总和。从艺术哲学角度理解，“艺术场”是指文本与一切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朗格认为，近代科学有碍于这种个性的平衡发展，因为它过于偏重知识的分析和追求公式化的材料。虽然科学的抽象化是必然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科学的抽象总有自身的限度，科学理论是看不见的，它需要形象化的外在传达。即便是所谓的抽象的符号，也需要一种形象化的陈述。艺术如同其它文化形式都是符号的表征，只是各种文化形式的构成方式不同而已。我们要想更好地认识艺术的本质，就不能只是在艺术这个圈子里转悠。我们不但要走进去，还要能走出来，看看艺术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艺术哲学应具备现代科学整体观，像克罗齐的表现直觉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表现，其实艺术符号的表现除此之外，同时还存在着逻辑的表现。因为艺术并不是情感本身，只有当情感与形式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艺术才是我们可以观赏的特殊符号形式。而这种特殊符号形式的获得，无疑离不开艺术的抽象原则。当美学不能给艺术存在形式一个合法性的描述，就意味着它丧失了描述和被描述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一致性。为了让美学研究具有辨证的有效性，必须将艺术这一文化存在从复杂的文化背景中抽绎出纯粹的自足的形式，同时还得将其放回生成的文化语境之中。而以往各种流行的美学理论并不符合描述合法性条件的要求，且他们的研究范围是狭隘的，研究的方式方法是封闭的。朗格如同她的老师卡西尔一样有着很好的自然科学基础，对格式塔心理学是相当谙熟的。朗格从该理论完形概念入手，在其《情感与形式》中为我们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逻辑梳理。朗格指出，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起初往往是捕捉到一个由整体文化长期蕴育而成的“意念”。艺术家在“意念”指导下逐步对物理世界进行处理和心灵世界的转化，随着艺术家的想象力的不断展开而得以造型，从而将艺术中的符号表现为整体性的艺术符号。艺术家“面对着造成其各种不同功能的影响，它似乎坚持着自己最初的目的，并从自己真正的主干中创造出变型，而不是用别的什么东西简单地取代它”[1]（P.141）。这就像音乐基质具有结构有机统一性似的，无论是音调和谐、节奏重复，还是旋律进行，乐句起止，作为整体艺术的符号无疑要遵从音乐基质的有机形式。这种艺术符号形式恰似生命原动力的血脉，让各艺术中的符号彼此关联着，共同形成一个承载着生命力推动的合力，使艺术品的表现性形式臻于完形。一个真正具备创造能力的音乐家从不机械地单一地处理音乐符号，而是将每一符号的选择始终把握在整体音乐的形式构成之中，让独立的音乐符号与其它每一音乐符号达成一种毕达哥拉斯式的内在和谐。对于艺术自足来说，艺术是自洽的、封闭的。但对于人类整体文化构成来说，它又是开放着的。因为“具有有机联系和生命节奏的抽象形式只不过是整个情感表现的小小组成部分，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大的整体之中”[5]（P.171）。在这个裂变的时代，艺术企图以破碎的意象昭示被遮蔽的世界。但它已无力揭去面纱，获得神谕。它只能放弃终极意义追求，让意义无限推迟出场。而朗格在卡西尔艺术整体论影响下所建构的符号论美学，让差异之物走向历史的前台，从生活的碎片之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完成了艺术范式的重大转换，在有关后现代艺术的一片喧哗声中，为我们作出了艺术重构的超越性回答。
三、文化整体观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文化似乎君临天下，在其碎片化的热炒声中忽略了德国哲学卡西尔文化哲学对当下文化运动的特殊贡献。卡西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都将目光聚焦于人类精神的自我认识。但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同的是，卡西尔并没有将理性归结为人类精神唯一的决定因素。卡西尔认为，人类精神是一个兼容情感、直觉和思维在内的有机整体，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人性整体构成的必要部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中的一项化约为另一项的支配物，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都是人类整体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存在形式。各种文化形式都开启了一个簇新的地平线，展示了人性发展历史的新视面。虽然各种文化形式都有其特殊品性与结构，但从功能方面看，各文化形式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任何理论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预设与构想，同样，“一个文化哲学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人类文化的世界并不是杂乱纷离的事实之单纯集结。它试图把这些事实理解为一种体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4]（P.348）哲学是万科之母，尽管科学实证主义极力悬置哲学在科学中应有的话语权，但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哲学并不是对单纯的事实搜集，从中归纳出逻辑的结果，而是试图把这些杂乱的事实理解为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于这整体之中对世界进行根本性的追问。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它的出发点和它的工作前提体现在这种信念上：各种各样表面上四散开的射线都可以被聚拢来并且引向一个共同的焦点。在这里事实被化为各种形式，而这些形式本身则被假定为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4]（P.348）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是有机体的整体，它处于永恒的创造过程之中。构成我们生活的不只是原初的物质或客观实体，而是由性质与关系构成的符号“有机体”。世界的实在性在于它的符号构建，符号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符号。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符号的构建活动，而这一构建过程是有机体各元素之间内在联系的整体创生过程。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既不能形而上学地描述人的突出特征，也不能靠物理科学揭示人的本性。要想真实地界定人的本性，只能从人的“劳作”入手。“劳作”既是人的起点，同时又是人的终点。正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所生成的体系，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历史不是既成不变的“事实”，它是具有生成性的“事件”，而历史的生成性全在于人的创造性。尽管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群体各自的创造对象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它总是离不开形而上学总体性的预设，因文化功能的统一性必然地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圆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见到的是已经打开的扇面，还存在着被遮蔽或正在逐渐打开的扇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正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审视上帝的作品是否完美时，不应该只将一个造物孤立起来看，而应该把上帝所有的造物都合起来看。只有当我们以有机整体的文化哲学视野瞭望这个世界时，我们才能真正展示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最终展现出一部人类精神文化生成的整个发展史。卡西尔秉承自古希腊已来的世界和谐统一的科学哲学思想，坚持整体论，反对机械论和破碎观，寻找各种文化最大的内在统一性。他用发展开放的眼光告诉我们，在开放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把一般实在的性质和特殊意识的性质作为一个结合的整体来理解，且这个整体是处于运动和展开的无限过程之中的。虽然卡西尔的文化整体论为朗格符号论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朗格的符号学美学只是对卡西尔文化整体观的具体阐释。卡西尔的符号论只是对神话、宗教、艺术、历史和科学的性质进行了哲学界定，但并没有进入到诸文化的深层结构。而朗格则将符号论作为自己美学理论展开的关键词嵌入艺术的各个层面，为我们研究艺术哲学开辟出广阔的视界。朗格告诉我们，符号绝不是意义的本身，它只是象征着意义。符号与其意义的关系在原始先民的神话思维方式中是融为一体的。在他们的眼中，符号并不代表对象，符号本身即是对象。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已经将符号与其所象征的对象进行有意识地区分。我们应避免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做法，将符号的内在意义抽空纯化为一种物理的记号，使符号与其所传达的意义完全成为一种外化的关系。其实，科学家的心理意象也是创造性科学思维中的重要环节，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头脑中形成的意象，必须以主观情感去感受物象，而科学家的心理意象，既可用实际观察到的对象来构造，也可以从科学理论的传达物之中获得。朗格的美学理论虽然像其老师卡西尔重视艺术的抽象特性和理性认识作用，但其理论所坚守的核心是，艺术是人类情感生命形式的表现。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符号的构成形式有自己极强的特殊性，它在感性直观的形式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审美王国。艺术符号具有文化遗传属性，在一定的社会语境里，不但可融通共享，还可传达出普遍的文化意义。艺术创作一方面是艺术符号自在性的组织和构成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人的“劳作”世界的符号化过程。譬如，一首诗既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同时又是人类整体文化打开的一个扇面。因为“诗化语言保持了一种奇异的萌发力和创造力，与人类精神的不息的创造力相呼应。它激活那沉睡的活力，焕发出蛰伏在无意识深处的结构性的力。它给予孤立于即成文化中柔弱的个体以创造者的位置。诗化语言在于利用这自然之力即无意识的语言形式把意识的语码或文化的单元重新结构。”[6]这就是说，艺术形式以其有机整体性开辟着生命的新境界，构建人最高的真实存在方式。艺术创造的目的就是呈现一个完整的感性文化世界，这个世界因其内在组织的功能统一性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艺术世界具有不可穷尽的特殊意义，在向人类展示着新的文化天地的同时，扩大和提升了我们的生存空间。朗格以其文化整体观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哲学景观，虽然朗格本人并没有用“后现代”这个词，但她却是以科学与人文想融合的当代思想谈论现代艺术的。朗格是赞誉现代世界的，但她也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局限性，并指出要修正与超越它。朗格发现在现代社会开始之时，在艺术哲学中反理性主义就已经初现端倪，理性的作用更多地受到限制。但朗格在坚守传统的过程中同时守望未来，不仅要求重建个性原则，而且还要求重新形成作为整体的知识有机体概念。朗格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文化大综合时代的开端，并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一员参与有关艺术本质的对话。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德]康德著，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符号形式的哲学（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23.
[4][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美]苏珊·朗格著，滕守尧译.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耿占春.隐喻[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06.
Theoretical Relation between Susan Langer's Aesthetic Thought and
Integration Overview of Cassirer's Cultural Philosophy
WANG Zhi-d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hai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第8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一、哲学思想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基础性学科，同时它也是建立其它学科的重要基础，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是大学生教育中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最难研究和理解的原因如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有关工作本质性的知识，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众多现象中发现规律性具有理论规范性的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这就是哲学思想中从现象到本质的一个发展过程。其次，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又是具有体系性的，其中各个不同的原理之间要有严谨而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困难重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建构应用哲学思想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思想的应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得以合理建构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哲学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建构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想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关于大学生政治教育的大厦，必须要保证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这些基本的砖石的合理性。这一过程的完成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尤其是哲学分析法的应用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和概念语义分析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的分析和形成是很有好处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观点的概括和精炼也需要哲学思想的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观点的得到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是对概念的不断提炼和概括的过程，这一过程哲学思想是必须要用的，因为哲学思想可以透过简单的外表看到内部的复杂性，帮助观点的形成。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体系的建构和对体系的反思和调整离不开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思想可以帮助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具有统揽全局的整体性眼光和建构体系的严谨的逻辑性。
二、恰当应用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在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哲学思想的恰当应用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和学科的建设中对哲学思想的应用有时候不是特别到位和准确，也就是说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对哲学思想应用的不足或者应用过度的情况，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的开展和学科的建构产生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学科领域当中有许多的相似和相近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区分要利用哲学思想较大的辨别能力，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相关的学理的分析和辨别就做的不够清楚了，就会产生概念混乱的现象。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等这些相近概念它们各自的含义都是什么，如果不利用哲学思想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行研究，就会产生这些住概念的模糊不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的原理进行建构和讨论中也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例如哲学思想有一个论断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题来源问题，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论题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当中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得来的，而是把哲学中有关的原理和体系生搬硬套过来，再戴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题来出现的，这种论题的来源方式没有实践性和先验性。这种论题脱离了实践，是从概念到概念，而不是从实践到概念，这样容易使这些原理在哲学的相关原理中兜圈子，无法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成了纯粹的经院哲学。换句话说就是哲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不起当应用，除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还会使人们产生对哲学思想的误会，从而也不利于哲学思想的发展。
三、哲学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结合
第9篇：思想与哲学范文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 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 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 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 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 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 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 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 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 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 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 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 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 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 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 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 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 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 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 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 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 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 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 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 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 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 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 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 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 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 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 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 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 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 ，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 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 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 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 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 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 —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 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 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 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 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 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 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 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 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 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 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 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 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 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 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 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 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 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 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 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 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 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 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 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 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 、“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 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 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 ，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 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 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 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 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 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 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 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 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 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 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 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 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 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 、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 ，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 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 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 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 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 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 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 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 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 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 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 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 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 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 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 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 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 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 、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 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 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 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 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 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 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 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 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 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 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 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 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 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 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 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 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 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 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 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 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 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 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 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 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 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 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 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 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 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 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 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 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 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 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 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 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 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 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 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 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 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 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 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 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 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 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 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 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 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 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 、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 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 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 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 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 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 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 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 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 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 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 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 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 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 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 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 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 、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 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 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 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 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 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 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 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 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 、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 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 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 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 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 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 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 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 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 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 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 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 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 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 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 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 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 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 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 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 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 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 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 。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 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 ，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 。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 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 ，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 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 ”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 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 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 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 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 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 、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 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 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 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 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 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 辩证唯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