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思想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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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血液透析；血清镁；重症患者；低镁血症；生存时间

[中图分类号] R6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2-0008-04

镁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必需元素，是细胞内仅次于钾离子的第二丰富的阳离子。镁在维持脑、心脏、骨骼肌等器官组织功能中有着重要生理作用。镁参与机体蛋白质的合成，影响骨骼的生长，参与能量代谢，参与人体多种酶促反应[1]。镁能影响钾、钠、钙离子的细胞内外转移，维持细胞膜的电势，调节神经肌肉和心肌的兴奋性，因此，低血镁会导致人体多个器官功能紊乱。Wolf F等[2]研究报道低血镁与内科住院患者高死亡率及住院时间延长密切相关；荟萃分析同样发现重症病房（ICU）患者低血镁浓度与高死亡率、机械通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具有相关性[3]。国内曾有报道重症患者低镁血症发生率高达27.27%[4]。正常人血镁浓度主要是通过肾脏滤过和重吸收维持，而ICU行床边透析治疗的患者血镁浓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镁摄入和透析液中镁含量。Joao MP等[5]研究也表明低镁血症与维持性血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全因死亡率有关。本研究通过观察我院ICU行床边血液透析治疗患者透析前血镁浓度和ICU生存时间，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2011年1月～2016年5月在本中心行床边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本院ICU为综合性ICU，收治范围包括成人内科及外科患者。92例患者均有床边透析指征并预计在ICU停留时间超过48 h，包括急慢性肾功能衰竭和顽固性心功能衰竭患者以及重症脓毒症患者。纳入标准：①必须呼吸机支持治疗的患者；②需要去甲肾上腺素或多巴胺维持升压的患者；③临床资料齐全。排除标准：①血液透析前已经接受镁补充治疗者；②血液透析治疗前无法获得血清标本者。本研究遵循伦理学标准，所有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透析方案

所有患者均接受碳酸氢盐透析，每日1次或隔日1次，每次10～12 h，血流量200～300 mL/min，透析液流量500 mL/min，透析液镁离子浓度0.5 mmol/L，透析器面积1.4～1.6 m2。

1.3 指标收集和记录

利用自行O计的表格收集入选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开始床边血液透析治疗时间、ICU生存时间，同时记录患者入住ICU 24 h内开始血液透析治疗前的血清样本检验指标（肝肾功能及其他电解质水平等）并收集白蛋白浓度、血乳酸浓度、血C反应蛋白（CRP）浓度、血钠浓度、血钾浓度、血钙浓度及血镁浓度，其中血清镁浓度采用二甲苯胺蓝法检测，血乳酸浓度由我科血气分析仪测得，计算血液透析治疗前脓毒症序贯器官衰竭评估快速评分[6]（qSOFA评分）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7]（APACHE-Ⅱ评分）。

1.4分组

严格统计患者ICU生存时间，将生存时间≥28 d的患者设为存活组，生存时间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间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

2 结果

2.1 两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92例ICU行床边血透治疗的患者年龄范围41～91岁，男女比例为53：39；ICU生存时间2～43 d。入选患者中低镁血症（1.2 mmol/L）患者。死亡组（患者生存时间0.05），见表1。

2.2血镁水平与28 d生存的关系

表1中可发现，与死亡组相比，存活组血镁水平明显偏高（P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本中心近5年行床边血液透析治疗的重症患者APACHEⅡ评分、血CRP与死亡呈明显正相关，是反映ICU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肯定了APACHEⅡ评分、血CRP在ICU中的应用价值，与既往研究相符[8，9]。既往研究发现患者乳酸水平与重症患者死亡率呈明显正相关[10]，本研究未能证实，可能因为本研究血样本采集为入住我科24 h内，患者入住我科前已对乳酸水平进行纠正。本研究还发现血镁与生存时间呈负相关，是影响ICU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本研究中低镁血症患者占30.43%，较Chen M等[4]报道的ICU患者低镁血症发生率27.27%偏高，未见明显高镁血症（>1.2 mmol/L）的患者。本研究观察人群是接受床边血液透析治疗的重症患者，该类患者的特点是多存在多脏器功能衰竭、呼吸衰竭并行机械通气治疗；同时有床边血液透析指征，急慢性心功能衰竭、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或严重脓毒症；营养支持为肠内营养和或静脉营养支持。此类患者在入住我科前可能已经存在镁缺乏，具体原因多为长期摄入不足、吸收障碍或过度丢失。有研究报道利尿剂、抗菌药物、质子泵抑制剂、钙调磷酸酶抑制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阻断剂等药物长期应用均会影响血镁水平不同程度的降低[1]，严重者导致低镁血症。本研究观察的患者出现低血镁多是由于使用利尿剂、抗菌药物及质子泵抑制剂；其次，此类患者多有肾功能不全、肾脏调节镁的能力不同程度受损，治疗期间血镁水平的调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液透析[11]。

镁是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的一种重要的阳离子，血镁水平的改变可以引起人体循环系统、呼吸系统以及肌肉等多个脏器组织功能紊乱。低血镁会增加内科住院患者全因死亡率，研究发现高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低血镁呈明显相关[2，12]。镁可以影响人体肌肉收缩与舒张，通过影响细胞内Ca2+流动性来调节心肌细胞阳离子通道活性和心肌收缩力，同样涉及到心脏的兴奋收缩偶联。因此，低血镁会增加异常的心脏传导和心律失常的风险，也与缺血性心脏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有关，容易诱发心功能紊乱从而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严重低镁会导致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并且增加心源性猝死的风险。Kolte D等[13]研究证实低血镁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等多种临床心血管疾病发生关系密切。Guasch-Ferre M等[14]研究结果也提示成人高心血管事件风险人群低镁摄入会增加心血管死亡风险。本研究中低血镁患者在入住ICU前可能已经长期存在镁缺乏，这种低血镁水平对其多个脏器功能已经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害。Fairley J等[15]通过荟萃分析证实低镁血症与ICU患者高死亡率关系密切，同时发现低血镁会延长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低镁血症与哮喘、肺囊肿性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诸多呼吸系统疾病关系密切[16-18]，重症呼吸衰竭患者脱机困难主要原因是呼吸肌无力， 而低镁血症可引起呼吸肌无力，严重低镁血症则会延长重症患者机械通气脱机时间，增加脱机风险。Li L等[19]推测镁可以作为一个营养观察指标，研究中发现在低蛋白血症的血液透析患者中，低镁血症者的死亡风险高于高镁血症者。此外，Nielsen FH等[20]也报道机体血镁与炎症反应关系密切，提出亚临床镁缺乏与慢性炎症反应性疾病发生相关。

综上所述，ICU患者病情驮忧椅V兀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极易出现电解质紊乱，临床诊治中我们对低钾血症、低钠血症以及低钙血症均较为关注，但忽视了低镁血症对此类患者疾病预后的作用。本研究也发现低血镁水平与ICU床边血液透析患者的高死亡率有关，适当纠正患者血镁水平可能会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使患者获益。但本研究样本数量有限，也并未对患者进行补充镁剂干预，未来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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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快速血气分析；酸中毒；急性心肌梗死；预后；早期干预

【中图分类号】R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742（2015）06（b）-0076-03

急性心肌梗死是常见的起病急、发展快的心内科疾病，一般会并发急性心衰或心源性休克，还有可能产生血气分析变化和酸碱失衡。密切的观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酸中毒变化情况对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和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对该院收治的13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归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该院院心内科2013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90例急诊冠状动脉成形术心肌梗死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实验组患者的动脉血气参数（pH、PaO2、PaCO2、HCO3-）、酸碱失衡类型和电解质资料等，依据是否进行快速血气分析判定酸中毒进行临床分组，同时通过回顾性分析既往未行血气分析的40例患者，共130例急诊冠状动脉成形术心肌梗死的患者进行对比，常规治疗组60例和实验组70例。常规治疗组60例，其中男性46例，女性14例，年龄43～76岁，平均年龄（56.2+10.1）岁，发病至就诊时间1～8h，平均时间为（3.1±11）h。心肌梗死位置：20例在广泛前壁，11例在前间壁，10例在下壁，13例在下壁+后壁，前间壁+前壁6例，合并症情况：合并急性心衰5例，合并心源性休克3例，实验组70例，其中男性50例，女性20例，年龄47～78岁，平均年龄（57.1±9）岁，发病至就诊时间0.6～8h，平均时间为（2.9±1.3）h。合并症情况：合并急性心衰9例，合并心源性休克5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平均就诊时间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130例心肌梗死患者的诊疗标准参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关于《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中的标准。排除标准：将患有脑出血、免疫系统疾病及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排除，还有凝血功能异常、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不全者，或者是对抗凝、他汀类药物过敏甚至禁忌患者。

1.2 方法

常规治疗组给予常规性的救治措施，主要是积极对症治疗和加强支持疗法。实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快速血气分析检测，对机体酸中毒状态进行快速诊断。①针对酸中毒患者，在扩容治疗的同时应及时补充5%碳酸氢钠150～300mL.防止水、电解质紊乱。通过心功能状态及血流动力学监测资料确定输液量及输液速度。②吸氧治疗：通常建议使用40%浓度氧（流量约5L/min）；重度缺氧患者可提高至60%。如果面罩或鼻导管供氧不能纠正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潴留，需要立即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进行人工机械辅助呼吸，将动脉血氧分压（PaO2控制为接近或达到100mmHg（13.3kPa），二氧化碳分压（PCO2）在35～40mmHg（4.66～5.32kPa）。低氧血症较轻患者，可吸人20%～30%浓度氧，流量为3～5L/min。③尽量缩小心肌梗死范围，拜阿司匹林，溶栓前300mg，溶栓后100mg/d，然后给予氯吡格雷，于溶栓前顿服300 mg，溶栓后75 mg/d。溶栓治疗主要是150万U尿激酶与100mL0.9%氯化钠溶液联合，30min之内静脉滴注，在结束溶栓12h后没有凝血时间异常的情况下注射低分子肝素，葛兰素史克天津公司，0.6mg/次，2次/d，连续使用7d。发病24h患者进行硝酸酯类、B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基础性疗法。④介入治疗参照Judkihns方法，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同时对冠脉进行相应的支架安置，手术的入路选择股动脉，术前给予10000U单位的肝素静脉注射，手术后给予静脉滴注1000U/h的肝素，在24h后改为低分子量肝素进行皮下注射，2次/d，每次5000U。⑤对并发症如心律失常积极治疗以及防治脑、肺、肝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避免继发感染。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后血气分析变化情况；②观察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死亡率、心梗复发率情况。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并行t检验，计数资料运用X?检验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结果

2.1.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后血气分析变化情况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H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45，P>O.05，实验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aC02、Pa02、Saoo均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76，5.15，14.39，P

2.2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死亡率、心梗复发率情况

实验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死亡率、心梗复发率均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36，3.89，13.98，P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发生破裂，导致血栓在管腔之内形成，并阻塞冠状动脉，使得血液供应出现中断或者急剧性的减少，最终引发心肌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发展为坏死，急性心肌梗死是严重冠心病的一种类型。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内科常见病情变化较快的危重病，特别是在并发急性肺水肿或心源性休克时，会有明显的血气改变及酸碱平衡失调，要求密切监护观察和及时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时容易冉现泵衰竭，进而发生性左心衰竭，肺部血流量和换气功能出现异常，进而造成通气和血流的比例失衡，氧气的弥散效果不良，出现低氧血症。另外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可能出现疼痛、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呼吸急促导致的过度通气，发生呼吸性碱中毒。易并发心源性休克，心脏排血量减少，组织的灌注不足，无氧代谢增加，乳酸出现堆积，进而产生代谢性酸中毒。一些较为严重的心源性休克伴有呼吸衰竭，出现室颤的临床症状，需要进行心肺复苏，进而出现较为严重的二氧化碳潴留，出现呼吸酸中毒并代谢性酸中毒。如果酸中毒较为严重，各种酶类的合成受到影响，能量代谢障碍更加严重，血管内皮和心肌细胞的损伤更加严重，心肌酶谱会暂时性的升高，同时酸中毒发生时，血液中的氢离子明显升高，心肌的传导和膜的去极化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于心肌膜的电稳定性造成影响，诱发心律失常的发生，因而可以看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酸中毒的判定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第3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1.前言

自然、思维与社会等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是哲学所研究的内容，在科学领域中，数学是空间和数量，形式和关系的科学。数学和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数学教学中，本文由收集整理，高等数学最能够体现出哲学思想，要善于发现数学与哲学的关系，抓住哲学思想体现在数学上的要点，用心去领悟，感受哲学思想。

2.高等数学中蕴含着哲学，两者关系密切

从古到今，数学一直受到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数字还没有进入几何时代，就有伟人在数学的理念上进行了思维理论的概述，一套严谨的数学定义理论与关系逻辑思维是柏拉图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这也为现在的高等数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在革命历史上马克思对于数学的兴趣研究有为与常人，铸就了他精通数学这门学科的，著名的有无穷小量，数学和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表现[1]。哲学通过数学可以表现其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数学则可以通过哲学思想来进一步发展自身，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使得数学变得更具有影响力。哲学属于思想上的范畴，它的变化也影响这数学的变化。哲学在不断的揭示这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数学在这基础上也在发展，通过哲学可以为数学提供方法和理论，也可以发现数学的规律。在世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数学家，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同时也是哲学家，如笛卡、尔毕达哥拉斯等，因为哲学与数学不可分离，当数学获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就是对哲学的丰富；反过来亦是如此，哲学得到了发展，那么数学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个足以证明哲学思想与高等数学有着亲密的联系，彼此不可分离。

3.高等数学中哲学思想的运用表现

（1）在矛盾关系的进程中，具有否定规律的两方都是其规律的特点，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由否定与肯定组合而成的概念，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只是形成一个相反的否定规律，这也是事物本身所具备的规律，在矛盾的解决方式上，可以根据否定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矛盾的处理，否定之间的差距其实也是矛盾产生的结果，换一种说法，否定与否定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相对肯定的关系，但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又有所差别，在你肯定的前期阶段，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肯定的中期与后期，问题就是一个准确的答案，其目标明确带有一定的绝对性，在整个世界的构成上，每件事物都有其扮演的角色，在这个相知相互的锁链上，细微的变动都会构成整体的变动，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以及变化，谁都不能预知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细微构物体的联系[2]。在高等数学中，微分与积分就是通过微机学来相互联系，在积分的概念中，其二重分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其中包括三重积分，曲面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用来巧妙的解决数学上的问题，例如物理实际性问题，可以通过微积分的基本概念来断定物质之间的联系，在解决问题上，一方面是微积分的充分利用，一方面又是微积分整体面的不断积累；在相对于绝对的基础上，反映出来的两个事物关系是相对性与绝对性，这个性质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哲学上，相对性指的是有条件性的相对暂时的比较，而绝对性就是没有条件的，甚至是无期限，在高等数学中所遇到这种现象频频可见，二元函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次函数中有x，y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会根据所要解答的问题来进行变量的转换，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在对函数进行求解时，两个变量必须被视为常数，这样有利于函数的求解，这个又是相对的，不仅仅是二次函数，数学上还有很多题目都是类似于这种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辩证的对待与解决，这个可以相对的运用哲学上的矛盾关系进行理解，又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哲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内在联系[3]。

（2）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又是对立统一的，在哲学中，对立统一无处不在，不管是任何事物的外部还是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统一体，在哲学上明确指出，对立统一是不断变化，是事物不断前进发展的动力，例如在数学中常常会出现真命题与假命题等对立统一的概念，在高等数学中微分积与积分也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共同体，其内在联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问题，在比如说直线，换一种说法，你可以将其比喻成为一个圆形，但是圆的半径是无穷大，没有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又可以将直线转换成为曲线，曲线可以有终结点，这就再一次证明，曲线与直线可以相互转换，这种对立的关系可以马上变成统一关系，通俗说法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矛盾；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上，对于认识这一概念理解的比较广，所谓的认识就是在对一个新事物从相知到了解的过程，只有认识清楚才能更好的用到实践中去，在哲学思想上体现的是一个概念过程，高等数学中所提到的某中物理学或者导数问题，都与哲学思想上生产实践有关，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高等数学的价值[4]。

第4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三教之间的冲突成为历史常态，特别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长期受到儒道两家的排挤和攻击。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主要借助思想论辩化解这些冲突，南北朝时期的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神灭神不灭的论争等便是明证。这些论辩客观上使三教思想得以相互砥砺，推动了三教之间的文化对话。与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相伴随的是它们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问题意识上相互接近。问题意识是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教有许多趋近甚至相同的哲学问题。例如，天人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先秦时期即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话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主张。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问题是“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时儒道两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形成了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等派别。玄佛合流中，玄学家讨论的“有”、“无”关系问题与般若学讲的“空”、“有”关系问题也是相近的。隋唐以后，三教先后出现了心性论转向，儒学讲心性，道教讲道性，佛教谈佛性，尽管它们使用的概念不同，但都是在各自思想架构内探讨理想人格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问题。

第二，思维方式上相互借鉴。思维方式在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有决定性影响。思维方式的融合在三教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如佛学家资取玄学思维诠释佛教空观，形成了“六家七宗”与僧肇哲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可以与玄学中的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相呼应；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援用佛教中观思维，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立了思辨色彩浓郁的重玄学，也把道教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点；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又吸收佛教、道教的形上思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把儒学带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价值观念上相互融通。三教的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差异，儒学充满入世精神和人文情怀，道教和佛教本质上主张出世主义。但是这种差异并非表明它们是决然对立的。儒学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多，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儒学具有与宗教相类似的终极关怀。佛教和道教虽以出世为究竟，但也有入世精神。道教的基本纲领是理身、理国。理身着眼于个人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理国旨在治国安民，理国的理念带有经世、济世的价值导向。大乘佛教以菩萨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强调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如果说自度尚可以离世求解脱，度他则必须涉入世俗生活。佛教、道教的入世精神还体现在他们对儒家伦理观念的高度认同。如东晋道士葛洪将儒家伦理融入到道教的修道理论中，强调欲求神仙，应以忠、孝、仁、和、顺、信、仁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北魏道士寇谦之主张天师道要以礼度为首，等等。在佛教中，倡导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的高僧比比皆是，宗密、契嵩等佛学家还对儒佛互通作了系统论证。除此之外，中国佛教还翻译甚至伪造了许多与儒家伦理相契合的经典，如《六方礼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等等，这也反映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认同。

第四，社会功能上互为补充。古人常云，儒学治国、佛教修心、道教养身，说明三教的社会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也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③涉世、忘世、出世代表儒、道、佛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然而它们在指导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又能相互补充，“缺一则偏，缺二则隘”，因此在历史上，“即世又出世”成为无数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而许多朝代实行三教并尊的文化政策，则是看到了三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教化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三教之间存在的相异互补关系，使它们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能不断从对方汲取思想养分，实现各自哲学意识、文化观念的转进，这是三教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它们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相得益彰，各显其能，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哲学则在三教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中获得发展、创新的动力，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哲学的鲜明特色，而儒学、道学、佛学也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儒释道三教的相异互补关系得到了相当多研究成果的支持。然而，当它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视域，则是另一种境遇。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比较偏重儒学，对佛道两家有所轻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开创者陈黻宸、谢无量等径直将道术或者儒学等同于哲学，将哲学与经学混为一谈，他们的哲学史讲义或著作自然无法涵盖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而冯友兰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哲学史》）充分利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真正意义的现代学科，无可争议具有典范意义，但是该书也没有很好地处理三教关系问题，当时即引起了、陈寅恪等学者的注意，所以本文便以此书为起点进行讨论。从三教关系来看，《哲学史》贯穿着明显的儒家正统史观。最先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是中国正统派的。所谓“正统派”的观点，是指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冯友兰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思想的哲学家，所以中国哲学史应该从孔子讲起。他又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苏格拉底的思想经过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发扬，成为西洋哲学的正统；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扬，成为中国哲学的正统④。对于的看法，冯友兰也予以承认，不过自认为这种观点是以批评的态度得出来的。胡、冯两人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更重要的是哲学史观上的重大差异。进一步推论：“根据这个正统的观点，中国哲学的第一阶段一定是始于孔子，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第二阶段必定是‘经学时代’，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经学时代。尽管有道教自然主义的强大影响，佛教征服中国千年的历史以及作为宗教的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惟有儒家思想最为重要。”⑤

#p#分页标题#e# 的推论并非毫无根据。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阶段。“子学时代”是从孔子到淮南王，相当于西方哲学的上古期；“经学时代”是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廖平，相当于西方哲学的中古期。这种分期方法既参照了西方哲学史，又依据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迁变，冯友兰说：“儒家思想之兴起，为子学时代之开端；儒家之独尊，为子学时代之结束。”⑥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哲学称为“经学时代”，表明他是把儒家经学当作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主流，佛教思想只处于从属地位，而道教思想根本不在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之内。为了能把佛教思想统摄到经学时代，他对经学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经学时代的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都必须依傍子学时代的哲学家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形象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佛学也是如此，“中国之佛学家，无论其自己有无新见，皆依傍佛说，以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佛经中所用术语表出之。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亦可成为经学，不过其所依傍之经，乃号称佛说之经，而非儒家所谓六艺耳。”⑦这种解释虽然富有新意，却抹煞了佛道二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除外，李世繁也有类似看法。他以宋代哲学为例，指出冯友兰对同时期哲学家的取舍也含有正统观念。

冯友兰对于理学派的叙述颇详，对于心学的叙述很略，对于王安石的学说和南宋的功利派弃而不论。李世繁分析，这样取舍可能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有关，即冯友兰认为中国的玄学、道学（宋明新儒学）、义理之学，可与西洋哲学相当；玄学家、道学家、义理学家可称为哲学家。而王安石和功利学派的思想，大概认为不是道学家、不是正统派。即便道学是中国哲学，道学家是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也不是把一切道学家看作正统派，而是承认理学是道学的正传，朱熹是道学的正统，心学不是道学的正传，陆象山也不是道学的正统⑧。面对李世繁的质疑，冯友兰自然有自己的理由，例如他认为王安石只有政治思想而少有哲学思想。然而，从他对唐宋时期三教关系的诠释策略来看，确实存在着某种正统观念。他更多关注三教之间的思想差异，对它们的相互交融着墨不多。《哲学史》只在叙述宗密、李翱、周敦颐、邵雍等人思想时，谈到三教融合问题；至于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很少论及这些思想家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借鉴，而是作为思想要点引述了他们对佛道的批判，说明他是站在儒家的正统立场看待佛道思想的。陈寅恪在为《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就指出，“新安之学”（即朱熹理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当时没有学者能把这层关系解释清楚⑨。陈寅恪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哲学史》，显然《哲学史》也不是“惬意之作”。总的来说，《哲学史》没有完全做到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各家各派。冯友兰以后，学术界出版了无数哲学史教材或著作，建立了其他学科范式，但是儒家正统意识对后来的哲学史书写仍然有一定影响，表现在大部分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也是以儒学为主线来写的，所以对儒学的发展阶段有较清晰的论述，同时期儒学内部各派别（如理学、心学）的演进脉络在哲学史书写中也有所体现。而对于佛道思想，则往往以某几位高僧、高道的思想代表整个学术流派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式的叙述方式，其实佛教、道教内部各派别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儒学在中唐以后的哲学史书写中“一统天下”，佛道思想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事实上，宋明时期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创造力虽然大大削弱了，但也有新发展，如道教出现了全真道、净明道等新道派，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佛教派别则发生了思想转型，三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从未间断。同时，自汉魏以来，在道教之外一直存在着《道德经》、《庄子》的诠释传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道家哲学演变史。这些情况在现有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当然，形成这种书写范式的原因很复杂，除儒家正统史观外，也与近代以来人们以西方学术观念去理解传统哲学和宗教有关，这里不再展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以儒学为主导书写中国哲学史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首先，这种书写范式由于忽略了中国哲学内部的多样性，便不能完整地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次，中国哲学史学科还承担着传承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职能，儒学主导型书写范式有可能使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结构性断裂，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创新失去稳固的基础。

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尤其是通史犹如一幅完整的地图，能够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的方位。这样的地图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立体的。基于上文的考察，我们主张以三教关系为视角，贯彻立体的哲学史观，作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一个选项。初步提出以下几点设想，仅供参考。第一，坚持“三教并重”原则，平等、客观地看待中国哲学中的各个子系统。哲学史书写是一种客观的学术史叙述活动，不应受形形的文化正统意识的拘囿，而应据它们实际的思想造诣和学术贡献作出合理的历史定位⑩。我们并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只是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儒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未必胜于其余两家。三教之间的相异互补关系表明，以任何一家为主导书写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有所偏狭。我们主张以“三教并重”作为哲学史书写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既是一种价值中立原则，也是一种开放性原则，既要求平等、客观地看待三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功能，也要平等、客观地评估儒、释、道之外其他哲学系统或派别的地位。要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哲学史工作者要有开放的心态、扎实的基本功、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够打破自身研究领域的局限，充分吸纳各领域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第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适当弱化学派式的叙述结构，注意主流派别、非主流派别的合理区分。

将各种学术思想分成不同派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在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中有很多派别，这是历代学者根据这些派别的思想立场、理论特点等进行的一种类型学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我们容易把握某个哲学思潮、流派、人物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但是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原因在于任何学派或人物的思想往往具有多重因素，因此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或著作，我们很难简单地判定他属于哪个派别。例如《易传》是儒家的作品还是道家的作品，抑或儒道皆有？三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再如，王充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也没有定论。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好是尊重事实，未必要强行地给它进行学派归队。对于同时期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的区分，要根据思想演变的自然进程来判断。如程朱理学是不是宋元时期的主流？有种观点认为，程朱理学之所以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朱熹理学后来被推为官方哲学，而作为朱熹理学源头的“北宋五子”也变得重要起来。然而从哲学史的自然进程看，“北宋五子”在当时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创造力未必就超过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把程朱理学作为宋元时期新儒学的主流派别来对待，可能会违背哲学史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原则。#p#分页标题#e#

第5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中国画审美 中国传统 传统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积极探析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1.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调，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辅助，两者在精神内涵和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对于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1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

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在中国哲学这片沃土上，中国画学得以迅速发展和进步。从中国画学理论不断健全的阶段看，哲学思想是画学理论的起点。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依照仁游艺的理念，就被后期画学作为美学的基本理念，大巧若拙的思想成为中国画学的艺术理论内容。简单来讲，中国哲学对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从根源上开始的。到后期中国画学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山水画走向独立，为中国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1.2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灵魂

中国哲学有艺术性的特点，其形成的中国艺术精神，使得中国哲学以深入画作生命和灵魂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审美。哲学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强调人的生命精神，将实现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境界，在思维上强调整体外在形式和心灵体悟之间的融合。在这样的哲学特性的影响下，中国画学以体现中国哲学思想为追求，希望将深奥的哲学思想活用在绘画创造上，实践证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审美判断标准，或者是审美趣味，都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影子，这充分证明中国哲学已经融入中国画学的血液中，成为引导画学审美理念、理想和品格的源泉，成为塑造文人群体文化品格的审美趣味。

2.传统哲学视角下中国画的审美原则

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这与画学要求绘画有意境，而意境要求画家的情感和自然美景之间高度统一。从传统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坚持情境交融的审美原则

情境交融是创造和生发意境的重要方式，不同于简单地对于自然景物进行绘画，还需要将主观情愫融入其中，使得景物和情感自然融合，以展现中国画的哲学思维，这代表的是主体和客体实现完全融合。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是情感和景物相互生发，简单讲就是景生情，情生景，以自然的绘画手法创作，借助画家的手将自然的情愫表现出来，这是情境交融的最高追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创作者就要积极观察大自然，使得主观情思物化，并且使得客观景物主体化，假设景物有自己的情感，如同对待人一样对待景物，就可以真正情境交融。

2.2坚持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

虚实相生同样是绘画中进行意境创设的重要途径。在哲学思想中有无和虚实的理念，就这样被融入绘画创作中。以虚带实，以实带虚，使得虚和实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如在宋代化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实际景物和虚幻景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很好地展现哲学中的阴阳观点。具体来讲，在传统画学中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笔墨的虚实相生；其二，遵循笔墨为实，空白为虚的原则，出现留白手法；其三，画内作为实，画外为虚；其四，从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角度看，将自然景观看做为实，将功名利禄看做为虚。

2.3坚持动静相成的审美原则

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关于动静的理论，认为两者应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将这样的理论运用到绘画上，要求动静相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方面探析：其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动与静之间的融合，可以展现出绘画的动态性；其二，从绘画作品内意境的宁静和灵动展现；其三，从创作主体内心心灵虚境和跃动的角度展现。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动与静是相对的，画家要有虚静的心胸，才能掌握动静相成的规律，由此更好地展现审美情趣。

3.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效能

审美应该符合当前社会的审美观，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势保持吻合，并且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养分，以促进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的充分融合。具体来讲，应该积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其一，高度重视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关系研究，树立哲学影响绘画的基本理念，正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画的影响，积极了解更多的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二，找到中国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根源，将其作为审美的依据和标准，实现对于中国画的深层次理解；其三，在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化审美方面效能的时候，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得传统哲学思想成为我们开展绘画实践的理论指导。

4.结语

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我们应该正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挖掘传统画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哲学思想，从更深的角度理解，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绘画的精神和内涵。当然在理解这些之后，可以将现代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绘画的创作源泉，处理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使现代绘画的内涵和精髓不断延伸。

参考文献：

[1]樊维艳.论《周易》生命哲学及其对中国画的影响[J].周易研究，2011（01）.

[2]韩焕忠.三教合一新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

[3]王四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研究探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8）.

[4]邓晓芒.中西艺术精神比较[J].艺术百家，2010（04）.

[5]张毅.文人“墨戏”与宋诗意韵[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第6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基础意义

千百年来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思想研究一直围绕在世界本元和事物的普遍规律上，不断挖掘人与自然的发展和统一是哲学的主要矛盾，哲学的研究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工程管理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工程管理较一般哲学研究更具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哲学属性。能够在工程中运用哲学思想考虑工程质量的问题，用工程的哲学理论指导人与工程的关系等，是建立工程管理哲学体系普遍性和方法论的基础研究。

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从哲学发展历史来看，所有哲学家都是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人与自然分离的形态下研究的，但首次将人与自然相结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对于工程管理来说，工程实践中人的能动性是改造自然的重要条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工程管理哲学解析的主要矛盾，立足于研究人与自然与工程的实践关系是符合哲学思想的。

辩证主义哲学作为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工程管理哲学内涵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立体的，综合体系，具有独特的思想特性和不断完善的内涵。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深入研究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思维中的哲学解析

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是精神思维和物质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精神思维是多元的变化进程，是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不断分析和深入研究思维的特征是工程管理哲学的关键所在。工程管理思维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中逐步摸索形成的。

工程思维不同于其他科学思维，它是人们在研究和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方式是一个集综合分析、总结、概括形成的思维。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工程管理的内涵越来越重要，技术水平的提高，智能化管理的普及推动着工程管理的发展趋势。从远古时代人类征服自然，到现代社会人类运用哲学的思想改造自然，力求创造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工程管理的思维模式越发趋向科学。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直接决定工程的成效，工程决策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观、决策性。决策者应积极面对在工程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以主观性和客观性作为改变工程管理决策的哲学解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在此过程中消极的面对客观因素的影响，避免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同时也要避免不以事实依据的主观唯心主义。工程管理决策的服务主体是人们群众，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站在人们群众的立场上考虑人们群众的利益，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还给人民群众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言权，是体现工程管理决策民主与集中的最好表现，有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工程管理决策。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组织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管理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分工与合作，有效组织与激发人的能动性是组织工程管理的关键环节。

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科学合理的改造自然并保护自然，不断探索工程与自然，工程与艺術，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升工程管理的意义，是工程管理的本质任务。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哲学的本质思考

工程管理的本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工程管理的目标是统一的，例如，建立大型水电站，修建铁路等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项目，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们幸福安乐的生活。工程管理追求哲学意蕴境界，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达到工程与社会、工程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工程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工程管理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对相关知识、资源、技术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实际工程中，构建人与环境的完美统一。

四、结语

人类不断发展到今天，主观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类的创新和改革，运用哲学的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决策、组织、经济、发展等问题，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导下，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立足于改造自然环境，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规律是工程哲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朱卫华，王孟钧，郑俊巍.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J].理论月刊，2015，07（08）：47-51+68.

[2]郑俊巍，王孟钧，朱卫华.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辨[J].科技管理研究，2014，01（20）：242-245.

[3]瞿国旭.基于工程哲学的公路工程造价影响因素解析[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2016，11（03）：366-369.

第7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 正 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8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哲学;课堂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9-0243-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承担着对高职学生进行中国化教育的任务，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没有开设“基本原理”（简称“原理”），又采用的是面向本科生的全国统编教材，致使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受过理论教育的高职学生，对中国化的缺乏深度的理解，难以有学习兴趣和内化素质。授课时教师对“概论”课的难易程度不易把握，费力费时且效果差。又皆因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缺乏哲学的阐释支撑，难以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中国化的对的历史继承性、发展性，要求教师加强高职“概论”课哲学思想渗透研究（简称“哲学渗透研究”），发挥哲学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以及学术价值的魅力，使中国化的获得理论源头的阐释和支持，增强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概论”课教师的理论自信，在“概论”课堂上进行渗透，增强和提高“概论”课的实效性。

一、“哲学渗透研究”的主要内容

“概论”（2013年修订版）于今年秋季开始使用。无论是“概论”新修订的教材编写，还是教材所承载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即使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蕴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渗透研究”就是以“概论”教材中反映的中国化的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及“概论”教材编写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基础上，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融合，在“概论”课堂上采用渗透的方式，对高职学生进行哲学思想渗透，帮助高职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哲学渗透研究”的目的和必要性

1.“概论”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渗透研究”旨在哲学层面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增强中国化的理论自信。“概论”的主线是中国化，主题是中国化的。在“概论”课堂渗透哲学，基本的目的是使中国化的得到哲学层面的阐释，对中国化的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无论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中国化的每一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都蕴含和体现了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概论”教材的编写和结构章节的安排，也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求教师通过对“概论”课“哲学渗透研究”，在哲学层面，即最高层面深刻把握“概论”教材，从哲学源头上得到理论支持和逻辑论证的力量，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对“概论”教材获得全面的、深刻的、准确的解读，提升“概论”课堂的教学学术品格，进一步增强“概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和实现教学目标奠定理论基础。

2.弥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的不足，旨在实现“哲学渗透研究”与“概论”课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统一，增强“概论”课的实效性。“哲学渗透研究”及课堂实施渗透，最直接的目的是弥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和教材偏深偏难的不足，增强“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学好“概论”课，深刻理解中国化的内涵，必须具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常识，这二者是中国化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原理’课主要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从而帮助大学生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整体上把握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为深刻把握‘概论’课所讲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奠定理论基础。”“高职院校出于培养目标和办学要求的需要，不开设‘原理’和‘纲要’课，并不等于‘原理’课和‘纲要’课的基本精神、基本知识高职大学生不需要，而这一任务又落到了‘概论’课上。②”加之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理论教育，因此，高职学生在学习“概论”过程中暴露出理论基础差、理解困难、情感薄弱、认识肤浅、兴趣不高、动力不足，缺乏联系、思维片面，概括分析能力差、教学实效性不强以及难以内化形成思想政治素质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针对学生的实际，通过挖掘“概论”课教材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通过课堂渗透，发挥哲学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学术价值的魅力，增强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学生对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的认识，激发其学习的动力。并通过哲学渗透作业题训练，深入体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真理性、科学性，培养高职学生学会和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3.培育学生终身学习生活的根本方法，旨在实现“哲学渗透研究”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哲学渗透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是其中最核心作用的部分，是精神世界的灵魂，人们的思想言行，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言行，归根到底是受其支配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不可能脱离自己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要想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人生观是人们对诸如人生意义、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道路等人生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常言道“做学问、做事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这个道理普遍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人生观正在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尤为重要，“因为人生观实际上就是做人的道理，是做人的向导，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指南，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进步所起作用的性质和大小。”在学习型社会的今天，高职学生“学习哲学，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才能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比较自觉地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和形成所需要的终身学习、学会生活的根本方法。“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外在的对象和自身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在经济社会的今天，价值观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能自发形成，而通过哲学渗透哲学思维的训练，则是高职学生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哲学渗透研究”的原则

“哲学渗透研究”围绕“概论”课程展开。“概论”的课程内容是主体性的，渗透是辅的。因此，在处理“概论”主体和渗透服务的关系上，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1.坚持渗透适度的原则，把握好主与次的关系。“概论”课程是主体性的，哲学渗透内容是辅的。虽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包含和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哲学渗透研究”之运用不能超越“概论”课的主体地位，它是为全面、准确理解中国化的服务的，不能为了渗透而渗透，否则就淡化了“概论”课程的主体内容，偏离了“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大量地挤占“概论”教学内容的课时。因此，在哲学渗透的量上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以既不偏离中国化的这个主题，又不影响“概论”课教学进度为准则。

2.坚持贴近学生实际的原则，把握好高职学生的理解水平。高职学生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解能力相对较差，对于抽象的哲学概念难于理解、缺乏兴趣。因此，在哲学渗透内容的编纂上，以尽可能地以通俗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贴近高职学生能力水平，达到易于高职学生理解的目标为准则。

3.坚持契机融合的原则，把握好切入点和渗透内容的选择。“概论”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哲学渗透提供了很多的切入点和渗透内容。因而，在哪一个章节、在什么地方渗透哪一个哲学思想或观点最为恰当，需要认真地分析、选择。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哲学渗透点的布局，认真分析和研究渗透内容与“概论”教学内容的同一性、观点或理论的支持性。以有利于支持和支撑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利于课时安排，有利于增强教学实效性为准则。科学地选择与“概论”教学内容相对应的哲学思想或观点，科学地、系统地构建哲学思想渗透切入点布局体系和哲学渗透内容体系，使哲学渗透内容与“概论”教学内容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参考文献：

[1]柳礼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与教学设计[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20.

[2]陈连生，张心淼，孙丽娜，等.高职院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业出版社：9-10

第9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1.1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认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不要用传统风水地理学科学的一面来掩盖其伪科学的一面，也不要用其伪科学的一面否定其科学的一面，要通过深入研究划清其科学性与伪科学性的界限，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伪科学的一面。科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具有逻辑推理与预言的能力。虽然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谨的定性、定量实验基础之上，并有严密的逻辑归纳推理，而现代堪舆学与之相比显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类似的追求“预言”的逻辑思维。因此，应该用科学哲学观认知传统风水地理学，其正确的成分要研究，发扬光大，做到古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实质，做到去伪存真，这才是对待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态度。

1.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批判

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哲学，在其萌芽产生发展过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欧洲近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其源头也含有神学思想，甚至一度神学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脱胎于易学的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传统风水地理学存在某些迷信和伪科学的思想，有其认识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应苛求古人，而应对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的迷信和伪科学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哲学是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7-9]，而西方哲学是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10]。以西方哲学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学，就会认知到其科学和伪科学的双面性。而其中的伪科学成分，正是中国哲学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中的人-空间关系，既确立了不乏经验科学的理念，同时又给传统风水地理学蒙上朦胧、诡异、神秘的面纱，并为大量的迷信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故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之为准科学[11]。准科学的概念包含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内容。传统风水地理中的迷信产生的原因很多：社会发展的局限性、科技认知的浅薄性、经济生产的落后性、封建统治者及江湖术士的需要性、哲学科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实上，对传统风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学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吕才、朱熹等有识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批判不彻底，未能区分传统风水地理中的科学与伪科学成分。中国传统哲学局限于类比方法认识世界，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下，对表征万物序列关系的宇宙图式赋以象、数、理的意义而无限制地推演，附会以诸多牵强无稽的成分，这正是传统风水地理学中迷信的源头。必须进行剔除和现代哲学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风水地理学。

1.3从传统风水地理走向现代风水地理

传统的堪舆学即风水学（广义概念），其胎生于易学。堪舆学也称风水地理学（狭义概念），实际上传统的堪舆学（风水学）包括两大部分，即传统风水地理学和传统玄学[15]。这2个传统领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是狭义的堪舆学，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园等的选址、设计与规划，是通过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哲学过滤，剔除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以狭义堪舆学的科学哲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建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景观学、环境伦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不包括玄学），建立起来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学科（图1）。

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1.1“天人合一”释义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质上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9,16-17]。何谓“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观点纷杂，见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学说认为有2个基石：一是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18-19]。站在第一个基石上，中国古天文学给出了系统的阐释，即：（1）天地对应；（2）天地气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个基石上，中国古中医学给出了系统的释义，即：（1）人天同构；（2）人天同类；（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20]对古代“天人合一”观进行了梳理，提出8种“天人合一”观：（1）天道人事相贯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说；（6）禅宗式天人合一说；（7）唯器说的天人合一；（8）作为赞颂语的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当代学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倾向。还有学者把“天人合一”思想归纳为4种涵义：（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状态；（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远的审美境界[21]。关于“天人合一”的内涵，用《矛盾论》的观点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宇宙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的物质客体，“人”代表认识宇宙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调适物质资源环境的思想主体，“合”是“天”与“人”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天”与“人”这对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属性。“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又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存在着四大子矛盾系统（本我与超我、自我与外物、规律与原理、思想与现实世界），而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发展趋向与终结，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统运动之中。“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概括为5个命题：（1）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既是天地之精华，又是天地组成部分；（2）天地运行的普遍规律人类必须遵循；（3）天地运行规律与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具有统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谐调和谐[23]。2.1.2“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无论对“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种解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个功能足以证明：（1）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2）映射了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3）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辩证思维模式。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天”与“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关系，亦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关系[27-30]。“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模式蕴含了整体性、矛盾性、系统性、联系性和动态性五大特性，这五大特性为传统风水地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2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新“天人合一”观

2.2.1现代风水地理实践赋予了“天人合一”新内涵

“天人合一”是传统风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仍然是在风水这一特殊领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离开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基础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现代风水地理内涵与传统风水地理含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摈弃了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因此，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天”和“人”的认识上[31-32]。通过现代风水地理实践，通过对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梳理，将会逐渐认识到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非科学的一面，使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现代风水地理学认为，科学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其“天”的解释与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谓的“天”，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为的。自然是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33-34]。自然，最广义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学宇宙、物质世界以及物质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包括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通常称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础上，从现代风水地理学角度出发，现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自然”的解读又赋予了新内涵。笔者认为这一新内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环境）系统，这一自然系统可分为若干层次，但最基本的层次有3层：第1层次是宇宙自然（环境）系统；第2层次是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第3层次是与人类活动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环境）系统。各层次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紧密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不停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传递，形成一个巨型、复杂、开放的自然（环境）系统。现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人”的解释也赋予了新内涵，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各种生活的社会化了的人，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系统结构、组织功能的系统化了的人。这种对“天”和“人”内涵的新解读，也给“天人合一”赋予了新内涵，其要义简言之，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笔者称之为新“天人合一”观。

2.2.2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义和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探索所决定的。1）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人地关系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现代风水地理的城、乡及民居选址、规划、布局，其目的就是创建人类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因此，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2）人与自然和谐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人生在天地间，和谐相处是终极目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解决各种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地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协调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3）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成不变的，总是处在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这样的周期变化过程中。每一个变化周期都推动人地关系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时掌控人地关系发展演化的新动向，及时调控人地关系，就可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并走向极化，最终导致人地关系崩溃，人类走向灭亡。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就是以风水地理环境这一特殊领域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气象气候学、水文学、生态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实现人与风水环境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3]。因此，人与自然（人与风水环境、人地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对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其核心内涵主要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确立上：（1）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2）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轴线——“人与自然和谐”；（3）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战略命题——“持续发展”。

3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观与“人地关系”

3.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

“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前已述及，关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花八门，种类纷呈。为了清晰认识和把握“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以开展深入地风水地理研究，以诸多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为基础[37-41]，归纳梳理传统经典的“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解读，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统一到5种理论模式中（表1）。

3.2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别是汉族分布区，在传统的聚落选址规划布局中几乎都打上了传统风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仅以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为例，简析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开始营建，至今有600余年历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朝向、景观等而言，堪称人居理想环境之典范[42]。该村地形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内以钟池为中心形成内八卦。钟池是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宫八阵图”的基点。“钟池”乃设计的“太极”，在传统风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极”看作与宇宙相连。不仅如此，该村整体格局左有石岭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冈，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中”的风水格局，形势契合了堪舆家的理想模式。综观诸葛八卦村的风水地理大势，映射出山环水绕，负阴抱阳，藏风聚水的一种意境景观格局（图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相关联，具有神秘性。简言之，这种“人地关系”模式是传统的人地适应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感应论的复合体，既是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3.3中国新“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理论模式

在现代新“天人合一”观的框架内，人地关系有了全新释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自然界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华——人类创造了社会（人类是主体，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4）人类自然社会构成一个复杂开放的人类生态系统；（5）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运行规律；（6）人类的物质、精神、心理活动以及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与自然运行规律具有统一性；（7）人类的理想是人类、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持续发展；（8）人类的追求是生活越来越美好。然而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人地关系）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方创琳于2004年对此作了系统总结[43]。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传统的“人与天”“人与自然”，和现代的“人与天”“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地（地理环境）”，既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人地关系中涉及到的“人与天”的问题，不要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以辩证的思维解读“人与天”“人与自然”，辩证地解读人地关系。以地理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模式和西方哲学科学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一归纳总结（表2）[43-47]，以便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代风水地理学在城乡规划、民居规划中做到人地关系协调和谐，从哲学和科学上提供人地关系理论的支撑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4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与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剔除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成分。现以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风水地理选址规划为例进行分析。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贵德县境内[1,48]，其周边群山环绕，是相对封闭的盆地，同时，紧邻黄河河谷，形成山环水绕的格局态势。基地规划面积约为47.7km2，水域面积18.8km2，内含侵蚀性构造高山、堆积侵蚀中低山、堆积阶地、准平原和黄河现代河床等地形地貌，叠加着湿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资源，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环境景观。以基地内、外的自然环境景观要素为基础，结合其气候、水文、风向等，实现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轴线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风水地理经典理论“阴阳论”“五行论”“精气论”“形势说”等指导下，遵循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的整体系统、因地制宜、山水选择、负阴抱阳、顺乘生气、阴阳调和辩证、合时有情、科学审美、改造风水（趋利避害）等原则，对基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景观进行科学分析，在“预测论”“方位论”“四象模式”的指导下，确定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舆（风水）罗盘，确定其轴心线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区的布局系统、协调、和谐，呈现出“天人合一”之美（图3）。这一选址规划布局体现出以人为本、天人感应；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负阴抱阳，藏风聚水；顺乘生气，万物感应；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环境有机配合，趋利避害；协调统一，浑然一体；生机勃发，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顺畅，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即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论。

4结论

1）《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哲学和预测学著作，其“天人合一”观是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为地误认为是算命之术，故也被人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渗透到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绝不能因为传统风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对传统风水地理所阐释的而现代科学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先人经验和事象进行一概否定，因为即使现代科学对人-自然系统的认识也只是微乎其微，无法解释的事象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传统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必须进行哲学科学批判，必须进行革新，引入相关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从定性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

2）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曾经对科学巨匠钱学森说：“我国的《周易》是纯之又纯的科研成果”。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在治理山水，建造城乡、宫殿、园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学观为主线，以风水地理学（堪舆学）为指导，风水地理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学性。

3）传统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中，对“天人合一”思想在摈弃“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赋予了现代科学的新内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学精髓，也可称为新“天人合一”观。现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此3点看上去极为简单，但其哲学、科学内涵极为丰富深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哲学思想的结晶，是指导人类持续发展的最高准则。这些思想必须贯穿于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始终。

4）“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