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贸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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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第2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 外贸企业 国际贸易 人才培养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发展是互动且相互匹配的，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与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要求相适应。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发展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外贸企业的成长目标和方式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式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培养符合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所需的新型人才。

为了使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符合市场新的需求，首先要分析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面临的危机和新目标的选择，然后确定其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最后采取新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措施。

一、外贸企业当前国际化成长面临的危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年的国际化经营，我国外贸企业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低端环节（加工、组装和生产），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遭遇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附属企业的激烈竞争，并陷入“囚徒困境”；二是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领导企业为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刻意设置的障碍，从而将我国外贸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一）我国外贸企业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附属企业之间的博弈。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附属企业主要承担国际产品的制造工序，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嵌入壁垒相对较低，所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都集聚在这一加工制造环节，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机会。我国外贸企业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然而随着进入这一环节企业数量的增加，同处这一低端环节的企业由于彼此信息难以沟通，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陷入到竞争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导致博弈双方的策略都不是最优的选择。

（二）我国外贸企业与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领导企业之间的博弈。我国外贸企业摆脱“囚徒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营销向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一个是向设计和研发延伸，另外一个是向营销和服务延伸，以此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利润。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了将我国外贸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增加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成本，并减少我国外贸企业的资金积累，它们为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

1.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垒。经过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长期培养的挑剔的消费者的特殊需求成为我国外贸企业的进入壁垒。消费者对品牌的追求就形成了市场进入壁垒。

2.专利壁垒。发达国家法律保证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出售其发明的垄断权，专利由此通过形成长期进入壁垒获得合法的垄断。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非常多，因此对我国外贸企业起到了进入壁垒的作用。

3.国际贸易新壁垒。全球价值链上的领导跨国公司通过国家政策推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设置更多的国际贸易新壁垒。其中非关税壁垒由于其非对等性和隐蔽性成为新贸易壁垒的主要工具。主要包括：（1）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提出非常苛刻的产品检测标准来阻碍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2）环境壁垒，通过IS014000等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来限制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3）社会壁垒，利用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等道德规范国际标准来影响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

二、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

面对来自两方面的竞争博弈，我国外贸企业只有选择突破领导企业设置的障碍，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虽然突破障碍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能成功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外贸企业具备与以往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不同的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具有突破来自全球价值链攀升障碍的三个方面能力。

（一）突破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垒需要自主品牌创建能力。品牌创建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信誉、市场定位和营销传播四个方面。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自主品牌创建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国际市场调研分析能力，二是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三是国际市场传播能力。

（二）突破专利壁垒需要技术创新能力。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国外企业的技术外溢或购买国外技术都不能使外贸企业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因此现在外贸企业往往选择自主创新，通过与科研院所和其它企业合作联合创新。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个体技术创新和创新管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备创新管理能力和技术交流能力，要善于与技术创新人员进行沟通，将市场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技术创新人员，并采取措施激励他们创造出国际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三）突破新国际贸易新壁垒需要海外维权能力。新国际贸易壁垒极具隐蔽性，防范和处理此类国际商务纠纷需要很强的信息、预测和协调能力。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海外维权能力主要是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竞争性商业情报搜集分析能力，二是对贸易伙伴法律和国际规则的运用能力，三是企业之间针对维权问题的合作能力。

根据以上三方面能力分析，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八种能力，而这八种能力的发挥都需要具有创新能力和运用外语，主要是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所以目前外贸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素质提出了十种工作能力要求。

三、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新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界定。以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培养具有以上所列十种能力的高素质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帮助外贸企业走出危机，攀上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

（二）课程体系的重构。以十种能力培养要求为核心确定课程体系，打破传统“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模式，强化能够提升学生这十种能力的课程建设，增强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外贸英语听力和口语四门课程的教学力度，同时增开国际市场调查、国际市场传播、创新管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能力等六门主干课程和其它相关辅助课程。每一门课程的强化和增设都对应一种外贸工作能力的提高。

（三）教学方法的更新。为了提高学生在外贸实践工作中的创新能力，除了进行必要的专业课程学习外，还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使用有利于发挥学生创新能力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学生不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是知识的积极探索者，教师通过外贸企业案例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精神。

（四）高度重视双语教学。在专业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地使用英语，帮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熟悉外贸英文专业词汇和语法，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外贸英语交流的能力。双语教学还可以通过营造学习氛围促使学生提高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加强实践教学。建立校内模拟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对提高学生以上十种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建立仿真模拟实验室可以分别建设外贸英语口语和听力实验室、外贸业务模拟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中心、国际商务谈判模拟中心和国际模拟法庭等，使学生在相对真实的外贸工作环境中提升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产学结合和校企结合建立实训基地，通过派遣学生到外贸企业实习，使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十种外贸工作能力并寻找自身差距，促进其在校内的知识学习。

（六）国际化师资力量的建设。随着教学目标、课程和方式的转变，对专业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师资力量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增加聘用增设课程的授课教师和指导教师；二是加强对专业教师英语的培训，提高专业教师“双语”教学的能力；三是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学习，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提高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四是通过与外贸企业的合作项目让专业教师参与国际商务活动，以此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鲁春义.SPT理念下国际贸易专业订单式培养模式初探［J］.中州大学学报，2008，（4）.

［2］崔玮，赵亚平.基于“任务驱动型”教学法开发国际贸易综合课程［J］.教育与职业，2009，（5）.

第3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进口贸易；固定效应模型；企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16-02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长期以来，就业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劳动力市场突显“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探究劳动力需求和结构扭曲等问题的解决途径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在促进和改善就业问题的研究中，对外贸易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有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均系统分析了出口贸易对于国内就业规模和结构改善的促进作用，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及个体等层面论证了出口、贸易自由化等对于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周申等，2007；盛斌和马涛，2008；Brown，2012等）指出出口贸易增加了不同职业的劳动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及技能和性别结构的改善，且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有效促进服务业与农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加快，在少数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企业就业变化的文献中，梁永强（2010）发现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戴觅等（2013）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席艳乐等（2015a，2015b）分别利用关税数据与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及企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动，发现贸易自由化促使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出口贸易层面，对于进口贸易的相关探讨略显不足。事实上，作为影响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口对就业的贡献和重要意义同样是功不可没。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口贸易迅猛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进口贸易总额13年内从2千亿美元增长到1.95万亿美元，占据了贸易总量的45.6%。同时，随着进口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垂直化分工的深化，中间投入品进口占比亦呈上升趋势。虽然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予本文以较多的启示和借鉴，但是有关于进口贸易与就业关系的探讨、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说细化到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更为匮乏，并且缺少对进口贸易的种类、规模、强度以及企业就业数量的多层次、多维度划分，进而也缺乏针对进口贸易作用于企业就业的系统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于2000-2006年的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模型，系统研究企业是否进口及其进口规模、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等异质性特征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最终结合实证结论，为更进一步改善就业、促进贸易政策的调整与改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总体而言，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在拓展研究视角及方法改进方面有了一定进步，首次将进口贸易与企业就业结合起来，基于贸易强度、贸易伙伴国特征等一系列进口差异化特征的拓展分析，对于更进一步分析进口影响企业就业的作用机理分析更为明朗，综合运用综合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

二、计量模型与方法

本文主要参考戴觅等（2013）的研究思路，构造本文的计量方程式：LnEmpit=α0+α1Impit+α2Expit+βXit+λYit+μit（1）

其中，因变量EMPit为企业i在时期t的就业增长率，反映企业就业规模的变动情况，根据企业在特定时期的雇员人数的对数差分得到；自变量Impit为企业是否进口的二值变量，取值为1则该年实施了进口，可揭示进口贸易行为对企业就业增长的作用方向，反之为0；为衡量部分企业在参与进口贸易的同时所采取的出口行为是否对其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引入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该企业既被观测到了进动，又有出口行为，反之为0。Xit中包括了企业在贸易强度、进口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数量以及进口贸易伙伴国等方面的特征，产品种类根据细分的HS-6位产品编码进行划分得到，进口来源国数量基于细分产品层面上的贸易特征统计得到；Yit囊括了企业层面其他影响就业规模的指标，如企业年龄、平均工资、企业规模、人均工业增加值等，其中规模指标即为企业的人均产出，μit为随机干扰项。

具体地，本文在后续实证分析中使用混合面板OLS、面板固定效应以及面板随机效应三种模型对上式进行估计，最终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优的估计方法。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样本，企业特征方面的指标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企业贸易活动相关特征源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采用两个大型数据库相匹配之后得到的嵌套面板数据，具体匹配方法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使用企业“电话号码+邮编”、企业名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匹配法，最终得到时间跨度为7年、囊括158478家企业、447932个样本的数据集。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较大的企业就业规模充分表明了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平均年龄在十年左右，人均工资接近一千六百元，企业产出规模和人均增加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明了企业整体的绩效状况，且企业平均进口2种产品，企业进口来源国最多达六十三个，但进口额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本文也可通过各种收入水平的国家的进口强度看出，中国的进口仍集中于中高收入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口较少，进口贸易仍依赖于特定的市场。

四、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估计方程式（1），观察可知OLS方法、FE和RE方法下的系数显著性与符号大致相似，同时Hausman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更优，因此本文主要报告双向固定效应结果下的实证结论。

表2为通过逐渐增加回归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具体地，第一列直观考察了进口对异质性企业就业的影响，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行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相比不进口的企业能够有4%左右的就业增长，这与其是否参与出口的特征相类似。与此同时，企业特征方面可以看出，企业年龄越大、经营时间越长，便能够拥有越稳定的企业表现和绩效状况，从而促使就业规模缓慢扩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通常在贸易活动中变现越为突出，也有着显著为正的就业效应；而工资与就业、人均增加值与就业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就业规模的扩张将会导致产出递减、真实工资降低，反之亦然。

更进一步，仅考虑“贸易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区别企业在贸易规模、贸易强度方面的特征，在第（2）列分析中纳入企业的进口强度等指标。结果表明，上述指标的显著性和数值均较少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无偏有效性。进口来源国的数量与就业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因为企业执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之后，更多的产品进口来源国能够显著降低对特定国家产品进口的依赖性，从而降低和分散企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汇率变动、贸易政策改变等风险而引致的就业波动，促进企业就业增长；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多能够促进就业增加，说明企业产品生产选择的多元化，体现了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与分工的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企业进口强度与企业就业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伴随着当前产品内分工贸易的深化发展，进口强度尤其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强度的提升将会一定程度上加深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加大其对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动及应对市场变化的影响，最终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进口强度削弱了企业的就业增长。

表2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此外，收入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进口贸易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因而对于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汇率变动风险等因素较为敏感，因而本文第（3）列引入贸易强度和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划分的一系列特征，结果显示：中国从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国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而贸易伙伴中基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将会对国内市场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从而减少相对劳动需求、抑制就业增长。伴随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贸易伙伴分布范围的扩大、对特定市场依赖程度的降低，同时更多“南南合作”的展开，必将对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列（4）为本文所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观察可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和作用渠道之后，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基于关键变量替换的视角，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指标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初始结果保持了一致性，论证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可靠。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深层分析了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发现参与进口贸易对企业的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伴随着企业进口产品种类与市场的多元化，这种促进效应仍显著存在。同时，相较于不参与贸易的企业，进口企业的一系列绩效状况也对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参与进口的同时兼有出口行为也能够推动企业就业的增长。而基于贸易伙伴国的拓展指出，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进口的替代效应对于企业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而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强度的大小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指出了方向。一方面，“稳出口、促进口”政策的实施，显然为促进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充分发挥进口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打开了一扇门，从稳定就业的角度来看，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点仍会是未来中长期政策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所在。另一方面，本文有关于企业结构、企业年龄、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管理机制的完善，同时也为企业实现稳定持续经营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对于企业在进口贸易活动中进口产品种类、贸易伙伴数以及如何选择贸易伙伴等问题，本文也从微观视角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企业更应重视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盛 斌，马 涛.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基于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8（3）：12-20.

[2] 喻美辞.工业品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人口就业的影响――基于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2-29.

[3] 戴 觅，徐建炜，施炳展.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11）：14-27.

第4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中美贸易顺差；协整性分析；产业内贸易

一、中美贸易顺差现状分析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以来，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　中美贸易顺差来源于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加工贸易出口的扩大。中国目前对美国出口的约70％属于加工贸易产业。

随着美国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类似“微笑曲线”的V型生产组织结构，即日本、韩国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东盟、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香港从事面向美国等海外市场的营销服务，而美国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从V型结构的两端到底部，生产环节的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而中国大陆恰恰位于V型组织结构的最底部。境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改变了贸易地理流向，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由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由中国大陆进行加工，再向美国出口，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原先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原产地转移到了中国，由这部分产品造成的对美的贸易顺差也随之转移到了中国。

综合以上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中美贸易顺差是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产业，其实质是一种基于产业层次上的结构性顺差(蒲华林、张捷，2007)，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东亚的产业转移，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华投资。

2　加工贸易产业多个环节过多依赖美国相关产业

美国对华贸易长期持续、巨额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实际利益分配中受损，反而导致中国在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张静中、孙炜(2006)从探讨中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人手，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用统计数据说明互补的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对称性。

这种不对称在双边贸易总量和结构上同时表现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中国远远大于美国，因此，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同时，中美双方贸易差额同国内货物服务贸易总体差额的比值，中国也远远大于美国，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占中国国内货物服务贸易差额的大部分，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于货物与服务贸易行业。

美国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但自身却保留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并通过各种手段严格限制这些技术流入中国，这种情况的长期延续，导致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核心环节过度依赖于美国，特别是技术上对美国产生了依赖心理，削弱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专利技术落后，产品缺少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3　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探讨中美贸易商品整体竞争力的消长，除了对进出口产品的构成及其比值变动进行分析以外，还可以在进出口商品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换比价分析，即分析贸易条件的变化，该分析不仅可以反映一国国际贸易获利程度的高低，也可以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优劣。

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承接了美国相关产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而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含量高的最终产品，附加值高，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不断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恶化趋势极其明显，中美双边贸易条件对中国极其不利。在双边进出口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令人担忧。

4　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产业的影响

中国的出口多以贴牌定制等加工贸易方式进行，附加值较低，分享的贸易利益较少。从而导致我国的高贸易依存度，以及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将使得中国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同时，美国也将以其巨额逆差为理由，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各种障碍，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品的附加值并没有明显增加，因此，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导致我国贸易福利水平不断降低。通过对中美贸易顺差同加工贸易产业内贸易比率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分析，从而引起对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考。

二、加工贸易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同中美贸易差额之间关系协整性检验

(一)变量的确定和选取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东亚诸国及美国对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的协整性进行检验分析，以证明上文所提出的中美贸易顺差来源于东亚诸国及美国对华贸易转移的论点。因此，在此实证分析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中美贸易顺差，解释变量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品中来自东亚诸国及美国的对华产品内贸易比重(胡小娟、陈晓红，2007)。本文拟采用贸易总量数据，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中美贸易顺差(CAehina)、中韩产业内贸易比率(VSkorea)、中日产业内贸易比率(VSjapan)、中美产业内贸易比率(VSusa)、中国与东亚诸国产业内贸易比率(VS－sum)、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比率(VSasean)。下面对这组数据进行协整建模分析。

(二)协整性检验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变量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可能存在非平稳性，直接进行检验可能遇到“伪回归”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不可靠(绍军、徐康宁，2007)。要确定美中贸易逆差同中国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业内贸易比率的长期关系，首先必须确定各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在各变量单整阶数相等的时候，检验结果才具有可靠性。以上数据系列在样本期间内的ADF统计值均大于在99％、95％、90％置信度下的麦金龙临界值，表明在多个置信度下，样本序列均不平稳。进一步，对各个样本序列取自然对数，并且对上述各列对数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取对数后的样本数据在样本期间内仍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其水平系列数据均显示不平稳。一阶差分结果报告如表3所示，在95％的置信区间内，美中贸易逆差和东亚诸国的产品内贸易比率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也即取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的ADF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都小于其麦金龙临界值，均显示平稳)，即I(1)，而且D－w值均显示不存在序列相关。因

此，为了进一步证明美中贸易逆差同中国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业内贸易比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将对美中贸易逆差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品内贸易比率之间进行协整性分析检验，由于样本期间有限，因此，本文拟采用ENGLE－GRANGER两部检验法。

(三)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计量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东亚诸国及美国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与美中贸易逆差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伴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将会随之转移到中国，而最终产品却返销到美国市场，从而，美中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杜厚文、彭志文，2007)。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基于产业品内分工的结构性贸易逆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当从改善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促进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不断提升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入手。

三、对我国加工贸易转移升级的思考

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极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金志刚、唐翠林，2005)，应当加快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1　提高国产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应当促进对我国生产中间品的企业的自身改造，提高国产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一方面，国家应发挥在标准方面信息优势，收集国外跨国公司生产过程中产品工序、规格等方面的标准，引导国内企业技术改造向着国际标准的角度转变，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利用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促进中间产品生产者对现有生产方式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鼓励外资进入上游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制定更为优惠和灵活的政策，引导外资进入上游产业，将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生产环节设在我国，由核心企业的进入带动我国配套企业的进入，通过学习模仿逐步提高我国中间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

2　延长产品生产加工链条。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所承接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附加值低，耗能大，我国厂商在加工贸易产业中，只收取少量加工费，而失去了巨额销售利润。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的提高，依赖于生产加工链在我国境内的延伸。只有不断促进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长，即由加工贸易制造为主逐步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咨询等方向转型升级，向国内不断延长加工贸易产品生产加工链条，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实现加工贸易的地区间转移和协调发展。对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理解，应当充分认识我国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存在差距的事实(罗建兵，2002)，应当在加工贸易政策上体现出对中西部、沿海地区的差别对待。应当利用加工贸易，加强地区经济间的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在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曲建，2006)，因此，应加大政策的引导，实行政策倾斜，不失时机地实现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借鉴沿海地区的经验，进行优势互补，改善对外经济贸易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发优势积极吸引投资，拓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空间，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缩短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

4　努力提高国内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从国际生产布局和技术周期来看，机电产品在发达国家已标准化，已经逐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这很适合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抓好机遇，积极承接这些产品的生产，才能进入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和销售渠道，这是中国利用世界资源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而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所具备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欲承接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目前加工贸易要实现升级，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技术问题。虽然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形式，但是，东道国一般情况下还是有很大努力空间的。跨国公司一般根据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生产成本等经济因素，安排生产环节。只要东道主国能够对技术和生产的经济因素和与生产环节相关的配套设施做好调整，跨国公司就会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根据新的情况安排在东道主国的生产。

第5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阿里巴巴 电子商务 民营企业 对外贸易

随着国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商已经成为一股崛起的新生力量。正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所说：“中国历史上有浙商、苏商、粤商等很多商帮，但毫无疑问，网商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帮组织。”时至今日，网商已经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稍许模糊的概念，而崛起为一股不容小视的经济力量和经济现象，他们带来的将是持续增长且极具潜力的商业和营销价值。

一、网商与电子商务贸易平台相互依存，共同成长

我国中小企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网络经济力量，是网商中的主力军。有资料表明，2006年我国中小企业总数超过3000万，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2006年中小企业贸易额占中国B2B（Business-to-Business，企业到企业的电子商务）贸易总额55.8%；中小企业还吸纳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活跃因素，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的需求更为强烈和急迫。中小企业的交易形态与大企业有质的差别：大企业的外部交易结构相对稳定，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行为不稳定，导致客户关系的不稳定，生意伙伴零散、合作关系短期化，所以中小企业需要不停地寻找商机，建立新的交易关系、新的交易结构。大企业内部的供应链以及与上下游的关系相对复杂，而中小企业的供应链相对简单。大企业更希望通过电子商务降低供应链成本，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主要在于拓展商机。电子商务能打破地域时空和国界的限制，帮助中小企业迅速成长，而且网络应用的普及以及周围企业的示范带动都加快了中国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环境的理解。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不少企业不可缺少的业务工具，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意识也日渐成熟。这也就决定了中国B2B电子商务发展的主体将是中小企业。

有人说互联网的未来在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未来在于电子商务服务业，而电子商务服务业的核心是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以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特别是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服务业将成为促进电子商务应用、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按服务类型划分，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营销、网上销售、网上采购和交易信息等交易服务，如阿里巴巴、慧聪网等。二是电子商务业务服务平台：提供基于网络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和技能培训等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三是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商务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以及基于网络的信息处理、数据托管和应用系统等IT外包服务，如中国万网等。

现在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成本交易理论来看，进行对外贸易，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似乎将更符合他们的需要。也正如之前所说的，中国B2B电子商务发展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正像马云所说：“我们1994年、1995年开始执着地走这条路（指做电子商务贸易平台），我们用互联网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创业者，帮助弱势群体。走到今天为止，我认为：第一，互联网改变人类生活不错；第二，我们坚持为中小企业服务没有错；第三，因为中小企业才有今天的阿里巴巴，我们不能忘掉中小企业。”

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的发展状况

阿里巴巴的发展与壮大是带有传奇性色彩的。从发展背景来看，阿里巴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良好的电子商务土壤为阿里巴巴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至今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1.62亿，自1998年我国完成第一笔网络交易开始，目前有超过2千万网民都在网上购物。

除了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外，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也为阿里巴巴的崛起提供了“支点”。90年代初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数以千万的中小企业成为“世界工厂”，过剩的供给必然寻求出路，特别是走向海外市场。而同时，信息渠道的不通畅却成了中小企业营销推广的瓶颈。这种矛盾直到互联网在中国被接受，第三方B2B网站出现才得以解决，因此成就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B2B网站。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是以成本为核心的，大规模制造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网络经济时代，是以用户细分为核心的，网络技术使低成本的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信息时代是中小企业的时代。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的中小企业加上利基（Niche），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阿里巴巴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创造了适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商务模式。阿里巴巴让无数的中小企业摆脱了传统销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进入到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

对于阿里巴巴的成长，我们可以从他们在2007年11月份的招股说明书上略见一二。招股说明书显示：阿里巴巴自2004年开始，总收入和税前盈利每年以2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其2006年税前利润达到2.914亿元；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阿里巴巴2007年总收入为9.58亿元，税前利润约4亿元，净利润2.95亿元，净收益率达到了30.8%。

更令人感到阿里巴巴强势的是，阿里巴巴公司的注册用户已达2460万人，付费会员超过25.5万人。由2001年开始收费的诚信通第一个用户到今天22.5万的付费注册用户，阿里巴巴获得的不仅是数量上的简单积累，其正在凭借这些越来越组织化的“人民企业”挑战传统商业逻辑和秩序。管理学者姜奇平指出，在世界经济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阿里巴巴似乎可以提供一个中国经验：通过网络建立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实现以小胜大。而在2007年9月15日杭州召开的第四届阿里巴巴网商大会上，马云也宣布未来3到5年内，公司将“投资100亿元培育电子商务的产业链和生态链”。至此看来，阿里巴巴的成长不仅仅是日趋完善化，也验证了当初马云的一句话，“阿里巴巴做的是事业”。

三、阿里巴巴与浙江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

阿里巴巴诞生于浙江杭州，发展于浙江杭州，却成功于世界，成为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的领跑者。归其原因，除了阿里巴巴自身的优势外，浙江经济为阿里巴巴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浙江的集约式、外向型产业环境适合电子商务的发展。浙江自然资源匮乏，土地面积较小，劳动力密集，这些看似不利的条件却刺激了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没有技术、资金和较高的教育程度，小商品生产成为出路，中小型民营企业占据了浙江99%的企业份额，纺织、皮革、塑料、化工、医药、机械等20余个领域，均占据了全国工业的领先地位；温州、台州、嘉兴、宁波、余姚等多个地区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产业集群。这使得浙江成为了一个生产、市场大省，且外贸出口需求很高，2006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391.5亿美元。这一切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而浙江省的民营经济，2007年的对外贸易额累计实绩为618820万美元，占进出口比重的48.24%，2006年同期的累计实绩为4518484万美元，比重为44.79%，与同期增长了1670336万美元。而2005年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额仅有2328311万美元，占进出口比重的30.31%；2004年为1493303万美元，占进出口比重的25.68%。从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浙江民营经济逐年进步，这不仅是额度的增加，所占的比重更是大幅度增长。

再看阿里巴巴，其作为中国最大的B2B企业，良好的市场前景被投行纷纷看好。2007年12月17日，摩根士丹利发表研究报告称，阿里巴巴占领了中国B2B在线市场约50%的份额，处于垄断地位。同时阿里巴巴也是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网络运营商，70%的收入来自中国出口企业，30%～40%的流量来自国外。2006年阿里巴巴的B2B在线销售收入比第二位的公司高出1.7倍，产品种类也多出20%～30%。摩根士丹利表示，对阿里巴巴在未来几个季度强劲财政业绩的能力毫不怀疑。

2003年是阿里巴巴开始向电子商务高端发展的年份，诚信通不断完善，淘宝网酝酿出炉，支付宝在2004年投入运行，两度被《福布斯》杂志选为全球最佳B2B网站。这说明了阿里巴巴从2004年起开始进入了稳定高速的发展。从阿里巴巴的招股说明书也可以看出：2004年与2005年是阿里巴巴保持净利润平稳增长的两年，而2006年起就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增长势头一直保持良好，收益额从2004年的35.9435万元人民币到2007年的95.7716万元人民币。这与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额的发展曲线惊人地相似，虽然不能全然地说浙江的民营对外贸易是由阿里巴巴带动的，但不能否认阿里巴巴对其的重大影响。

正如之前所说的，电子商务的主体在中国非中小企业莫属。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而且是一个以民营经济见长的经济大省，对阿里巴巴的发展意义不言而喻。这些分散的民营小企业，在阿里巴巴的带领下，越来越趋于组织化、世界化，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这些组织化的“人民企业”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阿里巴巴的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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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作时：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 阿吉特・坎比尔、埃里克・范赫克著，侯佳奇译：造市[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 沈育：精彩的品牌双人跳――联想携手阿里巴巴，演绎品牌联合营销[J].销售市场，2007（11）.

第6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贸易术语；内外贸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0-0018-03

为了提高市场透明度、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我国在加入WTO组织之初，提出了“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这既是一项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自那时以来的一个基本国策。内外贸一体化是系统工程，它包括市场主体、政体、流通、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尽管在政体上形成一体化机制已经十年有余，但是，目前一体化的市场机制很不成熟，高职商贸教育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基本没有动作，直接为企业培养第一线技能型人才的商贸专业群亟待建立。

一、高职商科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商科类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不对接

高职商贸专业体系的构成主要受本科教育专业设置影响，与企业人才需求相去甚远。在我国高等商科类教育专业设置体系中，一直受到内外贸条块分割的影响，商贸类学生所学知识过于偏向于某一方面。如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却有不少并不从事对外贸易工作。在国内贸易处于粗放经营、不讲究操作规范的大环境下，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无用武之地，造成教学资源的严重浪费。反之，有些专业学科过于偏重内贸，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许有外贸机会，却不懂国际贸易运作方式，不会运用外贸知识和国际惯例来规范货物贸易行为。因此，高职商科类专业院校只要将内外贸一体化作为今后商科类学生的培养方向，就必须打破原有教育体系的设置，将貌似分属完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业有机合并，开设贴切社会、引领企业发展的专业和专业群。

（二）高职商科类教育观念与时代使命不对接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国内理论界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如“国际贸易国内化”[1]和“国内贸易国际化”[2]，在理论上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依据，但是教育领域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的改革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人们的认识和观念还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至今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仍是将内外贸专业完全分开，既达不到本科专业要求的“专”，也适应不了社会、企业需求的“泛”。

（三）高职商科类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不对接

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外贸一体化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决定于教育工作者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其次才谈得上将这种需求系统植入到日常教学中。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到市场上去锤炼，从市场的蛛丝马迹中学会见微知著，市场一个偶然的细微变化，可能隐藏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早在1998年，企业界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市场出现的多种交易方式，借鉴有关贸易的国际惯例，将国内最基本的煤炭交易用三种术语（KMC、MMC、JMC）进行规范，以期减少隐形成本支出，提高交易效率[3]，这是我国最早自觉运用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国内贸易方式。到2003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在教育领域提出在国内贸易中应用贸易术语的问题[4]。

论及企业对贸易术语在国内市场的运用是完全陌生的并不符合事实。1986年我国第一次从美国全套引进了市场营销学作为大学教材[5]。在此路径依赖下，我国大学教材中夹杂着美式贸易术语FOB（Free On Board，船上交货）在定价策略中的运用。期间，因为这些术语的内容已与现代世界商业实践活动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其方式与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主导的贸易术语格格不入[6]，美国政府在2003年修改了《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删除了美国对价格术语解释的有关条款。在美国贸易界专家的眼里，美式贸易术语不便于国际交往，带来很多弊端，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更熟悉国际贸易术语，要求用“FCA”（Free Carrier，货交承运人）取代“FOB”[7]。在货物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手续已不那么重要的背景下，ICC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再次修订，形成Incoterms 2010版，明确国际贸易术语适用于国际、国内销售合同。至此美式贸易术语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必然。遗憾的是，在我国绝大多数营销教科书中至今还在错误和片面地使用美国FOB这一废除了的概念，对经过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执行的其他各类贸易术语更是鲜有所知，造成企业对贸易术语的真正含义和作用的曲解。

二、高职商科专业群建设的目标和思路

将国际商业社会的最新成果引入到高等职业教育商贸专业教学改革领域，形成内外贸一体的、彼此各有侧重的专业群，使高职教育各商贸专业由“单打独斗”、“条块分割”转向“有机联系”、“内外贸一体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专业群的建设目标

在国内以往关于“内外贸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拟着重在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的层面上提出教学改革措施，借助ICC最新推出的Incoterms 2010版，推进高职院校商贸类专业在发展定位、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1.专业群理论知识核心目标

一直以来“贸易术语”被认为是对外贸易的“专利”，国内贸易除了前述市场营销定价策略中提到外，基本被弃之不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国内贸易是对外贸易的基础”[8]，清楚地昭示国内外贸易具有相同的机制。贸易术语是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法宝，它界定了买卖双方之间在价格形成上的完整利益链，不但为外贸所用，也完全可以运用于对内贸易。因此在为国内货物贸易领域培养人才的教学中，将“贸易术语”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开展专业和专业群建设，让商贸专业学生更快更好地熟悉和掌握内外贸一体化知识，形成商贸专业群中的一种共同语言，借此建立各专业彼此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

2.专业群技能实践目标

在商贸专业率先打破条块分割，从教育体系和组织机制的创新入手，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培养年轻教师具有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眼光，倡导在高职教育商贸专业之间自觉建立相关知识点，以点带面推广内外贸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使新一代学生淡化“国际”、“国内”货物贸易的概念，成为承接经济转型和和谐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同时，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广泛收集企业货物贸易过程中的实际案例，用最新的国际贸易惯例对企业营销人员进行培训，规范从业人员的贸易行为。一体化理念和技能可以贯穿于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务英语、金融服务管理、会计等专业教学中，创出高职教育不同专业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相互依托的品牌特色，形成大商贸一体化的集群效应。

3.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用目标预计

由于使用贸易术语，很多贸易类纠纷将得到遏制，货物交易同类型的错误将不再发生或尽可能少发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只有在看到运用贸易术语带来的实惠的前提下，才会产生自觉行为，提出用人的新需求，反过来促进教学内容改革和教育水平提高，形成真实意义上的校企合作的良性循坏互动机制。

（二）专业群的建设思路

为了实现高职教学目标，一方面要破旧立新，厘清贸易术语在国内货物贸易别是在营销领域被片面化、碎片化的误解，还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要从企业最关切的价格条件入手开展研究，让企业愿意用、主动用贸易术语，形成对教育改革的倒逼机制。在教育领域，由于贸易术语引入到国内交货市场，可以衍生出新的边缘专业，对教育改革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开展国内货物贸易运用贸易术语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是专业群建设的当务之急。

要将Incoterms 2010运用于国内货物贸易，特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贸英语、会计金融等专业的教学体系，使商贸类专业培养的学生既具备国际化视野，又具有实际动手技能。专业群建设中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机制的调配下，打破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旧教育模式，引入国际最新商业化成果，在推动市场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起符合企业用人需要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永 .谈“国际贸易国内化”在我国开放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J].国际经贸探索，1998（6）：27-29，38，70.

[2]冉净斐.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整与引导关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4（12）：12-16.

[3]戈剑铮.借鉴国际贸易惯例探索煤炭交易规则[J].华北电业，1998（9）：29-31.

[4]陈玲俐.浅谈贸易术语在国内贸易中的应用[J].北方经贸，2003（12）：9-10.

[5]梅汝和.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谷冉.从INCOTERMS 2010看国际商事惯例的演进[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08-07.

[7]杰拉尔德・奥尔巴姆（Gerald Albaum）.国际营销和出口管理（第5版）[M].张新生，吴侨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78.

[8]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赵康英，等，译.北京：华夏出报社，2005.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e

ZHAI Jiang-nan， WANG Yi-ren， LI Li-sha， ZENG Ling

（Hu’nan Network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4，China）

第7篇：渔业贸易范文

汇率风险中小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时候，常常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出口国家的币种，而汇率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企业的财产也是不确定的。尤其在近几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吵得沸沸扬扬，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中小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丧失价格竞争力。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一些中小企业缺乏专业的懂出口国国家法律的人才，所以在向出口国出口产品时，很可能触犯其他国家的法律，产品被出口国没收或者做出其他赔偿等。比如，我国曾经就有一些中小企业就出现过出口玩具被召回的情况，原因是那些玩具有损小孩健康。所以，中小企业在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时，一定要先对那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做到充分地掌握和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然后再根据他国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口合格的产品。

政策风险政策风险主要是指中小企业在东道国受到的政策风险，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假如东道国的政局不稳定、社会混乱，那么中小企业很可能在东道国遭遇人身安全风险和财产安全风险，从而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第二，假如东道国地处国际局势不稳定，政策经常做调整，这样就会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第三，东道国与我国的国家关系也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东道国与我国的国家关系比较好，东道国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就会比较宽松，这样就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反之，就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

第8篇：渔业贸易范文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出口贸易广度边际；CAFTA；“扭曲”的引力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接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073）；南京审计学院人才引进项目（NSRC10009）资助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最新发展的异质性贸易理论指出，一国的出口增长是由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增长共同实现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实质上是对出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这种结构性分解方法对理解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平稳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由于贸易自由化往往与一国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深入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对于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评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贸易协定中双边关税的削减、制度协调安排等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双边贸易中的贸易成本以及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些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国际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涵盖范围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所以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促进了成员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经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单边、多边和优惠贸易协定等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对一国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别，原因在于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会对异质性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经典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以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其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WTO提高了成员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而区域贸易协定则在降低成员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同时提高了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甚至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负面影响的程度超过了其对出口贸易深度边际的积极影响。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经典引力模型为基础并运用配对技术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双边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成员间双边贸易增长主要是通过广度边际实现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欧元区的成立对法国出口广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钱学锋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研究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对今后我国新FTA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针对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影响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无论是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还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认为CAFTA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都没有对中国向CAFTA伙伴国出口的总量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这就使得它们不能有效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增长影响的微观结构及其福利含义。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借鉴Chaney（2008）构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对我国2000～2009年HS-6位数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分析CAFTA的建设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

二、经验研究

（一）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测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不同学者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差别。Pacheco and Pierola（2008）综合地理因素与产品的视角，认为出口广度边际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种新的贸易关系。具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新产品老市场；二是老产品新市场；三是新产品新市场。Bernard et al.（2009）则根据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将出口广度边际定义为由于企业进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贸易变化。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2009年HS-6位数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故采用产品种类的角度来定义出口广度边际。同时，考虑到我们研究的是双边层次上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因此将“新产品新市场”界定为出口广度边际。具体而言，若2000年没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但在2009年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N■■），那么出口广度边际N定义为：N=■N■■。

（二）计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经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质性企业和消费者具有种类偏好，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因而，在经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贸易的广度边际。尤其是现有引力模型所估计的国家样本往往只考虑了双边具有正的贸易流量，忽略了零贸易，从而使其估计结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构建了一个多边非对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

X■■（?准）＝

?滋h×■×■■×f■■■，0，otherwiseif ?准≥■■（1）

其中，X■■代表i国的h部门向j国的出口量；Y、Yi、Yj分别代表世界、i国和j国的经济规模；w■代表工人生产率；?子■■、f■■分别代表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兹■■为多边阻力项；?滋、?酌、?滓为外生的参数，分别代表消费者对产品h的消费份额、企业异质性参数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当部门h内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大于门槛生产率（■■）时，国家i的部门h向国家j的出口量为正，否则出口量为0。

钱学锋等（2010）把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用企业数量代替，根据式（1）推导出如下出口广度边际（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业异质性参数?酌越大（企业间生产率差异质性程度越低），则贸易成本、工人的生产率及多边贸易阻力的效应越强，即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低，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的效应越明显。

我们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代表国家间是否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RTAij）构造如式（3）所示的计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兹j＋?琢7RTAij+?着 （3）

式（3）中?着为残差项；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

（三）变量与数据

1、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将2000年出口量为0而2009年出口到某个国家的量为正的某种产品作为参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

2、经济规模。本文使用东盟5国GDP总量（GDPj）和中国的GDP总量（GDPc）来衡量其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预期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

3、出口目的国生产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们难以获得各国的工人工资率的具体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劳动生产率水平来替代工人工资率。以各国每工人的产出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根据式（2）其符号预期为负。

4、可变贸易成本（ln DISTij）与固定贸易成本（ln freej）。参照通常的做法，将双边地理距离代表可变贸易成本。我们以中国与东盟5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Winglobe2.1软件。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负。固定贸易成本，参照钱学锋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国总体得分来衡量东盟5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该得分越高，则该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越低。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5、多边阻力（ln mrj）。参考Kancs（2007）将多边阻力重新定义为?兹■■■■■（Y■/Y）?准■。假定两国间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准■＝?准■），并且一国的内部贸易成本为0（?准■=1）。参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导出的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

?准od=■ （4）

式（4）中E■、E■分别为从o国向d国的总出口和从d国向o国的总出口；E■、E■分别表示o国和d国的国内销售，等于国内总产出减去其总出口。依据以上多边阻力的定义和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4），我们可以计算得到东盟5国的国际贸易多边阻力值。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6、区域贸易协定（RTAij）。当中国与东盟5个国家间有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如前所述，区域贸易协定这一虚拟变量反映了以一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贸易成本和以地理距离所代表的可变贸易成本之外的如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制度协调、关税削减等制度安排所带来贸易成本降低的效应。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四）估计方法与回归结果。为研究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对贸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OECD（2003）根据行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等四个行业，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所提供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以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计算了以上四个大类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行业内企业间人均工业增加值标准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对数表示）。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进行贸易流量估计时损失零点贸易数据，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双边贸易流量以ln（1+Tij）形式进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将产生不一致估计的缺陷，因此他们建议采用PPML估计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计的问题。我们参照他们的建议，采用PPML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1报告了回归结果。（表1）

（五）稳健性检验。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为：2000年中国没有向国家o出口产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内连续有产品j向该国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按照重新定义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我们仍使用PPML方法对式（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通过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回归后，我们发现所有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改变，表明表1中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与经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和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其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的影响为正，但其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而中等技术水平行业（包括中高技术水平和中低技术水平）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影响为正，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果与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引致贸易品种数较大的扩张”的发现相一致。这意味着，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时，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签订自由协定，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贸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经济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具有负面影响，即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越高，则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越大。这可以从以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为正反映出来。从这一点来看，通过具有约束性的贸易协定安排，降低我国出口企业在出口目的地所面临的固定成本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可变贸易成本（以地理距离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其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从统计显著性上看，可变贸易成本对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高技术行业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这反映了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由于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可以部分吸收这部分成本有关。从这一结果看，随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时，可以突破地理临近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来寻找理想的FTA伙伴国。

第四，多边阻力项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即出口目的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进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中等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的现实，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建设自由贸易区时实现“深度一体化”以促进我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中高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该项回归系数为负。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则其对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品的需求较多，而对低档产品需求较少的现实。我们认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与出口广度边际负相关”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样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个东盟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其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而与已有研究中发达国家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差异明显，而主要体现在供给方面存在差异。

第六，双边间是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间双边贸易的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以及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进而对促进我国向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七，我们通过比较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及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大的行业，贸易成本降低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程度越弱。这与Chaney（2008）的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

三、结论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计方法对CAFTA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异。

1、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是一致的。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积极影响则是显著的，因此，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

2、固定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作用。固定贸易成本对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负面影响不显著，而对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固定贸易成本可以被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厂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由于其附加值较低，而对固定贸易成本反应敏感，其负面影响较为显著。

3、可变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

4、多边阻力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出口目的地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阻力增大可以较为显著地促进我国中等技术水平行业产品出口广度边际的增长，而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没有从这一变化中获得额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表现出不同机制。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增长，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相反。

6、CAFTA无差别地提高了我国向东盟5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覆盖范围越广、合作程度越深，则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越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

最后，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高，则贸易成本降低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越弱，这与已有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结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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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edding，S.J.，2010，Theory of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C].NBER Working Paper No.16562.

第9篇：渔业贸易范文

企业异质性，就是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生产率、生产规模、固定成本、资本密集度、研发密集度、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差异(Helpmanetal，2004)。但是，在上述诸多因素中，生产规模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对企业游说能力进而对企业的服务贸易保护水平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笔者分析了在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行为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并以生产规模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代表，研究不同规模的企业是如何影响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

(一)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的博弈分析

假设对于任何服务企业来说，要参加游说活动，则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这个固定成本指的是企业必须动用一定资源筹建一个组织去接触政府制定者而花费的成本，也表示企业要在政府决策中扮演一定角色所需要的最少的货币投入(希尔曼，2005)。

(二)企业异质性与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

以上内容主要围绕企业与政府之间是如何展开博弈的。然而在同一服务部门不同企业的博弈行为仍然具有很大差异。有的企业在游说过程中非常主动，投入了大量的政治捐资，而有些企业非常地被动，政治捐资很少，甚至退出游说。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来分析。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企业的异质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企业的生产规模对服务行业保护水平的影响最为重要，所以下面将分析企业生产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受游说固定成本F的制约，规模较小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游说并向政府捐资的。因为从福利最大化来考虑，如果他们通过游说政府得到的收益尚且不能弥补游说的固定成本F，那么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就会非常低。而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能通过游说行为获得巨大收益，因此他们会更有激情去进行游说并且捐献较多的政治献金。此外，作为政府而言，从政府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来考虑，他们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捐资，因此会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来保护这些提供较多政治献金的企业，从而导致较高的贸易保护水平(Grossmanetal，199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保护水平和企业规模是密不可分的。规模越大的企业得到的贸易保护水平就越高。上述分析是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基础之上的，其实，企业异质性理论也可以解释不同服务部门贸易保护水平的差异。服务部门不同，企业规模的离散率也不同。有的部门，企业的规模大小相似，则该部门企业规模的离散率就较小，产业集中度也较小。而有的部门，企业规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少数几家企业的产量就占据了该行业总产量的很大比重，则该部门企业规模的离散率就较大、产业集中度也较高。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贸易保护，所以，对于一个部门来说，企业规模的离散率越大、产业集中度越高，其平均的贸易保护水平就越高。Axtell(2001)认为正态分布可以非常恰当地将一个行业内部企业的规模表示出来，所以，笔者借鉴该学者的分析思路，用正态分布来分析上述内容。

二、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决定的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部分结合中国服务部门2001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不仅考虑到了数据的获得性，而且这10年也正是中国服务业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

1．指标的选取

根据上述理论，笔者选取了两个主要指标即产业集中度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流量来分析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相关性。其中，产业集中度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流量作为衡量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指标。产业集中度的测度方法有多种，比如行业集中率(CRn指数)、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逆指数等。这里，笔者选取行业集中率进行测度，用某服务部门内部前5家最大企业市场销售额的总额除以该部门的销售总额得出该部门的产业集中度即CR。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指标。当然，除了产业集中度以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也是衡量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指标。所以，笔者将这两个指标也纳入分析当中。其中，劳动生产率PROD用各服务部门的总产出即价值增值除以劳动力人数得出。资本密集度CAPI用各服务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劳动力人数得出(盛斌，2002)。这些指标的原始数据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行业年鉴中均可得到，这也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服务贸易保护水平选取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进行衡量。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确实受到除贸易保护政策之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它是笔者能够找到的既能较好地反映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又适合进行实证分析的最好的指标了。具体理由是:首先，服务贸易保护水平比较抽象，虽然可以用频度法对其进行测度，但是由于该指标本身比较宏观，只能反映目前的大概情况。笔者曾经利用修正了的频度分析方法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测度。虽然测度结果可以比较好地反映当前中国服务贸易的保护水平，但是该指标并不能很细致地区分10年间的变化水平(刘庆林等，2014)，所以并不适合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而要准确地反映服务贸易的保护水平和产业集中度的关系，就需要以较为精准的数据来衡量。其次，因为服务的不可分割性，跨越国界的服务大部分会以FDI的形式来提供，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中国FDI的数量，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而紧密的关系。而且每年的FDI都会有较为精确的数据可以参考。在无法用频度指标进行检验时，选取这样一个次优的指标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再次，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着游说能力的差异，游说能力的差异又决定着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差别，进而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中国不同产业的FDI流量。即使用FDI流量来替代服务贸易保护水平也并不会影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鉴于以上原因，笔者最终选取了跨国公司对中国FDI流量的大小来反映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高低。

2．行业的选取

根据国际上服务贸易的部门分类，服务贸易可以分为12个部门即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的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旅游及与旅游相关的服务、娱乐文体服务、运输服务和其他服务。这12个部门中，除去健康与社会服务、娱乐文体服务和其他服务这3个部门之外，还有9个部门。运输业项下包含7个子部门，由于每个子部门的市场结构差异相当大，因此不便进行统一分析。教育行业的开放仍然采取合作办学的形式，没有独立的外资学校，所以也不适合进行分析。环境服务项下的排污服务、固体废物处理服务和卫生服务，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只占有0．7%的产业权重(Hoekmanetal，1995)，所以不纳入分析范围。通信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本想对其进行分析，但是由于中国对通信业的外资进入有着严格的管制，将外资所占比例限定为不超过50%，所以，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国外的跨国公司进入，不适合本模型的分析。因此，笔者将上述4个行业剔除之后还剩下5个行业。商业服务项下包含的子部门非常多，而且性质差别很大，一一进行分析也不现实，笔者选取了其中非常重要的部门即房地产服务作为分析对象。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金融业的开放是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笔者决定将金融业细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行分析。但是在后期进行数据搜集的过程中，发现到目前为止证券业的外资仍然是以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国外著名的证券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仍然是通过设立代表处进行。据此，将证券业剔除出去。根据上面的理由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最终选取了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银行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等6个行业进行样本分析。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