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体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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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诚信资源医乏的原因，从完善诚信制度、建立诚信信息传输系统、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发挥道德示范作用等方面，阐述了经济发展需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这对培育公民诚实守信的思想品德，建设“社会诚信体系”，促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在这个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体制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缺失，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不诚信行为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为:①一些地方政府诚信水平较低，如滥用权力、政出多门、政策易变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造成了社会运行成本的高昂;②一些企业的诚信水平较低，如合同履约率较低、债务人逃避债务严重、品牌商品遭到恶意模仿、偷税骗税猖撅等，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严重，造成了经济运行成本的高昂;③一些个人的诚信水平较低，如保险欺诈等造成了管理成本的高昂。

1造成“诚信”资源匾乏的原因

“诚信”资源匾乏给我们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里有必要分析造成“诚信”资源匾乏的原因。

(1)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信用体系的不成熟、不健全，直接影响人们的诚信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目前，由于我国信用的稚嫩、不成熟。人们可以选择“守信”，也可以为了利益，而宁愿“不守信”。当人们发现社会信用体系还不成熟，有许多空子可钻，感觉“不守信”又没什么惩罚，反而获大利的情况，他必然会选择“不守信”。不守信、没信誉，不仅导致个人、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总成本的大大提高，导致市场秩序棍乱，而且会严重地侵蚀“社会诚信资源”。

(2)管制导致信誉、信用的丧失。信用、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而形成，而管制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可以这么讲，一个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用机制，令信用、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乃至社会诚信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3)企业尚未建立起内在信用责任制度，导致全社会信用关系、诚信关系的基础十分脆弱。企业是社会信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我国企业信用意识之所以淡薄，除了企业自身尚未建立起内在的信用责任制度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与社会没有对企业构成强有力的外在信用约束机制。从市场层面讲，由于没有建立必要的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和全国统一的信用登记制度，致使失信行为并不构成对企业信誉的损害。从社会层面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企业的失信、不诚实行为仍然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4)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失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失效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诚信体系难以建设起来的一个重大原因。以打假为例，我们的法律并不缺乏，但却存在执法不力现象。

综上所述:国民诚信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追逐不当得利，以及追逐不当得利被发现和受到惩罚的机会成本小之又小。

2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

如何减少和消除因不诚信行为给社会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呢?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建立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机制。关于如何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工程，我提出以下几点:

(1)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层面上，为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奠定基础。制度建设首先一点是减少遵从诚信道德行为的代价和成本。这就需要制度能够保障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诚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诚信道德规范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其次是不能使违反诚信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必须通过社会中的制度安排，使不诚信者、不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还必须受到惩罚。

(2)建立诚信信息传输系统，促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信息是经济与社会得以正常运作、发挥作用的一个根本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不透明，或者说信息失灵，就可能给假冒伪劣、欺诈等行为造成可乘之机，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建立各种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网站，可以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①建立“企业资信信息网”。建立一个综合的公共性的“企业资信信息网”，既符合国际信用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更有利于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有关企业资信信息。这样，必将大大加强企业的行为自律;②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为了防范打击种种个人诈骗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有必要建立一个“个人信用信息网”。使之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也有利于培养个人诚信意识和信用责任感，维护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③建立“行业诚信信息网”。行业自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管措施，而其中通过由地区性的行业协会来建立公布行业内各企业信用状况的“行业诚信信息网”，让行业成员共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既是纠正行业作风不正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行业诚信发展的有效途径。

(3)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社会诚信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方面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如美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世界许多诚信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诚信体系中的失信惩罚机制能够有效地消除绝大部分失信现象的出现，改善市场秩序，最终重建社会信任。目前，我们要积极扶持信用管理行业。它们将对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金融机构与企业、金融机构与个人等各类企业的赊销活动、信贷、国际贸易活动提供“全程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4)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培育公民诚实守信的思想品德。培养公民的诚信品德，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首先，要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诚实守信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其次，要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契机，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上，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经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第二，“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有了规矩而不遵守，规矩也会失去应有的作用。要建立规范的社会诚信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从制度和法规上约束失信行为，为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无信，人不能立;无信，社会不安宁。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建立和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弘扬诚信与奉献精神，谴责贪婪与自私行为。通过全面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观念，在社会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道德围墙”，这才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的关键所在。

(1)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层面上，为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奠定基础。制度建设首先一点是减少遵从诚信道德行为的代价和成本。这就需要制度能够保障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诚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诚信道德规范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其次是不能使违反诚信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必须通过社会中的制度安排，使不诚信者、不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还必须受到惩罚。

(2)建立诚信信息传输系统，促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信息是经济与社会得以正常运作、发挥作用的一个根本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不透明，或者说信息失灵，就可能给假冒伪劣、欺诈等行为造成可乘之机，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建立各种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网站，可以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①建立“企业资信信息网”。建立一个综合的公共性的“企业资信信息网”，既符合国际信用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更有利于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有关企业资信信息。这样，必将大大加强企业的行为自律;②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为了防范打击种种个人诈骗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有必要建立一个“个人信用信息网”。使之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也有利于培养个人诚信意识和信用责任感，维护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③建立“行业诚信信息网”。行业自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管措施，而其中通过由地区性的行业协会来建立公布行业内各企业信用状况的“行业诚信信息网”，让行业成员共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既是纠正行业作风不正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行业诚信发展的有效途径。

(3)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社会诚信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方面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如美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评估机制、严密而灵敏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世界许多诚信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诚信体系中的失信惩罚机制能够有效地消除绝大部分失信现象的出现，改善市场秩序，最终重建社会信任。目前，我们要积极扶持信用管理行业。它们将对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金融机构与企业、金融机构与个人等各类企业的赊销活动、信贷、国际贸易活动提供“全程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第2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

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首要任务。以“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符合当前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质资料不足或短缺问题，已被抛到我们的身后。但是，物质资料的丰富，并不必然地自动地带动道德生活的丰富和高尚。相反地，如果我们不注意道德世界的新构造，不去创造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配合的道德信仰，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物质资料的丰富，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层次，反而是一场劫难。“辣椒红”、“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一再出现，使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其根源，消费矛盾的始作俑者是经营者及其经营行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不少经营者丢掉了“公平与诚信”的准则，忘却了“和气生财”的古训，实为道德缺失所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将会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本性。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氛围，如果任何个人违反了市场规则，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核心价值观念的市场主体在违反市场规则时也会产生自愧心理，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心理压力是任何单个市场主体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参与市场活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通过提高和强化人们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硬化”各项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市场主体在维护公共设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外部性弱化和补偿方面都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机会主义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维护。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的思维模式依然滞留在关系经济的层次，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这一思维模式下遭到很大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局限于熟人圈子，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它的确立将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如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还会使我国当前居高不的行政运行成本有所降低。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化，市场监管部门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也会增强，干扰经济运行、等不合理行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支撑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自发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正式制度的运行会更富有效率，制度绩效更为明显，部分为正式制度实施而存在的职能部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各种市场上众多的职能部门就能够通过合并、精简，在节余出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能够极大地促进行政效率提高，从而有助于市场监管职能的完善。而且把节约出的这些资源投入到相对薄弱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上去，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化解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 收入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 财富占有量普遍增多。但是必须看到, 在社会转型期,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愈益突出, 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加重, 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复杂多样的矛盾, 有些矛盾甚至还很尖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但是, 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些是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像有些不景气企业发不出工资, 有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得不到该得的劳动报酬等等, 而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 特别是悬殊的差距, 其结果必然是严重打击了大量的靠诚实和勤恳劳动的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使一些人的心理严重失衡, 从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情绪。而那些因收入过低或失业下岗甚至生活难以为继的人, 也比较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 这些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都会导致犯罪现象产生, 并可能出现更多的因 “仇富”心理而引发的恶性案件。所以，因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利益问题既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也是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现阶段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将有助于各种利益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助于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通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思想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改革本身也正是一次利益调整、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促使利益关系逐渐趋向合理完善的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从长远利益出发，真心拥护和支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哲学告诉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间接促进物质力量发展，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初期，许多人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待遇好，薪水高，就能抓住人心，自然就产生凝聚力。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注重通过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后来很快就发现，这必然会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造就一大批庸俗经济人，造成市场经济的虚假繁荣。经济发展要有持久动力的支撑，单有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动力，这主要指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社会责任感、事业成就感以及尽职精神等。人们从集体和社会得到尊重和关爱，也能激发他们对集体、社会事业的责任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人文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其中诚实、信用、公平、敬业等道德规范是人文资本的重要内容，被部分经济伦理学家认为已成为独立的资本形态即道德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财富的创造是一个道德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勤劳奋进、遵守秩序、自主创新、崇尚科学、爱国奉献等为基本的价值特征，具有中国气质、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并自觉的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微观思想层次上，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宏观和微观的认同，调动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 如果由于不存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而没有做出努力，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 经济增长）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还会形成鼓励和促成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在当前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民族精神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强国热情，以创新精神调动人们的创新欲望，激发创新之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形成明确的荣誉观念，规范言行，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国民族的复兴而各尽其能的热情，在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刘涧楠张瑞芳:论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3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论文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第4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缺陷；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1—0006—06

Abstract：The competitive balanc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which is a basic economics theory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economic sociology idea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We study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n the specific social processe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riginated from the empirical summary before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a clear one—sided perspective of league investigation and economic goals pursuit， and turned into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sports based on its high level of empirical investigation，But today it faced such challenges as：professional sports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competition and income source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tructure changes， and its appliance is poor for our professional sports。From our actual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it should promot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balance； defects；unbalanced development

第5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内容摘要：关于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会经济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之间盛行。学者们研究用来代替GNP或者补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标缺少理论的支持和计算方法，并且指标选择的随意性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指标制定的研究出现衰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其研究又开始兴起。本文首先对美国学者对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对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参考文献：

1.Andrews,F.M.,“The Evoltuion of a Mov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 no.4,1989

2.Bulmer,M.,“The Methodology of Early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 WilliamFielding Ogburn and Recent Social Trends,1983”,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13,1983

3.Bulmer,M.,“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asur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9,no.4,1989

4.Carley,M.,Social Measuremennt and Social Indicators,George Allen &Unwin,1981

5.Clark,C.M.A and C.Kavanagh,“How are we Doing?:An Analysis of Recent Attempts at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in Fayazmanesh,S.and Tool,R.M,ed.,Institutionalis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2,Edward Elgar,1998

6.Cobb,C,T.Halstead and J.Rowe,“If GDP is Up.Why is America Down?”,The Atlantic Monthly,no.276,1995

7.de Neufville,J.I.,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8.de Neufville,J.I.,“Disappointments and Legacies of Social Indicator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no.4,1989

第6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1 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

首先,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人们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与帮助,是社会福利制度好坏的主要体现。其次,社会工作属于助人为乐活动,因此,社会工作具有实践性特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来源于宗教开展的慈善活动。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仍旧以助人为乐为主要目的,以达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要求。最后,社会工作属于一门专业,并且具有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1].

2 新时期,如何做好社会工作的转型

2.1 以社区工作为主要方向

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做好社区工作至关重要,能够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以逐渐改变小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在进行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服务的主要群体是小区居民,应不断调动小区居民工作的积极性,积极投入到社区工作之中,以在小区中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小区居民逐渐转变为社会公民,为小区建设奉献自身的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工作的顺利转型,应逐渐扩大服务的群体,不应局限在小组或者个案,以不断加快社区工作的进程[2].

其次,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力过程,通过培力以不断激发社区居民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从优势视角方面分析,社区培力强调能力建设、资源的链接和陪伴成长,因此,在开展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以这三种因素为主要方向。此外,应依据社区群体的实际需要,不断关注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应为社区居民建立公共的活动空间,在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应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应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制定议事的基本规则,通过创造这种社区环境,以不断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为社区的改变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使公益性组织结构与社区志愿者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一股社会凝聚力,以逐渐形成共同治理的全新格局。现阶段,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利,或是依据治理人员自身的主观意愿进行社区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不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此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参与式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旧存在很多问题,现阶段,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依赖社区当地自身的力量,而不与外部进行合作,这不利于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与政府和市场进行合作,进而不断加快社区的发展进程[3].

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依据社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公益网络能够与社区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之中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为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人力基础。

2.2 以社会政策为主

现阶段,在开展社区工作过程中,应以社会的基本政策为准,对于社区工作存在的问题,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存在的缺陷,因此,社会政策还有待完善。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好社区工作,还应以社区工作为基础,为转变社会政策提出合理建议,以加快社会政策转变的进程。此外,在社会工作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应以社区工作经验为主,提出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而为社会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2.3 做好权利的分配

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利制约性较差,以及无法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关系,不利于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做好权利的分配,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到侵害,为确保权利之间能够得到平衡,就应在社会工作转型的实践中,找到制约权利的主要因素,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做好权利之间的分配[4].现阶段,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以下两种现象:

首先,由于受到政府权利的干预,在进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体现了政府的意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主要强调技术性与专业性,却不能将社区志愿者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

3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7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摘 要 在当代体育发展的今天，竞技体育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些年，在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展现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速度，从而也展现了中国的体育面貌。但是这种发展的发展虽然使得我国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出现了多种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局部赶超争光为先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已经呈现出不协调的因素。

关键词 竞技体育 社会转型 路径选择

一、竞技体育追求秩序的意义

（一）适应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在尊重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从而调整本民族的地域文化，而这一新的文化的形成对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于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都需要各个国家通过协调资金的文化差异，才能够在竞赛中减少一定的摩擦，从而保障竞技体育的正常进行。

（二）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的要求

竞技秩序的形成反应了在竞技运动场上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于公共体育精神充满了力量，从而希望建立良好的秩序，从而能够解决竞技运动场上的多种因素，这是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潮流的，也是为了和平的价值取向的关键。从人们的意识出发，从全世界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中充实自己，需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的利益联系在一次，才能建立良好的竞技市场。

（三）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源整合

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构建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通过某一种的文化来取代另一种文化，这是需要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从而才能够在人类的文化发展中，使得民族文化能够得到一定的整合，汲取最先进的内容和成分，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这是每个民族都充分认识和要求实现的。

二、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秩序的因素

（一）贫富差距的矛盾

竞技的发展为体育的发展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技术和财力条件，同时也能够为体育的发展提供新的需求。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影响了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贫穷落后的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运动员相比，在一定的条件下背后付出的却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秩序的公平的原则就产生了相互矛盾。

（二）竞技体育秩序失范现象的影响

竞技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国家发展的文化表征，奥运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秩序，从而在竞技体育上也全面展开，但是在竞技秩序的维护上存在着一定程度山的恶化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国家竞技观的落后对于国家竞技的决策和行动都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竞技体育秩序的失范对于一个国家秩序的稳定和和谐的市场产生了干扰。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谐的竞技观。

（三）竞技体育赛制和规则的改革

大多数的参赛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但是中国的竞技体育有自己的优势和弱势，而面对赛制和规则的改革，如果不能给把握一定的适度原则，就限制了我国的强势的发挥。因此，中国竞技体育在这一方面应该从竞争格局的变化出发，采取有效的措施并以学习的心态面对这带来的变化，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优势。

三、建立和谐竞技体育秩序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优良的竞技体育秩序理念

近些年，中国在竞技体育方面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奖牌和金牌数量的增加，更是在西方的运动形式和战术上也具有极大的进步。这就要使得我国能够在与国外竞技体育的制度理念上实现我国竞技文化的发展，才能够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先进竞技秩序，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抛开顽固的意识形态的偏见，虚心向世界上竞技的开展更加符合人性的国家学习。

（二）创建和谐的竞技体育观实现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我国在竞技体育中，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平等的竞赛原则，这才能够从本上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联系。这就需要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和我的基本国情，从而树立真确的竞技观和竞技秩序，才能够深化我国的体育发展市场。

（三）竞技体育者要做好垂范作用

优异的运动成绩不仅仅是对于一个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的赞许，更重要的需要对于在赛场上竞技者做好一定的榜样作用。尤其是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以及善待媒体，才能够树立积极健康的公众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现一个体育大国本有的风范，也能够使得我国得到世界的友好和尊重，共同建立一个友好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四、结语

竞技体育秩序在追求国家的公平正义以及高度的和谐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活动体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课堂。注重对于运动人才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确保人才成长的教育环境和训练环境。在尽可能顾及各部门利益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机构调整，在完善的法规制度框架内，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形成相互间合作共处的体教联合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使得国际新秩序的规则以及制度更加完善，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建立和谐的理念，从而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实现人文精神。这也是对于我国的竞技体育秩序提出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该把握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第8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开支，工作积极性，单亲家庭，老年人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签署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确立，但其援助对象却仅限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盲人、未成年人和残疾儿童。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内容涉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使美国社会保障形成特色，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①]1970年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政府与民众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济项目主要包括：“补充收入保障”（对65岁以上未得到社会保险的贫困老人 、盲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金）、“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津贴和“公共住宅补贴”。社会保障援助对象扩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社会保障的项目也多达300多项。[②]加之领取者标准的降低，社会保障的受益人数持续增多。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老年人，到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③]涨幅惊人。许多医生为避免治疗不当引起诉讼，往往从事“防御式行医”，即让病人做许多不必要的化验并常常要求其他医生会诊，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第三方付费”的付款方式也没能鼓励病人和医生在要求活建议化验和治疗方面实行节约。医生不考虑廉价实惠的药方和治疗手段，患者及其家属也往往追求费用高昂但风险小、治疗效果好的医治手段，造成许多代价昂贵的技术过度使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因此不断上涨，其总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费用增幅都比较大。（见表1）

表1 1950-1990年美国医疗费用增长情况[④]

 

 

  全国总计（亿美元）

占GNP比重（%）

人均费用（美元）

1950年

127

4.4

82

1960年

269

5.3

146

1970年

750

7.6

350

1980年

2475

9.4

1049

1990年

6396

第9篇：社会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中职 《政治经济与社会》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51-02

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教师的努力，学生在一堂课上能够学到的真正的知识以及达到学习目标的程度，一直以来，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老师与学生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难题。相关研究表明，课堂教学有效性标准既是教师实现有效教学的专业工具，也是提升教学专业地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势在必行，提升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的效果，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 在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广泛应用情景教学

在传统教学中，老师经常是以说写为主，老师给学生们的印象，就是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巴，然后在课堂上像孔老夫子似的一边摇头一边念书，但是对于学生是否有认真听、是否在听则是不管不问，对于学生来说，老师所说的话无疑是“催眠曲”，这样的教学方式已经与时代脱轨，它在当下的教学中已经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存在下去的必要，既然它已经成为一种不适用的教学方式，我们不得不将它取缔。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教师在授课时做到依据课堂目标，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学生难以理解的理论化的东西，运用于实践会让学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此外，可以运用现代高新技术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因为这样一个环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主积极的去学习，从而学生能够很快完成学习的目标。比如：在讲中国“人民民主”的时候，教师可以播放一些有关的视频、音像等，这样学生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视频上，在视频中，学生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知识，但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学生认真听课的源泉，求知欲会促使他们学到真正实用的东西。在讲到“依法行使民利”一章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社会上去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查，在实践中了解人们是否有依法行使权利、为什么要依法行使权利以及怎样依法行使权利，对学生来说，比在课堂上听着那乏味无聊的理论强得多，可谓是事倍功半。可见，情景教学是适合学生的合理的教学方式，学校以及教师要做到广泛的运用情景教学。

2 满足学生自我表现的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学会换位思考

一直以来，教师在教学中都扮演着指导与引领的作用，而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指路标，也是学生迷茫时的灯光，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整个课堂的掌控上，他主要做的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此外，所有课堂上的关于气氛的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等都需要教师的帮助。现在的中职生，大多年龄处于17，18岁，这个时候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表现心理，他们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优势给表现出来，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成功的喜悦，从而得到大家的赞赏与表扬，这将会是驱动他们前进的力量，是促使他们不断进步的源泉，也是让他们勇往直前的能量。因此，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可以选择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利于学生了解的章节让学生来进行备课、讲课以及评课，而这时的教师则是换为学生，他们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学生，比如学生难以理解的重点难点，在课后，教师可以对学生的课堂进行评价、补充以及完善，这样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记忆，让学生学透自己所准备的内容，但是在课上教师则安安心心的担任着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自己去组织想说的内容，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合理的把它说出来，当学生在准备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一切身边的资源去找寻答案，比如手机、电脑、图书馆等等，这也是学生学习的一个契机，在与老师互相的合作与互动中，学生对所学知识越来越有兴趣，逐渐的去探索、去发现、去挖掘，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并且教师能够发现并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真正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3 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努力建立起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亲其人，才能信其道，乐其道”，在教学中，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对于教师来说，教师要做到真正的想学生所想、求学生所求、好学生所好，在平时多多的与学生交流，在交流中，教师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也不是“威力无穷”的训话者，他是放下了教师身份的我们的朋友，也是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寻找帮助的对象，在这里，教师放下了所谓的“师道尊严”，有的只是平等的心态，以最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学生，与学生进行朋友之间的对话，当教师遇到不懂的问题时，也可以去问学生，这就是所谓的从师于生。其实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年龄上，还体现在理解能力上，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代沟，比如，现在的学生如果与老师说“GF”与“BF”，我相信大多数的老师都不会理解其实它们是“girl friend”与“boy friend”的简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还可以让学生了解做教师的辛苦，从而做到尊重教师，但是教师也应该谨记，尊重与宽容是相互的，比如，在某一节课堂上，你发现一名学生在桌子下面鼓捣着什么东西，没有认真听课，此时你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走到他面前劈头盖脑的给以一顿批评，不管不顾学生的面子，另外一种就是停止讲课，然后关注着那名学生，相信那名学生会最快的回以你视线，这时候他就会发现你的意图，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两种方法相比，显然后者更为可取，因为它在不耽误教学进程的基础上，避免了与学生的正面冲突，同时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真正的做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

4 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稳定学生学习的热情

《经济政治与社会》是一门较为理论化的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有很多知识需要硬背，但是由于学生学习方式的不同，这就导致出现了很大的成绩差距，这样的差距让考试考得不好的学生感到从所未有的压力。对于一些特别努力的学生，他们起早睡晚，最终的目的是学懂知识，但是由于记忆力不强、学习方式不对等等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会付之东流，记得以前高中班上有一个女生，学习特别用功，早上六点不到就起来背单词、读课文，晚上当所有人都睡了她还在做练习，她的目的是考上自己中意的大学，这样的努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最终她却没有考上大学，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不用功，而是学习方式不对劲导致她事倍功半，我也不能片面的说她失败，因为她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人因为其自身原因会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教师不能单单凭借一张考试试卷而评价学生学习的优劣，一张卷子评定一个学生的学习好坏这种不适当的考核办法必须得改革，因为很多学生在平时不用功，在考试的时候却想方设法通过考试，教师关注学生的卷面成绩，却忽视那些正在努力奋斗的学生，久而久之，努力学习的学生没有了学习的激情，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可见，一个合理的、适当、多样的评价制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因此，教师可以把评价方式改为卷面与平时表现的结合，例如：期末考试的成绩占评定的50%，平时的表现占50%，而平时的表现涉及出勤率、上课认真听讲的程度、课后作业的完成率以及社会实践等等，这样多样化的评价机制既关注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注重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课堂学习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5 结语

通过学习《政治经济与社会》，可以让中职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有关知识，有利于对学生进行马克思相关基本观点的教育，有利于提高所有中职生辩析社会现象以及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对中专生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提升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的效果，有利于学校以及教师借此机会寻找到真正适合学生的合理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真正学到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东西。总之，老师要运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创建高效、优质的课堂，让学生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是为学生负责、也是为国家负责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廖冬.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现状与对策思考[J].科技信息，2013（4）.

[2] 黄建棠.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教学的思考[J].华夏教师，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