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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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退市；通胀压力；缓解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87-01

1、通胀压力产生背景

1.1全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为促发点的全球各国政府积极救市活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经济拯救与刺激计划，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首先，在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2009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次，从欧洲各国来看，在2008年，德国政府拿出了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法国政府拿出了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英国政府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西班牙政府通过总额最高100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荷兰、葡萄牙、奥地利与意大利等国政府也分别宣布巨额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以上这些措施也都使得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逼近甚至超过其历史最高点在货币政策方面，欧美等普遍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1.2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为了防止经济过度快速下滑，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改变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调，实施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支持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此外，还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底开始大幅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连读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大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2、现状及相关对策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月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新高。CPI上涨较快，特别是食品价格，2010年前期大蒜，绿豆张角，后期蔬菜，农产品价格也明显上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既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对囤积居奇，商业炒作的处罚规定，有效处理物价上涨。11月物价数据也表明了一些新的趋势。我们看到，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0.1％升到11.7％，这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同时，非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6％升至1.9％。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稳定物价列为政策重点，在之后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2011年的通胀目标约为4％，比2010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在进入本轮通胀之后，市场普遍把此次通货膨胀定义为暂时性，结构性通胀，其中受天气，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作为通货膨胀现象中尤为突出的房价问题。近期数据显示，中等城市同比价格上涨的有68个，下降的只有2个的城市，其中，涨幅超过10％的城市达到10个。针对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务院推出稳定物价的“国16条”，重点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全国一些城市的粮油价格开始回落。针对房地产价格高涨，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国8条”，“国10条”对房价进行控制，通过“打压房价，增加经济适用房”双管齐下的政策来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3、总　结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运行正常，有序的市场机制运转时，这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当市场处于混乱，无法正常运行时，人为地参与调控一方面可以克制因市场机制破坏而带来的经济问题，然而，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不利于市场今后的正常运作。

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用于公共基础建设，鼓励家电下乡，支持农村创业投机，提供大量信贷等。货币方面，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实业投资。通过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问题。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冲击，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复苏，同时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然而，国家宏观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两面性。

积极的财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早与过迟都是国内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关键因素。积极地财政政策加大财政之出，导致政府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膨胀的潜在因素。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已处于回升的态势，世界经济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回升，积极地财政政策应该在2011年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货币回笼，抑制经济过热，是目前缓解通胀压力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第2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影响；应对政策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金融环境急剧恶化，投资者恐慌抛售股票，股价房价大幅度跌价，金融企业亏损、破产或处于破产边沿，大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降低，失业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当然也在这样一场力量强大的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和影响，我们将用IS-LM曲线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并且利用这一模型研究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哪些政策及其意义。

一、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和对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影响。而这次危机对我国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成一场恶劣的美国经济危机，而美国经济的恶化将直接导致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尤其对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并且出口量最大的地区就是欧元区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如果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出现下滑，国际需求大幅下降，将导致我国的出口量达达减少。而且，我国经济是出口拉动国内投资，出口的大幅度减少，将使我国国内投资步伐放缓。

1.金融危机导致我国投资减少

金融危机使美国货币供给量减少，美国以及其他我国主要出口过对于我国而言国外的进口需求大大减少，出口企业的投资边际效率减小，因而多数我国出口企业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边际投资效率的减少。我们知道，投资减少将引起产值减少和利率降低。

2.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储蓄增加

金融危机引起股票市场等投资领域大幅下跌，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此时由于投资收益较小，风险比较大，因此多数投资者会选择在这一阶段放弃投资，将资金储蓄起来。由于储蓄量的增大将导致产值减小，利率下降。

3.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量减少

由于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世界的股票市场急剧下跌，其他投资领域仍旧不容乐观。因而投资者趋向于需要更少的交易余额，预防余额和投机余额。因此货币需求量大大减少，由于货币需求量等于货币供给量的均衡条件，货币供给量大大减少。

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我国政府各部门针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扩张的财政政策。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改革步伐，从而改善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1.宽松的财政政策

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变为宽松，主要表现为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指出。降低税收表现在国务院决定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购房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同时，为拉动内需，改府扩大支出，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拉动内需十项措施和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包括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税收的降低和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将促进投资者增大投资和消费，从而使投资增加，储蓄减少，货币供给量增大。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应对通货膨胀的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表现有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以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央行连续多次次宣布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使人们趋向于减少银行存款增加贷款进行投资，从而投资增加，储蓄减少。

第3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所以逻辑就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先是拿武器的人，然后才是武器本身。枪口对着哪，哪里就是风险，哪里就是“政治”要过问的地方。不过也要细细体会其真正的含义，有的是提醒，有的是压制，有的就是要消灭。当然，枪也能作为正义的力量，扶植起一方势力。地产行业是最典型的，过去十年，“放松价格管制+吸引货币流入”的两发货币导弹扶植起了这一经济支柱，促成了连续繁荣。而现在，限贷、限购、营业税、物业税等等发发子弹打响，当局的意思很明显，你不能死，但也不能活的更好了。这就意味着，地产行业在趋势上，价格重新管制，货币吸引力下降，跑输M2基本确定无疑。

一个需要不断强调的是，除非我们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否则“讲政治”一定是我们要遵循的长周期历史逻辑。而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嵌套上货币的逻辑，才是有本之木。我之所以格外重视货币逻辑，一定要它与长周期的历史逻辑嵌套，就是因为“政治”是拿武器的人，货币是“政治”最善使用的武器，熟练的才是最常用的。而这熟练武器，也是在过去十多年磨练出来的（典型标志是中国人民银行确认中央银行的地位，似乎是94年？），替代成本太高。所以在中期来看，货币逻辑的可用性依然很强。

这“讲政治”+货币逻辑的嵌套，应该是中国所特有的。简单做个比较吧，大家如果读过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书《峭壁边缘》，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会有“讲政治”的逻辑，他们的武器库被议会把手的死死的，想领发子弹也要开会、辩论、投票。只有美联储受限制较小，所以现在只有它孤军奋战，貌似要拯救美国经济。如果大家读过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就会了解为啥是“讲政治”，为啥会有这样的威力。而货币这个武器，也是历史造就的。

第4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泡沫，流动性过剩，政策

 

1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过程回顾

1.1流动性过剩，资本集中涌入房地产市场

作者单位：[1]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二战后，以制造业为龙头的、外向型的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严重，日元升值预期迅速扩大。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广场饭店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流动性危机凸显。首先日元升值对外贸产生重大影响，出口受阻，使国内制造业资本大量涌

入房地产等非生产领域。其次，日元的不断升值以及国际上对日元的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剩成为房地产泡沫制造了条件。

1.2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房地产泡沫化进一步推波助澜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应付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连续五次调低官方贴现率，由1986年1月的5%调到1987年2月的2.5%。由于制造业的严重过剩流动性过剩，降低贴现率并没有达到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的效果，这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供大量的货币，在1987年5月政府出台了6兆日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日本经济重新步人了繁荣的轨道，但是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繁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的效果，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为房地产泡沫化推波助澜。

1.3 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

日本的商业银行在政府的双松政策推动下，执行宽松的信贷政策。由于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房地产市场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大量银行信贷进入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银行普遍认为只要有房地产作抵押再多的贷款都不会有风险。这为银行的巨额呆帐埋下了祸患。据统计，1992年3月房地产抵押贷款达到150万亿日元。1986年前后开始的地价和股价的上涨导致放款时借款人的抵押能力的增强和帐外资产的增加，从而促进了不动产抵押贷款筹集到资金的企业，将其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将来有可能升值的土地等。

1.4 中央银行突然收紧银根造成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持久的经济衰退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吹大，经济风险已经越来越大。这时房地产行业只要有一个环节受到冲击，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主动挑破了房地产泡沫。1989年5月31日日本政府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两年多的2.5%的超低官方贴现率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调高到了6%，同时日本央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人。此时社会对房地产业的资金投人急剧下滑。由于日本政府的紧缩性政策力度过大，再加上人们的预期改变，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所难免，货币的供应量急剧的减少，使得房产价格大幅下降，这就更加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资金迅速退出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业发展的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了泡沫的破灭，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的日本经济降到了低谷。

纵观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线发展的：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贸易大额顺差—日元升值—流动性过剩—扩张性政策—热钱投机地产—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长期衰退。

2．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日本的相似性

考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八十年代末的日本地产市场在宏观经济环境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资本由制造业向房地产业转移；持续的巨额的贸易和资本的双顺差、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银行对房地产业宽松的信贷政策等等。

2.1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大量资本由制造业向房地产业转移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流动性过剩，长期的经济繁荣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受阻，而国内需求不旺，制造业相对过剩现象已经很严重，而房地产市场却空前繁荣，投资回报率远高于制造业。刚刚公布2009年年报的67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中，净利润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7成左右；有14家业绩同比增幅超过100%，共有40家毛利率超30%，占比高达59.7%。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大量由制造业和其它产业流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房地产业，很多原本不涉足房地产领域的企业开始转向房地产市场。例如以纺织服装起家的雅戈尔，主营业务和主要利润增长点正在逐步转移。该公司刚刚的2009年年报显示，雅戈尔2009年实现净利润32.64亿元，其中纺织服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69亿元，净利润约4.45亿元，分别同比下降3.43%和8.52%；地产业务营业收入约51.95亿元，净利润约11.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9.88%和53.16%[1]。

2.2 贸易和资本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大，大量资本流入房地产行业

近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速度很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外汇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2]。贸易上的巨额顺差，再加上目前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预期，增加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一方面造成中国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为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行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人民币存在巨大的升值压力。与日本情况类似，人民币升值通过流动效应和财富效应作用于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

2.3 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

由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采取了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也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创造了条件[3]。例如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开发商纷纷采用急速扩张策略，大量从银行借钱，在已披露年报的69家公司中，截至去年年底，债务总额达到5100.62亿元，同比增长了34.34%，多数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超过了公认的55%的安全线。多数公司的负债比偏高，如果未来银行利息上调，房地产政策收紧得到执行，那些高负债的公司会面临较大的挑战[4]。

3 对策：如何避免重蹈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覆辙

我们应该从日本的教训中得到一此启示：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下，没有顶住其他西方国家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急剧升值，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剧了流动性过剩；而为了刺激经济，急剧降低贴现率，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流动性过剩加剧；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市场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把房地产泡沫迅速吹大。而日本政府为了消除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突然发力，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大幅提高光方贴现率，同时限制金融机构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房地产市场泡沫迅速破灭，不仅使房地产行业失去软着陆的机会，而且带来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吸取日本的教训，我们要通过多种手段，挤压房地产泡沫，引导房地产行业的健康成长。

3.1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流动性过剩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化的重要原因，要从多方面下手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消除流动性过剩的基础。促进贸易政策改革，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流动性过剩，优化出口结构，有效管理出口增长，坚决限制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低成本出口。通过适当抑制出口快速增长势头，减少因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流入导致基础货币被动增加。进一步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扩大我国的海外投资，推动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逐步改变贸易和资本 “双顺差”的状况。与此同时，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避免重蹈日本“广场饭店协议”的覆辙。其次，要用疏导的方式消化流动性过剩。政府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引导社会投资的流向，减少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流动性过剩[5]，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增加对居民合理消费的信贷支持，扩大内需。

3.2 规范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政策

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程度远没有日本那么高，同时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在货币政策上，尽量避免利用大幅度提高贴现率的方式，压缩房地产泡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中最猛烈的工具之一，并且具有强制性。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直接冻结银行一定数量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则影响货币乘数，产生多倍收缩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应该更多的利用利率工具和公开市场业务。针对房地产行业，逐步收紧银行信贷，限制大量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业。鉴于目前房地产业对银行资金的严重依赖，必须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加大银行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消费信贷的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房地产企业资本金制度,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土地购置和商品房开发数量必须同企业的资本金数量相联系；加强房地产市场金融监管，加大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监管力度，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贷款发放条件流动性过剩，严格房地产的准入门槛，严禁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

3.3 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

房地产投机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市场利益集团的人为炒作，炒房者和不法开发商通过内外合谋的方式，故意营造房源紧张的气氛，抬动房价上涨。第二种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房价要涨的预期心理，投机房产获取差价。对于第一种市场投机，主要应通过相应的市场监管，打击过度的投机炒作行为。对于第二种市场投机现象，难以仅靠简单的市场管制就能遏制住，必须辅之以配套的措施。根据市场需求来调节利率，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改进贷款和抵押政策，禁止和预防银行贷款进入投机市场；有效增加普通住房供给，并对市场舆论加以合理引导，告诉买房者真实信息，挤去市场泡沫,房价畸高的风险就会充分暴露。通过改变投机者预期调节其投机行为[6]。

总之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通过温和的宏观调控让房地产热和房价上涨幅度软着陆，要给出政策生效和市场消化的空间和时间。基本的观点是，综合利用多种宏观调控政策，使市场逐步地、缓慢地挤压泡沫。既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又要保障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2009年我国67家上市房地产企业年报，利润全线飘红，总计负债高达5100亿元，ccvic.com/shehui/guoneiyaowen/20100326/127058_3.shtml

[2]中国外汇储备[R].北京: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2009.

[3]汲凤翔,金桂芳,贾海,对当前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评析，中国商贸[J].经济评论,2010(2).

[4]张志铭,房地产企业融资分析,315fj.com/fjnews/news1_show_list.asp?id=314

[5]吕爽.流动性过剩分析，科技信息[J].经济评论,2002(6).

[6]高雷,殷树喜《,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研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 ofFinance&Law工作论文No.1

第5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当地时间7月21日，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第23届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在投票站出口民调中，7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放送协会（NHK）表示，他们认同首相的经济政策。因此，这一结果也可以被解读为日本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给予了肯定。

何谓“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目前，“安倍经济学”的头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在市场上显示出效果。而随着安倍在选举中获胜，结构性改革这第三支箭也将射出。

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出台的这些扩张性经济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转了日元连续6年的升势。特别是其所倡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发了韩国、中国等国的不满。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对日出口额会减少4.1%。同时，日本货币泛滥必会导致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致使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贬值又会变相压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造成挤压。

统计发现，从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首先，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难寻靶心

有分析认为，这项迄今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举放松货币为特点的政策能否让日经指数持续走高，还要看最终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安倍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认为，短期内，这“第三支箭”能够对日本的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达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赢得日经指数的长期增长，则还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经济政策予以扶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的宋均营博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第三支箭”的目的显然是想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是日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自2012年12月安倍当选日本首相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演讲，概述了范围广泛的法律修订计划，以作为央行刺激计划的补充。法律修订计划中包含的多层目标都会被写入“国家增长战略”中。

但直到今天，这项所谓的“国家增长战略”中的许多举措仍缺少细节。安倍政府承诺将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体的提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好奇。江瑞平预计，对人力资源的改革确实会在“国家增长战略”中占有很大地位，这符合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经济的目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利与弊

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引发韩国、中国等的不满。韩日企业在海外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局面，而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始与日本企业竞争，但出口产品重叠的领域仍不多。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和日本50大出口产品当中26个重叠。该协会进一步预测：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出口额会减少4.1%。受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汽车行业，据韩国汽车产业研究所近期的报告，在日元对韩元贬值10%的条件下，韩国汽车出口额将会缩减12%。然而，无论是G7还是G20都默许了日元的暴跌，因为他们大多不会受到日元贬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进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宽松。

纵观整个“安倍经济学”，江瑞平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最大的优势，它适应了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设想，也确实在日本国内外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现的剧烈波动，以及对国债发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后者则会致使日本国民储蓄无法转换为有效的社会投资。

宋均营也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是“安倍经济学”的一大亮点。但是，当今的日本社会十分复杂，整个社会中有许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会让“安倍经济学”负重前行。此外，这一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会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起到负面效应。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日本在亚洲市场处于孤立地位。

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

第6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今年全球金融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再调整”，包括三大结构调整：全球金融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与货币周期的结构调整。这些调整将为2014年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挑战。

2013年这一页翻过去了。走进2014年，全世界正以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姿态迎接新一年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

在经历全球危机重创后，主要发达国家正逐渐走出过去3年的低增长，步入缓慢复苏与增长的新阶段。新兴市场在保持危机后数年内相对稳健的表现后，过去半年却在“缩减QE（量化宽松）”的阴影下经历了一波动荡。

回顾整个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认为，全球经济复苏赢得了动力，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达到马力全开的状态——未来几年可能依然动力不足。IMF的最新报告预测2014年全球GDP将增长3.6%。这个数字虽相当漂亮，但仍低于约4%的潜在增长水平。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IMF副总裁朱民前不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全球金融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再调整”，包括三大结构调整：全球金融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与货币周期的结构调整。这些调整将为2014年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挑战。

全球货币政策“分道扬镳”

2014年全球经济政策最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美联储将从本月起开始将QE3每月的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减至750亿美元。但日本央行正在货币宽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欧洲央行仍然面临进一步宽松的政策压力，英国央行在短期内也不会开始收紧政策。

由于宏观数据见好，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即使美联储开始缩减QE，但“缩减”并非“收缩”，今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整体上仍将保持扩张性。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QE将持续至2014年三季度或四季度，加息则可能要至少到2015年。

尽管日本央行的“量化与质化宽松（QQE）”货币政策正帮助日本稳步走在摆脱通缩的道路上，但去年4月起执行的消费税可能会扼杀经济复苏的萌芽，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宽松规模。

在欧元区，随着通胀率下行至1%以下，欧洲央行仍有空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

新兴市场的货币政策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各不相同，政策差异性在2014年或将继续。更容易受到美联储缩减QE影响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曾有过信贷泡沫史、资本账户开放、高额经常账赤字和外债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等。

花旗在其最新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大可能出现转折性的变化，财政政策紧缩也不至于影响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经济或受美联储缩减QE的干扰，但重陷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货币政策不如2013年宽松，财政政策紧缩却会有所改善，结构性改革虽缓慢但仍有可能在全球的不同角落生根发芽。

因此，从宏观经济政策整体来看，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三大政策走向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结构性改革挑战

在增长回暖的同时，2014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将面临结构性改革的挑战，其中改革顺序和执行力是关键。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最艰巨的任务还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如今开始平稳，继续下滑的风险已较小。

朱民同时认为，新兴市场的财政空间正急剧减少，货币政策扩张得很厉害，经济结构面临挑战。所以，2014年新兴市场要继续稳住发展，必须应对结构性挑战。

他强调，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中国经济面临三重挑战，即如何在控制信用和房地产泡沫的同时避免金融紧缩和周期性经济失速。中国政府拥有别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央计划工具和机制，或可以从“金融过度”中实现有控制的退出，但仍存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剧烈调整的风险。

第7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分析会议关于宏观调控的主要精神,就不难发现,上述叙述其实包含一正一反、一明一暗两层涵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双松”政策是明确提出的正方,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通胀预期则是隐藏在暗处的反方。这一表述是当前经济环境的真实写照,政策制定者也是煞费苦心。一方面,全球经济的未来仍然晦暗不明,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难言坚实,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得不慎之又慎;另一方面,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供给非常宽松,下半年资产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09年11月份CPI同比、环比双双转正,近期部分消费品价格明显上涨,通胀幽灵若隐若现。

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权衡取舍是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规定动作,只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一选择变得更为艰难。这种艰难是刺激性政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刺激政策没有代价,那么危机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新近爆发的迪拜世界财富基金危机,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敲响了警钟。澳大利亚、挪威、印度等国相继加息,则是担忧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恶果。关于退出政策部署,2009年11月份召开的G20财金官员会议已有涉及。虽然IMF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谨慎应对,政策退出宜迟不宜早,但是各国经济情况差别较大,在这一问题上难免有分歧。

关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媒体和学界一直都很关注。如果把各种观点大而化之地归为两类――增长派和通胀派,那么中央的定调表明,增长派暂居上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个因素。第一,全球经济形势还很复杂,尤其是美联储近期没有加息意向,考虑到汇率升值等问题,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有颇多的掣肘;第二,退一步说,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入手,央行或许寄望于一种明松暗紧的政策操作,业界对此似乎已有体会。然而,我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看,货币政策退出宜早不宜迟,宜明不宜暗。

首先,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发行的多与少,是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这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弗里德曼的回答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格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表现,关于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一个命题是: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在长期高度相关,而在短期这种相关性不显著。我们利用频率选择滤波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率低频成分的当期相关系数高达0.98,这说明在长期货币增长的效应,最终几乎会全部传导到物价变动上。因此,如果不尽早采取有效措施,2009年的海量信贷和货币扩张一定会在将来造成严重通货膨胀。

其次,通货膨胀何时出现?如果算上2007～2008年相对温和的价格上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前四次分别在1980年、1985年、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观察通胀前后年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现,增长和通胀之间具有明显的替换关系。高增长总是伴随着高通胀,低增长总是伴随着低通胀。五次通货膨胀的最大共性特征在于,在通货膨胀到达高位之前,经济增长率已经率先到达高位。除了1980年而外,经济增长总是比通货膨胀提前1年到达高位。虽然每次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都有所不同,但是,每次都是实体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在前,最终才反映到通货膨胀上。既然如此,能不能等到经济增长超过潜在增长水平,出现明显的经济过热后再实施紧缩政策呢?有观点认为,由于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胀,而且在2010年下半年之前都不会出现通胀,所以现在没必要采取紧缩措施。

第三,货币政策时滞。根据前面提及的经验关系,增长要比通胀提前1年到达高位。如果这一关系在未来仍然有效,那么政府能否据此进行宏观调控。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首先,经济增长统计无论在频度上还是时效上都不如物价统计,经济增长数据的时滞至少在1个季度以上;其次,从增长数据得出经济是否过热的结论是有争议的,这会导致政府决策有一定的时滞;最后,政策发挥效力也会有一个时滞。所以,等到政府确认经济过热的事实后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都会错过最佳时机,往往不能阻止接踵而来的通货膨胀。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紧缩政策的出台时机往往过迟。

第四,管理通胀预期需要明确的政策信号。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非常关键,过早可能会导致复苏夭折,过迟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无法控制。通过判定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通胀就认为当下不用进行货币紧缩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早已经开始在“适度”二字上做出了文章。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在正回购操作力度明显加大的同时,还恢复发行了暂停7个月之久的一年期央票,并开始向部分银行发行具有强制性和针对性的定向央行票据。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没有改动“适度宽松”的提法,却也提到了管理通胀预期和政策的灵活性。因此,为了化解通胀风险,央行或许寄望于一种明松暗紧的政策操作。然而,我认为,暗紧不如明紧,因为明确的政策信号是打消通胀预期的最佳手段。新浪网近期关于通胀预期的一个调查显示,70%以上的网民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显然,明确的政策退出信号可以改善预期,达到化解通胀风险的目的。

第五,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会不会妨碍增长?从一般原理来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在目前形势下,至少有两个因素支持政策退出。其一,业界对央行的明松暗紧似乎已经有所察觉,加上近期通胀形势的明显变化,企业显得有些惴惴不安。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比较明显,货币紧缩像那只还没有掉下来的靴子,不断考验各经济主体的神经。也许只有等到那只靴子真正落下来之后,大家的预期才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退出不但不会妨碍增长,而且还会稳定预期、促进增长。其二,除了保增长以外,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调结构。调结构不能完全使用行政手段,而是要充分利用市场体系的功能。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成本低廉,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机制。政策退出可以改善这一状况,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和氛围。

综上所述,我认为,目前仍然存在央行渐进、有序收紧货币,既不损害经济增长,又可避免通货膨胀的政策通道。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宜早不宜迟,方式宜明不宜暗,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实至名归。

第8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德意志银行欧元区经济学家尼哥拉・霍恩(NicolausHeinen)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核心地位将为欧盟各成员国的不同撤出方式提供可能。

欧盟绸缪撤出刺激政策

记者：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和德国经济都增长了0.3％，这是否是经济回暖的迹象?经济回暖之后，欧盟的经济刺激措施应该怎样退出?

霍恩：在我看来，在经历了两个季度的衰退以后，尤其是在德国出口经历了巨大的下滑以后，这是希望的征兆。然而，经济危机今年内还很难停止，它会持续到2010年。现在，失业和产能过剩仍然是最严重的问题。

考虑到欧盟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实施财政刺激措施退出战略现在显得尤为重要。欧盟200g年公共赤字预计会达到CDP的6％，2010年预计是7.3％。赤字的总体原因是经济衰退，直接原因是低的税收，也有部分原因是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

2008年11月欧盟实施了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投放2000亿欧元的财政刺激。这相当于欧洲GDP的1.5％。就算把通胀也考虑在内 现在的经济复苏方案的数额也是二战以后马歇尔援助的3倍，

一旦经济回暖，我们就面临着怎样降低财政开支的问题。财政刺激措施是很难通过政治手段撤销的，但是不撤销会为欧洲国家未来的预算带来很大负担。法国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欧盟现在需要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撤出战略，这决定了欧盟国家需要协调地撤出财政支出计划，约束财政政策的支出。

撤出的内外动因

记者：那么财政刺激措施撤出可能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霍恩：一个动因是《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为了保持公共财政的持续性，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赤字原则――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

当然，在经济危机期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还有豁免原则――一旦整体经济年收缩达到0.75％以上，单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可以超过3％。但是，如果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结束以后仍然不能够达到赤字原则的要求，按《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个国家就会受到惩罚。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该国的存款会被转换成财政罚款。这些罚款会损害国家的GDP，损失额最高可以达到GDP的0.5％。但是，我们需要实施更实际、更有效的措施，因为财政罚款可能最多要7年才能真正生效，时间太长了。还有两种原因会促使欧洲国家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撤出战略。

第一，稳定与集中计划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向欧盟委员会解释自己的经济政策。而且经济政策必须由欧盟委员会审计并批准，如果没有批准，国家就必须更正他们的政策。因此，欧盟委员会就有了另外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影响成员国的财政政策。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也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欧元区的16个国家中，财政可持续性比较差的国家，比如葡萄牙，其债券的风险更大。物价越高，这些国家为公共债务支付的利率就越高。如果资本市场发现这些国家不降低赤字，利率会被再次提高。这对一些国家的国内财政政策有影响。

总之，现在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欧盟内部层面，《稳定与增长公约》，稳定与集中计划要求国家撤出多余的财政支出；二是外部层面，资本市场运作要求国家降低赤字。

欧盟委员会主导退出机制

记者：财政刺激措施是由成员国自己实施的，欧盟考虑撤出战略也必须由每个国家自己实施，那么，不同国家如何在欧盟的要求下撤出财政刺激?

霍恩：确实，我们有时间的问题。危机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面临着困难，所以共同建立经济复苏计划很容易。但是，撤出战略的实施就不同了，每个国家的撤出方式可能都不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这也还是可以解决的。欧盟委员会的核心地位为不同的撤出方式提供了可能。在稳定与集中计划里，欧盟委员会要单独评估每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可以促使成员国采取撤出战略。

此外，成员国还同意建立国家财政稳定计划。现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国，不久前，我们通过了一条法令，从2020年以后，德国每年的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0.35％。这可以成为欧洲国家的范例。

第9篇：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

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背后的“玄机”寓意深长。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而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又创下1.53万亿元又一个“天量”后,7月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升至5167亿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通胀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