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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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第2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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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倘若不是如此，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的减缓是由此前的4万亿刺激计划造成一事上基本达成共识的时候，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它们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
截至8月23日，在大部分地方版产业规划公布完毕后，经过简单的相加计算，各地政府将用大约7万亿元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里面包括：广东省177个项目，总计超过2万亿元；重庆市主要投入工业的大约1.5万亿元；贵州3万亿元的生态旅游计划；黑龙江、浙江、江苏、湖南也相继了类似的刺激计划。
这个计划将会涉及很大的资金。在房地产市场被整体压制的宏观背景下，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至于另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税收，则因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此前的减税措施而亦开始减少。
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能力，这些公布的投资计划看起来不太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财政规划。佐证便是很多表述并不严谨—没有提及具体的实施方式、项目细则、执行人以及资金来源。这里面稍微明确一点的是贵州政府，其称这3万亿元不是来自政府支出，而是民间的招商引资，但也未提及如何吸引资金。
这些计划看起来没有经过仔细地推敲，它们可能也只是目前市场上推出的众多安慰剂的一种—但愿只是安慰剂，否则则表明长久来看损伤中国经济的循环还将继续。
可以参考下中国经济的一种轨迹。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GDP开始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些以2和7结尾的年份，又会因为比拼政绩，而将GDP推到历史高位。在GDP上扬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CPI（价格指数）一直没有突破两位数—CPI上涨非常不好，但如果GDP和CPI不能一起涨的话，那么在经济学里这便是过剩经济的典型特征。
过剩经济意味着投资没有效率，靠投资拉动的GDP到了没有需求的领域。值得警惕的是，每当GDP超过两位数后，中国经济便会探底。也就是在含3或8的年份，则会看到经济到底是要“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争论。
今年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年份，同样逢2但GDP有可能低于8%—这是此前4万亿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如果可以正视这个数字，并不再在投资上着墨更多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则开始流露出一丝令人欣慰的迹象：终于可以不需要浪费产能，出现某种过剩以及泡沫了。但现在看来，可能人们根本扛不住。
投资在短期内能推动经济的想法是幼稚的，即便推高GDP的数字也会很快带来灾难。因为投资会扭曲市场信号，让精明的商人失去判断，最终市场上所有的资金被行政政策引导到市场不需要的地方，从而造成了浪费。
尽管没有更多细则，但这种投石问路流露出来的倾向还是令人害怕。讽刺的是，该计划并未提振早已弱不禁风的A股市场。消息发出当日，A股再回数月来的市场最低点。
关于市场的几件事
欧洲
西班牙政府曾传出风声说是将拍卖债券，后来则辟谣了。应该特别留意下8月30日前后的一系列数据的，比如欧洲经济景气指数以及德国的失业率等。欧洲最近看起来风平浪静，最大的讨论则是德国和法国是否需要再次联手向欧央行施压，给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花旗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可能高达80%。
美国
在金融领域，最近可没有什么比关于量化宽松第三轮的讨论更热烈的事了。起因是最近的一份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大部分人开始赞同如果数据不好，则可以再来一次量化宽松。而此前的会议纪要则是“遭遇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如果此时推出量化宽松3（QE3）只能说明美联储是在为了推出而推出。没有数据显示经济在走下坡，甚至房屋销售都好于预期（就是失业率又有所上升）。
伯南克一直很像格林斯潘，他从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不太可能如外界猜测的一样，为了支持奥巴马而推出这个政策。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做正确的决定，却从未想到上次危机的根源就是格林斯潘长久以来的低利率或负利率的宽松政策，要想扭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目前看来，任何对量化宽松第三轮的押注其实都是赌运气而已。
第4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央行决策是难以预测的，加息的市场传闻充其量只是猜测，来源于1月底公布的CPI和PPI数据。CPI和PPI相继转正并不等于通胀。在中国，CPI仅代表一篮子低端消费品的价格动态，但PPI的统计却真实反映企业利润的增长，所以PPI转正可理解为实体经济复苏的开端。货币政策有必要立刻从紧吗?不久前，中央高层都强调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虽有很大的独立性，但这种特立独行仅限于政策的微调，不会大到独自改变政策基调。我们有理由认为，近期关于加息的预测和猜想或许只是超前的紧缩预期，央行的加息政策最近不会发生，至少要给实体经济的复苏留出半年以上的宽松货币环境。
超前的紧缩预期给股市投下了阴影。股市的价值中枢是交易价值，集中表现为交易性资产的流动性溢价。流动性溢价高度依赖于货币的流动性，所以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极为敏感，其敏感性有时甚至高于对实体经济的依赖性。通俗地讲，实体经济是支点，货币流量是杠杆，现代金融通过不同级次的杠杆率创造着流动性溢价，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阿基米德定律。央行的政策性调控，首先要关注实体经济的趋势，其次要关注虚拟经济的财富，货币是贯通实体和虚拟两个经济循环的杠杆，就像汽车的传动器或变速箱一样，协调着车轮与车身的动态平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虚实之间相生相克，虚实平衡则相生，虚实失衡则相克，这是我们用中国道家文化解读的经济波动原理。现代经济学高度关注货币，货币政策是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经济手段，如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创新理论所云，货币政策是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导人逆周期工具。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货币政策本身也是引发经济波动的因素之一。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不会熨而会加剧经济震荡，成为新的经济波动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央行的频繁干预近期将会告一段落，在CPI数字超过3％之前不会贸然启动改变货币政策基调的紧急加息。
第5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文化产业；艺术产业；视觉艺术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050-02
一、视觉艺术概述及文化产业的前景
视觉艺术（Visual Art）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为人观看的直观艺术形象的造型艺术，传统的视觉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与产品、织物等设计。视觉造型采用手工或以手工为主、机器设备为辅的工艺手段。
20世纪初电影技术的诞生与20世纪中期电视媒体的出现，拓宽了视觉艺术的表现领域，视觉艺术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空间）和四维（时间、空间）。20世纪下半叶，数字软硬件不断发展更新，网络技术与设备应用得到普及，数码艺术与设计的飞速发展极大丰富视觉艺术的语汇，新的视觉艺术形态层出不穷：数字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数字游戏、数字影视、虚拟现实、数字出版物、网页程序界面、数字形象系统、数字广告、数字效果图、数码画、彩信……视觉艺术由传统形态上的实体化、静态化、单向化，开始逐渐向虚拟化、动态化、交互化方向转变。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文化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尽管各国依据不同的视角对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和文化产业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其作用得到国际间的普遍重视和认可。近年来，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化由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扩大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对一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此背景下，我国陆续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旨在将文化产业提升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文化和经济的全面振兴。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我国战略性产业，在未来经济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将“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 列为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从政策上界定了发展重心。视觉艺术的触角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参与到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等环节，视觉艺术产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要素。“十二五”规划将文化产业确定为战略先导型国家支柱产业后，全国各地都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设产业基地、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培养文化产业上市企业，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扶持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巨大，视觉艺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二、视觉艺术产业的定义及其发展
视觉艺术产业是以视知觉为主要满足对象，在唯美主义的意识支配下，使作品呈现表层上的、完全以娱乐视觉为目的继而产生心理和生理上满足以致产生商业行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产业。视觉艺术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艺术品、工艺美术、文化会展、创意设计、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业等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视觉艺术产业是融合了视觉艺术、数字技术、创意设计、工业生产和商品营销等的新型文化产业；也是信息化社会新型产业化道路的典型代表。视觉艺术产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其市场运作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生产、销售等环节必须有可操作性。
视觉艺术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特殊的商品，具有三重属性：一方面视觉艺术产品是以艺术手段创作出的视觉形式，无论视觉艺术产品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交互的，都具有视觉美学价值，能够带给人们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它必须遵循商品经济规则，以市场动态为导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再一方面，视觉艺术产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形象、生动的形式，承担着“提供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努力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诚信、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的重要任务。视觉艺术产品的设计生产需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导向指导。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视觉艺术产品得以大批量生产和复制，并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个人手持移动终端的普及与4G网络覆盖，中国手机用户与网民人数跃居世界首位；3D电视频道开通与3D电视机、3D摄像机等硬件设备投入市场，使人们选择更多地在家中欣赏影视节目；数字办公、电子商务、虚拟社交、沉浸式娱乐、碎片化阅读等体现了数字化工作、生活、学习、娱乐方式，视觉艺术产品的存在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消费成本越来越低廉、消费方式越来越便捷，视觉艺术产业消费主体呈全民性、大众化趋势，设计范畴涉及数字时代的每一个比特。视觉艺术的影响和作用无处不在。
与发展速度和广度不相吻合的是视觉艺术产业化整体停留在摸索阶段，配套管理滞后，视觉艺术产业企业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普遍存在总量偏少、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资金匮乏等问题；视觉艺术产业缺乏管理运营经验，项目往往缺乏前瞻性的策划与有效的营销，以及贯穿始终的良好管理与资本运作。造成一些项目因资金断链而夭折或销路不畅，造成“有行业无产业”的情况；视觉艺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产权交易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源浪费。视觉艺术产业在数字技术与手绘能力上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在脚本、情节设计与视觉形象等内容上缺乏原创，一些中小企业沦为为国外公司做“代工”，靠密集劳动赚取低廉的报酬。视觉艺术产业各行业专业人员匮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缺少管理、策划、创意、营销的高端专业人才。而每年艺术设计类高校的大量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供与求发展不平衡。
三、视觉艺术发展中存在问题之解决路径
视觉艺术的发展不仅仅事关经济生活，还需要从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予以重视。在现代社会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都离不开视觉艺术产业。健康良性的视觉艺术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力，其文化力甚至超过经济效益，对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影响力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文化产业的视域下，思考当前视觉艺术发展中存在问题，主要解决路径包括：
第一、建立产业集群，形成产业规模，完善产业运营的各个环节。提升视觉艺术产业的市场化程度，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战略，引进竞争机制，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产业基地、产业园，在修造建筑与设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贷款、产权交易、创业孵化等提供大力支持与有效指导，为优秀视觉艺术产品提供畅通的销售、传播渠道。统筹政府资金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帮助视觉艺术产业发展走出困境。
第二、培养行业人才。培训经营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改变依靠经验、盲目摸索的现象，提升视觉艺术产业化各个领域的管理水平。培养文化素养、专业业务和市场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引入艺术经纪人机制，以经纪人为中间机构构建文化市场和视觉艺术创作、生产的桥梁，整合设计、创意、生产、销售、推广等各个要素，实现视觉艺术产品的经济价值并提升视觉艺术的文化价值和其它附加价值。
第三、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创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文化产业的经营体制和经营组织。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文化创意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产业发展，发展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产业和品牌，鼓励视觉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髓和优越性。加大文化执法力度，取缔网络和手机等传播渠道上的文化垃圾，创建绿色清新的行业环境。
第四、以文化为本，创造高品质视觉艺术产品和品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而丰富绚烂的文化与艺术，为视觉艺术产品内容设计提供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视觉艺术产业的策划、设计人员应立足本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表现优势，以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为基础突破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具有时代精神与新鲜面貌的视觉艺术产品。
第五、产学研结合，将艺术设计类高校学生的暑期实践、毕业实习与视觉艺术企业的项目相结合， 教师与企业策划师、设计师、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完成项目设计，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无缝接轨，培养建设视觉艺术产业的创新人才，实现中国视觉艺术产业的腾飞。
四、结 语
第6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铁路通信数字调度系统应用
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下，铁路的发展在快速的进行，当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铁路通信技术也向着科技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中，应用数字调度系统，可以有效的将铁路通信系统简化，提高铁路通信的服务质量。为此本文针对铁路通信系统的施工建设，数字调度系统在其施工建设中的应用等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数字调度系统是如何在铁路通信中实现其现代化发展需求，为铁路通信系统服务的。
一、当前我国铁路通信系统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道路建设中铁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铁路是我国经济的命脉。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为了加强各个地区经济的来往，我们国家开始进行道路建设，在道路建设中，铁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带动经济的发展。
从铁路建设以来，经历了几次提速，每一次提速都是质的飞跃，加速了各地区的经济往来，提高了铁路的运行速度和运行的安全性。在铁路建设快速发展进行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也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等方向发展着，在铁路通信中通信技术是铁路运输安全性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铁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1]。铁路带动了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拉近了各地区人们的距离，不仅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在人们生活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铁路现在是人们出现中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铁路在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时间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当前铁路建设的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铁路通信是对铁路线上各地区进行联系的重要途径，在铁路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铁路运输的服务质量在不断的提高，铁路通信技术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下，铁路通信在未来会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克服，实现铁路通信的现代化发展，铁路通信的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语音、视频等信息交流。从国家制定的铁路发展政策中可以看出，在铁路建设中，铁路沿线的管道、电缆、光缆、房屋、电源、通信设备等，铁路建设和管理的相关单位都必须按照铁路建设专用通信和公用通信等需求，对铁路建设沿线上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并依照相关法律，实现这个资源、设备的共享。
近几年，在科学技术和铁路建设的共同努力下，铁路通信技术取得较大的进步和突破，铁路通信管理系统建成，列车的行运图片可以清楚的获得，铁路通信实现了综合自动化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建成了铁路通信数字化网络。
二、数字调度系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得到突显，铁路通信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等方向发展。如今形成的数字通信系统，实现了通信技术的安全、高速、可靠的运行和服务[2]。在数字化网路技术的发展下，铁路数字化系统得到优化，形成数字调度通信系统。
数字调度系统，其实就是在铁路通信系统和运输调度设备上，进行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完善，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以及设备，将铁路通信系统中原有的调度通信系统完善，使得原有的铁路通信系统，在员工的功能上之外，还有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相应功能，将铁路通信管理中的人力、物力等大大的缩减，降低铁路通信的成本，提高铁路建设和通信系统建设的经济效益。
数字调度系统的网络有四种类型，链状型、星状型、树状型以及综合型，在数字调度系统中，通信系统是主要的系统，调度系统为分系统，在数字调度系统中，连接通信系统和调度系统的部分是数字调动系统的网络管理系统。铁路通信系统中运用数字调度系统，可以及时的提供监控信息，帮助铁路值班人员和调度人员完成通话等相关的功能。
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中应用数字调度系统，可以将铁路通信系统中的通话质量和通话的可靠性大幅度的提升，同时还可以将铁路通信系统的功能扩展，完善通信系统的自我测试和智能报警，将铁路通信运行中的资源消耗大幅度的降低，降低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的成本。
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系统中的应用，将铁路运输中的风险降低，减少铁路通信系统运行的故障发生几率等等，数字调度系统，完善了铁路通信系统的各项功能，提高铁路通信系统的安全性，可以根据自身的运行状态进行自我检测和诊断。数字调度系统有非常多的接口，可以进行多样化的业务，并将通信系统的功能扩展，提高铁路通信系统的安全性[3]。
三、铁路通信施工中数字调度系统的应用
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中数字调度系统的应用主要分为4个部分：（1）构建通信调度电话。在铁路通信系统中应用数字调度系统，将铁路通信系统的功能完善和扩展。构建的通信电话系统，帮助列车车站的值班人员完成各种呼叫和通话。通信调度电话系统中，设置专用的调度操作平台，对铁路沿线上的各个分机进行通话和呼叫。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系统中的应用，将铁路沿线、车站等地方的值班室值班人员、调度人员等在铁路运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人员联系在一起，实现通信调度。数字通信施工为了四线通信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将铁路沿线上原有的接入系统的接口，作为数字调度系统的备用接入通道。（2）列车站场通信。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中站场通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将铁路通信系统中的调度电话以及铁路通信专用电话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列车站场用户联系在一起实现铁路通信的各种功能和业务。站场通信中包括了集中电话、货运电话、列车检查电话等等。（3）铁路沿线区间的通信。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中的应用，可以实现铁路沿线各区间的通信，数字调度通信系统具有区间转机的功能，铁路沿线上的区间可以通过电话拨号的方式，实现对铁路沿线上的车站值班室的呼叫，同时也可以对铁路通信系统中的建设的各种调度台进行呼叫[4]。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的应用，将铁路沿线每一个区间的电话回线安装在列车车站的上行和下行车站通信系统的逐渐接口上，利用铁路通信系统的主系统的交换功能，实现每一个区间的通信和调度，完成铁路沿线各区间的通信。（4）音频通信。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系统施工建设中的应用，将铁路通信系统的功能进行了扩充，为此可以将音频系统接入到铁路通信系统中，灵活的完成铁路沿线各个调度室、值班室之间的点到点通信和音频通话等。
四、小结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铁路运输安全性，铁路通信资料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进步，铁通通信系统晚上了数字化建设，实现了铁路通信的现代化建设。铁路通信和其他类型的通信系统不同，铁路通信系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不稳定、不可靠、不安全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铁路通信系统中结合了数字调度系统，将铁路通信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等提升，同时降低了铁路通信系统的施工建设成本，将铁路通信系统简化，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使用铁路通信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刘红梅.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施工中的应用及发展[J].科技信息. 2010（23）：480-480
[2]田学雷.数字调度系统在铁路通信施工中的应用及发展[J].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3（10）：33-33
第7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互联网、手机等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可实际上，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发展还带来诸多负面效应。
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布鲁姆圆桌会议”着手对数字技术给全球发展所造成的破坏进行系统性研究，反观其对全球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2016年初，这份名为《数字技术对全球发展的破坏》的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公布。与人们对机器智能将操控人类思想的担忧略有不同，报告从许多实际案例出发，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破坏力。 无法忽视的变革性力量
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显示，未来十年，全世界拥有手机、能接触互联网、已登记个人生物信息（指纹、声音等）、拥有个人银行账户的人数将攀升至2―3亿，数字技术将无处不在已成定局。
依靠能将全球互联互通以及使金钱、信息几乎毫无障碍地进行流转的特征，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科技的变革性力量，数字技术的影响力也必将深远而重大。
以移动电话为例，它的普及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日常生活。当位于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沙丁鱼渔民们在上世纪末拥有了手机后，他们仅通过一个电话就能决定去哪里可以把自己捞来的鱼卖到最好的价钱。再比如，随着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的出现，成为整个市场规则的“新缔造者”，他们取代了那些低效的实体化平台，让物品和资金的流转变得更加迅速和高效。
此外，在许多关于数字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中，其消除贫困的功能也始终被津津乐道。数字技术在防止世界上的贫困人口被边缘化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手机与互联网，贫困人口与其他地区人口的沟通交流增多，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让他们拥有了更多可以自谋生路的机会。
不过，研究报告也指出，从整体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数字技术对宏观经济最明显的影响仅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主要表现为在短期内促进和提高了生产率。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人们将数字技术的作用过分夸大了，还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能量”？实际上，我们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还有很多。例如：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经济将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当数字技术变得越来越具兼容性与拓展性时，我们将如何对其进行约束，等等。 数字技术的隐忧
人们常说“科技是把双刃剑”，实际上，数字技术也有其隐忧所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字鸿沟”的加深。“如今40%的世界人口由互联网相互连通，这是一种惊人的转变。尽管这些成就值得庆祝，但此时此刻也应注意不要造成一个新的底层阶级。由于近20%的世界人口没有读写能力，仅靠推广数字技术不可能缩小全球知识鸿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说。
2016年初，由迪帕克・米什拉和乌维・戴希曼及其团队撰写的报告《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也指出：快速数字化扩张带来的好处向全世界有财富、有技术和有影响的人群倾斜，这些人群在利用新技术方面占据有利地位。目前，仍有40亿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而数字技术却日新月异。这就意味着，全球知识鸿沟的加深速度将进一步提高。
二是，数字红利的消减。虽然自2005年以来全世界互联网用户人数已增加了两倍以上，可更高增长、更多就业和更好公共服务等预期数字红利，却没有如期而至，60%的世界人口仍被排除在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之外。
同时，尽管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和平台已经重塑了全球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但一个诡异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的中期展望都不尽理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昂的交易成本是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将通过时间、金钱以及其他不确定的方式，被强加在消费者身上和整个交易过程中，而数字技术对这些方面的缓解能力仍相当有限。
三是，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加剧。布鲁金斯的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中产阶级人数始终保持相对快速、稳定的增长，但职业技术人才断层缺失严重，这与西方经济体在千禧年之初所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使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合理。
《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这篇报告警告称，数字技术能改变我们的经济、社会和公共制度，但这些改变可能将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譬如，有相当实力投资数字技术的国家可能从中收获巨大红利，而其他还未能有相应实力的国家则会被落在后面，造就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压榨和掠夺。 风险规避与化解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多重影响，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双重”局面：我们既有责任和义务放大数字技术的优势，同时又要想方设法消除其负面影响。对此，报告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规避和化解风险――
政府与相关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数字技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唯一“法宝”。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技术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部分，应以其为依托实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业价值。发展中国家可以其为抓手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以促进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
第8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苏州工业园模式；深圳异地工业园；构想；举措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117－04
[作者简介]刘红燕，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企业管理。(广东 深圳 518055)
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苏州市同新加坡有关方面合作开发建设苏州l工业园区，开创了中新合作的新模式。
苏州工业园以不到苏州市4％的土地、人口和5％的工业用电量，创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6％的工业总产值、17％的固定资产投资、30％的注册外资、28％的实际利用外资、31％的进出口总额。苏州工业园不仅成为率先实现统筹发展的排头兵，也创新发展了一种工业园模式，为其他城市的工业园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苏州工业园成功经验分析
(一)准确规划
根据区域发展总体目标，中新(中国与新加坡)双方专家融合国际上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联合编制完成了具有前瞻性的区域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工业与各项城市功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300多项专业规划，精细的规划代替了85％的工作量。
(二)执行得力
树立了“规划大于市长”的理念，建立了“专家从严执法”的城市规划管理制度，摒弃随意性，增加透明度，保证了园区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执行中，严格维护总体结构，对土地进行集约管理；采用建筑信用证制度，建筑工程竣工后、使用前实行“扎口管理”，为数字规划的成功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科学建设
苏州工业园从一开始就将发展目标设定为：借鉴吸收新加坡开发、管理裕廊工业园的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苏州建设一个具有世界水准的、类似新加坡裕廊镇的现代化国际化工业园。不仅采用了合理的招商方式，而且在管理上全方位借鉴新加坡的模式，在管理思想了建立了先进的理念，建立了合理的组织架构――三个层次的管理框架：最高层是中新双方政府高层组成的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一般1－2年开一次会；第二层是由苏州市政府和新加坡裕廊工业区裕廊镇管理局组成的双边工作委员会，定期开会；第三层是由苏州工业园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和新加坡贸工部软件项目办公室组织的管理委员会，经常碰头开会，解决日常问题。
园区在建设中将新加坡的“经验”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行了有效结合，使各国工业园按照“企业制度”来运行，贯彻“亲商理念”，创造了一个有序的竞争环境，将企业的经营发展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四)配套措施完善
在园区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建立了工业园“公积金”制度；同时，为了解决人才问题，建立了苏州工业园职业技术学院，为园区培养了适销对路的人才；制定了很多吸引优秀人才的政策、措施；设立了人力资源交流中心等。
二、借鉴经验，发展深圳异地工业园
(一)构想提出的原因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探讨“总部经济”，很多城市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一个发展战略。总部经济是指某个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属于中心城市的一种区域经济。在区域经济范围内构建较为完备的总部经济产业链条，用总部经济战略思想来统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充分实现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互动发展，总部经济模式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
当前，深圳市政府提出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构想，应该说，建设公司总部区，发展总部经济，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微观层面即企业层面出现了3个新的趋势：一是中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了总部与生产基地分离的过程；二是中国农村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三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量形成和设立服务业企业并向城市聚集的时期。因此，在城区经济发展中注重公司总部区和总部经济的建设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
深圳市推进公司总部区和总部经济建设有利于增强深圳聚集总部的能力。发达国家总部经济布局呈现出企业总部从高级次城市向低级次城市转移以及从低级次城市向高级次城市转移的双重趋向，深圳建设公司总部区和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比较优势明显。一是独特的区位优势，有良好的港口和交易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20几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成为一个物流、金融、高新技术比较发达的、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二是深圳作为一个“特区”，有行政资源优势，基础设施的完善性、政策资源的可获得性、行政支持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便捷性都明显高于其他城区。三是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优势，深圳具有涵盖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的比较全面的经济结构，具有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在内的比较全面的社会事业结构。另外，深圳市已经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形成了总部经济的雏形，已经有了一个适合总部生长的大环境。
深圳由于地域面积的局限制约了深圳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总部经济的提出，为“脑体分离”的建设模式提供了可能。因此，深圳市政府应该利用深圳已经有的优势，强化吸引力，为发展总部经济创造环境，同时，为总部在腹地“躯干”的建设也提供条件。
(二)总的构想
通过对苏州工业园的调研以及对其发展的仔细研究，笔者认为，深圳可以借鉴苏州工业园的模式，结合深圳市发展总部经济的契机，实现区域合作、资源整合。经过课题组的研究，为了突破深圳可利用面积太少的现状，突破地域面积对深圳发展的制约，深圳市政府可借鉴苏州工业园模式，在异地建立深圳工业园。建议政府可以在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进行考察，然后选择若干区域，设置“深圳工业园”，完成以深圳市为中心总部，周边腹地工业园为“躯干”运行中心的建设模式，解决当前土地紧张以及国际化城市建设中产业升级的需要。
(三)构想提出的背景分析
深圳市由于毗邻香港，加上便利的交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很早就是一个外向度高的城市。经济全球化促使企业集群的发展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专业化分工日趋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在全球布局，而且又呈现出在优势地区区域积聚发展的态势。深圳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国家提出的改革开放的“特区政策”，另外，就是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承接了香港、新加坡等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带来经济发展的助力，珠三角的制造业集群才得以迅速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制造业大多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低，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专业镇在珠三角企业集群中比重较大，主要产业还是防止、服装、玩具、家具、五金等，产品仍然以仿制、组装和沿袭过去的圈子。那么，如何提升深圳市乃至珠三角整个国际竞争优势，把曾经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目前很多城市和区域面临的问题。
(四)该模式对双方的好处
1.对深圳的好处：
(1)满足深圳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圳市本身已经具备了产业升级的能力，通过建立工业园，配套相关政策，有助于低端制造业从深圳转移。
(2)为深圳吸引总部提供更好的条件，为深圳总部企业提供“配套”生产。因为在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建立异地工业园，在深圳的总部企业可以较便利地在工业园进行制造加工基地的布局。
(3)树立深圳政府形象，提升深圳的品牌。泛珠三角既有被誉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外向程度最高、目前也最发达的广东和国际大都市香港，又有较落后、外向程度较低的西部内陆省区云贵川，形成泛珠三角区域里差异极大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的东西两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泛珠三角的地区差异就是我国东西部差异的缩影，泛珠三角是缩小我国东西部差异的“实验田”，探索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模式，也是对我国东西协调发展模式的探索。如果深圳市政府能率先在建设深圳的同时，总结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可以再次承袭“深圳领先”的品牌效应。
另外，如果深圳市政府能够成功建立有深圳特色的先进的工业园，必然会形成示范效应，也有助于提升深圳品牌和形象，更有助于总部经济的建设和国际化城市的建设。
2.对东道主政府的好处
(1)一般来说，深圳选择的地区经济会比深圳落后，深圳到该地区投资建立工业园，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联动效应。
(2)目前珠三角也有很多工业园，但是普遍规模不是很大，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和苏州工业园创造的效益相比，尤其是目前珠三角的多数企业和产业还处于依靠比较优势而竞争优势薄弱的阶段，尤其是本地区科技体制与国内制造业的联系不够紧密，创新成果产业化率低，众多技术来自国外，影响了“珠三角”企业集群产业升级和在世界制造价值体系中的攀升。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工业园，也有助于当地的产业提升和珠三角制造业地位的提升。
(3)苏州工业园的模式是一种城镇化的工业园，因此在规划建设的同时都包含“城市规划”，这种模式对于迅速提升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众多城市都在提总部经济，各城市招商引资、吸引总部的竞争越演越烈，但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是追求双赢的格局，联合与共享、共生与共荣成为现代竞争的主流，深圳市政府应该利用好深港合作和泛珠三角合作的契机，把苏州工业园的模式借鉴过来，开创性地建立异地工业园，和总部经济和区域一体化形成联动效应。
(五)关于建立深圳异地工业园的具体举措
1.关于工业园目标的确立
深圳市政府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思路进行建设，同时，要考虑深圳未来的产业发展，要把工业园的总体规划和深圳未来的产业发展、深圳的总部经济放在一起通盘考虑，要合理确定工业园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要使建设的工业园在未来符合经济国际化、产业科技化、环境生态化、信息数字化、管理科学化、优化城镇空间与功能等特点，准确定位。
2.关于工业园规划
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建设，既得益于其“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先进理念。也得益于其规划的精确、动态管理。很多城市规划图纸很漂亮，真正建成却并不完全一样。但在苏州工业园区，由于数字规划的成功实施，实现了由图纸到地面的无缝对接，规划节约了85％的工作量，构筑了从规划到现实的美好蓝图。
深圳市在规划工业园时就要避免眼光短浅的规划，建议深圳市政府邀请全国乃至世界的设计规划大师，组成规划小组，在学习借鉴苏州工业园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合理选址，准确布局，争取高起点、高规划。在规划和建设中要运用“国际规划”的理念，要有整体意识。
3.关于选址
(1)一定要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深圳和该地区要有便利的交通网络，或者正在规划和建设相应的交通路线；同时，这些地区也应有一定的信息网络基础。便捷的交通和信息网络是实现未来总部“脑体分离”的基础。
(2)该地区应该有比较明显的相对于深圳的比较优势，例如，较便宜的土地资源、较便宜的人力资源，而且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市政建设基础以及和周边地区相连接的产业集群优势。
(3)该地区最好周边有大学，而且有一定的金融基础、物流基础。
(4)对于选址的面积建议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的、综合的、以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布局的产业链工业园，这类工业园深圳市政府要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发，园区发展的企业要以深圳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及目前广东地区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为基础，形成为这些产业配套生产或制造加工环节为主体的制造基地，满足未来总部对腹地“躯干”建设的需求，也便于以深圳的主干产业为中心招商引资总部项目，同时，为这些总部在周边布局提供方便。
另一种是100平方公里以下的面积相对小一点的专业化工业园，这类工业园可以和当地政府或深圳大企业或总部企业合作建立，这类专业化的工业园可以根据周边的产业集群情况，围绕深圳的支柱产业建立专业化的、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小型工业园，例如，“软件工业园”、“精细化工工业园”、“电子汽车配件工业园”等，同时，利用深圳“孵化器”的模式，把全国一流大学的力量引入工业园的研发和建设中。
通过这两种建工业园的模式可以有助于总部的建设，也可以解决深圳土地面积不足的制约，同时，也有利于引导深圳位于产业链终端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更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园发展，既帮助了这些企业降低成本，也促进了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对于选址的地点，建议政府应投入人力、物力考察，然后有步骤、有规划地发展建设。
4.关于组织架构
苏州工业园因为是两国政府的结晶，因此，在架构上层次多，建议深圳工业园可以采用两层架构，由市政府出面和当地政府沟通，双方设立协调委员会，以便解决在建设发展中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的各方面问题，同时出台一些有利于工业园发展的政策。
另外，应由深圳市政府牵头，联合深圳若干大企业，组建一个财团作为一个投资方，和当地政府或者对应机构的投资方组建一个工业园开发公司，深圳的投资方负责出资，而当地的投资方负责出地，深圳市政府的投资方要保证控股，然
后由双方组建的工业园开发公司一起负责工业园的招商引资以及建设。该开放公室可以下设两个机构，一个是建设部，专门负责规划的实施；另一个是物业管理部，专门负责物业的管理、园区企业的服务。
5.关于工业园产业空间布局
对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大型工业园，园区应该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制造业为主体，这些制造业应该满足深圳总部企业“外向配套”的需要，以生产中下游的产品为主，同时，要注重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对于小一些的专业工业园区，应该围绕深圳的产业特点建立专业的工业园，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新材料的发展为发展重点，争取引进中上游产品，通过软件园、研发园的建设，提升产业活力，逐步过渡到用高科技产业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
6.关于管理模式
苏州工业园坚持规划先行、建设超前，坚持“亲商”理念，是园区领先一般开发区的重要经验。因此深圳市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1)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理念投资建立深圳工业园开发公司，在职能的设置上要根据开发需要，而不是又建成一个“小政府”。
(2)要借鉴新加坡在立法、执法和廉政方面的经验，要在园区创造一个有序的竞争环境，凡进入园区的企业，都要按照企业制度来运作。
(3)借鉴苏州工业园做法，借鉴其城市规划管理经验，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应充分地借鉴新加坡在城市规划管理、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管理、土地和建筑开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路子。
(4)建立数字化管理和审批的园区。投资成立专门从事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的软件公司，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遥感等技术，开发一系列规划建设领域中先进、实用的信息系统。例如，土地房产基础信息系统、房地产登记系统、建设工程办案登记信息系统、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规划信息互联网系统、内外、一体化测绘系统、管线信息系统、规划成果管理系统等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共同构筑工业园区数字规划的信息平台。
(5)借鉴“亲商”管理理念，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社区服务、一站式服务、职业培训等方面，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和全新的运行体制机制。
当然政府同时要避免角色错位，以免给政府自身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造成不良的后果。若政府干预过多，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忽略大局、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压抑企业、市场、社会的活力。同时，会干扰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使得市场信息扭曲变形，社会经济各要素难以按市场规则正常配置和运作。因此，深圳在和泛珠三角的合作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搭好台，而企业才是唱戏的主角。
7.关于工业园人才培养
(1)建议市政府能和当地政府合作，利用好园区周边的大学，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在工业园区内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园区企业培养应用型的技能人才，满足园区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必要时可以实施“订单式”培养，根据园区产业来设置专业。
(2)由于深圳市已经成功利用内地名校的研究机构，在深圳建立了上千个“孵化器”，而且取得了产学研的丰硕成果。建议深圳市政府把这种模式嫁接到工业园的建设发展中，以内地高校为依托，通过一些政策、资金的支持，鼓励这些学校和企业到工业园区搞“孵化器”，为工业园的技术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研发基地来培养高新人才。
(3)通过建设院校珠三角网上就业专区以及系列线下服务，开辟珠三角地区毕业生就业市场，发展与所在地有关企业和人才、劳务管理部门的联系，收集用人信息，并核实用人单位信息，为企业的人才提供服务。
第9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
引言
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技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是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的阶段性统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ICT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拓展，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相继制定了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的规划，以期能够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
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及欧洲各国也在极力地通过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颁布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例如，丹麦在2010年颁布了《信息技术宏大规划》，旨在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高中学生注册、考勤检查、课程安排及考试等流程的效率。荷兰在2010年启动了《知识网年度计??（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以帮助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提高ICT能力，使数字资源更易查找和访问等。2016年3月，英国《教育部2015-2020战略规划：世界级教育与保健》，制定了未来五年的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其中提出要大力推进STEM课程的开设率，提升相关课程的质量。德国在2016年10月出台了《数字化教育战略2030》，以大力促进数字化技能培养及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充分发掘数字化在教育各领域的潜能，增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制定体现时代特色的法律框架，并推进相关组织的战略发展，以数字化推动德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如上页图1）。
教育信息化发展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20世纪末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加强了世界各地间的联系和交流，与此同时，国际分工日益明显，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欧洲各国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支撑，提供各种渠道，让每个人获得广泛的知识，并培养其就业的能力。欧盟于21世纪初期相继提出了数字化欧洲、i2010、欧洲2020战略等战略规划，有力推动了ICT在欧洲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支撑。
2.多元文化教育背景
欧盟现有28个成员国，各成员国在其法律制度、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2010年，《欧盟2020战略》成为欧盟下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同时，有关欧盟未来十年教育质量提升的《欧盟教育与培训合作2020战略框架》，提出了欧盟教育与培训系统要面向2020年的四大战略目标，即实现终身学习和流动学习、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与效益、促进公平教育和社会凝聚力、在各级教育和培训中提高创新能力。
欧盟教育信息化进程和政策分析
从信息社会的构想到ICT在教育领域中广泛且深入的应用，欧洲教育信息化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根据不同时期欧洲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关注点，笔者将欧洲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信息社会的初步构想、ICT初步应用、ICT深入应用。
1.信息社会的初步构想
（1）政策内容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互联网的诞生、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生产结构被打破。为了应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挑战，欧盟国际组织于1993年颁布了《成长、竞争与就业白皮书》，首次提出信息社会的构想，指出欧盟国家必须提供渠道，让每个人可以获得广泛的知识及培养就业的能力，鼓励人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从而促进信息社会的构建。1994年，欧盟了《欧洲迈向信息社会之路：行动计划》，加强了信息技术在远距离工作和教育、大学和研究中心信息网络的建设等方面的应用。
（2）政策分析
①强调信息技术在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白皮书指出信息技术在让人们获得广泛的知识及培养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如解读信息的能力、渊博的知识及创造力、判断和决策力以及评估的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指出，要培养就业能力及竞争力，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未来必备的技术，包括基本知识、技术知识和社会技能。
②强调职业训练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白皮书指出，欧盟国家必须将学校和企业结合，注重学生的职业训练。通过师徒制、鼓励服务业的新职业训练等将学校与企业相结合，通过设立再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务等开发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增加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机会。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其重点是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增强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并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就业的能力及竞争力。
2.ICT初步应用
（1）政策内容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进一步促进信息社会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分析了ICT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自身经济及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在1999年提出了《数字化欧洲：一个全民的信息社会》（简称“数字化欧洲”）的方案，其整体目标是加速欧洲向知识经济转变。“数字化欧洲”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即2000年启动的eEurope2002（2000―2002）行动计划和2002年启动的eEurope2005（2003―2005）行动计划。eEurope2002的目标是促进高速互联网的建设及其使用，其中包含架设廉价、快速、安全的互联网，向人和能力投资，促进互联网的应用三个方面。eEurope2005的目标是确保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宽带接入，开发更好的服务、内容和应用，以促进互联网在教育等领域中的全面使用。
（2）政策分析
①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欧盟在eEurope2002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必须要加强廉价、高速、安全的互联网建设，确保至2001年底，所有学校都能够接入因特网并能够使用多媒体资源及相应的服务，确保至2002年底，所有教师都能配备和熟练使用因特网和多媒体资源。eEurope2005行动计划强调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宽带接入和各教育机构的连网，指出至2005年底，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所有学校都要连接到因特网上，并能够实现网络上教学和教研，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机构也要连入网络。
②教师ICT能力培训。数字化欧洲方案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用数字技术培训教师”，具体采取的相关措施有：为学校、教师、学生配备互联网接口和多媒体辅助手段；培训教师使用数字技术，并对课堂上采用数字技术的教师给予奖励等。欧盟2000年启动的eTwinning是数字化欧洲方案中的一个重要行动计划。作为在线学习社区，eTwinning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欧洲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多功能的交流和协作平台。不同学校的教师充分利用eTwinning进行合作交流，分享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资源，开展科研项目及在线培训活动，有力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发展，从而也使eTwinning延伸为教师的专业学习网络平台，提升了教师的ICT应用技能，促进了学与教方式的革新。
③信息?Y源的开发利用。数字化欧洲方案中指出，应将“开发欧洲教育服务和软件”作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eEurope2002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制定了《欧盟开发公共部门信息框架》等专项规划。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计划将国家知识资源如图书馆资源数字化等。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其重点围绕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教师ICT能力培训、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展开，强调宽带网络的接入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这一阶段，欧洲ICT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数据显示（廖瑾，喻东，2010），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产业和应用对欧盟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5%，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达40%。
3.ICT深入应用
（1）政策内容
2005年，欧盟推出建设欧盟信息社会2006―2010年5年战略计划《i2010-建立充满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欧洲信息社会》（简称“i2010战略”）。该计划希望建立一个开放的、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并且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融合的推动力。“i2010战略”以ICT技术为核心，包含三大支柱，涉及到建设低价、安全的高速宽带，提供丰富多样的数字服务等方面内容，其框架如上页图2所示。
面对外部日益严重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长期结构性失业等系列问题（廖瑾，喻东，2010），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指引欧盟发展的《欧盟2020战略》（Europe 2020-Europe’s growth strategy）（EU Commission，2010），提出了欧盟未来10年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它包含七大旗舰计划，其中《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指出，“构建数字化统一市场、构建信息化领域统一标准、建立高速互联网、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大信息安全工作力度、加大对信息化的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应用信息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源和能源，从而达到应对危机、促进增长的目的。
（2）政策分析
①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持续更新。《数字化欧洲：一个全民的信息社会》方案的实施，即通过架设廉价、快速、安全的互联网，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欧盟“i2010战略”明确指出要“建立单一的欧洲信息空间”，关注宽带网络速度、内容资源、互操作性、安全性四个方面的内容。《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也明确指出“加强欧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覆盖整个欧洲的高速信息网络”。
②教育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2010年，《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指出，推进信息化领域统一标准的制定，统一信息通信协议，实现成员国内的互联互通，提高数字信息的可用性。因而，在2011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标准规则》提案，要求加大信息化标准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并在2011年12月，通过一项关于建立欧洲各相关方信息技术标准平台的决定，要求各成员国、企业界等认真执行有关信息化标准的政策，推动信息化标准工作的开展。
③加大信息化宣传力度和提高信息安全。欧盟把提高公众信息化素养、增强公众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作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建立了信息化素养指标体系和在线教育平台。另外，为了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加大信息安全工作力度，欧盟制定实施了信息安全宏观政策，加强对网络数据和隐私的保护，加强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打击网络犯罪，加强宣传工作等计划，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2013年，欧盟公布《网络安全战略》，确保数字经济安全发展。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i2010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一脉相承（廖瑾，喻东，2010），认为信息技术是欧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关注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尤其是高速互联网络的建设，强调了推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及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欧盟教育信息化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或在相关文件中对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不断地努力，我国教育信息基础设施也初具规模，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重要进展，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培训也有持续推进。
纵观欧盟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及其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其对我国的启示如下。
1.持续更新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保障教育信息化顺利推进
从宽带网络的接入、高速互联网的建设及信息安全保障到ICT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欧盟充分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整个教育信息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信息化政策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持续更新，从而有力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2.制定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标准，推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
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标准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指标”项目，通过定量的方法对欧盟各个国家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情况进行了比较，确立了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指标（卢双奇，赵建华，2013）。另外，《欧洲标准规则》提案的通过及“信息技术标准平台”建立的决定有力推动了欧盟教育信息化标准工作的开展。
3.建立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确保教育信息化政策持续推动
欧盟在“信息社会的初步构想”阶段，注重增强公众的信息技术应用意识和渠道，并在之后大力推进了ICT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数字化欧洲：一个全民的信息社会》方案，明确了宽带网络的建设、师生ICT素养和能力的培养、内容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等目标。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逐步发展，欧盟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侧重点转向了教育信息化标准的制定、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信息安全等方面。由此，可以得出：在不同教育信息化阶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能够确保教育信息化政策对教育信息化发展起到持续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