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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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既是战争与革命条件下，探索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客观必然性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坚持与发展世界历史思想，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内在逻辑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然而，多年来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却为学界所忽视，偶有提及，亦未展开；[1]同时，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认识也主要是强调其阶级性，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国家的主权性，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往往局限于从国家层次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但实际上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国家仅仅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国家的本质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对人类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载体的国家，同时也要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人类系统整体的高度进一步考察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关系，即立足国家的子系统性和主权性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全面深入地认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3]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与层次性

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联系与区别，它深刻地表明，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与层次性。

1.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是文明发展的纵向层次演进，表现为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空间上，则是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表现为突破国家和地区层次的人类系统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两方面相互促进、内在统一。

正是由于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时空性，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融合发展必然成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倘若仅仅局限于从国家层面探讨文明的纵向层次演进，则势必否认文明的发展还存在横向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忽视国家关系的主权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从而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将区域性的国家现象完全等同于人类系统本身，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统一性表明，国家与国家关系是区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国家关系的产生，也就必然形成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属于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形成二者存在必然性，缺一不可。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不断提升，人类系统的整体性逐步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日益增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也就会愈益制约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时间延伸与空间拓展的对立统一性，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要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避免单纯从国家层次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上考察人类社会系统的局限，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毋庸置疑，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基础是具有主权性的国家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非仅仅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实质的阶级性。我们应认同并坚持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演变上。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否认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趋势，不可能全面认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也难以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诉求，不能科学解读传统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思想何以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观，也就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可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2.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源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但这种共存却是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中的共存，不应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在抽象的意义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他们相互间的作用产生人类社会或社会基本矛盾。但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现实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结构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民族国家中。人类社会系统是以区域性国家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发展完整独立的载体。因此，人类社会系统的现实结构实质上是国家及其关系。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属于人类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国家与国家关系属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不能将国家等同于人类。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分别属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或社会基本矛盾，也要同时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或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深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共存揭示出二者相互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提供了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逻辑基础，即应当立足于国内层次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根据国家关系探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从不同层次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问题，要求我们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正视国家的客观性，肯定国家的主权性，明确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别与联系，科学认识构成国家实质的社会基本矛盾与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国家关系二者间的对立统一，突出国家关系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揭示出国家层次内部阶级性的实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则体现着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以及国家关系的主权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主权性而非阶级性。阶级性与主权性反映着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阶级性与主权性二者性质不同，体现出人类系统不同层次的客观矛盾，但都是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重视人类系统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强调外部社会条件和主权性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着力点。

二、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

由于国家及其关系处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一种层次性并存，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因而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与主权性。科学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的区别与联系是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着力点。

1.主权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人类系统发展的区域性与不平衡性决定其自身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也产生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并存。因此，国家是文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不仅是阶级分化的必然，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国家的主权性由此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根本特征。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国家而非阶级。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主体作用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愈益突出。资本赋予近代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新的活力。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倾力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阶级统治的稳定，资本便开始向国外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进一步导致劳资对立的外化并扩大为国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从历史进程看，英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后果首先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便出现了19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大动荡。中国和印度殖民市场的打开使资本主义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波及到亚洲。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在20世纪下半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纷纷解体，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转变为南北对立，并产生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历史现象。[4]社会主义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方式途径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基础。但不言而喻，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而民族国家不过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及其相互竞争条件下所产生的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表明，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阶级性不可替代主权性。国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也深刻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实质，因而，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对人类系统发展的推动作用。

2.阶级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重要表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阶级性曾经被过于强调，但也不能矫枉过正，正如阶级性不是绝对的一样，对主权性也不能简单化理解。肯定并强调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并不否认其阶级性的客观存在，为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国家既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的必然。阶级性的消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而且阶级性的消亡与国家的消亡无疑是内在联系的。国家的主权性和公共性是具有阶级性的主权性和公共性，在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深化认识中，虽然我们强调主权性相对比较突出，但应立足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坚持主权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当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在经济调节中作用的加强，为本国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二战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辅助手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重视本国教育、传播、出版、音像制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本身不仅为其创造高额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些产品的传播，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正在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的全球大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主力军，以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为主要调节机构，以追求全球超额垄断利润为目标，向全球渗透和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由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现代的行业、企业内部的工序、工艺流程的分工――水平型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各个国家都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有关研究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5]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经济全球化由它们所掌控，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为它们所制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以自身利益为准绳制定规则，竭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由此可见，阶级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我们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阶级性的认识应有清醒的态度。

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性与整体性

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辩证性与历史性，一方面，任何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或国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着人类智慧的创造，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因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决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竞争与双向互动的。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人类系统整体演变的产物，既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又呈现出借鉴创新与彼此融合的趋势。

1.双向性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不同区域的文明都是具体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任何文明都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文明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历史的文明。不言而喻，先进社会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不应将先进社会形态的主导作用绝对化。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实质是处于同一或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不应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所谓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单向作用。不仅存在相对先进文明形态对落后文明形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落后的文明形态对相对先进文明形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大帝国衰亡，后来者居上，不胜枚举。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国家间的双向互动，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也充分肯定社会形态跳跃发展的客观性。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6]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有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有从奴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也有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等多种不同方式。

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性。通常所说的阶级性主要反映着国家层次的政治本质，它产生于社会分工。从人类系统看，区域性的国家是人的政治化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性的根本特点即是所谓的主权。因而，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互动是以主权为根本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必然具有竞争性以及借鉴性，体现出人类社会系统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揭示出文明“先进”与“落后”的相对性。正是人类系统整体中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竞争，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提供了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竞争并不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形态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竞争与合作是辩证统一的。曾经一味强调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极端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的霸权模式，乃是基于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新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争乃是时代演进的客观要求。

2.整体性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融合性。社会基本矛盾体现着社会形态纵向层次更替的内在逻辑，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揭示出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根源。人类系统的发展体现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相互促进与内在统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整合性。尽管人类文明是通过区域性的存在发展起来的，但文明本质的共享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决定着人类系统具有一种内在的整合能力。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段进程，促进社会基本矛盾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也深刻揭示出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第2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逻辑结构；唯物辩证法；具体与抽象

一、《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1、《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时，首先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其他的命题和范畴，才能理解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因而马克思根据研究对象将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共同引起价值形式的变化——产生货币，而货币在一定形式下转化为资本，因而商品和货币，都是潜在的资本。马克思对事物及人类历史的研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层层剖析逐渐推出的，只有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才能进一步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体的各个范畴和运作机理。

2、《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共三卷，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三部分构成，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为中心范畴和逻辑主线，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资本论》共分为四卷，内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撰写、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它的理论逻辑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范畴有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的统一，是一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表现使用价值之间想交换的量的比例。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交换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产产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二者间的矛盾，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决定的。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劳动产品要转变为商品，而商品要交换，在商品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货币。因此，可以看出，交换过程非常重要，通过交换，商品才会成为真正的商品，才会产生货幣。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范畴的逻辑终点，同时也是货币范畴的逻辑起点。

伴随交换过程的发展，货币的职能也在发展，货币职能的演变发展也预示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条件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流通过程中会使简单的商品流通变成资本流通，资本流通会产生剩余价值即增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在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这几个基本的经济范畴在各个发展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些逻辑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并非是主观安排的，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掌握客观具体的思维过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对所掌握的丰富材料通过科学的抽象，使研究对象在逻辑和历史上达到统一，来探寻内部的规律。《资本论》一书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们不能将其中的一种或者某几种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因为研究要在对经济主体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并且必须采用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别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辩证法是把自然界与社会看作一个变化的有机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联系中变化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与客体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马克思将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观念的东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罢了。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运用矛盾规律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处的状态和关系，并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例如对商品的考察就体现了矛盾的方法，当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产品是被有意识的生产出来的。而且劳动产品通过交换成为商品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就出现了，商品的这对矛盾就发生了。

《资本论》中还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量变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达到质变。这一规律的运用成功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为新的社会制度做准备的过程。

联系的方法也被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的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运用思维的抽象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抽象法主要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才能把本质和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但是，首先我们应该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加以区分，研究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详细的占有材料开始，从错综复杂的现象入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系列范畴和概念，科学的认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经济问题的探究，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石的，而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叙述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研究的终点，就是理论的起点。《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先分析简单的抽象的范畴，逐渐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分析。

（2）邏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要顺着经济关系和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研究，从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和范畴逐步过渡发展到较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历史的方法是指按照历史的实际演变过程来进行研究写作。这两种方法虽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方法，也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端也是思想进程的发端，思想进程的展开式历史过程在理论范畴和概念的演绎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学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资本论》借助于数学的方法，使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表达准确并且定量化。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资本论》中滥用过或者炫耀过自己的数学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确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资本论》中系统的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系统方法中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和总体优化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都有体现。此外，观察法、统计方法等都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第3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第4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双重性质

《资本论》是学说特别是经济学说的宏篇巨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对经济学说继承丰富和发展的集中体现。经典经济学家在全球化的历史嬗变中构筑的伟大学说,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启迪,而且为后来的全球化研究者和实践者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财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也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对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因此,以的全球化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进行深入思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变动规律的研究,即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是有顺序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按照这一方法论及逻辑的要求,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研究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一致的,体现出的基本思路是:资本的扩张性是全球化的根源,对外贸易是全球化的起点,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全球化提供了载体。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从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实际上私人垄断资本在19世纪下半叶又得到较大较新发展。恩格斯于1880年进而讲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出现这样的新形式,即“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之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1]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2]

列宁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等垄断资本新形式的新发展,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战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不断加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态,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尤其是与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经济全球化以多元的行为主体来构成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经济全球化是依靠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来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等。具体表现为贸易全球化、产品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联盟或协调组织的发展等。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运动作为“结果”一旦形成,就反转过来而成为“原因”,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普遍地起着作用。伴随着这一进程,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就是战败国日本、前联邦德国也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概括地说主要是:从社会生产力层面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有很大发展。从生产关系层面看,当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以缓解。从阶级状况层面看,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以及劳资关系都出现了新变化,劳资矛盾在继续深化中趋向总体缓和,社会在多重危机的挑战中呈现出全局性相对稳定。从上层建筑层面看,当达资本主义已是趋向成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多党议会民主制相当稳定,一般能按法律规定遵守“游戏规则”,定期通过选举平稳地轮流执政。从社会管理层面看,当代资产阶级提出了较完整的“社会安全”,“社会机制”理论,普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社会机制”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要平衡地发展,既需要“动力机制”,也需要“平衡机制”,二者的有机统一有效地维系了资本主义地稳定运作。从国际层面看,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动服务,拓展了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经历了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进入一个以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和各种联系合作普遍发展为标志的“相对稳定发展状态”,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态。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随着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和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开放,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资本活动不曾渗透到。”[3]

试想当年列宁如果固守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去分析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就无法发展理论,今天的资本主义和列宁时代相比更是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甚至“某种质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态,突出表现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不仅从垄断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垄断性、垂死性和腐朽性,而且还具有相当强的修复力、生命力、竞争力和调节力。因此从时展的高度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特别是从《资本论》到《帝国主义论》贯穿着的关于全球化的起源、本质、过程、特征以及发展前景的思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的一致性即全球化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阶段同步发展等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要求当代的者不能囿于旧说,而要解放思想,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不能以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为限,而应当包括资本主义经历的各个阶段,尤其是马克思、列宁逝世以后的那些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不断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并科学地把经济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与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组织”这一提法,也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加以研究。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在理论界是很有权威的。列宁根据20世纪初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新特点指出:金融资本的形成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还是最新阶段?即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也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理论家都在探寻答案的问题。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对此作详细的论证。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在此之后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因此,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的估计可以说是许多革命家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曾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列宁的著作是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的。

研究中有的学者考证,[4]在列宁生前1917年出版的此书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版本有列宁写于1917年4月26日的序言。直到列宁逝世10年以后,本书才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出版。不知道1917年的版本出于何种考虑不用“最高阶段”而用“最新阶段”的提法。在俄文第1、2、3版的《列宁全集》中书名用的也是“最新阶段”。从提法本身看,“最高阶段”是到了顶的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有新的阶段出现,而“最新阶段”则意味上不封顶,此后还可能有更新的阶段出现。1935年的版本大概是根据1916年的手稿标题改回去的,但是这种改动是否注意到列宁1917年改书名的考虑?这是列宁思想史研究中有待查明的问题,同时也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依然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目前看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和界说,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有如下观点:一是“发达资本主义论”,这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视角的;二是“成熟的资本主义论”,这是从资产阶级的管理经验、能力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考察的角度;三是“国家资本主义论”,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的角度作出的概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四是晚期资本主义论,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某些质的变化的角度;五是“社会资本主义论”,它着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种种迹象加以分析;六是“人民资本主义论”、“福利国家论”、“可调节的资本主义论”、“法人资本主义论”等。还有“经济成长阶段论”、“后工业社会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后资本主义论”、“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论”等,以纯技术的观点看待当代资本主义。[5]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种观点中又由于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

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各自不同的重要参考价值,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特征和运行规律。如果从本质上、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且动态变化中,来进一步考察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的话。我们认为,从发展趋势上看,当代资本主义正逐渐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那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能否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的问题呢?对此,有人认为:“金融资本”这个概念在列宁那个时代就已使用,现在仍然使用原概念,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来表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不足以表达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变化。

西方左翼学者对这个问题也高度关注,他们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如信息革命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等。最近,他们强调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在当代的新变化。在2001年巴黎国际大会上,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认为,“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就是说,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首先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经济变化而出现的。我们认为,如果进一步从政治和国际综合治理的角度看,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在于把金融运行机制融入国际机构、国家调控之中。毫无疑问,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也资本化了,更何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不能离开上层建筑,同时也应该看到,划分不同性质生产方式的基本依据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划分一定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也应以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引起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的“部分质变”为依据。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正是首先从全球资本生产关系重大变化的经济学分析出发,即以经济为基础,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集中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的综合性范畴,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时代的重大特征,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明显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大的质的变化。进一步的分析将会使我们在比较中更深刻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

全球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和丰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特征是,商品、服务、技术及资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强。正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金融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全球化一旦形成,必然有其自身运动规律和丰富的内容。当代经济全球化正是以金融为主要手段,而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正是金融资本,它决定资本的流向、流动量及企业的利润率,甚至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决定力量。它不受任何权力控制,也没有边界。从金融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是西方国家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融资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等的发展。即20世纪7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结果没有导致革命,而是伴随着集中表现为金融全球化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使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新阶段,也就是说真正打破国家垄断时代的是1978年以来美英两国率先实施了金融自由化和放宽了金融市场管制政策,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从此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从而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金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垄断正是通过金融垄断实现的。

战后金融资本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形成金融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为金融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其次是金融自由化促使金融资本发生新的国际化变化。再次是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除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有利于金融资本发展的政策外,还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以一系列客观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变化和本质内容,揭示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演进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运行轨迹。当然,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发展趋势,其实现尚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价值、规范和利益趋向统一的过程,在全球化中,各个利益不同、法律不同、关税不同的地区,逐渐形成共同的利益,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关税。这种统一,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统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世界市场会转化为一种与个人、国家相对的异己力量,意即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的经济融为一体,每个个人乃至每个国家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的控制,这种控制力量凌驾于个人和国家之上,通过经济关系来统治全世界,它有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一些地区乃至全球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认识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呢?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形态怎样呢?

当代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已不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像经济全球化一样,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也具有双重性质定位,产生双重效应。让·克洛特·德罗奈认为,当代全球金融垄断资本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食利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殖形式却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成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二元结构。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而成为资本价值的最主要形式。由于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当代金融资本并非置身于生产变革过程之外,它是发展信息和服务业的载体,甚至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国际剥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剥削过程趋向世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破坏作用。

尽管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全球金融垄断的跨国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了更先进、更高效的生产力,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使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进程。但由于现实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因此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以复杂且多变的形式表现出来。列宁当年提出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三大矛盾,在当代以“核心国家之间、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核心国家内部的矛盾”三重关系重新展现出来,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球化进程把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扩展到世界范围,即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使一些国家和一部分人走向贫穷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和分工,实行最低成本战略,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纷纷流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失业成为这些国家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缺乏资金和技术使其面临着越来越严酷的剥削和掠夺。

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节,金融投机抑制经济正常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对金融管制的解除,股票、债券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也得到很大发展。以美国为例,1994—1999年全部公司平均利润年增长率约为8.9%,而股市的价格却以23.6%的速度增长。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也成为了现金流动器,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因而不时受到难以预测的股市投机风暴的威胁。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的金融交易量大约是商品(服务)交易量的25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质经济的运动(实质交易和投资)有关(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经济全球化——进步的因素》,载〔墨西哥〕《至上报》,1998-5-31)。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动属于没有实物经济基础的投机行为。它们不仅无助于反而有悖于实质交易和投资的运动,并往往成为实质经济的不稳定和破坏性因素。

生产无政府状态扩展到全球市场,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日趋临近。全球化在把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和带来较高效益的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造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世界性。巴西著名的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无政府状态。”[6]正如费利克斯·罗哈汀所认为的:“目前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正在引起人们对系统性崩溃的关注。即一家公司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全球其他公司的倒闭。许多金融市场可能不是全球性的,但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相互联通的关系。1984年,伊利诺斯州大陆银行(TheContinentalBankofIllinois)的倒闭是因为日本的基金管理人员在处理一份日本新闻报告时错误地翻译了美国一份有关大陆银行遭遇困境的新闻报告(“rumor"一词被翻译为“disclosure")从而让人们错误地理解为这家银行已经无力偿还债务,并已抽调出这家银行在欧洲的储备。这位日本基金管理人员一个错误的翻译就可以导致美国第十七大银行的倒闭,看来,有些小事确实可以改变世界。而美国政府公开批评德国保持过高的利率导致了1987年10月美国股价的崩溃。”[7]因为当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跨国垄断阶段以后,随着国家管制的解除将产生双重效应,它既为资本的全球逐利活动铺平了道路,也为更大的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了种子。特别是随着跨国兼并与收购事件的增多、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即哪个政府来管理、规范和协调其全球商业运作?谁来调控全球市场上生产和需求的平衡?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和整个全球市场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日益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必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否则,全球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及各种结构性危机将不可避免。

全球化使人类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带来生态灾难。随着跨国公司实力的急剧膨胀,在涉及到环保、税收、医疗保健等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竭尽全力左右各国政府的政策。政府若屈从于垄断资本的势力,丧失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人类的未来则不容乐观。目前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一矛盾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已不再仅仅是学者在书斋里作出的推论,而是在日益广泛、深刻的层面上成为广大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客观现实,这既是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当代表现,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资本垄断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其基本矛盾将日趋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昭示着一个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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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琮,季正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1997,(2):14-20

第5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一般均衡；价值规律；自由竟争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经济学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论，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瓦尔拉斯体系和阿罗—德布鲁模型。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瓦尔拉斯之前，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学中，均衡的严格意义是指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说明卖者的销售行为和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实现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就说明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卖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1)。马克思十分重视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总劳动量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量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需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社会总劳动量按不同产品的社会需要量进行了正确的分配，那么，各种产品的社会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就都相等，人们对所有产品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就是严格一致的。因此，社会总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义，它对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均衡将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性质，是私人劳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5)私人劳动的这二重社会性质，前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后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具有共同的社会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也归私人所有；作为社会劳动，他的生产不能离开社会来进行，他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如果商品生产者能顺利地把商品卖出去，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实现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就说明，尽管他的商品是为社会生产的，但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资源配置的依社会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取得了价值规律的形式。

价值规律实际上表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数量界限。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和实现的规律。而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实现，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凝结，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后者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这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层次是某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他写道：“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这个“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8)如果把一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它的价值就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指将社会所支配的总劳动量，按照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此分配的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9)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大，那么这种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个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卖不出去。与此同时，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们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它们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进行分配时，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场价值出售。此时，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当一般均衡实现时，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减少其他商品产出的情况下增加某种商品的产出。因此，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马克思在论述一般均衡的含义时，实际上提出了价值体系和均衡价格体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与之相交换的另一个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与之相交换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当各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恰好相等时，各种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这样的一组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体系。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各种商品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因为这样的一组市场价格保证了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以，这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组均衡价格在理论上是否存在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均衡价格是和价值相一致时的市场价格，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和各自的市场价值严格一致的。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而商品按价值出售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1)因此，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又可归结为各种商品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条件是在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和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12)对所有商品来说，“如果这种分工（指社会分工——引者）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殊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3)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按不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呢？

在马克思看来，至少从理论上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社会根本不能作到依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那就等于说经济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供需失衡状态，资源配置永远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提法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自发的、事后的调节作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价格的趋势。他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保持均衡，从而各种商品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相一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经常趋势”；第二，这种保持均衡的“经常趋势”是通过各种商品的供求失衡，通过各种商品市场价格对均衡价格的不断偏离而实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以价值或均衡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5)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瓦尔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已经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如果社会产品可以全部实现，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所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只要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社会总劳动就能全部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社会总劳动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那么，各种商品就都能实现供求均衡，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可以实现均衡，社会总劳动消耗就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资本再生产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社会总劳动不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就会导致一部分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过于供，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不能达到均衡，此时，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见，各种商品同时实现供求均衡，是社会总产品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生产n种商品，社会产品实现了总供求均衡，同时n-1种商品实现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种商品也必然实现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体系最初不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或者说，如果经济体系偏离了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马克思在评价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尔贝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学家，从而也是最先认识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就必须使这些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各种商品按由劳动耗费决定的“真正价值”进行交换，是实现这种比例关系的前提；自由竟争是实现各种商品按“真正价值”相交换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写道：“布阿吉尔贝尔就他在这方面（指劳动价值论——引者）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竟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1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自由竟争的社会过程，价值规律可使社会总劳动按正确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自由竟争调节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际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总量都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按社会需要量正确地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由此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比例关系。所以，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都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如果某些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则另外一些商品生产上所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就必然过少。其结果，前一类商品供过于求，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商品的市场价格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下，后一类商品求过于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压低到市场价值以上。结果，前后一类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退出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商品市场价格的降低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减少，需求将比原来增加，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高。对后一类商品来说，市场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增加，需求将比原来减少，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低。这一过程将一直进行到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达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为止。因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确实有达到一般均衡的客观趋势。

上述自由竞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在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其市场价值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制只适合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变异。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7)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其利润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将导致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由此引起的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将使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第四，这个过程将导致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实现的。不过，由于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同时价值的变动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动，所以，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以及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

尽管马克思承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有达到一般均衡的趋势，但他又认为，经济体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8)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调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在达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给过多，而另一些商品则供给过少。在前一种场合，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在后一种场合，又有一部分社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两种场合，商品交换都只能在“错误的”的价格上进行。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总量性的失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群众的消费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9)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导致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它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

四、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在含盖的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供求关系，而且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价格，从而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并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出发，指出价值是进入交换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的实体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认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现象，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后来经过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等人的改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所以，它总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赋予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会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不一致，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不是说明价值规律失效，而正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种不断逼近其均衡价格的经常性趋势。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调整是一个充满摩擦的动态过程。因此，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最后，对市场经济命运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调节机制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认为一般均衡的实现是无摩擦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调节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这显然是一种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承认市场经济有缺陷，如果承认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认要抛弃市场经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作为一种趋势是存在的，但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场失灵”。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0)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三个问题马克思似乎不曾考虑过：第一，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过某种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没有任何缺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的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21)，而是现实存在的计划经济，那么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经济制度的优劣就只是相对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判断和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即经济制度只能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就此而论，大量的经验事实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虽然有缺点，但它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制度。

注释

(1)这个定义没有考虑自由物品的情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页。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而这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1)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判断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鲁有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汤在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90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