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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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

与以往债务危机不同的是,希腊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而是危及整个欧元区的危机,其危机根源并不局限于局部的金融市场的投机攻击,而是根植于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

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2009年希腊的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超过12%,是年初的4倍,其债务余额为2800亿欧元,占其GDP的124%以上。而《马斯赫特里特条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不得超过3%和60%。“笨猪五国”(pigs)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4%、14.3%、5.3%、11.2%,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4.6%、82.9%、116.7%、66.3%。整个欧洲只有保加利亚和卢森堡保持在3%的警戒线以下。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水平,在GDP增速放缓的时候,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会突然增加。

金融市场投机攻击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危机,再到希腊债务危机,所有的这些金融危机都与金融市场的投机攻击有一定的联系。早在希腊2001年加入欧盟前,高盛就通过一系列的货币互换与信用违约掉期协议(CDS),使得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实际的5.2%在账面上降低到欧盟《马斯赫特里特条约》所规定的3%。但另一方面,高盛却又在债务即将到期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炒作,使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大跌,从而使得希腊等国归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此外,高盛还通过一系列的债权证券化手段帮助希腊获取资金,通过这些操作,希腊在名义上减少了大约23.67亿欧元的外债。随着全球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全球热钱增多,这些钱开始是进入私人部门,但接着就是进入政府部门,从而导致各国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

深层次的问题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与巨额财政赤字,与金融投机行为有关,而实际上则是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从经济管理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都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一是政策根源。巨额的财政赤字是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密不可分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刺激与政府财政赤字相互推动,导致政府公共债务规模不断攀升。政府刺激经济的结果是:政府支出上升、社会保障支出上升、税收收入下降,最终导致通胀与赤字并存,宏观经济运行存在巨大风险,从而给金融投机攻击提供了机会。

在凯恩斯赤字政策背景下,通过赤字财政、发行外债、希腊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信贷,希腊经济在2003年―2007年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深,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赤字政策推动投资和消费,从而使债务问题越积越深。大多数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在经济泡沫时候过于乐观而借了过多的债。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借这么多的债?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凯恩斯有效需求刺激方式克服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手段,其本质乃是只针对总量平抑周期波动,而不能从结构上化解经济内在的矛盾,政府开支不仅不能够克服经济体系内在的问题,反而会走上一个自我循环的不归路,直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二是结构矛盾。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有着一些共性的问题。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0年IT泡沫破裂,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这一次的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市场的投机所致,而实际上,乃是全球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乃是危机爆发的基础条件。就希腊债务危机而言,由于在欧元框架内,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必然导致其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并最容易受到金融投机攻击。

三是政治问题。导致希腊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包括一些政治问题。严重的政治腐败一方面导致贿赂成风、偷税漏税严重,从而导致税源损失;另一方面,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借助公共工程的寻租行为增多,从而导致无效率的政府开支过大。希腊人享受退休前收入96%的退休金,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政府缺乏公信力,也是希腊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其任何政策都难以培育市场信心。此外,作为欧盟成员国,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集团内其它国家的看齐,进一步加重了政府开支,而这些政府开支并没有相应的税收支撑。

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在于国家企业化运作,基金存在“去政策化”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赤字?名义上都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存在政府“经济人”现象。美国的一些赤字更多的是与就业有关,就业与选举有关,而在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与工程有关,工程与腐败有关。很多中国学者在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会提出“抄底”的概念,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他们就主张去美国抄底房地产,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时,他们就主张抄底美国国债,现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又有“学界权威”和“专家”主张抄底欧洲债券。由此可见,国家基金不完全是用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堕落到从事商业投机的地步,更何况,这些“专家”的预测几乎都是失灵的。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新的金融危机因为希腊发行的国债,要么是欧元区各大银行承购,要么就是得到这些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希腊的主要债权人是法国和德国,分别有500亿欧元和300亿欧元,葡萄牙的主要债权人是西班牙和法国,分别有600亿欧元、300亿欧元。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导致欧洲各大银行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一大批欧元区银行面临倒闭威胁,欧洲中央银行更是难逃灾难。实际上,危机爆发后,欧洲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不断攀升,已经出现信贷紧缩的现象。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接管一家小型储蓄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可能无力偿还10亿美元的债务,外国银行正收紧对西班牙等欧元国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当然,单纯的金融危机是能够很快克服的,“笨猪五国”的债务总共8000多亿欧元,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分别为1060亿欧元和440亿欧元,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计划足以应付。

欧元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大幅度下跌,从2009年12月25日至2010年1月底,欧元兑美元贬值8.4%,2010年2月欧元对美元汇率在10天之内下跌10%,从1.45∶1左右迅速贬到1.2∶1,而美元指数从70多上冲到90以上。欧元汇率的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有利于欧元区内的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导致了整个欧元区的政治危机。除了欧元汇率大幅度下跌之外,“国家破产”正在考验欧元区域货币一体化。作为获得欧盟救助的条件,希腊承诺降低财政赤字,削减开支,将降低公务员的薪金、冻结社保等福利,2010年5月5日希腊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抗议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如何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成为欧元区今后的一大难题和任务。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IMF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2 年至2000年,债务违约后,其借贷成本在第一年平均上升4%,第二年有所好转,第三年基本恢复违约前水平。在一个依赖于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的经济社会里,这将会导致经济复苏困难。IMF的研究还发现,债务违约期间,企业外部信用平均减少40%。实际上欧盟与IMF的援助方案本身就要求希腊持续四年以每年10%的速度削减经常性的财政支出(除去国债利率的财政支出),私人投资者愿意以5%的利率购买希腊国债。据统计,债务违约国家在债务重组过程中,GDP平均增长速度要比其它国家平均低1.2%。

历史经验也表明,20纪80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波及到整个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没有债务违约的国家也深受其害。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全球各国推出的削减赤字计划,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有人担心,2010年全球经济可能因欧洲债务危机而“二次探底”。由于全球各国的赤字和公债水平都已经创下或接近历史新高,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中国资产面临缩水的危险,随着债务危机的发展,外汇储备投资不是在好资产与坏资产之间进行选择,更多是在坏资产与更坏的资产之间进行选择。

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多于金融联系,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出口需求,但是,发生债务危机和具有潜在债务危机的“笨猪五国”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并不大。当然,当欧洲债务危机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欧洲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其出口需求冲击还是巨大的。同时,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性转型,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如果转型成功,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未来全球债务风险

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左右,预计2011年将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整体债务近80万亿美元,超过GDP的550%,包括联邦债务、地方债务和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40%,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00%,公司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20%。所以,欧洲债务危机绝不仅是欧洲的危机,而是全球的危机。

全球债务风险还体现在基于债务的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上,美国市场上的CSD规模大约有15.5万亿美元。大量的CDS风险发生在2012年。一旦大量债务到期,全球性的“迪拜债务危机”就可能上演,2010年2月4日三大评级机构警告,如果美国到2013-2015年赤字不减少,美国的信用可能会被下调。

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就是债务:居民债务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债务导致投资需求乏力;政府债务导致公共需求下降,同时,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加重。随着金融创新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恶性循环,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剧,风险从银行到政府;从希腊到欧盟;从富人到穷人;从穷人到人类;从现在到未来,终将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危险。解决债务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全球经济高度虚拟化的环境下,金融市场投机过度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出现梗阻是必然的结果。

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虽然是一个财政盈余的国家,但是,潜在的债务威胁也是不可忽视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中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所使用的手段类似于西方投资银行的“创造性会计手法”,虽然在名义上不构成政府债务,但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政府债务负担。同时,中国的公务员开支、未来的民生工程、国防建设,以及日益逼近的人口老龄化都将形成刚性支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结构性改变,未来中国的债务负担将会持续加重。

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摩擦加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而国际游资最热衷于抓住这些不稳定因素,趁机制造更大的动荡,以便从中渔利。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也必将成为国际热钱的攻击对象,中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完善、稳健的经济运行体系,坚决克服市场中过多的投机行为,防止经济泡沫,以及不恰当的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不稳定的后果。

第2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在欧元区并非只有希腊面临庞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见表1。

从目前来看，欧盟给予希腊巨额贷款的方便，短期内虽然使得希腊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政府用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办法，即用更长的杠杆来解救危机，这样的援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约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经济规模之和的两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缩了3.6％，财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爆发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不采取彻底“财政”改革方案，整个欧洲经济都会受到债务危机的拖累。

(二)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受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行情，在期货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力领先指标的铜价，连续增长了21个月后在2010年4月开始进入下跌的走势；随后出台救助计划，今年5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7500亿救助计划带来的利好仅仅持续一天，随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轨道。5月11日，欧元对美元下跌0.7％，欧盟证券市场指数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个月来，全球股市全线下挫，股市市值缩水约7万亿美元。投资者不仅担心欧洲国家难以解决债务危机，甚至担心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预料，更担心全球经济是否真的会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许多经济体至今仍未退出次贷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应对希腊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之中，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大了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难度。

(三)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外汇储备可能贬值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难以在一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冲击之一是欧元区国家可能实施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自2007年以来，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据统计，今年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这种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下半年反应可能会比较明显。冲击之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的是欧元资产，随着欧洲信用危机爆发，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着贬值，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

三、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国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GDP60％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进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人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国与核心国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国与核心国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国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三)经济结构单一，偷逃税严重，税收来源有限

希腊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在希腊，偷、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希腊政府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一直不理想，据估计，希腊政府因偷逃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严重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希腊具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使得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希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着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希腊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失业救济便成了希腊非常沉重的负担。希腊政府一直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贸易赤字发展模式，对经济造成严重透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享受到欧盟区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曾一度使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4％，但是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负债，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是一味地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行时，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维持，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债养债的做法便使希腊的信用风险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

(五)刺激计划不当，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

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平息，美国又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据前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2010年5月在《华尔街日报》中声称，洛杉矶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宣布破产。希腊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欧元区体制上的缺陷导致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其实全球普遍存在着债务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国为了阻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价资金竞逐资产和资源，衍生出越来越大的证券资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终资产泡沫无法维持，吞噬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挽救金融体系，美联储印出更多钞票，这种行为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这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实就是各国政府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虽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核心问题，最终政府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投资计划，造成许多经济体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错配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各国出台的系列救市计划，造成资金错配，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世界陷入“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

四、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西方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是“以－赤字还赤字”，“以债养债”模式的必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首先，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迅速增长，造成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往往会置社会监督于不顾，赌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当面临经济下行时，政府刺激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会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此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所有这些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二)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一国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KopitsandCraig(1998)给出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根据该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在预算内财政收支之外，存在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小金库”；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在披露债务指标时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既有债务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此次欧洲债务危机也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负债要与其收入匹配，决不能过度负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须平衡预算不能负债运行，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没有印钞机的。他们不可能像央行那样凭空制造“信用”出来。而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事实上承担的债务，将会成为未来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来源。除非是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无论用何种方式弥补赤字，都有可能最终引发央行发行更多货币，这会让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

应该说，在预算法的严格规范之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和负债运行情况。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出来的大量地方政府负债，正在恶化这个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加州财政破产危机殷鉴不远，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现在欧洲央行和美国政府都是靠购买或帮助受困地区发行债券暂时渡过危机，要恢复它们的财政平衡和经济活力还必须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负债规模，必须依照预算法平衡预算。用融资平台的方式避开法律的监管是短视行为，逞一时之快而增加长期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四)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取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中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单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应拓展财源

在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筹集财政资源，高房价所带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高税收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正是这种依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成为房价上涨的直接推手。房价的过度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当经济下行时，顺经济周期会使房价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同时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拉动投资，由此政府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拓展财源，改变依靠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税收模式。同时，房地产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关系紧密，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问题，谨防房价大起大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不能忽视不产生实体经济效益的“流动性再创造”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健康模式，这样才会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怀疑市场的有效性。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人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场失灵。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有扩大政府能力、夸大监管作用的嫌疑。那种认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无限责任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政府过度调控后果很严重，只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剧。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转的高效率。在应对危机时期，强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债务危机的蔓延告诫各国政府应舍弃借助危机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严格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真正职责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理清适当的边界，保证政府在适当、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使市场效率实现最大化，又不至于积累过多的市场风险。

(七)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人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另外，从经济走势看，中国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切实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八)政府宏观调控有局限性，谨防凯恩斯陷阱

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各国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国政府采取“无节制”凯恩斯加上货币主义的刺激计划，这在短期也许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是自动调配资源使其得到最优化的有效方式。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㈣政府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发生波动时采取反周期政策来减少波动，使经济更加平稳，但是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无论是此前的次贷危机，还是这次的债务危机，充分验证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总是弊大于利的。为了避免问题的恶化，应谨防凯恩斯陷阱，真正认识市场，让市场来纠正资源错配。无论何时，政府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市场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愈演愈烈的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第3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1956年6月21日出生，祖籍山东潍坊。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我在以前撰写的文章中指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

据财报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铁道部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筹资2101.7亿元人民币，较第二季度的1737.1亿元人民币增加了21%。其中，通过债券筹资1178.24亿元，占第三季度新增资金来源的56%。这显示铁道部的负债和负债率在不断扩大。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2012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分别为1.89万亿元、2.41万亿元、2.53万亿元、2.66万亿元，负债率分别为57.44%、60.63%、61.08%和61.81%。

铁道部是否已经不堪重负？它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吗？

我在2011年的春节就了铁道部的财务预警！当时的铁道部还沉浸在“”的狂欢之中，没有人听。结果不到一年，铁道部在资本市场发债受挫，没办法只好“作弊”――在财政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竟然故意曲解发改委的文件，创造出“政府支持债券”新名词，硬把它说成是有中央财政支持，来忽悠资本市场。

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那到底是不是谣言呢？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

何以至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你会怎么投？我想就算你没读过MBA，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再投下一期项目。你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

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16万亿；同时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7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怎么办？等国家拨款或向银行借债。

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国家减少投入，很多在建铁路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投资。

这里我得为政府辟个谣，政府可不是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考虑修改计划了。早回应我的预警多好，没准儿铁道部还能“软着陆”。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式的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什么？公路、机场和其他交通枢纽。让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更猛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闲着没事儿看欧洲和美国的热闹了，因为“中国版”的债务危机早已经爆发了。

这个危机就是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不是个别危机，而是一连串具有连锁反应的债务危机，云南发生危机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

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发生了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发行的债券又险些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而云南省政府早在2011年4月26日召开常务会议时就决定组建云能投了，可是3个月后才披露这个信息。

其实，不仅仅是云南，同期的四川债务平台也出现了严重问题。2011年5月31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作出了史上最严厉的惩罚，对“10川高速MTN1”、“10川高速MTN2”两单中期票据的发债主体――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处以警告和注销其剩余10亿元发债额度的处罚。

第4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1.银行信用风险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2.货币信用风险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

第5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祸起希腊，但不止于希腊。

延续近三年的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南部蔓延，如今已波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危险的动向，则步步逼近欧洲大陆的超国家货币――欧元的去留。

此时，欧洲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几陷停滞风险之中。刚刚公布的8月份欧元区总体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制造业部门自2009年9月以来首次小幅萎缩，而服务业PMI在连续四个月下滑后稳定在51.5。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8月份其他信心指标也急剧下挫：德国IFO(IFO调查是德国主要的商业信心调查之一。该调查每月一次，询问德国公司对当前以及未来六个月德国商业状况的看法)指数连续两个月走低，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呼应，比利时商业信心指标从-2.5降至-7.8，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的月环比降幅。

欧盟委员会8月30日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受各行业经济预期下降影响，欧元区8月的经济景气指数自7月修正值103下降为98.3，这是该数据连续第六个月下滑。更严重的是，欧元区的企业景气指数从7月份的0.44下滑至8月份的0.07。

上述两项景气数据双双创下201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区经济警钟再次敲响。

9月的到来，并未重燃希望。野村证券全球经济监测周报预测，9月欧元区经济活动很可能进一步下滑：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恶化；制造品需求，从内需到外需都在萎缩，服务业目前的商业活动水平也在萎缩。

同时，对未来商业的预期也已大幅走低。若9月份相关经济指标进一步下跌，将表明今年三季度欧洲GDP增长比预期更加疲软。

在此之前，欧盟统计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二季度的GDP环比增长仅0.2%，低于一季度环比0.8%的增幅，是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值。欧元区两个“老大哥”德国和法国，二季度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德国二季度GDP的年化增幅从一季度的4.6%下降为2.8%，法国则几乎没有经济增长。

同时，希腊、爱尔兰等欧债危机国仍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希腊二季度GDP同比下降6.9%，意大利央行的预测则是，2011年经济增速将低于1%。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麻烦，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拉加德8月底在美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呼吁对欧洲银行业进行“紧急”资本重组，从而使这些银行足以应对因希腊等国债券贬值和经济放缓所引发的潜在损失。

这位来自法国的女总裁表示，加强银行体系是切断殃及整个欧洲的“传染链”的关键。除非欧洲银行业具有强有力的资本能力，否则“我们可以轻易看到经济疲弱的现象将更多地蔓延至核心国家，甚至可能招致流动性危机”。

分析出现如此危险局面的原因，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JacquesCailloux)称，当前危机的特质与过往的危机类似，即市场问题可以由一个国家延展到另一个国家，但在基本面上却不一定与蔓延渠道一致，这是解释欧元区内这么多国家受到此次危机波及的唯一合理的原因。

对金融市场的打击和信用渠道的破坏，并非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唯一后果。

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鉴于当前欧元区经济二次衰退风险加重、南欧债务前景堪忧等因素，决定将欧元区2011年与2012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1.7%和1.5%；欧洲各国中，德、法、英等国2012年GDP增长预期也全部被调降。IMF也在8月29日表示，已下调欧洲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

欧元区建立时设计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机制(EFSF)，曾被认为是遏制债务危机的利器，人们寄希望于大幅增加其规模，直到其力撑整个体系。

不过，如今扩大EFSF救助权也面临变数。德国议会决定把扩大EFSF的关键投票推迟到9月29日。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指出，如果法院判定4400亿欧元的EFSF违反条约法，或者削弱德国的财政，整个欧元区的形势就岌岌可危。

处在逆风势头中的欧洲经济，迫使欧央行(ECB)行长特里谢在8月底暗示欧央行可能重新考虑长期以来对通胀的警告，这意味着加息周期可能长时间暂停。不过他也认为，欧元区重新进入衰退的风险不高，并预计该地区经济将继续温和增长。

官员的唱多和市场的唱衰，使形势更加难以捉摸，欧元区在债务危机的裹携中前行，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阴影和欧元最终解体的威胁伴随左右。

“自我实现”的危机

如果由各国伸手相帮，意大利和西班牙会挺过这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无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

很长时间，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聚焦点仅停留在希腊一国。

而回到最初，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就曾有声音认为，欧共体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使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深度受损。

结果不幸被言中。30多年来，当初的欧洲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进而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区域货币“欧元”之后，欧元区的成员国选择开始出现分歧，一些原本并不符合其明确规定的国家，在相关数据改头换面之后，成为欧元区的新成员。

典型的例子正是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在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的帮助下，利用外汇掉期调整了相关的国家资产与负债，从而在表面上满足了欧元区关于财政赤字方面的规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希腊又基于同样的原因，持续隐瞒和误导外界。

直到2009年10月，帕潘德里欧组建希腊新一届政府，前任们的谎言被揭开，希腊严重的债务问题被暴露，南欧诸国债务危机由此掀开帷幕。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2011年预算赤字可能接近GDP的4%，债务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率约为84%，加之有其他国家的基本面与希腊不同的共识，人们一度倾向于认为，希腊危机就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代名词，危机并不会无限度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

然而在过去数月间，欧债问题的规模迅速扩大，开始蔓延到整个欧洲，波及意大利及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欧元的基础开始被动摇。

这陡然增大的欧债危机，被多数经济学家解读为一场被市场“自我实现”的危机。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情况总体基本面明显好于希腊，且紧缩的财政政策举措已纳入视野。

意大利政府8月29日宣布，计划修正此前公布的规模为455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增加了包括精简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和延迟退休时间等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的措施。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Orlandi)对外界将意大利归入“PIGS”(欧猪国家)感到不满，并称这个词“粗鲁而残忍”。“我一直认为‘I’仅仅指代爱尔兰。意大利的经济体量大，又有相对稳健的银行系统，而且有强有力的私人储蓄做后盾。”奥兰迪说。

奥兰迪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欧元区的国债由各国银行持有，国债贬值或违约不仅给本国银行带来损失，这些银行发行的债券也会打上有违约风险的标签，而各国又相互持有彼此银行债券，银行体系成了危机效应放大器。

欧洲政界和监管者仍在竭力拿出一个机制，以缓解银行业对欧元区南部国家债务敞口带给投资者的紧张。比较起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比希腊和葡萄牙问题大。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余额中大概有630亿欧元被银行体系持有，葡萄牙是750亿欧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4100亿欧元和3250亿欧元。

当市场上的部分投资者开始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表现出怀疑，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怀疑会推高这些国债的信用违约交换价差(CDSspread)和国债利率：三大评级公司进一步下调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评级，危机与此同时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其债务信用违约互换7月11日上升了130个基点达到2303点，7月18日则猛增至2558点。

利率一旦明显上升，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其财政困难和违约的风险。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飙高，欧洲央行于8月8日被迫重启中断了数月的债券购买行动。当周购买的220亿欧元债券，创下该行自2010年5月启动债券购买计划以来的单周购买纪录。

但是，欧洲央行的购买力度刚有所回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便再度重返5%上方。截至北京时间8月30日18时，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133%，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040%，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期国债收益率分别高达17.82%、11.03%和8.72%。

有消息说，考虑到欧债危机全面失控的可能性日益上升，美国市场基金近期已从欧元区撤退。一些经济专家相信，事情发展的逻辑佐证了一点：当前欧元区的脆弱平衡有多个可能的结果，债务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在援助了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可用的资金仅剩4770亿欧元。汤森路透Creditviews数据显示，西班牙9月有一只到期债务，数额为73.3亿欧元；意大利9月则有三只到期债券，总额为424.7亿欧元。

意大利的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20%，西班牙的债务比重达60.1%。目前它们的资金缺口在4000亿欧元左右，欧元稳定机制EFSF所能提供的钱，在未来十个月时间可能也仅有4000亿欧元。

欧洲一体化之殇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欧洲金融市场过去月余的动荡再次表明，没有神奇的魔棒可以把系统内积累了逾十年债务一笔勾销，展开一张清白的资产负债表。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政府的措施对需求的迅速下跌只能起到减缓的作用。

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认为，过去一个月最值得关注的进展是，市场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一连串银行和危机中，经济活动不可能如危机前一样活跃。

市场越来越忧虑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根本未触及核心问题――没有通过增长或让银行提供更大幅度的拨备，来削减债务规模。

随着观察与分析的深入，越来越多人相信，此次金融危机让欧元区政策制定模式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

根据此前的相关协议和约定，欧洲中央银行代表各成员国，统一行使超国家的区域货币，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标和明确的政策权力，就是保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即控制通胀水平。用欧盟委员会的解释来说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能够支撑欧元区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政策，因此欧洲央行并不必须支持对欧元区经济进行短期微调。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的署名文章中亦再次强调：“在较广泛的欧元区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上，重要的是致力于结构改革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高级业务主管肇越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元区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经济失衡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受到冲击，失业增加。失衡表现在财政上，即财政收入增长减速甚至下降，财政支出快速上升，赤字大幅增加，只能依赖于债务融资，最后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Berglof)称，欧洲一体化进程从初始就不完整，作为理想货币区的一些因素缺失。人们寄希望于各国在此过程中日益趋同。虽有基本的一些制度安排、如负责常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建立起来；但欧元区创立的基础是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无法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这导致任何一个欧元区国家出现财政危机时，都得不到确定性的中央财政支持和中央银行(ECB)对财政债务的货币化，这可能造成对财政可持续性、欧元和欧洲银行体系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区的表现取决于基本面最差的经济体。正是因为欧元区的“短板”效应，使欧元区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但欧洲面临的财政违约和金融风险远大于后者。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大卫?马什(DavidMarsh)则进一步分析，这个货币联盟因其一刀切的货币政策造成两个“恶果”：高通胀国家失去高利率调节工具，增长不可持续，而单一货币汇率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失效，也令一些国家失去竞争力，结果在外来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深陷经常账户赤字。

两相交加之下，陷入危机的国家又由于没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无法增加货币发行偿还债务，只能企望紧缩财政支出和外来援助渡过难关，当这两个办法也无济于事时，就只能依赖债务融资，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不过，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目前的危机主要是财政方面的问题，他强调：欧洲“只有债务危机，没有货币危机”。

蒙代尔解释说，当年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欧元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欧元区的出现不仅是货币的统一，还意味着经济的一体化，包括投资自由化、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有统一的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经济就会逐渐趋同。

肇越则指出，当年人们认为货币联盟本身，为更加深化的一体化(如商品和金融一体化)提供催化作用，会加深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如今回头看去，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有些因素如语言问题并未考虑进去，但语言的差异确实使希腊等南欧拉丁语国家与德语区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存在巨大障碍。

“这个货币联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劳动力流动，也没有灵活的价格和工资体系。”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VariantPerception创始人乔纳森?泰伯(Jonathan?Tepper)分析说，对照欧元区现实，统一欧元区的建立使得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扩张，冲击了那些拉丁语系的南欧国家；而欧元区高度的工会化使得工资协议成为硬性指标，工资只能上浮而不能下调。

他认为，德国经济力量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国家商品输出的急剧增加。从进出口的历史数据对比上可以发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葡萄牙、希腊则出现了逆差的扩大。

在伦敦的独立经济学家德里?毕克复(Derry?Pickford)解释说，欧元区显然不是理想的货币区，经济体过于多样化，趋同性标准不足，但就应付了事地凑在一起。

此外，货币自身的制约性因素，使欧元区迈向财政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两个重大步骤需要时间积累。“欧元原以为可以逐步向前走，但金融危机导致问题的解决更紧迫，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没有及时适应环境变化，有了时间差。”陈兴动说。

欧元去留悬案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但向前走、向后走都很不容易。

早在欧元还是埃居(ECU)阶段时，人们就在热议欧洲货币和金融一体化道路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是否可以退出，国家货币被埃居替换后是否可以恢复？

如今，欧元去留已成悬案，就连欧元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Hans-Olaf?Henkel)都撰文痛陈：对欧元的支持是我犯过的最大的专业性错误。

1999年1月4日，法兰克福时间15时36分，一笔两星期回购协议成交。这是欧元体系第一笔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成交，标志着新的欧洲单一货币体制下欧元货币政策的开端。

自此以后，欧元区经历了每年1%左右的人均增长速度。作为区域货币，欧元是17个国家的单一货币，GDP总量只比美国稍小，已非常坚实的客观存在。但是债务危机的阴影似乎暗示了若欧元区经济模式不变，一些国家就难以避免经济失衡。

美国芝加哥宏观策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首席经济学家戴险峰分析说，欧债危机的解决一直是政治家们博弈的结果，但随着危机扩大，又似乎增加了欧元区政府与欧洲央行的博弈。

他认为，欧洲央行最初在危机中设SMP(Securities?Markets?Promgram)项目以在市场上购买需要援助的成员国国债。SMP后因被欧洲央行认为应由欧元区政府协调购买成员国国债而一度中止，后又重启，反映出双方的矛盾与纠结。

到目前为止，各项应对措施都是缓解当前的短期疼痛，借新债还旧债，债务将越滚越大。毕克复指出，没有不需付代价的出路，债务问题要通过资产减计、抵押担保和银行资本重组几个选项组合得以解决，但是带来竞争力低下的问题，短期代价是提高欧洲央行通胀目标，如果德国通胀是5%，而周边国家是1%，周边国家竞争力会缓慢恢复而不会产生通缩。

陈兴动说，欧洲央行不会通过通胀来解决以欧元计价的(即银行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北欧国家脱离欧盟或欧洲货币联盟。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

泰伯指出，欧元区面临最为艰难的选择：要么“向前走”，如美国和中国一样，实现欧元区国家财政的统一；要么“向后走”，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本国货币，但留下一个仍然超的缩水版“欧元区”。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前者的阻力可想而知。陈兴动分析说，在欧洲实现财政联邦制，财政化欧洲，此方案看上去不错，但涉及增资则不可能，因为德国会拒绝“埋单”。

马什认为后者是痛苦而现实的选择，这样欧洲货币变得小而更有凝聚力，虽然不似以前雄心万丈，但是欧元因此才会成为强势货币。

工银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说，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将会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在他看来，当那些退出欧元区的国家重新发行本国货币，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新发行的货币将快速贬值。而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像样的产业，靠贬值和通胀也无法拉抬经济。希腊等国家退出时会要求所有债权人做出让步，甚至减计一些债权。而退出国货币发行后这些债权还将面临因货币贬值导致的严重缩水。

第6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地方债务 财政分权 预算约束

一、前言

1994年我国成功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之前的财政“包干”制度，解决了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吃紧问题，此后便形成了目前的中央地方两极财政分权体制。然而，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完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问题。虽然中国保持了十几年的快速稳定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综合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看到各项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大规模的建设性融资需求，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也在快速增加。

不得不承认和面对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现实：在我国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被赋予自主发债的权利；从预算管理来看，仍然有大量的债务游离在预算体制之外；从信息披露来看，尚未完全公开地方政府举债情况，等等。

二、分权制度下政府间事权和财力匹配问题

在财政分权体制框架下，如何划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范围，明确支出责任，一直都是分权制度的问题，由于国家地区的情况差别，学术界对此问题可能看法不尽相同。然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力受到严重削弱，财力的不支与沉重的支出责任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内因。从短期来看，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运作，可以暂时减缓地方债务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才是根本之计。必须厘清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与公共权限，明晰各级政府事权和公共支出责任；必须调整和完善各级政府间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划分体制；必须按照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贯彻财力均等化的原则，继续完善我国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预算硬约束，完善并贯彻我国地方财政预算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和控制规模。

三、地方政府债务与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问题最早起源计划经济中的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助，使国有企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但后来道德风险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也愈演愈烈。在实行财政联邦制（分权制）的国家中，地方公共品投资常常对其他地区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中央政府有很强烈的激励去为地方公共支出提供援助。但地方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动机，他们更偏向于将自有财政资金投向只会造福于本地居民的公共支出，而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品投资留待中央政府的援助，这就是一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谁的依赖程度更高谁就处于博弈劣势。特别是当某个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处于“大而不倒”的重要地位时，问题就变得尤为严重。如果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行为强加约束，也即地方政府面临软约束时，地方政府就有有强烈的激励进行过度借债和财政支出，对其投资项目的质量和经济效益关注则较少。

中央政府如果能作出可置信的承诺，表明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时不会提供援助，那么地方政府行为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很可能会步步小心谨慎，预算软约束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但在现实中，预算硬约束的承诺在短期内与中央政府利益其实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一旦破产对中央政府将产生极大的政治成本。任何一个追求最大社会福利的理性中央政府是有激励对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的。

预算软约束为何能够持续存在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由于“大而不倒”中央不允许其破产而不得不进行财政援助。在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完全可以在事后对当事的官员进行严厉的惩罚，但这仅仅是理论，因为现实中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中央政府在事后是很难区分地方的亏损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政策性负担所致，即使是能够区分，由于地方政府“大而不倒”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处罚。

四、政策建议和总结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给以一些政策性建议。

短期的政策建议着力于规范地方融资行为，抑制地方债务的过度增长，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风险。具体来说，首先是要尽快摸清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的底数，尽快实现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化，在此基础上强化问责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决策者和金融监管者的问责范围，建立项目监管制，监控信贷资金流向。

长期来看，要在根本上消除地方过度投资冲动，解决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理顺财政关系，需要长期完善机制和改革体制。应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而就地方治理结构而言，改变现行体制对地方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综上所述，预算软约束是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造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央对地方财政权力的下放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既不能放得太开，也不能管的太死。国外成熟的财政体制下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但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学者给出了很多看法和建议，本文在借鉴了目前的一些热点分析之后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评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尚希.财政分权改革“辖区财政”[J].中国改革，2009，（6）.

[2]贾康.关于中国地方财政现实问题的认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

第7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论文关键词]破产法 政府托管经营 合法性

当曾经雄踞中国益生菌酸奶行业霸主地位的奶业巨头——太子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时，株洲市政府主动注资一亿元，组建高科奶业（国有企业）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托管经营，以帮助太子奶走出困境。姑且不论政府托管经营最终的结果是失败还是成功，当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濒临破产时，政府通过托管形式介入、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在破产法上是否有其合法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政府托管经营的基本分析

在市场实践中，托管经营多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指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通过法律形式（如协议）将某一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委托给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的法人有偿经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一种产权运营方式。

政府机构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对企业进行托管经营，本文所指的政府托管经营，除了少数政府机构直接进行托管经营的情形之外（以下称政府直接托管经营），主要指政府为了挽救企业，避免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单独出资建立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负责被托管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产权运营方式（以下称政府间接托管经营）。在政府间接托管经营的情况下，托管人虽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国有企业，但它代表了政府，在实际中拥有政府公权力的支持，能基本达到与政府直接托管经营相同的效果。

政府直接托管经营是破产法中的一种危机救助形式，破产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是用于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时。当金融机构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时，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接管、托管，以避免金融机构破产。除此之外，企业破产法并未规定其他情况下的政府直接托管经营。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托管经营有一定的合理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有相关的金融专业知识，能够较好地预测和防范风险，承担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职责。而政府间接托管经营，在破产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下文将以太子奶集团破产案为例，来分析政府间接托管经营的合法性基础。

二、政府间接托管经营目的的合法性分析

破产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公平保护各权利义务主体的相关利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侧重保护的利益主体发生变化。破产法最初着眼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随后认识到破产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不应强加给债务人过多责任，此时破产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从债权人本位转变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平衡本位，之后由于时代的发展，破产法要求企业在市场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职工利益，维护公共权益和经济秩序，因此现代的企业破产法体现了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平衡机制。

根据破产制度实践的一般规律，企业破产程序的总体目标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最大化。为了保证破产法宗旨及其总体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的介入成为必然。就如在太子奶集团破产案中，由于职工的一些不理性行为时有发生，对政治和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株洲市政府才注资一亿元，对太子奶进行保护性经营，其初衷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促进就业，这在整体上是企业处于严重债务危机濒临破产状态时各方利益主体的共同需求，此时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是适当并且是满足破产法的总体需求的。

此外，政府也承担着平衡破产法中各利益主体利益的职责。所谓利益平衡，即按照一定的准则对利益冲突进行调和，以达到公平合理的结果。在破产法利益平衡问题的研究中，学者多注重债权人、债务人以及职工的利益保护，对于政府利益的研究比较少。破产程序当中的利益主体包括债权人、债务人、职工、财产权利人、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这些主体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利益，且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对其进行调和。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属于私益性的冲突，集中于是否进行破产清算，在破产和解、破产重整之间作何种决策，如何有秩序并且公正的进行财产的分配以及如何在破产程序中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等等。而本文中的政府利益主要指社会公共利益（即不考虑政府机构作为债权人对破产企业享有税收等公债权的情况），也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与债权人、债务人进行博弈，最终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比如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社会总体福利等。政府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简单来说属于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协调的总原则总目标也应该如前文所提到的：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公正的分配，促进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无论从维护破产法的宗旨和目标的角度，还是从平衡破产法各方利益主体利益的角度，政府对企业进行间接托管经营，都有其目的的合法性。政府在意图对企业进行间接托管的时候，所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实际上与债权人、债务人的私人利益并不矛盾，对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本质上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保护债权人利益实际上是尊重现行的制度、现行的产权基础、现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在承认现行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唯一的选择就是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债权人利益保护隐含的维护秩序利益、社会合法性等价值应是破产制度构建中必须首先承认的基础。”也就是说，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合法公正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同理，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本质上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是破产制度的主要参与方和博弈方，双方之间通过制度调和建立合理的利益平衡结构进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利益合法公正的在债权人和债权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分配，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和保护债务人的利益，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对企业进行间接托管经营，在目的上有其破产法上的合法性基础。但政府间接托管经营这种方式是否同样合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政府间接托管经营方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政府对企业进行间接托管经营的目的是合法的前提下，政府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托管经营企业呢？破产制度，尤其是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制度，主要功能之一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促进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最终避免破产清算、被市场无情淘汰的厄运。有学者指出，实施破产制度不仅仅是解决个别企业资不抵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法律手段促进企业锐意改革、增强活力的一种积极措施，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体制自我完善的一种有效途径。依据破产制度的功能可以推知，政府介入帮助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求企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初衷并没有错，但是政府作为托管经营方应当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政府不是万能的，尤其是让由政府官员担任领导的国有企业来托管经营陷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存在很大的不足。

政府间接托管经营企业的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第一，绝对的权力易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介入企业、干涉市场很容易造成官员个人或整体为了私利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主体利益的局面；第二，企业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缺乏，政府及其官员大多不懂得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识，不熟悉企业的业务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容易做出错误的经营决策。

第8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地方债券；地方债务

一、引言

在西方的经济体系定义中，地方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是指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但是在我国由于实施的公共财政体制的不同要求，而存在着不同的法律政策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所以在中国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中一直都没有正是承认有合法地位的地方政府债券存在。

而现实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是由众多的高速发展的地方经济组成，满足高速发展的需求就要求有与之相符的公共经济体系。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既定经济目标、完成公共经济体系建设，进行了大量的债务融资，特别是实施了种种的规避措施，发行了数量和种类众多的隐性地方债券。这在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动力同时，又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为我国的地方债券的发行带来了迫切的要求。我国地方债券发行的必然性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讨论。

二、地方债券的发行是满足地方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亚洲经济：基础设施的新框架》指出参与该项研究的国家每年在新建和维护道路、电厂、通讯设施、供水和卫生系统等方面的投资需求为6000多亿美元。而中国预计将需要投资全部的85%，才能维系其高速发展的经济的稳定性。

这样的分析是基于现有的经济规模进行的投资判断，就算是这样的经济需求也已经是地方财政难以支撑的，虽然中央从国债发行额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转贷（地方财政负责还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国债转贷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这种完全由中央包办的举债方式，是在现行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只能部分解决地方发展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债券一般也是以当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发行债券以筹资是在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投资地方基础设施所必须的权力，否则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来安排资金筹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发行可控的基于地方承受能力范围内的债券就是当前最好的选择，既能解决了现实发展的需求，又使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更加完善。

三、地方债券是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和危机管理的最佳选择

地方债务危机带来的是直接和间接两个后果，其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间接后果就是对政府的信誉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第一，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对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初步摸底，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2万亿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50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900万元。据调查，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包括中央国债转贷、中央设立的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专项贷款、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命令直接向金融机构融通资金、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欠款和挂账等。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同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债务累计，因此准确地了解其债务规模并不容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做出了粗略的估算：如果在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时采用中间值法则，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可能突破2万亿元。由此，仅乡村债务占我国GDP的比重就在7%-20%之间，占我国财政收入比重的40%-60%。近年来，地方政府自行举债规模快速攀升，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主要原因。2008-2010年，地方自行举债余额年均增长7614%，分别占当年债余额的5410%、5813%和6516%。

第二，地方政府的已有高额负债，已经投资消费的无序性、随意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失信。近年来，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财政原因失信，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2006年在《小康》杂志组织的调查中，政府官员被认为是信用最差的群体，2010年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80.3%。而无论是财政原因的土地违规责任在政府的事实，还是审计出的各部委高达近千亿元的问题资金，都进一步佐证了政府的信用问题。

地方政府在各种公共行为或者权力膨胀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的主要表现：过多地介入市场经济的经营活动，过少的或者叫漠视了公共体系中政府的行为缺失；政府部门间或者各级政府间互相的违规担保，最后说放手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届政府一朝政策，“新官不理旧事”。而经常见诸媒体的是一些政府欠债不还。诸如，与地方企业合谋逃废银行债务，违背承诺拖欠工程款，把小饭店吃垮等等的负面新闻。而其中的核心就是政府的债务违约所造成的信用危机，信用与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责任。而一旦政府不守信用，对社会信用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基于这一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闸门将被打开的同时，严密的信用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就显得不可或缺。

地方债券的发行在控制地方债务和政府信用资本标示化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可以一举多得的满足地方政府的债务控制和信誉危机的管理。

四、发行地方债券是我国实现城市化和城镇社区化的加速器

2010年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5年，我国将有3亿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人口将达到7亿，同时农村城镇化人口将到4亿。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总人口的80%左右将实现城市化和城镇化居住。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趋势，也是我国广大居民对公共生活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社会职责。

但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是巨大的。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建设投资，政府必须进行有规划的引导性开发投资（如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这种建设大部分应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然而地方政府由于资金缺乏、投入不足，抑制了城市化应有的进程。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开始进行的以财政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宏观调控，以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干预，都对大多数以土地财政进行城市开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以打击。因此，为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以新的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资本市场。地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资金十分庞大，单项建设动辄数以百亿记。在我国现有的分税制的体系下，如此庞大的基础建设费用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无力承担。而眼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商业银行对市政项目提供贷款也有诸多局限，其资金来源以短期存款为主，而基础设施具有建设与使用周期长、微利经营、现金回流慢等特点，从而限制了一般商业性资金的投入；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也有限，且贷款对象侧重于全国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在央行的市场干预之下，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都很难有能力支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贷款；资本市场应是市政建设筹资的重要渠道，并且我国已经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但国内资本市场还远未有效地利用起来。因此，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不足的现状，必须转变思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完善地方债券投融资体系。

五、发行地方债券能够补充完善我国的债券资本市场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目共睹，特别是2004年金融体制为适应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变革，我国的金融体系日益国际化。其中债券资本市场却长期处于改革的短板。目前，个人持有的债券包括具有储蓄债券性质的凭证式国债和交易所交易的国债及企业债券，总数约为8000亿元，相对于15万多亿元的储蓄总额，比重是很小的。其原因也是债券市场的可选择性和盈利性以及金融交易制度和监察制度的不完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债券具有无可比拟的信誉优势，特别是在我国的私人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之间。

这一情况说明，只要解决了地方债券的制度监督和信誉评估的体系，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将会拥有广大的投资人基础。而且，居民个人投资于地方政府债券，可以避免将储蓄滞存在银行体系成为巨额的存差，有助于更有效地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近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也发展很快，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商业银行等，对于地方债券，也都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承购能力，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市场投资品种，这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分散风险，又可以为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回报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将成为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的主体。

第9篇：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国际原油 价格 金融

受全球原油供需关系、地缘政治和市场投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13年国际原油价格呈震荡走势，ICE布伦特原油2月8日触及年内最高119.17美元/桶，4月18日触及年内低点96.75美元/桶，年内波动区间22.42美元/桶。

2014年国际市场供需关系总体仍维持宽松局面，美国的金融政策和国际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本文重点从金融及经济的角度分析2014年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第一次量化宽松（QE1）主要包括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实施时间为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

第二次量化宽松（QE2）主要是6千亿美元包括美联储斥资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实施时间为2010年8月底至2012年6月。

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从15日开始推出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QE3），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现有扭曲操作（OT）等维持不变，维持0-0.25%的超低利率的维持期限将延长到2015年中。与前两轮行动不同，美联储的第三轮定量宽松举措（QE3）没有明确限制，将一直持续至就业市场复苏。加上在现有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计划下购买的长期美国国债，美联储将在今年剩余时间以每月850亿美元的力度购买资产。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缩减100亿美元至每月750亿美元。美国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必将逐步缩紧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形成打压态势。

二、巴赛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尔协议Ⅲ》。该协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

2013年7月2日，美联储宣布全球20个主要国家从2014年开始1月开始执行巴塞尔3，这个协议原本是国际清算银行为了应对重大金融危机才予以制定，巴塞尔3的执行，将会导致全球收缩资金，极大影响全球的流动性，这个行为导致的后果将会远远超过2008年。

三、沃尔克规则

“沃尔克规则”是奥巴马在2010年1月时公布的，内容以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为主，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即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奥巴马批准了沃尔克提出的这个建议，并把这项政策称为“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

2013年12月10日，美国通过了“沃尔克规则”最终版本。这项新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禁止银行机构从事大多数自营交易；2、限制银行机构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3、要求银行机构设立内部合规计划，并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关计划和报告重大交易活动情况。这项新规定将于2014年4月1日生效。

届时大宗商品金融炒作因素将下降，金属、能源等价格更多地回归产业属性和供需基本面影响。

四、美元互换利率（SWAP）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011年11月30日发表声明，美联储决定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瑞士国民银行采取协调行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全球金融体系。声明指出，将把几大央行之间现有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下调50个基点，该举措从2011年12月5日开始生效，以此作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回应。美联储发表声明，该行将把美元互换利率（swap）下调至美元隔夜指数掉期利率（OIS）加50个基点，此前为美元隔夜指数掉期利率加100个基点，同时还将把互换协议的到期时间延长到2013年2月1日。

2012年12月月13日，美联储发表声明，与加拿大、英国、瑞士和欧洲央行联合决定，把本于2013年2月到期的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延长至2014年2月，同时，五大央行间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也将延期至2014年2月。如果不再延期，将意味着就是美联储和全球五大央行联手进行的汇率掉期的交易开始结算，很可能导致美元实际对除这五大央行外的所有新经济体国家实行加息50个基点，这样必然导致美元走强，直接刺破所有新经济体国家的泡沫。

五、中国经济影响

2013年10月14日，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会上《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年秋季报告》，报告指出，伴随着外贸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已告别超高速增长期，进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扬李扬认为，当前国际经济仍在不断下滑，原因在于导致本轮经济危机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各国财政纷纷出现一些困局且愈演愈烈，金融系统存在去功能化倾向，各国之间贸易战及非贸易摩擦加剧。

报告预测，2013年中国GDP增长7.7%，增速与上年持平，继续保持增长稳健、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2014年，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长7.5%左右，将继续保持在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中央政府将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显示，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债务27.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元。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还透露，据测算，2012年，中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去杠杆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