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扶贫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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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 旅游扶贫 亲贫困增长

引言

2006年以来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乡村旅游因其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统筹城乡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带动农村就业、促进农村脱贫减贫等作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旅游扶贫被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办作为产业扶贫中重点推荐的扶贫方式。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是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反贫困的一种发展战略，称之为PPT战略（pro-poor tourism）。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确实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当地居民就业，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促进了乡村环境的改善，如此，农民应该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受益者，对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应该采取非常支持、配合的态度。可是为什么近几年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比较好的几个地方如中国最美的乡村—江西婺源，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地安徽歙县、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甚至出现村民阻拦游客的现象呢？

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可以让当地居民脱贫减贫。但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否确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漏损效应？即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整体增长，受益人群是不是贫困人口？真正的受益者是否只是贫困地区的相对富裕人群？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的增长是亲富式增长还是亲贫困增长？如果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未能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减贫，哪些途径能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减贫？

亲贫困增长的内涵

反贫困是全世界共同的重要课题，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涓滴式”经济增长（Trickle-down Growth）会自动减缓贫困，即在没有任何其他减贫措施下，通过经济增长可以增加穷人就业机会，并且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使穷人受益。赞同通过涓滴效应减缓贫困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涓滴式增长也被称之为滴漏效应，具体是指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强调大多数人普遍分享，没有针对特定收入群体制定具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也没有过多地考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不公的效应。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困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相应地自动缓解，涓滴式增长自动减贫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反对“涓滴效应说”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为前提的，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对穷人的涓滴效应是不能自动发生的，它受到一系列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包括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制度安排等。Bhagwati认为经济的某种高增长率，反而可能使贫困人口的状况更糟，原因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伴随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社会机会的不均等，这些不均等的因素很可能抵消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即产生“不利于穷人的增长”（anti-pro-poor growth）。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减贫速度下降，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为民众广泛地分享，特别是使贫困人口切实受益，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亲贫困（pro-poor growth）增长的概念，亲贫困增长也被译为贫益式增长、益贫式增长，该概念源于Chenery和AhIuvalia（1974）所建立的增长利益再分配模型，由Ravallion Martin于1994年正式提出，具体是指贫困群体能够参与经济活动并能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将“亲贫困增长”界定为能够使穷人收入的增长水平超过平均增长水平的经济增长。“亲贫困增长”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能否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不同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理论，亲贫困增长理论强调直接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而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减贫离不开经济增长，但贫困人口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多少利益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主要包括收入分配条件、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等。主张通过亲贫困式增长实现减贫的学者认为，贫困人口相对于富有群体而言，缺少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故意倾向贫困群体发展的战略，缩小贫富差距，使贫困群体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地收益。实现亲贫困增长的途径是：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消除妨碍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外部障碍，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能力。

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扶贫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日益成为我国农村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旅游扶贫也成为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乡村旅游经济的增长能否自发地起到减缓农村贫困的作用？亲贫困增长理论认为，仅靠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减贫与发展，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但它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的性质及模式（即不同群体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等因素也是影响我国农村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大量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实践也证明，宏观经济效应并不等于贫困人口的获利和发展，相反，由于旅游开发的消极影响，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可能大于收益（张伟等，2005）。

NieholsonT对菲律宾的布若塞岛（Boracay）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旅游发展初期旅游者以背包客为主，住宿以当地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为主，但当该岛旅游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国家主要旅游目的地，外资兴建的大批旅游食宿设施代替了家庭旅馆，原先的当地经营者被挤出旅游经营圈；同时，新的旅游需求都集中在大的高档星级酒店中，他们需要的是标准化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的人，而这些人员常从外地引进，当地贫困人口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NieholsonT，1997）。

经济增长是减轻贫困的有力武器，对减贫有较大的正效用，但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模式（即不同群体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甚至会抵消部分经济增长的正效用。张昕欣（2010）基于安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减贫的同时，收入分配在贫困人口内部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收入分配向轻度贫困者倾斜，而深度贫困者则获得更少的收入。在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我国有些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减贫使贫困地区相对富裕或者说轻度贫困者脱贫致富，但深度贫困者由于资源极其有限，没有机会参与旅游开发或者只能参与旅游业中低收益水平的工作，从而没有机会或较少分享旅游经济增长的成果。

我国大多数乡村地区发展旅游业是靠对外招商引资，旅游业发展投资靠这些从外地招来的商人或公司，旅游业发展所得也又回流到他们那里，这样就可能出现了漏损，造成虚假繁荣，当地经济并未显著增长。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适度规模经营与合法流转，导致土地被集体入股后，形成适度的规模，被政府或外来开发商统一经营。农户尽管能收取租金、获得股金，然而贫困人口因为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各方面都非常欠缺，旅游参与能力低下，不但不能从当地旅游发展中受益，还要承受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物价上涨，降低了其实际购买力因而更加贫困，乡村成为城里人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飞地”，出现乡村旅游目的地“飞地化”。所谓乡村旅游目的地“飞地化”，是指城里人或者外来投资商占据了当地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并且占有绝对或者绝大部分的受益权，使得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飞地。旅游飞地化与旅游扶贫目标相悖，降低了旅游扶贫效应。

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是贫困人口的获利和发展，目标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贫困地区社会积极变迁，而不是旅游产业的发展。

Bardhan&udry（1999）也认为，一般来说，通过经济增长帮助贫困人口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增加他们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农场和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自我雇用机会。因此，使得贫困人口能够被纳入经济增长的轨道对于缓解贫困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有一些贫困人口却因为很多原因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之外。另外，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集聚向心力可能使资源流出落后地区，从而强化了区域间的不平等。所以，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增长点之后，贫困人口是否有机会获得分享增长的机会，这一点对于能否成功降低贫困非常关键。如果在通过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增长点后无法保证贫困农户也有机会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则可能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夭折。

我国乡村旅游经济亲贫困增长路径

（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国民福利的提高，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以便使人的价值在增长中体现出来，这需要收入分配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落实。

“穷人中的穷人”即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今后扶贫的主要对象；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需要多倍的收入增长才能弥补，在今后时期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对减贫尤其重要：经济增长与减贫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时期出现了“亲富增长”，现在有必要选择“亲贫困增长”路径。

乡村旅游收入分配最主要是土地收入分配，其次是门票收入分配。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的区域内开发一定量的商业用地，商业用地的收益要比农业用地的收益高出很多，如何去分配这部分利益非常重要。由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多为政府或者外来投资商统一管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会拿到转让土地或者享受到现有资源带来的利益，但是在后期的经营过程当中，大部分的利益归政府或者投资者，这正是近年来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与当地乡村旅游管理方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给投资商非常优惠的条件，包括极低的土地征用费用，农民所得利益不足以补偿他们失去土地造成的损失。相对富裕的村民可以通过农家乐、家庭旅馆等方式参与旅游开发经营活动受益，甚至脱贫致富，但是对于那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他们没有资金和能力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来，这部分失地的贫困人口就会变得更加贫困。

关于门票问题。首先是乡村旅游目的地是否应该收门票的问题，其次是门票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

门票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婺源门票实行通票制时引发过一场讨论，2013年持续升温的凤凰古城收费事件经过持续酝酿，俨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很多网友反对凤凰收门票，认为这是政府与民争利，因为景区收取门票可能直接损害到凤凰古城商户的利益和游客的利益。凤凰县副县长回应称，收门票以后，凤凰游客总体是增长的，但散客确有减少，下一步将对营销政策和管理方式进行小调整。该副县长也表示，目前家庭旅馆、古城商铺、从事拉客人员及沱江河下游农家船，是当前利益调整中矛盾最大的群体，凤凰县正在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畅通诉求渠道，目前农家船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大家的经营问题会逐步解决。但是从亲贫困视角来看，能够参与餐馆、商店经营的人口要么是外地商人，要么是本地乡村精英，即贫困地区中相对较富裕的那部分人。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商开发当地旅游后，这部分人是脱贫致富了，足以弥补他们失地的损失。但那些最贫困的村民却为当地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牺牲，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经济增长是“亲富增长”，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以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地最富裕的村民很快积累了百万千万的财富，另一方面是最贫困的那部分村民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比旅游开发前更贫穷了，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连口粮也需要现金性收入购买，而旅游发展又导致了物价上涨，他们的实际购买力更低因而更加贫困。这种乡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带动当地村民致富，但不利于最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旅游目的地集中收取的门票除了一部分被政府用作管理费以外，政府会将门票收入按比例分给村民，这对那些没机会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来的贫困村民就是一个补偿。尤其有些乡村旅游目的地已经变成了城里人的“旅游飞地”，由于当地商铺太贵，对本地居民又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当地居民根本就买不起家门口的商铺因而无法参与到乡村旅馆、餐馆、土特产商店的经营者行列，事实上，凤凰古镇上的商家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如果凤凰景区收取门票只是以牺牲古镇商户的部分利益为代价，换取更多的古镇保护费用和当地居民失地补偿、生态补偿等费用，那么这样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就是在扭转过去的亲富倾向，变得更加亲贫困，更加有利于旅游扶贫目标实现，从反贫困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支持的。也更因为此，西江苗寨收门票时当地社区居民绝大多数人没意见，凤凰县的绝大多数人对征收门票也没意见，因为只是减少了小部分相对富裕者（旅游住宿业、餐饮业、旅游商品经营者）的收入，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李坑、江湾、汪口等景区于2011年7-8月出现了部分村民为争取门票利益而拦阻游客，导致婺源几个核心景区关闭的现象，主要是当地村民认为景区门票分红不公所致。古镇、古村落居民为了发展当地旅游，在房屋装修、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做出了牺牲，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农作物都是很重要的乡村旅游吸引物，他们要求从门票中获得部分收益是合理要求，理应得到满足。

（二）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贫困人口在面对自然灾害等冲击时，由于缺乏财产收入、投资机会和其他渠道来规避风险，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容易陷入更深的贫困。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等保障性政策来增强农民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对减轻贫困人口的风险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贫效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全可以大大减少因病致贫人口，农村养老保障的全面推行可以减少老年贫困人口，减少老年人子女的负担，大大减少农村的福利贫困。

我国已出台农村医疗、养老保障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三方，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农民与当地财政的增收，其实是多渠道多形式筹措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夯实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当地乡村旅游社区也应该积极利用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所得资金，帮助那些最贫困人口参加农村医保，旅游开发扶贫属于“涓滴式扶贫”方式，低保制度、贫困补助等措施属于“瞄准式扶贫”方式，两种扶贫方式的有效结合更有利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

（三）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提高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能力是实现亲贫困增长的根本途径之一，能力贫困是收入贫困的根源，只有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经营参与度和参与水平。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对于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训投资应当作为政府或公共部门大规模减贫政策中的一环，大力开展旅游服务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能力。医疗和卫生的普及也是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因素，以发展乡村旅游为契机，引导和帮助当地村民使用自来水和现代厕所设施，改善穷人的卫生条件从而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总之，如果能选择合适的乡村旅游经济增长路径，发展乡村旅游确实是一种理想的产业扶贫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乡村，实现全面小康，将不是遥远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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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景明.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省思—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中心的考察[J].旅游学刊，2010.25（2）

9.郭凌.王志章.乡村旅游：实现农村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J].学术交流，2012（8）

作者简介：

第2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关键词：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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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6,China）

第3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一是高度重视。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政治工作和底线工作来抓，定期召开碰头会议，研究解决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强化责任。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股室、乡镇财政所长为成员的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三是周密部署。局党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调度财政扶贫工作，财政评审每两月出台一次小型公益工程项目预算最高限价表，对村级扶贫工程造价实行动态管理，对2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村级自行组织实施，对40万以下的项目实行“四自两会三公开”模式，确保扶贫资金用得下、用得快、用得准、用得好。特别是2017年8月以来，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进度，做到一月一调度，一周一通报，督促项目单位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四是强化制度建设。为确保统筹整合工作顺利开展，我县出台了炎陵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炎政办发[2016]8号）、《炎陵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实施方案》（炎政办发[2016]24号）、关于推广小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四自两会三公开”建管模式的指导意见（炎政办发[2017]44号）等一系列文件。

二、资金的整合和监管情况

2016年-2018年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共计59118.3383万元，其中2016年8511.12万元，2017年32446.3334万元，2018年18160.8849万元。

2019年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5810.65万元。

在资金监管方面，县财政部门严格按照上级决策部署，抓细制度建设、抓好资金筹措、抓准资金投向、抓严资金管理、抓实监督管理、抓紧问题整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一）抓细制度建设

——出台了《炎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创新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的意见》（炎政发[2016]18号）文件，成立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年度统筹方案的确定、项目实施、督办检查、验收考评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落实和监管，制定统筹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财政资金有序统筹、有章可循。

——制定了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政办法发[2016]5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每年制定了《炎陵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制定了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了资金整合的范围及整合程序。整合的范围包括中央、省、市、县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中央层面主要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20项；省级层面主要包括：扶贫专项资金、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一化四体系"建设的资金除外）等19项。

——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先后下发了《炎陵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炎政办发〔2016〕8号）、《炎陵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炎政办发〔2016〕75号）和《炎陵县精准扶贫产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炎扶发〔2016〕2号），就扶贫资金的分配、使用、审批、拨付、管理和监督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同时，简化资金审批和报账流程，确保扶贫资金用得下、用得快。财政评审每2个月制定一次小型公益工程项目预算最高限价表，对村级扶贫工程造价实行动态管理，对2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村级自行组织实施，对40万以下的项目实行“四自两会三公开”模式。

（二）抓好资金筹措。严格按照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范围，应整尽整。

（三）抓准资金投向。严格按照《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湘财农〔2017〕21号），围绕培育和壮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改善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确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范围，2017年明确统筹整合的资金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七个一批”和“六大工程”安排使用，落实定资金、定项目、定责任、定时间的“四定”原则。整合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转移就业、农户补助等方面，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各项支出、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等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2018年以后，整合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发展两个方面。

（四）抓严资金管理。一是实行专人、专户、专账核算。二是建立了项目资金台账。各乡镇、县直相关单位依据下达的扶贫资金使用计划，按照项目文号、项目地点、项目名称、项目内容、资金规模、支出金额等要素，建立了项目资金使用台账。三是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县级方面，炎陵县涉农整合年初方案、调整方案和全年下达的整合资金计划均在炎陵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长期公示。村级方面，村级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切实提高脱贫攻坚工作透明度。在贫困村村部设立脱贫攻坚公示专栏，明确专栏的扶贫政策、扶贫资金项目、贫困对象管理等公示公告内容，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话，并留影像资料备查。四是加大培训力度。开展财政支农政策培训，让全县相关财务人员、扶贫帮扶工作队员和村干部知晓熟悉财政扶贫政策。

（五）抓实监督检查。一是严格纪律监督。扶贫、财政、审计每年对统筹整合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严肃追责问责。对全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进展情况实行一周一排名、一周一通报。县人民政府对乡镇和县直有关单位当月各个项目进度排名倒数第一及整体进度排名倒数第一的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三是扎实开展股所共建。局班子成员和相关股室每月下乡镇财政所，对乡镇扶贫资金支出的合理性、合规性进行核查，指导乡镇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掌握乡镇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动态，及时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六）抓紧问题整改。一是严格按上级要求抓整改。三年以来，国家、省、市级多次对我县扶贫资金管理、分配、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各类问题，县财政局根据反馈意见，列出问题清单，下发整改督办通知单，要求相关单位按时整改到位。二是审计抓整改。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专门的审计组，对所有涉及扶贫资金管理、分配、使用的县直单位、乡镇、部分村进行全面审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并反馈给相关单位，相关单位按时进行了整改。三是全面自查抓整改。县财政局组织局纪检、监督股、乡财服务中心对所有贫困村扶贫资金、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管理、使用进行全面自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同时，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专门调查，一个一个核实，及时回复举报人，并将核查结果及时报告省财政厅。

三、统筹整合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及取得的成效。

炎陵县始终以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首要责任、第一民生、苦战硬仗，举全县之力朝着脱贫摘帽目标扎实推进。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初始贫困人口8164户26761人，贫困发生率16.57%，贫困村66个（建制村合并后调整为54个）；2014-2017年，全县累计脱贫6633户22881人，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0.6%。2017年12月，通过市初审；2018年2月，通过省核查，在全省5个同类县中，贫困发生率最低（0.6%）、群众认可度最高（98.49%）；6月，通过国务院专项评估检查，错退、漏评均为“零反馈”；8月3日，经省政府批准宣布脱贫摘帽。主要围绕“五个字”做文章：

（一）驱“贫”——让产业收入多起来。牢牢把握发展绿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这个脱贫的关键，千方百计让贫困户的“钱袋子”鼓起来、“腰杆子”硬起来。文化旅游方面。打好炎帝牌、红色牌、生态牌，基本形成“一心一环三大版块”旅游格局，炎帝陵创5A进入冲刺阶段，标语博物馆成功创4A、云上大院成功创3A，神农谷旅游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带动39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48家休闲山庄、412家农家乐加速发展，帮助5600名群众就业创业，其中贫困人口2112人，人均增收1.8万元。绿色农业方面。“一带八基地”成为群众脱贫致富“主阵地”，带动6096户18846名贫困人口，户均年增收6800元。特别是炎陵黄桃连年产销两旺，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湖南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炎陵县获评“中国优质黄桃之乡”。生态工业方面。“一区两园”扩大到11平方公里，炎陵工业集中区进入全省园区综合排名20强。把握贫困县IPO“绿色通道”机遇，成功引进欧科亿、国声声学、全康智能家电等3家投资10亿元以上的预备上市企业，入园企业发展到149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6家，安置就业1.4万余人，带动2692名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2.5万元。

（二）治“穷”——让内生动力活起来。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让他们的心更热、腰更直、手更勤。“扶志”。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和正向激励，引导和帮助贫困户从精神上立起来、强起来、硬起来。“扶智”。突出抓教育扶贫，开展“千名教师扶贫大走访”活动，通过教师进村入户比对确认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做到精准资助“一个不漏”、控辍保学“一个不失”、条件改善“一所不差”，全县义务教育入学率100%，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无1人因贫辍学。“扶技”。大力开展就业援助，免费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和“两后生”， 帮助缺技术的贫困劳动力掌握致富技能，实现“培训一人、转移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开发生态护林员、生态管护员、乡村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728个，引导和帮助群众实现就业增收。全县农村贫困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6658人，占59.5%。

（三）解“困”——让基本保障强起来。坚守底线，突出重点，政策始终向贫困户聚焦、向贫困人口叠加。保障“房子”。扎实推进“三大工程”，实现“居者有其屋”。坚持定户、定点、定标、定期、定责、定业的“六定”举措，分2年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234户4013人，确保“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按照“一提三分一统”的思路，完成农村危房改造8327户，其中贫困对象农村安居工程2543户；兼顾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完成6122户农村土坯房集中整治，拆除5366栋闲置、废弃、空心破败的农村土坯房。保障“身子”。大力开展健康扶贫，形成了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综合保险、特殊医疗、便民服务“六重保障”。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结算服务。贫困患者县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90%以上，5452人纳入国家健康管理系统实行分类管理和救治，有效降低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几率。保障“底子”。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兜底脱贫，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全县农村低保对象1349户2940人，其中兜底对象294户516人，兜牢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低保障网。实施生态扶贫，投入补偿资金6568万元，让贫困群众既守住身边的“绿水青山”，又从“金山银山”中分享红利。

（四）提“质”——让村容村貌美起来。实施“六大工程”，贫困村、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交通更通畅了。投资14.59亿元，完成国省干线公路提质改造161.51公里，建设农村公路808.22公里，危桥、渡改桥25座，客运站场224个。饮水更安全了。完成水利设施投资3.67亿元，100%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其中91.7%的行政村通自来水。网络更发达了。光纤宽带和手机4G信号全覆盖，农户100%通生活用电，农网改造全面达标，51个村级光伏电站建成并网发电。环境更优美了。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4.38%，形成了“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及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文化更丰富了。全县人均文体设施面积2.07㎡，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文体器材等文化惠民活动广泛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全覆盖，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乡村旅游更兴旺了。纳入全省“神奇湘东”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39个贫困村纳入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星级乡村旅游点42个。

（五）担“责”——让结对帮扶实起来。全面压实“五个责任”，严格遵守“五项制度”，坚决兑现“五个不论”，结对帮扶做到“身入”“心入”“深入”。“身入”，就是贫困村、非贫困村帮扶工作队全覆盖，贫困户帮扶干部全覆盖，累计开展“大走访”21.46万人次。“心入”，3641名帮扶干部深入千家万户，开展“三同五好”2.59万人次，成为最感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深入”，根据“贫困户所需、帮扶干部所能”，实打实为群众解决问题，帮助贫困户实现各类“微心愿”2.16万个。“大走访”经验获省委《工作情况交流》刊文推介。

四、涉农整合资金中农林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成效典型案例

炎陵县发展黄桃产业推进精准扶贫

炎陵黄桃生长于炎陵县海拔300-1200米的深山之中，得益于充足的阳光、凉爽的气温、昼夜温差明显的独特气候以及松软肥沃的土壤条件，“炎陵黄桃”具有果形周正、颜色橙黄、甜度适中、酥脆可口，香气浓郁等特点，受到市场的青睐。该产业已经成为炎陵县带领广大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导农业产业，炎陵黄桃线上线下热销，并带动炎陵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展，对促进农民脱贫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2784户8152名贫困人口因黄桃种植直接受益，年人平增收约8500元左右。获“湖南十大农业品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优质黄桃之乡”等荣誉和称号。它集精致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多个现代农业元素，是炎陵农业发展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炎陵黄桃”也成为了炎陵县一张响亮的名片。

第4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现状；可持续；前景

乡村旅游是指到乡村去了解一些乡村民情、礼仪风俗等。也可以观赏当时种植的一些乡村土产、果树、小溪、小桥及了解它们的故事。旅游者可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我国乡村旅游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发展。

河北北部的张北县，上世纪是出了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几年该县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打造乡村旅游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叫响了中都草原、天然氧吧、欧洲风光等几大乡村旅游品牌。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来该县参观游览、度假、休闲。使该县真正实现了贫困县向旅游大县的转变。

当然，乡村旅游也对该县的经济、社会、环境带来诸多有利影响。首先对经济而言，增加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政府的税收，调整了该县的产业结构，带动餐饮、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由于当地成立了许多相关服务行业，所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同时，由于旅游业投资成本低、见效快，所以对当地扶贫致富的作用不言而喻。另外，就社会文化而言，有助于提高当地旅游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的素质，也有助于促进对当地草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同时改善旅游目的地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从环境角度来讲，保护了当地诸如桦皮岭等一大批自然景区，以及六代长城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古迹。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使旅游区整体环境得到了美化和提升，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

纵观以上观点，发展乡村旅游无论是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还是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张北，这个坝上小城乡村旅游的发展无疑不是中国乡村旅游大发展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一些弊端和问题也开始逐渐突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旅游开发同质化，缺乏自主性和多元性。竞争环境恶化，不正当竞争案例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个别地方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陷入了低级化、庸俗化。乡村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另外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不能很好的与乡村旅游的用工需求相适应。最后一点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恶化，比较常见的有植被减少、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等，这些都对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威胁。

基于以上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合理预测。

一.乡村旅游开发要追求个性化、本土化，既要迎合旅游市场需求，又要注重保护当地独有的特色旅游项目，乡村旅游开发时，要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较高的艺术格调。坚持走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一体化道路，切忌趋趋而同。

二.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要不断完善旅游市场体系，使乡村旅游相关企业得到长足、持久的发展。

三.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和自身素质。从而真正使乡村旅游成为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民收入，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

四.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以破坏环境，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作为代价。要真正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目前中国乡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人数已经达到三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既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应该夯实基础，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另外，当前世界总体呈现和平局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海外旅游客源市场取得了进一步拓展，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周边国家。这为我国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总结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应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抓点带面、立足服务、打造品牌，大力推进我国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使我国乡村旅游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周玲强，黄祖辉.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经济地理. 2004（04）

[2] 黄郁成，黄光文. 论农村旅游开发的资源凭借[J]. 旅游学刊. 2003（02）

第5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关键词：德夯苗寨 旅游风光带 生态农业 融合开发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傍着峒河水势延绵十几公里，其开发对张家界至凤凰旅游长廊提升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从生态地带德夯至古城吉首峡谷陡峭、民风纯朴，为当地自然资源、人文景观的开发与利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前景。

1 国内外关于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融合的文献综述

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世界自然基金（WWF）[1]以自然为基础进行研究与定义，而生态旅游协会（ETA）[2]则根据当地环境基础进行研究与定义，然而他们的研究内容归根结底都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资源为基础而进行有目的旅游活动，同时实现生态价值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而国内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则从多个角度进行定义，如从生态学角度（卢云亭[3]1996等）、旅游地理学角度（郭来喜、张广瑞2004等）；而在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研究中，蒋艳[4]（2003）提出社区参与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具体包括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决策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两个阶段；李琳[5]（2003）着眼于人类同其周围自然的和人工环境之间的一种教育关系；王金伟[6]（2008）建立了理想的生态旅游分区模式，并试用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曹瑞祺、寇明婷[7]（2010）则结合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发展内涵，通过消除博弈，提出对策来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关于在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产业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的运用研究，湘西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既具有民族村寨农业的生态性也具有民族村寨旅游的游玩功能，是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优势互补的产物，同时在产业融合过程研究中的技术、产品、市场三方面的融合也至关重要[8]。总之湘西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湘西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对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即生态资源、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融合开发价值探索后，结合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的生态环境区间优势，通过时空规划，进行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最终实现生态农业旅游扶贫的目标。

2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态势

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是一条集险、峻、幽为一体的狭长山谷，傍着峒河水势延绵十几公里。峡谷两岸物产丰富，对陡峭的峡谷与朴实的民风以及人文景观的开发与利用为当地实施旅游脱贫奠定了基础。早在1986年吉首市人民政府将这里开发成为风景名胜旅游区，1987年正式实施对外开放，2005年12月被确认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近几年来，随着湘西苗寨景区的旅游业的发展，德夯苗寨的餐饮、住宿、旅游产品服务项目迅速兴起，由原来的贫穷落后山寨，变成今天与全镇各村相比，相对较富裕的德夯新村。在2006年吉首市把德夯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2009年被评为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2012年吉首开始走“谷韵吉首”的旅游品牌路线，因此在湘西德夯旅游风景带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市场前景广阔。根据2010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湘西旅游发展生态环境区空间划分”的划分情况来看（如表1），德夯苗寨的生态环境发展被划分为协调控制区级别，是民族民俗风情旅游资源重点开发、规划的对象，因此吉首至德夯旅游风景带的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的规划具有良好的先天资源优势与政策优势。

政府机构对于生态环境区域空间的划分是基于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德夯苗寨、古城吉首属于生态环境协调控制区域，在实现核心自然区域保护与自然区域的引导，起到缓冲与防护作用。近几年来，湘西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开展各种旅游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也逐渐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民族村寨生态旅游项目：以农家乐为主的休闲度假型旅游项目，如凤凰县的金凤凰山庄、龙山县农夫果园休闲农庄；以古镇休闲度假型为主的旅游项目，如凤凰历史文化名城、芙蓉镇、黄丝桥古城等；以民族文化为主的体验型项目，如吉首市矮寨镇德夯苗寨民俗文化村、湘西明珠休闲度假村；以高科技生态农业为主的观光型旅游项目，如古丈背篓茶苑、花垣县湘西武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民族村寨生态旅游类型，这些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湘西村寨经济的发展。

3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分类与价值探索

3.1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分类 湘西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甚至以牺牲部分经济体的利益为前提来发展旅游经济，这些开发活动往往会对村寨生态产生灾难性破坏，譬如民族村寨旅游开发造成的原有民风的破坏，导致古村落出现了风貌不存、民风渐易等令人堪忧的现象，因此需要对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价值进行分类，利用生态农业技术来弥补村寨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对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状况进行分析（如表2），然后对其旅游开发价值进行是识别，才能开发出合理的产品类别，以便更好的实现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

3.2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价值探索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的生态农业资源物种丰富，品类齐全，融合开发价值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对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实现了资源互补作用，同时在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产品类别上，可以开发成文化体验产品系列、康体运动产品系列、休闲度假产品系列等（如表3），这些旅游产品系列刚好实现了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价值。

根据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状况与民族村寨生态农业产业融合的类别进行分析，利用互动性研究，在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沿岸的生态农业资源、民族村寨旅游资源、自然资源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开发出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根据湘西自治州的发展规划与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需求，可以结合产业融合理论，将生态农业旅游、民俗文化旅游、自然/人文旅游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一款核心旅游产品，实现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的旅游价值的提升（如图1）。

融合开发互动结果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风光带在生态农业资源、自然资源、民族村寨旅游三者之间的共同开发与互动作用之下，开发出核心旅游产品，即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如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包括野生花卉植物展、苗族原生态鼓舞晚会、野生动物科普普及活动等这些新的旅游项目；民族村寨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包括苗族原生态鼓舞晚会、苗族文化博物馆、苗寨药物展览园等。通过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旅游项目不尽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也满足了旅游消费人群多样化的需求，对于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旅游消费人群的完美追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4 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时空规划

4.1 做好时间规划，循序渐进，确保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 打造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大峡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需要以保护生态安全为准则。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做三个“三年”规划期。第一个“三年”，是为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做前期准备，主要包括政府规划，村寨旅游资源和生态农业资源的认识，地方观念的改变，政府招商引资，做好品牌宣传工作和社会公关工作以及技术人才培养等；第二个“三年”期是民族村寨旅游与生态农业旅游的产品融合期，通过在民族村寨发展生态农业项目，使传统功能也得到释放，既能增加当地居民的劳动收入，又能够缓解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生态压力；第三个“三年”期是实现市场融合，是民族村寨旅游与生态农业旅游融合发展的最终体现，通过开发生态农业产品与民族村寨旅游产品共同把旅游消费市场做大，并借助吉首市推出的“谷韵吉首”的城市品牌、吉首市市花“兰花”形象，最终实现生态农业旅游扶贫目的，如表4所示。

4.2 做好空间区域划分，实现德夯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合理开发 湘西德夯风景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需要通过多部门沟通、全方面的考虑、多方位的规划并经过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如图2）。因此，根据湘西德夯风景带路程与地势环境，可以将这十几公里的路程分为三段进行规划，协同发展，以便按计划进行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如表5）。

4.2.1 吉首至寨阳乡：属于城市与城郊的过渡段，既有城市经济的梯度扩散作用，如吉首市西站附近沿河房地产开发，也有城郊乡土浓郁的气息，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野民情。这一段是城乡互动的关键区间段，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旅游者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要联合曙光村和寨阳乡之间的合作，政府机构应该发挥其协调工作的能力，可以是当地居民自己开发，由政府聘请专业科技团队进行指导；或者根据统一规划的需要，政府或者企业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将土地统筹起来，然后再无偿租赁给地方居民，并且按照规划进行种植，通过资金奖励等手段来实现此空间区域的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目标。

4.2.2 寨阳乡至矮寨镇：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大峡谷，呈现险、幽、高耸等特点，也是一条集清澈、幽深于一体的狭长山谷河流，根据此地段的自然环境与地理环境情况，刚好可以体现“谷韵吉首”的主题。此处可以开发水路旅游项目，以体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河流可以分段拦坝蓄水，根据蓄水允许长度来规划拦水坝计数。峡谷两岸可以开发登山项目，以及培育和种植珍贵稀有动植物，连片开发天然植物博物馆；兰花作为吉首市“市花”，可以培育各种适合在山涧生长的野生兰花园圃，以供船上游客欣赏。此路段政府部门在资金和技术引进上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整个工程的实施安全。

4.2.3 矮寨镇到德夯苗寨：是民族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核心景点区域。矮寨四面环山，中间空旷如一，前面的公路奇观――著名的矮寨盘山公路，头顶上是世界特大悬索桥――德夯特大悬索桥和德夯苗寨景区，也是利益冲突的重点防范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在征求广泛的意见以后，进行规划与开发，开发过程中可以由政府邀请专业团队进行规划与技术指导，矮寨镇的开发由矮寨居民来执行，德夯苗寨的开发由原来承包公司进行再包装，要体现生态农业主题的民族村寨旅游的主题。为了能够在悬索桥上的旅游感应到矮寨镇的视角效果，在闲置的土地上可以种植花卉等能够点缀的植物，可以开展登山运动或者极限运动，如蹦极、攀岩等项目。德夯苗寨以瀑布溪流为主线，进行野生蔬果成片种植，比如德夯至天文台的路段可以在农闲时期全部种上油菜花，既可以用来观赏，游客用来榨油，打造“油菜花之谷”；德夯苗寨至流沙瀑布可以打造成一条野生动物观赏长廊，可以让游客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珍惜和保护野生动物；德夯苗寨至德夯瀑布群路线可以规划成野生药材大观园，增加游客对苗药的了解和体验山涧采药的乐趣，体验“只在此山中，云生不知处”的感觉。

5 结论

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在经过时间与空间的规划以后，基本实现了产业融合中的技术、产品、市场等三方面的融合，为了巩固湘西德夯旅游风光带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成果，还应该对景区旅游路线进行科学安排，如应该采取战略联盟的合作形式，基于交通便利的优势可以打造以吉首为起点的一日游和以吉首为终点的两日、三日游路线的精品路线，满足多方面的旅游市场需求，打造出民族村寨生态农业大峡谷旅游的品牌线路，迎合“谷韵吉首”的旅游品牌发展，最终凭借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生态旅游扶贫的伟大目标。另外，在这过程中参与重要角色的当地政府、居民、旅游开发企业需要发挥各自的职能，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要以全新的视角看问题，比如引入生态农业旅游观念并进行宣传，同时大力推广“谷韵吉首”的品牌概念，积极调动当地居民的生态农业旅游扶贫信念等；当地居民作为生态农业旅游扶贫的直接受益者，应该积极树立生态农业旅游观念，配合政府文件等政策的实施，同时提高自身的修养，以更好地接受全新理念；旅游开发企业可以引进一些具有科研开发实力的农业企业以及引进一些资金雄厚的投资公司、旅游管理企业，注重培养和利用地方企业的优势资源等，通过共同努力，按照空间划分区域、按照时间段逐步进行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融合开发，打造民族村寨生态农业旅游大峡谷，实现生态农业旅游扶贫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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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瑞祺，寇明婷.乡村生态旅游规划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4）.

第6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对苗年开始期待，还和邻居们讨论到底会有多少游客来到寨子一起吃长桌宴。他家的民宿从春天路边野花盛开，一直忙到国庆稻米收割，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到过龙塘。

穿过山中薄雾进村，吃过龙塘鱼酱的人，都说“龙塘不错”。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2019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创宣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复活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图景实现。

融创中国之前积极参与了13省21村的帮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并从龙塘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重庆中益乡、延安万庄等大量帮扶项目开展中进行补充迭代，归纳了基于企业责任和自身资源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文旅切入，实现“四推动、五振兴”，切实助力乡村在产业、组织、文化、人才、生态维度上全面振兴。

1

以文旅带动一产、二产，打牢产业基础，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穷，是因为产业弱。据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水平，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产业差距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农户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了乡村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偏僻地区。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创在龙塘村的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兴的第一落点。融创依据龙塘自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带动了村里15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鱼冻节。预计2021年全年，龙塘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塘带来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础上，融创联合友成基金会又对龙塘村产业进行了调优升级。一方面，支持龙塘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协助龙塘打造“龙塘好物”自有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打通推广渠道，带动龙塘村合作社销售本地鱼酱酸、茶叶、玫瑰花等产品的市场化运转，形成可持续模式。

农村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像龙塘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不仅具有数百年历史，还保有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习俗。因此，融创在龙塘挖掘苗乡非遗文化，通过技艺、技能培训打造“绣娘团”和扎染、苗绣等文化特色产品，搭建文化产业，增加龙塘产业体系的立体性和体验感。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并打造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此外，还通过产业化运作，增加了公益触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2

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可持续运营

2018年12月，龙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远胜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之后，决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远胜的父母强烈反对，但他自己则异常坚定。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文远胜和另外6名村民积极响应。今年他们种植的 6.9亩红米，5.4亩香米，预计产值可达11.7万余元。除了村里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小组等，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非遗工坊成立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潘晓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龙塘。她很快成为非遗工坊第一批参加培训的“绣娘团”成员。她们的蜡染、苗绣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产品。潘晓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遗工坊的负责人，开始培训更多年轻女性成为“绣娘”。

没有产业引不来“金凤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乡村的痛点。现在的龙塘有了产业体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没有成长空间、愿不愿意留下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龙塘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在融创和友成基金会的指导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为示范，引导村民自发组织了各类经济、技能培训、文娱、公益小组。帮扶项目组还展开了一系列培训，这些培训包括了餐厅和民宿的运营管理、蜡染和苗绣的技艺技能学习、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的市场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以及合作社等小组的管理知识和龙塘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机制等等，逐步培养提升龙塘村民的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立。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在中益乡，融创捐赠建设初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开展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工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重庆石柱远程教学站、清华大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初心学院挂牌，面向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举办高层次教育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不仅让中益乡实现了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教学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乡和校企资源的长期联结路径，形成了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融创认为，乡村振兴模式中，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3

改善人居环境，复活风俗风貌，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原则性前提。

例如，龙塘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全村285户中有苗寨吊脚楼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传统建筑就有9座。村里还有大量古树和一口古龙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龙塘人都会去古井挑水取一个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县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中益乡，是土家文化的传承地。融创联合清华大学设立了非遗研培点，启动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针对本地百姓和相关爱好者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文化是乡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内容和身份认同。融创认为，尊重乡村风俗风貌，才能达成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融合发展。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标准化设计，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改造之后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现了。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苗年、鱼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民一起跳芦笙、抓鱼、斗鸟、拔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自酿的米酒。住吊脚楼、深度体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在重庆中益乡，融创根据村里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捐赠打造初心学院、毕兹卡里、中华蜜 蜂谷、伴乡原宿四大项目，带来了中益乡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绵延 6 公里的景观谷地在“乡村地文化渲染+旅游产业唤醒”理念中，复原了中益乡的土家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融入红色主题游，打造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复合功能空间，让它成为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村落人文宜居新样本。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4

做好教育帮扶，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创将英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进+一出+全面探访”的助学模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上名校精品课程，搭建英苗书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体验外面的世界，开拓师生视野，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维度支持。

通过教育帮扶，让乡村的孩子亲身体会到爱心的温暖，发现更美好的世界，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的一点心愿。

第7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摘要］减贫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反贫困实践成效显著，但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政策长期主导着我国的扶贫实践。这种依赖政府“输血式”行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减贫的同时也会累积返贫的风险。文章通过从国际脱贫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有针对性地找准脱贫路径，有力保障如期实现脱贫。

［关键词］反贫困；国际经验；启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25

［作者简介］姜云茂，男，四川昭化人，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工作，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城镇化与区域发展、区域与城市规划、农业与农村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工作;覃志立，男，四川武胜人，供职于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管理。

长期以来，减贫都是世界各国共同致力解决的重要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反贫困实践，在政府主导下我国已进入综合反贫困阶段。如何打通精准扶贫路径，实现精准脱贫、精准到人，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重点。新时期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脱贫应具备创新性、系统性和多样性。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从“输血”扶贫向“造血”脱贫转变，既是扶贫脱困的治本思路，也是按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1］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但一些国家在脱贫实践方面的有益做法，对于我国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

1 国际反贫困的有益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国家在反贫困实践方面具有较长历史、较多经验以及较多成功案例，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其丰富的减贫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

1．1财政扶贫是打破贫困循环的第一推动力

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大多落后，对资本缺乏吸引力，存在投资金额大、运营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特点，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向穷人提供财政援助来支持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支出方式，即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直接补贴。据统计，英、法、德、日等国家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比例大多保持在30%~50%。另一种则是间接税收支出，即政府出台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领域快速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消费和收入水平。以美国为例，其在个税、财税等方面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都给予了特定税收优惠，农民可享受的税收减免额度最高可达48%。

1．2产业扶贫是激活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关键环节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深度贫困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就必须实现从外部援助“输血型”向自我发展“造血型”转变，从而激活发展内生动力。［2］在研究解决贫困问题的难点时，如何更有效挖掘贫困地区的发展空间和激活需求潜力，这是其能否实现国际化、建立产业项目良性循环机制的关键。以泰国黎敦山区为例，尽管该地区交通不便，政府管制难度较大，但当地特定的地质环境决定了该地区比较适合种植罂粟，这导致山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影响到当地生态。基于对危害的认识和改变山民落后面貌，泰国政府开展替代种植，通过种植松树、咖啡、坚果等树种和经济作物，不仅建成上千平方千米的王室森林，而且生产出较高经济价值的达昌咖啡和澳洲坚果。可见，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落后面貌。

1．3微金融扶贫是国际脱贫减贫的有益补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扶贫小额信贷业务以其灵活便捷的借款与还款方式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发展迅速。小额信贷起源于40多年前的孟加拉国农村银行——格莱珉银行，它是基于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和还款能力进行的制度安排，能有效把控风险，确保较高的年度履约率。［3］此后，“格莱珉模式”被全球40多个国家复制，印度、越南、玻利维亚等国家立足本国发展实际，走出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小额信贷业务贷款成本低，无附加额外条件，阳光高效、公开透明，已成为商业银行金融支农的创新方式和必要补充。近些年，小额信贷正逐步从公益性扶贫阶段过渡到商业化扶贫阶段，如何更好地平衡福利性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1．4教育扶贫是重塑贫困地区的发展之魂

治穷先治愚，治愚兴教育。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教育是扶志、扶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能为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提供智力支持。［4］相关研究表明，由于人力资本约束的缺乏和对某一行的熟练程度的欠缺，很难获得稳定收入的贫困家庭普遍存在。［5］只有增强人力资源投资，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水平，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贫困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贫困问题。［6］其中，巴西成立的东北部教育基金和实施的“远距离教学计划”、阿根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奖学金计划”、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家庭希望计划”等，这些政策设计都确保了贫穷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资助并接受教育。［7］值得关注的是，学前、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在解决贫困问题上获得回报较大，这也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的侧重点。如何正确处理教育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源投资间的关系，是往后教育扶贫之路需要延伸拓展的方向。

1．5旅游扶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扶贫模式

“旅游扶贫”是英国国际发展局20世纪9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它倡导建设旅游项目，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这一大胆构想得到政府、学术界、旅游组织等积极响应和支持，并迅速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实践。通过对国内旅游资源的拓展和整合，各国在旅游需求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加大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创新力度，为当地贫困群体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例如，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国打造出“社区旅游”项目用于发展社区旅游，帮扶贫困人群加快脱贫步伐。与其他扶贫方式相比，旅游扶贫以各国独有的民俗风情和自然风光的魅力，在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的带动下，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2 国际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创新扶贫攻坚机制的启示

历史实践证明，世界各国在帮扶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方面所出台的战略方针和采取的政策举措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精准脱贫要靶向治疗，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精准扶贫的标准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千村一策，更不可急功近利，要下足“绣花”功夫。一是围绕扶贫对象准不准，精准掌握致贫原因，严格按照扶贫标准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对症下药，制定发展及帮扶措施。二是围绕脱贫“缺口”清不清，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在农村帮扶中的先锋作用，全面弄清贫困户在基础设施、生产发展、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的需求，实行缺啥补啥，细化工作推进方案。三是围绕帮扶工作实不实，进一步完善驻村干部的帮扶机制，解决好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工作目标任务不明、逐时逐段工作计划细化落地落实等问题。［8］四是围绕资金使用准不准。对财政帮扶资金到村到户情况、扶贫项目受益贫困户情况认真开展核查，解决建档立卡和项目安排“两张皮”的问题。［9］五是围绕脱贫成效真不真。解决好脱贫人口标识退出是否按照脱贫的程序进行，是否存在“被脱贫”的问题，及时掌握扶贫对象动态并做好建档立卡扶贫对象调整工作。

2．2财政扶贫与微金融扶贫能弥补贫困地区基建“短板”

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巧借财政杠杆筑巢引凤，以各种方式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先期加快完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解决贫困地区通水、通路、通电、通网络等基础问题，加大对农村危房的改造力度和人居环境的综合治理，实现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全覆盖，全面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并建立配套激励机制。这里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财政可将其视为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加大对其直接投入力度，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调动贫困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这既保障困难群众能获得一份稳定可观的收入，又能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充分吸收借鉴国际通用的税收支出方式，发挥财政帮扶资金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打造政策“一本通”，比如出台税前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惠民政策，逐步拓宽税收优惠面。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强化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确保资金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生领域倾斜，提高贫困群众自觉参与扶贫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三是借鉴国际小额信贷的成功实践，积极开展农村小额贷款保险业务，逐步完善财政贴息政策，对小额保险的经营者给予免税优惠，对农民保险给予直接补贴，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助推扶贫小额贷款再上新台阶。

2．3产业扶贫能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贫困地区一旦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就能走出一条从“漫灌”到“滴灌”、从“输血”到“造血”的脱贫致富之路。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只要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并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地引进和开发高效的产业项目，就能助推产业扶贫。例如，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适合发展水产养殖业，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适合发展旅游业。同时，利用产业发展趋势，增强产业间的关联性，创造独特的产业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力争早日攻下贫困“山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在助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尽量避免一些非经济性的潜在负面影响：一是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扶贫开发，合理开发地方资源，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依靠地区资源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产业扶贫要正确克服不同能力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正常扩大，谨防急功近利、患得患失。三是产业扶贫不能简单复制照搬照抄，要警惕低水平重复建设苗头，因地制宜地让优势资源与精准扶贫“结亲戚”，建立有需求、有增长潜力的产业结构模式，形成“1+1>2”的战略效果。

2．4加大教育精准扶贫力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

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扶贫先扶智，脱贫要脱愚。因此，教育扶贫要拔出“穷根”。一方面，要启动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心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工程，注重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大统筹城乡基础教育发展力度，关注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10］此外，健全农村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保障农村贫困学生上得起大学，并给予返乡创业的农村大学生一定的政策优惠，鼓励他们回到生源地反哺家乡建设。这不仅能将青年人的所学所思转换为发展家乡经济的行动力量，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也能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建设美丽乡村。另一方面，教育扶贫还应包括积极开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就业转移培训等工作，使其通过后期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摆脱贫困，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素质提高，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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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扶贫

当前，随着电子商务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传统行业都受到电商的冲击，面临着转型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遇与挑战。发展电子商务，已不再单纯是增加一条销售渠道，多卖几件产品的问题，而是成为转方式、促消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战略举措，越来越与“三农”、就业、创业、扶贫、税收、城镇化等中心工作和战略目标相关。2014年12月24日，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其中明确了电商扶贫工程的重要作用。2016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政策。”2016年4月8日，商务部了《农村电子商务工作指引（试行）》，该文件明确指出了新时期农村电子商务工作的五大工作内容，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扶贫开发水平。电商扶贫就是政府及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运用电子商务来促进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及旅游资源无缝对接市场，带动当地的农业生产、乡村旅游和农村生活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村家庭脱贫致富，带动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扶贫模式。电商扶贫的层次有以下四层：（1）面向个体的精准扶贫，针对农村弱势群体进行的培训及后续帮扶服务，提升技能从而脱贫。（2）面向企业主体，扶持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涉农龙头企业、网上经纪人、生产合作社、地方电商企业等，带动农产品销售和贫困户就业。（3）扶持有产业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贫困区域，实现电商相关主体聚集，实现产业化运营，带来大量物流快递、包装、广告、生活服务的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4）以整个县域为单位进行对口支持，从县域电商规划、产业布局、网点建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促进当地双向流通，提升当地经济水平。

1湖北省县域及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015年7月，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关于开展2015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公布了2015年发展的200个示范县名单（其中湖北省8个县）。2016年1月11日，农业部了“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方案”，方案涉及全国10个重点省（区、市），湖北省并没有作为试点地区。其中要求北京、河北、吉林、湖南、广东、重庆和宁夏等7省（区、市）重点试点发展鲜活农产品电子商务，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等4省（区、市）重点试点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北京和海南重点试点发展休闲农业电子商务。

1．1湖北省农村信息化发展基础较好

作为我国农业大省，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基础建设一直处于中部地区领先，2002年就获批国家科技部第一批农村信息化示范体系建设省。根据世界知名数据商Akamai的统计，作为国内网购大省的湖北（全国第8，中部六省第1），在全国知名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京东等）的入驻企业数量和交易额都偏少。

1．2湖北省电子商务示范县建设情况

为更好的贯彻落实2016年中央1号文件，不断的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自2014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每年各省、自治区通过激烈的竞争评选推出发展基础和前景较好的示范县名单。从该名单分布来看，黄冈（共6个）、恩施（共3个）和十堰（共3个）的示范县入选最多。

1．3湖北省参与农村电商的主体及其特点分析

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参与主体，除了当地政府以外，还有以下7个方面的主体会参与到县域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的建设中，包括：国家机构和央企（中国邮政、供销总社、中国电信）、传统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京东、苏宁）、地方电商企业（浙江赶街、山西乐村淘、深圳淘实惠）、涉农上市企业（金正大、辉丰农业、新希望、北大荒）、新农人群体（广大的农特微商）、社会化的电子商务服务商（县域电商的整体规划与方案设计、产业园及物流体系构建、再到美工、摄影、包装、品牌设计、推广、培训等）、县域当地传统零售连锁企业。

1．4湖北省淘宝村现状

淘宝村通常是聚集在某个村落的网商群体，基于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以规模效益和协同效应的电商产业聚集现象，其数据认定标准通常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2013年，阿里巴巴了全国20个淘宝村，湖北省无一入选。如今淘宝村数量已经达到211个，湖北仅有一家入选（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绿松石），相对于其他农村电商发达省份（浙江62个，广东54个，福建28个，河北25个，江苏25个，山东13个），反应了湖北还缺乏电商产业集聚的配套政策与发展环境，值得反思。

2电商扶贫存在的问题

2016年是湖北省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元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一些短板。（1）思维理念问题。很多地方对电商扶贫的认识存在问题，扶贫实施过程中往往是自上而下推动，基层群众缺乏动力和基础，地方政府推行扶贫政策针对性不强，往往照搬江浙等地先进模式，政绩思维明显。创业培训实用性和融资渠道等问题往往又得不到解决。（2）农业生产及农产品标准化问题。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商品化程度不够，而缺乏标准化就缺乏品牌化经营的基础，从而很难系统的包装和推广，从公共区域品牌发展到市场品牌。（3）信息、交通、金融基础设施整体落后。基础设施问题．面临着信息流和实物流两大主要难题（道路状况差，物流发展滞后，网络覆盖面低）。农村地区商业银行网点覆盖区域有限，造成交易支付渠道不畅通。同时农村电商融资困难，电商扶贫资金不到位，电商扶贫资金投入不足，拨付不及时，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也客观存在。（4）电商专业人才匮乏问题。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全面缺少专业的电商运营、技术、营销、市场、仓储物流、品控保险等人才，这也是实施电商扶贫的一大障碍。（5）县域电商缺乏统一高效的规划，造成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式协同发展环境有所欠缺。很多地方政府重视扶持电商园区和企业招商，重点关注龙头企业发展电商，对基数更大的农村草根电商创业的重视不足，返乡创业青年和大学生等新农人群体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3对策分析

探索并研究解决以上存在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对于提升电商扶贫开发水平，形成完善的农村电商市场体系，带动贫困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进贫困地区农民就业创业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统一认识，利用农村电商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电商并不仅仅只是工业品、农资下乡加农产品进城，而是要借用电子商务这种新经济理念，打造重构新型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打通农业生产与终端市场的流通环节，促进贫困地区人民增收；重塑优化县乡（镇）村三级物流、金融及生活服务体系，促进农民生活的现代化。（2）推进品牌战略，主打特色创新。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必须站在全局视角，整合优化当地农产品资源，以政府背书的方式，系统打造当地农特产品品牌，从公共地域性品牌逐步发展到市场化的企业品牌。（3）充分整合各方力量，打造当地电商产业生态圈。完善县乡（镇）村三级电商综合服务体系，大力推进村级电商综合服务站建设的覆盖范围和实际运营专业指导。需要贫困地区当地政府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并增强电商扶贫专项资金拨付效率，丰富农村电商金融形式，拓宽融资途径，解决农村电商从业者的融资难问题。（4）培养高端和实用性电商人才，完善人才体系。贫困地区当地政府需要从三个方面解决电商发展的人才问题，①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部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和力量；②通过创办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培养本地化人才；③通过配套优惠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扶持做大一批本土骨干企业。贫困地区政府必须锁定紧缺应用型人才（美工设计、数据分析、运营推广），加大培训和引进力度，同时要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管理机制。（5）完善农村电商扶贫制度和扶持政策。电商扶贫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领导专班的积极推进，地方各部门积极有效的配合，在贫困地区当地营造电商扶贫的紧迫气氛，再基于深度调研成果出台电商产业布局、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方案，以及创业资金补贴、税收减免及创业贷款优惠政策，最后再通过典型电商创业致富案例的示范推广效应，进一步推进当地电商经济发展的步伐。

4结语

当前，电子商务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各方认识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人才、组织与制度等相关问题，文章通过对其成因和应对策略的分析，旨在统一农村电商参与各方的认识，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营造农村电商扶贫的良好氛围，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通过电商带动当地传统产业的繁荣，实现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现代化，农村生活的现代化，并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就业与创业，从而实现电商扶贫的最终目的———促进贫困地区群众人民增收脱贫，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局面。

作者:杜晖 熊艳芳 单位:武汉商学院商贸物流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昕，起建凌，谢圆元．电子商务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业网络信息，2015（12）

2卢迎春，任培星，起建凌．电子商务扶贫的障碍分析［J］.农业网络信息，2015（2）

3魏延安．农村电商———互联网＋三农案例与模式［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4裴小军．互联网＋农业———打造全新的农业生态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5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淘宝村［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6张蕊，王银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湖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探析［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5（9）

第9篇：乡村旅游扶贫案例范文

保险具有扶危济困的天然属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广大的贫困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可谓顺理成章

银行因具有直接信贷投放和风险管控等功能优势，可引导资金实现精准投放，保障实现“造血式”长效脱贫致富机制。典型代表如建设银行，不断推动金融扶贫模式创新，运用专业化手段实现“精准滴灌”

与贫困县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专门的扶贫部门或小组，是多数券商结对帮扶通常的打开方式。不少券商高管都是亲自挂帅出征，纷纷派遣阵容豪华的领导班子，奔赴扶贫前线

达则兼济天下。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想要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应该勇于担负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环境的优化、努力促进社会福利增长，不断反哺社会。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精准扶贫”，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实现社会帮扶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作为国内经济重要支柱的金融机构自然要成为“最大力担当”。

《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现行模式下，仅仅依靠救济式扶贫并不能彻底改变贫困人口的处境。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方式需要创新，变“输血”为“造血”。

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其能够持续发展，重点在于事前宣传以及事后推广。寻找金融机构行业扶贫成功的案例，并且将经验推广出去，这对于持续关注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报》来说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为此《投资者报》本期推出的封面专题，就准备来挖掘各类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故事。

保险：扶危济困本质与扶贫天然契合

保险具有扶危济困的天然属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广大的贫困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可谓顺理成章。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曾多次强调，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一是具有放大效应，通过保险市场化机制，放大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具有普惠功能，通过大数法则覆盖所有贫困人口；三是具有精准特点，对因灾因病等不同原因致贫返贫的贫困人群开发有针对性的扶贫保险产品。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但是，单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脱贫致富还是存在诸多现实障碍和困难。

比如，贫困农民开展生产普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和银行共同承担信贷违约风险，实现银保互贷，达到农民想贷就能贷款的效果。

在这方面，太平财险鼓励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等方式，拓宽保险增信路径，低成本盘活农户资产。

比如，通过全新农业保险的顶层设计，实现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2017年，阳光产险在集团公司统一部署下，将重点推进产品扶贫，以产品创新为抓手，精准对接广大贫困地区群众的保险需求。坚持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双线并行，在传统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的基础上，大力开发价格保险、指数保险、保证保险等创新型产品，努力覆盖贫困地区群众全方位的L险保障需求。同时加大产品整合力度，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开发保障面广、费率灵活的套餐产品，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扩大保险责任、加大费率优惠，进一步降低贫困群众保费负担。

此前太平财险与中农金保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推出了优质农产品“双保险”计划，计划推广至全国1000个优质农产品原产地的1000个农产品品种。“千县千品”计划中，由太平财险承包的每件农产品都可以通过记录的二维码追溯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质量指标以及保单信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这样对于农产品销售也是一个重大的促进作用。

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则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方面，保险业将大显身手。

中国平安除了援建学校、志愿支教、教师培训等传统的方式外，还在今年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会，由马明哲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平安希望通过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体系，全力提升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平安还搭建了公益平台。

2016年，平安人寿联合幕天公益成功为1000个乡村课堂图书角募集建设资金，并通过“捐书助教”活动筹集到10万余本书籍，超出预期目标171%。拥有过亿客户的平安金管家APP支撑起“最大书籍捐赠公益平台”的目标，而百万名平安寿险业务员和上千家门店为好书从城市流向乡村提供了一个巨大而畅通的网络。同年，在平安支教行动中，中国平安积极利用互联网创新公益形式，通过梦想置换、知识众筹以及网络支教，将互联网与公益深度结合，突破了以往支教参与方式单一的瓶颈，打造了“超越时空”的爱心支教。

银行：多项举措创新 筹集扶贫资金

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中，银行因具有直接信贷投放和风险管控等功能优势，可以引导资金实现精准投放，保障实现“造血式”长效脱贫致富机制。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积极担负这样的社会责任。

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任务要求金融服务重心下沉。为此，银行业积极推进乡村营业网点布设，不断加大县域的信贷投放力度。

政策性银行方面，2016年5月份，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正式挂牌。农业发展银行在总行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省市县分别成立扶贫机构，实现了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金融服务全覆盖。

商业银行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本身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农业银行，2016年持续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突出“三农”特色考核，将三农金融分部考核结果纳入分行综合绩效考核。充分保障县域业务发展需求，倾斜配置信贷资源、费用和固定资产。

《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银行在精准扶贫上也是力争多样性，不断推动金融扶贫模式创新，运用专业化手段实现“精准滴灌”。

譬如，去年年末，建设银行用于精准扶贫的贷款余额高达948亿元，比年初增长173亿元，增速22%。据介绍，建行通过信贷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及个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和增收超过8.63万人次；通过信贷支持农田水利、生态环境改造、交通基础设施、学校建设等项目，惠及众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效地激发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建行通过创新电商扶贫模式，助力贫困地区产品走出去，善融商务企业商城贫困地区入驻商户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1亿元，有效激发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已经在扶贫路上走了21年的工行，截至去年年末，各项扶贫贷款余额合计930亿元，同比增加273.5亿元。

工行的做法是紧密围绕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地区脱贫需求以及政府发展规划，制定扶贫政策，确定扶贫项目，因地制宜，精准扶贫，相继开展了金融扶贫、绿色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救灾扶贫等一系列方法。

譬如金融扶贫方面，工行总行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将最高贷款额度由8万元调增至10万元，支持贫困户创业。在吉林，推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质押方式的“惠农贷款”，帮助农业合作社，农业大户购买农机具；在贵州、，推出旅游贷、藏宿贷融资方案，支持当地农民经营家庭旅馆脱贫致富。此外，运用“电商+企业+贫困户”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新模式，继续推动贫困地区的农业企业、小微企业在融e购平台上线，扩大销售渠道，通过企业的发展实现下游农户的脱贫和电商人才的培养。

在将金融精准扶贫引向深入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完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扶贫的良好机制，加强政银之间、金融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推进资源共享，提升扶贫效能。

例如，农行充分发挥“政府+金融”的协同作用，逐步探索出以“政府增信、产业带动、银政联动、便利惠农”为特点的精准扶贫有效模式。据介绍，“政府增信”，即积极引入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政策性担保公司、保险公司、财政直补等政府增信机制，发挥政府代偿作用，解决贫困户抵押担保难题。“产业带动”，即将信贷支持重点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主动对接政府主导的产业带动项目，形成“输血+造血”的长效扶贫机制。“银政联动”，即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驻村工作队等在客户推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辅助贷前调查、贷后管理和逾期催收，提升贷款保障程度。“便利惠农”，即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贷款贴息政策，并通过合理设计结息周期和还款方式，为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提供各种便利。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投资者报》记者也注意到，商业银行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自身逐利本性与精准扶贫政策性、公益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即如何才能同时兼顾好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的责任。

除了政府对于扶贫机构有奖惩激励，还需要探讨经济化的手段方式。譬如通过市场手段发行票据、专项柜台债券等方式。

比如农行在4月12日到4月18日间，通过全国各网点、个人网上银行分销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首期30亿元的易地搬迁扶贫专项柜台债券。该债券品种采用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利率预计在3.87%到3.95%。国开行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则发放长期贷款，中央财政将给予90%的贷款贴息。农行这次创新将拓展扶贫资金来源，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脱贫攻坚重点领域。

兴业银行承销的“贵州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扶贫中期票据”，是全国首单扶贫中期票据，也是同时发行的首批两单扶贫票据之一，这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在推进金融精准扶贫上的创新突破。本笔扶贫中期票据注册金额10亿元，首期发行5|元，期限5+N年，债项评级为AA+级，发行利率为5.39%，低于同类非扶贫债券。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长顺县和威宁县，支持两地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市场普遍认为，精准扶贫和市场化的信用增进是本期债券的最大亮点。

在筹集扶贫资金方面，比如民生银行，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第一家公益捐赠基金，5年内每年拿出税前利润的0.8%～1.2%用于公益捐赠，这在中国银行业乃至中国企业界均是一大创举。2008年以来，民生银行累计公益捐赠金额已接近20亿元。

券商：34家公司与贫困县结对帮扶

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券商的扶贫任务更有压力，因为未来证监会还可能将扶贫成果纳入券商分类评价标准。

去年，证券业协会公布了三批“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倡议行动名单，其中有34家券商与41个贫困县结对。

证券公司怎么扶贫？《投资者报》记者从券商公布的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看到，不少券商高管都是亲自挂帅出征，纷纷派遣阵容豪华的领导班子奔赴扶贫前线。

与贫困县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专门的扶贫部门或小组，是多数券商结对帮扶通常的打开方式。

在2015年券商公益支出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国信证券，在2010年就启动了“金色人生”人才培养计划，截至2015年年底，共资助学生1027人次，覆盖全国20多个地区，总资助金额为287.45万元；2016年，公司启动对广东河源龙川县岩镇山池村三年共计1034万元资金投入的对口帮扶计划，目前已完成781万元扶贫款项拨付，村道硬底化、垃圾池建设、自来水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均已陆续开工建设；2016年8月，公司积极响应中国证券业协会开展“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的倡议，结对新疆麦盖提县，从发展特色农业、支持企业生产、企业融资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

此外，公司还捐资100万元支持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山西省临汾市隰县、汾西县开展的定点帮扶；出资80.17万元捐建贵州省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学生食堂；捐资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建设到捐资心理健康基金会开展抑郁帮扶计划；捐建赣州敬老院、捐资抚恤环卫工人；捐款170余万元助力广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国信证券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获得广泛好评。